一、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ol.19 No.4(Total 74,The End of Volume) December,2002(论文文献综述)
许伟[1](2021)在《《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周易时论合编》一书,共二十三卷,是明代方孔炤在继承祖父《易蠡》、父亲《易意》思想的基础上,历二十五年时间几易其稿而成,方以智及其子侄、学生等也参与了此书的前后稿的合编。此书汇集了几百易学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易学发展的盛况,是明代易学的鸿篇巨着,也展现了桐城方氏一在二中、寂历同时、兼容并包、集义大成的易学主张。此书不是一本易学资料的简单堆积,而是一本为解决社会问题、学术问题而贯通诸家思想的易学大作,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自然科学发展状况。之前,由于各种原因,此书一直没能被读者发现,而关于此书卷数、版本及书中征引哪些着作都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本文特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桐城方氏“节义、孝悌、忠贞”的家风、“明善、崇实、穷理”的家学,对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思想及其坚贞不屈、敢于担当精神品质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方孔炤父子以刚正不阿、正色凛然的品格,历经忧患却素位中节、卓然挺立的人生经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思想形成及演变。桐城方氏易学,肇始于方学渐,其思想“揭性善以明宗,究良知而归实”,提出“至善之妙,不落有无”的观点,认为至善非空无一物,而是有客观之理蕴含其中。不落有无,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一种对有无的兼有、贯通,是一种思辨方法,更是一种包容、折中、会通、集大成的思想,这种方法为方氏后人所继承。桐城方氏易学,发展于方大镇,他传父性善之学,以“荷薪”名馆,取“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之意,其继述家学的宏愿被后代遵从。方孔炤庐墓期间继承其父“荷薪”之志,研读家传易学,作《时论》。方以智在庐墓合山期间,遵父命着手合编《时论》前后稿。方大镇反对“无善无恶”说、“执总恶别”说,研究《易》图、《易》理,贯通先后天关系,提出“因二贞一”“太极不落有无”“《易》贵时用”“下学上达”“先在后中,止有善用”等命题,对方孔炤、方以智影响很大,是方氏易学发展的重要环节。其“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是万古之时用”的观点,是方孔炤《时论》所要阐发的思想主旨。时用,意在强调具体事物的变化中有其本然的律动之理,人与自然、社会交接时需要时刻践行之,这也是一种“其要无咎”的主体自觉与价值选择。《时论》,更有对集义大成“孔子圣之时”的无限向往与责任期许,对符合宇宙律动之理的真理性认识的集大成和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也自然是题中之义。方孔炤转向象数易学,则得益于与黄道周西库论《易》,使他开始重视象数之价值,重视对宇宙万物及其律动之理的考察,并鼓励子孙辈学习象数易学。黄道周提出“学者动卑象数,故天道不着”“吾道最忌笼统,交盘不得”的观点,指出“四顾星河,烟云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有要约”。方孔炤吸收了黄道周的独变、积变、独存、游魂的卦变思想,更发展出“推变”“贞悔变”“互换变”“伏变”“倚变”“叠变”等卦变方法。他与黄道周,皆刚正不阿,敢于与权贵作斗争,在危难时敢于挺立君子人格、勇于担当。道周“素位中行”的处事方式更让他深受感染,即“富贵、贫贱、患难、一毫着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他晚年更跳出易学图式的研究,探索物理之学,提出“即质知通”“至理藏于物理”等观点,更“通黄公之塞”,提出“虚空皆象数,象数即虚空”“公因、反因”的观点。王宣广泛研究物理、图书之学,师承方学渐,调和方大镇与吴观我论争,授学方以智,对方氏家学的传承和象数易学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桐城易学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方孔炤“两间,物物皆河洛”“河洛,为一切生成之公证”“中五”说,主要受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影响,并令儿侄辈学习王宣的易象思想。虚舟提出“格致研极之精旨,皆具于《易》”的观点,指出只有符示宇宙律动的象数学才是真绝学,认为只有广泛研究象数物理才能避免了走向纯粹虚无,也避免了拘泥于小的视域,从而达到至虚、至实的合一。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主要分为几个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桐城研易时期。会通家传易学时期,主要继承性善说,反对无善无恶说,吸收方学渐的“至善不落有无”思想、方大镇的“太极不落有无”思想,阐明其折中调和、归纳整理、集义大成的思维内涵,为其建构一在二中、寂历同时的思想提供了进路。需要指出的是,此时期方孔炤主要以维护儒学的合法性为主要目标,以儒学系统中有关道德性理学说的归纳为主,也可能涉及一些象数学内容,但对象数学、物理学的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会通象数易学时期,是1640年入狱西库期间,方孔炤受黄道周影响,开始对邵雍象数学产生兴趣,认识到人无论是经纬天地还是洒扫应对,都要涉及到自然象数问题。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肆赦之后,用两年时间,他又融会贯通扬雄、关朗、京房、邵雍等人思想,建立了一个博大的象数易学体系,并于1643年命儿侄等编录《图象几表》。桐城研易时期,是1644年9月后,方孔炤因在弘光政权受排挤、迫害,心灰意冷,归隐桐城白鹿山庄环中草堂,因筮得“潜龙勿用”,自号“潜老夫”,潜心研《易》。他耗费十二年时间,《时论》又三易其稿,并完成对《系传》的解读,“虚空皆象数”“公因反因”等命题,皆是方孔炤此时提出的。方以智参加《周易时论合编》的编订,主要在其父亲去世后,并对《图象几表》作了大量扩充,添加了文字注解,又阐发了很多易学图式,如《冒示》《密衍》《极倚》等。他为此书的编撰,花费了大量时间,书中有方以智1656、1657两年参与编撰的明确记载,大量的“智曰”“智按”可能就是这时期加入的。大约在1657年冬到1658年,方以智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再亲自编录,将工作交给方鸦立、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方中发及学生等。《周易时论合编》编录时,收录了大量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编》和《浮山文集后编》中的着作。《周易时论合编》中的很多思想,也出现在方以智的着作中。通过不同着作中关于相同或相似观点的整理,能更加了解其思想内涵,能够更加清晰的知道哪些观点是方以智提出的,哪些观点的提出则要溯源到其父方孔炤,甚至祖父方大镇、曾祖父方学渐。桐城方氏,方大镇首先阐述“天下随时”,主要是为了人们在与自然、社会交际时,能够不违背客观事物之理,而真正实现主客观相统一。随时,并不是说人可以任意妄为,而是应对客观世界过程中能时宜中节、唯变所适,既需要认清客观现实,又需要时刻检视个我的行为是否符合客观之理。方孔炤认为,古今圣贤没有相因袭而不变的,后世贤人只有在随时表法中随时拾薪,才能开创出未有之事业。他对前人的思想,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吸收人类的真理性认识,即“供薪举火,集义大成”。他溯源儒学系统中关于时的“时序”“时乘”“时义”“时行”“时中”“时用”“时习”等论述,体现了他对礼乐文化之维护与扞卫;阐明了因时制用、因时觉世、时义大成、治历明时、冬炼三时、善用惟时之大义,展示了其与客观律动之理偕行的自觉,实现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经权合一的目标期许。方以智提出“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时,可以用来表述自然界四时更替、寒暑推移、物候变化、昼夜运转等自然现象,也可以用来表述宇宙中万事万物有其本然秩序和运作之理,既包括自然之物理,也包括社会之宰理以及统贯万事万物的至理,更有人要时宜中节、因时制用、经世务实的价值导向。方孔炤与黄道周西库论《易》后,重视以象数征理,更以邵雍元会运世思想建构了其独特的“午会之时”的象数易学体系。《周易时论合编》凝结了桐城方氏几代人的心血,其对于小人道长的忧患,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他们借助“午会”思想,论证礼乐文化的合法性,以及维护礼乐文化的必要性,更是一种为万世考量的时义担当。他们对火的重视,凸显了其对礼乐文化的坚定,有让人们清晰认识世界律动之理、向明而治的希冀。他们认为,纷繁芜杂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事物对立的两端有其相互转化、相互贯通处,通过对世界万事万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建构了一个寂历同时、以立统泯、《易》贯费隐的时用哲学体系。王畿的“无善无恶”说,过分强调先天之体,致使中下根之人尚未开悟良知的情况下,又没有后天诚意、戒慎之功,而陷入个我的肆无忌惮,对社会秩序破坏极大。方孔炤通过寂然在历然中、大一在大二中、无极在有极中、绝待在对待中、先天在后天中、公因在反因中等命题,建构了一个贯通先天与后天、形而上与形而下、体与用、有与无、知与行、一与多的哲学体系,既重视对宇宙中具体事物及其过程性的考察,又于过程中实现对其终极本体的贯通。他通过对先后天关系的探讨,提出“先天不能不后天”“止尽后天即是先天”,重视宇宙有机体中的个体性及其过程性价值,为“为善去恶”的道德修养论、“即质知通”的认识论、经世致用实践论提供了理论支撑。本文通过易学图式、贞悔卦变思想,阐释了交轮几、公因反因、统辨相一等,阐释了方氏“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易学主张。方孔炤通过对“周易”字义的解释,指出易是大一、是贯通于至变过程中的真阳,离二无一,舍一亦无二,建立了一个“寂历同时”“体用一源”“不落有无”“用即其体”的哲学体系。方氏认为,《易》能融合理气象数、贯通费隐为一体,是法天道设政教、各正性命之书,阐明了宇宙万事万物中有其律动之理,给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的启迪。方氏认为宇宙万事万物可以通过卦爻象数展现其运动规律,人可以通过卦爻、蓍策的推衍来认识万物律动之理,人类一切认识皆可以归结为“极数知来”的大蓍占,对于我们通过具体事物及其运动过程的考察而发现其固有规律有启发意义。《周易》是圣人仰观俯察、极深研几而得到的智慧,是一部探讨宇宙律动变化之书,是让人与时偕行、各正性命之书。人们对卦变及其易学图式的重视,实际上是探讨其背后所表法的宇宙动变规律,而不是机械、僵化地把图式看做静止的图片,而不懂其背后的旨归和精蕴。方孔炤反对把“虚空”解释成空无一物,认为“虚空”不是否定万事万物的抽象范畴,不是排除万物的独立空间,不是孤悬于外的独立化境,而是万事万物充塞其中、通贯古今、律动不息的宇宙时空,更有充塞于宇宙空间中实物、实事中的客观之理律动不已。他以“虚空皆象数”“理寓象数”的命题,反对了王畿的“四无”说,重视了世界的多样性和过程性价值,并且于现实世界中发现了其本有的律动之理,认为客观事物变化之理不孤悬于事物变化过程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变化过程中的固有联系,实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在现实世界的贯通。《周易》之象数、卦爻,是古之圣贤对客观世界之律动的真理性认识。“象数即虚空”命题,阐明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尊重与探索,也阐明了主客体相统一之应然目标。他认为,天地间一切事物皆是象,不仅包括自然物象,如日月山川、草木鱼虫之物象,也包括社会之象,如日用饮食、伦理纲常、礼仪规矩之象,甚至包括意象、言象、像象、数象、内象、外象,又有费象、隐象,但无非是阴阳二象。方孔炤认为,学易者须明易学图式背后所符示和表法的宇宙律动之理,而不是泥于易学图式不明其背后蕴含的微言大义,应重视对宇宙间万事万物之理的考察。他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包括自然界之物理、人伦社会之宰理,甚至包括宇宙中“费隐弥纶”的至理。《河》《洛》象数,符示了宇宙的律动,是宇宙间一切生成之公证,对万事万物之律动无所不备。方孔炤认为,虚空皆象数,象数中有所以然之理,人们可以即“睹闻”睹“不睹闻”,即通过有形有象之象数,认识隐藏在象数之中的所以然之理。方氏易学中的“象数”有两层内涵:一是大宇宙有机体的律动之实存,并通过宇宙万物鲜活的律动展现表法出来。二是圣贤通过对客观宇宙之理的认识,所摹略和符示出的客观世界之运动规律的象数图式。《易》之卦爻、图式,符示了宇宙之变动规律,是宇宙的律动之理的反映和符示。“象数征理”的观点,并不是要求我们只学习易学图式,而忽视具体事物律动之理。人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可以“下学上达”“即费知隐”“即质知通”。其“五行尊火”“文即质”“藏罕于雅”等命题,阐明了人要重视真理性认识,明确其是主体对宇宙客观律动之理的开显,并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其认识能力和认识水平以获得更高达认识。方氏主张“藏悟于学”,认识到胶柱于文章训诂之学有不能会通之弊,但是偏于空理则有空疏之弊,但空疏之弊甚于胶柱,强调于藏顿于渐、下学即上达,以解决二者的贯通问题。他强调了事物之间的关连,提出“因物转物”的观点,重视世界的客观性和事物律动之理,对于一味玩弄灵明心性、意念自守的心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他既反对踞荒高而独尊,又反对胶训诂、膏词章,主张通过征质物理贯通全费全隐之物,真正建立一个“一多相贯、博约同时”的哲学体系。王畿“四无说”对于接引上根之人有重要价值,但对于中下根之普通百姓、甚至部分学者来说,难以领会其精髓,反而成为恣情纵欲之口实。至善,不仅是一种道德本体,更是人对自然、社会规律的掌握和善用,使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行动中的动而不失其正。贞一,是肯定宇宙万事万物变化过程中固有的律动之理,也是方氏一门坚贞不屈的道德品质与节操。方氏认识到人类社会的活动中有很多是不合客观之理的,只有通过理其情,才能让人为了更好的实现主客体的统一,不仅是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也是人面对对整个宇宙时所要解决的问题。戒惧,在《易》《中庸》中多有出现,不是对主体的限制与恐惧,而是为了实现实现主客体统一,保证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能时宜中节的一种必然要求。各正性命,实际上是人自觉的处理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指导原则和价值目标。方孔炤认为,圣人作《易》、制礼,皆是通过仰观俯察探究天地之理而得,尊重宇宙律动的客观性是必然要求,人若能以圣贤所开显的智慧为指导,在具体活动中能够做到时宜中节,必然取得活动才成功,若忽视客观世界的律动之理,必将受规律的惩罚。方氏甚至提出“六经皆礼、皆《易》”的观点,皆是看到了圣贤对宇宙客观性及其律动之理的尊重。方氏乘一贯、集大成的时论易学,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观点,建构了象数与义理兼顾、理学与心学融合、古今中西会通的宏大体系,促进了宋明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邢功伟[2](2021)在《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文中研究表明
李宁[3](2020)在《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文中认为教会医学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产物,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消亡,历经近百年崎岖波折又波澜壮阔的历史。“齐鲁医学”曾经是中国教会医学的一张“名片”,其典型性和代表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齐鲁医学”的发展历程几乎贯彻整个山东教会医学从起源到消亡的全部过程,代表着山东教会医学的最高水平,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与“北协和、南湘雅、西华西”等国内三大头牌医学齐名,并称为“东齐鲁”,在国内外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二是“齐鲁医学”品牌由英美加中四国共同缔造和培育,其人员和经费至少由四个国家的十三个基督教组织供给,亦是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医学机构之一,其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对不同势力态度的矛盾性恰好为研究“齐鲁医学”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提供了绝佳机会;三是“齐鲁医学”由教会医学向“人民医学”转型的过程异常复杂,经历了南迁福州、内部分裂、派系争斗、与美决裂、思想改造等多重洗礼,最终在全国院系调整中完成蜕变与重生,其过程既具有全国教会医学转型的通性特征,又有独特的发展脉络,对于整个教会医学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齐鲁医学”的转型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开始。1948年济南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势力的怂恿和西方差会的鼓动下,齐鲁医学院做出了南迁福州的决定,大部分医学教授和本科生由山东济南迁往福建福州,齐鲁医院和少部分师生继续留守济南。不久,医预科随文理学院南迁杭州。一时间国内出现三处齐大校区和两个领导核心,形成南北对峙。南迁不仅造成“齐鲁医学”的内部分裂和派系对立,更为后来被新政权认定为“落后”和“反动”埋下了伏笔。随着杭州和福州的相继解放,齐鲁医学院在南迁一年之后选择回迁济南,“齐鲁医学”在形式上实现了合体和统一,但是南迁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没有消除,反而在旧有矛盾的积累效应下被扩大,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旧两派势力之间的校权之争。以吴克明为代表的亲国民党守旧势力与以杨德斋为代表的亲共产党新晋势力为获得学校控制权展开了激烈博弈,最终新派势力在新政权的支持下两次挫败“倒杨”运动,赢得校权之争的胜利。随后,“齐鲁医学”开启了行政体制方面的改革,在齐鲁医院建立第一支党小组,不断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力,积极向新政权靠拢。自1949年底收回校权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医学”随着齐鲁大学同步启动了思想、政治、经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系统改革,开始了艰难而又深刻的历史转型。思想政治方面的改革是新政权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也是其他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基础。针对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宗教氛围浓厚、“亲美”“崇美”思想严重、政治意识淡漠、片面强调专业技术等状况,新政权以齐大行政管理层和共产党工作小组为媒介,在全校范围内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通过开展爱国爱党教育、常规思政教育、亲苏学苏教育等一系列学习教育活动,使“齐鲁医学”广大师生和医护人员增加了对新政权和共产党的了解,提高了思想政治意识。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转向全面控诉美国侵略和爱国主义教育,将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绪逐渐改造为反美仇美排美情绪,通过鼓励学生参军参干、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收治志愿军伤病员等实际行动与美国划清界限,将全体师生团结在爱党爱国拥军的旗帜下,为后来的院系调整打下了思想基础。在思想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的同时,“齐鲁医学”其他方面的转型改革亦在同步进行。在教学育人方面,齐鲁医学院积极响应新政府提出的“教育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在招生对象、招生名额、入学资格、培养目标、学制学时、教学课程等方面进行深刻改革,不断满足新中国对医学人才的迫切需求。在社会服务方面,齐鲁医院主动参与灾区医疗救灾、疫病防治服务、公共卫生教育,将发挥专业优势与服务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经济方面,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齐鲁医学院及齐鲁医院改变过去单纯依靠中外教会拨款的传统方式,积极争取新政府的资助,通过有条件地接受捐赠、开展资产清查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等多种途径拓展筹资渠道,最终与外国教会彻底割裂经济联系,完全实现了经济自立。上述改革措施的实施,既体现了新政权和新执政党对“齐鲁医学”提出的外在要求,也体现了“齐鲁医学”人审时度势、主动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调适和努力。1952年10月,齐鲁大学在全国院系调整中走向消解,包括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在内的原有组织被撤并重组,随之而来的是“齐鲁医学”在性质内涵和组织属性方面的根本性变化。齐鲁医学院与山东医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山东医学院,附属齐鲁医院则成为山东医学院附属医院。“齐鲁医学”从此涅盘重生,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虽然“齐鲁医学”在名称、性质和归属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但其优秀的文化基因和传统的人文根脉得以传承和保留下来,并最终发展成当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和齐鲁医院。“齐鲁医学”发展史实际上也是教会医学与山东地方社会的互动史,二者互相影响、相互形塑而又彼此同化、趋于融合。“齐鲁医学”在西方传统与中国文化之间、宗教信仰和世俗生活之间、外国资源和本土力量之间、现代化转型与传统惯性之间不断寻求某种平衡,并以彻底本土化、中国化的结局完成转型使命。
王域铖[4](2020)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国国家图书馆是世界最大的藏书机构之一,在其浩瀚的藏品当中,包括了大量中国古代文献。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古代文献中最着名的当属敦煌文献,含汉文文献、藏文文献以及龟兹、西夏文文献等。除敦煌文献外,法国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丰富的汉文古籍(以下简称汉籍)。古恒(1865-1935)是法国外交家、东方学家。20世纪前期,古恒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编定过《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该目录将Chinois 1-9080分为21个一级分类,其中18个分类有若干二级分类,着录各书的典藏号、题名、作者及生卒年、序跋作者及年份、版本、卷数、图书开本大小、精装合订本册数、之前的典藏号等。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所着录汉籍的研究非常欠缺。本论文是学界首次对古恒目录及相关汉籍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助于推动学界对该目录及相关汉籍的了解与进一步研究。绪论部分,分析论文的选题意义,回顾我国域外汉籍研究的整体情况,认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相关整理和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并简单论述法国汉学及汉籍的基本状况。上编为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总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的基本情况,包括介绍、分析该目录的着录内容、分类特点,论述该目录所着录汉籍的价值、来源等。古恒根据这批汉籍的具体情况,在充分吸收和借鉴我国古代目录分类体系的基础上,使用西方分类方法进行分类。在分类设置方面,古恒更多地考虑分类的合理性,而对各类之间的平衡性并不在意。这批汉籍中,佛教类着作最多,其次是天主教相关着作,其中有不少比较罕见、珍贵的资料。这批汉籍的来源比较广泛,主要通过传教士、学者、商人及士兵流传到法国。中编为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选取部分出版时间较早或者比较稀见的汉籍,逐一考论,详细着录各书的文献学信息,对相关版本信息尤加注意,加以考辩,并论述版本着录的依据,试图清晰地反映各书的文献学特点。在此部分论文中,广泛参考现有研究成果,结合自身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订正了一些前人的错误,如在关于韩霖《铎书》的考证中,纠正了陈垣对书中墨钉的论述,并对刻书年做出了自己的推断。论文还大量订正了《中国古籍总目》等目录着作的错误,如根据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见《五经类编》,订正了相关目录着作中此书有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二十九年刻本的着录。此外,论文中的部分研究补充、完善了学界此前的相关结论。下编对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进行了研究,考证批注的时间及流传经历,将批注概括为总体评价、六书研究、体例说明、补充材料、补充释义、注释、订正等七个方面,凸显刘凝文字学尤其是六书研究的成就。
王宇宇[5](2020)在《清代嘉兴府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清代嘉兴府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小说发展概况、小说作者、小说艺术特色等方面对其展开探究。除绪论外,文章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清代嘉兴府小说创作情况进行概述。通过检索前人小说书目、查阅地方志等方式,共找到文言小说28部(篇),通俗小说6部,合计34部(篇),这个数量在浙江省中仅次于杭州府,在清代浙江各府小说创作整体中位于前列。第二章对清代嘉兴府小说作者进行探究,主要聚焦其生平思想和小说观念。在这二十余位小说作者中,既有出仕为官的,也有隐居、游幕的,他们不同的经历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小说创作及小说观念有所影响。此外,本章还对烟水散人、天花藏主人与嘉兴府的关系进行了梳理。第三章回到小说本身,分析清代嘉兴府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从小说主题和情节上的因循与创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多样的语言面貌三点来论述。对于其中较为出色同时研究成果较少的几部作品,在第四章做了个案探究。其中《遣睡杂言》带有较重的地域特色,《贤已编》中文人色彩明显,《昔柳摭谈》艺术水平较高,《侠义佳人》是晚清女性小说的代表作,各具特色,是清代嘉兴府小说中的优秀作品。
李超[6](2020)在《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宋朝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医药的法律与制度获得了全面发展。立法规制之下,形成了涵盖医者、医院与药品管理领域的完整制度。病者有其医,医者有其责,制药有其规。良性的医药秩序,是确保两宋时期三百余年间,医患关系总体平稳的重要原因。总体上讲,区别于以往以专题或个案的研究方法,全文系统性、全面性的研究了宋代通过立法手段,全面架构起医药管理秩序。医者、病者、医院、药商、药局等这些主体在宋代医药法律体系中遵循着各自的规范,有序运行。文章改变以往单纯从社会史、医药史的路径去解读宋代医药问题的研究方法,而是另辟蹊径从法经济学角度去观察、分析宋代的医药法律体系的积极效益与有限性价值。宋代通过法律构建了官府医者自中央到地方的准入体系,设置了对官府医者的遴选、考核、职责等具体制度。对官府医者而言,宋政府体制内的法律管控是官府医者行医合法性的保障,同时也是对其身份、地位的确认。宋政府通过法律建立了对编外医者的管控,强调其工作职责,工作流程,确立了宋代对执行公务职吏的“参公式”管理范式。宋政府通过法律设置了民间草泽医者、女性医者、僧道医者执医的合法性,并确认了国家对医术卓越者的赏识和任用,从而对民间向医风气的形成起到导向性的作用。法律管控下的宋代医者,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形成了宋代相对平稳的医疗秩序。在宋代法律的引导下,民间渐渐形成了民风向医的风气,民众逐渐形成了对医者的信赖,促进了宋代独特的医患关系的形成。但是,在这种法律体制管控之下,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官府医者的公益属性、市场属性被淡化,甚至抹杀;医而入仕的法律政策,的确起到了引导社会向医的主流风气,但不可避免的成为一些士人投机钻营的契机;法律政策的不稳定,不连贯性,导致巫医坑害民众性命、钱财的事例不可能穷尽。宋代设置了自上而下的医疗机构体系,既有医疗管理机构,又有医学教育机构;既有综合性医院,亦有专科性医院;既有宫廷医院,亦有普通平民医院;既有地方医院,亦有军队专科医院;此外,更是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官办药局。在宋代医疗体系的建构中,体现出政府的官方主导格局。在国家“信用背书”的前提下,宋代的医疗体系初步具有了实现“效率医疗”的基础性条件。但是,不容否认的是宋代的医药机构在制度落实中,的确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因制度缺乏整体性、延续性的必要设计,影响了医药机构发展的规模性、整体性格局。宋代对药材市场进行管控,从对药材市场“准入”关口严格把关,进而对药材税收进行调控,干预药材的对外贸易,打击假伪药材的泛滥。在确立国家对药材市场的主导管理的同时,客观上的确对药品质量的整体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宋代药业法律制度在落实中,的确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于宋代药材走私现象、药材作伪现象并未禁绝。整体上看,在医药法律的调整下,宋代的医疗领域表现出崇尚医学、责任政府、社会福利以及政府理性等特点。宋代的医药在获得国家高度认可的同时,亦获得了医药法律的有利支撑,从而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格局。
张锎月[7](2020)在《作为民俗服务者的乡村草医 ——以晋南西村“半褂子医生”刘凤为个案》文中提出近代以来,士绅阶层在乡村日渐瓦解,国家政权一步步深入乡村,国家卫生观念建立起来,医疗服务系统逐步在乡村建立,国家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主体。然而,在日渐完备的乡村医疗体系之下,一些农村仍然存在不少非官方医疗体系的民间医生,比如,巫医、草医。本文将以晋南西村的民间草医“半褂子医生”刘凤为主要研究对象,来探究其存在的现实原因,了解民众对疾病的认知及其生命观。具体来说,本文要重点考察的是:第一,半褂子医生这类乡村草医的存在,是否说明了当下乡村现代医疗资源不足的真实状况?第二,在满足家庭生活保障性的需求方面,半褂子医生还为村民提供了医疗之外的哪些其他服务项目?所有的这些服务项目具有怎样的共性?这种考察是与当前民俗学关注日常生活研究的方向相一致的。第一章主要介绍田野点的地理、人文概况,主要对村民的生产生活进行描述,以呈现出一个村落的基本面貌。主要包括维持生计的生产方式、日常用水、岁时节俗等。第二章介绍晋南西村村民对疾病的分类,分析民众的疾病观和择医观。第三章介绍西村历年医生的变动情况,分析半褂子医生得以存在的医疗背景;并围绕半褂子医生刘凤的医疗实践展开分析,包括其医疗知识的学习经历和其与民众的医疗互动。第四章分析半褂子医生作为村落生活中的民俗服务者,还承担着医疗之外的其他服务,可以看出他们在保障村民家庭生活平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上述叙述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半褂子医生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下乡村的医疗资源仍然无法满足民众的医疗需求,他们的医疗行为无疑是对现代医疗制度的一个补充。其次,半褂子医生为村民所提供的一些医疗服务事项(如,“收惊”等),并不属于现代医疗体系的服务范围,再加上还为村民提供其他方面的服务,因此,他们是与现代城市中医生角色很不相同的一种民俗服务者。这种民俗服务者在服务于个体和家户的过程中,实际上还担当了参与村落自治和维护乡间礼俗传统的重要责任。
黄志明[8](2020)在《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造像记是集史学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与宗教价值等多重价值於一体的一类石刻文献。“像”即造像者所信仰的对象,造像记就是记录造像活动的文字,一般包括题记和题名。中国古代造像记可以追溯到两汉之际,伴随着佛教的传入,国内佛教造像活动随之产生,後又与本土宗教结合,出现道教造像。纵观造像记发展历史,北朝时期最为兴盛,上至天潢贵胄,下至黎民众生,造像之风,长盛不衰。然而,造像记的整理长期不被重视。在清代乾嘉时期之前,金石学家对造像记的关注集中在书法艺术价值。与儒家经义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不同的是佛教注重修行与轮回,且造像多为民间信仰活动,因此,为儒生所不齿。即便乾嘉之後,造像记的整理与研究热度也不及金文、墓志等金石材料,至今依然如此。诸家对北朝尤其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的造像记整理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收录的造像记数量不全面,未能全部收录;二是所着录的书目不系统,未能全部标注造像记研究的相关信息。有鉴於此,本文系统搜集整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造像记,着力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的绪论部分介绍研究范畴和选题意义,着重分析目前造像记整理存在的问题。论文主体则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阐述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着录源流述略。分别从目录着录、图版着录、释文着录及题跋着录四个角度展开论述。下编则是前人的基础上,对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所见的造像记进行全面整理,并编撰成造像记目录索引,分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及北朝无纪年造像记五个部分。
陈佳丽[9](2018)在《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知识是时间延续的问题,它在川流不息的时间中进行传承;知识的流通并非单向度传递,它在不同的时空中进行传播;知识拥有不同的面貌,新旧知识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媒介都可能为知识传承发挥重要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介或许能为看待历史提供新的思考与视野。通过媒介,能将此处与彼处相连接形成社会,将过往与当下相连接形成延续。于是媒介如何将新知识传递扩展到更宽广的空间,便被赋予了新意义。熟悉并认同陌生的知识或许是关于传播的问题。西方卫生知识与其他知识不同,社会变革使它上升至关乎社会文明、国家兴盛、种族存亡的层面,进而完成由外来知识到常识准则的演变。从卫生史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多关注卫生的政治性,或卫生是非对错的讨论。但值得思考的是,如若将西方卫生知识放置到传播过程中去探讨,便会发现其他值得讨论的问题。当有悖于传统知识体系的西方卫生知识传入时,媒介扮演了什么角色?时人因何理由、经由何种媒介接受了这种陌生的知识?其中是否存在争论?知识的传播者如何使它被信任?本文的主旨便是讨论近代中国媒介环境的变化与西方卫生知识生产流通之间的关系。全文按时间顺序铺成,以不同的媒介环境为分期,探寻每个社会阶段媒介对西方卫生知识传播产生的影响。将西方卫生知识的传播过程放在政治变革和技术发展的整体背景中去看待,阐述新知识经过何种媒介传入中国并落地生根,进而探究媒介与知识、媒介与社会等诸多层面的关系。根据媒介学理论对媒介的解释,每一章节阐述不同的媒介形态对知识的影响。具体分为译着对明清时期西方卫生知识输入的作用、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的建立、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的塑造、新式出版环境对西方卫生知识的普及四个阶段。依托史料,从媒介环境的视野揭示作为外来知识的西方卫生知识逐步成为国人常识的过程。通过具体论述可以发现,不同的媒介形态呈现出西方卫生知识不同的面貌,它表现为处方和就医环境、政治观点、新政实践、行为准则……耶稣会士翻译的译着使知识局限在特定阶层,内容以西方古典医学知识为基础;新教传教士创办的新机构使知识摆脱空间限制和阶层局限流传开来,内容集中在用水、环境与防疫方面;现代报刊呈现了知识精英将西方卫生与民族、文明、国家相关联的过程,传统知识改造与西方知识认同同步;教科书等出版物和视觉媒介将知识精英与政府机构挑选的知识普及给民众,最终成为国民认知的现代卫生常识。总体而言,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带来新的环境。将媒介的政治经济属性与知识的社会属性相连接,便会发现不同知识间此消彼长。当媒介史、知识史与社会变革等时空背景在一起时,媒介形态演变与叠加所带来的变化,使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演变过程更为清晰。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媒介史的视角来看待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生产流通的过程。第一,通过对大量报刊、书籍等史料的爬梳,展现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实际上是知识、媒介、社会等因素多重交织的过程,知识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选择、融合、遗失的相互关系;第二,从媒介与知识普及的角度出发,看待历史情景中的媒介实践,丰富健康传播史相关研究。
蒋京恩[10](2018)在《焦循经学与诗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焦循(1763-1820),字里堂,一字理堂,江苏省扬州府甘泉(今扬州)人,清代乾嘉时期思想家。作为经学大师,焦循的经学成就最为显着,经学思想是他思想体系中的主体;同时,焦循在文学上也颇有建树,诗学思想更是内蕴丰富,成为他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经学思想相互影响、同生共构。目前,除戏曲理论研究外,学界对焦循诗学思想的研究依然略显薄弱;在对焦循经诗思想同生共构关系的探讨上,无论在研究深度,抑或研究范围都还有拓展的空间。鉴于此,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焦循的诗学思想以及经诗同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研与总结,以期更加深入地认识焦循的学术思想。本文由绪论、正文和附录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对本选题的研究对象、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重点与方法进行了具体阐述。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为“焦循其人其着”,将焦循的生平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考述,并对焦循着述进行梳理,这也是本选题的重要研究背景。第二章为“焦循的经学思想”。首先探讨了焦循经学思想的渊源,从治《易》家风、扬州文化地理以及西学影响这三个方面探寻焦循经学思想体系建构的基石。其次,论析焦循以《易》为本、“证之以实而运之以虚”的治经内涵,明晰焦循治经的重心所在。再次,以焦循视野中的“治经基础”、“治经理念”、“治经原则”为出发点,对焦循经学思想的特点做一概括性介绍。第三章为“焦循的诗学思想”。首先探讨了焦循诗学思想的诗学渊源,从焦循的“为诗所自”、“文法所宗”、“曲论所起”三个角度,考察历代文学作品以及文学创作理论对焦循诗学思想形成的影响,为其诗学思想体系的构建探明文学根源之所在。其次,从“性情”以及“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这两个方面着眼,论析焦循诗学思想的内涵,捋清其诗学思想的脉络。再次,对焦循的诗学思想特点进行分析,明确了焦循的文体观、创作目的论、创作准则等具体的诗学观点,初步还原焦循诗学思想体系的概貌。第四章为“焦循经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同生共构”。首先在焦循经学思想的视野下观其诗学思想,发现焦循对“属文”的推重皆是为了“学问之业”,即经学研究;且在以《易》为本的“权”变经学视野下,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史观;并以“词章之性灵者,必由于经学”的观点,展现了其经学思想对诗学思想建构的巨大影响。其次,从焦循的诗学思想反观其经学思想,通过焦循诗学“性情”与经学“性善”在诗学创作中的相互融合、“明事”之诗文曲对经学阐释的参证、以“阴阳之道”论文学体裁等方面,展现了其具体的诗学创作以及理论建构中的文、史、经的相互渗透,更表明了焦循的诗学思想对其经学阐述的重要意义。再次,以焦循经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互动为切入点,进一步探寻焦循思想体系中二者的同生共构关系。第五章为“焦循经诗同构思想的共通性与独特性”。经学与诗学的互动在经诗兼治的思想家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并表现出“诗学建基于经学”、“以阐彰圣道为旨归”的思想共通性。在对这些思想家“性情”观的比较分析中,发现焦循“性情”观的独特之处。焦循论“性情”,不再拘囿于儒家“性情”观的政教功能,而是在以“性情”连接经学思想与经世致用的同时,以经学思想与诗学思想同构的方式,传达了艺术形式本身的愉悦感,提出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史观,展现出不同于一般经诗兼治的思想家的诗学理论自觉。附录部分是根据焦循原着,参考相关资料,梳理而成的焦循学术要事编年。通过此“学术要事编年”,可以更为直观清晰地了解焦循的学术思想演进。
二、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ol.19 No.4(Total 74,The End of Volume) December,2002(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ol.19 No.4(Total 74,The End of Volume) December,2002(论文提纲范文)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和学术史回顾 |
(一) 《周易时论合编》研究现状 |
(二) 方以智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学术创新与研究不足 |
第一章 《周易时论合编》作者及征引书目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语境 |
一、政治背景 |
二、思想语境 |
三、自然科学状况 |
第二节 方孔炤、方以智与方氏家风 |
一、桐城方氏家风 |
二、方孔炤: 《时论》之创立者 |
三、方以智: 《时论》之完成者 |
第三节 《周易时论合编》版本、征引文献 |
一、《周易时论合编》卷数 |
二、《周易时论合编》版本 |
三、《周易时论合编》征引着作 |
第二章 《周易时论合编》成书过程 |
第一节 《时论》之思想渊源 |
一、方学渐“性善”哲学:至善不落有无 |
二、方大镇的“《易》贵时用”思想 |
三、黄道周象数易学 |
四、王宣的河洛易学思想 |
第二节 方孔炤编着《周易时论合编》 |
一、会通家传易学时期 |
二、会通象数易学时期 |
三、桐城研《易》时期 |
第三节 方以智编定《周易时论合编》 |
一、方以智等编撰《周易时论合编》 |
二、《周易时论合编》征引方以智着作 |
三、《周易时论合编》与方以智的思想关联 |
第三章 “时论”之义理阐释: 善用惟时,时义大成 |
第一节 “时论”之义涵 |
一、随时拾薪,以供薪举火 |
二、圣人因天用天、因时觉世 |
三、天下随时,有开必先 |
四、以六虚之归环中者,时也 |
第二节 “时”之儒学发微 |
一、时之儒学溯源 |
二、时序: 雨旸燠寒风来备 |
三、时乘: 统御同时 |
四、时义: 藏密于前用 |
第三节 “时”之经世义涵阐发 |
一、时行: 入民善动 |
二、时中: 乘时中节 |
三、时用: 因时制用 |
第四节 环中寂历,善用惟时 |
一、治历明时,随时而息 |
二、四分用三,冬炼三时 |
三、《易》贵善用,善用惟时 |
第四章 “时论”之象数阐释:午会之时,乘一贯也 |
第一节 “午会之时”的内涵 |
一、“午会之时”提出的历史语境 |
二、午会之姤: 一阴滋生,小人道长 |
三、午会圣人,制度礼乐,以烹养万世 |
第二节 “午会之时”义涵发微 |
一、向明而治,继明照四方 |
二、阳统阴阳,居贤善俗 |
三、以立统泯,多识一贯 |
第三节 “乘一贯”思想的实现 |
一、寂历同时: 形上与形下的兼顾 |
二、顿渐同时: 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
三、《易》贯费隐: 交轮一贯的实现 |
第五章 “寂历同时、一在二中”的本体论 |
第一节 寂历同时的理论建构 |
一、寂历同时: 寂然在历然中 |
二、一在二中: 大一在大二中 |
三、绝待在对待中 |
第二节 不落有无的太极观 |
一、“无极而太极”说 |
二、太极不落有无 |
三、至理藏于物理 |
四、全图皆太极 |
第三节 先天在后天中 |
一、先后天八卦图 |
二、先后并用,圣人随时发明 |
三、先天不能不后天 |
四、先在后中,止有善用 |
第四节 贞悔卦的交轮、统辨 |
一、公因在反因中 |
二、交轮几 |
三、统辨、互根说 |
第六章 “两间皆易”的易象观 |
第一节 《周易时论合编》之周易观 |
一、《周易》新诠 |
二、《易》合理气象数,为费隐一贯之书 |
三、蓍龟守《易》,藏大于小 |
第二节 “虚空皆象数” |
一、“四无”之弊 |
二、虚空皆象数 |
三、象数即虚空 |
第三节 河洛象数,为一切生成之公证 |
一、《图》《书》一也 |
二、图书一理,皆是易道 |
三、中五,用三藏一旋四 |
四、五合互藏说 |
第七章 “博约同时”的格物说 |
第一节 “下学即上达”格物说 |
一、藏悟于学,下学上达 |
二、以物观物,交格交贯 |
三、博约同时,一多相贯 |
第二节 即费知隐 |
一、即费知隐 |
二、即质知通 |
三、象数征理 |
第三节 “圣人体天宰天”的文明观 |
一、五行尊火 |
二、文即质 |
三、藏罕于雅 |
第八章 “顿渐同时”的功夫论 |
第一节 善体,在“遏恶扬善”之善用中 |
一、“四无”与“四有”之争 |
二、先后并建,顿渐同时 |
三、至善,在为善去恶中 |
四、贞一,以善天下之动 |
第二节 “戒惧”功夫论 |
一、理其情,而“情即性” |
二、戒惧即飞跃 |
三、《易》官天继善、各正性命 |
四、全《易》,无非教学,无非圣功 |
第三节 礼者,卫道之藩、居身之舆 |
一、礼者,天所秩而用于人 |
二、《易》《礼》不二 |
三、礼者,安上下、合外内 |
结语 |
一、《周易时论合编》之会通特色 |
二、乘一贯、集大成的目标 |
三、儒学立场和经世致用之指向 |
四、《周易时论合编》的易学影响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一 《周易时论合编》藏本问题 |
附录二 周易时论合编之版式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概念界定 |
三、研究史料与文献回顾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五、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第一章 南迁福州与北归济南:转型的时空背景 |
第一节 南迁福州 |
一、酝酿南迁:三派势力博弈 |
二、选址福州:各方推进南迁 |
三、南下福州:顺利完成迁移 |
三、福州一年:勉强恢复教学 |
四、留守济南:艰难维持残局 |
第二节 北归济南 |
一、山东情结:回归原动力 |
二、校产羁绊:难舍的家业 |
三、协商回济:积极的态度 |
四、顺利回迁:各方的帮助 |
小结 |
第二章 校权之争与行政改革:行政上开启转型 |
第一节 校权之争:新旧势力的博弈 |
一、留济齐大校务:旧权把持 |
二、校权回收运动:大势所趋 |
三、两次“倒杨”运动:斗争不止 |
第二节 行政改革:运转机制的蜕变 |
一、软弱的齐大校政 |
二、积极的行政改革 |
三、齐鲁医院的调整 |
四、争取“国立”运动 |
小结 |
第三章 教育改革与医疗服务:业务上推行新政 |
第一节 教育改革 |
一、招生改革 |
二、教学改革 |
第二节 公卫服务 |
一、参与医疗救灾 |
二、疫病防治服务 |
三、公共卫生教育 |
第三节 支援战争 |
一、踊跃参军参干 |
二、组织抗美援朝医疗队 |
三、收治志愿军伤病员 |
小结 |
第四章 经费改革与资产管理:经济上实现自立 |
第一节 美国经济封锁 |
一、教会拨款的限制 |
二、进口设备的限制 |
第二节 拓展筹资渠道 |
一、有条件接受捐赠 |
二、向政府申请补助 |
第三节 改革资产管理 |
一、资产清查:奠定改革基础 |
二、资产纠纷:化解资产矛盾 |
第四节 增产节约运动 |
一、“三自”革新运动 |
二、医院经费改革 |
三、“三反”“五反”运动 |
小结 |
第五章 抗美援朝与思想改造:政治上实现新生 |
第一节 建国初期师生思想状况 |
一、宗教色彩浓厚 |
二、亲美思想严重 |
三、政治意识淡漠 |
第二节 抗美援朝教育运动 |
一、保卫和平签名运动 |
二、控诉美国文化侵略 |
三、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
四、全面驱离美籍教师 |
第三节 革命政治教育 |
一、常规思政教育 |
二、爱国爱党教育 |
三、亲苏学苏教育 |
第四节 思想改造运动 |
一、原有问题及改造过程 |
二、改造效果和影响 |
小结 |
第六章 院系调整与明确隶属:全方位完成转型 |
第一节 院系调整:完成转型的直接推动力 |
一、全国院系调整的背景与过程 |
二、齐鲁大学的调整 |
三、齐鲁医院的归属变更 |
第二节 山东医学院的调整适应 |
一、原山东医学院基本情况 |
二、调整初期的混乱情况 |
三、初步的改革调整 |
第三节 齐鲁医院的改革调整 |
一、院系调整初期的混乱现象 |
二、齐鲁医院的全面改革 |
第四节 明确归属:步入新的起点 |
一、医院承担医学教学任务 |
二、行政体制上的关系不明确 |
三、明确隶属与管理关系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上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初探 |
一、《古恒目录》着录内容及分类 |
二、《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概况及价值 |
三、《古恒目录》着录汉籍来源 |
中编: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着录汉籍善本书志(部分) |
凡例 |
经部 |
史部 |
子部 |
集部 |
下编: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说文长笺》刘凝批注研究 |
1 刘凝批注《说文长笺》及流传考 |
2 刘凝批注内容 |
3 刘凝批注特点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清代嘉兴府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三、研究现状 |
第一章 清代嘉兴府小说创作的整体研究 |
第一节 清代嘉兴府小说的数量 |
第二节 清代嘉兴府小说的类型和题材 |
第三节 清代嘉兴府小说创作的兴盛原因 |
第二章 清代嘉兴府小说作者研究 |
第一节 清代嘉兴府小说作者的生平与思想 |
第二节 清代嘉兴府小说作者的小说观念 |
第三节 清代烟水散人、天花藏主人与嘉兴府关系考辨 |
第三章 清代嘉兴府小说的艺术特色 |
第一节 主题、情节上的因循与翻新 |
第二节 形象上的突破——以女性形象塑造为例 |
第三节 多样的语言面貌 |
第四章 清代嘉兴府小说个案探究 |
第一节 《遣睡杂言》与《贤已编》 |
第二节 《昔柳摭谈》 |
第三节 《侠义佳人》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6)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 选题来源及意义 |
二 研究现状 |
三 研究目标、方法和内容 |
四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宋代的官府医者 |
第一节 翰林医官院医官 |
一、翰林医官院医官的遴选 |
二、翰林医官院医官的职责与考核 |
三、翰林医官院医官的编制与员额 |
四、翰林医官的迁转 |
第二节 宋代的太医局医官 |
一、太医局教师及医官的遴选 |
二、太医局医官的基本教学职责 |
第三节 宋代的尚药局医官 |
一、尚药局医官的遴选 |
二、尚药局医官的迁转 |
第四节 宋代的御药院医官 |
一、御药院医官的员额编制 |
二、御药院医官的医药职责与法律责任 |
三、御药院医官的迁转 |
第五节 宋代地方医官 |
一、宋代地方医官的员额设置与配套制度 |
二、宋代地方医官的遴选 |
三、宋代地方医官注重实效的考核 |
第六节 宋代的军医 |
一、宋代专职军医类型 |
二、宋代军队临时辅助医员的基本类型 |
三、小结 |
第七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对医官管理的效益分析 |
一 从立法目的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二 从立法时机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三 从立法技术角度分析法律效益 |
结语 |
第二章 宋代处于特殊地位的医者 |
第一节 执行公职的编外医者 |
一、宋代法医 |
二、宋代为病囚治病的医人 |
第二节 宋代儒医 |
一、宋代儒医现象释源 |
二、宋代发展儒医的法理基础 |
三、宋代对儒医的选任 |
四、法律对宋代儒医的影响 |
第三章 宋代民间医者 |
第一节 宋代民间草泽医 |
一、宋代民间草泽医的出众医技 |
二、宋代对草泽医的擢拔 |
三、小结 |
第二节 宋代僧道医 |
一、宋代的僧医 |
二、宋代道医的治疗特色与医疗对象 |
三、宋政府对僧医、道医的擢拔与奖励 |
小结 |
第三节 宋代的女性医者 |
一、宋代女性医者的分流 |
二、宋代女性医者的价值在司法领域获得肯定 |
三、法律制度下宋代女性医者的生存空间 |
第四节 宋代的巫医 |
一、宋代巫医释源 |
二、宋代法律猛烈打击下的巫医 |
三、宋代法律夹缝中生存的巫医 |
四、宋代法律治理巫医的实际效果 |
第五节 宋代法律对民间医者管控效益的实现途径 |
一、强调法律的行为激励功能 |
二、汲取法律的动态效益 |
第四章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与宋代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第一节 宋代医者“被信仰”现象研究 |
一、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现象概述 |
二、宋代法律促使医者“被信仰”合法化 |
三、宋代医者形象“被信仰”的原因分析 |
第二节 宋代的医患关系问题研究 |
一、宋代医患关系的基本特点 |
二、宋代医者群体的特点 |
三、宋代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界定 |
四、法律调整下的宋代医患关系的现代价值 |
第五章 宋代医药机构研究 |
第一节 宋代的医药行政管理机构 |
一、礼部祠部司和太常寺医案的医疗行政管理职能 |
二、翰林医官院的医事管理职能 |
第二节 宋代的医药教学机构 |
一、太医署的设置及职能 |
二、太医局的沿革及基本格局 |
三、太医学的设置及基本制度模式 |
第三节 宋代的医院体系 |
一、综合性门诊医院的体系格局 |
二、宫廷医院的体系设置 |
三、贫民日常住院、养护机构的基本特色 |
四、地方性兽医专科医院的设立与发展 |
五、军队医院设立的基本格局情况概述 |
六、行业性医院——病囚院的基本制度分析 |
第四节 宋代医药机构体系的整体特点分析 |
一、宋代医院惠及整个社会,官方主导地位加强 |
二、宋代医院数量增多,出现了医院的职能区分且管理规范 |
三、宋代贫民医院兼具医疗与济贫的功能 |
四、宋代医学教育引导宋代社会的向医之风 |
五、宋代医院职能重叠 |
六、宋代医院建设缺乏延续性 |
七、宋代一些医院表现出强烈的非专业色彩 |
第五节 宋代官药局运转制度有限性的法经济学分析 |
一、宋代官药局的诞生背景 |
二、官药局的法律成本分析 |
第六章 宋代对药业的法律管控 |
第一节 宋代药业发展的基本格局 |
一、宋代药业情况概述 |
二、宋代药材的供给来源 |
三、宋代药材的用途 |
第二节 宋代对药材市场的法律管控 |
一、宋代药材市场准入法律制度 |
二、宋代药材的税收法律制度 |
三、宋代药材对外贸易法律制度 |
四、宋代疫病时期对药材的法律管控 |
五、宋代国内药业的广告和商标制度 |
第三节 法经济学视野下宋代假药治理的法律效益分析 |
一、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行为激励效益 |
二、注重利用法律对药材全流程监控,动态化监管 |
三、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威慑功能 |
四、注重发挥药业法律的产权效益 |
五、注重对官办药局制度化监控 |
小结 |
结语 |
一、展现出国家的“尚医”特征 |
二、展现出国家的“责任”特征 |
三、展现出国家的“福利”特征 |
四、展现出国家的“理性”特征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7)作为民俗服务者的乡村草医 ——以晋南西村“半褂子医生”刘凤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一、关于民间医生的研究 |
二、关于民间精英的研究 |
三、关于村落生活的研究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第五节 章节构成 |
第一章 村落地理、人文概况 |
第一节 西村的生产 |
第二节 告别含氟饮用水 |
第三节 岁时节俗 |
第二章 村民眼中的疾病分类 |
第一节 小病及慢性病 |
第二节 大病: “住不起”的医院 |
第三节 生育 |
第四节 邪病 |
第五节 面子问题: 被“误诊”的母亲 |
小结 |
第三章 半褂子医生刘凤的医疗实践 |
第一节 西村的医生 |
一、成立保健站 |
二、来来往往的村医 |
小结: 没有龙的就数上蛇的 |
第二节 刘凤的医疗实践 |
一、在娘家的生活 |
二、在西村的医疗实践 |
三、医疗实践中灵验故事的自我叙事 |
小结 |
第四章 作为民俗生活的服务者 |
第一节 热心助人 |
第二节 说媒及调节家庭矛盾 |
一、说媒 |
二、调节家庭矛盾 |
第三节 给逝者穿寿衣 |
小结 |
结语 |
一、半褂子医生: 对国家医疗体系的补充 |
二、熟人社会中的民俗服务者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范畴 |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
(二)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基本概况 |
二、选题意义 |
(一)研究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的迫切性 |
(二)研究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的重要性 |
(三)索引的价值 |
上编 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着录源流述略 |
第一章 目录着录 |
第一节 宋代目录着录 |
第二节 元明两代目录着录 |
第三节 清代目录着录 |
第四节 民国目录着录 |
第五节 建国後目录着录 |
第六节 海外目录着录 |
第二章 图版着录 |
第一节 建国前图版着录 |
第二节 建国後图版着录 |
第三章 释文着录 |
第一节 乾嘉以前释文着录 |
第二节 乾嘉至建国前释文着录 |
第三节 建国後释文着录 |
第四章 题跋着录 |
第一节 宋代题跋着录 |
(一)欧阳修《集古录跋尾》 |
(二)曾巩《元丰题跋》 |
(三)赵明诚《金石录》 |
第二节 元至清初题跋着录 |
第三节 清末至民国题跋着录 |
(一)清末至民国初年题跋着录概况 |
(二)关於《鲁迅辑校石刻手稿》 |
第四节 建国後题跋着录 |
下编 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目录索引 |
凡例 |
第一章 东魏造像记目录索引 |
第一节 东魏有纪年造像记 |
第二节 东魏无纪年造像记 |
第二章 西魏造像记目录索引 |
第一节 西魏有纪年造像记 |
第二节 西魏无纪年造像记 |
第三章 北齐造像记目录索引 |
第一节 北齐有纪年造像记 |
第二节 北齐无纪年造像记 |
第四章 北周造像记目录索引 |
第一节 北周有纪年造像记 |
第二节 北周无纪年造像记 |
第五章 北朝无纪年造像记目录索引 |
参考文献 |
後记 |
(9)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1.1 媒介与知识 |
1.1.2 理解媒介 |
1.2 文献综述 |
1.2.1 关于卫生含义内涵研究 |
1.2.2 关于卫生叙事方式研究 |
1.2.3 关于卫生传播媒介研究 |
1.2.4 关于卫生研究路径研究 |
1.2.5 结论 |
1.3 研究思路及框架结构 |
1.3.1 研究限定 |
1.3.2 研究框架 |
1.3.3 研究视角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1.4.1 创新点 |
1.4.2 难点 |
2 明清译着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入华 |
2.1 偏隅一方的知识 |
2.1.1 中国传统卫生知识 |
2.1.2 西方卫生知识演变 |
2.2 暗流涌动的知识 |
2.2.1 耶稣会士:译着传教 |
2.2.2 中国文人:不变应之 |
2.3 小结 |
3 新机构与西方卫生知识之建立(1840-1898) |
3.1 本章概说 |
3.2 建立知识的机构 |
3.2.1 医院诊所:新空间新体验 |
3.2.2 书馆学会:新机构新启蒙 |
3.3 迁移知识的报馆 |
3.3.1 外文报刊:引入新知的模板 |
3.3.2 中文报刊:传播新知的效仿 |
3.4 小结 |
4 现代报刊对西方卫生知识之塑造(1898-1911) |
4.1 本章概说 |
4.2 再造知识的报刊 |
4.2.1 报刊之新景象 |
4.2.2 报刊中的卫生 |
4.2.3 知识之新呈现 |
4.3 小结 |
5 媒介新环境与现代卫生知识之普及(1911-1937) |
5.1 本章概说 |
5.2 出版界:卫生知识的销售 |
5.2.1 教科书:普及卫生常识 |
5.2.2 .卫生广告:萌生知识经济 |
5.3 学术界:卫生知识的分类 |
5.3.1 学科教学:改变课程设置 |
5.3.2 专业期刊:提升学术意识 |
5.3.3 工具丛书:重建卫生图谱 |
5.4 读者与民众:卫生知识的获得 |
5.4.1 可视可听:卫生的形象化 |
5.4.2 信任与否:遗失传统卫生 |
5.5 小结 |
6 结论 |
6.1 转型呈现:知识、社会、媒介多重交织的过程 |
6.2 卫生释义:选择、融合、遗失相互作用的结果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1874年-1907年[上海]《万国公报》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附录二 1876年-1892年《格致汇编》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附录三 1864 年-1885年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CONSULAR GAZETTE(1870-1941)关于卫生的篇目 |
附录四 1904年-1919年《东方杂志》关于医学卫生的篇目 |
附录五 其他报刊关于卫生的篇目 |
附录六 1903年-1911年《北洋官报》关于卫生的篇目 |
附录七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及参加会议目录 |
(10)焦循经学与诗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重点与方法 |
第一章 焦循其人其着 |
第一节 焦循生平考述 |
一、学以益才期 |
二、略有小成期 |
三、厚积薄发期 |
第二节 焦循着述考略 |
第二章 焦循的经学思想 |
第一节 焦循经学思想渊源 |
一、治《易》家风 |
二、扬州文化地理 |
三、焦循经学与西学 |
第二节 焦循经学思想内涵 |
一、阐发《易》理,立身经世 |
二、证之以实而运之以虚 |
第三节 焦循经学思想特点 |
一、治经基础:训诂声音 |
二、治经理念:反经为权,日新为要 |
三、治经准则:不以注、疏为经 |
第三章 焦循的诗学思想 |
第一节 焦循诗学思想渊源 |
一、诗之所自 |
二、文法所宗 |
三、曲论所起 |
第二节 焦循诗学思想内涵 |
一、“性情” |
二、一代有一代之所胜 |
第三节 焦循诗学思想特点 |
一、明晰的文体观:“一事有一事之体” |
二、创作目的:明事与明意 |
三、创作标准:文有达,无所为简 |
第四章 焦循经学思想与诗学思想的同生共构 |
第一节 在焦循经学思想的视野下看其诗学思想 |
一、学问之业与属文 |
二、“权变”经学思想下的文学史观 |
三、经学“性灵”与词章“性灵” |
第二节 透过焦循的诗学思想反观其经学思想 |
一、“性情”与“性善” |
二、明事与经术 |
三、以阴阳论文学体裁 |
第三节 焦循经学与诗学思想的互动 |
一、解经方法在文学创作与评论中的运用 |
二、文法在解经中的运用 |
第五章 焦循经诗同构思想的共通性与独特性 |
第一节 经诗同构的共通性 |
一、诗学建基于经学 |
二、以阐彰圣道为旨归 |
第二节 焦循经诗同构思想的独特性 |
一、独特性所在 |
二、与经诗兼善思想家“性情”观的比较 |
三、独特性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焦循学术要事编年 |
四、JOURN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ol.19 No.4(Total 74,The End of Volume) December,2002(论文参考文献)
- [1]《周易时论合编》易哲学思想研究[D]. 许伟. 山东大学, 2021(12)
- [2]卫生署与全面抗战时期的医疗卫生动员[D]. 邢功伟.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历史变局中的“齐鲁医学”转型研究(1948-1953)[D]. 李宁. 山东大学, 2020(06)
- [4]法国国家图书馆古恒《中文、朝鲜文、日文等书籍目录》及着录汉籍研究[D]. 王域铖. 山东大学, 2020(09)
- [5]清代嘉兴府小说研究[D]. 王宇宇. 暨南大学, 2020(04)
- [6]法律视域下的宋代医药问题研究[D]. 李超. 河北大学, 2020(03)
- [7]作为民俗服务者的乡村草医 ——以晋南西村“半褂子医生”刘凤为个案[D]. 张锎月. 山东大学, 2020(10)
- [8]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造像记整理与研究[D]. 黄志明. 吉林大学, 2020(08)
- [9]传播与流变 ——媒介视野下西方卫生知识在近代中国的流通(1840-1937)[D]. 陈佳丽.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
- [10]焦循经学与诗学思想研究[D]. 蒋京恩. 河南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