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中国会计的国际协调（论文文献综述）
马蕾[1]（2020）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会计国际协调的路径探颐》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贸易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会计和经济发展互为需求、共同演进。由于各个国家经济文化、行业发展等方面的差异,会计准则国际协调面临巨大挑战。各个国家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通过机制建设、行业交流、人才培养等方式,在会计准则趋同和等效之间找到平衡点,走渐进式会计准则协调之路,从而更好地弱化差异,增进理解,走向共赢。
何玉,夏烨[2]（2020）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协调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经过发展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投资等方面均取得了显着成就。本文旨在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会计协调的需求,并通过研究各个国家会计协调现状及意义,分析今后会计协调的发展方向,其中着重探讨中国在"一带一路"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沿线国家的会计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虽然"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为会计协调的发展助力,但是会计协调实施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多,要想稳步推进会计协调的发展,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沿线国家依然都需更加深入的探索。
何敬[3]（2020）在《对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和“中国特色”的回顾与思考》文中提出在会计准则国际化并与国际趋同的过程中,是否保持中国特色始终是我国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自邓小平南巡、加入WTO以来,我国的会计准则逐步走向开放并与国际接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学者都反思了会计准则存在的问题,我国学者也再次重启关于会计准则中国特色问题的讨论。由于会计准则具有利益属性,维护我国国家利益的途径是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准则。
陆晓山[4]（2020）在《会计信息在欧盟反倾销调查中的价值研究 ——以G公司参与2018欧盟反倾销调查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始终保持了对世界主要经济体出口贸易顺差。与此同时,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各国纷纷加大对进口产品贸易壁垒的设置,以增强对国内相关产业的保护,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反倾销是在WTO体制下被允许采取的保护措施,中国是制造产业大国,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企业出口遭受主要经济体反倾销调查,据WTO统计,每年针对中国企业出口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占全球调查总数的近三成。反倾销调查是对出口企业出口活动是否存在倾销行为的信息收集与论证的过程。会计信息决策有用性指出,会计信息的生成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益相关方能够就会计信息进行决策判断。从反倾销的基本理论、调查程序以及调查问卷可以看出,会计信息作为具有独特的质量特征的信息,在反倾销应诉中具备明显的优势。会计信息在反倾销调查应诉过程中,无论从反倾销会计信息预警、应诉、举证和抗辩等各个环节都起到绝对的核心作用。出口企业递交信息的质量决定了反倾销应诉的结果。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过程中,会计信息的利用状况并不理想。无论是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会计信息化程度,还是会计档案的管理方面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另外,传统会计信息的范围主要局限在企业内部信息、财务信息等,在融合外部信息、管理信息、决策信息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而这些外部信息、管理决策信息的欠缺使得传统会计信息在反倾销应诉决策中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本文指出,产生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会计实务中的执行力。随着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报告准则趋同,已经在制度层面为中国会计信息质量提升扫清了障碍。然而受中国企业传统的治理结构,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一的影响,中国会计信息质量提升的主动性不强。再加上外部中介机构监督能力不强,非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无论从审计的报告格式与内容不能严格按照会计准则的规范,严重影响国内中介机构审计报告公信力。外部中介监督能力不足是中国会计信息质量相对滞后的又一主要因素。传统会计信息运用到反倾销应诉中的另一个障碍还在于中国的反倾销会计人才的缺失,反倾销会计人才需要综合会计、国际贸易、外语等多方面知识,才能够将传统会计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以反倾销规范的格式与要求进行呈现。而由于反倾销会计人才的缺失,致使传统会计信息在反倾销应诉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反倾销应诉是会计信息的综合运用,更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呈现。在反倾销诉讼中企业能否主动积极应诉,能否取得预期的结果是与企业自身发展战略分不开的。本文简要介绍了G公司2018年参与欧洲电动自行车反倾销案预警、应诉、举证与抗辩具体步骤与方法,认为要提升会计信息在反倾销应诉中的作用,首先需要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内部会计信息基础上的内部经营决策机制。再者,在传统会计信息的基础上,增加必要的外部信息,建立反倾销会计信息的预警机制,能够从企业的经营策略、产品定价等方面一开始就对反倾销做好预防工作。第三,要提升会计人员的业务能力,加强会计从业者的反倾销应诉基本知识的培训,提升反倾销会计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尤其要加强对反倾销司法诉讼中有关会计信息运用的研究,用判例法的形式逐步完善倾销调查机构的程序与内容,打破反倾销调查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不合理认定。第四,出口企业要加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无论从内部生产、运营、成本核算、会计计量,还是会计档案诸方面的信息化建设,能够提升应诉效率,节省应诉成本。最后,提升企业会计信息在反倾销应诉中的作用,还需要政府与行业部门转换服务职能,增强行业协调能力。为降低应诉企业诉讼成本,行业协会应该加强行业反倾销预警、反倾销诉讼培训,提升行业人员应对反倾销作业的整体能力,增强行业应对外贸风险的应变能力。
高晓霞[5]（2020）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公共问责和监督控制系统之一。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而且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多方面的治理功能。审计监督既是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的标志,同时,强化审计监督又是坚持依法治国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国家审计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民主政治的路径和手段,说到底则是民主与法治的统一。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不能单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而要将审计监督放置在国家治理的大视野中进行考察,围绕国家治理法治化、民主化、透明化以及责任性等基本属性准确把握其对于审计监督的内在规定性及现实需求,进而以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功能。基于此,考察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必须遵循“政治逻辑—治理功能—行动路向”的分析框架,以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为指导,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权力监督多维理论视角中的合理因素,侧重运用人民主权理论、治理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理论分析工具深入探讨审计监督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及其由于各种现实挑战而出现的期望差距,并且全面分析把政治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行动路向。依据这一研究逻辑,首先就要基于对审计监督的历史溯源和理论阐释,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审计监督职能的现实需求。其次,从政治学理论视角来看,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权力监督和权力制约的一项制度安排和制度设计,其独特的政治逻辑在于其政治权力基础、政治体制优势和民主政治动因。第三,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发挥的职能作用具有独到的治理功能,包括权力制约与法治功能、信息公开与透明功能以及民主参与和问责功能等。第四,从政府公共部门审计监督制度效能的角度来看,国家治理中的审计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制度支柱之一承载着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对其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啄木鸟”、“看门狗”和“达摩克利斯之剑”职能作用的普遍期望。然而,审计监督制度所发挥的实际效能却始终存在一定的期望差距,主要表现为由于种种原因所导致的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公开性期望差距和责任性期望差距。最后,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就是要基于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权威性、协同性和有效性的总体要求,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实现审计全覆盖,并且在与其他监督制度有机贯通与相互协调中形成监督合力,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强化审计结果信息披露和审计问责,突出技术支撑,进而更好地发挥审计监督在国家治理中的职能作用,不断提高审计监督的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缩小和弥合审计监督制度在独立性、公开性和责任性等方面的期望差距,进一步提升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公信力。一个国家的审计体制必须与该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政治道路选择以及政治体制优势等相适应,才能在治理体系中更好地提升制度执行力和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监督制度作为国家审计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不仅合乎审计制度的本质即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且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选择。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为党统一指挥审计监督工作提供了政治制度依据和政治体制保障,是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原则和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工作中的落实与体现,是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本质要求的审计领导制度和审计管理体制创新,也是审计监督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回应社会普遍期待的根本遵循和制度保障。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内在地要求加强党对审计监督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依法独立审计。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审计信息知情权。此外,要不断扩大公众参与,增强审计监督制度与其他监督制度的有机贯通和相互协调从而形成协同性和整体合力。最后,还要继续加大审计监督与公共问责力度,提升审计监督的有效性与实效性。总之,研究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把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只有基于以制度保障制度的治理逻辑,紧紧依靠党的全面领导制度的根本保障,不断增强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在审计全覆盖的过程中实现制度协同,强化审计问责,切实提高审计监督制度执行力,才能在中国特色审计监督制度优势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其治理效能,避免出现“制度空转”,从而缩小和弥合审计期望差距,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地实现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周芳[6]（2019）在《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会计准则在全世界范围内趋同已经得到全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尤其是2001年由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改组而成的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加大了与各国或地区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谈判力度,推广其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从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历程来看,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会计标准也逐渐加大与国际接轨的力度,不断吸收国际会计准则内容,经历了几次较大的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上的变化。区别于前三次的自愿性变革,2007年我国会计准则变革是为了满足加入WTO的条件所做出的强制变革。作为加入WTO的条件,我国也在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与IFRS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我国强制采用与国际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主要目的是缩短与其他国家在制度上的差距,从而有利于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那么这一目的是否实现了呢?对此次变革后的经济后果是否促进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是本文考察2007年会计准则强制变革的经济后果的主要内容。我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往来包括产品和服务的往来,也包括资本的流动。前者体现为产品和服务贸易,后者就是跨国投资。相对于跨国贸易,跨国投资对会计准则和会计信息的依赖更大,那么2007年我国会计准则强制变革后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我国在会计准则变革对会计信息质量和不同投资主体投资行为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在宏观领域的研究却寥寥无几。然而从2007年我国采用国际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十年了,这为我们检验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投资的影响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本文第二章国内外文献的梳理包括影响跨国投资的因素方面的文献和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以及与本文选题最相关的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投资影响方面的文献。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从跨国投资角度研究会计准则变革的经济后果的文献并不多,而且这些文献研究结论基本上都是针对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下得出来的,而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势必会影响到会计准则变革的经济后果。所以有必要通过第三章对我国跨国投资的发展现状进行了解,包括跨国直接投资和跨国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而且从制度背景角度分析除了会计准则变革以外其他规章制度对跨国投资的影响。最后,通过连续三章的实证研究,分别从制度距离和制度质量两个路径检验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直接投资和跨国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上述章节的研究,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会计准则变革对宏观跨国直接投资具有影响。论文第五部分选取2004-2010年我国每年对外直接投资（OFDI）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之和作为跨国直接投资,按照制度距离的路径,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和检验了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会计准则变革提高了国家间会计准则的可比性,而会计准则可比性促进了我国与其他各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会计准则变革通过会计准则可比性的中介效应促进了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动。第二,会计准则变革对微观跨国直接投资具有影响。以跨国并购交易代表微观跨国直接投资,在第三部分中依据Wind数据库中提供的并购交易数据,使用手工整理的方式对跨国并购交易从2004-2010年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所有并购交易的总体里扣除了国内并购交易、未完成的并购交易、并购方或目标方所在国家数据缺失的并购交易、关联方之间的并购交易以后,还扣除了由于曲线海外上市等制度因素导致的发生在特殊地区（例如,香港、开曼、百慕大以及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并购交易后,发现跨国并购交易数量,无论是外资并购还是海外并购都在2007-2008年达到顶峰。因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包括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而跨国并购逐渐成为跨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所以,该结论为上面第一点会计准则变革对宏观跨国直接投资影响的结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支撑证据。第三,会计准则变革对微观跨国间接投资具有影响。论文第六部分首先利用我国A股资本市场2003-2013年连续11年拥有QFⅡ投资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1 935家）,经过实证检验得出结论:会计准则变革后QFⅡ投资显着增加。其次,通过中介效应检验,会计准则变革是通过会计准则可比性的提高促进QFⅡ投资的增加。但是这个中介效应只是在2004-2010年这个期间发挥作用,期间太短,可比性中介效应不明显,时间太长会计准则可比性对QFⅡ投资的影响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弱。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会计准则变革后会计准则可比性的提高降低了外国投资者的信息处理成本从而促进了 QFⅡ投资的增加。利用2007-2013年连续7年拥有QFⅡ投资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1 301家）进行实证检验,会计准则变革后可比性的提高可以减少外国投资者跨国投资的“熟悉性偏见”从而促进QFⅡ投资的假设并没有通过检验。该结论说明交易成本理论可以更好解释制度路径下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间接投资影响的机理。第四,会计准则变革主要是通过制度距离路径影响跨国投资。无论是宏观跨国投资还是微观跨国投资,会计准则变革都会通过会计准则可比性的提高促进跨国投资的增加,说明制度距离路径是成立的。由于会计准则变革后宏观层面的会计准则质量尚无法计量,所以本文并没有分析制度质量对宏观跨国投资的影响。但是论文第七部分,选择会计信息质量作为微观层面制度质量的衡量指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和检验了会计准则变革是否会通过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促进微观跨国投资的增加。结论是会计准则变革并没有通过改善会计信息质量吸引更多的QFⅡ投资。所以微观层面制度质量的路径并不成立。当然主要原因还是我国在执行会计准则过程的其他配套制度还不够完善,影响了会计准则变革应该发挥的积极作用,反映出制度因素对会计准则变革的经济后果影响。本文从制度因素入手,从制度距离和制度质量两个路径分析和检验了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及机理。具体来看,本文的研究创新与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本文首次考察了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对宏观跨国直接投资总量的FDI和OFDI的影响。虽然国内有较多文献研究会计准则变革的经济后果,但是都集中在微观领域,从会计信息质量、公司投融资、高管薪酬等几个主要方面分析会计准则变革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也有文献将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的影响延伸至资本市场,分析会计准则变革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但是会计准则变革不仅对微观领域会产生预期和非预期效应,而且作为一个与国际趋同的宏观制度变革,由于降低了跨国投资中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制度距离,对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FDI和OFDI的流动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分析和检验了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对宏观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会将我国会计准则变革的经济后果扩展到宏观领域。2.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将会计准则变革作为一种宏观制度变革,从一个较新颖的角度——制度距离和制度质量,分析其对跨国投资的影响,为跨国投资的制度理论提供了有利证据。并且通过研究发现会计准则变革是通过制度距离而非制度质量影响了跨国投资。创新性的使用会计准则可比性的指标来衡量制度距离,并通过会计准则可比性的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会计准则作为一种宏观制度,其变革对跨国投资具有显着影响。其影响机理是因为会计准则变革后由于会计准则可比性的提高减少不同国家之间交易成本或者不熟悉程度,即制度距离的缩短促进了跨国直接投资。相对于制度距离,制度质量除了比较复杂,难于准确度量,还要受其他因素影响,所以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投资的影响短期内难以通过制度质量路径实现。3.全面考察了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对我国跨国投资的影响。由于跨国投资范畴非常宽泛,既有跨国直接投资也有跨国间接投资,既有跨国资本的流入,也有跨国资本的流出,既有微观跨国投资行为,也有宏观跨国投资总量。如果只是从某一方面来研究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投资的影响,可能会得出片面的认识和结论;而本文则通过分析和检验会计准则变革对FDI和OFDI、QFII以及跨国并购的影响全面研究了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对不同跨国投资的影响及其路径和机理。从实务上为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全面衡量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总之,我国会计准则变革不仅对微观层面跨国投资决策有影响,而且也会影响宏观跨国投资。把会计准则作为一个国家一种宏观制度来理解,本文再此证明了制度因素对于跨国投资的重要影响。
商思争[7]（2018）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协调策略分析》文中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和贸易的不断增长,需要作为通用商业语言标准的各国会计准则实现协调和统一,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会计准则协调又是个具有极大挑战的课题。通过对会计国际协调概念、动因、策略、影响因素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协调的动因、策略等相关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归纳得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准则协调的策略和路径,即会计国际协调与会计环境密切相关,"一带一路"会计国际协调应该在"五通""三共""三同"框架内实现,并随着"五通"建设的推进而逐步进行。
陈敏[8]（2018）在《会计师事务所复核对审计质量的作用机理研究》文中认为伴随审计质量理念的变化,“会计师事务所复核对审计质量的作用机理”研究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一方面,在实务领域,会计师事务所复核1（或称为独立复核）流于形式现象较普遍。更重要的是,资本市场对信息有用性保证的高度重视,将会推动会计师事务所复核改变合规性检查的观念。最近三年,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处罚审计师的严厉程度前所未有。境内外多家知名会计师事务所针对未履行勤勉尽职责任判决的上诉请求被驳回,最终承担数倍于审计费用的巨额罚款。当下,资本市场对信息有用性保证的需求推动了《审计准则》和《会计准则》的重大改革。以向报告使用人提供有用信息为目的,新审计报告准则要求所有公众公司审计报告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2018年3月发布了新《财务报告概念框架》,《会计准则》将迎来自1989年以来的一次全面修订。另一方面,在学术领域,会计师事务所复核是审计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受到数据可得性影响,最近10年文献未能成气候。虽然已有文献对复核现象的研究细致入微,但是缺乏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导致原因分析不够深入。目前,“会计师事务所复核对审计质量的作用机理”还是一个黑箱问题。解决此问题,不仅可以为独立复核观念更新提供一定指导,还可以通过构建独立复核的理论分析框架,提供相关经验证据,从而丰富审计理论。本文将会计师事务所复核看作是一项资源配置机制,其作用在于:保证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资本市场期望的审计质量。围绕这一研究主线,会计师事务所复核被置于比制度环境更加微观的事务所层面。在资源配置视角下,会计师事务所复核成为事务所处理其与内部、外部利益相关人之间关系的治理工具。而在制度规范视角下,它往往是事务所对内部员工的监督工具。文中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种方法。（1）在规范研究中,除了影响层面分析之外,还在本质层面探讨了独立复核属性。本质层面的主要内容包括,提出概念性工具-信息含量损失,从降低信息含量损失入手,通过分析独立复核的设置动因、真实含义,指出:在资源配置视角下,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的资源配置分为项目审计和独立复核,项目审计资源配置有益于实现规模收益,独立复核配置有益于增加质量预期的确定性。根据产生信息含量损失的原因,将审计质量问题分解为规则执行人自利性和认知偏差,以及规则有限性问题,从而将独立复核分为合规性复核、认知偏差复核和规则性复核。（2）在实证分析中,将可操纵性应计盈余和审计报告激进程度作为资本市场期望的审计质量的代理变量,检验独立复核与审计质量相关关系的显着性;并将信息化技术升级投入（包括审计软件和管理信息系统）作为独立复核对审计判断的协调力的代理变量,检验代理变量的调节效应。独立复核对审计判断的协调力,是对审计判断中的程序理性和结果理性的一种平衡能力,有益于建立审计判断的共识。经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第一,独立复核可以增加质量预期的确定性。独立复核是由合规性复核、认知偏差复核和规则性复核共同组成的一项资源配置结构。这三组复核分别针对规则执行人的自利性和认知偏差,以及规则设计人的知识有限性问题,可以依次增加审计证据的详实程度、证据选择的专业度、集体决策的有效性,有助于事务所提供资本市场期望的高质量审计服务。第二,独立复核对审计判断的协调力,可以促进独立复核和审计质量的相关性。在复核过程中,复核主体与项目审计组、监管机构派出的检查组会进入博弈、互动的状态。其沟通有益于建立审计判断的共识。具体而言,合规性复核、认知偏差复核和规则性复核,依次对经验判断、概念型逻辑判断和推理型逻辑判断具有协调力。第三,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在信息时代,审计质量对规则性复核的依赖程度,随着不确定事件的增加而加深。管理信息系统的优势在于可以在会计师事务所范围内打造高效的信息共享、信息沟通平台,因而促进了规则性复核和审计质量的相关性。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其一,研究视角较新。本文选择从会计师事务所资源配置角度分析独立复核,而非从常规的制度规范角度。在资源配置视角下,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活动的资源配置分为项目审计和独立复核。项目审计的活动属性是生产,其资源配置目的在于增加事务所规模收益,它在信息含量损失处理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会计师事务所配置独立复核资源,是增加事务所自身质量预期确定性的必要的理性选择。根据信息含量损失产生原因,通过将审计质量问题分解为规则执行人自利性和认知偏差,以及规则有限性问题,指出独立复核是依次由合规性复核、认知偏差复核和规则性复核组成的资源配置结构。其二,诠释独立复核的含义。本文揭示独立复核提高审计质量的根本原因在于:独立复核是增加质量预期的确定性的检查。独立复核这一含义,体现了资本市场在节约信息交易成本上的价值取向,表明它不是单纯的合规性检查,意味着它对审计质量具有项目组现场审计不可代替的作用,甚至可以认为独立复核和现场审计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合规性复核意味着增加审计证据详实度,故能提高审计质量;认知偏差复核意味着增加证据选择的专业度,故能提高审计质量;规则性复核意味着增加对不确定事件的有效集体决策,故能提高审计质量。其三,发现了独立复核对审计判断的协调力。独立复核对审计结论的评价建立在客观、公正的审计判断基础上。在与项目审计组、监管机构博弈、互动过程中,独立复核通过平衡审计判断中的程序理性和结果理性,建立审计判断的共识,从而改进审计判断。独立复核对审计判断的协调,具体表现为合规性复核对经验判断的协调、认知偏差复核对概念型逻辑判断的协调、规则性复核对推理型逻辑判断的协调。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上述独立复核对审计判断的协调力,都可以促进独立复核和审计质量的相关性。其四,发现了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本文将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投入作为规则性复核和审计质量关系的调节变量,实证分析显示,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投入可以促进规则性复核和审计质量的相关性。规则性复核是对缺乏规则指导的不确定事件进行推理型逻辑判断的过程,管理信息系统升级投入是规则性复核对推理型逻辑判断的协调力的代理变量。上述发现表明,管理信息系统升级并非单纯实现事务所内部办公的现代化,而是提高审计质量的价值投资。这项价值投资的意义在于通过增加推理型逻辑判断的准确性,保证信息有用性。在当前实践中,由于会计师事务所采用集体决策模式可以增加推理型逻辑判断的准确性,管理信息系统升级保证了集体决策模式的有效执行。
王淼[9]（2018）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的法律协调模式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2015年,境外发行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公开发行证券被写入《证券法修订草案》,标志着我国引进境外证券发行人发行上市的步伐渐行渐近。这一过程中,必须解决配套法律制度的建设问题,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运行,维护我国的经济秩序和投资者的利益。本研究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不同国家之间的证券监管法律制度存在差异,当证券市场国际化的程度日益提升,证券发行人寻求在多国发行上市时,这种差异就将更加放大。本研究所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即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引入境外证券发行人时应适用何种模式协调与不同国家之间对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的差异。这是构建我国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制度需要解决的前提性问题。为了研究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中的法律协调模式问题,本文从市场准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三个监管事项入手,分析了国民待遇模式、豁免模式、一体化模式、等效模式在美国、英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适用及历史发展,分析各国家和地区对各监管事项适用不同法律协调模式的原因,并结合学界观点,对各法律协调模式的适用进行评析。最后,在总结各国经验与我国现实国情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我国引入境外证券发行人时应当适用的监管法律协调模式。本研究共分为8章,第1章为引言,第8章为结论,主体部分为第2-7章。第2章探讨了本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本章将论文研究的范围确定为“发行人在境外市场公开发行证券和上市的行为”,并确定以市场准入、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三大事项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契合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的需求。本章着重分析了“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视角下的法律冲突与法律协调”、“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模式的分类”及“监管机构确定法律协调模式的基本考量”几大基本问题。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的视角下明确了法律冲突与法律协调的含义,确定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的法律协调的模式主要有国民待遇模式、豁免模式、等效模式、一体化模式四种,说明了各国监管机构在对这四种模式进行选择时,主要权衡保证安全目标实现、促进效率目标实现、缓解各国法律冲突、促进本国经济和证券市场发展几大因素。本章为之后章节对各法律协调模式具体适用情况的阐释与分析及对我国法律协调模式选择的探讨打下了基础。第3章研究了国民待遇模式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中的适用。在市场准入事项上,各国和地区倾向于对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国民待遇。这说明作为进入一国市场的第一道门槛,各国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不会轻易放弃本国对市场准入的法律规定。在公司治理事项上,美国的《萨班斯法案》成为对境外证券发行人公司治理适用国民待遇的代表。但这种做法引起了学术界、上市公司的不满,也引起了美国市场吸引力的下降,从实践上证明在公司治理事项上对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国民待遇是不可取的。在信息披露事项上,作为主要分析对象的美国在总体上对境外证券发行人坚持国民待遇,尤其是在财务信息披露和会计准则选择的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强硬。在信息披露事项上对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国民待遇体现了保护东道国本国投资者的需求,但对国民待遇过于僵化的坚持将不利于一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与国际化。结合上述分析,本章认为,国民待遇模式是历史上首先被适用的监管法律协调模式。随着国际证券市场的发展,国民待遇模式仍应被适用于关乎国家金融安全的事项,但是不宜再适用于规定过于严格或具有强烈国别属性的事项。第4章研究了豁免模式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中的适用。在市场准入事项上,监管者很少对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豁免模式,有限的豁免仅被适用于市场准入中的形式性和程序性事项,这体现了监管者在非实质事项上减轻境外证券发行人负担的政策考量。在公司治理事项上,美国、英国等都对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豁免模式,这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境外证券发行人的负担,增强东道国市场的吸引力,但最深层的原因还是公司治理的规定是为了解决东道国在处理公司、股东、管理层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时面临的特殊问题,具有强烈的国别属性,对境外证券发行人强制适用东道国的公司治理要求往往是没有必要的。在信息披露事项上,英国对于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较大力度的豁免,美国对境外证券发行人的豁免则日益收紧,并且在立法过程中每增加或减少一项豁免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这表明豁免模式的适用在立法上虽然简单易行,但是难以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要求。结合上述分析,本章认为,豁免模式的适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国若出于减轻境外证券发行人负担的目的适用豁免模式,就必须关注境外法律的发展动态,确保豁免有持续的必要,避免监管套利的发生。在把金融安全作为根本的情况下,对于豁免模式的适用应十分谨慎,并且主要应把豁免模式作为其他几种法律协调模式的补充。第5章研究了一体化模式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中的适用。在公司治理事项上,国际组织于21世纪初开始了推动各国公司治理标准实现一体化的努力,但是这一做法引起了一定争议。支持者认为,这将促进各国公司治理标准的趋同和一体化,而反对者认为由于公司治理事项的特殊性,即使各国的公司治理制度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趋同,也无法达到完全的一体化。在信息披露事项上,目前较大规模的一体化已经开始形成。IOSCO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标准与IASB制定的会计准则已经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可见,由于证券市场国际化的不断加深以及国际组织力量的推动,在信息披露领域实现监管标准的一体化是大势所趋。结合上述分析,本章认为虽然完全实现各国法律规定的一体化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但一体化模式并不排斥灵活性。在可能实现的最大程度上达成各国规定的一致、提升市场效率,就是一体化模式的重要目标。信息披露事项是最适合适用一体化模式的监管事项,目前其一体化的进展也最为顺利。其他监管事项的法律规定也有达成趋同与一体化的可能性,这需要各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努力探索。国家与国际组织将成为一体化模式的主要推动力。第6章研究了等效模式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中的适用。等效模式目前在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中的适用范围比较狭窄,仅由欧盟适用于信息披露事项的监管。但由于等效模式的特点与优势,这一模式仍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也具有进一步扩大适用的可能性。与其他三种法律协调模式不同的是,等效模式的适用除了要在法律中作出相关规定之外,还需要有详尽的等效认定标准、严格的等效认定程序、双边合作机制、持续评估机制进行配合。因此相比之下,等效模式的运用会给东道国监管机构带来更高的成本。但是等效模式有助于实现各监管目标的平衡,可以在不必全面适用一体化模式和国际标准情况下达到较高程度的法律协调,产生的成本也可以被适用此模式获得的收益抵消。因此,等效模式在未来仍有扩大适用的可能性,尤其可以用于适用其他法律协调模式难以收到理想效果的公司治理事项,也可以更广泛地适用于信息披露事项。第7章在前述章节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主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本章总结出了各国选择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模式的经验,分析了中国在引入境外证券发行人,确定对其适用的法律协调模式时应当考虑哪些因素。本章还明确了针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目标,具体应当在不同监管事项上对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何种法律协调模式。在确定我国监管境外证券发行人适用的法律协调模式时,应当结合我国现阶段的资本市场发展情况考量安全目标,结合我证券市场对外开放的推动力和目的考量效率目标,结合我国证券法律发展及与国际法律的互动情况考虑缓解法律冲突目标。具体来说,现阶段对境外证券发行人应在市场准入问题上适用国民待遇模式,在公司治理问题上适用等效模式,在信息披露问题上适用一体化模式。豁免模式可以作为前述各模式,特别是国民待遇模式的补充,但是其适用应当极其谨慎。本研究在构建理论体系,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监管境外证券发行人时应对其适用的法律协调模式,针对的主要是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在引入境外证券发行人后,我国面临的现实状况和国际环境还会不断变化,但本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提出的考量因素,应当仍然可以在新情况下继续适用。
卫强[10]（2017）在《国际会计协调和我国会计发展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影响不断的加深,世界各国间的经济贸易往来日益的紧密,各国逐渐认识到国际会计发展能力的重要性。现阶段国际会计协调发展趋势已是必然,不可扭转;同时国内的会计发展也随着国际会计协调化发展,而显现出相容性和等效化的发展特征。文章论述了国际会计协调的具体内涵和价值作用,分析了现阶段我国会计协调发展现状,探讨了国际会计协调和我国会计发展相关性以及对我国会计发展的影响。
二、试论中国会计的国际协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中国会计的国际协调（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倡议下会计国际协调的路径探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经济环境变化对会计国际协调要求 |
| (一)经济环境的变化 |
| (二)商业话语的转变 |
| 二、会计国际协调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 |
| (一)会计国际协调行动 |
| (二)会计准则趋同与会计准则等效 |
| 三、会计国际协调面临的主要困难分析 |
| (一)各国会计准则趋同程度存在差异 |
| (二)会计准则协调难的主要影响因素 |
| 1.国家政治文化传统 |
| 2.经济贸易发展状况 |
| 3.会计行业发展水平 |
| 四、推进会计国际协调的有效路径思考 |
| (一)发挥各级组织的作用，加强会计准则协调机制建设 |
| (二)基于求同存异的原则，在趋同和等效间找到平衡点 |
| (三)实行重点突破的策略，走渐进式会计准则协调之路 |
| (四)发挥教育机构的作用，培养互联互通的国际会计人才 |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协调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 言 |
| 二、文献综述 |
|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协调需求 |
|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现状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协调现状 |
| 1.整体会计协调状况 |
| 2.“一带一路”区域内会计协调 |
| (1)东盟十国会计协调状况 |
| (2)南亚八国会计协调状况 |
| (3)中东欧会计协调状况 |
| (4)俄罗斯会计协调状况 |
| (5)中国会计协调状况 |
| (三)推进会计协调的意义 |
| 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协调的障碍 |
| (一)沿线国家会计发展水平差距大 |
| (二)区域特色明显,会计协调经验不足 |
| (三)市场经济不完善,沟通交流存在障碍 |
| (四)政府干预市场,缺少统一度量衡 |
| 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协调的推进措施 |
| (一)规范资本市场管理,推动区域化会计协调 |
| (二)求大同存小异,组建统一的会计协调组织 |
| (三)加强国家间的交流学习,强化准则的监督和执行 |
| (四)提高金融市场开放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
（3）对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和“中国特色”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邓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讨论 |
| （一）是否和如何借鉴国际会计准则，是否和如何保持中国特色 |
| （二）20、21世纪之交，对中国特色会计问题的两次讨论 |
| 二、加入WTO和实施“走出去”战略背景下的讨论 |
| （一）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必要性和策略 |
| （二）我国会计准则框架的设计 |
| （三）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效果 |
|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讨论 |
| 四、对于我国会计准则中国特色的思考 |
| （一）国际会计准则的利益属性 |
| （二）对会计准则的理解有待深入 |
| （三）如何在会计准则中体现中国特色 |
（4）会计信息在欧盟反倾销调查中的价值研究 ——以G公司参与2018欧盟反倾销调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我国面临反倾销贸易壁垒的现实情形 |
| 二、中国遭遇高比例反倾销调查的原因 |
| 第二节 研究的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及文章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及不足 |
| 一、本文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二、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反倾销案件中的会计相关理论 |
| 一、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信息观 |
| 二、反倾销调查中的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
| 第三章 反倾销调查与会计信息 |
| 第一节 反倾销的概念与会计信息 |
| 一、反倾销的几个基本概念 |
| 二、反倾销基本概念下的会计信息 |
| 第二节 欧盟反倾销调查程序与会计信息 |
| 一、反倾销调查的启动 |
| 二、反倾销调查的实施 |
| 三、调查的裁决与披露 |
| 四、欧盟反倾销调查程序图 |
| 第四章 反倾销调查中会计信息价值分析与应用基础 |
| 第一节 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应对反倾销调查质量现状及原因 |
| 一、我国企业会计信息应对反倾销调查质量现状 |
| 二、我国企业会计信息现状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反倾销调查会计信息价值分析 |
| 一、反倾销调查中会计信息的预警价值 |
| 二、反倾销调查中会计信息的应诉价值 |
| 三、反倾销调查中会计信息的举证价值 |
| 四、反倾销调查中会计信息的抗辩价值 |
| 第三节 企业会计信息反倾销调查中的应用基础 |
| 一、反倾销会计信息的价值实现需要强化内部控制制度 |
| 二、反倾销会计信息的价值实现需要企业扩大会计信息收集范围 |
| 三、反倾销会计信息的价值实现需要提升会计人员的能力 |
| 四、反倾销会计信息的价值实现需借鉴会计信息化技术 |
| 五、反倾销会计信息价值实现还需要强化政府、行业协会的统筹协调能力 |
| 第五章 G公司应诉反倾销调查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欧盟电动自行车反倾销案件介绍 |
| 一、欧盟电动自行车反倾销案件背景 |
| 二、欧盟电动自行车反倾销案经过 |
| 第二节 G公司参与反倾销调查会计信息应用机制分析 |
| 一、会计信息为载体的反倾销会计信息预警机制 |
| 二、会计信息为载体的反倾销应诉会计信息应诉机制 |
| 三、以会计信息系统为平台的反倾销会计信息举证机制 |
| 第三节 G公司反倾销调查会计信息抗辩介绍 |
| 一、市场经济调查中会计信息的运用抗辩介绍 |
| 二、替代国(Analogue country)选择会计信息运用抗辩介绍 |
| 三、损害认定与个别税率调查中的会计信息运用抗辩介绍 |
| 第四节 G公司反倾销案例经济后果分析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选题的理由与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关于审计监督的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逻辑与研究内容 |
| 四、本文的核心概念和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理论基础与现实需求 |
| 第一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由来与发展 |
| 一、中国审计监督的历史由来与当代发展 |
| 二、外国审计监督的发展历程与不同模式 |
| 第二节 国家治理中审计监督的理论基础 |
| 一、西方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权力监督理论 |
| 三、本土化的权力监督理论探索 |
| 第三节 国家治理对审计监督的现实需求 |
| 一、国家治理法治化与审计监督 |
| 二、国家治理透明化与审计监督 |
| 三、国家治理责任性与审计监督 |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政治逻辑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基础 |
| 一、理解审计监督的政治学思维 |
| 二、审计监督的政治权力分析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的审计监督权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政治体制保障 |
| 一、政治体制赋予审计监督政治使命 |
| 二、政治体制凸显审计监督的政治职能 |
| 三、政治体制改革决定了审计监督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政治动因 |
| 一、审计监督源于民主政治的深层推动力 |
| 二、审计监督随民主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强化 |
| 三、审计监督服务于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 |
| 第三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治理功能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依法治权功能 |
| 一、审计监督的经济控制功能 |
| 二、审计监督的权力制约功能 |
| 三、审计监督的民主与法治功能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信息公开功能 |
| 一、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入功能 |
| 二、审计监督的信息处理功能 |
| 三、审计监督的信息输出功能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民主问责功能 |
| 一、审计监督是责任政府中的责任追究机制 |
| 二、审计监督是协同治理中以问责为导向的建设性制度安排 |
| 三、审计监督是民主治理中的政治信任增进机制 |
| 第四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期望差距 |
| 第一节 审计监督的独立性期望差距 |
| 一、审计独立性及其期望差距 |
| 二、审计体制不畅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能力不足导致审计监督独立性期望差距 |
| 第二节 审计监督的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一、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二、政府公共信息垄断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信息公开不足导致审计监督公开性期望差距 |
| 第三节 审计监督的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一、审计体制悖论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二、审计权责失衡造成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三、审计监督的问责困境导致审计监督责任性期望差距 |
| 第五章 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行动路向 |
| 第一节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依法独立审计 |
| 一、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依法独立审计 |
| 二、改革审计管理体制,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 |
| 三、正确理解审计监督的独立性 |
| 第二节 通过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 |
| 一、强化审计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的信息知情权 |
| 二、在审计监督中促进政府信息公开 |
| 三、基于审计监督权推进审计监督信息公开 |
| 第三节 在公共问责中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 一、优化审计监督问责体系 |
| 二、增强审计监督的问责效能 |
| 三、提升审计监督公信力 |
| 结语: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审计监督的治理效能 |
| 一、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法治化 |
| 二、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民主化 |
| 三、国家治理体系中审计监督的全覆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6）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思路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贡献 |
| 2 文献综述 |
| 2.1 跨国投资动因的研究综述 |
| 2.1.1 传统影响因素 |
| 2.1.2 制度影响因素 |
| 2.1.2.1 制度质量对跨国投资的影响 |
| 2.1.2.2 制度距离对跨国投资的影响 |
| 2.2 会计准则变革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
| 2.2.1 会计准则变革对会计信息可靠性的影响 |
| 2.2.2 会计准则变革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 |
| 2.2.3 会计准则变革对会计信息谨慎性的影响 |
| 2.2.4 会计准则变革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影响 |
| 2.3 会计准则变革对不同主体投资的影响 |
| 2.3.1 会计准则变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
| 2.3.2 会计准则变革对机构投资者投资的影响 |
| 2.3.3 会计准则变革对个体投资者投资的影响 |
| 2.4 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投资影响的研究综述 |
| 2.4.1 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
| 2.4.2 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间接投资的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3 制度背景分析 |
| 3.1 我国会计准则变革的历程 |
| 3.2 跨国投资范畴 |
| 3.3 跨国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和制度背景 |
| 3.3.1 宏观层面的跨国直接投资 |
| 3.3.2 微观层面的跨国直接投资 |
| 3.4 跨国间接投资的制度背景和发展现状 |
| 3.4.1 宏观层面的跨国间接投资 |
| 3.4.2 微观层面的跨国间接投资 |
| 3.5 本章小结 |
| 4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4.1 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投资影响的理论基础 |
| 4.1.1 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4.1.2 制度理论 |
| 4.1.3 交易成本理论 |
| 4.1.4 委托—代理理论 |
| 4.1.5 前景理论及框定偏差原理 |
| 4.1.6 经济后果理论 |
| 4.2 理论分析框架 |
| 4.2.1 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投资的影响路径 |
| 4.2.3 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投资的影响机理 |
| 4.3 本章小结 |
| 5 会计准则变革、可比性和跨国直接投资 |
| 5.1 理论分析与假设检验 |
| 5.1.1 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
| 5.1.2 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直接投资影响的路径和机理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2 被解释变量 |
| 5.2.3 解释变量 |
| 5.2.4 控制变量 |
| 5.2.5 检验模型 |
| 5.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回归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改变会计准则可比性(similarity_(ijt))计量方法 |
| 5.4.2 分组检验中的稳健性检验 |
| 5.4.3 固定效应向量分解法(Fixed Effect Vector Decomposition,FEVD)优化固定效应模型 |
| 5.4.4 FDI和OFDI分类稳健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6 会计准则变革、可比性和跨国间接投资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1.1 会计准则变革对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权益投资的影响 |
| 6.1.2 会计准则变革、可比性与外国机构投资者的权益性投资 |
| 6.2 样本选取与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的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2.2 可比性(comparability)和熟悉性(familiarity)的度量 |
| 6.2.3 被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 |
| 6.2.4 检验模型 |
| 6.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考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
| 6.4.2 假设H2-1稳健性检验（2006-2007) |
| 6.4.3 考虑宏观因素对假设H2-2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 会计准则变革、会计信息质量与跨国间接投资 |
| 7.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7.2 样本选取与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7.2.2 变量的界定 |
| 7.2.2.1 操纵性应计盈余管理 |
| 7.2.2.2 真实性盈余管理 |
| 7.2.3 检验模型 |
| 7.3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3.3 回归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排除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 |
| 7.4.2 分组检验中用qfiihp替代qfiihsn |
| 7.4.3 考虑宏观经济影响因素 |
| 7.5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及理论启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和政策建议 |
| 8.2.1 研究启示 |
| 8.2.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协调策略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会计国际协调的文献综述 |
| (一) 关于会计国际协调的相关文献 |
| 1. 会计国际协调概念的相关文献。 |
| 2. 会计国际协调动因的相关文献。 |
| 3. 会计国际协调策略的相关文献。 |
| 4. 会计国际协调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二) 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协调的相关文献 |
| 1.“一带一路”会计国际协调动因的相关文献。 |
| 2.“一带一路”会计国际协调策略的相关文献。 |
| 三、相关研究文献对“一带一路”会计协调的启迪 |
| (一) 从“一带一路”会计协调的动因来分析 |
| (二)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协调的可行性来分析 |
| (三)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协调的困难来分析 |
| (四)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协调的策略来分析 |
| 1.“一带一路”会计协调是形式协调还是实质协调? |
| 2.“一带一路”会计协调是双边协调还是多边协调? |
| 3.“一带一路”会计协调是协调、趋同还是等效认可? |
| 4.“一带一路”会计协调是利用现有协调机构还是另起炉灶? |
| 5.“一带一路”会计协调是以IFRS为基础进行还是另行制定自己的会计准则? |
| 6.“一带一路”会计协调是区域协调优先还是国际协调优先? |
| 7.“一带一路”会计协调是通过超国家强力机构以及立法形式推进还是协商推进? |
| 8.“一带一路”会计协调是由政府推动还是民间组织推动? |
| 9.“一带一路”会计协调是长期策略还是短期策略? |
| 1 0. 会计协调与审计监管等效的关系如何? |
| 四、结论 |
（8）会计师事务所复核对审计质量的作用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会计师事务所复核文献回顾 |
| 一、会计师事务所复核目标 |
| 二、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复核的因素 |
| 三、会计师事务所复核的行为后果 |
| 四、会计师事务所复核存在的缺陷 |
| 第二节 审计质量相关文献回顾 |
| 一、审计质量概念的内涵发展 |
| 二、审计质量领域的相关成果 |
| 三、质量控制研究的相关成果 |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 第二章 会计师事务所复核对审计质量的作用机理分析 |
| 第一节 基础理论 |
| 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二、信息学理论 |
| 三、实证审计理论 |
| 第二节 制度背景分析 |
| 第三节 会计师事务所复核本质层面分析 |
| 一、信息含量损失及高质量会计信息 |
| 二、会计师事务所复核设置动因 |
| 三、会计师事务所复核的真实含义 |
| 四、会计师事务所复核对审计判断的协调力 |
| 五、会计师事务所复核资源配置结构的组成 |
| 第四节 会计师事务所复核影响层面分析 |
| 一、会计师事务所复核作用于审计质量的分析框架 |
| 二、合规性复核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分析 |
| 三、认知偏差复核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分析 |
| 四、规则性复核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分析 |
| 第三章 合规性复核配置与审计质量 |
| 第一节 规则执行人自利性下的信息含量损失 |
| 一、规则执行人自利性导致审计证据不充分 |
| 二、审计证据不充分导致信息含量损失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假设提出与研究思路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样本选择、变量界定和模型设计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 一、问题提出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四章 认知偏差复核配置与审计质量 |
| 第一节 规则执行人认知偏差下的信息含量损失 |
| 一、规则执行人认知偏差导致审计证据不恰当 |
| 二、审计证据不恰当导致信息含量损失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假设提出与研究思路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样本选择、变量界定和模型设计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 一、问题提出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规则性复核配置与审计质量 |
| 第一节 规则有限性下的信息含量损失 |
| 一、规则有限性对审计证据收集的影响 |
| 二、审计证据收集缺乏规则指导导致信息含量损失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假设提出与研究思路 |
|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二、样本选择、变量界定和模型设计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
| 一、描述性统计 |
| 二、相关性分析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的进一步分析 |
| 一、问题提出 |
| 二、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研究总结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建议 |
| 第三节 可能的创新点和研究局限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9）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的法律协调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水平的提升 |
| 1.1.2 中国政府承诺适时引进境外证券发行人 |
| 1.1.3 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制度首先要解决法律协调问题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研究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基本模式的文献 |
| 1.3.2 研究监管法律协调模式在具体事项中适用的文献 |
| 1.3.3 研究我国引入境外证券发行人法律问题的文献 |
| 1.3.4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 1.4 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思路与内容、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的主要问题 |
| 1.4.2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模式的基本问题 |
| 2.1 境外证券发行人 |
| 2.1.1 境外证券发行人的界定及法律地位 |
| 2.1.2 境外证券发行人发行和上市行为的类型及本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1.3 证券发行人选择在境外发行上市的动因 |
| 2.2 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视角下的法律冲突与法律协调 |
| 2.2.1 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视角下的法律冲突 |
| 2.2.2 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视角下的法律协调 |
| 2.3 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模式的类型 |
| 2.3.1 国民待遇模式 |
| 2.3.2 豁免模式 |
| 2.3.3 一体化模式 |
| 2.3.4 等效模式 |
| 2.4 监管机构确定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模式的基本考量 |
| 2.4.1 法律冲突的解决 |
| 2.4.2 安全目标与效率目标的平衡 |
| 2.4.3 促进经济与证券市场的发展 |
| 第3章 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的国民待遇模式 |
| 3.1 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协调的国民待遇模式 |
| 3.1.1 公开发行审核制度协调中国民待遇模式的适用 |
| 3.1.2 上市条件协调中国民待遇模式的适用 |
| 3.1.3 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协调的国民待遇模式评析 |
| 3.2 公司治理监管法律协调的国民待遇模式 |
| 3.2.1 对公司治理法律协调适用国民待遇的典型代表：《萨班斯法案》 |
| 3.2.2 公司治理法律协调的国民待遇模式评析 |
| 3.3 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的国民待遇模式 |
| 3.3.1 非财务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中国民待遇模式的适用 |
| 3.3.2 财务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中国民待遇模式的适用 |
| 3.3.3 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的国民待遇模式评析 |
| 3.4 国民待遇模式的适用分析 |
| 3.4.1 国民待遇是历史上首先被适用的法律协调模式 |
| 3.4.2 当前适用国民待遇主要是出于金融安全的考量 |
| 3.4.3 国民待遇不宜适用于所有监管事项 |
| 第4章 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的豁免模式 |
| 4.1 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协调的豁免模式 |
| 4.1.1 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协调中豁免模式的有限适用 |
| 4.1.2 市场准入监管法律协调的豁免模式评析 |
| 4.2 公司治理监管法律协调的豁免模式 |
| 4.2.1 公司治理监管法律协调中豁免模式的适用 |
| 4.2.2 公司治理监管法律协调的豁免模式评析 |
| 4.3 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的豁免模式 |
| 4.3.1 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中豁免模式的适用 |
| 4.3.2 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的豁免模式评析 |
| 4.4 豁免模式的适用分析 |
| 4.4.1 豁免模式的适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
| 4.4.2 豁免模式的适用应十分谨慎 |
| 4.4.3 豁免模式常作为国民待遇模式的补充 |
| 第5章 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的一体化模式 |
| 5.1 公司治理监管法律协调的一体化模式 |
| 5.1.1 国际组织推动公司治理规则一体化的努力 |
| 5.1.2 公司治理规定能否实现一体化的争议 |
| 5.2 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的一体化模式 |
| 5.2.1 非财务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中一体化模式的适用 |
| 5.2.2 财务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中一体化模式的适用——以会计准则为例 |
| 5.2.3 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的一体化模式评析 |
| 5.3 一体化模式的适用分析 |
| 5.3.1 国家与国际组织共同推动一体化模式的适用 |
| 5.3.2 信息披露是最适合适用一体化模式的事项 |
| 5.3.3 一体化模式的适用有一定灵活性 |
| 第6章 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的等效模式 |
| 6.1 等效模式的现有实践——欧盟境外证券发行人信息披露制度 |
| 6.1.1 非财务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的等效模式 |
| 6.1.2 财务信息披露监管法律协调的等效模式 |
| 6.2 等效的认定标准 |
| 6.2.1 等效认定的总体标准 |
| 6.2.2 等效认定的具体标准 |
| 6.3 等效模式的配合机制 |
| 6.3.1 等效的认定程序 |
| 6.3.2 双边合作机制的配合 |
| 6.3.3 持续评估的开展 |
| 6.4 等效模式的适用分析 |
| 6.4.1 等效模式的监管效益分析 |
| 6.4.2 等效模式具有扩大适用的可能性 |
| 第7章 中国对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模式的选择 |
| 7.1 确定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模式的国际经验 |
| 7.1.1 根据监管事项选择适用不同的法律协调模式 |
| 7.1.2 选择法律协调模式应注重各考量因素的平衡 |
| 7.1.3 法律协调模式的选择应与国情紧密结合 |
| 7.2 中国选择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模式的考量因素 |
| 7.2.1 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情况考量安全目标 |
| 7.2.2 结合我国引入境外证券发行人的目的考量效率目标 |
| 7.2.3 结合我国证券法律发展及与国际法律的互动情况解决法律冲突 |
| 7.3 中国引入境外证券发行人时监管法律协调模式的选择 |
| 7.3.1 对于市场准入监管的法律协调适用国民待遇模式 |
| 7.3.2 对于公司治理监管的法律协调适用等效模式 |
| 7.3.3 对于信息披露监管的法律协调主要适用一体化模式 |
| 7.3.4 对于豁免模式的适用应当极其谨慎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1.1 监管机构应综合运用各种法律协调模式 |
| 8.1.2 监管机构选择法律协调模式应注重分析现实情况 |
| 8.1.3 我国现阶段应主要基于监管事项类型选择法律协调模式 |
| 8.2 展望 |
| 8.2.1 各法律协调模式的发展趋势 |
| 8.2.2 我国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法律协调模式的适用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英文部分 |
| 中文部分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国际会计协调和我国会计发展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国际会计协调的定义及价值 |
| (一) 国际会计协调的定义 |
| (二) 国际会计协调的价值 |
| 二、我国会计协调发展现状 |
| (一) 市场环境不完善 |
| (二) 会计协调与国际接轨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
| (三) 会计准则执行力度不够 |
| 三、国际会计协调与我国会计发展的相关性以及对我国会计发展的影响 |
| (一) 促进中国会计协调明确定位 |
| (二) 促进矛盾的缩小 |
| (三) 促进中国完善自身的会计机制 |
| 四、结束语 |
四、试论中国会计的国际协调（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倡议下会计国际协调的路径探颐[J]. 马蕾. 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0(04)
- [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会计协调问题研究[J]. 何玉,夏烨.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 2020(06)
- [3]对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和“中国特色”的回顾与思考[J]. 何敬. 财会月刊, 2020(18)
- [4]会计信息在欧盟反倾销调查中的价值研究 ——以G公司参与2018欧盟反倾销调查为例[D]. 陆晓山.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7)
- [5]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审计监督研究[D]. 高晓霞.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6]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对跨国投资的影响研究[D]. 周芳.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7]“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会计协调策略分析[J]. 商思争. 财会月刊, 2018(23)
- [8]会计师事务所复核对审计质量的作用机理研究[D]. 陈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9]境外证券发行人监管的法律协调模式研究[D]. 王淼.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8(05)
- [10]国际会计协调和我国会计发展相关性研究[J]. 卫强. 经济师,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