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国企改革论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设想（论文文献综述）
武智[1]（2021）在《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认为职业教育是当代中国参与国际人才竞争的一个重要平台,是联结教育、职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纽带。职业教育政策不仅是规范职业教育发展方向和路径的指针,而且是国家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写照,更成为了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动力源泉。本研究主要是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将职业教育政策置于理论分析的中轴,从历史制度主义独特的时间观、历史观和制度观出发,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职业教育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阐释政策文本的丰富意涵,对职业教育政策发展演变进行合理归因,并揭示不同历史阶段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和政策演进的可能路向。本研究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绪论）主要从论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学术史梳理,辨析历史制度主义、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相关概念,进一步明确研究目标、主要研究内容和论文研究主要方法等。简要介绍了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本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构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和路径依赖的分析范式,形成了由宏观结构—中层制度—微观行动者的解释框架。第二部分（第一至二章）对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分阶段研究。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有助于我们分析长时段的教育政策变迁。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历经七十年的变迁,在不同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教学模式持续变革。具体而言,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分为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三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包括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和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五个方面。这部分是本研究的主体部分,重点从政策环境分析、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等方面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纳小结。研究过程中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观念等宏观因素出发,分析各要素之间的结构性互动及其影响,试图通过追寻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找出过去对现在的重要影响。论文援引历史制度主义的时间观,将关键节点、序列、事件等引入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史的追溯之中,具体从纵向线性历史序列和横向的点状历史节点两个层面出发,强调不同时期职业教育政策的特殊性,考虑制度内生机制的影响和偶然因素的影响,体现职业教育政策变迁鲜明的渐进性和时序性,力求生动地呈现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第三部分（第三章）是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历史既是过去的时间性存在又决定着当下的现实性存在。纵观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历程,一方面,职业教育制度具有内生性特征,政策的演变遵循着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是一个逐步完善和持续改进的过程;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政策受偶然变量的影响,行动与制度互动的同时,历史过程中出现的偶然性导致意外性制度变迁的发生。通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段和八个“关键节点”的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动因分析,集中探讨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变量等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从政府理性选择、学校理性选择两个方面对职业教育政策变迁进行合理归因,并分析了投入效能和产出效能,揭示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第四部分（第四章）是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整体上呈现出“断裂均衡”的特征,可以归纳为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方向、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和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新中国成立后,现有的一系列职业教育政策迫切需要变革,梳理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专业技术教育体制的建立、中等专业学校的建立、技工学校和职工教育得到发展、城市职业学校的兴办、“文革”时期导致职业教育停滞的过程。改革开放是新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新中国成立七十年间相继出台了职业教育改革的各项政策举措,职业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总体来看,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和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势在必行。先前的职业教育政策对后续的职业教育发展有持续性的影响,同时,后来发生的政策演变对此前的历史实践也具有经验总结和规则承续的意义。进入新时代,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尤其是高等职业教育以及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得以高速发展,中等职业教育逐渐恢复提升,并且中职教育逐步向农村地区延伸,以发挥其服务“三农”、助力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功能,突出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包容性,从战略高度推动职业教育向高质量方向持续发展。
王雅静[2]（2021）在《德国双元制中国化的组织向度——以新星职校的组织演变为例（1984-2002）》文中研究说明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德国经济腾飞的重要技能教育制度,它是基于德国协调市场模式下的内部技能形成制度。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职业教育恢复发展期,我国经济和教育部门学习借鉴德国巴伐利亚双元制职业教育理念和制度,在中国建立了一批双元制职业学校。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中国化经历了模仿复制、比较改造和本土化阶段,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一所中德合作的双元制学校,新星职校在20世纪80-90年代经历了建立、发展和组织转型的历程,展现了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中国化的组织路径。成立之初,新星职校具有政治合法性和专业有效性,通过双元制的模仿和改造,成为一所行业管辖的技工学校,侧重国企技能培训和职业技能资格认证。在中德合作结束之际,随着市场化转型和高等教育大众化,学校面临生存发展危机,逐步从行业办学转型为一所教育系统管辖的公办高职院校。组织演变背后呈现了国家职业教育理念和技能形成制度变化的过程。我国在职教改革和体系建设阶段,应关注技能形成制度中职业学校的功能和定位,完善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优化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
王雅静[3]（2021）在《技能形成制度中的职业教育组织演化逻辑》文中提出职业学校是技能形成制度中的重要组织,中国技能教育组织经历了从学徒制到职业学校制度、行业办学到教育统筹的转变。组织演变经历了行业办学的中职学校、教育系统统筹的中高职院校和技术大学阶段。在计划体制下,内部技能形成制度的工厂学徒制和行业中职学校制并存,但市场化转型以来,这种内部技能形成制度逐渐丧失了社会制度和组织基础,被外部技能形成制度所取代,表现为行业系统和国有企业以经济生产为中心,逐步剥离职业教育和社会性功能,职业学校的管辖权则从行业系统逐步转移到教育系统统筹。在教育体系建设阶段,职业学校演变的实质是国家教育体系建设下的规模化发展和组织升级。职业教育组织变迁的背后是职教理念的推动,职校制度是一种正式的院校化、规模化、集群式的技能培养模式,对知识的追求建构了教育等级序列,教育理念更倾向精英化和学术性,关注职业教育在系统知识体系和教育科层中的等级地位。在职教体系建设下,学校对教育系统身份认同的追求,形塑了职业学校向上获取资源的理性策略和大学化的组织发展路径。
马芳[4]（2020）在《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北振兴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3年以来,东北振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东北经济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仍然不尽人意。2016年10月18日,国务院召开了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推进会,明确提出了组织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相关省市建立对口合作机制。对口合作实施至今已三年,两地对口合作政策执行情况如何、制定了哪些实施细则、各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哪些进展、两地对口合作对推动东北振兴效果如何、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发展带来了哪些经济效应、还有哪些因素制约着对口合作的进展、如何更好地推进两地经济协同发展特别是东北振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对此开展研究,研究对全面评估对口合作政策、促进东北振兴和东部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涉及的地域、层级、领域很广,目前对两地对口合作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很多学者仅在东北振兴或在对口帮扶的基础上对对口合作进行了定性分析。与其他研究不同,本文是在对两地大量的实地调研及向发改委等相关部门咨询、深度访谈、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实地调研与深入访谈相结合等方法进行研究,形成了以合作现状总览、合作效应实证、制约因素分析为主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研究内容:解读东北和东部地区的对口合作政策,系统梳理对口合作政策实施以来东北地区主要领域经济发展的成果。分领域对对口合作在两地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以农副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和信息产业作为代表进一步实证分析对口合作对东北经济的促进作用。从对口合作的视角分析了东北振兴的制约因素。对两地如何进一步落实中央提出的对口合作政策,进一步深入开展对口合作进而推进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文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1.到2020年,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已基本完成预定目标。即形成了常态化的合作机制、构建了多产业合作平台、建立健全了合作相关政策,并形成了有效的保障措施。2.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拉动效应显着。东北地区在对口合作后经济总量增长趋势明显。对口合作明显促进了东北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尤其是国企改革。对口合作对推动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效果不明显,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很大促进作用。对口合作使东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得到了显着改善。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科技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但对科技产出的促进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的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有显着的促进作用。3.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经济拉动效应不显着。东部地区的机制体制改革也未因对口合作而出现明显的进步,其中,国企改革的效果对机制体制改革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效果显着,但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效果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的科技产出以及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作用显着,但对科技投入促进作用不显着。对口合作对东部地区平台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4.通过三个重点合作领域的实证分析说明对口合作对东北振兴的促进作用。对口合作对东北地区农副产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明显,这说明对口合作是一项有利于促进东北振兴的政策。5.从对口合作视角分析制约东北振兴的主要因素:两地经济基础及合作效应的差异导致东部地区合作意愿不强。机制体制方面,对口合作的实施在东北基层政府受到阻碍。东北地区营商环境仍有待改善,某些行业中仍存在着以利益输送为基础的“隐性限制”,招标内定、企业垄断、隐性门槛等状况仍然存在。东北国企运营管理能力薄弱,在企业转型升级方面,东北地区制造业存在内部结构矛盾;农业合作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面临问题;东北本地的金融业表现整体疲软,削弱了两地对口合作的效果。在科技创新方面,东北地区创新性研究缺乏有力的资金支持;人才存在结构性问题;人才就业观念有待转变;东北科技成果本地转化能力弱。在平台建设及其他方面,东北特色小镇建设遭遇瓶颈;合作中两地间信息数据互通不畅;产业园区功能存在竞争冲突。东部地区对东北地区人才“虹吸效应”明显。6.促进对口合作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增强两地干部交流、转变思想意识,制定对口合作PPP项目规范,提升东北国企混改质量,大力促进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加快两地对口合作产业升级转型方面:激励两地企业“走出去”、“请进来”,政策扶持两地非公经济融资,以乡村振兴新型农业经营发展,加强两地开展文化旅游合作,以两地制造业为基础与“互联网+”相结合。推进科技创新与人才发展方面:健全两地人才培育与流动机制,调动两地校企合作积极性,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两地合作自主研发能力,加强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加强两地合作平台建设方面:搭建平台载体,促进两地进一步合作交流,补齐两地农村、农业对口合作平台建设短板。本文主要创新点如下:1.从对口合作视角系统梳理了东北振兴所取得的成果和面临的问题。对东北振兴问题的研究文献浩如星河,但是全面而系统的阐述东北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却不多,本研究填补了这一项空白,为其他的研究者提供了比较全面的参考材料。2.对区域经济理论的有益补充。中国区域间对口合作大都是发达地区以帮扶为主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形式,很少有学者对此种区域合作进行过系统研究。尽管现阶段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但尚不是落后地区,本文对新时代下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开创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研究新领域,丰富了区域经济理论。3.建立区域对口合作分析框架。本文以体制和机制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平台建设等四个方面作为对口合作分析框架,研究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现状、经济效应、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抓住了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及东北振兴的关键。4.构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本文通过构建效应分析计量模型,将两地对口合作前后对比及东北地区在三个重点领域的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分别对东北振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在体制机制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与人才流动、平台建设及农业、汽车制造业和信息产业等方面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对两地经济发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结论。
占水生[5]（2021）在《中国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人力资本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求对产品结构、产业结构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也要求对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本这一生产要素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运用二元结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供给需求分析、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相关理论和案例分析、模型分析等方法,对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进行分析发现,我国人力资本供给总量和结构都存在问题,且供给结构问题更突出。在供给总量方面,我国人力资本储备充足,但是高端教育科技人力资本、企业经营人力资本、社会治理人力资本储备不足。在供给结构方面,我国人力资本存在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年龄结构和教育结构失衡等问题,模型分析发现这些结构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我国亟需进行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人力资本供给总量和结构都存在问题,亟需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适应和推动一个趋势变化—我国经济发展从依靠“人口红利”（普通劳动力数量型红利）向依靠“人力资本红利”（高素质型“人才红利”）转变,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是推动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本文通过供给需求分析、案例分析发现我国人力资本供给问题背后存在深层原因,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结构、教育投资失衡、人力资本市场错配、计划生育政策不健全等。对我国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最后,结合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侧问题后面的原因,对我国人力资本结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我国人力资本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年龄结构几方面;第三,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走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的路线;第四,我国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第五,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以人力资本为重要生产要素为原则,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教育均衡发展,人力资本优化配置,完善人口年龄结构,重点做好教育科技、企业经营、社会治理人力资本的培育、使用、收入分配等工作。
陈雷[6]（2019）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明确事权、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国家基本公共服务十二五规划也提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通过上述重大决议或文件可以看出,财税治理和民生保障已经上升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历次财税体制改革,民生保障在财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正如十九大正式宣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无论是“美好生活需要”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本质上都与财税问题密切相关。从逻辑关系上看,财税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而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又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和重点。因此本文将事权与支出责任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地方积极性是难点和重点,也是研究较为薄弱的方面,因此最终将研究目标聚焦在地方政府间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研究,即解决地方各级政府间在履行各类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之间涉及到的收入和支出等财政关系。财政事权作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事权,其涉及到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方面的领域,也是分税制以来长期遗留问题的汇总。但当前学界的研究更多是各自学科领域的研究,需要进行综合研究与平衡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更多考虑的是效率和便利,但财政事权表面解决的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之供给,本质上是居民基本权利福祉之实现,具有强烈和浓厚的“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的法治意蕴。不同类型和领域的公共产品,在法律层面其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的模式、手段、程度、标准等也均有差别,具体体现在,第一,与权利保障相关的基本权利福祉型财政事权一般多为共同事权,以强调多级政府的法定保障义务即强制性支出责任;第二,与权利保障相关的市场要素型财政事权要一分为二,例如与市场开放性要求相关的财政事权应当划为共同事权以避免地方保护主义的弊端,与市场封闭性要求相关的财政应当划分为一级政府的独立事权以避免多级干预影响到市场价值规律作用的发挥;第三,与权力制约相关的政府公权力层级分配及其与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逻辑关系,因为涉及到“权力制约”,故而与“权利保障”的规制思路不同,要求法无禁止既授权,各个层级的政府财政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且各个层级政府对应各自的财政事权范围与支出责任,各级财政支出不应当越位或缺位,以免伤害到基本权利福祉和市场自治规律的实现。且政府财政层级的分配本身就要遵循有利于权利保障实现的基本原则,即实现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最优化。因此,现代财政制度的构建必须把握事权与支出的法律本质,从法理的根源探求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解决的路径,改变以往单纯考虑经济学或管理学的效率导向的解决方法,才是提高和实现财税法治的根本,即将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各个学科的研究优势相结合。当前关于地方财税治理尤其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研究,虽然在法律文本规范层面,部分省份和直辖市政府已经出台了本地区划分改革的改革方案或试行意见等指导性文件,但更多停留在原则性概括和政策性的宣示,在划分清单、财力匹配、支出规制、争议解决等配套改革方面规定有限,个别省份甚至连最基本的事权清单都没有列举。而在实践层面,由于我国的自然条件,各个地区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法治程度差异较大,也给地方财税治理研究带来了困难,因此必须在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规范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补充。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是,因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关涉到各级政府关于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是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财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本论文以“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作为研究的命题和对象;其次,本论文虽然聚焦的是地方财政问题,但同样离不开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这一大背景,地方问题的理顺有利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理顺,因此本研究也涉及到部分财政事权领域是归属于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在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的背景下研究地方政府部分的支出责任在地方各级之间的分配;再次,以宪法教义学的方法作为理论源头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将宪法基本权利和公权力体系的类型化与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的类型化相对接,并辅之以经济学的经济效率原则作为划分的补充;然后,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进行客观层面的类型化,包括单一事权、共同事权、委托事权、监管事权、新增事权等以及所对应的支出责任;最后,为完成履行事权所需的支出责任,需要对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即收益权畸形必要分析和匹配,以保障地方政府具备履行事权的支出能力和支出责任,从收支相适应的角度探讨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最终制度目标。本研究需要完成的研究目标是:第一,构建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理论框架,以进一步完善各地区财政治理逻辑思路和指导思想;第二,规范省以下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路径选择,以不断提高地方财税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本研究重点关注的以下问题:第一,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意蕴与理念重构;第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界分的标准和程序问题;第三,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中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尤其是以地方财政收益权为核心展开探讨,即从“收”和“支”两个层面相结合以实现收支相适应,改变原有研究仅从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偏离了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前提,故而无法实现财税法治所要求的权责相一致;最后,通过政府间争议解决机制的优化作为事权与支出相适应的制度保障。本文的研究结构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是问题的提出,其中第一节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的由来,对由来进行逻辑和理论上的推导,论述央地财政关系的核心是地方财政与地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的问题。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本质与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其制度目标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因此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研究和规范在财税体制改革中的意义重大。第二节是探讨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包括:理论支撑是分税制下的财政分权与财政公平问题,即地方问题也是在分税制即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和探讨;先决条件是对地方主要是省级财税立法权的再审视,应将省级立法权纳入到地方财税治理的核心地位;解决重点是省市县三级政府财政间的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因为乡级财政职能在当前财税体制下更多被弱化;解决必要性即现实紧迫性是当前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尤其是近年来地方政府包括基层政府债务规模膨胀以及地方融资乱想等对地方公共产品供给和地方政府间财政治理的负面影响。第三节是在比较法的视域下展开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的探讨,包括对其他国家在地方财政治理中的问题和经验进行梳理,去粗取精以得出更为合适的制度借鉴,同时也对我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次财税体制的内容与利弊进行梳理和总结,寻求制度优化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和可资总结的经验教训。第二章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理论分析,包括法理解读、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的界定,从多学科多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铺垫,分析各个学科研究的现状以及存在的不足和改善的空间,在法理解读的过程中,尤其是重点分析法学视野包括宪法教义学思路对地方财税治理与财税改革所蕴含的重要的指导意义,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治化研究提出法理依据,地方财税治理必须进行法治的体系化建构,而不应当仅仅局限于部分领域的修补,进而得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法治化的目标导向和路径导向。目标导向是解决政府财政支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一方面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合法,另一方面政府的财政活动应当围绕本区域居民的基本福祉。路径导向首先是规范层面应当逐步推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法定原则,其次在明确支出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理清收入的划分,包括地方收益权体系的建构,最后应加强财政监督与法律责任的完善。当然,在进行路径设计的各个环节,都不应当忽视现实利益的关切,尤其是对地方各级政府应关注激励相容原则。第三章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制度意蕴与障碍反思,制度意蕴探讨的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律属性和法律边界问题,尤其宪法的教义学中的国家机构体系与基本权利体系能够为地方财政问题的分析和认知提供能量巨大的方法论指导。障碍反思是理论层面、程序层面、纵向层面、横向层面等不同的维度梳理传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理论中法治意蕴的匮乏,例如过于强调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划分程序有待加强必要的制度供给、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失衡与错配以及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在支出活动上的权责不明等。进而总结出两者不匹配的根源,包括规范层面的根源和实践层面的根源,为制度设计指明需要解决的问题。规范层面的根源主要是地方财税改革过程中立法的缺失,缺乏明确的立法指引和制度供给,实践层面的根源有分税制下地方政府的逐利性冲动,各个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收益分配机制的不够完善等等。第四章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理念重构,第一节是明确划分的基本理念,以宪法基本权利和政府公权力体系的二元划分为基础,并兼顾效率原则。其解决的横向划分基础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界限的规范化,纵向划分的基础是财政层级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层次性逻辑关系。第二节和第三节是在反思现有事权划分的理念误区的基础上行,分别从基本权利和公权力体系两个角度探讨财政事权划分的类型化,重点分析基本权利型与非基本权利型财政事权在规制思路上的区分,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或导出不同层级的公权力与不同类型和领域的公共产品（包括基本权利型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市场要素型公共产品）供给的对接与实现,其中国家公权力体系的对接方面突出强调省级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区域统筹权和市县级等基层政府的微观管制权。以解决事权与支出相适应的划分基础和操作路径。第四节分析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逻辑关系,将财政事权划分与支出责任划分相对接,将各级政府的支出活动严格限定在本级财政事权领域,避免政府财政活动的缺位或越位。第五章对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实证分析,第一节是对地方财政事权进行类型化并给与类型化的价值定位和模式选择,明确财政事权划分的一般类型,以作为决定支出责任的基础。第二节是地方支出责任界定与划分的法治化标准,重点对共同事权、委托事权、监管事权和新增事权等主要类型的支出责任标准予以界定,并对省域和直辖市的支出责任情况进行实证考察和实践梳理。第三节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动态调整机制,包括调整权力的均衡化配置、调整程序的法治化规范、调整权限的规范性划分,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需要。第四节是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问题的具体化例证。一方面是从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角度分析省、市、县三级的事权与支出划分,另一方面是对具有代表性的教育财政事权和社会保障财政事权的具体化分析。教育财政事权和社会保障财政事权是基本财政事权中的典型代表领域,通过将上述理论应用到教育和社保领域,实现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具体化。第六章是对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利益平衡机制展开探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是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核心,政府间财政关系本身就伴随着各种财税利益的竞争。财政事权与支出的划分本身就是对政府间利益的再分配,因此需要必要的利益平衡机制。第一节是分析利益冲突的本源,论述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利益竞争与平衡。第二节是对利益平衡机制中的地方收益分析探讨,包括省以下收益分配的检视和地方税收收益分配机制的完善,包括构建可持续的地方税,以及规范共享税的收益分享机制。本节重点聚焦的是地方收益权的完善,包括地方政府各个地方税税种的可行性探讨,以及政府间的税收收益分配如何实现相对均等以保障本级事权的财政支出责任能力。第三节是在分析地方财源不均衡的基础上探讨利益平衡中的纵向财力补偿,主要是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在财力转移不均衡的现状及根源梳理的基础上,对纵向转移支付进行类型化,包括基本权利保障型、产业与经济补偿型、环境补偿型、区域发展均衡型以及紧急状态型转移支付并与财政事权的划分相对接。明确宪法的禁止性边界,即对于超过财政事权范围和地方支出责任范围,且违反效率性原则的应当禁止。进而提出省以下纵向转移支付法律规制的目标、重点和标准,即应当以县市级的财力保障为基本目标、以基本权利型财政事权为支出重点、以横向上解和纵向下沉的方式并用、以经济学标准和法学标准并行的治理思路。第四节是分析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仍然是采用类型化的研究方法和域外借鉴的研究思路。将横向转移支付主要界定为跨区域财政事权,并类型化为资源导出区和人口导入区转移支付、产业限制区和产业转移区转移支付、区域产品供给型转移支付和财政平衡型转移支付。通过利益平衡机制将地方收益分配限定在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领域,以更好的有的放矢,避免以往研究的泛化。第七章是对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进行研究。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除了实体法上的界定之外,也需要程序法的保障,地方财政纠纷的解决机制在现代财政制度框架内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第一节是纠纷解决机制的前提:财政法律责任配置的规范化,没有明确的法律责任那么纠纷解决机制也无从谈起。实现财政法律责任配置的规范化,仍然需要通过预算约束的方式实现,同时对责任的配置必须具体化,以免遁入刑事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的范畴;第二节是在权责一致视角下监督体制的完善,监督机制有利于强化权利义务的落实。在地方财税治理中应当强调地方人大对财政事项监督权的实现和规范性,通过人大监督实现支出责任标准的绩效考量、预算绩效评价和财政监督制度的有效性和完善性。第三节是探讨纠纷解决机制权限的归属,即究竟归属于立法、司法抑或行政?同时对权限归属进行域外考察与借鉴,在域外考察和借鉴的基础上重新反思原有的立法、司法、行政在地方财政争议解决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包括行政解决机制的专门机构模式、司法解决机制的有限参与模式、立法解决机制的内涵与外延扩大模式,对三种模式的利弊给予相应评价;第四节是对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地方立法权即立法解决机制的再审视,对以往地方财税立法权研究的不足进行梳理和评价,将立法解决机制重新进行法律定位、内涵与外延的明确,并对地方财税立法权的权属标的、权力边界以及替代性机制进行研究,以实现地方财政纠纷解决的机制构建。结论部分针对原有的理论分析和现状的问题梳理,对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提出更为规范的制度对策。首先,在立法层面,强调地方财税治理的法定性,逐步将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上升到地方立法层面,提高地方财税治理的立法水平;其次,从法律属性与经济属性相结合的角度逐步开展地方财政事权的科学划分;再次,根据财政事权的划分进而界定地方政府间的支出责任,尤其重点强调共同事权（包括横向共同事权）和委托事权项下的支出责任,这是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改革的重点;然后,对支出责任涉及的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分配进行规范,既要考虑地方税体系的培育,也要考虑共享税在各级政府间的分享,以保障各级政府具备履行本级事权项下的支出责任能力,以最终实现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最后,优化地方政府间涉及到财政事权与支出划分的争议解决机制,平衡政府间的利益关系和财政关系,以保障两者在解决机制上相适应的目标,总结和反思立法、司法、行政等不同的解决机制的优劣和对当前实践的适应性,从法理与实证两个层面得出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和解决路径。尤其是对地方财税立法在地方财政治理过程中的定位、法律属性、法律必要性给予全面的审视和反思,对地方财税立法的界定和范围给予必要的扩充,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地方立法形式之外,也应适当将与财税治理有关的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内容纳入到地方财税立法权的范畴,例如除了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之外,还应当包括财政事权的调整、地方举债权的规定、共同财政事权的联合立法、地方立法的替代性机制等等。除此之外,也应当关注地方预算治理在财税治理中的重要性,通过预算法定、预算绩效优化和预算监督等不断提高预算法治化的水平,尤其是将科学的预算绩效评价作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重要评估标准。当前各个省份出台的改革方案或试行意见多是由省级政府制定出台,与财税法治的思路相悖,因此将以往的行政解决思路逐步优化为立法解决思路辅之以行政解决思路和司法解决思路,以法治化的解决机制作为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保障。
许振江[7]（2019）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下学界兴起了对改革开放及其历史的研究热潮。开展对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应当在阐述“改革开放史”的概念及其内涵基础上,明确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在“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等多种范式共存与争鸣条件下,实现多种研究范式的互鉴融通,乃至构建适合改革开放研究的新的研究范式,促进改革开放研究框架体系的搭建和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当下深化改革开放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存史、资政、育人三个方面。这三方面的价值同样体现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之中。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后来居上,实现了由“后卫”到“排头兵”的飞跃。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也经历了萌生与初生、规范与兴盛、全面发展的阶段。新时代,上海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试验田,承担和肩负起越来越多的改革试点工作,引领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鉴于上海在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现实及其未来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对上海改革开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就研究领域而言,从最初的政治、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与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契合,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践主题的历史定位。就研究现状而言,相较于生态领域改革的研究而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研究是成果较多的领域,其中尤以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为甚,这与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起步并实现突破有着密切联系;社会领域的改革建设,上海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因而对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旨在发挥“上海经验”的借鉴参考价值;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起,上海在城市生态建设和体制建设方面的做法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相较于其他领域,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比较新的研究领域。就国内研究而言,学界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过程与分期、浦东开发开放、国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政府机构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与医疗改革,城市综合治理和党的建设等主要问题。对上海改革开放,海外学者和机构也予以相当的关注,他们研究的问题主要聚焦于上海与全球化关联,表现之一就是全球化对上海的影响,体现为对外资投资、产业转型升级、政府与市场等问题的关注;其二是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诉求,表现为对上海建设全球中心城市路径、挑战和机遇的研究;除此之外,对上海的移民、就业、教育等社会问题也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研究。整体而言,这些研究问题背后是学界对“怎样发展上海、发展什么样的上海”问题的关怀,是对新时代如何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对怎样推进地方改革开放、怎样研究地方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反思。就研究方法而言,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学界综合各类研究方法的特点,实现了文献研究法、社会史学、口述史学、定性与定量、比较研究等各类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对各类研究方法的优势和不足,应当客观公正看待,坚持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切忌过分夸大或贬低,更为重要的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在研究成果方面,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图书、报纸文章的形式的呈现,其中论文成果数量是其中占比最大的,其次是图书成果。除此之外,也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报告、资政报告、视频影像成果,成果类型呈现形式多样化。就学术影响力而言,以成果的被引量和载体影响因子而言,不同类型的成果在被引量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总体而言,学位论文、期刊论文被引量要多于图书的被引量。刊载研究成果的主要期刊的影响因子总体偏低。因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在影响力方面还有待加强。就研究力量而言,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国内高等院校、上海社科院、上海市委党校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力量。除此之外,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及部分档案馆、纪念馆、区县史志部门也是其中重要的参与力量。在海外研究中,北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国家构成了研究的中坚力量,其中尤以美国、日本、新加坡、英国等国家为主。尽管当下的改革开放研究比较热门,但是研究面临的问题仍不可忽视,比如研究史料中官方史料档案封闭性问题,民间史料的发掘运用问题,研究人员不足、结构不合理且科研能力有待加强的问题,研究成果的资政育人效果转化,以及党史学科定位和归属不清晰导致的学科体系建设迟滞问题,等等。就未来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发展而言,本文认为要以上述问题为切入点,着力解决研究人员和史料问题。在研究内容上继续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研究,注重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教训、实践模式的总结,真正发挥改革开放史研究资政育人功效的发挥,同时借鉴海外上海研究相关成果、经验和方法,全面深化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未来的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应当体现和注重对“人”的发现与关怀,加强对改革开放精神、改革开放中的争论等议题的研究探讨,以及通过在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定位和探究中建构改革开放话语,乃至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促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阐述和传播。本文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研究恰逢其时,正值当下。新时代党和国家将改革开放予以“里程碑”和“历史性事件”的极高评价和定位,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顺应了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发展的趋势,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期望和需求,其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所发生的巨变和飞跃;另一方面,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面临着“啃硬骨头”、“趟深水区”的困境,亟需打破体制机制和思想领域的桎梏和藩篱,因而总结研究改革开放历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理论支撑尤为重要。鉴于总结历史、服务现实和引领未来的多重需求,本文认为应该以当下改革开放史研究为契机,将党史国史研究重心的后移,以深化当代中国研究。
杨勇[8]（2019）在《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用习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一句话说:“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中国发展的奇迹有目共睹,但发展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人们对发展的反思也从未停止。发展是什么?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中国怎样才能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本文的研究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反思而开展,并在一定的发展理论模型基础上,对发展状态进行较为客观的描述和评价。（1）发展是什么?不同学科对发展的理解和认识不同,但一般而言,发展被认为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发展经济学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到逐渐考虑社会变化、从重视发展的短期效应到注重发展的长期效应、从物质财富的积累到人本身的发展等。基于传统发展理论对发展的认识,李忠民教授提出“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的新认识,将发展置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则是在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三维空间中的发展。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创新性认识,从发展经济学视角对发展及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内涵、特征进行较为完整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与评价指标体系。（2）中国是怎样实现经济发展的?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原因的解释有多种观点,如一种认识是制度变迁的原因,即改革开放是制度的变革,而制度本身对增长产生积极作用;也有认为是资源与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带来的增长效应,等等。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本文较为详细的论证了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三维九化”中国经济发展模型,并将其总结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即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经验,并从发展经济学理论角度分析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如何共同推动可选择性增多的内在机理,从而为正在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完善与补充。（3）中国经济发展用什么来测度?GDP虽然从目前来看不可替代,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测度显然不能仅靠GDP来衡量,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和模型框架出发,本文构建了一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指数）、二维指数（中国市场化与工业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三维指数（中国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指数）的测度模型,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对整个总体以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发展进程分别进行了测度。在对指数的分析方面,分别从指数发展演变的时间趋势与特征、指数发展变化的空间相关与分异入手进行了时空分析,从而从总体上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描述和评价。（4）中国怎样才能更好的实现发展?发展是可选择性的增多,将人力资本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已有传统计量方法基础上,构建了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与经济地理权重矩阵为基础的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的空间集聚与溢出效应,以及人力资本对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MIU指数）的增长和发展效应,直接与间接效应。在发展是可选性增多的基础上,构建了市场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与各地区2000-2015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1）从一维空间看,无论是市场化、工业化还是城市化的发展均经历过较快发展后面临发展增速的减缓。市场化指数方面,商品化维持较高水平,市场化（狭义）稳定增长,而金融化快速上升;工业化指数方面,工业化（狭义）有所下降,而信息化（知识化）发展迅速,生态化面临挑战;城市化方面,城镇化发展最快,国际化缓慢发展,社会化面临困难。从区域特征看,西部呈现出低低集聚特征,而沿海的高高集聚空间溢出作用发挥有限;不同区域内部也有热点与冷点,如西部的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省等省区,东部的河北、海南等省区。发展的不充分与不平衡表现明显。（2）从二维空间看,市场化与工业化（MI）、工业化与城市化（IU）、市场化与城市化（MU）协调发展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指数增幅和发展速度不一。相对而言,工业化与市场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渐上升,市场化与城市化下调发展水平逐渐下降,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三个指数间的相对差异在逐渐缩小。地区特征呈现出三种状态,北京、天津、上海与江苏为三个指数均高;海南、贵州、云南、青海和新疆三个指数均低;浙江、广东、福建与内蒙古三个指数各不相同,区域发展的空间异质性特征明显,如浙江、广东与福建的市场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市场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水平较高。ESDA分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尤其是西部大部分地区处于低低集聚状态。（3）从三维空间看,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增速下滑。从四大区域看,东部发展指数最高,东北最低,且差距在增大,东部与中西部的指数差距有倒“U”性特征。空间关系看,无论是基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的空间权重矩阵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地区间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具有典型的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特征表现为京津冀与长三角的正相关性和西部地区部分省区的负相关性同时存在。泰尔指数的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绝对收敛,且指数的差异较多来自组内差异。（4）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基本形成共识,而基于可选择性增多的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中人力资本的贡献是否显着?基于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的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以及空间效应及其分解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发展效应也较为显着,从空间角度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从邻接关系、地理距离还是经济地理构建的空间权重矩阵测算的人力资本直接效应更为明显,间接效应或溢出效应不显着。相关结果还表明,物质资本对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较为显着,产业结构有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不显着,自然资源对发展存在“资源诅咒”。
蔡二雨[9]（2018）在《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文中指出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无处不在,覆盖了企业科研、生产、经营和服务的全过程以及人、财、物的各个方面。本文将“资源”认作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大命题,从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境遇入手,本着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和比较研究理念,针对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企业管理并在企业发展中发展、完善自己的问题,以思想政治工作“现实资源”、“可能资源”为研究对象,对“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做了新的界定,对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建设重大机遇做了新的探讨,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的价值、意义。通过对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大宣传理念、强化大资源意识、依托大管理构架、构建大政工格局、探索大教育路径的深入思考,解析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三个维度,即“现实资源”、“可能资源”、“互为资源”维度,研究了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文化管理作为思想政治工作潜在的、可能的、未来的新资源所具有的新价值,即企业管理的载体价值、企业文化的文化价值、文化管理的综合价值,并将融合-综合确认为“现实资源”、“可能资源”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共同价值,将其价值概括为总体价值即信念和信仰价值、生产及产出价值即精神生产及其消费价值,论证了“可能资源”能够变为“现实资源”并使“现实资源”更为有效。通过揭示“交往理性”及其思想文化交往的理论自觉、取径自觉,论证了“现实资源”与“可能资源”的互识、互证、互动、互补和共生、共存、共荣,确认了“思想文化交往”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建设的主线,即,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优化确认为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主体”之间思想文化交往的实践活动过程,亦即国企人在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是在科研生产经营管理实践活动中和工作生活中进行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实践活动,通过交往的交互作用,促使“双主体”不断生成正确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精神动力。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优化的新维度,即“融合-综合”的维度,旨在造就思想政治工作新的力量;共同境遇下的维度,旨在为着“保发展”而考虑“转方式”、“调结构”,转变“单打独斗”方式和说教灌输方式,调整资源结构特别是“可能资源”结构,将工作对象定位于企业管理现象和管理活动的维度;内在逻辑上的维度,旨在强化互为背景、互为资源、共同愿景、共同意志、共享价值观基础上共同的国企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恪守坚持国企改革、建设、发展的维度;理念创新对应的维度,旨在进一步创新融合的维度。本文主张将国企的特定资源、独特资源注入思想政治工作,也特别参照作为“可能资源”的企业管理、企业文化、文化管理,推动国企思想政治工作也许是痛苦的但却是重大的战略转型。为此论证了“现实资源”与“可能资源”的统一,主张“完全主体”的全面资源观。完全主体,一是指国企人是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主体,是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意义上的主体;二是指作为客体的“可能资源”在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转化而成的主体性;三是指这两个意义上的主体,都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的主体。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唤醒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问题意识,启发发现问题的能力,树立回应问题的勇气,紧扣思想政治工作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确立国企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思维,形成开发资源、组织资源、管理资源、发展资源、保障资源、优化资源的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理念,关注国企广泛存在的、影响深刻的、支撑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可能资源,强化国企对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价值、意义的关注,加强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管理,在资源重构的基础上,把握创新发展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新趋势、大走向。
张琦英[10]（2018）在《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文中提出高职教育在经历了高速发展之后,开始面临新的挑战。为充分激发和调动高职教育的活力、摆脱现有办学的困境,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办学体制开始受到关注。目前,探索高职院校的混合所有制办学改革既有国家相应政策的引导,又体现职业教育办学的实践诉求,也存在着企业等社会资本的大胆尝试。高职院校的办学活动是一个涉及多个利益主体的行为,高职院校、企业、政府部门、学生、教师、行业协会等都是其中的利益群体,他们对于高职教育的理解不同、需求不同、行为方式也不同,但是高职院校的办学却实实在在受到他们行为决策的影响。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对混合所有制办学进行审视,对探索国内高职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和促进职业教育的变革和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以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等理论为指导,研究首先通过文献分析、专家咨询、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对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依据重要性、合法性和紧迫性三个维度将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四个类型,并对不同类型下利益相关者的特征展开讨论。其次,依据调查结果,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实现方式进行统计分析,从中既归纳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主要利益焦点、利益实现途径,也为进一步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实现方式分析提供依据。最后,综合相关调查结果,结合案例,归纳出当前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和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冲突,提出相应的建议。论文在具体结构上分为七个部分:一是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了背景、意义、目的、研究方法和路线,并开展了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二是理论基础部分,阐述了主要理论的观点和研究适用性,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三是论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主要对问卷调查和访谈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回答三个主要问题:混合高职院校中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有哪些?每个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各个相关者通过什么方式实现其利益诉求?第四部分是对复杂、多样的高职院校混合类型进行界定,并归纳出混合办学下高职院校存在的共性。之后的第五部分,结合案例,分析了目前国内高职院校混合办学中常见三种类型的具体运行机制和存在的主要利益冲突。第六部分则系统梳理了当前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七部分为推进建议部分,根据前述理论基础、运行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顾虑,提出了转变观念、加快立法、分类管理、科学治理和多方参与的推进路线。最后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再次梳理和反思,指出论文研究中的不足和未来研究的方向和视角。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是一个利益相关者群体,由不同价值追求和利益取向的相关者构成。他们利益诉求不同,实现方式也不同。通过调查和分析,论文将混合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分成确定型（包括投资者、学校管理人员、学生和教师）、期望型（包括校企合作企业、政府部门）、潜在型（包括行业协会和用人单位）和边缘型（包括公众和校友）四类。这四类相关者各有特征,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又多样的相关者群体。（2）对目前高职院校混合办学的三种类型进行分析,通过案例的呈现和具体运行机制的解读,归纳出不同类型混合办学高职院校存在的主要利益冲突,并提炼出其共性特征,如教育公共性不变、非公有资本的属性不变以及产权结构的多元化特征显着。（3）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推进基本思路是:转变观念、加快立法、分类管理、科学治理和多方参与的推进路线。论文提出从转变传统办学观念和管理理念入手,加快混合办学的立法顶层设计,出台针对混合办学的立法和实施细则,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具体运行机制。鉴于混合后高职院校在资本构成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可以对混合办学的法人实施分类管理,在明确其法人属性及相应权利义务的基础上,实施差别管理,维护和协调各方利益,并构建混合办学下的现代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最后,应建立起由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混合办学体制,既明确各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具体路径,也能统筹协调高职院校混合办学的内外要素。
二、从国企改革论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设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国企改革论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设想（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梳理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辨析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创新点与存在不足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49-1977) |
| 第一节 过渡时期的职业教育政策(1949—195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57—196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文革”时期职业教育政策(1966—1977)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至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职业教育政策变迁(1978—2019) |
| 第一节 职业教育内在需求型发展阶段政策(1978—198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职业教育巩固提高型发展阶段政策(1990—1998)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型发展阶段政策(1999—200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四节 职业教育内涵提升型发展阶段政策(2010年—2016)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五节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型阶段政策(2017—2019) |
| 一、政策环境分析 |
| 二、主要政策文件及内容 |
| 三、政策主要特征及实际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路径依赖和效能分析 |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分析 |
| 一、外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二、内生性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三、行动者变量在职业教育政策变迁中的作用 |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 |
| 一、政府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 二、学校理性选择与职业教育政策变迁 |
| 第三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能分析 |
| 一、投入效能分析 |
| 二、产出效能分析 |
| 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效应考察 |
| 第四章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基本规律 |
| 一、政治结构形塑职业教育政策变迁方向 |
| 二、经济结构调节职业教育政策演化过程 |
| 三、利益主体制衡职业教育政策迭代更新 |
| 第二节 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历史经验 |
| 一、以问题为导向完善职业教育政策 |
| 二、构建统一协调的职业教育动力机制 |
| 三、职业教育走内涵式特色化发展之路势在必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中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件一览(1949—2019)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2）德国双元制中国化的组织向度——以新星职校的组织演变为例（1984-2002）（论文提纲范文）
| 一、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理念与制度体系 |
| 二、“半工半读”理念与双元制学校的雏形 |
| 三、双元制职业学校：理念与实践 |
| （一）国家双元制职业学校的顶层设想 |
| （二）新星职校的双元制特点 |
| （三）双元制职教模式的复制与改造 |
| 四、市场化转型下的双元制学校 |
| 五、对德国双元制中国化实践的反思 |
（3）技能形成制度中的职业教育组织演化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一、学徒制与职校制 |
| (一)学徒制:一种内部技能形成制度 |
| (二)从学徒制到职校制:行业办学的雏形与转向 |
| 二、技能形成中的职业学校:制度转型与组织演变 |
| (一)政策演变下的职业教育组织形态 |
| (二)职业学校组织演变的逻辑 |
| 1.工厂学徒制与行业中职学校。 |
| 2.市场化转型下的中职学校。 |
| 3.高职院校的规模化发展。 |
| 4.技术大学的尝试。 |
| 三、从中职学校到技术大学:理念、制度与组织演变 |
| (一)体系建设与身份认同 |
| (二)职业教育理念下职校制度的建构 |
| (三)对职业学校大学化的反思 |
（4）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1.3 主要创新点和尚待改进之处 |
| 1.3.1 主要创新点 |
| 1.3.2 尚待改进之处 |
| 第2章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2.1.1 对口援助的理论发展 |
| 2.1.2 区域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的理论发展 |
| 2.2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2.2.1 对口援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 2.2.2 对口合作相关研究 |
| 2.2.3 东北振兴相关研究 |
| 第3章 东北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成效分析 |
| 3.1 对口合作实施总方案 |
| 3.1.1 对口合作实施方案解读 |
| 3.1.2 分省对口合作实施方案 |
| 3.2 体制、机制改革与合作模式创新成效分析 |
| 3.2.1 东北地区机制体制改革成效 |
| 3.2.2 对口合作发展模式创新 |
| 3.3 两地区产业协同发展、转型成效分析 |
| 3.4 对口合作区域科技创新成效分析 |
| 3.5 对口合作平台建设成效分析 |
| 3.6 其他领域合作成效分析 |
| 小结 |
| 第4章 对口合作对东北振兴的经济效应实证分析 |
| 4.1 对口合作推动东北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 |
| 4.1.1 实证分析方法和模型选择 |
| 4.1.2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1.3 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2 东北振兴的体制机制创新效应分析 |
| 4.2.1 体质机制创新的路径分析 |
| 4.2.2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4.2.3 体质机制创新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3 东北地区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应分析 |
| 4.3.1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3.2 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4 东北振兴的科技创新效应分析 |
| 4.4.1 模型的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4.2 科技创新效应的实证结果分析 |
| 4.5 东北与东部地区互联、互通效应分析 |
| 4.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5.2 地区间互联、互通效应分析的实证结果分析 |
| 小结 |
| 第5章 对口合作给东部地区带来的经济效应分析 |
| 5.1 对口合作拉动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
| 5.1.1 经济增长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1.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2 对东部地区的体制机制创新效应分析 |
| 5.2.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2.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3 对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效应分析 |
| 5.3.1 效应分析的模型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3.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4 对东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效应分析 |
| 5.4.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4.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5.5 地区间共建合作平台建设的效应分析 |
| 5.5.1 效应分析模型的构建与变量的选取 |
| 5.5.2 实证结果及东部与东北地区比较分析 |
| 小结 |
| 第6章 两地对口合作重点产业效应研究 |
| 6.1 对口合作对双方农业的影响——来自农副食品加工业的证据 |
| 6.1.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1.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6.2 对口合作对双方制造业的影响——来自汽车制造业的证据 |
| 6.2.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2.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6.3 对口合作对双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来自信息技术服务业的证据 |
| 6.3.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6.3.2 实证结果及东北、东部地区比较分析 |
| 小结 |
| 第7章 对口合作视角下东北振兴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1 地区间发展差异对合作的制约作用分析 |
| 7.1.1 两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制约对口合作 |
| 7.1.2 对口合作在两地的经济效应差异明显 |
| 7.2 四大领域中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1 体制机制改革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2 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3 科技创新领域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2.4 平台建设领域的制约因素分析 |
| 7.3 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分析 |
| 小结 |
| 第8章 提升东北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的对策建议 |
| 8.1 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地区间对口合作 |
| 8.2 加快地区间对口合作产业转型升级 |
| 8.3 推动科技创新创业促进两地间合作 |
| 8.4 加强两地间的合作平台建设 |
| 第9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结论 |
| 9.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中国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人力资本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第三章 我国人力资本供给需求分析 |
| 第一节 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
| 第二节 人力资本的供给需求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主要是供给结构问题 |
| 第四章 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 |
| 第一节 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组成 |
| 第二节 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侧改革方向是“人口红利”转“人力资本红利” |
| 第三节 教育科技、企业经营、社会治理人力资本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 |
| 第五章 我国人力资本的供给现状及问题 |
| 第一节 人力资本供给水平测算方法 |
| 第二节 人力资本供给总体概况 |
| 第三节 我国人力资本供给总量问题 |
| 第四节 我国人力资本供给结构问题 |
| 第六章 我国人力资本供给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人力资本供给总量问题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我国人力资本供给结构问题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教育科技、企业经营、社会治理人力资本供给结构问题原因分析 |
| 第七章 我国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
| 第一节 现实背景 |
| 第二节 模型设定 |
| 第三节 我国人力资本供给结构优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 |
| 第四节 我国亟需人力资本结构优化 |
| 第八章 我国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完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
| 第二节 完善人力资本配置政策 |
| 第三节 健全教育科技、企业经营、社会治理人力资本培育使用收入分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成果 |
（6）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的由来 |
| 一、央地财政关系的核心:地方财政治理与地方自主权问题 |
| 二、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本质与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 |
| 三、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制度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 |
| 第二节 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
| 一、解决问题的理论支撑:分税制体系下的财政分权理论与财政公平原则 |
| 二、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地方立法权限的界定和法定性原则 |
| 三、解决问题的重点:省市县三级划分 |
| 四、解决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扩大 |
| 第三节 比较法视域下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共性解析 |
| 一、纵向比较:历史源流中的地方财政问题梳理 |
| 二、横向比较:域外地方财政治理的它山之石 |
| 第二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理求索 |
| 一、概念界定 |
| 二、法理渊源 |
| 第二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律界定 |
| 一、央地财政分权的法律解析 |
| 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理解构 |
| 第三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经济学和行政管理学界定 |
| 第四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导向 |
| 一、目标导向 |
| 二、路径导向 |
| 第三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制度意蕴与障碍审思 |
| 第一节 制度意蕴: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律释义 |
| 一、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地位 |
| 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法律属性和法律边界 |
| 第二节 障碍审思:传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理论中法治意蕴的匮乏 |
| 一、理论障碍:过于强调经济学意义上的划分 |
| 二、程序障碍:划分程序中程序供给的欠缺 |
| 三、纵向障碍:制度缺漏下央地以及上下级财政关系的失衡与错配 |
| 四、横向障碍: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权责不明和地方政府支出偏好 |
| 第三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的根源 |
| 一、规范层面的根源 |
| 二、实践层面的根源 |
| 第四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理念重构 |
| 第一节 目标导向:以居民基本权利体系和政府公权力体系的二元划分为统属,兼顾效率原则 |
| 一、横向划分的基础:规范视野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界限 |
| 二、纵向划分的基础:财政层级与公共产品内在层次性关系 |
| 第二节 基本权利体系对于财政事权划分的制度意蕴 |
| 一、现有事权划分的理念误区 |
| 二、基本权利型财政事权的层次性和类型化价值 |
| 三、基本权利型与非基本权利型财政事权的目标定位 |
| 第三节 国家公权力部门体系对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的制度意蕴 |
| 一、地方国家权力部门体系的二元划分:省级政府的区域统筹权和市县级政府的微观管制权 |
| 二、国家机构体系的层次性与类型化同财政事权划分的内在联系 |
| 三、德国等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的制度借鉴 |
| 第四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逻辑关系 |
| 一、财政事权是决定支出责任的基础 |
| 二、支出责任保障与实现财政事权的关系 |
| 三、支出责任划分的法治化思路 |
| 第五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法治化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地方财政事权的类型化界分及其价值 |
| 一、类型化的价值定位:是决定支出责任的基础 |
| 二、类型化的责任主体:政府间财政关系在事权领域的集中反映 |
| 三、类型化的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地方支出责任界定与划分的法治化标准 |
| 一、地方支出责任法治化的价值判断 |
| 二、地方支出责任界定的法治化标准 |
| 三、省域支出责任的实证考察 |
| 四、直辖市支出责任的特殊性考察 |
| 第三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动态调整机制 |
| 一、调整权力的均衡化配置 |
| 二、调整程序的法治化规范 |
| 三、调整权限的规范性划分 |
| 第四节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具体化例证 |
| 一、省、市、县三级财政事权与支出划分的实践选择 |
| 二、教育财政事权 |
| 三、社会保障财政事权 |
| 第六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利益平衡机制 |
| 第一节 利益冲突的本源: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利益竞争与平衡 |
| 第二节 利益平衡机制中的地方收益划分 |
| 一、省以下收益分配的现状:税种归属与共享理论的检视 |
| 二、收益分配的核心:税收收益分配机制的完善 |
| 第三节 利益平衡机制中的纵向支出转移支付 |
| 一、财力转移不均衡的现状及根源探析 |
| 二、地方纵向转移支付类型化和法律禁止性边界 |
| 三、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规制 |
| 第四节 利益平衡机制中的横向支出转移支付 |
| 一、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视角下横向转移支付的类型化 |
| 二、横向转移支付的域外借鉴:以德国横向财政平衡为例 |
| 第七章 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机制 |
| 第一节 纠纷解决机制的前提:财政法律责任配置的规范化 |
| 第二节 权责一致视角下监督体制的完善 |
| 一、地方人大对财政事项监督权的规范性 |
| 二、支出责任标准的绩效考量 |
| 三、预算绩效评价和财政监督制度 |
| 第三节 纠纷解决机制权限的归属 |
| 一、权限归属的基本思路:立法、司法抑或行政? |
| 二、权限归属的域外考察与借鉴 |
| 第四节 纠纷解决机制的核心:地方立法权的再审视 |
| 一、地方立法权的权属标的:实践基准和纠纷解决归属 |
| 二、地方立法权的权力边界 |
| 三、替代性机制的可行性探讨:授权立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文献分析 |
| (一)学术发展趋势分析 |
| (二)国内研究文献梳理 |
| (三)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核心文献 |
| 三、研究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指导与借鉴 |
| (二)分析思路与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与探讨难点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探讨难点 |
| 五、改革开放相关概念及其界定 |
| (一)改革开放：“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 (二)改革开放史及其研究范式 |
| (三)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
| (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价值 |
| 第一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及其学术发展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相关概念及其界定 |
| (一)上海改革开放概念辨析 |
| (二)上海改革开放史的概念界定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价值意蕴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背景变迁 |
| (一)改革开放由试点到全面深化、纵深发展 |
| (二)中共党史研究由规范、兴盛到全面发展 |
| (三)上海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由“后卫”到“排头兵”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时间脉络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萌生与初兴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规范与兴盛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全面发展 |
| 第二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问题聚焦 |
| 一、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过程及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
| (一)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阶段划分的研究 |
| (二)关于领导人与上海改革开放的研究 |
| (三)关于上海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的研究 |
| 二、关于上海改革开放过程中典型改革与试点的研究 |
| (一)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 |
| (二)关于上海国资国企改革的研究 |
| (三)关于上海金融改革的研究 |
| (四)关于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研究 |
| (五)关于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研究 |
| (六)关于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 |
| (七)关于社会保障、医疗改革的研究 |
| (八)关于上海大型城市社会管理与治理的研究 |
| (九)关于党的建设的研究 |
| 三、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上海研究的热点问题 |
| (一)全球化与上海改革开放 |
| (二)上海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 |
| (三)关于浦东开发开放的研究。 |
| 四,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问题意识 |
| (一)对上海改革开放定位与特色的追问与解答 |
| (二)对上海改革开放实践模式与经验的总结与凝练 |
| (三)对如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思考与探索 |
| (四)对怎样推进地方改革开放的探索与反思 |
| 第三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方法 |
| 一、文献史料研究方法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史料来源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文献史料研究方法运用 |
| 二、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 |
| (一)什么是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方法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运用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如何更好地应用定性与定量分析 |
| 三、口述史学方法 |
| (一)何为口述史学方法？ |
| (二)口述史学方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应用 |
| (三)口述史学方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功用及局限 |
| 四、跨学科研究方法 |
| (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产生及流变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 |
| (三)跨学科研究方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效果与改进 |
| 五、历史比较研究方法 |
| (一)历史比较研究方法释义 |
| (二)历史比较研究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中的运用 |
| (三)历史比较研究法在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中效能与不足 |
| 第四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学术成果及其机构团体 |
| 一、国内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的类型 |
| (一)国内研究成果的主要类型及分布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果的学术评价与影响力 |
| (三)上海报刊与上海改革开放研究 |
| 二、国内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机构社团及其人员组成 |
| (一)党史研究机构及党校 |
| (二)驻沪高校及上海社科院等机构 |
| (三)地方志办公室、档案馆、纪念馆及学术团体、社会组织等.. |
| (四)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以及国内高校 |
| 三、海外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机构、期刊、人员 |
| (一)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基本概况和发展趋势 |
| (二)海外关于上海研究的主要国家、机构、人员 |
| 四、海外上海研究的特点及与国内研究的异同 |
| 五、海外上海研究的国内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启示 |
| 第五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成就、特征及经验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成就概述 |
| (一)研究内容不断深化拓展 |
| (二)研究成果类型多样且得到一定程度的转化 |
| (三)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反思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基本特征 |
| (一)研究过程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
| (二)研究内容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政策性 |
| (三)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
| (四)研究视角与场域的多维性 |
| (五)研究问题的聚焦性与延展性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基本经验及借鉴价值 |
| (一)重视基本史实的研究,理清改革开放历史脉络 |
| (二)突出典型改革实践研究,凸显上海改革开放特色 |
| (三)做好研究规划和引导,注重研究资政育人功能发挥 |
| (四)整合研究力量,增强研究的协同性 |
| 第六章 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学术展望 |
| 一、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存在的问题 |
| (一)官方档案的封闭性与民间史料的收集发掘 |
| (二)地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相对短缺、科研能力相关不足 |
| (三)党史学科归属及建设问题 |
| (四)当代人修当代史问题 |
| (五)对改革争论和理论突破的研究不足 |
| (六)区县改革开放研究相对薄弱 |
| 二、上海改革开放研究存在问题的改进 |
| (一)继续推进党史学科体系建设和研究规划 |
| (二)增强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研究 |
| (三)注重民间史料与官方史料的互济 |
| (四)加强研究队伍建设 |
| 三、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前景趋势 |
| (一)注重改革开放经验模式的总结 |
| (二)突出“现代化”的研究叙事范式 |
| (三)继续以社会史为基础考察改革开放史 |
| (四)要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主题 |
| (五)彰显党史研究“与时代同行”的特征 |
| 四、改革开放研究应当予以关注的研究议题 |
| (一)对“人”的发现与关怀 |
| (二)对“改革开放精神”凝练 |
| (三)对“改革争论”的探讨 |
| (四)对改革开放“史”的定位与探究 |
| (五)对改革开放国际阐述与传播话语的构建 |
| (六)国家战略视阈下的上海改革开放研究 |
| 结语 |
| 一、选题研究的不足 |
| 二、未来研究改进及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及科研经历 |
| 后记 |
（8）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和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结构 |
| 1.4 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工具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理论和文献综述 |
| 2.1 经济发展理论 |
| 2.1.1 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理论 |
| 2.1.2 中国发展经济学理论 |
| 2.1.3 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 |
| 2.2 发展测度的实践 |
| 2.2.1 西方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2.2 国内发展指数的测度实践 |
| 2.3 述评 |
| 2.3.1 对发展的理解 |
| 2.3.2 对发展测度的认识 |
| 第3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及其测度分析 |
| 3.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1.1 发展与中国特色经济发展 |
| 3.1.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理论模型 |
| 3.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分析 |
| 3.2.1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 |
| 3.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机制体系 |
| 3.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测度方法 |
|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
| 3.3.2 综合评价方法 |
| 3.3.3 指数分析方法 |
| 第4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市场化指数 |
| 4.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4.3 中国市场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4.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4.3.2 测度方法 |
| 4.4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4.1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4.2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4.4.3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4.5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4.5.1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4.5.2 中国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4.6 小结 |
| 第5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工业化指数 |
| 5.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5.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5.3 中国工业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5.3.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5.3.2 测度方法 |
| 5.4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4.1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4.2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5.4.3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5.5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5.5.1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5.5.2 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5.6 小结 |
| 第6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一维测度:城市化指数 |
| 6.1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6.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内涵 |
| 6.3 中国城市化进程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测度方法 |
| 6.3.1 指标体系建立和数据的说明 |
| 6.3.2 测度方法 |
| 6.4 中国城市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4.1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4.2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趋势分析 |
| 6.4.3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划分与特征描述 |
| 6.5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与评价分析 |
| 6.5.1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测度结果 |
| 6.5.2 中国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空间特征 |
| 6.6 结论和启示 |
| 第7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二维测度 |
| 7.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7.1.1 指数测度 |
| 7.1.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7.2 市场化与工业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2.1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2.2 市场化—工业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3 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3.1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3.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4 市场化与城市化发展指数测度 |
| 7.4.1 市场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分析-全国的视角 |
| 7.4.2 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测度评价与分析-地区的视角 |
| 7.5 小结 |
| 第8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的三维测度 |
| 8.1 测度和分析方法 |
| 8.1.1 指数的测度 |
| 8.1.2 指数的评价与分析方法 |
| 8.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全国的视角 |
| 8.2.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2.2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时间趋势与阶段划分 |
| 8.3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结果-基于地区的视角 |
| 8.3.1 指数的测度结果 |
| 8.3.2 指数的聚类分析 |
| 8.3.3 指数的空间分析 |
| 8.4 指数发展的不平衡分析 |
| 8.5 小结 |
| 第9章 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指数:一个应用分析 |
| 9.1 问题的提出 |
| 9.2 文献述评 |
| 9.3 模型构建、变量与数据 |
| 9.3.1 计量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 |
| 9.3.2 变量说明和特征事实 |
| 9.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9.4.1 模型的选择与分析 |
| 9.4.2 SDM的偏微分分解 |
| 9.5 结论与进一步的思考 |
| 第10章 结论与思考 |
| 10.1 主要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研究的局限性和改进的方法 |
| 10.4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及其目的、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1.4 “国企人”假设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 |
| 1.2.2 国外文献 |
| 1.2.3 现有研究点评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设想 |
| 1.3.2 研究依据与实践依据 |
| 1.3.3 框架结构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比较研究法 |
| 1.4.3 实证分析法 |
| 1.5 本文立论之新视角 |
| 第2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界定 |
| 2.1 资源概念解说与界定 |
| 2.1.1 资源概念解说 |
| 2.1.2 资源概念界定 |
| 2.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内涵、维度 |
| 2.2.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内涵 |
| 2.2.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三个维度 |
| 2.3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配置的原则 |
| 2.3.1 服务大局原则 |
| 2.3.2 贴近实际原则 |
| 2.3.3 统筹规划原则 |
| 2.4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价值 |
| 2.4.1 “现实资源”的价值 |
| 2.4.2 “可能资源”的价值 |
| 2.4.3 “现实资源”“可能资源”共同拥有的价值 |
| 第3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管理资源 |
| 3.1 从思想政治工作资源角度思考企业管理 |
| 3.1.1 企业管理的思想文化属性 |
| 3.1.2 从“组成部分”来看“可能资源” |
| 3.2 企业管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 |
| 3.2.1 国企管理实务:承载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质性资源 |
| 3.2.2 国企管理创新:生成思想政治工作的动力资源 |
| 第4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企业文化资源 |
| 4.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内涵 |
| 4.1.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属性 |
| 4.1.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张力、合力 |
| 4.2 企业文化是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 |
| 4.2.1 从思想政治工作的“组成部分”看待企业文化作用 |
| 4.2.2 企业文化作为精神、思想、文化资源 |
| 4.2.3 企业文化作为文化资源 |
| 第5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管理资源 |
| 5.1 文化管理是国企思想政治工作新资源 |
| 5.1.1 新文化、新资源 |
| 5.1.2 新综合、新起点 |
| 5.2 文化管理作为资源的本质和机制 |
| 5.2.1 人本、人文、国企人:“可能资源”的本质 |
| 5.2.2 价值观内驱:动力机制 |
| 第6章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管理 |
| 6.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开发和整合 |
| 6.1.1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自主开发、合理使用 |
| 6.1.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有效配置、科学整合 |
| 6.2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管理 |
| 6.2.1 基于人本理论的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管理 |
| 6.2.2 走向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路 |
| 6.3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的资源优化 |
| 6.3.1 思想文化交往构建 |
| 6.3.2 思想文化交往情境创制 |
| 6.3.3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优化模式和机制 |
| 6.3.4 国企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的融合-综合 |
| 6.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文献类 |
| 二、着作类 |
| 三、期刊类 |
| 四、学位论文类 |
| 五、报纸类 |
| 六、其他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10）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问题的提出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高职院校办学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 |
| (二) 混合所有制的相关研究 |
| (三)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研究 |
| 四、研究思路和路线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和路线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和主要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 所有制 |
| (二) 混合所有制 |
| (三) 办学体制 |
| (四) 利益 |
| 二、主要理论基础 |
| (一) 马克思所有制理论 |
| (二) 产权理论 |
| (三) 委托-代理理论 |
| (四)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及其利益诉求 |
| 一、研究设计与方法 |
| (一) 研究设计 |
| (二) 研究方法 |
| 二、问卷基本情况分析 |
| (一) 问卷回收 |
| (二) 描述性统计 |
| 三、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
| (一) 界定利益相关者 |
| (二) 利益相关者的分类 |
| (三)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利益相关者的归类 |
| (四) 差异分析 |
| 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和实现方式分析 |
| (一) 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分析 |
| (二) 利益的实现方式分析 |
| 五、研究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类型和共性 |
| 一、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类型 |
| (一) 依据办学资金的构成及其功能分类 |
| (二) 根据具体构成成分的分类 |
| (三) 依据混合所有制的实现方式进行分类 |
| (四) 依据混合的层次和主要资本性质的分类 |
| 二、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共性 |
| (一) 教育的公共性不变 |
| (二) 非公有资本的属性不变 |
| (三) 产权结构多元化特征显着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的主要利益冲突 |
| 一、以公有资本为主的混合高职院校 |
| (一) 办学体制分析 |
| (二) 相关者的主要利益冲突 |
| 二、以私有资本为主的混合高职院校 |
| (一) 办学体制分析 |
| (二) 相关者的主要利益冲突 |
| 三、混合制二级学院 |
| (一) 二级学院的内涵 |
| (二) 混合制二级学院的特征 |
| (三) 相关者的主要利益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存在的问题 |
| 一、混合所有制高职院校办学存在的问题 |
| (一) 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法律政策不完善 |
| (二) 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治理结构不规范 |
| (三) 办学过程中渗透着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 |
| (四) 混合制高职院校的办学风险较大 |
| 二、主要利益相关方的困境和顾虑 |
| (一) 不同性质的投资者的顾虑 |
| (二) 学校管理人员的顾虑 |
| (三) 政府部门的顾虑 |
| (四) 教师存着的顾虑 |
| (五) 学生的顾虑 |
| (六) 校企业合作的顾虑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推进建议 |
| 一、转变传统办学观念和管理理念 |
| (一) 办学体制观念的转变 |
| (二) 充分认识多元办学主体的作用 |
| (三) 管理理念的转变 |
| 二、加快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立法顶层设计 |
| (一) 出台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实施细则 |
| (二) 完善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具体运行机制 |
| 三、实施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法人分类管理 |
| (一) 明确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法人属性 |
| (二) 对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法人实施分类管理 |
| 四、构建混合办学的现代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 |
| (一)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 |
| (二) 优化学院治理结构 |
| 五、建立不同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混合办学体制 |
| (一) 明确各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具体路径 |
| (二) 统筹协调高职院校混合办学的内外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四、从国企改革论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设想（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研究（1949-2019）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武智. 扬州大学, 2021(02)
- [2]德国双元制中国化的组织向度——以新星职校的组织演变为例（1984-2002）[J]. 王雅静. 教育学术月刊, 2021(03)
- [3]技能形成制度中的职业教育组织演化逻辑[J]. 王雅静.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01)
- [4]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经济效应实证研究[D]. 马芳. 辽宁大学, 2020(07)
- [5]中国人力资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D]. 占水生. 中共中央党校, 2021
- [6]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法治化研究[D]. 陈雷.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上海改革开放研究的研究[D]. 许振江.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9)
- [8]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测度研究[D]. 杨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12)
- [9]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资源研究[D]. 蔡二雨.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10]高职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D]. 张琦英. 苏州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