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伊拉克战争对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何杰[2](2020)在《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迅速增强,但相比于硬实力的快速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水平仍然不高。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标志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之一,其他国家提出的不同版本的“丝绸之路”计划对阿富汗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一带一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只依靠援助经济发展、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还需要获得阿富汗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政策的认可和共鸣。因此,了解阿富汗及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就显得很有必要。对于阿富汗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的主观性“客观”认知主要依赖新闻媒体。也就是说,阿富汗新闻媒体的涉华报道可以引导和强化阿富汗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认知。那么,分析和研究阿富汗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和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通过以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黎明新闻网、帕支瓦克新闻网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601篇普什图语涉华报道为语料,结合建构主义、话语幻象、国际传播学的理论,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语料库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言-符号行为、社会影响、语境进行跨学科的分析,以期客观准确地了解阿富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现状以及产生认知偏差的原因,从而为中国制定改善在阿富汗的国家形象的策略提供相应的依据。通过研究发现,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对言语主体、言语内容进行了刻意选择,报道的话语权掌握在阿富汗本土媒体和西方媒体手中,内容突出“中阿关系”、“中国国情”两个议题。同时,涉华报道通过大量使用“反恐是战争”、“和平是旅程”、“国家是人”、“阿富汗是舞台”等隐喻,引导受众接受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对中国身份和角色的框定,即反恐支持者、和平的维护者、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配角等。整体来看,由于受到中国强势崛起所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格局变化、“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格局、21世纪以来中阿在各领域的友好务实的互利合作、中国“深度介入、经济止损”的阿富汗政策、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自身利益诉求与阿富汗国家利益互动博弈以及阿富汗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国强必霸”历史逻辑、宗教信仰体系差异、西方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建构了一个“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与发展、迅速崛起的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涉华报道中“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以否定的态度把中国刻画为一个日趋强大、不断强硬、拥有全球野心、存在可能威胁,同时缺乏民主、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严重的社会主义国家。
张自楚[3](2020)在《北约“域外行动”研究》文中认为北约的“域外行动”指的是由北约在《北大西洋公约》第六条款划定的北约防区之外执行的,与北约利益相关但不属于集体防御性质的危机管理行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产生于冷战时期。由于美欧在面对“域外”军事冲突时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北约未曾在冷战期间执行“域外行动”。但冷战期间的“域外”军事冲突使北约增强了对于执行“域外行动”必要性的认识。北约鼓励有能力和有意愿的成员国以国家的名义介入“域外”军事冲突,并为执行“域外行动”进行了政治与军事方面的准备,为冷战后北约执行“域外行动”奠定了基础。冷战结束后,北约在波黑、科索沃、阿富汗、利比亚等地执行了“域外行动”。部分北约成员国参与了美国组建的意愿联盟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北约对科索沃的空袭行动、伊拉克战争中意愿联盟的组建,和北约领导的驻阿部队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美欧之间既有合作又存在分歧,对大西洋联盟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国际与地区安全形势的变化以及北约“域外行动”的实践,北约逐渐发展出了“域外行动”政策、形成了“域外行动”特点。与此同时,美欧在北约“域外行动”政策、北约“域外行动”中的“全球伙伴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争论。北约“域外行动”为冷战后大西洋联盟的存续和转型提供了理由。但美国和法、德等欧洲盟国在北约“域外行动”问题上的矛盾,给大西洋联盟带来了负面影响。在未来,大西洋联盟的组织形式将松散化、联盟内部美欧矛盾将深化、联盟的凝聚力呈下降趋势,大西洋联盟趋于退化。
陈欢欢[4](2020)在《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文中认为美国政治极化问题颇受关注,面对美国内政问题一些人似乎认为其对中国有积极影响,但这可能恰恰相反,一直以来美国常因国内问题频发而刻意寻求“敌人”,因此抓住外交政策这一关键点探讨美国政治极化影响有着重要意义。而根据美国宪法,外交政策的制定分权于美国国会与美国总统。当然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因素还包括利益集团、精英阶层、智库机构等诸多因素,然而这些因素都需要通过国会与总统施加影响,因此本文抓住国会与总统这两个关键影响因素探讨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国会和总统角度探讨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导论部分提出研究问题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美国政治极化和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简略概括。论文正文分为五章:第一章界定了政治极化的定义、表现、历史和形成原因。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以及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关系。第四章以伊拉克战争政策制定的案例探讨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最后总结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规则并提出政策建议。文章结论认为,美国的政治极化可能对于他国而言并非是一种福音,因为政治极化更可能让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呈现“一致对外”的情况。然而,这种“一致对外”也会因为外交政策客体是否为盟友国、外交政策是否与实际利益相关、制定外交政策主体力量对比强弱以及政党党派交替异同相关。另外,美国政治极化也是美国国会和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重要原因,对此,相关国家也应引起重视,不能让历史重演。文章仅仅探讨了冷战后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同时本文认为相对于总统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国会这一影响机制相对稳定且较为冷门,因此偏重探讨。另外鉴于亚洲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文章探讨的案例都选自亚洲国家。如果日后能整体研究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研究时间覆盖整个美国历史,研究的地理位置覆盖全部区域,那么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则会更具多样性与复杂性。
王文博[5](2020)在《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政策探析》文中研究表明众所周知,阿富汗问题在自小布什政府以来的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战略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是一个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地区热点问题。自2014年美国等外国援助部队将防务责任移交后,阿富汗局势持续恶化,塔利班等恐怖主义势力迅速上升,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因此,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8月21日就南亚及阿富汗发表讲话,宣布了美国南亚及阿富汗新战略。进入2018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在“8·21”讲话中颁布的阿富汗新政策进行调整,改变了以往对塔利班强硬的态度,与其直接进行谈判,签署了和平协定,以便于美国更快地从阿富汗撤军脱身。新战略的出台及调整不仅是为了满足美国的“使美国再次强大”和“美国优先”现实利益需求,更是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切实反映。鉴于阿富汗问题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新战略并不会收到设想的效果。阿富汗局势难以预料,但却会受到广泛关注。本文将主要从新战略出台的背景、内容和特点及影响入手对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新战略进行论述和分析,试图更加全面地了解特朗普政府时期的阿富汗政策,以期为我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及周边战略的实施提供必要的借鉴。本文将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前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第一部主要论述了特朗普阿富汗新战略出台的背景。该部分对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政策、撤军后阿富汗局势及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的详实梳理,为接下来论述和研究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新战略的内容和特点做好铺垫。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特朗普阿富汗新战略的内容和特点。第三部分主要从阿富汗本身及周边地区两个层面,分析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政策的影响。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新战略出台及调整不仅会对阿富汗产生深刻影响,而且还会影响阿富汗周边国家及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顺利进展。最后根据所掌握的材料,对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新战略实施的前景进行探析。
马心明[6](2019)在《9·11事件以来的伊朗与巴基斯坦关系研究 ——从地缘政治视角的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伊朗和巴基斯坦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沿线的关键国家,两国关系的发展影响到经济走廊建设的质量。本论文主要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分析影响伊朗与巴基斯坦关系(以下简称为伊-巴关系)的因素,特别是9 ·11事件以后伊-巴关系的发展。首先,在第一部分对伊-巴关系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在分别对伊-巴两国的地缘环境及两国的地缘联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地区国家和国际大国对伊-巴关系的影响,以及伊-巴关系发展的趋势和对中国影响。研究该时期伊-巴关系的发展特点后,我们可以发现伊-巴关系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9 ·11事件为转折点,经历了密切、冷淡、对抗和合作等四个阶段。两国总体上保持合作友好的态势,两国关系受到地区国家阿富汗、沙特和印度的影响,在国际上主要受到中国和美国的影响。伊-巴关系的地区国家因素中,影响最深的是阿富汗。从地缘上来看,阿富汗国土深嵌入伊-巴两国。阿富汗在民族、宗教和文化上与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密切联系,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影响着伊朗和巴基斯坦国内的稳定。沙特和巴基斯坦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但冷战结束以来沙特与伊朗长期争夺在中东的主导权,表现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阵营的明争暗斗,使得巴基斯坦面临选边站的艰难困境。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在南亚地区一直与印度对抗,印度为了从外围突破,积极发展与伊朗和阿富汗的关系。伊朗为了制约巴基斯坦和沙特的关系,也有意进一步发展和印度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伊-巴关系中的许多微妙“博弈”或“制衡”战略。伊-巴关系的大国因素中,美国影响历史久远,近年来中国才对伊-巴关系产生影响,而且在未来中国的影响还会进一步扩大。美国对伊-巴关系的影响主要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分水岭,之前美国是促进伊-巴关系发展的因素,之后则是阻碍伊-巴关系发展的因素。中国通过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把伊-巴两国都积极纳入框架之中,一直在促进两国在地区发展和稳定方面达成共识,通过中巴经济走廊的实施,中国已成为促进伊-巴关系积极发展的重要因素。未来的伊-巴关系会继续受到上述因素的影响,一个良好互动的伊-巴关系将促进两国经济发展和稳定,也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而长远稳定的伊-巴关系,则需要在地区层面达成普遍的共识与合作。
王术森[7](2018)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推行互利共赢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绿色、健康、智力、和平四大丝绸之路。经过四年多的发展,“一带一路”逐渐成为惠及欧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四年多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成效进一步显现,政策沟通与设施联通进一步增强,贸易畅通水平不断提高,资金融通明显改善,民心相通水平明显提升。总体来看,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总体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实践中,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根据不同时期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并不断发展的。自提出以来,中国新安全观历经三个时期的不断发展完善,在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和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理论,逐渐成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形成了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新国家安全观,这是对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从“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顾出发,系统梳理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演进,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现有基础及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第二、三章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东南亚地区、南亚地区、中亚地区、中东地区、欧洲等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以及海上通道安全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第四章对中国新安全观的发展演变及其理论内涵做了系统梳理。本章第一节对中国古代、近代的国家安全观做了简要梳理,然后文章分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安全观发展演变的三个阶段;第二节梳理了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新安全观的补充发展以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新安全观的丰富与完善;第三节对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内涵做了系统梳理。然后,第五章对中国新安全观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指导意义做了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可合作安全”的概念,并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问题为例,分析了议题性质、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对安全合作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安全合作的理论。最后,第六章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提出了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形势复杂,需要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予以应对。首先,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应坚持以下基本原则:第一,坚持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作用,坚持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核心的中国新安全观;第二,区分“可合作安全”和“不可合作安全”,提高安全合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安全问题并不是针对“一带一路”的,很多安全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前就已经存在,因此我们应该保持常态心理,不要把这些安全问题看得过重,也不要把这些安全问题特化和泛化。其次,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应坚持以下基本思路:第一,“一带一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层面,需要加强对“一带一路”问题的基础性研究;第二,“一带一路”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个倡议,要协调统筹海陆两条主线的安全;第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差异很大,要重视不同国家的安全关切;第四,大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应对中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要加强与主要大国的合作;第五,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安全合作机制,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除坚持以上基本原则和基本思路外,在具体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形势复杂,要加强对沿线地区安全形势的研判,强化国别分析和风险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全球安全预警和防范机制;第二,优先考虑将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战略支点国家,充分发挥战略支点国家的地缘优势和资源优势,保障“一带一路”安全;第三,充分利用现有科技合作的成果,通过科技创新加强安全合作;第四,要特别重视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利用海上普遍管辖权,加强合作,共同打击海盗和海洋恐怖主义。
罗鑫[8](2017)在《美国对阿富汗重建政策的演变》文中指出自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至今,美国对阿富汗的战后重建政策经历了16年的发展演变。当前,阿富汗国家重建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安全形势恶化、政治和解停滞与经济发展乏力仍是困扰阿富汗和美国的重建难题。本文从美国乔治·W·布什(小布什)政府和贝拉克·奥巴马政府对阿重建政策为切入点,重点分析美国在阿富汗的根本利益诉求和政策效应,旨在透过不断变化的政策本身探究其演变脉络和本质规律。论文第一章主要梳理了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在不同任期内对阿富汗重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重点分析其政策的指导思想、手段特征及作用影响。第二章着重把握重建政策转变的原因,从国际和国内两个角度论述转变发生的现实依据。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文章的重点。第三章主要透过政策本身,分析美国对阿富汗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这三大根本利益追求及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挖掘美国对阿富汗重建政策最本质的规律特点。第四章探究了经历一系列转变后的重建政策的效果作用,也即对美国在阿富汗根本利益诉求的实现情况。第五章以前文为基础,对美阿关系前景做出预期并阐述了重建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最后在“一带一路”倡议向阿富汗和中南亚地区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提出了若干对策思考。
张静[9](2017)在《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文中提出2014年5月26日,莫迪宣誓就任印度联邦政府总理。在任内三年多的时间里,莫迪在外交方面投入了巨大热情,取得了丰硕成果。根据印度的外交理念与传统,莫迪政府基本采取了被印度战略界喻为“同心圆”的外交战略思想,将印度外交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的同心圆:第一层是印度的直接邻国即南亚地区国家,第二层是“扩展的邻居”,即印度直接邻国的外围国家,主要指穿越亚洲与印度洋的国家,第三层是指全球舞台,主要关注对大国与国际组织的外交。其中,本文将第一层与第二层的同心圆定义为印度的大周边外交,也是莫迪上任后积极扩展印度影响力的地域。莫迪政府大力推行大周边外交政策符合印度崛起的逻辑。印度目前虽尚未成为全球性大国,但已成为最重要的地区大国,这也是新兴大国固有的发展道路。因此,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可视为印度实现“大国雄心”所必然采取的手段与途径。印度大周边外交具体政策虽然可能因国际环境和周边事态变化而发生相应调整,但外交思想和理念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探寻大周边外交政策的根源,需追溯印度特定的历史、文化、宗教等因素。对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理念按其产生时间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古代印度的遗产,其中广为流传并常被引用的是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思想;二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包括印度沿用至今的印度中心论与寇松的“斜坡理论”和“缓冲国理论”;三是印度独立后的周边外交理念,其中“潘尼迦海洋战略思想”主要关注于印度洋,而南亚版“门罗主义”和“古杰拉尔主义”的关注重点则在南亚。这些理念对于印度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不尽相同,但它们却是印度外交思想的源头。除了印度的周边外交思想传统之外,具体到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其现实推动因素是不得不考量的重点之一。莫迪政府扩展大周边外交的现实推动因素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莫迪政府对印度终须实现大国雄心的战略定位以及莫迪个人层面希望将印度崛起打上个人印记的愿望。二是安全上的双重考量,即对于陆、海双向大周边的地缘政治考量这一传统安全领域,和主要关注恐怖主义、海盗威胁、全球气候问题、能源安全等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三是推动莫迪经济学的外向延伸,这方面的考量与印度经济结构及特点、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密切相关。四是大周边的软实力拓展,体现了软实力在印度整体外交中地位的提升,得益于印度软实力在大周边拥有的良好基础。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实践层面可分为五个方向:一是致力于追求地区霸权的南亚地区政策;二是重点在经济的“东向行动政策”;三是考虑到能源与印侨问题的“西联”政策;四是关注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中亚”政策;五是拓展印度在更广阔空间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南向政策。印度大周边外交的每一个方向都存在其独特的实施背景、核心利益关切、路径选择和具体效用评估,但不同方向在印度整体周边外交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既有积极方面的影响与效果,也有消极方面的风险与挑战。政策积极的一面为:实现了国大党到印度人民党外交上的有机衔接、增加了印度的地区影响力、提升了印度的大国地位、优化了印度未来大国外交环境。而消极方面则体现为三个层面,即国际层面易受大国战略影响、地区层面的潜在风险与国家层面面临的挑战。无疑,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未来发展将继续坚持“莫迪风格”与既定大周边外交政策方略,大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有机衔接将成为常态,并将根据国际和区域事态的发展不断优化。莫迪政府的大周边外交政策对中印关系会造成一系列影响。在大周边视野下,印度对中国存在三重定位:地缘上的防范对象、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和亚洲优势强权的竞争者。对此,印度在大周边范围内采取了应对措施,一是在双边问题上立场强硬,二是明确反对中国插足南亚地区,三是适度介入印太地区安全安排,四是在周边地区枢纽国家增加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五是与日本强化合作以应对“一带一路”。鉴于印度在大周边视野下对中国的定位,中国对中印关系更应采取全局性视角,立足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个伙伴”,即国家层面“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区域层面“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体系层面“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采用符合现实并致力于中印关系长远发展的政策举措。
冯传禄[10](2016)在《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探讨当代中国为何以及如何在印度洋地区存在的战略性议题。在当前“一带一路”战略大背景下,本文首先厘清当代中国,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和崛起进程中的世界大国,其“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背景、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在南亚的地缘政治运作以及印度洋安全架构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尝试在地缘战略研究框架下给出相关学术回应。中国地处亚太,背靠亚欧大陆腹地而东接西太平洋边缘海域,是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就其地缘战略或海洋战略而言,过去印度洋方向并不构成中国重要战略方向。鉴于周边安全态势、地理限制以及自身力量局限,中国地缘战略向来以亚太为重心,而以往中国在海洋方向的战略关注相对集中于邻近自身的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在之前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一客观现实以及相应的战略资源分配状况,本身有其内在必然性,更也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近年来,中国在印度洋日益呈现出积极进取的战略新姿态,在继续重视西太平洋的同时,中国也将印度洋地区纳入视野,并初步勾画出一个海陆相撑共进的战略大轮廓。以巴基斯坦为例,2015年中巴正式确立了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两国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然而,锐意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以及西印度洋上经(?)瓜德尔港,这都不过只是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积极进取的一个缩影。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在印度洋方向的战略新姿态已体现出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不过这却也已经将自身置于全球瞩目的焦点和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别有用心者,对所谓中国“珍珠链”战略、所谓“中国威胁论”、所谓中国正在进行力量投射、资源掠夺、经济殖民等进行大肆炒作。这一类言论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甚至恶化了中国在印度洋的生存环境。在美、印一些战略家看来,所谓“国强必霸”便是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所谓“珍珠链”战略就是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对相关国家的港口援建以及民事应用就是中国向西扩展以及围堵印度的战略构件。更殊为严峻的是,近年里“印太”概念勃兴之下,印度洋地区同亚太地区已渐被作为一个整体战略空间,纳入美国、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战略视野和前沿部署。尤其是美国“再平衡”战略已向印度洋方向扩展,而美印关系出现明显的战略接近,使印度洋方向的美中印战略三角已形成一种并不利于中国的扁平化趋势。此外,印度洋相关海域以及环印度洋的诸多地区本身交织着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素来被世人普遍视为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相当危险”的区域。可见,对中国而言,印度洋地区绝非可以轻松自如存在的等闲之地,更不是世外桃源。事实上,中国并非印度洋国家,而从中国沿海出发西进印度洋的最近航线也有数千公里,中国想要在印度洋地区有效存在,显然无法像维持自身在亚太地区存在那般便利(无论如何还可以依靠自身强大的陆权)。与此同时,考察当代印度洋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玩家,中国显然是后到者——作为后来者和外来者,中国拓展自身在印度洋的存在,不可避免对区域既有利益格局和权力格局会产生相关影响,无论在现实层面以及心理层面势必都会造成一定冲击。故而,至少从表面看来,中国“西进”印度洋,面对着复杂的战略环境、立场各异的行为主体,而自身又处于相对地理劣势,势必会为自己再增加一个比较棘手的“印度洋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甚至有可能会使自身在应对西太平洋方向相关挑战时面临双线受压的风险。鉴于以上这些“不利”因素,按理中国应继续对印度洋敬而远之。然而,如今中国在印度洋却是日益积极进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中国会出于怎样的战略谋划和政策考量,要把以往并不构成自身重要战略方向的印度洋,纳入国家大战略的视野,甚至作为中国海洋战略乃至全球战略的一个生长点呢?这实际上就是本文聚焦的第一个问题。当前“一带一路”战略设计,已体现出中国决策层前瞻性的战略意识和全球性的战略视野,而“西进”堪称当前“一带一路”的战略精髓。于中国“西进”视野之下,南亚和印度洋无疑正是“一带一路”沿陆、海西向进发首当其冲的重要战略地区和主要海洋公域。厘清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根本动因和战略逻辑,不仅是中国谋划自身印度洋战略的前提,更也是破除“珍珠链”之说并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推进的外部环境的需要。在综合分析了印度洋战略环境(第一章),以及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第二章)后,本文认为,在21世纪里,鉴于印度洋的地理联通性、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发展潜力以及的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和复杂局势等因素,今日印度洋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能源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乃至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和平崛起都有了密切而特殊的战略关联。无论就外部压力或内在动力,当代中国已经不可忽视印度洋战略方向而单从东亚或太平洋视角来探讨现在的发展及未来的命运。中国“西进”印度洋有其必要性、可能性、正当性、机遇性和战略性。本文第三章在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所面对的风险和所迎来的机遇之后,指出了中国在印度洋的战略新姿态或者说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主要并不是因为印度洋之危险又或者因为所谓的印度洋的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地位,事实上反倒是中国当前“西进”印度洋具有了相关有利的主客观条件,并迎来历史性机遇,因此在战略成本和战略收益视角下,“西进”印度洋可望以较小的战略成本带来巨大战略利益——这构成了当代中国扩大在印度洋存在的根本性动因,又或者说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知与行的核心逻辑。因此,“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主要并不是为了应对印度洋风险,更不是为了争夺印度洋霸权,而是一种顺势而为、把握历史机遇的地缘战略布局。本文的第三章同时还指出,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西进”印度洋构成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中国海洋战略的“生长点”以及中国探索和平崛起路径、体现自身大国作为的“试验田”。现今,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扩大在印度洋的存在已是历史的必然。当然,拥有了一些有利主客观条件,并不意味着中国可盲目乐观。机遇性与战略意义,都并不能成为盲目乐观的理由。事实上,要把握历史机遇和实现“西进”潜在的战略意义,需要尽可能地减小战略阻力和尽可能地化解潜在风险因素,换言之,需要通过巧妙的地缘政治运作来实现恰当的战略目标。客观而言,现在,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应该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或者说怎样“经略”印度洋的相关问题,已构成了中国周边外交及区域战略的重要关切,构成了中国海洋战略、海军战略的新注目点,进而也构成了中国崛起进程中的重大而新兴的战略性议题,并不断促进中国政府外交工作的奋发有为和学界研究的学术自觉。然而,今日印度洋,在许多国外战略学者和相关国家战略决策者眼中,已然被视为21世纪大国战略角逐的新兴舞台,而中国因素已然被视为一个对印度洋地区政治格局和地区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外部变量。不容否认,鉴于中国强劲的崛起势头,现在中国和外界之间,除了有合作共赢、相互依存的一面之外,一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势已悄然形成。对体系霸权国和地区大国而言,防止中国影响力在印度洋方向扩散,也是与中国博弈和竞争的重要环节。此外,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在中国国家整体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未来中国将以何种方式继续崛起以及崛起后的中国对世界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已经成为了当今国际社会高度关心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无疑成为大家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窗口。然而,迄今为止,中国尚无正式成文的印度洋战略;迄今为止,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国家,在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尤其在军事力量前沿存在方面,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依然还殊为有限。因此,中国需要尽快形成“西进”印度洋稳健而恰当的战略谋划,以维持和拓展自身的有效存在。这已是中国现阶段的一项当务之急。固然,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和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是不可否认,经济手段始终有相关局限性。在经济上分享由中国因素带来的红利,并不妨碍一些国家在政治、安全上对华保持适当距离,甚至在一些问题上诋毁中国、“要挟”中国。鉴于此前中国在印度洋存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经济层面上的存在,为把握机会和化解风险,当代中国当需要慎重而深入地考虑在印度洋如何应对大国博弈和参与地区事务这一类地缘政治运作的问题,更也需要密切关注印度洋安全动态,主动参与和塑造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架构。为此,本文从第四章到第七章,以较大精力分析了“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和相关战略挑战(第四章),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第五章),巴基斯坦战略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瓜达尔港面对的机遇和风险因素(第六章),并在第七章提出了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的相关主张。本文所主张的南亚“融合战略”以及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构成了本文关于中国“西进”印度洋在地缘政治和海洋安全层面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战略支柱,更也是本文对中国如何在印度洋存在问题,或者说中国如何“经略”印度洋问题,所给出的一个框架性的研究回应。
二、伊拉克战争对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伊拉克战争对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四、创新和不足 |
第一章 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主义与权力 |
第一节 沃尔特·米德主要着述和思想 |
第二节 米德指出的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四种主义” |
第三节 米德的权力理论 |
第四节 米德的逻辑和方法 |
第二章 20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呈现 |
第一节 美国经济社会形态变革与外交传统的演进 |
第二节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变奏 |
第三章 威尔逊主义的冒进(小布什政府时期) |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
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与“反恐战争” |
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的异变与失败的大中东战略 |
第四章 杰斐逊主义的变革(奥巴马政府时期) |
第一节 国际新形势下的杰斐逊主义者 |
第二节 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特征 |
第三节 主义间的调和与亚太再平衡 |
第五章 杰克逊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时期) |
第一节 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 |
第二节 民粹主义与杰克逊主义 |
第三节 杰克逊主义的特朗普实践 |
第六章 对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的评价 |
第一节 四种主义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
第二节 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
第三节 米德对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认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沃尔特·R·米德大事年表(1952- ) |
致谢 |
(2)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缘起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1.2.2 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1.2.3 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1.3 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 |
1.3.1 论文的研究意义 |
1.3.2 论文的研究目标、任务和难点 |
1.3.3 论文的研究方法 |
1.3.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1.4 语料来源和例句体例 |
1.4.1 语料的选取和处理 |
1.4.2 例句体例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2.1 国家形象的内涵和属性 |
2.1.1 国家形象的三重内涵 |
2.1.2 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 |
2.2 建构主义的国家形象观 |
2.2.1 社会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2.2.2 后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2.2.3 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 |
2.3 话语幻象理论 |
2.3.1 话语幻象 |
2.3.2 话语幻象的分析路径 |
2.4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语言-符号行为分析 |
3.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主体分析 |
3.1.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稿件来源分析 |
3.1.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信源分析 |
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内容分析 |
3.2.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议题分析 |
3.2.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及物性分析 |
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形式分析 |
3.3.1 战争隐喻 |
3.3.2 旅程隐喻 |
3.3.3 拟人隐喻 |
3.3.4 表演隐喻 |
3.4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社会影响分析 |
4.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阿互动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
4.1.1 阿富汗的好邻居 |
4.1.2 阿富汗的好朋友 |
4.1.3 阿富汗的重要伙伴 |
4.1.4 难以完全信赖的中国 |
4.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际形象 |
4.2.1 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 |
4.2.2 新兴崛起的强权国家 |
4.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内形象 |
4.3.1 政治形象 |
4.3.2 经济形象 |
4.3.3 社会形象 |
4.3.4 文化形象 |
4.4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境分析 |
5.1 国际力量格局的影响 |
5.1.1 国际政治格局保持多极化发展势头 |
5.1.2 东西方经济力量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 |
5.1.3 全球传播格局依然呈现“西强东弱”的态势 |
5.2 中国与阿富汗交往互动的影响 |
5.2.1 中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
5.2.2 中阿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
5.2.3 中阿加大军事安全合作 |
5.2.4 中阿人文交流日趋活跃 |
5.3 国家利益的影响 |
5.3.1 阿富汗国家利益的界定 |
5.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国家性” |
5.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市场性” |
5.4 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
5.4.1 历史传统意象的固化和延展 |
5.4.2 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的折射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 (一)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
附录 (二)黎明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附录 (三)帕支瓦克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作者简历 |
(3)北约“域外行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四、研究方法 |
五、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北约“域外行动”概念界定与问题的产生 |
第一节 北约的主要特征及“域外行动”概念界定 |
一、北约成立的背景 |
二、北约的性质及其主要特征 |
三、北约“域外行动”的概念 |
第二节 冷战期间北约的“域外行动”争论与应对 |
一、“域外”军事冲突及美欧争论 |
二、北约对“域外”军事冲突的应对 |
第三节 “域外”军事冲突对北约的影响 |
一、提升对“域外行动”必要性的认识 |
二、加强执行“域外行动”的军事政治准备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冷战后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形成及争议 |
第一节 国际环境的变化与北约转型 |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 |
二、北约的转型 |
第二节 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形成 |
一、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发展历程 |
二、北约“域外行动”的决策过程 |
第三节 美欧对北约“域外行动”政策的分歧 |
一、“域外行动”范围扩大引发美欧争论 |
二、美欧对北约“域外行动”重要性的争论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北约“域外行动”的特点 |
第一节 “域外行动”形式多元 |
一、北约对军事行动种类的划分 |
二、北约的“域外行动”类型 |
第二节 以“意愿联盟”为主要行动方式 |
一、“意愿联盟”概念界定 |
二、“意愿联盟”的构建特点 |
三、“意愿联盟”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第三节 “域外行动”中伙伴关系多样化 |
一、北约的伙伴关系 |
二、伙伴国对北约“域外行动”的贡献 |
三、美欧在北约“全球伙伴关系”问题上的分歧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北约“域外行动”的案例分析 |
第一节 北约在科索沃的“盟军行动” |
一、北约对科索沃的军事干预及其原因 |
二、科索沃行动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第二节 “意愿联盟”与伊拉克战争 |
一、美国的伊拉克政策 |
二、美国组建“意愿联盟”并发动对伊战争 |
三、伊拉克战争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第三节 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
一、“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构建及其行动 |
二、北约在阿富汗的行动效果及原因分析 |
三、阿富汗军事行动对大西洋联盟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北约“域外行动”对大西洋联盟未来走向的影响 |
第一节 大西洋联盟组织形式松散化 |
一、“意愿联盟”趋势加强 |
二、欧洲独立防务力量建设的影响 |
第二节 大西洋联盟内部美欧矛盾深化 |
一、美欧军事行动政策矛盾的深化 |
二、美欧防务责任分担矛盾的激化 |
三、美欧军事实力失衡矛盾显性化 |
第三节 大西洋联盟凝聚力呈下降趋势 |
一、联盟成员安全利益的分离 |
二、联盟成员经济、政治利益差异对安全合作的制约 |
三、美欧战略文化差异的影响 |
第四节 北约“域外行动”对中国安全的潜在影响 |
一、对中国西北部地区安全的影响 |
二、对中国南海岛礁安全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选题的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 |
一、选题的创新点 |
二、选题的难点 |
三、预期目标与研究成果 |
第一章 美国政治极化界定与美国外交政策回顾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内涵与外延 |
一、美国政治极化的定义 |
二、美国政治极化的当前表现 |
三、美国政治极化的历史回顾 |
四、美国政治极化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过程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回顾 |
一、冷战结束前美国外交政策背景 |
二、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三、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四、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五、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影响机制 |
一、美国政治极化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路径 |
二、美国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第二节 冷战后政治极化与美国国会制定外交政策关系 |
一、美国国会提案和国会立法过程 |
二、冷战后美国国会相关情况及案例选取 |
第三节 美国国会中国人民币汇率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一、第111 届和112 届国会与人民币汇率相关提案分析 |
二、人民币汇率问题中的美国国会的极化因素分析 |
第四节 美国国会以色列相关问题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一、巴以冲突与美国对以色列态度 |
二、美国第115 届和116 届国会以色列相关提案总体分析 |
三、第115 届和116 届美国国会以色列问题具体提案分析 |
第五节 美国国会伊朗问题相关提案的政治极化分析 |
一、伊朗核问题与美国的态度 |
二、美国第113 届至116 届国会伊朗相关提案总体分析 |
三、第113 届-116 届美国国会以色列问题具体提案分析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第一节 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路径 |
一、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影响的路径图 |
二、美国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政治极化因素分析 |
一、府会分歧与美国总统在对外事务中的权力 |
二、影响美国总统制定外交政策的因素探析 |
第三节 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对重返亚太政策的影响 |
一、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政治极化的表现 |
二、政治极化程度与总统对外政策强度成正比 |
第四节 政治极化与美国总统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影响 |
一、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 |
二、美国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政治极化表现 |
三、特朗普“积极主动决策”型性格弱化政治极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案例研究 |
第一节 案例选取与伊拉克战争 |
一、案例选取 |
二、伊拉克战争 |
第二节 政治极化对国会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影响 |
一、美国第107 届-111 届国会政治极化与相关提案情况分析 |
二、美国第107-111 届国会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相关提案统计分析 |
三、美国第107-111 届国会伊拉克战争重要提案具体内容分析 |
第三节 政治极化对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影响 |
一、美国总统制定伊拉克政策是政治极化的产物 |
二、政治极化是总统制定伊拉克战争政策的内在动力 |
本章小结 |
结语 |
第一节 研究的结论 |
一、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关键结论 |
二、相关政策建议 |
第二节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
一、研究不足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政策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1.1.1 现实意义 |
1.1.2 理论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3 研究内容、研究中所要突破的难题 |
1.3.1 研究内容 |
1.4 拟采取的研究方法,本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1.4.1 本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1.4.2 本文的特色及创新之处 |
第2章 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政策出台的背景 |
2.1 奥巴马政府阿富汗政策的失败 |
2.2 阿富汗局势的恶化 |
2.2.1 安全局势恶化 |
2.2.2 政府羸弱,经济发展滞后 |
2.3 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
第3章 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政策的内容及特点 |
3.1 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政策的内容 |
3.1.1 调整驻阿富汗军队数量,不断表明撤军意向 |
3.1.2 与塔利班开展多轮谈判,并最终签订和平协定 |
3.2 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政策的特点 |
3.2.1 把对阿政策融入到美国的南亚战略框架内 |
3.2.2 战略目标有限化与战略手段多样化 |
第4章 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政策的影响 |
4.1 对阿富汗的影响 |
4.2 对阿富汗周边邻国的影响 |
4.2.1 对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 |
4.2.2 南亚地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安全挑战 |
4.2.4 对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推进的影响 |
结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6)9·11事件以来的伊朗与巴基斯坦关系研究 ——从地缘政治视角的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的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伊一巴关系回顾及两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
第一节 伊一巴关系回顾 |
一、二十世纪的伊-巴关系 |
二、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伊-巴关系 |
第二节 伊-巴两国地缘政治环境分析 |
一、伊朗的地缘政治环境 |
二、巴基斯坦的地缘政治环境 |
三、伊-巴两国的地缘政治联系 |
第二章 伊—巴关系中的地区国家因素 |
第一节 伊-巴关系中重要的阿富汗因素 |
一、伊-巴在9·11事件之前在阿富汗的竞争 |
二、伊-巴在9·11事件之后在阿富汗的合作 |
第二节 伊-巴关系中的沙特阿拉伯因素 |
一、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竞争的关系 |
二、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密切关系 |
三、巴基斯坦谨慎面对伊沙关系竞争 |
第三节 伊-巴关系中的印度因素 |
一、对抗的印巴关系 |
二、基于现实利益的伊印关系 |
三、伊-巴-印三国关系的互动 |
第三章 伊—巴关系中的大国因素 |
第一节 伊-巴关系中历史悠久的美国因素 |
一、即时性的美巴关系 |
二、对抗的美伊关系 |
三、美国对伊-巴关系的影响 |
第二节 伊-巴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
一、久经考验的中巴关系 |
二、中伊关系的升级发展 |
三、伊-巴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
第四章 伊—巴关系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
第一节 伊-巴关系的发展趋势 |
第二节 伊-巴关系对地区格局的影响 |
第三节 伊-巴关系对中国的影响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本文的研究意义 |
(一)理论意义 |
(二)现实意义 |
二、当前研究现状 |
(一)关于“一带一路”问题的研究 |
(二)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研究 |
(三)关于中国新安全观的研究 |
三、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 |
四、本文的创新性 |
五、本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
(一)“一带一路”倡议 |
(二)安全 |
(三)国家安全观 |
第一章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演进 |
第一节 丝绸之路的历史回顾 |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演进 |
第三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基础和风险挑战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基础 |
(二)“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风险挑战 |
第二章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上) |
第一节 东南亚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
一、恐怖主义 |
二、民族问题 |
三、宗教冲突 |
四、极端主义 |
五、水资源争端 |
六、毒品问题 |
七、其他安全问题 |
第二节 南亚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
一、恐怖主义 |
二、民族问题 |
三、宗教冲突 |
四、毒品问题 |
五、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 |
六、其他安全问题 |
第三节 中亚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
一、极端主义 |
二、恐怖主义 |
三、民族问题 |
四、边界领土争端 |
五、水资源争端 |
六、其他安全问题 |
第三章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下) |
第一节 中东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
一、战争 |
二、恐怖主义 |
三、民族、宗教冲突 |
四、水资源争端 |
五、难民与非法移民问题 |
第二节 欧洲及其他地区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 |
一、欧洲地区 |
二、俄罗斯 |
第三节 海洋通道安全 |
一、海洋领土边界争端 |
二、海盗与持械抢劫船只问题 |
三、海上恐怖主义 |
四、海洋自然灾害、海洋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
第四章 中国新安全观的发展演进及其理论内涵 |
第一节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回顾 |
一、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观 |
二、中国近代的国家安全观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安全观的三个发展阶段 |
第二节 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与演进 |
一、中国新安全观的提出 |
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新安全观的补充发展 |
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新安全观的丰富完善 |
第三节 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
一、共同安全 |
二、综合安全 |
三、合作安全 |
四、可持续安全 |
第五章 中国新安全观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应对 |
第一节 中国新安全观在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中的指导作用 |
一、中国新安全观包含的共同安全观及其指导作用 |
二、中国新安全观包含的综合安全观及其指导作用 |
三、中国新安全观包含的合作安全观及其指导作用 |
四、中国新安全观包含的可持续安全观及其指导作用 |
第二节 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对中国新安全观的丰富和发展 |
一、对议题性质的认定是安全合作的前提条件 |
二、威胁认知和共同利益对安全合作的影响 |
三、总结与思考 |
第六章 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 |
第一节 宏观层面: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基本原则 |
一、坚持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作用 |
二、区分“可合作安全”与“不可合作安全” |
三、保持常态心理,不要把“一带一路”安全问题特化和泛化 |
第二节 中观层面: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基本思路 |
一、加强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研究 |
二、协调统筹海陆两条主线的安全 |
三、重视不同国家的安全关切 |
四、加强与主要大国的合作 |
五、充分利用现有安全合作机制,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 |
第三节 微观层面:应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问题的具体对策 |
一、加强对沿线安全形势研判,建立全球安全预警和防范机制 |
二、建立海外安全战略支点 |
三、通过科技创新加强安全合作 |
四、利用海上普遍管辖权,共同打击海盗和海洋恐怖主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8)美国对阿富汗重建政策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来源与依据 |
1.2 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意义与价值 |
1.3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本课题的基本方法 |
1.5 论文的重点与难点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二章 美国关于阿富汗国家重建的政策演变 |
2.1 布什时期美国的阿富汗重建政策 |
2.1.1 布什政府的对阿重建政策 |
2.1.2 布什主义对阿富汗重建政策的影响 |
2.1.3 服从并服务于反恐战略的重建政策 |
2.1.4 布什政府重建政策的主要成果 |
2.2 奥巴马政府的阿富汗重建政策 |
2.2.1 奥巴马政府对阿富汗重建政策的考量 |
2.2.2 反恐战争与战后重建主次地位的变化 |
2.2.3 以多边代替单边的重建政策手段 |
2.2.4 奥巴马政府对阿重建政策的主要成果 |
第三章 重建政策演变的现实依据 |
3.1 反恐战争无法应对局势发展 |
3.1.1 美国深陷反恐战争泥潭 |
3.1.2 阿富汗极端势力反弹 |
3.2 阿富汗政权面临严峻挑战 |
3.2.1 阿富汗局势愈发混乱 |
3.2.2 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 |
3.2.3 民主发展遭遇停滞 |
3.3 美国实力的相对下滑 |
3.3.1 布什主义不得人心 |
3.3.2 经济和财政状况遭遇危机 |
第四章 美国对阿重建政策的根本利益诉求和主要挑战 |
4.1 维护美国国家利益 |
4.1.1 彻底清除基地组织势力 |
4.1.2 遏制极端思想和反美主义的发展 |
4.1.3 谋求在中南亚地区的优势地位 |
4.2 建设有效治理的阿富汗亲美政权 |
4.2.1 亲美政权是根本 |
4.2.2 有效治理是关键 |
4.3 美国对阿重建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 |
4.3.1 阿富汗“帝国坟冢”国家特性 |
4.3.2 阿富汗重建基础薄弱 |
4.3.3 美式民主与阿富汗部落传统的矛盾 |
第五章 美国对阿重建政策的效应分析 |
5.1 阿富汗国家重建进程效果评估 |
5.1.1 政治重建取得突破但政治自决能力不足 |
5.1.2 安全秩序得到重建但安全挑战日趋严峻 |
5.1.3 经济发展有所进步但内生动力依然缺乏 |
5.1.4 国内和解陷入停滞 |
5.2 重建政策对美国在阿利益的影响分析 |
5.2.1 消除基地组织对美国的直接威胁 |
5.2.2 阿富汗亲美政权得到维持 |
5.2.3 地缘战略得到大力推进 |
5.3 重建政策对地区国家的战略效应 |
5.3.1 对中南亚地缘版块构建的影响 |
5.3.2 对俄罗斯、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地缘影响 |
第六章 阿富汗重建前景与中国对策思考 |
6.1 阿富汗重建前景 |
6.1.1 阿富汗的建设前景与挑战 |
6.1.2 特朗普政府对阿政策走向 |
6.2 对中国的影响和对策思考 |
6.2.1 重建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
6.2.2 中国的对策思考 |
结语 |
致谢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章 历史遗产:印度周边外交思想传统 |
1.1 古代印度的遗产:考底利耶的“曼荼罗体系”思想 |
1.1.1 “曼荼罗”理论 |
1.1.2 “曼荼罗”理论在现代印度的运用 |
1.2 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寇松主义” |
1.2.1 印度中心论 |
1.2.2 “斜坡理论”与“缓冲国理论” |
1.2.3 “寇松主义”在当代——“新寇松主义” |
1.3 独立后的周边外交理念 |
1.3.1 独立后的“潘尼迦海洋战略思想” |
1.3.2 南亚版“门罗主义” |
1.3.3 “古杰拉尔主义” |
第二章 现实动力:印度扩展大周边外交的现实推动因素 |
2.1 莫迪政府对印度的战略定位:大国的雄心 |
2.1.1 “有声有色的大国”战略定位的继承 |
2.1.2 大周边为印度大国追求提供战略支撑 |
2.1.3 为印度大国的崛起打上莫迪的印记 |
2.2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安全追求:双重的保障 |
2.2.1 大周边的传统安全 |
2.2.2 大周边的非传统安全 |
2.3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经济推动:莫迪经济学的外向延伸 |
2.3.1 印度经济结构及特点 |
2.3.2 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方向 |
2.3.3 大周边地区对于印度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
2.4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的软实力拓展 |
2.4.1 印度软实力的内涵 |
2.4.2 软实力在印度整体外交政策中地位的演变 |
2.4.3 印度软实力在大周边地区的运用 |
第三章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具体实施 |
3.1 南亚——追求地区霸权 |
3.1.1 实施背景——“印度中心论” |
3.1.2 核心利益关切 |
3.1.3 路径选择 |
3.1.4 效用评估 |
3.2 东向——“东向行动政策” |
3.2.1 实施背景——“东向政策”的深化 |
3.2.2 核心利益关切 |
3.2.3 路径选择 |
3.2.4 效用评估 |
3.3 西向——“西联”政策 |
3.3.1 实施背景——中东地区形势及印度政策传统 |
3.3.2 核心利益关切 |
3.3.3 路径选择 |
3.3.4 效用评估 |
3.4 北向——莫迪政府“大中亚”政策 |
3.4.1 实施背景——“大中亚”地区形势与印度政策传统 |
3.4.2 核心利益关切 |
3.4.3 路径选择 |
3.4.4 效用评估 |
3.5 南向——莫迪政府东南非洲与西南印度洋地区政策 |
3.5.1 实施背景——南向地区形势与印度政策传统 |
3.5.2 核心利益关切 |
3.5.3 路径选择 |
3.5.4 效用评估 |
第四章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评估 |
4.1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的影响与效果 |
4.1.1 实现了国大党到印度人民党外交上的有机衔接 |
4.1.2 提升了印度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
4.1.3 优化了印度未来大国外交环境 |
4.2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
4.2.1 体系层面易受大国战略影响 |
4.2.2 地区层面潜在风险 |
4.2.3 印度国家层面面临挑战 |
4.3 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未来的发展方向 |
4.3.1 坚持“莫迪风格”与既定大周边外交政策方略 |
4.3.2 大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的有机衔接将成为常态 |
4.3.3 大周边外交政策将根据国际和区域事态的发展不断优化 |
第五章 印度大周边视野下的中国及中国对策思考 |
5.1 印度大周边视野下的中国 |
5.1.1 地缘上的防范对象 |
5.1.2 经济上的合作伙伴 |
5.1.3 亚洲优势强权的竞争者 |
5.2 印度在大周边范围内应对中国的举措 |
5.2.1 在双边历史问题上立场强硬 |
5.2.2 明确反对中国插足南亚地区 |
5.2.3 适度介入印太地区安全安排 |
5.2.4 在周边枢纽国家增加平衡中国的影响力 |
5.2.5 与日本强化合作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
5.3 中国对印度战略评估与对策思考 |
5.3.1 中国对印度的战略定位 |
5.3.2 关于中国对中印关系的对策建议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10)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以及研究难点 |
第一章 “西进”视野下的印度洋战略环境 |
第一节 印度洋地区的地理特性 |
一、印度洋独特的地理构造 |
二、突兀的南亚次大陆 |
三、规律性的印度洋季风和洋流 |
四、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 |
第二节 环印度洋的全球地缘政治“破碎地带” |
一、印度洋地区的范围和国家组成 |
二、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生态 |
第三节 印度洋地区国际战略地位步入快速上升通道 |
一、“印太”概念勃兴 |
二、印度洋地区战略地位快速上升的动因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相关背景 |
第一节 中国在印度洋历史足迹及当前战略新姿态 |
一、中国在印度洋历史足迹 |
二、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战略新姿态 |
第二节 “一带一路”:中国国家大战略的顶层设计 |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外交重心的调整 |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地缘战略新布局 |
第三节 国际社会对中国“西进”印度洋的“错误知觉” |
一、“错误知觉”相关表征 |
二、“错误知觉”的现实背景 |
三、“错误知觉”之批判 |
四、相关建议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和战略意义 |
第一节 当代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逻辑 |
一、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利益 |
二、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环境 |
三、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机遇 |
四、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能力和理念 |
第二节 中国“西进”印度洋的战略意义 |
一、“西进”印度洋: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 |
二、“西进”印度洋:中国海洋战略(海权战略)的生长点 |
三、“西进”印度洋: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以及经济转型的新布局 |
四、“西进”印度洋:中国“和谐世界”理念及大国作为的“试验田”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西进”视野下的南亚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现实及相关挑战 |
第一节 南亚地缘政治经济特征 |
一、一个自成一体的地理单元 |
二、“一家独大”的地区政治经济格局 |
三、一种复杂的地区安全局面 |
四、相对低效的地区合作机制及一条明显的区域裂痕 |
第二节 南亚对中国的战略重要性 |
一、南亚是“一带一路”战略图景中的海陆交汇地带 |
二、南亚是中国构建和谐周边的重点地区和难点地区 |
三、南亚是中国大西部边疆地区稳定与发展的地缘依托 |
第三节 当前中国在南亚周边面临的相关挑战 |
一、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 |
二、印度相关博弈动态令中国承压 |
三、美国对华“再平衡”在“印太”空间拓展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西进”视野下的印度因素以及中印战略对接问题 |
第一节 “一带一路”与“季风计划”战略对接:有效政策选项抑或伪命题 |
一、相关动态与学者策论 |
二、研究评析和相关问题 |
三、“季风计划”及其内在局限性 |
四、印度的“门罗主义”和地缘政治焦虑 |
五、印度的“对冲策略”和“战略模糊”手段 |
六、印度的“制衡者”和“监管者”角色 |
第二节 现阶段中印新型强邻关系的定位 |
一、中印关系中的复杂问题 |
二、在中印关系多重属性中居支配地位的是互为强邻的地缘政治属性 |
三、对印政策应有的整体性战略思维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西进”视野下的巴基斯坦角色以及中巴经济走廊问题 |
第一节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巴基斯坦 |
一、巴基斯坦国家概况 |
二、“一带一路”视野下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 |
第二节 “中巴经济走廊”所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
第三节 对瓜达尔港的相关思考 |
一、中国与瓜达尔港的历史渊源 |
二、对中国而言,瓜达尔港具有十分重要的潜在的战略价值 |
三、对瓜达尔港的几点看法 |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西进”视野下中国“陆海相撑共进”战略路径探讨 |
第一节 中国“西进”视野下的“合小稳大”的南亚融合战略 |
一、促进地缘意义上中国与南亚的多个维度融合 |
二、中国的南亚战略诉求应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层面 |
三、中国的南亚战略取向不应“合小攻大”却要“合小稳大” |
第二节 中国“西进”视野下的印度洋“协治安全”架构 |
一、对印度洋战略环境两种认知误区 |
二、当前中国在印度洋安全合作局面及其成因 |
三、印度洋安全架构新构想:协治安全 |
四、印度洋安全的大国协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讨论 |
五、中国促成印度洋安全的大国协治的初步思路 |
本章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四、伊拉克战争对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何杰.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1)
- [3]北约“域外行动”研究[D]. 张自楚. 外交学院, 2020(08)
- [4]论冷战后政治极化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D]. 陈欢欢. 外交学院, 2020(08)
- [5]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政策探析[D]. 王文博. 新疆大学, 2020(07)
- [6]9·11事件以来的伊朗与巴基斯坦关系研究 ——从地缘政治视角的探析[D]. 马心明. 云南大学, 2019(03)
- [7]“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主要安全问题研究[D]. 王术森. 兰州大学, 2018(11)
- [8]美国对阿富汗重建政策的演变[D]. 罗鑫.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9]印度莫迪政府大周边外交政策研究[D]. 张静.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10]中国“西进”印度洋:“一带一路”背景下南亚地缘政治运作研究[D]. 冯传禄. 武汉大学, 201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