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缅怀梁希光辉业绩 大力推进科教兴林——在纪念梁希先生诞辰120周年暨梁希科技教育基金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华清君[1]（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容怀钰[2]（2020）在《“大地园林化”文献史料研究》文中认为在“大跃进”高潮时期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影响下,1958年12月出现了以改善环境面貌为目的的“大地园林化”号召,引领了一段时期的园林绿化发展高潮,推动了园林绿化建设事业的多方面进展。结合建国后的历史背景和园林绿化发展的历史进程,通过收集、整理、解读“大地园林化”的相关文献史料,详细考察了文献作者的社会认知,以及受其影响而形成的社会实践。从“社会认知”和“实践探索”两方面,还原了“大地园林化”号召内涵和运动概貌,分析了“大地园林化”在新时代的演变,诠释了这场运动在历史潮流中的作用、影响和意义,进而为现代园林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通过研究这些文献史料,文章发现“大地园林化”这一着名运动的延续,是国家重视和全民行动两者的完美结合,具有自主性、义务性、系统性等特征。从政治领导到专家学者再到普通大众,都在这场广泛的全民性绿化运动中有所贡献,是“全民动员”的完美体现;另一方面,要实现全大地的绿化,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从山地、平原、四旁及空地处,广泛种植,实现绿化、美化、园林化,是“全域绿化”的集中体现。“大地园林化”号召在发起之初,受时代大背景所限,更多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绿化愿景,但在当今,基于科学的规划和理性的政策,合理延续“大地园林化”有助于促进我国园林绿化事业全面而系统的发展。
张家豪[3]（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研究说明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弹汰[4]（2018）在《留住记忆,启创今朝——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林业产业40个关键词》文中研究表明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期。40年改革开放,不仅全面改变了中国,更深刻影响了世界。林业产业作为实施这项基本国策的重要领域之一,在多个方面推出重磅举措,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方案。为此,特梳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林业产业发展的40个关键词,或只能浮光掠影,表达一孔之见,但求为读者提供有益的信息或思路,为助推林业产业发展尽绵薄之力。——本刊转自中国网
王希群[5]（2018）在《凌道扬年谱——纪念凌道扬先生诞辰130周年》文中研究说明凌道扬先生是中国着名的林学家、教育家。作为一名林学家,他在中国林业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为中国林业事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是中国林业事业的先驱和开拓者。他1888年12月18日出生于广州府新安县布吉村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从1912年于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林科开始,他的林业事迹贯穿于中华民国（1912—1949年）的始终。凌道扬先生1914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即从事涉林工作,同年参与制定中国第一部《森林法》,1915年首倡中国植树节,1916年任金陵大学林科主任,1917年发起并成立中华森林会,1922年任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林务局局长,1940年提出"水土保持"专用术语等。凌先生曾担任金陵大学、青岛大学、北平大学、中央大学教授,集林学家、教育家和行政官员于一身,在林学宣传、林业教育、林业管理和林业实践等多方面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是中国林业事业的集大成者。作为一名教育家,他还是香港教育的重要践行者,从1949年开始,他致力于香港教育,先后任香港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院长,1957年获麻省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筹备会主席,教书育人,恩泽千秋,受到世人赞颂。1980年他移居美国,1993年8月2日病逝,享年105岁。在中国林业发展史上,像凌道扬先生这样开宗立派的人物,还是很少见的,但不研读《圣经》,也是很难理解他的。
黄翠红[6]（2014）在《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者—任鸿隽生平研究》文中指出任鸿隽在民国年间的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是一位有着重大影响力和贡献的人物。他既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留美归国的新派学人。他是民国年间影响最大的综合性学术社团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并长期担任社长（后改称理事长）一职。因管理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需要,1924年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中基会因其稳定而较丰厚的资金、中美董事共管、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运作模式,能够大力资助学校、图书馆、研究所的建设和研究工作开展。任鸿隽长期担任中基会干事长（为1949年前担任中基会干事长时间最长的人）、董事会董事,参与决策和具体执行中基会的事务。他带领下的中基会为民国年间的科学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他还在抗日战争期间,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出任该院总干事,带领这个当时的国家最高学术机关度过了内迁的艰难时期。同时他亦是颇受高层青睐的教育管理者,曾先后被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任命为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和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特别是在川大任期内,以“国立化”和“现代化”为目标对川大进行改革,奠定了川大发展的良好基础。任鸿隽的一生与“科学”紧紧相连。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化学硕士,学成归国后首先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化学教授,但其抱负并不在三尺讲台。他曾担任过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亦于192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未就任）,但仕途不是他的追求目标,他的志向是做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人。自从在美国留学时感受到了因科学的发达而强大的西方世界,就立志要把“科学”传播到中国去,通过在《留美学生季报》和《科学》杂志上呼吁“科学救国”,最终促成了发萌于鸦片战争时期的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自此,任鸿隽致力于通过相关机构向大众进行科学启蒙；同时致力于培养科技人才,为科学研究提供物质保障和良好氛围。总之,他希望从科学普及与学术研究两个层面全面推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一手创建并相伴始终的中国科学社和其长期任职的中基会正是其实现上述理想的主要依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推手”,在解放后因为种种原因,其人其事竟然渐渐蒙上了历史的灰尘,不为人所重视。近来,人们开始通过研究民国年间的学术社团、相关文化机构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里的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科学体制的建立等问题,对中国科学社、中基会的研究已有相关专着出现。在这些研究中,任鸿隽的身影时隐时现,他是一个绕不开的中心人物。如果能对任鸿隽的生平进行梳理和研究,将会增加人们对民国科学社团、学术研究推进体制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度和广度。然而,就目前来看,这方面的研究是欠缺的。任鸿隽一生的经历丰富,所处的时代变迁亦巨。他既是清末秀才,又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他既是辛亥革命元老,又是科学救国运动的领军人物。时代的变迁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亦为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从革命救国到科学救国的道路选择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先进分子中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对任鸿隽的一生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其个人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这当然是本文的首要意义）,亦由此探见清末民初的留学生群体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推进之功,也有助于我们对与其相关的一系列重要的人和事的专题研究,如辛亥革命史、中国留学史、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社团发展史、近代中国科学研究推进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历史、民国年间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胡适研究、蔡元培研究等专题。本文将主要运用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兼及社会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时间为经,以任鸿隽与相关机构的关系为纬,着重考察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任鸿隽与中基会、任鸿隽与国立四川大学、任鸿隽与《独立评论》社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机构发展的贡献,最终落脚于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贡献。本文主要章节内容如下：第一章首先以任鸿隽的国内求学经历主要研究对象,从其先后在传统的书院就学,然后转入新式的重庆中学堂、上海中国公学的经历,重点解读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内、外促进因素。其次研究了辛亥革命洪流中的任鸿隽,主要对任鸿隽留学日本时期参加同盟会、民国元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的经历进行介绍,分析在孙中山辞职后任鸿隽留学美国的动机。第二章以任鸿隽留学美国期间的经历为考察对象,着重介绍任鸿隽对《留美学生季报》的改版、创办《科学》杂志及中国科学社、任鸿隽与白话文运动等情况,这一阶段是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奠定时期。第三章介绍北洋政府时期的任鸿隽。这一时期是任鸿隽一生事业的起步阶段,他所领导的中国科学社在国内站稳了脚跟,发展形势良好,有了固定的社所,建立了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等机构,说明任鸿隽如何利用中国科学社推进科学启蒙和科学研究事业。因为中国科学社的事业,其个人也因此得到国内政界、学术界的认可,有了从政经历,他在国立东南大学任职副校长的经历是本章考察的重点之一。此时期他开始到中基会工作,帮助该会干事长制定了该会基本的规章制度,奠定了中基会事业的基础。第四章以1928—1937年间的任鸿隽的经历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任鸿隽如何利用中基会所掌握的资金对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事业进行资助,从而促进了科学事业的发展。同时亦重点研究了任鸿隽出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对该校的改革,他所确立的“国立化”和“现代化”的川大新目标基本把川大由一个地区性大学带上了国立大学的新轨道。第五章主要研究1937年到1949年间的任鸿隽。这一阶段,任鸿隽所有事业的背景是战乱,本章亦主要研究任鸿隽在此乱世如何艰难推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包括带领内迁的中央研究院重新步入工作的正轨。此阶段的中基会先后面临着国民政府因经济困难而停付庚款和1943年中美新约的签订所带来的生存危机,重新出任总干事的任鸿隽如何勉力维持,带领中基会渡过危机,并为抗战中的大后方的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亦考察了任鸿隽为中国科学社的生存所做的努力。第六章首先分析了在政权更替的关键时刻,任鸿隽去、留的选择,并分析其放弃赴美、留在大陆的原因。其次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党对科学团体的“统一”的政策,任鸿隽为保留中国科学社的各项事业所做的挣扎与努力,最终把各项事业上交国家的历程。第七章论述了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形成所起的关键作用,以及任鸿隽科学救国思想的体系,并对其科学救国事业进行了评价。
胡文亮[7]（2012）在《梁希与中国近现代林业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梁希（1883-1958）,浙江省吴兴县人。中国近现代着名林业教育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以梁希和中国近现代林业发展为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很好地认识中国近现代林业科技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对了解我国现代林业政策的变迁和未来的发展也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梁希一生经历丰富,从普通技师,到大学教授,再到共和国林业部长。家学渊源、社会环境、留学经历、历史责任,对梁希的生命历程和思想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他此后终生致力于林业科学研究与林业事业管理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和思想基础,促进中国林业发展成为他终生的目标和追求。梁希先后执教三所大学,从事林业教育工作三十年,编写教材《林产制造化学》和《木材学》。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教育家、林学家、植物学家、林化专家、造林专家。与此同时,梁希自觉承载林业科普之责,他积极宣传国外最新的林化研究成果,蚊式飞机是其中一项,以往研究未曾披露。建国前后,他向公众推广普及森林的多效益作用,大力宣传林业的生态作用,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科学研究先要摸清家底,林业科学考察是林业科学研究的基础。早在民国时期,梁希就组织参加了浙江林业考察,足迹遍及浙江五地区,为后世留下了一份20世纪20年代末期浙江地区社会、治安、民生、农业、林业等诸多内容的考察记录；1948年前后,梁希两次考察台湾,从八个方面提出林业改进建议。新中国建立后,梁希先后赴小陇山和泾河无定河考察。明确了黄河的主要问题在于严重的水土流失,水土流失的原因在于滥垦滥伐、围山造田,解决之道理应是植树造林,是大面积退耕还林。另外,梁希还有两次重要的考察,虽未留下文献,但借助现有资料与史料可以还原考察原貌：一次是1949年,梁希对冀西沙荒造林的考察,考察表明,冀西是沙荒造林的成功典型,后来,这一典型成功地推向全国,另一次是1951年,梁希陪同陈云赴海南岛考察橡胶垦殖的可能性,从此新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橡胶开发。作为林化专家,梁希建立了中国的林产制造化学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创建了中国的林产化学学科。与此同时,梁希以富国利民为根本点与出发点,展开了一系列林化试验,其中桐油抽提试验数据远胜于美国,樟脑蒸馏试验数据远胜于日本。另外,马尾松采脂试验和伏牛山植物中有关单宁材料的试验,均在梁希任部长后结出硕果；抗战期间,梁希主持的中央大学森林化学室与当时的中央林业试验所合作,共同研究了九个研究项目,目前已知其中的三个项目如重庆木材干馏试验、竹材之物理性质及力学性质初步试验报告、川西（峨眉、峨边）木材之物理性,皆与抗战有关并发挥了作用。梁希担任部长九年,组建林业机构,奠定林政基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五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由林业部主导的全国性的治山治水治黄治沙运动一度声势浩大,效果明显。尤其是在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农民的参与热情很高,新时期党中央批准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就是对当年治山治水治黄治沙运动的高度肯定；作为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梁希为中国的林业发展主动建言献策,当好参谋,真正地做到了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梁希任部长初期,和林业部同仁共同制定了林业全面规划：“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利用,合理采伐”。作为中国传统林学向现代林学转型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梁希的林学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梁希的森林多效益思想继承的部分居多,这是因为森林多效益思想在中国代代相传,梁希留学日本、德国,又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发达国家的森林多效益思想,在借鉴和综合的基础上,通过宣传和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森林多效益思想。梁希耳闻目睹发达国家重视林业、发展林业因而改变面貌的事实,对发达国家大林业思想的精髓有了深切的认识。他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大林业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是,林业是整个生态系统的龙头,居于首要地位,通过有计划的大规模治山治水,可逐步解决中国诸多的生态问题,这一思想在当时影响很大。到21世纪,党中央国务院充分意识到林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特殊作用,对大林业思想赋予了新的内涵,至此,梁希的大林业思想又重回主导地位。历史留下了无数成功者的纪念碑,梁希的纪念碑巍然其间。研究梁希与中国近现代林业发展,不仅是缅怀前人,从中汲取教益,更是为了尊重历史,鼓舞后人,为实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而共同奋斗。
冯尕才[8]（2012）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森林变迁及林业建设研究》文中认为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历史是由一系列文明和环境之间的挑战与应战构成的。历史时期,西北森林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因为其地处内陆的自然地理条件,特别是人类活动作用的结果,森林大量退化或消失,到了民国时期森林资源已经相当贫乏。在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森林仍然发生着巨大的变迁。变迁的主要特征是民国前期局部地区森林有恢复和增长趋势,但就整个民国时期来说,森林资源却呈急剧流失的态势。森林资源减少的原因,是民间和军队燃料消耗、各类用材消耗、毁林开荒、军事消耗、自然灾害等,其社会背景则是西北地区文化、教育、经济的落后。森林资源的极度流失,导致燃料和用材短缺、水土流失加剧、荒漠化扩大、气候恶化、自然风景资源消失、经济文化衰落等一系列后果,严重制约着西北地区社会的进步,构成对西北各族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极大挑战。与此同时,中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西北地区又面临着支持抗战和建设大后方的挑战。对此种种挑战,西北各省奋起回应,在政治家、林学家、农学家、当地民众以及其他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推动下,积极采取措施,实施天然林保护,开展植树造林,发展林业教育,进行林业科技研究和推广等工作,推进了西北地区的林业建设,揭开了西北地区生态建设的序幕,同时也承担起了支持抗战和建设国家坚固大后方基地的重任。论文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区域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为辅的多种研究方法,分引言、上篇、下篇三个部分,对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森林变迁和林业建设的各个方面做了比较系统研究。引言阐述了“民国时期西北森林变迁及林业建设”这个课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总结了目前学术界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现状,确定了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并对一些概念作了界定。上篇“挑战——民国时期西北森林资源的流失及其后果”分为三章。第一章探讨了民国时期西北森林的分布和变迁,第二章论述了森林资源的流失形态,第三章总结了西北地区森林资源流失的后果,分析了民国时期西北森林资源流失严重的社会背景。前三章主要论述了由于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森林资源的流失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对西北各族人民的生存和社会发展构成了挑战,也在日本侵略、民族危亡的关头西北地区能否有力地支持抗战提出了挑战。下篇“应战——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林业建设”,共分七章。阐述了在上述挑战下,西北地区各省所采取的种种应战措施。第四章阐述了在民国各届政府的推动下,西北各省林业管理机构的成立,为林业建设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基础。第五章论述了林业机关、团体和个人对西北地区森林资源进行考察,进行本地区林业建设规划。第六章探索了西北地区政府和民间都采取措施,在艰难环境中开展天然林保护工作。第七章介绍了西北各省区为了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纷纷开辟苗圃,进行苗木培育工作。植树造林是改善西北生态环境的核心举措,第八章探讨了西北地区各省植树造林工作开展情况,并对其得失进行了总结和评价。第九章通过对西北地区林业教育发展情况的探讨,指出民国时期是西北地区林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第十章论述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树木引种、杂交育种、林木抚育、森林经理等林业科技研究和推广等工作。第十一章论述了国内着名林学家在科学救国思想的指引下,在西北地区进行艰苦的林业建设工作,为西北地区人民树立了榜样,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第十二章为“结论和展望”,对全文的内容进行了总结,归纳了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森林变迁的经验教训和林业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今后林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赵小平[9]（2012）在《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论文选取“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为题,以科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科技观为线索,遵循历时与共时相结合的研究思路,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探索了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从萌芽到确立的艰难历程,并借助科技事件,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状况。论文具体分六章展开分析：第一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根据地时期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是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摇篮。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与法治观指引下,根据地科技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初步确立并促进了科技事业的发展,但这种“阶级性”与“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日后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消极影响。第二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成立后初步确立,在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科研机构与社团、科技奖励、科技人员的培养与管理、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展开,科技文化在科技法制的框架内建设发展。中国科学院的组建、留学生归国潮、技术革新运动以及“156项”工程的实施等科技事件揭示出法治科技观指引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共同促进了共和国科技事业向前发展。第三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在强调“阶级性”的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建设从总体上经历了停滞、削弱及走下坡路的过程,科技界反右、科技大跃进以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科技事件反映了“重人治、轻法治”科技观影响下的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在曲折中发展。正是有了科学精神的回归与中共中央即时纠偏,才能取得成功合成牛胰岛素等标志性科技成就,从而迎来共和国第一个科技发展的黄金期。第四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毛泽东《最高指示》被视为科研领域人们行为与判断是非的准则。科技法制建设几近空白,科技事业遭受严重摧残。对相对论的批判与蜗牛事件是文革时期批判资产阶级学说、批判洋奴哲学的典型,揭示出“人治+群治”科技观影响下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共和国同世界本来缩小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第五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仅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推动了科技领域“人治”观念向“法治”观念的革新。摒弃“阶级性”的法治化科技观在这一时期逐步确立,以《科技进步法》为龙头的科技法制体系到1993年已初步形成。伴随着科技法制的恢复发展,科研机构与社团相继恢复建立,科技人员与科学的地位获得了极大提高,共和国迎来了科技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陈梦猇事件、韩琨事件以及曹时中事件反映出法治化科技观引导下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进程；南极科学考察站的建立,使共和国获得南极事务的决策权,标志着共和国的极地考察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预示着共和国的国际科技合作走向世界。第六章,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自1993年《科技进步法》实施以来,第三代与第四代领导人高度重视新时期的科技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1999年以宪法形式确立,共和国终于从人治走上了法治的轨道。从此,共和国科技法制建设进入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主要内容、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科技为奋斗目标的新阶段。伴随着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法治科技观的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在2010年基本形成,科技文化在建设健全的科技法制框架内谐调发展,共和国迎来科技发展的第三个黄金期。三桩科普文章官司反映了科技人员在自觉履行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揭示出中国科技界的社会分层状况与科学精神的部分缺失。“汉芯”事件的披露与处理显示出全社会尤其是科技共同体的科技法律意识在不断提高,促进了科研诚信法制建设,也反映出科技评价法律机制亟待改进；《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事件,引起了全社会对科学精神的关注。这几起科技事件折射出“功利性”法治科技观的消极影响,启示我们应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结论：萌芽于根据地时期的法治科技观在共和国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觉”的确立过程,以法治科技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文化是科技法制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而科技法制则是科技文化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的历程启示我们：必须坚决摒弃“阶级性”的法治科技观,逐步摒弃“功利性”的法治科技观,构建一种新型的和谐法治科技观。
孔春辉[10]（2012）在《以师为本 ——国立师范学院的历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是围绕大学管理问题而进行的一番历史探索。当前,大学的教师管理存在着诸多问题,从管理理念、机制、制度、方法到教师评价、组织文化均受到人们的质疑。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存在缘于大学对如何才能切实履行自身职能缺乏清醒的认识。传承文化和创新学术是大学的本职,教学和科研是大学教师的本务,大学本职的实现以大学教师务本为前提。大学的基本职能提醒我们,要走出当前大学教师管理的困境,大学应当在树立师本理念的基础上实施师本管理,即一方面认识到教师为大学立足和发展的根本,一方面依靠教师办学,确保教师在大学事务中的管理主体地位,同时创造条件协助教师发展,以教师的发展带动大学的发展。笔者认为,以教师为本处理大学和教师的关系并不妨碍以学生为本处理大学和学生的关系,也不妨碍以学生为本处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民国时期的大学管理留给我们的历史美感与当前大学管理不尽人意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笔者因而以民国时期的重要大学——国立师范学院（简称国师）为对象展开研究,以期从国师的师本理念和管理实践中析出师本管理的大致形态,为今日的大学管理提供借鉴。国立师范学院于1938年创办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她是在抗战建国的洪流激荡教育领域,国民政府深刻认识到各级学校的教师肩荷甚巨,非经人格的、科学的、专门的训练不足以任重致远,毅然创立师范学院制度以重振高等师范教育的背景下诞生的。国师办学的环境相当艰苦,既要忍受战云笼罩下的颠沛流离,又要面对削减与通胀下的经济困境,既遭受着国民政府统制政策下的政治文化挤压,又遭遇到社会上部分人对师范教育的歧视,但国师在辗转流徙中弦歌不辍,在经济困境中正常运转、较好地应对了政府的统制政策,增进了师范学院的声誉,办学业绩令人瞩目。国师的办学成就得益于她以师为本的办学理念。在教师和大学的关系上,国师的历任院长均认为“教员为学校之命脉”,对大学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校长和教师的关系上,他们都认为校长要依靠教师,要与教师和衷共济。为了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历任院长把握和创造了新兴师范学院附载无限希望、掌校者的人格魅力、学院管理层丰富的人脉关系、学院优良的人文和自然环境等优势,以聘人以诚、优其待遇、瞄准机会、群策群力、慰留不止等策略克服和扭转学院在延聘教师方面的劣势,千方百计、不拘一格地延揽良师。在办学过程中,学院多途发挥教师的力量,并努力从完善基础设施、营造和乐氛围、添置图书资料、维持出版工作、鼓励学术交流、改善教师待遇、审查与聘任相结合确定教师资格等方面助推教师发展。国师实施师本管理,教师们既表现出基于文化抗战使命的精神自觉,又体现出基于传统师道认同的品学自律,既做到了学科规约过程中的教学自主,又通过良善的院务决策机制实现了行政民主。教师们的抗战意识随着国难的加深而日益浓烈,他们将自身视为文化战士,将文化视为抗日救国的重要防线,试图通过教学来构筑文化长城,在此精神旨归之下,他们的学行表现出相当的使命感和表率性。教师们深刻认识到教育建国可以且必须通过教育移人来实现,他们对中国传统师道怀有高度的认同和积极的追求,为了培养出中等学校的健全师资,他们特别重视恢张中国传统师道,特别重视砥德砺行由己及人。在教学方面,教师们在专业规约程度不高的现状下顺势而为,在课程设置上拥有充分的发言权,在课程标准及教材配置上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在课堂教学上能根据自己对课程的理解而各行其是。在学院管理方面,教师们借助学院扁平的组织结构和开诚布公的决策过程,和院长民主协商院务,协力推进学院各项工作的开展。总之,由教师主导、从教师出发、以教师为中心是国师院务管理上的鲜明特点。国师因为实施师本管理而取得了突出的成就。首先,教师队伍数量充裕、质量优良。教师与学生人数成合适的比例且各个学科都聚集了相当多的、能形成团队的人数。教师队伍当中资深学者、中年骨干和青年才俊云集,使国师这所年轻的学府骎骎然有与老牌大学并驾齐驱之势。其次,教师们恪守本务,在忠于教学职守的同时淬勉学术研究。教学方面,他们顺应培养健全师资的时代要求,从陶冶学生精神、加强基本科目、充实专门科目、训练专业知能等方面对学生展开了全方位的素质训练；科研方面,他们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研撰不断,做学问不趋附政治和流俗,不盲从前人和权威的观点,不迷信外族和外邦的学说,不受私人感情的羁绊,表现出唯真理是求的、独立的治学节操,同时,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他们在研究上体现出强烈的致用意识,或直接为抗战输送军事理论和斗争方略,或为战时教育出谋划策,或推动国家法制理论建设,或深入一线研究国民经济,或以各种作品响应抗战建国之国策。其三,由于教师们的共同努力,学院的办学规模迂回扩展,教学成绩出类拔萃,研究成果享誉学林,创造了不辱使命的办学业绩。借鉴历史是为了走向理想。国师的办学历史有力地说明了大学应当树立起以师为本的办学理念,应当创造条件实施师本管理。国师的成功告诉我们,要实现师本管理,校长的卓见和诚意是前提,教师的觉悟和水平是基础,机制的良善是保障。国师的不足告诉我们,教育的独立和大学的自治是实现师本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总结国师可供借鉴的经验,反思其尚待克服的不足,今日的大学应在寻求自治的基础上,从切实履行基本职能出发确立师本理念,大学管理者应拿出十足的诚意实践师本管理,以真正造福于教育。
二、缅怀梁希光辉业绩 大力推进科教兴林——在纪念梁希先生诞辰120周年暨梁希科技教育基金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缅怀梁希光辉业绩 大力推进科教兴林——在纪念梁希先生诞辰120周年暨梁希科技教育基金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2）“大地园林化”文献史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研究的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2.3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1.3.1 “大地园林化”理念与实践研究现状 |
| 1.3.2 “绿化祖国”运动研究现状 |
| 1.3.3 建国以来其他相关“绿色”思想的研究现状 |
| 1.3.4 国内外相关研究小结 |
| 1.4 研究对象、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2 从“绿化”到“大地园林化”的历史进程 |
| 2.1 起步时期(1949-1953) |
| 2.1.1 机构初设,发展教育 |
| 2.1.2 普遍护林与重点造林 |
| 2.1.3 传统造园的延续与开放 |
| 2.2 建设时期(1953-1957) |
| 2.2.1 “绿化祖国”的提出 |
| 2.2.2 青年群体“大力造林” |
| 2.2.3 学习“苏联绿化模式” |
| 2.2.4 造园中学苏与传统辩证应用 |
| 2.3 跃进时期(1958-1960) |
| 2.3.1 “大地园林化”的提出 |
| 2.3.2 发展育苗,加速造林 |
| 2.3.3 普遍绿化与结合生产 |
| 2.4 调整时期(1960-1965) |
| 2.4.1 以营林为基础,采育结合 |
| 2.4.2 “园林绿化结合生产”的偏颇 |
| 2.5 停滞与倒退时期(1966-1976) |
| 2.5.1 “四旁”与平原绿化整顿 |
| 2.5.2 园林绿化的破坏与损失 |
| 2.6 恢复重建与蓬勃发展时期(1976-至今) |
| 2.6.1 “植树造林,绿化祖国”方针的回归 |
| 2.6.2 “大地园林化”的新发展 |
| 2.6.3 百花齐放的园林建设 |
| 2.7 本章小结 |
| 2.7.1 由点到面,科学规划 |
| 2.7.2 由量到质,合理造林 |
| 2.7.3 由少到多,广泛动员 |
| 3 “大地园林化”史料生产的社会动力 |
| 3.1 政治人物的眼界 |
| 3.1.1 绿化理念的前瞻视野 |
| 3.1.2 绿化建设的实践考量 |
| 3.1.3 理性思考与政策延续 |
| 3.2 林业人士的观点 |
| 3.2.1 林业的经济和生态意义 |
| 3.2.2 绿化方向上的规划建设 |
| 3.2.3 林业技术的传播与发展 |
| 3.3 农业人士的认知 |
| 3.3.1 林业与农业的相互作用 |
| 3.3.2 农业园林化的实现措施 |
| 3.4 水利人士的态度 |
| 3.4.1 水土保持与园林化 |
| 3.4.2 黄河两岸的园林化 |
| 3.5 园林人士的理念 |
| 3.5.1 发展大地园林化 |
| 3.5.2 重提大地园林化 |
| 3.6 大众媒体的传播 |
| 3.6.1 大众文学艺术传播 |
| 3.6.2 区域社会活动领域传播 |
| 3.7 本章小结 |
| 3.7.1 政治人物率先引导了“大地园林化” |
| 3.7.2 各类专家理性推动了“大地园林化” |
| 3.7.3 社会大众积极参与了“大地园林化” |
| 4 “大地园林化”农林实践的内容及特征 |
| 4.1 以防护为主的造林 |
| 4.1.1 水土保持林 |
| 4.1.2 水岸防护林 |
| 4.1.3 农田防护林 |
| 4.1.4 护村林 |
| 4.2 以生产为主的造林 |
| 4.2.1 用材林 |
| 4.2.2 特用经济林 |
| 4.2.3 苗圃 |
| 4.2.4 果园 |
| 4.3 基于交通线路的造林 |
| 4.3.1 铁路 |
| 4.3.2 公路 |
| 4.3.3 交叉口 |
| 4.3.4 道路绿化 |
| 4.4 本章小结 |
| 4.4.1 实施统一规格标准,超量完成造林任务 |
| 4.4.2 树种选择的单一化,栽植质量良莠不齐 |
| 5 “大地园林化”园林实践的内容及特征 |
| 5.1 公共绿地的园林化 |
| 5.1.1 公园园林化 |
| 5.1.2 车站园林化 |
| 5.1.3 纪念地园林化 |
| 5.1.4 广场绿化 |
| 5.2 专用绿地的园林化 |
| 5.2.1 居住区园林化 |
| 5.2.2 学校园林化 |
| 5.2.3 工厂园林化 |
| 5.3 本章小结 |
| 5.3.1 生产化的大众造园 |
| 5.3.2 地域性的园林差异 |
| 5.3.3 愿景式的理想规划 |
| 6 结语 |
| 6.1 研究总结 |
| 6.1.1 “园林化”的生产生态认知 |
| 6.1.2 社会认知下的全民性运动 |
| 6.1.3 社会实践下的理想与现实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2.1 研究不足 |
| 6.2.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关于中国近代大学的通论性研究 |
| (二) 大学个案及专题研究 |
| (三) 关于国立山东大学的研究 |
| (四) 对已有成果的检讨及本选题努力的方向 |
| 三、写作视角和方法 |
| (一) 选题的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山东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及国立山东大学的源起 |
| 一、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起步阶段 |
| (一)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的变迁—以济南、青岛两地为例 |
| (二) 近代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现象之成因 |
| 二、国立青岛大学的建立及更名国立山东大学 |
| (一) 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
| (二) 具体建校工作 |
| (三) 国立山东大学的定名 |
| 三、山东大学起源考辩 |
| (一) 山大校史的阐释史 |
| (二) 编写校史的争议与山东大学校史起点的考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前的国立山东大学(1930-1937) |
| 一、山大与中央及地方政府关于经费及科系设置问题的博弈 |
| (一) 杨振声掌校时期的山大与地方政府的互动 |
| (二) 1932年后政府与校方的合作与分歧 |
| (三) 学校经费的争取 |
| 二、办学方针与学校建设 |
| (一) 办学方针 |
| (二) 营建方面 |
| (三) 设备方面 |
| (四) 院系建制 |
| (五) 师资延聘 |
| (六) 校务行政 |
| 三、战前山大的教学与日常生活 |
| (一) 战前山大招生与教研工作 |
| (二) 青岛环境与山大学生日常生活 |
| (三) 对于“新月派”和“大同盟派”几个问题的澄清兼谈山大教员群体之交往 |
| 四、战前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反甄别运动的波澜 |
| (二) “九·一八”后的赴京请愿 |
| (三) 1932年的“六月风波”与杨振声的黯然下台 |
| (四) 学运低潮期的活动(1932-1936) |
| (五) 山大学生响应北平“反对华北自治化”学运及其解决 |
| (六) 山大的风潮之特殊性与得失 |
| 小结 |
| 第三章 全面抗战与国立山东大学的停办及复校 |
| 一、鲁青地区的沦陷 |
| 二、国立山东大学的西迁与停办 |
| 三、鲁殿重光——艰难复校的历程 |
| (一) 山大解散后争取复校的工作与复员政策的确立 |
| (二) 复校工作的具体开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后山大的恢复与重整(1946-1949) |
| 一、“祸乱边缘的都市”——内战中的鲁青地区 |
| (一) 国民党接收青岛后的内外局势 |
| (二) 美国势力在青岛 |
| (三) “难民城”和“乞丐市” |
| (四) 经济问题 |
| (五) 青岛市政府甄审政策的失误 |
| 二、经费与学校的恢复建设 |
| (一) 校舍与设备的扩充 |
| (二) 教员的招聘与薪资 |
| (三) 行政组织的完善 |
| (四) 院系建制的扩充 |
| 三、战后山大的教学与师生的日常生活 |
| (一) 学生的招收与救济 |
| (二) 日常教学与测验 |
| (三) 校内的社团及课余活动 |
| (四) 社会服务工作 |
| 四、战后山大的学生运动 |
| (一) 复员初期的预备工作及“六·二”运动 |
| (二) “六·二”运动后的蓄势待发(1947年6月-1948年秋) |
| (三) 特刑庭事件及教师第二次罢教 |
| (四) 护校运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国立山东大学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心”地区国立大学的发展优势 |
| (一) 政治中心及次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 经济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三) 文化中心里的国立大学 |
| 二、另一所地方性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的机遇 |
| 三、国立山东大学的发展困境及其成因 |
| (一) 演变态势与发展困境 |
| (二) 成因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4）留住记忆,启创今朝——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林业产业40个关键词（论文提纲范文）
| 改革 |
| 开放 |
| 领导 |
| 立法 |
| 承包 |
| 探索 |
| 绿化 |
| 治理 |
| 资源 |
| 防灾 |
| 法治 |
| 转型 |
| 造林 |
| 市场 |
| 科技 |
| 持续 |
| 生态 |
| 招商 |
| 传播 |
| 协作 |
| 林改 |
| 家居 |
| “入世” |
| 出口 |
| 展会 |
| 升级 |
| 产业 |
| 信息 |
| 宣传 |
| 组织 |
| 集群 |
| 责任 |
| 扶贫 |
| 研发 |
| 加工 |
| 品牌 |
| 服务 |
| 旅游 |
| 发展 |
| 后记: |
| 从林习尚承载未来——中国林业产业发展40年 |
（5）凌道扬年谱——纪念凌道扬先生诞辰13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 1888年 (清光绪十四年) |
| 1894年 (清光绪二十年) |
| 1898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 |
| 1900年 (清光绪二十六年) |
| 1902年 (清光绪二十八年) |
| 1904年 (清光绪三十年) |
| 1905年 (清光绪三十一年) |
| 1908年 (清光绪三十四年) |
| 1909年 (清宣统元年) |
| 1910年 (清宣统二年) |
| 1911年 (清宣统三年) |
| 1912年 (民国元年) |
| 1913年 (民国二年) |
| 1914年 (民国三年) |
| 1915年 (民国四年) |
| 1916年 (民国五年) |
| 1917年 (民国六年) |
| 1918年 (民国七年) |
| 1919年 (民国八年) |
| 1920年 (民国九年) |
| 1921年 (民国十年) |
| 1922年 (民国十一年) |
| 1923年 (民国十二年) |
| 1924年 (民国十三年) |
| 1925年 (民国十四年) |
| 1926年 (民国十五年) |
| 1927年 (民国十六年) |
| 1928年 (民国十七年) |
| 1929年 (民国十八年) |
| 1930年 (民国十九年) |
| 1931年 (民国二十年) |
| 1932年 (民国二十一年) |
| 1933年 (民国二十二年) |
| 1934年 (民国二十三年) |
| 1935年 (民国二十四年) |
| 1936年 (民国二十五年) |
| 1937年 (民国二十六年) |
| 1938年 (民国二十七年) |
| 1939年 (民国二十八年) |
| 1940年 (民国二十九年) |
| 1941年 (民国三十年) |
| 1942年 (民国三十一年) |
| 1943年 (民国三十二年) |
| 1944年 (民国三十三年) |
| 1945年 (民国三十四年) |
| 1946年 (民国三十五年) |
| 1947年 (民国三十六年) |
| 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
| 1949年 (民国三十八年) |
| 1950年 |
| 1951年 |
| 1955年 |
| 1956年 |
| 1957年 |
| 1958年 |
| 1959年 |
| 1960年 |
| 1963年 |
| 1965年 |
| 1970年 |
| 1980年 |
| 1981年 |
| 1986年 |
| 1987年 |
| 1993年 |
| 1997年 |
| 1998年 |
| 2000年 |
| 2005年 |
| 2007年 |
| 2008年 |
| 2009年 |
| 2011年 |
| 2012年 |
| 2014年 |
| 2017年 |
（6）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者—任鸿隽生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资料、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四、论文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的任鸿隽(1886-1912) |
| 第一节 早年的求学经历 |
| 一、受熏于传统文化 |
| 二、沐浴新式教育的曙光 |
| 三、负笈东瀛、中西兼修 |
| 第二节 在革命的洪流中 |
| 一、为革命学制炸药 |
| 二、进行革命宣传 |
| 三、赞襄政务 |
| 第二章 留美时期的任鸿隽(1913—1927) |
| 第一节 主笔《留美学生季报》 |
| 第二节 创办《科学》月刊和中国科学社 |
| 一、创办《科学》月刊 |
| 二、成立中国科学社 |
| 第三节 任鸿隽与白话文运动 |
|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任鸿隽(1918—1927) |
| 第一节 试办实业 |
| 一、考察国情 |
| 二、筹建四川钢铁厂 |
| 第二节 投身教育界 |
| 一、从北大教授到教育部官员 |
| 二、担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 |
| 三、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秘书 |
| 第三节 推进中国科学社的发展 |
| 一、建立社所、确立根基 |
| 二、募集经费、共谋发展 |
| 三、举办年会、扩大影响 |
| 四、创办生物研究所以为科学研究之示范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上)(1928-1937) |
| 第一节 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工作 |
| 一、协助制定中基会用款原则 |
| 二、稳步推进中基会举办之事业 |
| 第二节 任鸿隽与《独立评论》 |
| 一、《独立评论》的创刊 |
| 二、“独立评论派”的核心人物 |
| 第三节 任鸿隽与国立四川大学 |
| 一、国立四川大学概况 |
| 二、任鸿隽出任川大校长背景及各界反应 |
| 三、任鸿隽对川大的改造 |
| 四、《川行琐记》事件与任鸿隽的辞职 |
| 第五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任鸿隽(下)(1937—1949) |
| 第一节 领导中基会渡过难关 |
| 一、抗战时期 |
| 二、解放战争时期 |
| 第二节 任鸿隽与中央研究院 |
| 一、出任中研院总干事 |
| 二、新院长选举“风波” |
| 第三节 任鸿隽与战火中的中国科学社 |
| 一、战前中国科学社的发展概况 |
| 二、在大后方的“挣扎” |
| 三、战后的恢复与重建 |
| 第六章 任鸿隽的晚年岁月(1949—1961) |
| 第一节 政权更替时的抉择 |
| 一、由香港到北京 |
| 二、投入新政权的怀抱 |
| 第二节 在“统一”与“独立”间挣扎 |
| 一、新政权科学社团政策对中国科学社的冲击 |
| 二、《科学》的停刊与复刊 |
| 三、中国科学社的结束 |
| 第七章 任鸿隽对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 |
| 第一节 任鸿隽与“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
| 一、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想的发端 |
| 二、任鸿隽与科学救国思潮的形成 |
| 第二节 任鸿隽科学救国论的思想体系 |
| 一、追问“科学”为何物 |
| 二、科学的“源泉”在于科学精神 |
| 三、科学的推进依赖科学研究 |
| 第三节 任鸿隽的科学救国实践及评价 |
| 一、对近代科学事业进行“拓荒” |
| 二、对任鸿隽科学事业的历史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档案 |
| 二、资料 |
| 三、着作 |
| 四、论文 |
| 附录 |
| 附录一 川人哀告文 |
| 附录二 告前方将士文 |
| 附录三 祭明孝陵文 |
| 附录四 中国科学社总章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7）梁希与中国近现代林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三、研究思路与资料来源 |
| 四、研究结构和主要内容 |
| 五、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成长历程与思想变化轨迹 |
| 第一节 求学经历 |
| 一、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 |
| 二、家学渊源与个人勤奋 |
| 第二节 工作经历 |
| 一、初入社会,感悟人生 |
| 二、几次重要的工作变化 |
| 第三节 人生重要转折与思想变化 |
| 一、第一次转折与思想变化 |
| 二、第二次转折与思想变化 |
| 三、第三次转折与思想变化 |
| 四、第四次转折与思想变化 |
| 小结 |
| 第二章 倡导近代林学,开创中国近代林业教育 |
| 第一节 中国近代林业教育的兴起 |
| 第二节 引进近代林学,推进林业教育体制化进程 |
| 一、引进近代林学知识,自编教学内容 |
| 二、引进近代林学手段,办林场做试验 |
| 三、引进近代林学认知体系,优化课程设置 |
| 四、引进近代林学培养方式,鼓励学生留洋 |
| 第三节 呕心沥血培养林学专门人才 |
| 一、国立北平大学时期(1916—1923,1927-1929) |
| 二、浙江大学时期(1929—1933) |
| 三、中央大学时期(1933—1949) |
| 第四节 传播林业知识,推动林业科学普及 |
| 一、传播林业科普知识 |
| 二、宣传森林多效益作用 |
| 小结 |
| 第三章 组织林业科学考察,奠定林业科研基础 |
|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林业科学考察 |
| 一、两浙林业考察 |
| 二 台湾林业考察 |
| 第二节 新中国建立后的林业科学考察 |
| 一、小陇山林业考察 |
| 二、泾河与无定河林业考察 |
| 第三节 其它林业考察工作 |
| 一、冀西沙荒造林考察 |
| 二、海南岛橡胶垦殖基地的考察 |
| 小结 |
| 第四章 开展林学研究,推进林业科技创新 |
| 第一节 创建中国林产化学学科 |
| 第二节 学以致用,造福于民 |
| 一、桐油抽提试验 |
| 二、设计樟脑提取装置 |
| 三、苋桥马尾松采脂试验 |
| 四、伏牛山植物单宁材料之研究 |
| 第三节 忧国忧民,服务战时经济 |
| 一、重庆木材干馏试验 |
| 二、竹材之物理性质及力学性质初步试验报告 |
| 三、川西(峨眉、峨边)木材之物理性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中国林业政策与管理的奠基人 |
| 第一节 执掌中国林政大业 |
| 第二节 组建机构,奠定中国林政基础 |
| 一、创建和完善新中国林业管理体系 |
| 二、整合与培训结合,加强林业干部队伍建设 |
| 第三节 拟定中国林业政策 |
| 一、将治山治水提升为国家战略 |
| 二、“三北”地区防护林建设成效显着 |
| 第四节 建言献策,促进中国林业发展 |
| 第五节 国家林业规划的制定与完善 |
| 一、全国林业规划的形成 |
| 二、林业规划的修改与完善 |
| 小结 |
| 第六章 梁希林业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森林多效益思想的传承和发展 |
| 一、森林多效益思想的传承 |
| 二、梁希对森林多效益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 第二节 大林业思想的孕育和发展 |
| 一、林业在国民经济和生态环境中的地位 |
| 二、林业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关系 |
| 三、梁希大林业思想的影响和启示 |
| 小结 |
| 结语：梁希在中国近现代林业发展中的地位与贡献 |
| 一、历史地位 |
| 二、历史贡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梁希论作目录 |
| 附录二 梁希大事年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已发表与即将发表的学术论文 |
（8）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森林变迁及林业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0.引言 |
| 0.1.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0.2.1. 国内研究现状 |
| 0.2.2. 国外研究现状 |
| 0.3. 研究范围与方法 |
| 0.3.1. 研究范围 |
| 0.3.2. 研究方法 |
| 上篇 挑战——民国时期西北森林资源的流失及其后果 |
| 1.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森林资源概况和森林变迁 |
| 1.1. 陕西省森林资源概况及森林变迁 |
| 1.1.1. 森林分布及面积 |
| 1.1.2. 森林权属 |
| 1.1.3. 森林变迁 |
| 1.2. 甘肃森林资源概况及森林变迁 |
| 1.2.1. 森林分布及面积 |
| 1.2.2. 森林权属 |
| 1.2.3. 森林变迁 |
| 1.3. 宁夏省森林资源概况及森林变迁 |
| 1.3.1. 森林面积及分布 |
| 1.3.2. 森林权属 |
| 1.3.3. 森林变迁 |
| 1.4. 青海森林资源概况及森林变迁 |
| 1.4.1. 森林面积及分布 |
| 1.4.2. 森林权属 |
| 1.4.3. 森林变迁 |
| 1.5. 新疆森林资源概况及森林变迁 |
| 1.5.1. 森林面积及分布 |
| 1.5.2. 森林权属 |
| 1.5.3. 森林变迁 |
| 1.6. 本章小结 |
| 2. 民国时期西北森林资源流失形态 |
| 2.1 燃料消耗 |
| 2.1.1. 民间柴炭消耗 |
| 2.1.2. 军队柴炭消耗 |
| 2.1.3. 工矿业、手工业燃料 |
| 2.2. 房屋建筑用材消耗 |
| 2.2.1. 战争破坏 |
| 2.2.2. 灾害破坏 |
| 2.2.3. 重建与扩建 |
| 2.3. 开荒毁林 |
| 2.3.1. 政府开荒政策 |
| 2.3.2. 山区垦荒 |
| 2.3.3. 烧荒 |
| 2.4. 交通设施消耗 |
| 2.5. 邮电设施消耗 |
| 2.6. 加工制造业消耗 |
| 2.7. 军事消耗 |
| 2.8. 掠夺式砍伐方式 |
| 2.9. 木材利用方式落后 |
| 2.10. 本章小结 |
| 3. 西北森林资源流失后果 |
| 3.1. 木材短缺 |
| 3.2. 燃料缺乏 |
| 3.3. 林产品减少 |
| 3.4. 物种减少 |
| 3.5. 水土流失的加剧 |
| 3.5.1. 水土流失对山地生态环境的破坏 |
| 3.5.2. 水土流失造对下游地区的危害 |
| 3.6. 泥石流、滑坡频发 |
| 3.7. 沙漠化严重 |
| 3.7.1. 河西走廊的沙漠化 |
| 3.7.2. 陕西、宁夏北部的沙漠化 |
| 3.8. 旱灾频仍 |
| 3.9. 风景资源的消失 |
| 3.9.1. 白龙江林区风景 |
| 3.9.2. 洮河、大夏河林区风景 |
| 3.9.3. 天山林区风景 |
| 3.9.4. 居延海荒漠地带风景 |
| 3.10. 社会的衰落 |
| 3.11. 本章小结 |
| 下篇 应战——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林业建设 |
| 4.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林业机构的设立 |
| 4.1. 陕西省林业机构 |
| 4.2. 甘肃省林业机构 |
| 4.3. 青海省林业机构 |
| 4.4. 宁夏省林业机构 |
| 4.5. 新疆省林业机构 |
| 4.6. 陕甘宁边区林业机构 |
| 4.7. 本章小结 |
| 5.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森林资源考察 |
| 5.1. 西方人在西北地区与森林有关的考察 |
| 5.2. 国内的西北森林考察 |
| 5.2.1 西部森林调查 |
| 5.2.2. 西北水土保持考察 |
| 5.2.3. 小陇山森林调查及其报告 |
| 5.2.4. 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及其报告 |
| 5.2.5. 甘肃南部森林调查 |
| 5.2.6. 其他森林调查 |
| 5.3. 本章小结 |
| 6.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森林保护 |
| 6.1. 政府的森林保护措施 |
| 6.1.1. 陕西省的森林保护 |
| 6.1.2. 甘肃省的森林保护 |
| 6.1.3. 宁夏省的森林保护 |
| 6.1.4. 青海省的森林保护 |
| 6.1.5. 新疆省的森林保护 |
| 6.1.6. 陕甘宁边区的森林保护 |
| 6.2. 民间森林保护 |
| 6.2.1. 祁连山森林保护 |
| 6.2.2. 宗教森林保护 |
| 6.3. 本章小结 |
| 7.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苗圃建设和育苗工作 |
| 7.1. 陕西省苗圃建设和育苗 |
| 7.2. 甘肃省苗圃建设和育苗 |
| 7.3. 宁夏省苗圃建设和育苗 |
| 7.3.1. 县苗圃建设和育苗 |
| 7.3.2. 各林场建设和育苗 |
| 7.4. 青海省苗圃建设和育苗 |
| 7.5. 新疆省苗圃建设和育苗 |
| 7.6. 本章小结 |
| 8.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植树造林 |
| 8.1. 陕西省的植树造林 |
| 8.2. 甘肃省的植树造林 |
| 8.2.1. 兰州中山林植树 |
| 8.2.2. 水土保持林 |
| 8.2.3. 治沙造林 |
| 8.2.4. 对甘肃省植树造林的评价 |
| 8.3. 宁夏省的植树造林 |
| 8.3.1. 宁夏植树方法 |
| 8.3.2. 抗战前宁夏的植树造林 |
| 8.3.3. 抗战开始后宁夏的植树造林 |
| 8.3.4. 对宁夏省植树造林的评价 |
| 8.4. 青海省的植树造林 |
| 8.4.1. 关于植树造林的规定 |
| 8.4.2. 各界造林成绩 |
| 8.4.3. 造林所用的树苗 |
| 8.4.4. 植树地点和树种 |
| 8.4.5. 关于青海省植树造林的评价 |
| 8.5. 新疆省的植树造林 |
| 8.5.1 民国前期新疆省的植树造林 |
| 8.5.2. 抗战前后新疆省的植树造林 |
| 8.5.3. 关于新疆省植树造林的评价 |
| 8.6. 陕甘宁边区的植树造林 |
| 8.7. 本章小结 |
| 9.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林业教育 |
| 9.1. 陕西省的林业教育 |
| 9.1.1. 初等林业教育 |
| 9.1.2. 高等林业教育 |
| 9.2. 甘肃省的林业教育 |
| 9.2.1. 甘肃的初、中等林业教育 |
| 9.2.2. 甘肃的高等林业教育 |
| 9.3. 宁夏省的林业教育 |
| 9.4. 青海省的林业教育 |
| 9.5. 新疆省的林业教育 |
| 9.6. 陕甘宁边区的林业教育 |
| 9.7. 本章小结 |
| 10.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林业科学研究 |
| 10.1. 树木引种 |
| 10.2. 杂交育种 |
| 10.3. 林木抚育 |
| 10.4. 森林经理科学技术 |
| 10.5. 建造水土保持林的探索 |
| 10.6. 树木学研究 |
| 10.7. 本章小结 |
| 11.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林业工作者的精神 |
| 11.1.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救国思想 |
| 11.1.1. 完成林业科学本土化的历史使命 |
| 11.1.2. 担负抗战建国重任,振兴大后方林业 |
| 11.1.3. 生产国防用材，支持抗战事业 |
| 11.2. 艰苦卓绝的开拓精神 |
| 11.3. 严谨的科研态度和认真的工作作风 |
| 11.4. 民国时期在西北地区工作过的林业工作者 |
| 11.5. 本章小结 |
| 12. 结论和展望 |
| 12.1. 发展和振兴林业,建设生态文明,是西北地区的客观要求 |
| 12.2. 发展和振兴林业,建设生态文明,是世界潮流 |
| 12.3. 发展和振兴林业,是中华民族和西北人民的优秀传统 |
| 12.4. 发展和振兴林业,要重视挖掘和继承历史上先进的林业思想和方法 |
| 12.5. 发展和振兴林业,在西北地区任重而道远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获得成果目录 |
| 致谢 |
（9）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科技法制 |
| (二) 科技文化 |
| (三) 法治科技观 |
| 三 研究现状与问题 |
| (一)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四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之处 |
| (一) 研究重点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之处 |
| (三) 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发展渊源(1921-1949) |
| 1.1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科技观与法治观 |
| 1.1.1 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 |
| 1.1.2 马克思主义的法治观 |
| 1.2 根据地科技法制建设 |
| 1.2.1 宪法性文件对科技的规定 |
| 1.2.2 优待科技人才的政策法令 |
| 1.2.3 奖励发明与技术改进的规章 |
| 1.2.4 发展农林牧业的规章 |
| 1.3 根据地科技法制促进了科技文化建设 |
| 1.3.1 吸引和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
| 1.3.2 组建科研机构和科学社团 |
| 1.3.3 边区的科技奖励活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初步创建(1949-1957) |
| 2.1 法治科技观的初步确立 |
| 2.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2.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2.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2.1.4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
| 2.2 科技法制的初创 |
| 2.2.1 《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对科技的规定 |
| 2.2.2 科研机构与社团的规章 |
| 2.2.3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 |
| 2.2.4 科技奖励的法规规章 |
| 2.2.5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2.2.6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2.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2.3.1 科技建制规章的彰显：中国科学院的组建 |
| 2.3.2 科技强国的召唤：留学生归国潮 |
| 2.3.3 科技奖励规章的凸显：技术革新运动 |
| 2.3.4 国际科技合作的先河：“156项工程”的实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曲折发展(1957-1966) |
| 3.1 重人治、轻法治的科技观 |
| 3.1.1 第一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3.1.2 未经法律程序的“科技宪法” |
| 3.2 科技法制的曲折发展 |
| 3.2.1 科研开发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2 科技人员的法规规章与政策性文件 |
| 3.2.3 科技成果的法规规章 |
| 3.2.4 特定科技领域的法规规章 |
| 3.2.5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3.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3.3.1 阶级性科技观的初显：科技界的“反右”运动 |
| 3.3.2 科学精神的缺失：科技大跃进 |
| 3.3.3 科学精神的回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畸形发展(1966-1976) |
| 4.1 “人治+群治”的科技观 |
| 4.1.1 《五·七指示》：开门办科研 |
| 4.1.2 《七·二一指示》：从工农中选拔科技人才 |
| 4.2 几近空白的科技法制建设 |
| 4.2.1 《七五宪法》取消了公民的科研自由权 |
| 4.2.2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
| 4.2.3 科技合作与交流的国际协定 |
| 4.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4.3.1 批判资产阶级学说：对相对论的批判 |
| 4.3.2 批判洋奴哲学：蜗牛事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恢复发展(1976-1993) |
| 5.1 科技观的法治化 |
| 5.1.1 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5.1.2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5.1.3 科技体制改革走上了法治化路径 |
| 5.2 科技法制体系的初步形成 |
| 5.2.1 科技基本法 |
| 5.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5.2.3 科技成果法 |
| 5.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5.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5.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5.3.1 人治科技观的余毒：陈梦猇事件 |
| 5.3.2 法治化科技观的初步觉醒：韩琨事件 |
| 5.3.3 法治化科技观的再次觉醒：曹时中事件 |
| 5.3.4 南极事务决策权的取得：南极科学考察站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的谐调发展(1993-) |
| 6.1 法治科技观的确立 |
| 6.1.1 第三代和第四代领导人的有关论述 |
| 6.1.2 政策性文件的有关论述 |
| 6.1.3 科技共同体的关注 |
| 6.2 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法制体系 |
| 6.2.1 科技基本法 |
| 6.2.2 科技研究开发法 |
| 6.2.3 科技成果法 |
| 6.2.4 特定科技领域的专门法 |
| 6.2.5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法 |
| 6.3 科技文化观照下的科技事件 |
| 6.3.1 科技共同体的社会责任：科普文章官司 |
| 6.3.2 科研诚信的缺失：“汉芯”事件 |
| 6.3.3 科学精神的弘扬：《科普法》中“伪科学”一词的存废之争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以师为本 ——国立师范学院的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1.2 既存研究的梳理与判断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二章 国师办学之时空考察 |
| 2.1 抗战建国与国师的创建 |
| 2.2 国师办学的生态环境 |
| 第三章 国师之师本理念与管理实践 |
| 3.1 理念：教员为学校之命脉 |
| 3.2 延揽：全力组建一流的教师阵容 |
| 3.3 倚重：多途发挥教师力量 |
| 3.4 关爱：创设平台助推教师发展 |
| 第四章 国师师本管理之特点与归因 |
| 4.1 精神引领与文化抗战使命 |
| 4.2 德行自律与师道遗风影响 |
| 4.3 教学自主与专业规约境况 |
| 4.4 行政民主与院务决策机制 |
| 第五章 国师师本管理之成就 |
| 5.1 蔚为壮观的教师队伍 |
| 5.2 恪守本务的教师风尚 |
| 5.3 不辱使命的办学业绩 |
| 第六章 借鉴历史走向理想 |
| 6.1 值得借鉴的经验 |
| 6.2 仍需反思的不足 |
| 6.3 师本管理之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缅怀梁希光辉业绩 大力推进科教兴林——在纪念梁希先生诞辰120周年暨梁希科技教育基金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2]“大地园林化”文献史料研究[D]. 容怀钰. 华中科技大学, 2020(01)
- [3]“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2)
- [4]留住记忆,启创今朝——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暨中国林业产业40个关键词[J]. 弹汰. 中国林业产业, 2018(Z2)
- [5]凌道扬年谱——纪念凌道扬先生诞辰130周年[J]. 王希群.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1)
- [6]近代中国科学事业的拓荒者—任鸿隽生平研究[D]. 黄翠红. 扬州大学, 2014(10)
- [7]梁希与中国近现代林业发展研究[D]. 胡文亮.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2)
- [8]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森林变迁及林业建设研究[D]. 冯尕才. 北京林业大学, 2012(08)
- [9]共和国科技法制与科技文化建设史考察 ——以法治科技观为视角[D]. 赵小平. 山西大学, 2012(01)
- [10]以师为本 ——国立师范学院的历史研究[D]. 孔春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