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防经济应用研究领域的又一部创新力作——读《中国裁军与国防资源配置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李唐[1]（2020）在《爱国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爱国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的生平和爱国思想为线索,研究其在辛亥革命、抗战以及新中国建设中所作出的贡献。无论是在哪个时期中,陈浴新的人生始终以民族觉醒和国家复兴为最高目标。现根据其人生经历可以分为以下三段经历。第一段经历为陈浴新参加湖南辛亥革命运动的时期。文献资料则以陈浴新回忆录为主,结合地方志以及学者研究探寻湖南辛亥革命时期政局变迁。他在这时期的主要活动是围绕湖南会党与革命政党为中心。他人生目标的制定是在这一时期而形成的,并受到湖湘文化的积极影响,是近代湘人探索民族救亡道路的一种尝试。第二段经历则为民国时期陈浴新抗战救亡、追求民主的时期。以陈浴新的军旅生涯为主线,探索陈浴新抗战军事思想形成、发展及其思想来源。陈浴新在北平陆军大学求学期间,编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丛编》和《宣传战》两书,以宣传总体战理论。陈浴新毕业后回湖南主持军事教育,多次以总体战理论教育湖南基层官兵和民众。在对总体战理论的认识过程中,陈浴新逐渐完成以精神国防为主向以提倡建立国防经济为主的转变。在他军事理论中,无论是总体战构想还是实际战术理论,其最终目标是为了抗战救国。第三段经历则为建国之后陈浴新在文化事业上的工作经历。以建国后陈浴新主持的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湖南省文管会）的工作为脉络。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开始主持湖南省文管会的主要工作,对建国初期湖南文化事业做出较大贡献。从1950年到1957年的时间里,他主持下的湖南文管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初期建设的文物保护工作,为湖南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林高松[2]（2020）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制度,是国家开展兵役工作的法律保证。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深化……兵役制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推进军事管理革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研究分析兵役法律制度所包含的法理价值,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本文按照“理性分析、历史沿革、价值定位、内外环境、完善之道”的逻辑顺序分五章展开研究。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从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概念、兵役实体法律制度、兵役程序法律制度等为研究起点,对兵役法律制度的内涵外延进行科学界定,系统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和地位作用,为论文撰写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按照古代、近代和新中国等三个阶段系统梳理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发展脉络,系统分析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从体系构成、实质内涵和主要问题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兵役法律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现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现代化局部战争需要、退役军人制度更加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所蕴含的法理价值进行全面阐述,一是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二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三是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四是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五是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等,充分展现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这是新时代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根基。从五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防实力同步增强,二是我国总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局部战争威胁始终存在,三是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四是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军人权益得到有效维护,五是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完善之道。主要从兵役法律制度建设角度提出一系列对策措施,力求为国家兵役机关开展兵役法律制度建设提供参考。一是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二是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三是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持续为国家提供优质的兵员补充,确保国家总体安全,进而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保障。
黄毓森[3]（2019）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种复杂且特殊的交往形式,其发展演变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战争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不同的因素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战争造成不同的影响。经济,作为一种基础性的影响因素,则在战争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更为根本性、基础性的作用——无论是整体战略的确定、作战对象的认定,抑或是作战手段、作战模式的选择,无一不受到经济的影响与制约。与此同时,战争也会对经济产生深刻影响。本论文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出发,对现代战争的经济动因、经济基础、经济成本以及经济收益等方面展开论述。论文从自然空间利益、社会空间利益、认知空间利益三个层面出发,对战争的动因展开探讨。通过分析,论文认为现代战争的动因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网络的交融而显得愈发多元,但归根结底都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随着现代战争技术含量的持续提升,战争对社会经济支撑的要求也正日益提高。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是基于知识的信息经济发展模式,而非过去那种基于原料与劳动力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这一深刻转变,也会对建立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战争产生诸多影响。论文从战争物质生产、军事人力资源、战略战术制定三个方面出发,对现代战争的经济基础进行探讨。在人类的军事实践活动中,战争并非完全被动地决定于社会经济状况,同时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影响。战争的社会经济功能具有双面性。一方面,战争会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负面、阻滞的影响;另一方面,战争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促进作用。这是战争与经济辩证关系研究最为基本的思考起点,也是战争与经济辩证关系研究的逻辑基础。按照时间维度展开,论文对现代战争准备期间——进行期间——结束之后的经济成本进行分析,并通过对现代战争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的多维度透析,以更为全面深刻地认识战争的经济成本。与此同时,论文还从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经济发展动力的增强以及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与社会转移三个方面展开,具体分析战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总结分析现代战争的动因、经济基础以及战争的经济成本与经济收益的基础上,论文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在未来应该以怎样的思维、怎样的方式来实现富国与强军的有机统一,走好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李明峰[4]（2019）在《军事工业的垄断与进入问题研究 ——基于“民参军”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已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构建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我国军事工业实现军民融合发展的目标,是要将军事工业的基础制造能力根植于国家工业基础之中,依靠开放和社会化的产业链,充分利用民用技术基础和生产能力,提升高端基础制造水平和研发效率。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要打破现有军工企业的垄断格局,促进民口企业参与到武器装备分系统、零部件等基础制造领域的生产和研发竞争中来。尽管国家在这方面实行了多项改革措施,但现实中还远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军工企业的垄断格局依然没有大的改变,民口企业实际参与到军事工业的竞争程度很低,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生产和研发效率依然不高。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民参军”的视角来分析军事工业垄断形成的历史原因、垄断形式演进的内在动力、垄断形式新的表现特征及其影响,并基于经济学原理研究阻碍民口企业进入的机理和问题的症结,据此有针对性的提出促进军民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和改革措施。研究对拓展和完善中国特色国防经济理论、推动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打破垄断进而实现军民企业的公平竞争以及提高生产与研发效率、推进军民融合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总体思路是: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根据我国军事工业特殊的发展道路和多次改革的变化历程,对垄断的形成和演变进行梳理,探究历史原因与利弊影响,分析新时期的垄断形式和特征;其次基于对现阶段垄断形式的分析,结合我国军事工业的产业特征,采用经典的SCP模型对基础制造领域中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现阶段仍然存在的垄断现状和垄断对绩效造成的影响,以及形成垄断的关键因素;然后再进一步从市场竞争角度,针对形成垄断的关键因素分别深入到军事工业基础制造的生产和研发领域,运用多个博弈模型对阻碍民口企业进入原因的微观经济学机理进行研究,找出垄断和影响公平竞争问题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解决的方案和政策建议。全文共分为6章,除了导论和结论之外,主要研究内容是:首先,从历史的视角分阶段对我国军事工业中的垄断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研究（第2章）,提出了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中发展”、改革探索时期的“行政垄断”和推进军民融合时期的“经济垄断”的垄断演化三阶段论,分别对三阶段的垄断形成原因、管理体制、利弊影响等进行分析。研究认为,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中发展旨在克服物资匮乏和技术落后等短缺经济条件的约束,集中力量突击发展军事工业,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并奠定了新中国军事工业的基础,但同时也形成了军民分割的局面,为军工企业的垄断提供了条件。改革探索时期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军事工业的转型发展并形成了市场供需关系,但军工企业利用法规条款和行政命令排斥其他企业进入,产生了行政垄断,虽然平衡了稳定与发展的关系,提高了军工企业的生存能力,避免了市场化改革对国家集中建设成果的过度冲击,但却没能改变军民分割的格局及其带来的弊端,降低了改革的预期成效,军事工业整体效率较低,对国防经费的依赖仍然较大。推进军民融合时期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行政壁垒虽然已逐渐消除,但民口企业依然难以进入,军工企业的垄断仍然存在,但垄断形式变为行政支持隐藏下的经济垄断,垄断者的主要目标从完成国家意志转移到追求利润上,并有逐渐强化的趋势。这种经济垄断已经成为阻碍民口企业进入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参与生产和研发的主要垄断形式,对军民融合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第二,基于SCP模型进一步研究推进军民融合时期军事工业形成的经济垄断（第3章）。首先,研究了垄断下的军事工业产业特征:一是产业链呈现为“三级倒锥形”结构,存在自下而上的产品供给失衡,需要引入民口企业来补充和扩大市场主体;二是产品依据对国家安全的重要程度分为核心的战略总体领域产品和非核心的基础制造领域产品,非核心的基础制造领域产品范围逐步扩大;三是由于产品特征使得市场竞争具有二元化的性质,即战略总体领域产品的限制竞争和基础制造领域产品的开放竞争。其次,分析了垄断下的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市场结构,通过行业集中度指数和赫尔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测度了市场集中度,证明我国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市场结构是高度垄断的,且企业规模和市场份额的垄断者为军工企业,民口企业的市场份额很小;论证了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产品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和供货能力的稳定性上;分析了军工企业在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进出壁垒上具有资质、技术经验、工艺装备、先入和规模等方面的优势,这也是民口企业进入面临的困难。第三,研究了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市场行为,分析了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两类市场主体的特征,发现其在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行为体现在成本竞争上,非价格竞争行为主要体现在研发竞争上。最后,研究了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市场绩效,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效率两个指标,分别从军民通用性较强和不高的两个专业领域衡量了当前的市场绩效,认为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整体市场绩效相比于民用相关领域偏低,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市场绩效的因素,论证了政府投资、军民工业标准差异、技术差距和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是阻碍民口企业进入的主要制约因素,也是提高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市场绩效的关键因素,并通过实证研究对这一结论进行了检验。第三,针对政府投资和军民工业标准差异两个“不对称”因素,研究造成民口企业难以进入军事工业生产领域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路径与措施（第4章）。将迪克西特模型（Dixit Model）扩展应用到民口企业与军工企业的策略博弈中,构建博弈模型深入分析了政府投资如何阻止不同竞争水平的民口企业进入市场,以及军民工业标准差异对这类阻止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政府对军工企业正常投资会阻止一般竞争水平的民口企业进入;如果超额投资还会阻止较高竞争水平的民口企业进入,并限制已进入的高竞争水平民口企业的市场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减小军民工业标准的差异虽然可以提高市场的整体竞争效率和公平性,但在政府投资方式不改善的情况下,并不能促进民口企业进入市场。据此建议应通过改变政府投资方式、健全投资公平机制和引入社会资本的办法,改变对军工企业独有的投资,在此前提下通过减小军民工业标准差异,促进更多高水平民口企业进入市场进行有效率的竞争。第四,研究了技术差距和军用成果转化率两个“不对称”因素是如何造成民口企业参与军事工业研发领域竞争意愿不高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5章）。将研发竞争的AJ模型扩展应用到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在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的研发竞争之中,通过建立博弈模型分析博弈均衡过程,并对模型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了技术差距和军用成果转化率对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研发竞争的影响,结果发现:技术差距过大和军用成果转化不足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民口企业的研发意愿,阻碍民口企业参与竞争,但没有技术差距并不能使竞争达到最有效,军民企业之间保持适度的技术差距可以使得研发竞争带来的社会研发总效率最高。提高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可以促进军工企业与民口企业之间的研发竞争,打破军工企业的垄断地位,改变市场结构,使民口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并提升社会研发的总效率。此外,促使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共同研发,可以使社会研发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效果更好。据此建议应从改变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军用技术成果转化和完善军民协同创新机制等方面实施促进民口企业参与军事工业研发领域竞争的政策。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采用经典的SCP模型研究我国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形成的经济垄断现象。在产业特征上,提出我国军事工业具有“三级倒锥形”产业链的结构特征、两级分类的产品特征和二元化性质的市场竞争特征;在市场结构分析中,通过市场集中度的测度,证明军事工业基础制造领域被军工企业高度垄断,认为军事工业的产品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产品质量和供货能力的稳定性上,军事工业的进出壁垒包括资质、技术经验、工艺装备、先入和规模壁垒等;在市场行为分析中,提出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的价格竞争行为主要体现在成本竞争上,非价格竞争行为主要体现在研发竞争上;在市场绩效分析中,通过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创新效率两个指标的对比分析,证明垄断的军事工业相比民用工业在市场绩效方面有较大的差距。最后通过实证研究找出阻碍民口企业进入的关键因素是政府投资、军民工业标准差异、技术差距和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2.将迪克西特模型（Dixit Model）扩展应用到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在军事工业生产领域竞争的策略博弈问题研究中。从政府投资和军民工业标准差异两个行政性原因导致的“不对称”因素出发,详细分析了政府投资如何有助于军工企业实施垄断以阻止民口企业进入市场的机理,发现减小军民工业标准差异对存在政府投资条件下的军事工业的市场竞争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进而从改变政府投资方式、健全政府投资的公平机制、引导其他资本进入和在改善政府投资机制的基础上促进军民工业标准的融合等方面给出了促进民口企业参与军事工业生产领域竞争的政策建议。3.扩展AJ模型分析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在军事工业研发领域的竞争行为。通过建模和分析博弈均衡过程并进行数值模拟,研究了技术差距和军用成果转化率对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研发竞争的影响,发现技术差距过大和军用成果转化率不高都不同程度的影响了民口企业的研发意愿,军民企业之间保持适度的技术差距可以使得研发竞争带来的社会研发总效率最高;提高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可以促进军工企业与民口企业之间的研发竞争,使民口企业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提升社会研发的总效率;促使军工企业和民口企业共同研发,可以使社会研发效率的帕累托改进效果更好。据此给出了改变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军用技术成果转化和完善军民协同创新机制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李林[5]（2017）在《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争经济支持力建设是促进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的经济和军事战略地位。一直以来,战争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国民经济对战争的支持保障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军事话语权。对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全面考察和精确度量是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的基本前提,也是推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促进军事能力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以下简称“SNA”）对国民经济整体实力的系统、综合、全面测定,以理论分析与实证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对战争经济支持力进行全面研究,是应对当前我国复杂军事斗争形势和国民经济发展现状的应时应景之策。本文以新宏观主义的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理论为切入点,凭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的经济数据与核算工具,分别探讨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实物形态、货币形态及生成方式。运用新宏观经济学、国防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围绕“战争经济支持力的构成及生成方式”、“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以及“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评估及实证”等问题展开研究。战争物资是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实物形态,是国民经济支撑战争的的重要物质基础。战争物资的筹集和调运能力直接影响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物质基础,主要通过动用战略物资储备、征收征用企业物资、采购市场物资以及战争物资紧急扩产等方式进行筹集,以公路调运、铁路调运、航空调运、水路调运及混合调运的方式进行物资调运。战争物资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增强物资军事功能、提高资源利用率以及促进物资合理储备。从经济流量核算的角度,运用GDP核算数据分别从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生产结构、收入结构以及使用结构分析战争经济支持力,并结合近期数据加以说明。从经济存量核算的角度,运用资产负债核算数据分别按照机构部门分类和非金融资产分类分析战争经济支持力,并结合近期数据加以说明。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总量和规模较大,非金融资产总量较大并且稳步提升,说明我国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物资动员潜力巨大。战争费用是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货币形态,是国民经济支撑战争的主要经济来源。战争费用的盈缺不仅决定战争的胜负和可持续时间,还对国民经济产生“双刃性”影响。战争费用主要通过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财政政策这“三驾马车”进行筹措。战争费用的筹措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影响路径主要包括影响社会资金配置路径和社会经济稳定。以国内视角运用资金流量核算数据分别从资金所属部门、资金流量项目以及资金流量性质分析战争经济支持力,并结合近期数据加以说明。以国际视角运用国际收支核算数据分别从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储备资产分析战争经济支持力,并结合近期数据加以分析。研究表明:我国金融机构、住户部门、非金融企业、政府部门等部门的可动员资金潜力较大,且外汇储备体量较大,表明我国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资金动员潜力很大。产业动员是国民经济转化为战争支持力的关键环节,是战争经济支持力生成的主要方式。战时产业动员涵盖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动态性、经济性以及技术性。战时动员会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由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向满足战争需求转变、战争所需产品优先增长、生产要素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等。影响战时产业动员能力的主要有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发展水平、军事需求以及国家发展战略等因素。战时产业动员生成战争经济支持力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实施快速动员提高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总量”、通过武器装备跨越发展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质量”以及通过提升平战转换率促进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效率”等来实现。运用投入产出核算进行战时动员产业的经济关联分析,表明投入产出核算能有效表现战时经济关系、解决战时结构性经济问题,模拟战时经济的连锁波及效应。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评估及实证研究是指导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工作的现实依据,是打赢现代战争的内在要求。本文引入区域经济和局部战争的概念,将实证研究的重点聚焦于区域战争经济支持力,以南部战区下辖的六省份为例,凭借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及相关统计数据,分别从物资动员潜力、资金动员潜力以及产业动员能力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并分别建立GM-AHP-PCA模型、GM-AHP模型以及IOA-LP模型,用以评估物资动员潜力、资金动员潜力以及产业动员能力,通过运算分析分别给出南部战区六省份的排名,最后通过适当假定和标准化处理得到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综合实力排名。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涵盖物资动员潜力、资金动员潜力以及产业动员能力的战争经济支持力复合型指标体系。研究表明:六省份的物资动员潜力排名顺序为广东>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海南;资金动员潜力排名为广东>湖南>云南>广西>贵州>海南,其中广东2015年的资金动员潜力达到52097亿元;产业动员能力可以从选定的12个核心动员产业的动员量和动员率来考察,不同省份同一核心动员产业的动员量和动员率会有所不同,同一省份不同核心动员产业的动员量和动员率也会有所不同。综合考虑物资动员潜力、资金动员潜力以及产业动员能力,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综合实力排名为:广东>湖南>广西>云南>贵州>海南。最后,本文在理论分析与实证评估的基础上,以增强战争经济支持力为最终目的,分别从“促进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推进国民经济动员实战保障能力建设”以及“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三个方面给出对策建议。
贾琪[6]（2017）在《美国政府对军工复合体的规制研究》文中提出美国军工复合体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和经济领域具有相当的影响。自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告别演讲中发出对军工复合体的警告以来,美国社会各界对其批评不断,指责它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影响美国的内政和外交决策,这一问题学术界已有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过在同时,美国政府针对军工复合体的问题也进行了相应的制度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影响力,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较少论及。本文试图从美国政府如何规制军工复合体这一角度进行分析,为研究军工复合体问题提供一个新路径,也可从这点出发一窥美国的国家治理。论文探讨的问题是:美国政府与军工复合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它又是如何及在何种程度上规制军工复合体并限制其影响力的?论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分析工具,考察了美国政府与军工复合体的关系,论述了军工复合体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美国政府如何进行制度建设并以制度约束军工复合体的行为和限制其负面影响,以及政府规制的局限性和前景。论文通过研究美国政府和军工复合体之间的关系发现,美国政府与军方和军工企业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政府是委托人,而军方和军工企业为代理人,政府委托军方和军工企业从事具体的、专业性的军事事务,军队负责作战事务,军工企业负责向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技术后勤等服务,以维护或实现政府的利益,委托方和代理方的根本立场和基本目标是一致的。不过,委托-代理理论提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利益冲突,在执行委托任务的过程中代理人可能会出于自身利益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种由于双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导致代理人出于自私而不忠于委托人的问题被称为代理问题。军工复合体是军方和军工企业为扩大自身利益而联合起来组成的利益集团,该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可能会损害美国政府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家的安全利益,这就导致军工复合体的负面影响问题,也就是委托-代理关系中由利益冲突导致的代理问题。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解决代理人行为偏差问题的方式是:委托人设立一个管理者,依据制度约束和激励代理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惩罚其以私害公的不忠行为。论文指出,美国政府解决军工复合体的负面影响问题的方式与委托人解决代理问题的方式一致。因此,制度安排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而国防部就是美国政府为管理军事事务而创立的机构,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创设。国防部的首要职能是管理军队,同时也是政府规制军工企业的管理机构,因此,国防部是美国政府规制军工复合体最重要的部门。论文考察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基本制度对军工复合体的约束作用,以及国防部依据管理法规对军方和军工企业等相关对象的问题,揭示出美国政府规制军工复合体的过程。在委托-代理关系框架下,论文重点分析了制度对军队和军工企业的约束和激励作用,这些制度同样作用于双方联合产生的军工复合体。美国与军事相关的基本制度是影响军工复合体行为的关键因素,但还缺乏一个贯彻实施相关制度的管理机构以约束该集团,而根据1949年《国家安全法修正案》设立的国防部正是美国政府管理军方和军工企业的部门。国防部是规制军方和军工企业的最直接、最具体、最权威的政府机构,考察国防部对军队、军工企业及军工复合体的规制过程,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政府、制度与军工复合体之间的关系。论文提出了以美国政府的规制为自变量,即美国政府进行的与军事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及实施为自变量,而军工复合体的行为和影响力为因变量的变量关系。论文的论点是:美国政府与军工复合体之间的关系是存在着一定利益冲突的委托-代理关系,美国政府进行的与军事事务相关的各项制度是影响和制约军工复合体的结构性关键因素,规制在可观测的层面上取得了显着成效,限制了军工复合体的行为和影响力。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的规制作用有限,因为军工复合体涉及军工企业、军队、行政部门和国会等多个利益相关者,而众多集团参与政府决策使规制变得复杂,成本升高,且军工复合体可能会以难以观察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甚至可能导致政府规制的政治程序遭到内生性的破坏而出现规制失灵的问题。政府的规制不可能消除军工复合体的负面影响,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问题的严重性。在内容上,论文以事实为依据,论证了与军事相关的各项制度对军工复合体的结构性制约作用,这些制度包括:美国的宪政体制、文官治军制度、军事制度、国会的审查和监督制度、国防部的审查和监管制度、反垄断制度、反腐败制度以及社会规范等,这些制度在基本层面上规制了军工复合体的行为。论文还阐述了美国政府为监管军方和军工企业而进行的以国防部为中心的国防体系制度建设,即设立国防部并增强其权威和职能的过程,国防部对军工复合体的管制,美国政府规制军工复合体的效果以及规制的前景。从国家治理角度而论,在对军工复合体的规制中,美国政府是主体,包含各个行业的市场、社会中的各个利益集团以及媒体和公民等也都参与其中,同时,规制的客体之一军队认同政府的权威,另一个客体军工企业也通过"防务行业倡议"对政府的规制进行合作,初步形成了军工复合体的负面影响问题治理多元化的结构。客观而全面研究美国政府与军工复合体的关系有助于深入理解美国与军事相关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也有利于理解美国的国家治理过程。
张建[7]（2017）在《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美国的战略思想家群体是影响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因素。本论文以冷战时期的两组战略思想家,即20世纪40-50年代的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6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遏制战略与缓和战略—的互动为核心,论述他们战略思想的形成以及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制定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并对他们的核心战略思想的演变和发展进行分析。二战结束后,苏联成为美国的最大威胁和竞争对手,美国为此制定针对苏联的对外战略。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庞杂,但"遏制"与"缓和"在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国际格局的变化和调整也产生深远影响。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冷战初期,乔治·凯南首倡"遏制"战略,保罗·尼采推动"全面遏制",虽然凯南和尼采推动的遏制战略的侧重点不同,凯南倡导的遏制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手段的作用,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更加注重军事的力量,但这无碍战后初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围绕"遏制"展开。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基辛格主导推行"缓和"战略,布热津斯基继而以"全面缓和"战略来指导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从根本上说,"缓和"战略仍是遏制战略的延续和扩展,缓和的目的是为了达到遏制。基辛格注重以合作达致缓和以形成均势,但由于"缓和"政策推行愈加困难,布热津斯基则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转向以"地缘"战略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考量。虽然美国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和护持美国霸权利益为基础,并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上的"美国中心论",但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的战略思想无疑也是冷战的重要遗产,对认知冷战的源起、发展、深化和终结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本文目的不在于为战略思想家群体"画像",主旨在于考察比较有代表性的战略思想家的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以及冷战时期他们在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演变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乔治·凯南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长期对苏联问题的关注以及作为外交官在苏联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任职经历,这使他形成了一套对苏联政策的现实观感和理论依据,这也正是凯南的"苏联战略观"的基础源泉。从凯南的战略思想形成可以看出,战略素养一方面来源于生活实践,另一方面则是源于长期对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分析。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不仅成为当时杜鲁门政府的首要对外战略,也为美国对苏战略提供了理论和舆论支持,而且在具体实践上以"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后期凯南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一方面对他推动的遏制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另一方面批评美国政府对遏制战略的执行偏离了他理论设计的初衷,这也反映了凯南顽固的个人性格。保罗·尼采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的生活经历和二战后期在参与处理战争事务过程中的经验,金融行业和参与战争事务为他参与外交决策提供了现实基础。尼采的主要贡献是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遏制转向"全面遏制",并从理论框架上提供支撑。保罗·尼采对遏制战略思想的深化是乔治·凯南遏制战略思维的延续,但在遏制战略的实施范围、实施手段、实施方式上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和调整,是对凯南设计的遏制战略的完善。如果说凯南推动的遏制是局部和选择性的战略,而尼采推动的遏制是具体和全面性的战略。尼采将"苏联威胁观"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以"最坏情况"来渲染威胁的紧迫性,把提升美国的军事力量作为强硬回击苏联的主要方式来构建美国战略框架招来国内不少批评,但直到冷战结束后尼采才解释NSC68号文件的背景和过程,体现了尼采谨慎和低调的性格。基辛格战略思想的形成主要源于他对欧洲传统"均势"思想的学术研究,他从欧洲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挖掘外交哲学思想,并应用到美国对国际事务的经营和处理上。基辛格推动的"缓和"战略外交实践的基础在于容忍不对称,依据的前提假设是在一个领域的不足可以在另一个领域得到补偿。缓和战略在缓和美国与苏联关系、在越南逐步撤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等方面都基本上达到了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目的。基辛格良好的学术素养使他在将战略思想应用到外交实践时显现出他对权力与均势的平衡,体现了他对人类社会宏大问题的把握,这正是"基辛格主义"的要义。但"尼克松-基辛格"的秘密外交方式受到指责,加之国内政党斗争,"缓和"战略导致了国内政治的"紧张"。布热津斯基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基辛格类似,也主要源于他对国际政治的学术研究,特别是他对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分析和继承发展。布热津斯基以地缘战略思想指导美国外交战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布热津斯基先是在外交实践中推行"全面缓和"政策,继而推动地缘战略外交实践,在实现中美建交、加强同苏联竞争、扩大美国在欧亚大陆利益等方面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布热津斯基的思想虽然深邃,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却是其中的不足。本文在梳理冷战时期两组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互动基础上,总结了塑造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主要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教育背景、学术训练、适当平台、个人抱负、局势认知、体制作用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战略思想家与其国家安全战略构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但由于战略思想的丰富与外交实践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窠臼与国家安全的平衡之间的矛盾导致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局限。因此,美国不仅需要能从美国视角而且也需要能从世界视野看问题的领袖人物和战略思想家。本文在结论中指出,战略思想家是大国崛起过程和成为世界主导型国家后的重要战略资产。在国家大战略的理论构建、舆论造势、系统设计、方向选择、政策调整等过程中,除了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思想、意志和决策,以核心知识分子为标志的战略思想家群体在美国的大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其战略思想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应用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美国战略思想家群体对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精致设计对美国赢得冷战的贡献举足轻重,他们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形成、发展、转变、演进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中国正在成长为全球性大国,无论是中国践行和平发展外交政策,还是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的推动都需要战略型、安全型、发展型的多元战略思想为国家的对外战略服务,都需要结合中国特色和世界价值的战略思想和具备历史担当的思想大家,在此意义上,美国的战略思想和战略家们对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李朝辉[8]（2015）在《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文中研究说明边疆是国家基于客观条件而主观构建的产物,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在前主权时代,边疆指国家疆域的边缘性部分;及至主权时代,边疆则指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而到全球化时代,边疆则不仅指国家领土的边缘性部分,还包含超越主权管辖范围的超主权性边疆,如利益边疆、信息边疆。边疆架构是一个描述和分析国家关于边疆的认识、现状及实践的整体性概念,主要包括边疆观念、边疆理论、边疆现实、边疆治理、边疆战略等要素。边疆架构形成以后,会随着国家实力的变化及人类活动的范围而发生变化,并影响国家发展。而国家发展反过来又构成边疆架构调整与创新的基础和动力,推动边疆架构的调整,由此,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在一国历史中互动开来,相互影响,构成一幅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历史长卷。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的互动贯穿了其整个历史进程,具有“双螺旋上升”式的互动特点。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北美13个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打响。1783年《巴黎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美国建立起来。美国自建立起就具备世界眼光,并确立了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原则。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国家发展问题,美国也不例外。解决当时面临的内部矛盾及危机,谋求经济发展及良好的地缘政治条件的需要,共同推动着美国的陆地边疆拓展及卓有成效的边疆治理。当特纳的“边疆假说”形成时,美国的陆地边疆架构也构建成功,并对美国的国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倍扩大了美国的规模,促进了美国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地缘政治环境,助北方取得内战的胜利,美国迅速发展为北美陆权强国。陆地边疆架构构建中美国最大的污点就是驱赶、屠杀印第安人,此外还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1898年美西战争开始,吹响了美国构建海洋边疆架构的号角。海洋边疆架构的构建是基于美国所取得的国家发展成就之上,经历了内战的美国实现了统一,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这些都为美国的海洋边疆架构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以及地缘基础。不仅如此,美国谋求进一步的国家发展的需要,构成了海洋边疆架构构建的强劲动力。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原材料问题迫切需要美国开拓海外殖民地,构建海洋边疆架构。在“新天定命运说”及马汉的“海权论”影响下,美国积极增强海上力量,发动美西战争,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开拓了海洋边疆,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古巴、夏威夷、巴拿马运河、海地、多米尼加等纳入美国的边疆架构中。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海洋边疆架构不断发展,美国以各种方式获取海军基地,积极开展海军扩建,增强了美国的海权力量。美国海洋边疆架构的构建及其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扩大了美国的疆域规模,优化了美国的疆域结构;陆、海一体的疆域结构有利于美国保障其国土安全;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推动美国的国家转型,使美国从北美陆地强国转型为海陆复合型强国;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使美国从海权大国发展为海权强国,进而成为海权霸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不仅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强国,还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经济强国,军事实力和科技实力也荣登全世界第一。全面而超强的国家实力使得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这种前所未有且傲视群雄的国家发展成就给美国构建立体化边疆架构提供最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以及人才技术基础。而美国已不满足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的地位,称霸全球是其进一步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冷战中战胜苏联。美国的这一国家发展的诉求构成了立体化边疆架构构建的动力。在杜黑的“制空权论”以及米切尔的“空权”思想影响下,美国大力发展其空军来管控空中边疆,并开始建设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战略空军海外军事基地的部署,提高空军的国防预算。而高边疆的构建经历了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以及里根政府时期,终于构建成功,使得美国的立体化边疆架构成功构建起来。美国立体化边疆架构的构建及其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影响了美国的疆域,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提供了立体化的安全保障,助推美国赢得美苏争霸,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及科技的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终于登上了全球霸主的宝座,其军事实力、科技实力都居世界第一,虽然由于和苏联争霸而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美国造成了压力,但美国经济实力还是居全球首位。独霸全球的国家发展成就给美国构建超主权化边疆架构提供最坚实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科技基础。而此时美国的国家发展的目标是维持全球霸主地位,变单极时刻为单极时代,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的这一国家发展诉求构成了超主权化边疆架构构建的动力。美国超主权化边疆包括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利益边疆构建的逻辑起点是如何有效地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在此基础上,构建认知层面的利益边疆,即认定利益边疆的范围,再制定相应的战略,并采取合适的方式和手段加以实施,从而构建起现实层面的利益边疆,以实现美国的存在于全球范围的国家利益。就利益边疆的构建及其发展而言,经历了克林顿政府、小布什政府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在各个时期,对利益边疆的构建都将全球分成三大块:欧亚大陆、美洲、非洲。由于三人的执政理念及所面临的内外情势不同,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界定存在差异,从而导致利益边疆的构建和调整存在显着的区别。总而言之,利益边疆的构建和调整有成功之处,亦有失败的地方。信息边疆的构建由政治精英、技术精英和企业精英合力完成。政治精英立法、出台政策、组建机构,技术精英提供技术支撑和制定技术标准,企业精英则将信息边疆及行业标准推向全球,并从中获取巨额的财富。美国超主权化边疆架构的构建及其发展,促进了美国的国家发展:影响了美国疆域的规模和结构,使得美国疆域软硬结合;影响了美国经济实力,克林顿政府对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的构建极大程度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而小布什政府对利益边疆的构建则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将美国的经济拖入衰退境地;影响了美国的科技实力,信息边疆的构建推动了美国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影响了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到加强,而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得到削弱。综上所述,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紧密,环环相扣,形成了“双螺旋上升”式的互动模式。虽然存在二者的消极互动,但积极互动占主导。它推动了美国边疆架构和美国的国家发展,使美国从当初英国的殖民地一跃变成了当今世界全球霸主。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中国必须要重视边疆,重视前瞻性地调整边疆架构,以发挥其对国家发展的助推作用。在全球化快速推进的今天,中国必须构建并维护好自己的利益边疆和信息边疆,并将其与传统边疆有机结合起来。
齐先国[9]（2015）在《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指出,“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据不完全统计,5000多年来人类先后发生了15000多次战争。伴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战争成为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生死存亡的大事。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战争需要武器（本文统称为军品）,从石兵器、铜兵器、铁兵器发展到火器,再到坦克、飞机、导弹等近现代武器,到太空武器、激光武器等新概念武器,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就像战争贯穿了人类的历史一样,“国家和地区间的军品买卖贯穿了人类的历史”。由于军品研发对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要求,显然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意愿和能力发展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军品。一些国家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研制军品,而后基于自己的国家安全和战略目标会选择出口、支援某些不具备这种能力和技术的国家。军品贸易与国防军备、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越来越成为提升国防实力、提升综合国力、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冷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美、苏争霸导致的军备竞赛由于苏联解体而停止;但是由于国家或地区间的资源争夺、民族（宗教）矛盾等不断引起各种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国际恐怖主义威胁和跨国犯罪网络组织越发猖獗,许多国家相继增加国防预算。国防预算的不断增长为新型武器装备研制开发和军品贸易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充裕的资金。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军品贸易额总体呈上升趋势。与一般商品贸易相比,全球军品贸易有许多特征:第一,不同国家的军品贸易战略选择不同,即有的国家选择进口军品,有的国家选择本国自主生产军品,有的国家生产军品并选择特定对象出口军品,其背后隐藏着理性国家的利益选择。第二,军品贸易与国家收入水平和军费开支密切相关,统计数据发现发达国家占据军品出口的绝大多数份额,军品净进口国多为发展中国家。第三,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相互影响,战争与冲突乃至21世纪以来突出的国际恐怖主义的背后隐藏着军品贸易,军品贸易导致了不安全吗,还是国际不安全刺激了军品贸易?第四,高技术军品贸易比重不断加大,军品进口国对高技术军品的追逐与日俱增,军品贸易结构越来复杂、越来越高端,军品贸易朝着体系化、信息化方向发展。第五,军品贸易常常伴随其他形式的补偿贸易,并与技术研发合作以及军事援助服务等多种方式并存,军品进口国为促进本国军工能力提升而提出的军品贸易补偿要求越来越苛刻。第六,国际军品贸易规则尚未建立,与国际一般商品贸易和服务规则众多、规范有效不同,军品贸易适用WTO例外条款,2014年12月24日,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武器贸易条约》（Arms Trade Treaty）正式生效,建立了第一个用于常规武器交易进行监管的全球性条约,涉及武器装备的出口、进口、转口、转运和中介等军品贸易活动,截止目前共有130个国家签署该条约,其中60个国家已经予以批准。中国正在崛起为全球性力量,并深刻地影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2013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特别强调维护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世界其他国家更为关注的是: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背后,总会有着某些决定性的力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从国际政治经济的全局来看,军品贸易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基点。我国军品贸易研究和实践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需求极不匹配。一方面,中国国家安全面临严重的威胁和挑战。随着中国崛起,世界地缘战略重心东移,美国推进了亚太再平衡战略,重点应对中国崛起、力图维护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地位;加之中国周边黄海、东海、南海形势同时趋紧,战略竞争不断升温,冲突频率和强度增大。奉行“军事不结盟”战略的中国迫切需要在全球布局,突破战略包围圈。另一方面,我国军品贸易的研究和实践仍然落后,虽然2013年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我国军品贸易规模仍然远远落后于美、俄,特别是军品出口结构还多为低端军品,军品出口的政治影响和战略意义不突出。军品贸易发展潜力巨大,需求迫切。从文献回顾中可以看到,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的研究尚处于瓶颈期,缺乏系统的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框架,来解释全球军品贸易的独特现象。冷战爆发后,大多数学者专注于研究军品贸易的动因,认为军火贸易的动因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其中,冷战时期政治动因是主要的。许多文献认为通过军品贸易,军品出口国家可以对军品进口国施加政治影响,比如影响其国家安全决策、外交政策等。而随着冷战的结束,军品贸易的经济动因显得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们的重视,许多文献研究了军品贸易的经济影响,认为通过军品出口可以维护国内的国防工业,维持军品生产的规模经济,节省军品的研究和开发成本,增加国内就业,平衡贸易赤字等,而军品进口则可以促进本国的国防工业基础升级和技术进步,增进本国的综合国力。这些研究更多是描述性和辩论性的,并没有运用规范的经济学方法对军品贸易的理论、经验和政策进行系统的研究。只有少数文献对军品贸易的决定进行了标准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且大都只是基于经典贸易理论的运用,并没有将国家安全真正融入到军品贸易的理论分析之中,因而对于军品贸易研究的解释力十分有限。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莱文（Levine,1994）等人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现代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框架和研究基准,构建了军品贸易决定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但是该框架过于笼统,无法得到清晰的理论分析结果。国内文献对军品贸易的研究起步较晚,主流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均未给与军品贸易研究应有的一席之地。鲜有学者对于军品贸易问题进行原创性的理论研究,结合国家安全进行跨学科理论研究的学者则更少,我国基于国家安全需要的军品贸易理论研究及战略设计仍处于起步阶段,严重滞后于发展需要。这一方面可能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另一方面可能与国际经济学家与国际政治学家彼此相互忽视的学术传统有关。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对国家安全的越发重视,以及参与全球军品贸易的逐渐活跃,对于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的媒体讨论、大众关注度都显着提升,军品贸易问题也越来越受重视。本文运用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分析国际军品贸易问题,基于经济学理论构建了一个理性的军品进口国家、军品出口国家效用最大化的模型。该模型揭示了国际军品进口和军品出口的决定因素,通过引入国家效用函数和国家安全偏好系数,分析了军品进口需求的决定、军品出口供给的决定、均衡问题和比较静态分析,阐释了军品贸易和国家安全的互动关系。本文理论模型中的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军品进口国家关注国内安全,在其效用函数中,引入了国家安全偏好系数。它衡量军品进口国对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关注程度,该系数越大,说明该国对于国家安全利益越重视,军品消费带来的国家效用越多。与此相对,军品出口国具有全球性国家安全利益,他不仅关注国内安全、而且重视维护全球利益,因此在其军品出口的效用函数中引入了国际安全偏好系数。通过理论推导,本文得出了以下结论:（1）一国的军品进口取决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偏好,本国国民收入水平和军品相对价格水平。（2）军品供给国的军品出口取决于本国收入水平、国际安全偏好以及军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和世界军品的相对价格水平。（3）世界军品市场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取决于军品的供需力量对比和参与国家的安全偏好。理论模型有许多推论:（1）军品供给国的国内军品消费可能随着国际安全偏好系数的增加反而减少。这是因为军品出口对于本国国内军品消费存在一种替代效应。（2）对同盟国的军品出口,可能不以盈利为目的（军品出口创造利润为负）。军品出口国收入越高,能够为军品出口提供的补贴越多,越有利于军品出口。（3）如果单纯地以盈利为目的的军品出口,本国收入水平对军品出口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此时存在一个国际安全偏好系数的阈值,本国收入水平对军品出口存在正的效应。这两个推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军品出口国家大多数都是高收入发达国家。（4）当一个国家国际安全偏好发生变化时,军品出口的变化情况取决于军品研发生产成本与军品价格的关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从现实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求得民族独立后,不惜投入巨大的成本进行独立自主研发军品,并最终军品出口。（5）军品成本的增加对于军品出口的效应是不确定的,取决于该国的国际安全偏好系数的取值。即便是向同盟国出口军品,随着军品生产成本的升高,军品出口量反而降低;而军品生产成本越低,军品出口量越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高技术武器（比如核武器、战略导弹、隐形战机、核潜艇等）的出口受到限制;而常规武器（比如手枪、弹药等）的出口随着成本的降低越来越普遍,等等。这些结论和推论为全球军品贸易中许多独特的现象提供了可能的理论解释。本文还利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全球军品贸易数据库对上述理论模型给出的结论及其推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军品出口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军品出口不仅取决于国内安全,也与国际安全局势密切相关。军品进口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军品进口取决于本国的国家安全偏好系数和本国国民收入水平。同时,军事同盟、军备竞赛、军品研发生产成本及技术水平、军品质量、恐怖主义、冲突、战争、外交政策取向等多种因素对军品贸易的决定都产生了显着影响。美国、俄罗斯、中国三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则更好地验证了上文的基本理论。随后,本文重点对美国、俄罗斯（前苏联）、中国的军品贸易和国家安全问题进行了比较案例分析和实证研究。美国和俄罗斯（前苏联）军品贸易的特征明显:一是将军品贸易视作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环节,作为增强国家政治关系的关键纽带、实质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要基石和实现国家外交战略意图的有力杠杆。二是不断在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三是普遍采用贸易补偿方法。四是不断调整军品出口许可政策。五是高技术武器出口比重越来越大。这些特征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对于中国发展军品贸易、加强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军品贸易历史久远。近现代以来的军品进口反映了国力衰退的现实。在20世纪漫长的战争中,都不乏美国、日本、前苏联武器的身影。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从前苏联引进了大量军事装备。从出口看,从1978年起,随着改革开放和国防现代化的起步,中国正式开展军品贸易,到2013年,已跃升到第5位。进入21世纪,中国军品贸易逐年提升,军品出口额逐年提高,中国由主要的军品进口国,发展成为重要的军品出口国,其军品贸易发展历程为国际军贸史上提供了一个国家如何成长为军品供应大国的生动案例。当前,国际军品贸易市场需求依然旺盛,给我国加强军品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综合国力持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外交关系不断改善,国防科技工业发展和核心能力不断增强,为进一步发展军品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国力基础。但是,我国国内对军品贸易之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性认识还不足,在国家政治、经济、外交中的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为此,本文基于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要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设计和制定国家军品贸易顶层战略,妥善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敢于并善于利用军品贸易这张特殊的“政治和外交牌”;二要实施符合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军品出口国别政策,坚持国家安全利益将要拓展到哪里,军品出口就先推进到哪里,即基于国家安全战略需求鼓励成熟军品技术有针对性地向国外出售或转让,扩大我国际军贸市场占有率;三要提升军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研发实力,占领武器装备制高点,以实力扞卫和平;四要加强军品贸易理论研究和实践,积极参与、利用和牵引国际军贸规则制定,展现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大国形象,在推动国际规则制定中坚定维护国家利益。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是作者所知范围内,国内首次系统地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研究军品贸易问题,建立了新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架构,将国家视为理性经济人,基于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模型来进行分析,具备良好的微观基础,弥补了国内文献关于军品贸易分析以宏观定性分析和描述性研究的不足。第二,本文对军品贸易和国家安全的互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国家安全对于军品贸易决定的影响,以及军品贸易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结合国家安全因素对军品贸易开展研究也是一种创新。第三,本文基于军品贸易决定基本理论构建了计量实证模型,并运用美国、俄罗斯、中国的面板数据开展了实证分析,在实证检验的替代变量构建和选取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家安全等政治变量难以进行有效的检验问题,对于开展进一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第四,本文的结论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对于当前我国优化国家安全决策机制、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包围、实现战略突围、加强军品贸易等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的局限在于:一是本文的基础理论模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以期能够更加系统地解释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分析的重大关键问题,比如将国家安全因素更好地纳入标准模型进行分析,更好地解释军品贸易与冲突、战争、恐怖主义等的关系,还需要笔者在理论上需要深入研究,也是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二是囿于军品贸易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许多结论还有待更多的实证检验,随着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研究机构的重视程度提高,军品贸易的国内数据积累会越来越多,相信会有更多、高质量的军品贸易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出现。
赵亮[10]（2015）在《中国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二大国防支出拥有国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已经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现阶段社会经济条件下,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中国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此外,中国国防支出的影响因素也是中国国防事业发展和国家财政资源分配所探寻的重要领域。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应用增广的索洛模型以及计量经济模型来研究中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联系以及相互作用的方向、大小、渠道;国防支出与科教文卫支出、行政管理支出之间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与中国具有领土、领海争议国家的国防支出以及国际军事大国的国防支出是否会对中国的国防支出产生影响。本文的可能创新点主要体现在:第一,将国防战略因素引入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研究之中,分析了不同时期国防战略因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结果证实了国防战略对经济增长是存在显着影响的。本文将行政管理支出引入定量研究之中,并证实了之前有关国防支出与行政管理支出关系的定性分析结论以及国防支出与公共支出之间挤出效应的假设;第二,考虑到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体制发生的巨大变化,本文引进了带有结构突变的变量单位根及协整检验来验证变量的稳定性及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研究显示在变量的时间序列内,确实存在着时间突变点。在变量因果检验过程中,将格兰杰因果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有机地结合起来;第三,本文从区域和国际因素两个层面对中国国防支出的决定要素进行探讨。基于目前热议的南海问题,对南海主权领土争议国家和地区的国防支出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与中国有领土、领海争议的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防支出并不会对中国的国防支出产生影响。同时,在大国框架下,论述了军事大国国防支出间可能存在的相互作用及影响,研究发现,大国之间的国防支出,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国防支出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大国之间存在军备竞赛的可能。期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使读者对中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对“黄油与大炮”的替代和选择关系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中国国防支出的决定要素进行全面的考量,为我国经济发展计划和国防支出预算计划的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证的借鉴意义。
二、国防经济应用研究领域的又一部创新力作——读《中国裁军与国防资源配置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防经济应用研究领域的又一部创新力作——读《中国裁军与国防资源配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爱国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不足 |
| 第一章 辛亥时期的陈浴新先生及其所涉辛亥史事考证 |
| 第一节 陈浴新先生参与湖南辛亥革命的基本史实 |
| 第二节 陈浴新先生所涉若干辛亥史事的考证 |
| 一、1964年陆丹林对陈浴新先生回忆的质疑 |
| 二、“岳麓山游山会”事件真实性的考证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陈浴新先生及其军事思想 |
| 第一节 陈浴新先生在民国时期的军旅生涯 |
| 一、陈浴新先生在谭延闿主政湖南时期的军旅经历 |
| 二、陈浴新先生在北伐战争时期的军旅经历 |
| 三、陈浴新先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旅经历 |
| 第二节 陈浴新先生的军事思想及其价值 |
| 一、“总体战”战略理论 |
| 二、以步兵为主体,多兵种配合的战术理论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的陈浴新先生及其在文物保护上的贡献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湖南文物管理委员会 |
| 第二节 陈浴新先生主持下的湖南省文管会所做工作 |
| 一、曾国藩藏书的接收 |
| 二、四羊方尊的收集及修复 |
| 三、长沙地区古墓葬的保护和发掘 |
| 四、市场收购古籍图书 |
| 五、文管会接收他人捐献的情况 |
| 六、文管会的文化遗址保护工作 |
| 第三节 陈浴新先生个人的古籍收藏与捐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主要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目的和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理性认识 |
| 第一节 兵役法律制度的科学界定 |
| 一、相关概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实体法律制度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程序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特征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制度的法律特征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时代特征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容特征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地位与作用 |
| 一、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 |
| 二、兵役法律制度是保卫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组织兵役工作的有效规范 |
| 第二章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 |
| 一、我国古代兵役法律制度 |
| 二、我国近代兵役法律制度 |
| 三、新中国兵役法律制度 |
| 第二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体系构成 |
| 二、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实质内涵 |
| 三、我国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问题 |
| 第三节 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客观分析 |
| 一、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主要经验 |
| 二、我国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优劣之处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发展的新要求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定位 |
| 第一节 兵役义务与兵役权利的价值整合 |
| 一、依法参加兵役是公民和法人的基本义务 |
| 二、参加兵役人员依法享有各种基本权利 |
| 三、正确处理兵役权利与兵役义务的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有序统一 |
| 一、兵役必须以实现国家价值优先 |
| 二、公民通常是实现个人价值优先 |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国家价值与个人价值的调节器 |
| 第三节 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相互融合 |
| 一、国防是全体公民的国防 |
| 二、兵役实质是少数公民参加兵役 |
| 三、兵役法律制度是实现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统一的平衡器 |
| 第四节 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
| 一、公平与效率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 |
| 二、兵役法律制度优先考虑军事效率 |
| 三、兵役法律制度充分体现公平原则 |
| 第五节 和平权与发展权的有序调整 |
| 一、追求国家和平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基本目标 |
| 二、保障国家发展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价值追求 |
| 三、统筹和平权与发展权是兵役法律制度的主要功能 |
| 第四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内外环境 |
| 第一节 国家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基础 |
| 一、经济实力 |
| 二、法治环境 |
| 三、军事改革 |
| 第二节 国家严峻安全形势是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 |
| 一、国家统一困境 |
| 二、周边事态纷争 |
| 三、西方大国遏制 |
| 第三节 信息化局部战争对兵员素质要求普遍提高 |
| 一、信息化局部战争成为未来战争的基本样式 |
| 二、高技术武器装备占据未来战场的主导地位 |
| 三、高素质的兵员成为信息化战争胜负的关键 |
| 第四节 优待军人成为兵役法律制度的内在共识 |
| 一、尊重军人共识 |
| 二、优待军人传统 |
| 三、军人权益维护 |
| 第五节 军队独生子女兵员质量不容乐观 |
| 一、独生子女成为军队服役主体 |
| 二、应征青年身体素质明显下降 |
| 三、入伍后退兵比例呈逐年上升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完善之道 |
| 第一节 科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体系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目标任务 |
| 第二节 大力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质量 |
| 一、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组织领导 |
| 二、统筹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的规划计划 |
| 三、科学组织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的起草拟制 |
| 第三节 全面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落实 |
| 一、积极开展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兵役法律意识 |
| 二、加强执法监督检查确保法律制度落到实处 |
| 三、严格组织对违反兵役法律制度行为的惩治 |
| 结语: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建设应处理的几个关系 |
| 一、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与其它军事政策制度之间的关系 |
| 二、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与新时代强军要求的关系 |
| 三、处理好兵役法律制度制定与实施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3）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rt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关于战争动因的研究 |
| 1.2.2 关于战争经济基础的研究 |
| 1.2.3 关于战争经济成本与收益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论文架构 |
| 1.4 研究方法与主要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战争与经济理论概述 |
| 2.1 战争的经济本源 |
| 2.1.1 战争的经济根源 |
| 2.1.2 战争的经济起源 |
| 2.1.3 战争的经济动因 |
| 2.2 战争的经济基础 |
| 2.2.1 武器装备生产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础 |
| 2.2.2 军事人力资源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础 |
| 2.2.3 军队作战方式与组织结构以社会经济状况为基础 |
| 2.3 战争的社会经济功能 |
| 2.3.1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破坏 |
| 2.3.2 对社会制度变革的催化 |
| 2.3.3 对技术进步的牵引 |
| 第三章 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现代战争动因 |
| 3.1 自然空间利益 |
| 3.1.1 自然资源控制权 |
| 3.1.2 战略通道控制权 |
| 3.2 社会空间利益 |
| 3.2.1 地缘政治主动权 |
| 3.2.2 经济秩序主动权 |
| 3.2.3 科技发展主动权 |
| 3.3 认知空间利益 |
| 3.3.1 社会安全认知 |
| 3.3.2 意识形态传播 |
| 3.3.3 战略威慑效应 |
| 第四章 现代战争的经济基础 |
| 4.1 战争物质生产的经济基础 |
| 4.1.1 军事工业生产能力 |
| 4.1.2 民用部门生产能力 |
| 4.1.3 国家战争动员能力 |
| 4.2 军事人力资源的经济基础 |
| 4.2.1 军事人员的队伍规模 |
| 4.2.2 军事人员的职业技能 |
| 4.2.3 军事人员的身体素质 |
| 4.3 战争形态演变的经济基础 |
| 4.3.1 军事战略的制定 |
| 4.3.2 战争样式的变化 |
| 4.3.3 军队体制的变革 |
| 第五章 现代战争的经济成本 |
| 5.1 战争准备期间的经济成本 |
| 5.1.1 战争准备期间的人员成本 |
| 5.1.2 战争准备期间的物资装备成本 |
| 5.1.3 战争准备期间的经济发展间接成本 |
| 5.2 战争进行期间的经济成本 |
| 5.2.1 战争进行期间的人员成本 |
| 5.2.2 战争进行期间的物资装备成本 |
| 5.2.3 战争进行期间的经济发展间接成本 |
| 5.3 战争结束后的经济成本 |
| 5.3.1 战争结束后的人员成本 |
| 5.3.2 战争结束后的社会重建成本 |
| 5.3.3 战争结束后的经济发展间接成本 |
| 第六章 现代战争的经济收益 |
| 6.1 经济发展环境的改善 |
| 6.1.1 经济发展安全环境的改善 |
| 6.1.2 社会制度的变革 |
| 6.1.3 军事人员与设施的社会转移 |
| 6.2 经济发展动力的增强 |
| 6.2.1 社会消费需求增加 |
| 6.2.2 拉动社会就业增长 |
| 6.2.3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6.3 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与社会转移 |
| 6.3.1 军事技术的先行发展 |
| 6.3.2 军事技术社会转移的价值运动 |
| 6.3.3 军事技术社会转移的溢出效益 |
| 第七章 对中国特色富国强军之路的启示 |
| 7.1 以国家发展利益为国防建设的根本指向 |
| 7.1.1 确立与和平发展相适应的军事战略 |
| 7.1.2 建设与和平发展相适应的军事力量 |
| 7.1.3 统筹运用军事力量营造有利战略态势 |
| 7.2 建设支撑世界一流军队的现代化国防工业体系 |
| 7.2.1 系统论视角下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
| 7.2.2 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内涵剖析 |
| 7.2.3 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实现路径与政策举措 |
| 7.3 走军民融合道路实现富国强军 |
| 7.3.1 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是军事力量建设的未来走向 |
| 7.3.2 走军民融合发展道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
| 7.3.3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基本抓手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4）军事工业的垄断与进入问题研究 ——基于“民参军”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核心概念 |
| 1.3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2章 军事工业垄断的形成与演变 |
| 2.1 计划经济时期军事工业的集中发展(1949 年-1978 年) |
| 2.2 改革探索时期军事工业的行政垄断(1979 年-1997 年) |
| 2.3 推进军民融合时期军事工业的经济垄断(1998 年以来)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军事工业的经济垄断:基于SCP模型的分析 |
| 3.1 推进军民融合时期的军事工业产业特征 |
| 3.2 军事工业的市场结构 |
| 3.3 军事工业的市场行为 |
| 3.4 军事工业的市场绩效与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军事工业生产领域的进入:政府投资、军民工业标准差异 |
| 4.1 生产领域的“民参军”竞争现状 |
| 4.2 基于对掠夺性行为描述的数学模型扩展 |
| 4.3 军工企业利用政府投资阻止民口企业的行为分析 |
| 4.4 军民工业标准差异对阻止行为的影响 |
| 4.5 民口企业进入生产领域参与竞争的政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军事工业研发领域的进入:技术差距、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 |
| 5.1 研发领域的“民参军”竞争现状 |
| 5.2 基于AJ研发竞争模型的扩展 |
| 5.3 技术差距对研发竞争的影响分析 |
| 5.4 军用技术成果转化率对研发竞争的影响分析 |
| 5.5 民口企业进入研发领域参与竞争的政策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研究 |
| 1.2.2 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研究 |
| 1.3 研究内容与主要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主要方法 |
| 1.4 基本思路与创新点 |
| 1.4.1 基本思路 |
| 1.4.2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国民经济核算视角下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分析框架 |
| 2.1 战争经济支持力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 |
| 2.1.1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基本范畴界定 |
| 2.1.2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演进 |
| 2.2 国民经济核算与战争经济支持力互动的一般分析 |
| 2.2.1 国民经济核算适应于战争经济支持力分析的特点 |
| 2.2.2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国民经济流量核算与存量核算 |
| 2.3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战争经济支持力分析框架 |
| 2.3.1 “两人前后齐步走”——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 |
| 2.3.2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分析 |
| 2.3.3 战争经济支持力生成的主要方式 |
| 2.3.4 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的框架构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实物形态:战争物资 |
| 3.1 战争物资的理论分析 |
| 3.1.1 战争物资内涵及其动员 |
| 3.1.2 战争物资的筹集与调运能力分析 |
| 3.1.3 战争物资筹集与调运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影响路径 |
| 3.2 战争物资的流量核算——GDP核算 |
| 3.2.1 战争物资GDP核算的一般机理 |
| 3.2.2 战争物资与GDP核算的逻辑关系分析 |
| 3.2.3 战争物资GDP核算的数据分析 |
| 3.3 战争物资的存量核算——资产负债核算 |
| 3.3.1 战争物资资产负债核算的一般机理 |
| 3.3.2 战争物资与资产负债核算的逻辑关系分析 |
| 3.3.3 战争物资资产负债核算的数据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货币形态:战争费用 |
| 4.1 战争费用的理论分析 |
| 4.1.1 战争费用内涵及资金动员 |
| 4.1.2 战争费用的主要筹集方式 |
| 4.1.3 战争费用对战争局势和国民经济的影响 |
| 4.1.4 资金动员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影响路径 |
| 4.2 战争费用的国内资金核算——资金流量核算 |
| 4.2.1 战争费用资金流量核算的一般机理 |
| 4.2.2 战争费用与资金流量核算的逻辑关系分析 |
| 4.2.3 战争费用资金流量核算的数据分析 |
| 4.3 战争费用的国际资金核算——国际收支核算 |
| 4.3.1 战争费用国际收支核算的一般机理 |
| 4.3.2 战争费用与国际收支核算的逻辑关系分析 |
| 4.3.3 战争费用国际收支核算的数据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战争经济支持力生成的主要方式:产业动员 |
| 5.1 战时产业动员的理论分析 |
| 5.1.1 战时产业动员内涵及产业结构变化 |
| 5.1.2 影响战时产业动员能力的因素剖析 |
| 5.2 产业动员生成战争经济支持力的途径分析 |
| 5.2.1 通过实施快速动员提高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总量” |
| 5.2.2 通过武器装备跨越发展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质量” |
| 5.2.3 通过提升平战转换率促进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生成“效率” |
| 5.3 战时动员产业的经济关联分析——投入产出核算 |
| 5.3.1 投入产出核算的一般机理 |
| 5.3.2 战时动员产业的投入产出系数分析 |
| 5.4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投入产出核算功能剖析 |
| 5.4.1 投入产出核算是表现战时经济关系的基本方法 |
| 5.4.2 投入产出核算能有效解决战时结构性经济问题 |
| 5.4.3 投入产出核算能有效模拟战时经济的连锁波及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评估及实证研究—以南部战区为例 |
| 6.1 区域经济与局部战争 |
| 6.1.1 区域经济与局部战争的内涵 |
| 6.1.2 区域经济与局部战争的逻辑关系 |
| 6.1.3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局部战争的影响 |
| 6.1.4 南部战区六省经济发展的情况梳理 |
| 6.2 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物资动员潜力评估 |
| 6.2.1 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2.2 主成分分析模型 |
| 6.2.3 结果分析 |
| 6.3 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资金动员潜力评估 |
| 6.3.1 指标选择及数据来源 |
| 6.3.2 层次分析模型 |
| 6.3.3 结果分析 |
| 6.4 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产业动员能力评估 |
| 6.4.1 理论前提及基本条件 |
| 6.4.2 投入产出规划模型 |
| 6.4.3 结果分析 |
| 6.5 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对比分析及综合评价 |
| 6.5.1 对南部战区六省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对比分析 |
| 6.5.2 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总体评价 |
| 6.5.3 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动员潜力评价 |
| 6.5.4 对战争经济支持力的产业动员能力评价 |
| 6.6 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的构建 |
| 6.6.1 构建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的意义 |
| 6.6.2 构建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的原则 |
| 6.6.3 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的框架结构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增强战争经济支持力的对策建议 |
| 7.1 促进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 |
| 7.1.1 强化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观念 |
| 7.1.2 建立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体制 |
| 7.1.3 改进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手段 |
| 7.1.4 制定战争经济支持力融合发展法规 |
| 7.2 推进国民经济动员实战保障能力建设 |
| 7.2.1 实现经济动员实战需求对接 |
| 7.2.2 促进经济动员力量结构优化 |
| 7.2.3 注重国民经济动员平战衔接 |
| 7.2.4 坚持经济建设贯彻国防需求 |
| 7.3 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评估体系 |
| 7.3.1 完善战争经济支持力调查统计体系 |
| 7.3.2 构建战争经济支持力系统理论模型 |
| 7.3.3 加强战争经济支持力决策系统设计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附录一 平均判断矩阵权重及一致性检验代码 |
| 附录二 主成分分析代码 |
| 附录三 物资动员潜力总得分计算代码 |
| 附录四 产业动员能力计算代码 |
| 附录五 战争经济支持力标准化得分代码 |
（6）美国政府对军工复合体的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和难点 |
| 五、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军工复合体与委托一代理理论 |
| 第一节 军工复合体及相关概念 |
| 一、"军工复合体"概念 |
| 一、本文涉及的其他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委托-代理理论 |
| 一、委托-代理关系 |
| 二、委托—代理理论 |
| 第三节 委托-代理理论与军工复合体的负面影响问题 |
| 一、美国政府与军队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
| 二、政府与军工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
| 三、使用委托-代理理论作为理论框架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二章 军工复合体在美国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影响问题 |
| 第一节 军工复合体对美国政治的负面影响 |
| 一、利益集团政治所固有的不利影响 |
| 二、军事因素对政治的负面影响 |
| 三、军工复合体对美国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军工复合体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
| 一、军工复合体与军费开支浪费 |
| 二、军工复合体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
| 第三节 利益冲突导致的军工复合体的行为偏差问题 |
| 一、军工复合体在国内事务中不忠于委托的问题 |
| 二、军工复合体在对外关系方面不忠于委托的问题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政府规制军工复合体的基本制度 |
| 第一节 美国政府规制军方的基本制度 |
| 一、国会对军事的管辖权 |
| 一、总统对军队的最高指挥权 |
| 三、文官治军制度对军队的控制 |
| 四、军事管理的分权制衡对军方的影响 |
| 第二节 美国政府规制军工企业的基本制度 |
| 一、垄断问题、行贿问题与军工企业 |
| 二、美国政府对军工企业出口的管制 |
| 第三节 美国政府防范与惩罚军商合谋的制度 |
| 一、反腐败制度建设——防范军工复合体不正当影响力 |
| 二、应对军工复合体负面影响的相关制度建设 |
| 三、美国政府在制度上对利益集团多元化的鼓励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国防部对军工复合体的规制 |
| 第一节 国防部的创立及其职能的强化 |
| 一、国防部设立的背景 |
| 二、《国家安全法》(1947年)和《国家安全法修正案》(1949年) |
| 三、《国防部重组法》(1958年) |
| 四、《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改组法》(1986年) |
| 第二节 国防部规制军方和军工企业的制度 |
| 一、国防部管理军方的制度 |
| 二、规定国防采办事务的制度 |
| 第三节 国防部对军队的规制 |
| 一、对军人行为的规制 |
| 二、对军队军费使用的管理 |
| 第四节 国防部对军工企业的规制 |
| 一、国防部对军工企业行为的规制 |
| 二、国防部通过采办项目主导军工企业 |
| 三、应对政府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 |
| 第五节 应对规制俘获问题:国会对国防部的监管 |
| 一、国会委托行政部门执法时的权力关系 |
| 二、国会利用拨款权管制国防部 |
| 三、国会对军事事务的直接监管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政府的规制产生的效果及规制的前景 |
| 第一节 美国政府规制军工复合体的效果 |
| 一、国防开支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 |
| 二、军工行业的地位下降 |
| 第二节 冷战结束后的军事制度改革及军工复合体的新形态 |
| 一、国防部主导的新军事变革 |
| 二、国防部军事外包及新形式的军工复合体负面影响问题 |
| 第三节 美国政府规制新形式军工复合体的前景 |
| 一、现有的相关法律和法规 |
| 二、针对私营军事公司的代理问题进行的制度建设 |
| 三、美国政府应对私营军事公司问题所存在的规制缺陷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艾森豪威尔告别演说 |
| 附录二 美国宪法及宪法修正案(节选) |
（7）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四节 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战略思想家 |
| 第一节 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 |
| 第二节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勃兴 |
| 第三节 美国战略思想家的国际影响 |
| 小结 |
| 第三章 乔治·凯南与"遏制"战略 |
| 第一节 二战结束初期的国际态势 |
| 第二节 "遏制"战略的形成 |
| 第三节 凯南与"遏制"战略的演化 |
| 第四节 对"遏制"战略的批判及其影响 |
| 小结 |
| 第四章 保罗·尼采与"全面遏制"战略 |
| 第一节 遏制战略深化的背景 |
| 第二节 尼采的战略素养 |
| 第三节 尼采对全面遏制战略的推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辛格与"缓和"战略 |
| 第一节 20世纪60年代末的国际态势 |
| 第二节 缓和战略的形成 |
| 第三节 基辛格的战略素养 |
| 第四节 缓和战略对美国国际战略的影响 |
| 第五节 对缓和战略的评判 |
| 小结 |
| 第六章 布热津斯基与"全面缓和"战略 |
| 第一节 缓和政策的深化 |
| 第二节 布热津斯基的战略素养 |
| 第三节 布热津斯基地缘战略思想的发展及特点 |
| 第四节 布热津斯基对中国认识的历史演变 |
| 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的启示与借鉴 |
| 第一节 战略思想与决策的互动 |
| 第二节 塑造美国战略思想家的主要因素 |
| 第三节 中国的需求与时代的回响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乔治·凯南大事年表 |
| 附录二 保罗·尼采大事年表 |
| 附录三 亨利·基辛格大事年表 |
| 附录四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事年表 |
| 附录五 发表的相关论文 |
| 后记 |
（8）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关于边疆架构和国家发展的研究 |
| (二) 关于美国边疆研究 |
| 三、研究内容、思路及框架 |
| (一) 研究内容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历史分析法 |
| (三) 精英分析法 |
| (四) 利益分析法 |
| (五) 层次分析法 |
| 五、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 |
| (一) 研究重点及难点 |
| (二) 研究创新 |
| 六、研究条件与可能存在的问题 |
| (一) 研究的有利条件 |
| (二) 研究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国家发展与边疆架构互动的逻辑 |
| 第一节 边疆架构的含义 |
| 一、边疆的含义 |
| 二、边疆架构及其基本要素 |
| 第二节 国家发展的含义 |
| 一、“国家发展”概念 |
| 二、相似概念的辨别 |
| 第三节 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存在逻辑互动关系 |
| 一、国家发展的需要促使边疆架构的初步构建 |
| 二、边疆架构影响国家发展 |
| 三、国家发展的状况促成边疆架构的调整 |
| 第四节 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进程 |
| 一、划分历史阶段的意义 |
| 二、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不同历史阶段 |
| 第二章 陆地边疆架构推动美国成为北美陆权强国(1776-1898) |
| 第一节 美国的建立 |
| 一、美国建立的标志 |
| 二、美国建立的动因 |
| 三、美国的四大要素 |
| 四、美国的三重属性 |
| 五、世界眼光和孤立主义 |
| 第二节 国家发展的需要催生美国陆地边疆架构 |
| 一、美国国家发展的需要促成其边疆拓展 |
| 二、美国陆地边疆架构的历史形成 |
| 第三节 陆地边疆架构对美国国家发展的影响 |
| 一、积极的作用 |
| 二、带来的问题 |
| 第三章 海洋边疆架构催生世界海权霸主(1898-1945) |
| 第一节 海洋边疆架构形成前的国家发展 |
| 一、实现了国家统一 |
| 二、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
| 三、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 |
| 第二节 国家发展催生海洋边疆架构 |
| 一、国家发展是海洋边疆架构形成的基础和动力 |
| 二、海洋边疆架构的历史建构 |
| 三、美国海洋边疆架构的发展 |
| 第三节 海洋边疆架构促进国家发展 |
| 一、优化美国的疆域结构 |
| 二、保障美国的国土安全 |
| 三、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 |
| 四、推动美国的国家转型 |
| 五、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 |
| 第四章 立体化边疆架构助推美国称霸全球(1945-1991) |
| 第一节 美国立体化边疆架构构建前的国家发展 |
| 一、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政治强国 |
| 二、成为全球排名第一的经济强国 |
| 三、军事实力荣登全世界第一 |
| 四、科技实力迅猛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国家发展催生立体化边疆架构 |
| 一、国家发展是美国边疆架构立体化的基础和动力 |
| 二、美国边疆架构立体化构建 |
| 第三节 美国立体化的边疆架构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
| 一、影响美国的疆域 |
| 二、为美国提供立体化的安全保障 |
| 三、有助于美国赢得美苏争霸 |
| 四、促进美国的经济及科技的发展 |
| 第五章 超主权性边疆架构支撑美国单极时代(1991至今) |
| 第一节 美国超主权性边疆架构构建前的国家发展 |
| 一、发挥全球作用的军事实力 |
| 二、居世界首位的经济实力 |
| 三、居世界第一的科技实力 |
| 第二节 美国超主权性边疆架构的形成 |
| 一、国家发展是美国超主权性边疆架构构建的基础和动力 |
| 二、利益边疆的构建 |
| 三、信息边疆的构建及治理 |
| 第三节 美国超主权性边疆架构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
| 一、对美国疆域的规模和结构的影响 |
| 二、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美国科技的影响 |
| 四、对美国军事实力的影响 |
| 五、对美国全球霸权的影响 |
| 第六章 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回顾与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进程 |
| 第二节 美国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互动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目的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的思路及内容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本文创新之处与局限性 |
| 第2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回顾 |
| 2.1 国外理论及文献回顾 |
| 2.2 国内研究现状及分析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军品贸易的决定：国家安全偏好及其作用 |
| 3.1 理性国家与国家安全偏好 |
| 3.2 军品贸易决定的基本模型 |
| 3.3 基本模型的拓展 |
| 第4章 国家安全中的军品贸易：理论的拓展分析 |
| 4.1 军备竞赛中的军品贸易 |
| 4.2 军事同盟中的军品贸易 |
| 4.3 恐怖主义、冲突、战争中的军品贸易 |
| 4.4 国防工业基础与军品贸易 |
| 4.5 外交政策与军品贸易 |
| 第5章 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实证研究 |
| 5.1 全球军品贸易的特征 |
| 5.2 实证检验模型及检验方法 |
| 5.3 数据定义、来源及说明 |
| 5.4 计量检验及结果分析 |
| 第6章 美国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 6.1 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国别研究的分析框架 |
| 6.2 美国建国至二战前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 6.3 冷战时期的美国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 6.4 冷战后的美国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 6.5 美国的军费开支、国防工业基础与军品贸易 |
| 6.6 美国军品出口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
| 第7章 俄罗斯（前苏联）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 7.1 近代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与军品贸易 |
| 7.2 前苏联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 7.3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 7.4 俄罗斯的军费开支与国防工业基础 |
| 7.5 俄罗斯军品出口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
| 第8章 中国的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 8.1 近代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变迁与军品贸易 |
| 8.2 战争背景下的中国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 |
| 8.3 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安全与军品贸易 |
| 8.4 新中国的军费开支、国防工业基础与军品贸易 |
| 8.5 中国军品出口的计量经济学检验 |
| 第9章 全球军品贸易规则与国家安全 |
| 9.1 国际军品贸易规则制定的政治经济学 |
| 9.2 国际军品贸易规则的发展 |
| 9.3 国际军品贸易规则的特点：基于双层博弈的分析 |
| 9.4 国际军备控制和不扩散 |
| 第10章 结论 |
| 10.1 军品贸易对于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
| 10.2 中国亟待加强军品贸易、维护国家安全 |
| 10.3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国防与经济 |
| 1.1.2 中国的国防支出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理论基础 |
| 1.2.2 文献回顾 |
| 1.3 研究目标及结构框架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结构框架 |
| 1.4 本文的可能创新点 第二章 中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 |
| 2.1 中国国防和经济的增长 |
| 2.2 中国国防支出增长的原因 |
| 2.2.1 国防发展战略 |
| 2.2.2 外部威胁 |
| 2.3 理论模型 |
| 2.3.1 Feder-Ram（FR）模型 |
| 2.3.2 增广的索洛（Solow）模型 |
| 2.4 建国以来我国国防战略的四次重大调整 |
| 2.4.1 “积极防御，防敌突袭”（1956-1964） |
| 2.4.2 “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964-1980） |
| 2.4.3 “应付和打赢局部战争”（1980-1993） |
| 2.4.4 “应付和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1993年至今） |
| 2.5 实证研究 |
| 2.6 扩展分析 |
| 2.7 本章小结 第三章 中国国防支出与公共支出权衡 |
| 3.1 国防支出与公共支出 |
| 3.2 国防支出对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 |
| 3.3 理论基础 |
| 3.4 计量方法 |
| 3.4.1 单位根检验 |
| 3.4.2 协整检验 |
| 3.4.3 VEC模型 |
| 3.4.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3.4.5 广义脉冲响应函数 |
| 3.4.6 方差分解 |
| 3.5 实证研究 |
| 3.5.1 数据来源说明 |
| 3.5.2 数据描述、单位根以及协整检验 |
| 3.5.3 VEC模型 |
| 3.5.4 格兰杰因果检验及其效应 |
| 3.5.5 方差分解 |
| 3.5.6 结论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第四章 中国国防支出的区域因素研究 |
| 4.1 南海概况 |
| 4.2 南海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
| 4.3 南海有争议国家 |
| 4.4 军备竞赛 |
| 4.4.1 军备竞赛的一般模型 |
| 4.4.2 理查森军备竞赛模型 |
| 4.5 实证分析 |
| 4.5.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5.2 单位根及协整检验 |
| 4.5.3 VEC模型 |
| 4.5.4 格兰杰因果检验及其效果 |
| 4.5.5 方差分解 |
| 4.6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中国国防支出的国际因素研究 |
| 5.1 国际军事形势及安全 |
| 5.2 影响国际军事安全形势的因素 |
| 5.3 中国威胁论及和平崛起 |
| 5.4 中国国防支出的决定 |
| 5.5 实证研究 |
| 5.5.1 数据来源 |
| 5.5.2 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
| 5.5.3 VEC模型 |
| 5.5.4 格兰杰因果检验及其效应 |
| 5.5.5 方差分解 |
| 5.6 本章小结 第六章 中国国防支出发展战略及政策分析 |
| 6.1 正确处理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6.1.1 充分认识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6.1.2 优化国防支出结构以促进经济增长 |
| 6.1.3 强化军转民以充分利用资源条件 |
| 6.2 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 |
| 6.2.1 国防战略思想的现代化建设 |
| 6.2.2 军队的现代化建设 |
| 6.2.3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建设 |
| 6.3 始终摆正我国国防工业的战略发展地位 |
| 6.3.1 国防工业水平要适应国防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
| 6.3.2 国防工业规模要符合我国的国际地位 |
| 6.3.3 国防工业发展要与国民经济水平相协调 第七章 全文结论和展望 |
| 7.1 全文结论 |
| 7.2 研究不足 |
| 7.3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致谢 |
四、国防经济应用研究领域的又一部创新力作——读《中国裁军与国防资源配置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爱国民主人士陈浴新先生研究[D]. 李唐.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2]新时代中国特色兵役法律制度研究[D]. 林高松. 武汉大学, 2020(04)
- [3]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现代战争与经济关系研究[D]. 黄毓森. 国防科技大学, 2019(01)
- [4]军事工业的垄断与进入问题研究 ——基于“民参军”的视角[D]. 李明峰.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5]基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战争经济支持力研究[D]. 李林.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6]美国政府对军工复合体的规制研究[D]. 贾琪.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7)
- [7]冷战时期的美国战略思想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D]. 张建.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9)
- [8]美国的边疆架构与国家发展[D]. 李朝辉. 云南大学, 2015(04)
- [9]军品贸易与国家安全[D]. 齐先国. 中央财经大学, 2015(02)
- [10]中国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D]. 赵亮. 天津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