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缓和 局部动荡——析二○○二年世界军事安全形势（论文文献综述）
龙沛[1]（2021）在《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文中研究表明公元前66年至公元628年间,以地中海盆地为核心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与以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的帕提亚—萨珊帝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周期性相互攻伐,即所谓的“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从广义上延伸,可以指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期间罗马人（晚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为争夺西亚地区进行的长达七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较量。双方交往的方式以战争为主,但战争背后牵涉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全方位对抗。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到高加索和阿拉伯沙漠诸王国、部落乃至非洲诸王国,两大帝国内外众多国家和族群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的行为体数量和交往复杂性远远超出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本身。罗马波斯战争贯穿双方国家地缘安全战略、宗教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利益、文化同化与抗拒的全方位博弈。罗马波斯战争成为古代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涉及国家和族群最多的战争,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宏观历史背景和古代地中海—西亚文明圈的交往发展趋势来看,罗马波斯战争是古典时代后期罗马人和波斯人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双向对冲扩张的结果。罗马波斯双方均渴望完全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遗产,尤其是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的政治遗产,因而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塞琉古王朝作为希腊化世界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其鼎盛时期将整个西亚地区和中亚一部分囊括其中,塞琉古帝国的疆域构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遗产中最大的一部分,也继承了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部分亚洲疆土。因此,罗马人和帕提亚人都把征服塞琉古王朝的西亚属地作为复兴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必要手段。塞琉古王朝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大力经营,客观上为后来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帕提亚帝国在塞琉古王朝东都塞琉西亚对岸营建新都泰西封,并与萨珊帝国接续统治六百余年。罗马—拜占庭帝国则将塞琉古王朝故都——叙利亚的安条克作为其在东方的统治中心。因此,罗马波斯战争首先是双方争夺并维护塞琉古王朝西亚遗产的战争,塞琉古王朝也正是在罗马和帕提亚的东西夹击下走向衰亡。罗马和帕提亚在西亚和东地中海的扩张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历时百余年,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双方在西亚正式接触。通过对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双向扩张,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最终将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基本瓜分完毕。最终罗马共和国控制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而帕提亚帝国控制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地区,近东地区形成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此时双方若要继续原先的扩张方向,就必然与对方爆发冲突,这便是持续六百余年罗马波斯战争的开始。罗马波斯战争总体根源为双方对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的争夺,但双方各自在不同时期的战略态势、文化秉性、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双方在战争中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及交往方式的不同,但总体上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罗马波斯战争既具有长时段、高烈度和长周期的特点,又具有间歇性、突发性和妥协性特征。双方长达7个世纪的较量对两大帝国内外各民族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欧亚草原和沙漠游牧部落通过深度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加快了其文明化进程,并最终改写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文明秩序。但两国交界处的高加索和西亚诸小国由于处于两大帝国夹缝中均未逃脱被肢解和灭亡的命运。罗马波斯战争对两大帝国本身既是双方国运的生死较量,又是统治者个人野心和帝国理想的主观驱动。在罗马波斯战争期间,两国由于综合国力大体势均力敌且理想战略纵深重合,罗马与波斯任何一方建立绝对安全疆界的努力均从根本上损害对方的安全,导致双方在西亚长期形成二元对抗僵局和两极安全困境。罗马波斯战争作为古代世界扩日持久、勾连东西的文明大战,对现代西方和东方文明对彼此的历史认知产生了许多潜在的深刻影响。在文明理想和统治者意志层面上,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理想和波斯人恢复居鲁士大帝事业的宏愿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战略对冲,双方均不具备凌驾于对方的绝对政治和军事优势,仅在不同时期先后占据相对优势。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在7个世纪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复杂变化,但总体在西亚和东地中海保持战略均势,双方对对方领土的征服成果均不能持久。罗马波斯战争后期,随着两大帝国交界处的缓冲国和附庸国相继被瓜分和吞并（亚美尼亚、加萨尼和莱赫米王国等）,两国战争烈度在7世纪初达到最高峰,且均一度将对方逼至绝境。与此同时,阿拉伯沙漠各部落由于长期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其政治组织、军事技术和文明程度迅速提高,终于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催化下诞生了中东地区最后一个一神教——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统一国家——麦地那乌玛政权。罗马人和波斯人在7世纪初的生死大战之后国家实力消耗殆尽,而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因长期处于战争前线经济凋敝、民怨沸腾,两国在阿拉伯沙漠边缘构建的附庸国体系也于此时彻底瓦解,遂使得阿拉伯人大征服的门户洞开。罗马波斯战争是希腊罗马文明和波斯文明在古代的终极对决,见证了古代世界帝国的发展极限。罗马波斯战争和欧洲民族大迁徙、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古典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到来。
柳承址（SEUNGJI RYU）[2]（2021）在《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文中提出冷战时期韩国政府通过韩美同盟提高防卫力,推进了旨在减少国家安全脆弱性的政策。但是,卢泰愚政府为了适应冷战的结束,推进新的对朝政策,采取了以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为核心的政策,以解除安全威胁。为保障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创建了由东北亚六国参加的东北亚和平协议会,通过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并营造引导朝鲜走向改革开放的环境。当时卢泰愚政府推进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在此后历任政府的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中都得到继承。但是,尽管韩国历届政府数十年来在政策上进行了各种试图消除朝鲜威胁的努力,朝鲜对韩国的安全威胁仍然无法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增大,作为韩国国家安全政策中心的对朝政策呈现出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问题。由此出发,本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冷战结束以来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与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并归纳其特点,分析其成果及局限性等,以找出上述问题的答案。为了更具体、更全面地探讨和评估,本论文将立足于历史研究分析方法与文献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在既有研究中,对冷战后时代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既缺少系统、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对它们的演变、异同、不同的特点及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因此本研究主要阐述的内容及创新点是从国家安全视角,通过系统、全面梳理韩国历届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分析韩国对朝政策和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演变、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原因。通过本研究,能够了解冷战后时期韩国安全政策的特点。其特点是从冷战时期开始逐步演进的,并不是其政策方向发生了急进的转变,而且比冷战时期更加具体化、体系化,其领域也日益扩大。但是,由于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只是暂时改善了韩朝关系,所以韩朝关系反复出现前进和倒退的循环,对解除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做出太大贡献。不过,通过和解合作改善韩朝关系和与国际社会的多边安全合作,试图使朝鲜半岛和平体制制度化的政策方向是正确的。今后,韩国政府应克服各种变数,为制定能够消除安全威胁的对朝政策,并实现多边安全合作构想而努力。
成向东[3]（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提出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刘亚男[4]（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演变研究 ——基于中国国内因素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
丁伟航[5]（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李天齐[6]（2020）在《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型研究：1978-1985年》文中提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内政和外交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和调整。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为了适应新形势的下国家安全的需要,中国彻底摒弃了上世纪60年代起实行的以革命斗争求安全的战略,调整为有利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型安全战略。而国内工作重心转移的内生动力,国家领导人对外部环境、时代主题等安全观念的转变,以及对外战略一系列调整构成了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由改革开放为标志,中国开始着手调整了工作重心的问题,走上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道路。中国领导人也不再认为国家处于革命与战争盛行的年代,取而代之的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因此,中国着手同美国建交,同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改善同东南亚各国为代表的周边国家关系,惩戒越南对中国边境地区的威胁,最终与苏联开始进行关系正常化。这三者分别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安全战略转型的根本动力、直接动力和措施。在实行这些调整过后,中国完成了自身的国家安全战略转型。这一调整过程从1978年开始至1985年完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其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1978-1979的准备阶段,1979-1982的调整阶段以及在1982-1985年的确立阶段。并最终在1987年,随着三步走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国家安全战略共同形成了发展型安全的大战略。由于这次安全战略转型,为了我们改革开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安全环境。并成为指导中国崛起的发展型安全大战略的缘起。本文尝试对这次国家安全战略转型的过程进行系统性的阐述,比较安全战略转变前与转变过程中的安全观念以及对外战略行为。
王雪莲[7]（2020）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文中研究说明在当代社会中,信息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信息正在影响着国家战略决策和国际关系的走向,掌握全面而准确及时的信息,成为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会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国会在参与美国的外交政策时同样需要信息。国会研究服务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作为美国国会的专属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信息服务与决策研究分析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国会研究服务局拥有同其他思想库相同的功能,同时还有别于其他思想库,在为国会提供政策理念、政策主张、决策研究、提供讨论平台、举办研讨会的同时,还为国会提供各种信息数据支持服务,即数据储存服务、研究问题背景材料支撑、文摘汇编等服务,是国会的重要信息来源与政策咨询部门。美国国会的主张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对中国政策上,国会内部的看法经常不统一,因为国会中数百位的议员代表不同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受党派和院外集团的影响,难以达成统一的观点和意见。利益集团的游说和思想库的研究,对国会立法也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作用。在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决策中,美国总统的作用当然是最关键的,然而美国国会也是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尤其在本文所关注的冷战中、后期,受国际关系以及中美两国国情变化的影响,国会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中国的看法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中美关系起起浮浮,从中美关系打开僵局到缓慢发展,再到僵持和化险为夷,建立中美正常化外交关系,中美正式建交后两国的关系也是不断出现危机,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两国关系中的“难点问题”,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是国会中较为敏感、重点关注的政策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研究,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是国会的一个重要的专属思想库,在国会的外交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为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提纲携领地分析课题的缘起、研究内容、研究空间、研究意义。通过研究综述,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扫描总结。正文由四章组成,论述了1969年至1991年期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决策研究,具体如下:第一章对本文所讨论的思想库的概念和分类进行界定,追溯美国思想库的历史发展,思想库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特别分析和论证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和绝大多数思想库的相同及不同之处,提出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和信息来源,以及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各专门委员会及议员们的秘书办公室服务及影响,最后对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详细的论述。第二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关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研究,围绕着美国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一历史问题的“不得不转变的观点”、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国家代表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的争论、以及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研究分析。在对恢复中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问题上,美国本着一贯阻挠的政策,在历史发展的趋势下,不断调整阻拦中国的政策,在联合国内整整阻拦了中国22年。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与代表中国利益的亚非拉等第三世界的国家进行争辩,最终以美国的失败告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国际形势也发生变化,美国内部对中国的认知有了不同的声音,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内政外交政策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这有助于美国国会相关机构及议员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第三章主要是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分为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关系对美国的影响、以及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研究三个方面。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美国国会内部对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争辩,并提出建立正常化关系的两种提案。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前,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西德等国已经与中国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与中国建交的四个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分析,分析他们与中国建交后给本国带来的影响。中美建立正常化外交关系后,因为美国政府调整对中国的政策,美中实行战略合作,美国政府的一些作法引起国会的不满和担忧。第四章主要是关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正式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的研究。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壁垒,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与美国不断出现摩擦,国会是台湾的主要支持者。这反映了台湾当局投入巨额资金扶植院外集团来影响美国国会和政府政要的事实。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台湾问题越发重要,本章从美国对台湾的政治、安全、经济三方面的政策进行研究论述。结语部分对本文的总体脉络进行了梳理,总结了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华政策上的研究分析。由于国会的关注,因此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尤其关注,国会研究服务局针对中美关系的不同时期,分析中国问题,笔者力图证明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分析与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关系。
贾龙阳[8]（2019）在《法塔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法塔赫是“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阿拉伯语的英译转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代表巴勒斯坦利益的政治组织。1956年,法塔赫由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勒斯坦青年在埃及筹建,1959年正式成立于科威特。成立之初,法塔赫坚持组织独立性,主张武装斗争是实现巴勒斯坦建国的唯一方式。1965年,法塔赫正式开始对以武装斗争,这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陷入低谷时的应激反应,也是国际社会在巴以问题上有失公允的必然结果。在开展对以武装斗争后,法塔赫组织规模迅速增加,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64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立,法塔赫于1967年加入并迅速成为第一大政治派别。1968年,法塔赫在卡拉梅战役中以弱胜强,重创入侵的以色列军队,在提振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低迷士气的同时,自身国际地位与政治影响力也不断提高。1969年,法塔赫赢得巴解组织内部选举,阿拉法特成为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自此,法塔赫的方针政策正式成为巴解组织的信仰纲领和行为准则。卡拉梅战役后法塔赫实力的迅速膨胀,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其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在法塔赫影响力不断扩展的背后,隐含的是组织内部矛盾的凸显、政治分歧加剧以及盲目自信等危机,而在这些危机掩盖下频繁干预他国主权的越轨行为,使阿拉伯国家与法塔赫的关系渐行渐远,最终引发与约旦的流血冲突,法塔赫因此遭遇重挫。面对内外压力,法塔赫选择借助恐怖主义手段摆脱困境,相继发动或参与多起针对阿拉伯国家、以色列和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但是,投入与产出成反比的恐怖主义,无疑是一把双刃剑,法塔赫在借助恐怖主义手段获得一定关注的同时,阿拉伯国家的猜忌、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以色列更为猛烈的报复接踵而至,法塔赫由此失去的不仅是外界的信任和内部的民心,还有巴勒斯坦解放事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正义性,而这也成为日后法塔赫在巴以问题中合法地位和话语权屡遭质疑的重要原因。在践行恐怖主义的同时,法塔赫并没有吸取与约旦反目成仇的经验教训,非但没有找到一条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谐相处之道,反而变本加厉地忽视和干涉他国内政,参与和激化地区矛盾,最终引发黎巴嫩内战。黎巴嫩内战导致法塔赫生存环境更加恶劣,阿拉伯国家对其猜疑顾忌之心更重,自身国际形象更因此一落千丈。暴力活动的持续威胁,促使以色列在1982年发动旨在消灭黎巴嫩境内巴勒斯坦武装力量的黎巴嫩战争,而这场战争也使法塔赫受到毁灭性打击,组织结构濒于崩溃,对以政策被迫转向缓和。1987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爆发反抗以色列暴政的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这场大起义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不仅迫使以色列重新正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诉求,还使陷于困境的法塔赫重获新生。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巴勒斯坦于1988年宣布建国。进入1990年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这为巴以问题走向政治解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契机。法塔赫顺应历史潮流,与以色列签署《奥斯陆协议》,使政治解决巴以问题成为双方乃至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准则,使在中东地区盛行多年的恐怖主义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更为以和平方式解决世界其他地区宗教、领土、民族争端提供了最真实的范例和最良好的佐证,从而掀开了巴以和平进程新的篇章。同时,《奥斯陆协议》也推动了法塔赫主导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建立,巴勒斯坦人在建立实体国家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是,巴以矛盾根深蒂固,巴勒斯坦内部关于对以政策始终存在分歧。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强势崛起,导致法塔赫的内政外交政策缺乏足够的执行力,加之以色列右翼政府的重新上台,进而引发巴以和平进程再度瘫痪。2004年,阿拉法特病故,面对权力真空,法塔赫各派势力迅速展开博弈。这种政治内耗,不仅严重制约了组织本身的发展,还使法塔赫在与哈马斯角逐巴勒斯坦最高权力的议会斗争中频遭失败,巴勒斯坦政治格局也由此受到更多伊斯兰宗教势力的影响。巴勒斯坦的内部分裂,导致法塔赫的国际国内形象严重受损,削弱了法塔赫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国际社会的作用。伴随着外交话语权的丧失,法塔赫在与以色列的外交斗争中更显颓势,加之国际局势的纷繁复杂,法塔赫以及巴勒斯坦的未来更加堪忧。国际社会与法塔赫的历史以及巴以问题的走向息息相关。美国在巴以问题上长期奉行双重标准,巴以问题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输出意识形态和美国式价值观的最好媒介,加之国际格局的变迁乃至总统个人好恶,都使美国巴以政策缺乏公平性和稳定性,也严重损害了美国与法塔赫的关系。苏联在法塔赫发展过程中曾扮演同盟者的角色,但苏联对法塔赫的援助往往带有政治附加条件,目的是与美国争夺在中东地区的利益,这种利己主义倾向明显的外交政策成为苏联与法塔赫关系的最大隔阂。中国与法塔赫既有蜜月期,也有冷战期,但总体而言,双方关系整体向前的趋势并未改变,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继续支持法塔赫正义事业的同时,也在巴以问题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阿拉伯前线国家在历史上曾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做出贡献,但这些国家为自身利益干涉法塔赫和巴以问题的做法,始终是影响双方关系的主要障碍。联合国在巴以问题上曾扮演冲突“制造者”的角色,但随着第三世界力量的崛起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不断加剧,联合国开始扮演巴以冲突“调停者”与和谈“促进者”的角色,不断改善同法塔赫的关系,联合国也由此成为当今巴以问题不可或缺的外部推手,也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巴以问题仲裁核心。欧洲国家曾是美国巴以政策的跟随者,但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欧盟巴以政策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与法塔赫的关系也持续改善,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民生问题的关注,为巴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
钟晓雅[9]（2019）在《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启程以来,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史岁月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受世情与国情两个“具体实际”的影响和制约。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国际环境因素作为制定和执行国家内外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在应对国际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断推向前进。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每一个重要理论成果,都与国际环境的发展演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国际环境影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必须弄清国际环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概念及二者的互动关系。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环境既是一种外部影响因素,又是一个动态影响过程,具有客观性、规定性、双重性、多变性特征;既是一个复合概念,又是一个系统概念,包含诸多构成要素。国际环境对国家的道路选择、制度规范、思想意识、发展方略、对外战略等方面都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全部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的总和。马克思主义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进行中国化,这有助于打破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实践逻辑,增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话语权,发挥中国对优化国际环境的推动作用。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认知、践行和创新发展,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种子是在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中萌发的,国际环境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期间,国际经济环境、国际政治环境、国际文化环境都对近代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中国各阶级阶层的先进人士开始反思历史与现实,试图通过走“西学”之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困境,但种种道路都因为不适合中国国情而宣告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深刻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外的留学经历、中外社会思潮的论战、世界革命运动高涨等因素相互交织,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育成的重要外部条件,推动中国工人阶级迅速觉醒和成长。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分子开始接触、学习、信奉、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在苏维埃俄国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之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中国的国际环境极为复杂。国际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攻与破、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与和、苏共方面对中国革命的亲与疏、“第三世界”力量的增与减、世界权力结构重组和两极格局形成等外部环境变量相互交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制定和实施国家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对20世纪上半叶国际环境准确研判和把握的基础上,围绕“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进行了艰辛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实践层面上走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独特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理论成果,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时期,由于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还不够成熟,对一些国际问题的认识出现偏颇,犯了一些“左”倾和右倾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经历了一些失败与挫折。然而,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实现了在曲折中前进。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创造的理论成果,又反作用于国际环境,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乃至对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潮流初步呈现,国际政治多极化初见端倪,苏东国家发生剧变,这成为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面对和应对的国际环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敏锐的政治眼光把握世界大势,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大判断,在全党全社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重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三步走”战略目标,实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明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和平演变”,开创了符合时代发展和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重要理论成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发展,为其他国家寻找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对国际环境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战,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动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科学发展观,筑牢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生面,对于推动世界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共十八大之后,世情、国情、党情再次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新契机;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夙愿;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面对前所未有的的机遇和挑战,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施“五位一体”总布局,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优势;创新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如此,我们党还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了中国参与国际交往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以更加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迎来了新的历史性飞跃。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理论前提;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实践基础;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必然要求;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崭新视野;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根本保障。这些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并继续践行。
刘喆[10]（2019）在《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如何将有限的国家资源在国防部门与民用部门之间进行合理的配置,是世界各国政府都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政策问题。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虽然已被广泛研究,但研究结论尚无法形成明确共识,而且现有文献大多将国家采取的国防战略考虑为外生给定的因素,忽略了在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国防支出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同影响这一事实。本文的主题是研究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期望通过中美之间的比较研究,考察国防战略因素在国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找出中国国防支出政策以及国防工业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提高国防支出的效益、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提供理论和实证的借鉴意义。本研究采用比较研究法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和比较了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内容有:（1）对国防支出概念的界定与分类。本文强调了国防战略的三大决定因素,即国家利益、国家大战略与国家安全战略、综合国力。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家的国防战略进行了分类,即全球威慑型、积极防御型、联盟型和中立型。（2）梳理了二战以来中美两国国防战略的调整与演变,总结出中美两国国防战略中不变的指导思想（全球威慑与积极防御）,以及在各自不同的国防战略思想指导下建设与运用国防力量的不同方式。（3）将国防战略量化到实证模型当中,检验和比较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两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差异。结果表明美国总国防支出在长期和短期都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积极影响,但美国海外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着为负;国防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4）在立足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前提下,提出了加强中国国防支出经济增长效能的可行性政策建议:一是保持国防支出的合理规模与增速,实现国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二是优化国防支出结构,提升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三是深化国防经济经营主体改革,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国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做了初步的探讨。本文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国防支出规模需求方程为基础,推导出了国防规模需求方程的一般形式,并探讨了不同国防战略对国防支出规模和结构可能造成的不同影响,进一步又分析了不同规模与结构的国防支出通过不同的需求效应、供给效应和安全效应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同的影响。第二,将国防战略因素纳入到实证模型中,对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两国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在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两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的确不同。第三,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修正后的巴罗模型（Barro Model）为基础,利用协整的自回归分布滞后边界测试（auto-regressive distributive lag,ARDL）来确定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利用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分析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效应。对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动态效应的同时考察使得本文的研究结论更准确、更有意义。
二、总体缓和 局部动荡——析二○○二年世界军事安全形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总体缓和 局部动荡——析二○○二年世界军事安全形势（论文提纲范文）
（1）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史料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从亚历山大到庞培:罗马波斯战争的原因和背景 |
| 第一节 塞琉古秩序在西亚的解体与帕提亚帝国的西扩 |
| 第二节 从爱琴海到黎凡特:罗马共和国的东扩进程 |
| 第三节 米特里达梯战争与罗马—帕提亚近东两极格局的形成 |
| 第二章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亚美尼亚问题的肇始与罗马—帕提亚的初步交锋 |
| 第二节 初次罗马—帕提亚战争:克拉苏东征始末 |
| 第三节 卡莱战役后续及帕克如斯西征 |
| 第四节 安东尼的帕提亚远征及其影响 |
| 第五节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战争的特点 |
| 第三章 早期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奥古斯都至克劳迪时期罗马—帕提亚关系回顾 |
| 第二节 尼禄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亚美尼亚安息王朝的建立 |
| 第三节 图拉真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其历史影响 |
| 第四节 哈德良和安东尼·庇护时期的罗马—帕提亚关系演变 |
| 第五节 马可·奥勒留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安东尼瘟疫 |
| 第六节 塞维鲁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罗马波斯边界的东移 |
| 第七节 卡拉卡拉东征与尼西比斯会战 |
| 第四章 晚期罗马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阿达希尔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内外政策与国际局势 |
| 第二节 沙普尔一世与罗马帝国的三次战争考察 |
| 第三节 奥勒良至卡鲁斯时期罗马波斯内政及相互关系的变化 |
| 第四节 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化与4 世纪罗马波斯关系的转型 |
| 第五节 沙普尔二世与罗马帝国的战争 |
| 第六节 亚美尼亚的瓜分与4 世纪末罗马波斯和平的确立 |
| 第五章 早期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的“5 世纪和平”解析 |
| 第二节 “阿纳斯塔修斯战争”始末 |
| 第三节 查士丁尼与库斯洛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四节 “高加索战争”的爆发与公元 591 年和平协定的签署 |
| 第五节 古代世界的最后大战:公元602-628 年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六章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文明交往:罗马波斯战争的理论解读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战争”中的地理结构、疆土安全与国家战略 |
| 第二节 国际体系:罗马波斯战争中核心、中间、外围行为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文明交往视角下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欧美学术界关于国家安全的研究 |
| 1.2.2 韩国学界关于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的研究 |
| 1.2.3 中国学界关于韩国安全政策及朝鲜半岛安全的研究 |
| 1.2.4 既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 |
| 1.4 创新点 |
| 第二章 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理论考察 |
| 2.1“国家安全”与“安全威胁” |
| 2.1.1“国家安全”的概念 |
| 2.1.2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
| 2.1.3“安全威胁”的概念 |
| 2.1.4“安全威胁”的认知 |
| 2.2 国家安全政策 |
| 2.2.1 对国家利益的追求 |
| 2.2.2“国家安全政策”的定义和范围 |
| 2.2.3 “国家安全政策”与国防、外交、经济之间的关系 |
| 2.2.4 关于“多边安全合作” |
| 第三章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政策 |
| 3.1 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安全威胁 |
| 3.1.1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及其目标 |
| 3.1.2 韩国的战争历史及威胁认知 |
| 3.1.3 韩国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 |
| 3.1.4 韩国国家安全与现有威胁、潜在威胁的关系 |
| 3.2 关于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1 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 |
| 3.2.2 冷战时期韩国的国家安全政策 |
| 3.2.3 韩国的安全政策与对朝政策、多边安全合作构想的关系 |
| 第四章 韩朝关系的转换时期:对话与对立的共存 |
| 4.1 卢泰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88-1993) |
| 4.1.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1.2 多边安全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协议会” |
| 4.1.3 卢泰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4.2 金泳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3-1998) |
| 4.2.1 对朝政策的主要推进内容 |
| 4.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多边对话” |
| 4.2.3 金泳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五章 韩朝关系的前进与发展时期:探索合作与共赢 |
| 5.1 金大中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1998-2003) |
| 5.1.1 和解合作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和平与稳定的六国宣言” |
| 5.1.3 金大中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5.2 卢武铉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3-2008) |
| 5.2.1 和平繁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5.2.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东北亚时代构想” |
| 5.2.3 卢武铉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第六章 韩朝关系的倒退时期:矛盾与对话的断绝 |
| 6.1 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08-2013) |
| 6.1.1 相生共荣政策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1.2 多边安全合作的构想-“新亚洲构想” |
| 6.1.3 李明博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2 朴槿惠政府的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2013-2017) |
| 6.2.1 “韩半岛信任进程”的概念和推进内容 |
| 6.2.2 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 |
| 6.2.3 朴槿惠政府安全政策的分析与评价 |
| 6.3 现任文在寅政府的安全政策现状(执政中前进和倒退的循环) |
| 6.3.1 文在寅政府“韩半岛政策”的基本内容 |
| 6.3.2 “东北亚+责任共同体构想” |
| 6.3.3 安全政策现状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韩国历届政府安全政策的演变 |
| 7.2 冷战后韩国历届政府的安全政策的特点 |
| 7.3 冷战后韩朝关系前进与倒退的反复的原因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发表和完成的论文 |
| 附录A:冷战后时期历届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和主要内容-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B:冷战后时代历届韩国政府的多边安全合作构想:卢泰愚政府-朴槿惠政府 |
| 附录C:韩国政府的对朝政策的演变及继承 |
| 致谢 |
（3）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渊源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阐释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研究 |
| 二、区域主义理论的研究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变量综述与选择 |
| 四、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案例综述与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 |
| 一、概念诠释与描述性推论 |
| 二、比较案例分析与因果推论 |
| 三、过程追踪与历史制度分析 |
| 第一章 区域共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共识的内涵 |
| 一、观念与共享观念 |
| 二、意向与集体意向 |
| 三、语言与共同承诺 |
| 四、认同与集体认同 |
| 第二节 共识的建构 |
| 一、利益与共识 |
| 二、危机与共识 |
| 三、交往与共识 |
| 第三节 区域共识的建构 |
| 一、共同利益与区域共识 |
| 二、危机管理与区域共识 |
| 三、国际互动与区域共识 |
| 第二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规律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化 |
| 一、制度的构成 |
| 二、制度化动因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国际安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国际经济共识的制度化 |
| 三、国际环境共识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区域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制度化: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 |
| 二、区域共识的制度化变量与假设 |
| 第三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共同利益 |
| 一、利益协调需要制度保障 |
| 二、共同利益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利益扩大推动再制度化 |
| 第二节 危机管理 |
| 一、危机化解需要制度安排 |
| 二、危机管理依靠制度协调 |
| 三、危机管理迫使制度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协调 |
| 一、国际协调奠定制度基础 |
| 二、国际协调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推进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集体意向 |
| 一、集体意向决定集体行动 |
| 二、集体意向建构社会实在 |
| 三、集体意向建构制度事实 |
| 第四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全球与区域 |
| 第一节 全球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跨区域到全球 |
| 一、国际安全“共识”:从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到联合国 |
| 二、国际经济“共识”: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 |
| 第二节 区域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次区域到区域 |
| 一、西欧联合:从思想理念到煤钢共同体 |
| 二、欧洲联合:从“三大共同体”到欧盟的成立 |
| 第三节 全球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关系 |
| 第五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次区域与区域 |
| 第一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东欧剧变推动中欧制度合作 |
| 二、共同利益:集体安全需要中欧制度安排 |
| 三、国际协调:维谢格拉德会晤与“V4+N”会晤机制 |
| 四、集体意向:共同加入欧盟与加强中欧身份 |
| 五、维谢格拉德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反恐国际合作启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能源与安全利益奠定制度化基础 |
| 三、国际协调:从“双边”上海峰会到“多边”杜尚别会晤 |
| 四、集体意向:《上合宣言》与《打击三股势力公约》 |
| 五、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三节 “东盟+”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内忧外患推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利益范围扩大助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从邦胜聚会到东亚峰会 |
| 四、集体意向: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 |
| 五、“东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四节 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接口”:“扩员”与“+N”模式 |
| 结论 |
| 一、区域共识制度化的一般经验 |
| 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理论限定与局限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其他变量与假定 |
| 四、中国等新兴国家引领的区域共识制度化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6）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型研究：1978-1985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问题与文献 |
| 三、研究方法与分析框架及创新性 |
| 第一章 安全战略转型的前夕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前的革命外交 |
| 第二节 转型前的对外关系 |
| 第二章 :安全战略转型的第一阶段:1978-1979年 |
| 第一节 对外战略调整准备阶段的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中日关系的调整 |
| 第三节 调整周边外交关系 |
| 第三章 安全战略转型的第二阶段:1979-1982年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建交后的新波折与《八一七公报》 |
| 第二节 中苏关系关系正常化的起点 |
| 第三节 应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威胁 |
| 第四章 安全战略转型的第三阶段:1982-1985年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 |
| 第二节 中苏关系正常化再启程 |
| 第五章 国家安全战略转型各阶段转型动力及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1978-1979年,准备阶段转型动力以及互动关系 |
| 第二节 1979-1980年,调整阶段转型动力及互动关系 |
| 第三节 1982-1985年,确立阶段转型动力和互动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和方法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综述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国内研究综述 |
| (四)研究空间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美国国会与国会研究服务局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与思想库 |
| 一、思想库的概念及分类 |
| 二、思想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 三、全方位的思想库:国会研究服务局 |
| 第二节 美国国会与思想库 |
| 一、美国国会的信息需求与信息来源 |
| 二、美国国会的附属机构 |
| 第三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成果及作用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的信息来源及研究成果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国会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美国作用分析 |
| 一、1969年前美国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二、1970年以后美国对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转变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联合国的影响研究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研究 |
| 一、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投票 |
| 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
| 第三节 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的研究分析 |
| 一、国会议员对中国的新认知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70年代政策的分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可行性分析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争论的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方案研究 |
| 三、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美国国会的立法作用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其他国家与中国建交影响的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日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澳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法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四、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德(西德)正式建交的影响研究 |
| 第三节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 |
| 一、美国政府内在对华政策上的不同态度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战略合作的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共同关注问题的政策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的台湾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美国与台湾关系的政策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后台湾的政治环境的研究 |
| 二、中美建交后白宫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政策的研究 |
| 第二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问题研究 |
| 一、台湾的安全问题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政策的研究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军售的具体措施分析 |
| 第三节 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对台湾的经济政策研究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中美建交后的台湾经济概况的研究 |
| 二、国会研究服务局关于美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研究 |
| 三、美国针对台湾经济政策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国会研究服务局的地位 |
| 二、中美正式建交前后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国政策的分析 |
| 三、国会研究服务局对中美建交前后台湾问题的看法 |
| 四、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1951年-1960年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投票表决记录 |
| 附录二 :第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有关中国问题的提案投票结果 |
| 附录三 :1961年-1970年关于“重要问题”的投票结果 |
| 附录四 :1961年-1970年关于恢复中国联合国代表席位和驱逐台湾当局的投票结果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着情况 |
（8）法塔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特点创新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特点创新 |
| 第一章 法塔赫的初创与奠基(1959-1967) |
| 一、法塔赫的建立 |
| (一) 法塔赫建立的历史背景 |
| (二) 阿拉法特与法塔赫的建立 |
| (三) 法塔赫早期核心成员 |
| 二、法塔赫的早期思想主张与分歧 |
| (一) 法塔赫的早期思想主张 |
| (二) 法塔赫早期内部分歧 |
| 三、阿拉伯政治团体对早期法塔赫的影响 |
| (一)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对早期法塔赫的影响 |
| (二)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对早期法塔赫的影响 |
| 四、早期法塔赫与巴解组织关系 |
| (一) 巴解组织成立的背景 |
| (二) 早期法塔赫与巴解组织的对立与竞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法塔赫的崛起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泛滥(1967-1973) |
| 一、法塔赫坚持对以武装斗争 |
| (一) 阿拉伯国家对以斗争受挫与法塔赫坚持武装斗争 |
| (二) 法塔赫武装斗争面临巴勒斯坦内部竞争 |
| 二、卡拉梅战役与法塔赫的崛起 |
| (一) 法塔赫的武装斗争引发卡拉梅战役 |
| (二) 法塔赫的强势崛起与内外危机 |
| 三、“黑九月”事件与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泛滥 |
| (一) 约、巴多重矛盾引发“黑九月”事件 |
| (二) 法塔赫遭受重创与实践恐怖主义呼声的高涨 |
| (三) 法塔赫“黑九月”组织及其恐怖主义实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法塔赫谋求建国与暴力活动的反复(1973-1993) |
| 一、法塔赫建国战略的调整与内外分歧 |
| (一) 法塔赫“渐进式”建国方案的提出 |
| (二) 法塔赫内部及巴解组织的分裂 |
| 二、黎巴嫩内战与法塔赫艰难处境 |
| (一) 法塔赫成为黎巴嫩内战的催化剂 |
| (二) 黎巴嫩内战导致法塔赫举步维艰 |
| 三、黎巴嫩战争与法塔赫的衰落 |
| (一) 法塔赫暴力活动诱发黎巴嫩战争 |
| (二) 黎巴嫩战争导致法塔赫岌岌可危 |
| 四、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与法塔赫重获新生 |
| (一) 法塔赫面临内忧外患 |
| (二) 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对法塔赫的影响 |
| 五、法塔赫谋求缓和与巴以和平进程的开启 |
| (一) 法塔赫面临内外困境 |
| (二) 法塔赫参与巴以和平进程与《奥斯陆协议》的签署 |
| (三) 《奥斯陆协议》对法塔赫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法塔赫执政与暴力冲突再度升级(1993-2018) |
| 一、法塔赫执政与哈马斯的挑战 |
| (一) 法塔赫推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建立 |
| (二) 法塔赫与哈马斯的矛盾冲突 |
| 二、法塔赫内外交困与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 |
| (一) 巴以和平进程搁浅与法塔赫的执政危机 |
| (二) 法塔赫寻求出路与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的爆发 |
| 三、阿拉法特逝世与法塔赫的渐趋式微 |
| (一) 巴以冲突再度升级与阿拉法特深陷困境 |
| (二) 阿拉法特逝世对法塔赫的影响 |
| (三)“后阿拉法特时代”法塔赫的内部危机 |
| (四) 法塔赫失去执政地位与巴勒斯坦内战 |
| (五)“两国方案”的危机与法塔赫处境的艰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法塔赫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
| 一、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 (一) 1960 年代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 (二) 1970 年代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 (三) 1980 年代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 (四) 1990 年代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 (五) 21 世纪法塔赫与美国的关系 |
| (六) 对法塔赫与美国关系的评价 |
| 二、法塔赫与苏联(俄罗斯)的关系 |
| (一) 1960 年代法塔赫与苏联的关系 |
| (二) 1970 年代法塔赫与苏联的关系 |
| (三) 1980 年代法塔赫与苏联的关系 |
| (四) 法塔赫与俄罗斯的关系 |
| (五) 对法塔赫与苏联(俄罗斯)关系的评析 |
| 三、法塔赫与中国的关系 |
| (一) 中国与早期巴勒斯坦问题 |
| (二) 1960 年代法塔赫与中国的关系 |
| (三) 1970 年代法塔赫与中国的关系 |
| (四) 改革开放后法塔赫与中国的关系 |
| (五) 对法塔赫与中国关系的评价 |
| 四、法塔赫与阿拉伯前线国家的关系 |
| (一) 法塔赫与埃及的关系 |
| (二) 法塔赫与叙利亚的关系 |
| (三) 法塔赫与约旦的关系 |
| (四) 法塔赫与黎巴嫩的关系 |
| (五) 对法塔赫与阿拉伯前线国家关系的评价 |
| 五、法塔赫与联合国的关系 |
| (一) 1967-1987 年法塔赫与联合国的关系 |
| (二) 1987-2000 年法塔赫与联合国的关系 |
| (三) 2000 年后法塔赫与联合国的关系 |
| (四) 对法塔赫与联合国关系的评价 |
| 六、法塔赫与欧共体(欧盟)的关系 |
| (一) 法塔赫与欧共体的关系 |
| (二) 法塔赫与欧盟的关系 |
| (三) 对法塔赫与欧共体(欧盟)关系的评价 |
| 第六章 法塔赫组织构成的分类研究 |
| 一、法塔赫的上层组织结构 |
| (一) 法塔赫大会 |
| (二) 法塔赫革命委员会 |
| (三) 法塔赫中央委员会 |
| 二、法塔赫的地方组织结构 |
| 三、法塔赫的成员标准 |
| 四、法塔赫的武装组织 |
| (一)“暴风”突击队 |
| (二)“坦齐姆”组织 |
| (三) 阿克萨烈士旅 |
| (四)“第14部队”(Force 14) |
| (五)“第17部队”(Force 17)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法塔赫发展历程的解析 |
| 二、法塔赫与国际社会关系评价 |
| 三、对法塔赫和巴以问题未来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一、英文文献 |
| (一) 档案 |
| (二) 着作 |
| (三) 学位论文 |
| (四) 期刊论文 |
| (五) 报刊文章 |
| (六) 网络文献 |
| 二、中文文献 |
| (一) 着作 |
| (二) 期刊论文 |
| (三) 报刊文章 |
| (四) 网络文献 |
| 三、网络资源 |
| 附录一:相关名词中英文对照 |
| 附录二:法塔赫大事记 |
| 在学期间已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致谢 |
（9）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二）国外对该课题的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际环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关系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与影响 |
| （一）国际环境的基本内容 |
| （二）国际环境对国家发展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国际意义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特征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意义 |
|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科学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一）国际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影响 |
| 第二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启程 |
| 一、近代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当时国际经济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当时国际文化环境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在国际环境促动下育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
| （一）国外留学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打开了思想视野 |
| （二）思潮论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辨明了理论信仰 |
| （三）世界革命运动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行动借镜 |
| 三、在国际革命力量帮扶下建立中国共产党 |
| （一） 共产国际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二）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
| （三）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 |
| 第三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 |
| 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及其影响 |
| （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时期的国际环境 |
| （二）国际环境对中国社会主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的影响 |
| 三、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
| （一）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事业 |
| （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与世界意义 |
| 第四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
| 一、20 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国际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国际经济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国际政治环境变换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三）苏东剧变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 |
| （一）改革开放，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
| （三）邓小平理论的世界意义 |
| 三、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进程 |
| （一）在应对国际环境影响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 |
| （二）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筑牢中共执政基础 |
| （三）实施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生面 |
| 第五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 |
| 一、中共十八大以来国际环境新态势及对中国的影响 |
| （一）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抬头 |
| （二）经济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
| （三）科技进步向纵深推进，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契机 |
| （四）全球性问题凸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
| （五）世界文明交流融合，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深刻复杂 |
| 二、应对国际环境影响，创生国内治理新思想新战略 |
| （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
| （二）实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 |
| （三）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 |
| （四）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形成创新发展新优势 |
| （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安邦兴国之魂 |
| （六）创新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三、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提出国际交往新理念新举措 |
| （一）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
| （二）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
| （三）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
| （四）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六章 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
| （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二）坚决回击国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否定 |
| （三）必须始终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
| 二、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 |
| （一）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髓 |
| （二）任何时候都应以解决中国社会重大发展问题为根本任务 |
| （三）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必须始终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
| 三、紧跟时代潮流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
| （一）科学判断时代主题，找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定位 |
| （二）准确把握时代趋势，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要求 |
| （三）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进程 |
| 四、树立世界眼光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崭新视野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应加强国际合作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借鉴他国经验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对外开放 |
| 五、坚持党的领导是应对国际环境影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障 |
| （一）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和削弱党的领导 |
| （二）坚持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三）要经得起“外部环境考验”，增强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二、国防战略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
| 三、对国内外已有文献的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国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防战略的概念与分类 |
| 一、国防战略概念界定 |
| 二、国防战略的分类 |
| 第二节 国防战略影响国防支出的作用机理 |
| 第三节 国防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 一、国防支出通过需求效应影响经济增长 |
| 二、国防支出通过供给效应影响经济增长 |
| 三、国防支出通过安全效应影响经济增长 |
| 第三章 中美国防战略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国防战略历史演进 |
| 一、二战以来美国国防战略的调整与演变 |
| 二、二战以来中国国防战略的调整与演变 |
| 三、中美国防战略的差异比较:全球威慑与积极防御 |
| 第二节 中美国防战略差异的现实表现 |
| 一、军兵种结构差异比较 |
| 二、国内外基地布局差异比较 |
| 三、军事同盟安排差异比较 |
| 四、军事科技发展思路差异比较 |
| 第四章 中美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状况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中美国防支出状况比较分析 |
| 一、中美国防支出的规模状况比较分析 |
| 二、中美国防支出的结构状况比较分析 |
| 第二节 中美经济增长状况比较分析 |
| 一、中美GDP增长状况比较分析 |
| 二、中美GDP构成及变化比较分析 |
| 第五章 不同国防战略下中美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实证模型的建立 |
| 一、模型构建 |
| 二、研究方法与步骤 |
| 三、数据来源与处理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单位根检验 |
| 二、ADRL边界协整检验 |
| 三、长期均衡关系与短期动态效应估计 |
| 四、稳定性检验 |
| 五、实证结果检验说明 |
| 第六章 主要结论与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一、美国总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积极影响 |
| 二、美国海外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消极影响 |
| 三、中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
| 第二节 提高国防支出经济增长效能的对策 |
| 一、提高国防支出经济增长效能的基本原则 |
| 二、提高国防支出经济增长效能的政策措施 |
| 全文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总体缓和 局部动荡——析二○○二年世界军事安全形势（论文参考文献）
- [1]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D]. 龙沛. 西北大学, 2021(10)
- [2]冷战后韩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演变及特点 ——以对朝政策及多边安全合作构想为中心[D]. 柳承址（SEUNGJI RYU）. 北京大学, 2021(09)
- [3]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演变研究 ——基于中国国内因素的视角[D]. 刘亚男.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6]中国安全战略的转型研究：1978-1985年[D]. 李天齐.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7]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与美国对华政策研究（1969-1991）[D]. 王雪莲.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8]法塔赫研究[D]. 贾龙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9]国际环境影响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研究[D]. 钟晓雅.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9)
- [10]不同国防战略背景下中美国防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研究[D]. 刘喆. 湖北大学, 201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