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恐怖主义的根源特征及防范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王一帆[1]（2021）在《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反恐斗争已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通过采取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反恐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恐怖主义风险最高的中国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安全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但是,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仍在境外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土耳其已成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大本营和避难中心。“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煽动反华舆论,筹措发展资源,扩大组织规模,集中训练恐怖活动人员,遥控指挥实施恐怖袭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在土耳其,使中国无法从根源上铲除这一“毒瘤”。因此,与土耳其推进和深化反恐合作,对中国进一步开展反恐斗争和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限制“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活动与发展,中国与土耳其开展的反恐合作已启动多年,但是取得的成效不佳,缺乏实质化进展,亟需在多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和推进反恐合作的共识也在逐步深化。因此,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论述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与土耳其开展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和深化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具体对策。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详细梳理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共经历了起源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入阶段。总结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具有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进程阶段性、立场反复性、合作复杂性和目标长期性。第三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深入剖析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与土耳其以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推进反恐合作具有的可行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伊斯兰国”和“东突”等恐怖主义发展因素,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以及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等双方利益因素,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等国际力量因素。第六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对策,包括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等内容。
张诗含[2]（2020）在《恐怖组织生命周期的演化规律研究 ——基于中外反恐实践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恐怖主义已成为影响国际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9·11”事件更是将恐怖主义推向了新高度。受世界恐怖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反恐也进入了深水区。追溯恐怖主义的发展,恐怖分子不是天生的,其发展具有一定的规律。恐怖组织作为恐怖行为的主体之一,在时间上也呈现一定演化特征,表现为连贯地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具体表现为:单一恐怖组织的活动方式、影响因素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存在差异;不同恐怖组织在发展、衰退及消亡过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共性和可比性。因此,研究恐怖组织生命周期的演化进程,基于演化特征抽象出一般模型与演化模式,有助于探究影响恐怖组织生存、发展和消亡的因素,找出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演化进程中的突破点,从而采取精准的反恐措施,对于制定国家反恐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当前已经消亡或者处于衰退阶段的主要恐怖组织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了恐怖组织生命周期的演化规律。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内容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本部分主要阐述了本研究的背景、意义、研究内容和方法等,梳理相关理论基础,进行概念界定和数据说明,为后续研究奠定理论、数据基础和研究框架。第二部分是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演化模型构建。本部分通过分析恐怖组织存续时间,划分恐怖组织的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演化模型,并从阶段时长、极值点、拐点三个表现形式对模型特征进行刻画。第三部分是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演化模式分析。本部分基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综合分析,横向维度为恐怖组织生命周期的影响因素,纵向维度为阶段时长、极值点、拐点三个表现形式,将恐怖组织的生命周期演化模式划分为“稳健持续型”、“急涨缓衰型”、“闪现闪亡型”、“转型复苏型”四种模式,分析各种模式的特点,选取实例开展模式验证,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反恐策略。第四部分是对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演化模式的具体应用,从中国反恐实际出发,对威胁我国国家安全的主要恐怖组织威胁进行了分析。本部分以“东突”恐怖组织为例,对其生命周期演化模式进行了判定与分析,属于“转型复苏型”演化模式,并提出了要从根源上进行治理,加强去极端化等相应的治理策略。第五部分是总结全文,梳理研究结论,并提出本文的不足之处与未来研究展望。
吴雪琪[3]（2020）在《现代政治话语中的俄美反恐斗争比较》文中研究表明国际恐怖主义是一种动态发展的政治现象,进入21世纪以来,其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和趋势,对全球安全构成了更加严峻的威胁。为打击这一人类文明的公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反恐战略、政策和举措的规划、制定和落实。俄罗斯和美国都是深受恐怖威胁之害的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的两个重要角色,俄美在反恐斗争中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根本原则,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实践历程,两国均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反恐体系与机制。批评话语分析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批评语言学领域的新兴研究方向,其一经提出便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英国语言学家费尔克劳夫将系统功能语言学和社会学理论相结合,提出了话语三维分析模型这一重要成果。具体而言,第一个维度是文本,即描述所选语料的语言学特征,第二个维度是话语实践,即阐释文本是如何被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第三个维度是社会实践,即解释话语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批评话语分析中的其他流派一样,该模型关注的核心问题亦是探索话语、权力控制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本文以费氏话语三维模型为理论框架,对俄罗斯和美国的反恐话语进行剖析。研究的基本思路如下:首先,选取俄美在反恐领域发布的共计13份官方文件,自建小型语料库,从语言学领域中的高频词、及物性系统和情态意义三个角度进行文本分析。其次,解读俄美反恐话语生成、传播和接受的过程,探讨交际行为中发话者、受话者和话语内容三个要素的关系和特点。最后,考察影响文本生成的历史背景、国际环境等语境因素,挖掘出语言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政治动机和权力关系。政治文本是政治权力掌握者实现其政治目的的一种话语工具,反映说写者对某个问题的认知、立场和主张。本文以俄美与反国际恐怖主义斗争相关的政治话语为研究对象,实现对费尔克劳夫批评话语三维分析模型的具体运用,希望能够为拓宽反恐斗争研究的理论视角提供参考。
张磊[4]（2020）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互联网大会上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随着新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者——恐怖主义,已从传统的网下威胁演变和发展成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型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近年来,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活动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不断增多,不仅威胁着各主权国家的国内安全,更对国际社会安全造成极大破坏。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对我国国家安全也提出了新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之下,网络恐怖主义威胁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从对象型向空间型转变,从单向型向交叉型转变,而且其专业化、智能化、分散化、隐蔽性特征更强。传统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手段,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面前显得捉襟见肘,无法起到有效的防控作用。在此种背景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应强调体系性与开放性的治理理念,也应从单一的治理思维向综合预防性战略转变。网络恐怖主义考验着国内法治、预警机制、融资制度、国际合作战略等的体系化建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内涵和新战略,实现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防控已成为新的时代课题。当前我国与国际社会在应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国内来看,我国在防控网络恐怖主义问题上尚未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积极指导功能。国家安全内涵丰富,包括国家内外部安全,也包括国土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新诠释,提出了11种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从特征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多层次性、立体性、辩证性和动态性,这些特征使得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提供更加丰富的视角。目前,国内关于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预防性立法缺失,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在制度层面,也表现在实践层面;此外,还缺乏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包括金融、预警机制等的不健全,需要在新的安全理念下树立更综合性的防控理念,建立新的防控策略。从国际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内,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需要世界各国的互助合作。但当前,世界各国在应对网络恐怖主义时往往采用“双重标准”,法律合作、技术合作与情报合作基础不牢,亟待构建网络反恐的国际化体系。在此种情势下,如何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指导功能?如何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融合于具体的有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制度性举措之中?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文章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机制的健全进行诠释。导论部分就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等作简要分析。第一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反恐的导向意义,采用文献研究法,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成背景、基本内涵、目标追求和现实应用状况。文章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与特性对网络反恐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国家安全观背景下,首先要明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现方式,进而深刻挖掘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我国新的反恐战略的指导意义。第二章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背景分析,梳理和阐述了网络恐怖主义的内涵,明确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现实状况与发展态势。文章分析了网络恐怖主义内涵及其阶段特征,指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具有主体复杂、对象广泛、成本低廉、组织隐蔽的特点;总结了当下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新趋势,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是利用网络融资、传播思想、发展成员、联络和利用网络开展恐怖袭击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特点和新趋势对总体国家安全产生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策略和路径进行优化。第三章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中国困境。从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在立法融资机制、预警机制以及国际合作机制方面都有一些探索,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足,这些不足使得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存在薄弱环节,导致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要对当前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进而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对策建议奠定基础。本部分着重网络恐怖主义防控的预防性立法体系、预警机制、融资防控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问题深入剖析,检视我国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战略、防控体系、防控对策方面存在的诸多不足。第四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选择,明确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立场和政策定位。在价值立场方面,应全面优化网络反恐的价值理念,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网络反恐的价值引导,形成四位一体的网络反恐观,即建立以治理为中心的反恐观,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反恐观,塑造以教育为核心的反恐观,完善以预防为重心的反恐观。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政策定位上,首先,应坚持科学的整体策略,以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兼顾非传统安全手段防控网络恐怖主义威胁,运用法律、金融等多种手段来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其次,应严格掌握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明确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立场、整体定位和基本模式,使刑事政策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引导相契合,夯实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路径的价值基础。第五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应强调整体与互动的治理理念,构建多层次的防控路径。一是法治化反恐。进一步健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法律体系,不仅需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专门法律,还需要发挥部门法的规制作用,健全反恐预警立法和反恐融资立法。二是预防性反恐。宏观上,鉴于我国目前预防性反恐立法检视中发现的不足,应构建预防性反恐立法体系,强化预防性刑事立法,统筹法律之间在预防犯罪上的衔接机制。微观上,要完善法律机构体制、规范罪刑设置、调整财产刑处理、优化认定机制等,进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机制,既保证法律的预防性,还需要防止法律过度扩张,最终达到预防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三是技战术反恐。构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预警机制,创建高效的恐怖主义情报搜集和交流模式,确保预警机制精准有效。首先,健全网络反恐预警防控组织结构,通过立法明确各预警机构的职责内容;在实际预警中,通过提高预警意识等来发挥作用。其次,强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情报分析能力,建议要明确反恐预警情报内容,发挥人力情报分析核心作用,及时掌握存储于网络服务器上的数据、信息,同时在建立信息数据库基础上,发挥网民在情报搜集方面的积极作用,扩大情报覆盖范围和精准性。最后,还要确保预警机制的物质保障、技术保障,利用综合保障机制来实现预警机制职能发挥。四是金融性反恐。进一步完善网络反恐融资监管机制,通过完善立法和机制,为打击网络恐怖主义融资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另外,还要加强融资防控部门建设,加强融资监管和司法合作。五是全球性反恐。加强网络反恐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调整国家工作战略的前提下,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恐中心,深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国际合作。综上,通过法律体系、预警机制、融资制度、国际合作机制等的完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域下有效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姜彦杨[5]（2020）在《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缘思想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南亚与中国西部接壤,是中国贸易和发展的合作伙伴,也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地区。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和南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联系不断深入,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日益凸显。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以及西方学者均对地缘因素进行了深刻分析,形成了诸多地缘思想,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和对策研究基于以上地缘思想展开。中国同南亚的交往源远流长,追溯中国和南亚交往历史,探寻中国和南亚交往历程,分析中国和南亚交往现状,进一步对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和对策展开研究。当前,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产生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南亚地缘优势推动了“一带一路”的发展,另一方面,由南亚地缘因素所产生的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带一路”的推进。其中,“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不利因素主要体现在具有破坏政治稳定倾向、阻碍经济发展倾向和威胁地区安全倾向三个方面。这些不利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样的,从政治方面看,南亚地区国内政局不稳定、跨界民族问题不断以及域内外大国间的博弈;从经济方面看,南亚地区经济水平总体落后、域内合作往来低效、域外经贸活动受限:从安全方面看,南亚地区暴力恐怖事件频发、外交环境遭遇破坏、信息安全难以保障等。针对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产生的不利影响,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应对。首先要坚持平等权力观,开创政治新局面:深化交流对话机制,增强政治互信;重塑跨界民族关系,促进民心相通;摒弃“零和博弈”思想,实现政策沟通。其次是要坚持共同利益观,促进经济一体化:消除贫困经济根源,带动经济发展;深化区域交流机制,推动合作共赢;加强多边合作互动,促进互联互通。最后是要坚持综合安全观,构建安全共同体:发挥联合反恐机制,打击暴恐势力;打造良好外交平台,实现开放包容;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保障信息安全。总之,中国应与南亚国家深化合作,共同面对南亚地缘因素带来的风险,一起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新动力,为实现地区共同繁荣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刘磊[6]（2019）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加速了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对于恐怖组织来说,资金是他们的生命线、是驱动力;没有资金支持,恐怖主义就将无法运作。国家有必要基于经济基础,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流,阻断恐怖资金转移通道,以限制恐怖组织规模的扩大,并削弱其影响。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立场,结合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流通转移渠道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比较分析国际组织和部分发达国家反恐怖融资体系和具体做法,进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一方面完善了恐怖融资理论研究体系,丰富了反恐怖融资理论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从实践角度对国际反恐怖融资机制及我国反恐怖融资进行分析,对于我国完善反恐怖融资战略和机制,打击恐怖主义,从而维护我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恐怖主义不仅在全球造成人员伤亡和恐慌,也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本文提出对恐怖主义这一政治性极强的课题进行经济学角度的思考。比如,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选择成本收益比最合适的恐怖袭击方式;采用“消费替代”理论分析恐怖袭击目标的变化;采用“社会收入”理论来分析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长久存在的原因;尝试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的预算约束,即恐怖融资的规模对恐怖组织恐怖袭击行为的影响;还通过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领导人、恐怖融资委托人之间的博弈和策略选择,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秘密冻结涉恐资产、公开监视恐怖分子亲属以及发展经济等方式来提高对恐怖融资的打击力度。恐怖融资需求侧是恐怖组织的各项支出需要。恐怖组织与现代社会组织一样,需要资金作为其运营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运营一个恐怖组织,可以被看作是在运营一个特殊的公司,其追求的是将培训、意识形态宣传、武器装备等资源投入,通过恐怖组织自身的“生产”,将其转化为恐怖袭击、政治权利、影响政策等“增值产品”,并通过一系列运作程序,将“增值产品”“出售”给社会团体、宗教团体、特定种族团体等特定的“客户”。而维持这个特殊公司不仅需要发动恐怖活动所需的武器装备、交通工具、后勤保障等直接开销,还需要运营人力成本、宣传成本等间接成本。恐怖融资的供给侧是恐怖融资的主要来源,其供给水平决定了恐怖融资的规模,进而决定了恐怖组织的规模和实力。恐怖融资的供给可分为外部资助和自我融资两种类型,而外部资助包括国家资助和非国家资助,自我融资则包括贸易等合法收入和绑架、贩毒等非法收入,此外还有所谓“征税”的资金供给。恐怖融资不同的供给来源方式各有优劣,不同的恐怖组织通常会根据其历史背景、所处环境、组织形态、任务目标等因素,选择适合的一种或多种恐怖融资方式。不同时期的恐怖组织也会侧重于不同的恐怖融资方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恐怖融资的流通转移渠道是恐怖融资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即支出和收入之间进行流通转移和价值转换的通道,主要包括正规的金融系统、非正规的价值转移体系、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途径,以及虚拟货币等新兴转移方式。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虚拟货币、网络支付、暗网交易等方式,已吸引了恐怖组织的目光,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组织,也借助比特币、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和方式筹措和转移资金。对联合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组织和国家的反恐怖融资体系进行比较分析。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埃格蒙特金融情报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各种形式为国际反恐怖融资合作与交流做出了诸多努力。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根据国际公约,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建立了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准则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协调合作的执法体系,充分发挥各执法部门的专业性和积极性。“了解你的客户”“风险为本”“一致监管”和“持续性”是国际反恐怖融资工作坚持的普遍原则。虽然国际社会对打击恐怖融资有基本的共识,但是在全球反恐怖融资合作机制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通过猎鹿博弈的分析,证明了在国际社会中就打击恐怖融资进行政府间合作几乎不可能成功。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恐怖袭击威胁不断加大,反恐怖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东伊运”作为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通过直接发动恐怖袭击活动、组织培训和转移恐怖分子、在境内募集恐怖活动资金等三个方式对我国安全造成危害。根据分析,我国面临的恐怖袭击风险和洗钱风险都较高,两者叠加后使得我国也面临着中等水平的恐怖融资威胁。我国的恐怖融资供给来源主要包括个人或企业资助、变卖个人财产、经商所得、向信教群众筹措等“合法渠道”以及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收入。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反恐怖融资标准制定,不断扩大我国在国际反恐怖融资中的话语权。通过构建包括刑事立法、行政法规、行业规范和要求在内的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式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反恐怖融资工作机制,并通过定向金融制裁、涉恐资金冻结等配套制度确保反恐怖融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我国反恐怖融资实践中存在社会反恐怖融资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政府机构组织体系与工作机制还不健全以及国际合作力度还比较薄弱等问题,但整体上从立法、情报质量、可疑交易监测有效性、资源配置、国际合作有效性等方面的评估显示我国反恐怖融资脆弱性处于中低水平。为我国反恐怖融资应从改善社会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反恐怖融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以及扩大反恐怖融资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另外,还要制定我国反恐怖融资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统筹部署反恐怖融资体制机制设计,进而推动我国反恐怖融资工作迈向新台阶。
陈思颖[7]（2019）在《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的风险防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接连不断。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三股势力不断炮制各种暴力、非暴力事件以扰乱民心,破坏社会正常秩序,危害国家安全。这些涉恐事件违背法律法规和社会发展规律。有鉴于此,2014年4月15日,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概念并阐述了“11种安全”的基本要义。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安全观,折射出中国实际与中国精神。因此,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的风险防范需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依托,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本文以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涉恐事件的现状分析为出发点,以风险社会理论揭示当前涉恐事件呈现的现状,进而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和风险防范困境。在深入分析并总结困境与成因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境外地区政府的治理经验,以风险治理理论和整合治理理论为依托探寻我国政府的治理举措,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和配套的逻辑分析框架。对研究对象及相关的概念进行理论界定,并对涉及到的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在对2008-2017年这10年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空间地域场域、特殊利益场域以及社会心理场域入手对涉恐事件产生的根源进行系统分析。从风险识别与评估、风险预防与控制以及风险沟通与处置三个层面对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的风险防范的技术、机制及监督困境进行梳理和阐述。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出发,结合整合治理理论并基于我国国情和国外经验,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本文主要从政治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人民安全、文化安全五个方面提出涉恐事件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
徐培良[8]（2019）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反恐怖主义问题研究》文中认为新疆恐怖主义至今仍然威胁着中国西北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而新疆恐怖势力有意与国际恐怖势力、反华势力相勾结,极力推动其暴恐“理论”和行为国际化。恐怖分子的这种作为增加了我国新疆反恐的复杂性。因此中国积极推动了以区域合作反恐为重要任务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严厉打击新疆恐怖主义,使得涉疆恐怖分子的国际空间被压缩,疆内的治安状况也更加可喜。尽管如此,新疆反恐斗争依然是一项不可松懈的长期而复杂的工作,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这一工作总目标的顺利实现离不开上合反恐功能的继续发挥。因此,加深对上合反恐功能与新疆反恐工作有效结合的研究,以为推动新疆反恐工作取得新的胜利贡献微薄之力,是本文的目的和意义。本文内容可分为五部分,一是归纳分析了国际反恐怖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二是归纳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功能,分析其反恐成效,得出成绩是其主要方面,但也存在不足;三是上合域内及新疆邻近地区,即中亚地区、车臣地区、南亚北部地区恐怖主义对新疆安全稳定的影响;四是上合组织框架下新疆恐怖主义的问题以及影响解决这些问题的要素,指出一方面来自于上合组织自身的不完善,另一方面来自于新疆等域内恐怖主义势力、反华势力的威胁。五是提出通过完善上合组织的反恐功能来增益新疆反恐的对策。成员国在反恐合作中应坚持效率和平等并重的问题,上海合作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在反恐时时要注意系统性和灵活性,综合应用刚柔并济、短期—长期结合、标本兼治等多种治理方式反恐。新疆反恐斗争是一场艰巨而复杂的工作,在目前新疆形势变好的情境下,仍然不能掉以轻心,而是抓住形势变好这一时机,利用上合组织反恐平台,与成员国一道,“宜将剩勇追穷寇”,最大的限度地打击新疆恐怖主义势力。
许超[9]（2019）在《英国反恐斗争中的去极端化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英国是世界上遭受恐怖主义威胁较为严重的国家,恐怖主义在英国被视为头号安全威胁。为打击滋生恐怖主义的极端主义思想,英国自21世纪以来开展的反恐斗争重点就是其实行的一系列去极端化政策。本文的研究以英国反恐斗争中的去极端化为切入点,系统分析了英国去极端化政策的制定、实施以及效果评估等问题。总体来说,英国的反恐斗争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01年“9.11”事件前为打击分裂主义为特征的恐怖主义阶段,主要是打击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主义分裂活动;2001年“9.11”事件发生至2005年的“7.7”事件之间,主要是参与全球反恐阶段;2005年“7.7”事件以后,英国的反恐斗争才进入去极端化阶段。英国实行去极端化政策的背景主要是,英国多元文化主义践行的失败,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英国的兴起,再加上英国反恐陷入了越反越恐的窘境。从英国不同阶段反恐斗争的特点来看,去极端化政策主要针对的就是在英国日益兴起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英国去极端化政策的提出和制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四个阶段的演变。首先,2006年英国政府提出了反恐“竞赛”战略,将预防工作列为反恐四大支柱之一;其次,2011年为应对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和威胁,英国政府正式出台了《预防战略》;再次,2015年为有效打击日益增长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英国政府正式推出了《去极端化战略》;最后,面对2017年后频繁遭受的恐怖袭击和极端主义威胁的进一步加深,2018年3月成立了打击极端主义委员会。另外,在目标设置上,英国去极端化政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即认知层面上的转变和具体行为上的断绝。英国去极端化政策的实施主要是通过与各个风险场所的合作。这些风险场所主要包括学校、互联网、宗教组织、慈善机构、医疗卫生服务单位和监狱。通常来说,这六大风险场所最容易受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英国政府的去极端化政策就是要求这些机构在去极端化工作中承担责任,并在这些风险场所设立各种专门机构进行指导和监控,负责去极端化工作。与此同时,这些风险场所自身也积极采取各种举措配合政府的去极端化工作。在英国政府实行去极端化政策的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开展了形式各异的去极端化工作,本文既选取了与英国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相似的其他欧洲国家,如荷兰、丹麦、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也选取了目前世界范围内去极端化成效最为显着的中东大国沙特以及去极端化特色非常鲜明的印尼和新加坡,与英国的去极端化政策进行比较,并从中得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启示。通过对比发现,世界各国去极端化的模式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受制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现实状况差异的影响,各国的去极端化政策又存在很大的不同。目前看来,英国是世界上去极端化政策实行较为成功的国家。多年的去极端化实践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主要表现为建立了全国范围内的社区反恐预防机制和多部门协作的“渠道”项目。不过,受制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英国去极端化政策也面临一些困境,主要表现为去极端化政策使得穆斯林群体常常被整体“嫌疑人化”,还有去极端化政策带来的人权问题,这些都使得去极端化工作的成效大打折扣。通过对英国反恐斗争中去极端化政策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四个方面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第一,去极端化政策的目标必须清晰并有针对性;第二,必须对去极端化政策和社会融合政策进行必要的区分;第三,去极端化政策的制定必须要基于本国具体国情;第四,要动员各种力量参与到去极端化工作中来。作为同样遭受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中国也可以从英国去极端化政策产生的成效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田野[10]（2018）在《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6年1月1日我国《反恐怖主义法》正式实施,提出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其他方法煽动仇恨、煽动歧视、鼓吹暴力等极端主义,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并对反恐怖主义、反极端主义的工作原则与安全防范、应对处置、法律责任等具体问题进行规制。2017年4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施行,这是我国首例关于去极端化的专门立法,该《条例》针对新疆特殊的民族、宗教情况,总结各部门在去极端化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在《反恐法》等立法的基础上对去极端化问题作出了细化规定,契合去极端化的实践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在全国范围内起到了先行先试的示范作用。近年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问题持续受到各界关注,但对宗教极端主义犯罪进行的系统研究为数不多,尚存在较大研究空间。本文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基本问题及其侦查与防控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完善我国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机制的建议,以期为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实践提供借鉴。第一章对宗教极端主义犯罪进行概述。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等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宗教极端主义指从宗教中异化而出的极端主义思想,它利用所从出的宗教来煽动群众,具有鲜明的政治目的性,具有强烈的非理性与排他性。宗教极端分子煽动宗教极端主义的目的是实施宗教极端主义犯罪行为,以图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实现其政治图谋。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在演变中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性、虚伪性与排他性等特点。当前宗教极端主义犯罪呈现出全球化、网络化、多样化的复杂态势,宗教极端主义犯罪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威胁国家安全、危害社会和谐与稳定,打击与防范宗教极端主义犯罪是世界各国为争取人类社会和平与安宁的共同选择。第二章探讨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理论依据与原则。理论与实践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实践既要接受理论的指导,又要在实践中不断归纳、检验理论并完善、发展理论。从价值追求维度看,秩序是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首要价值,正义是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基本目标,效益是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重要内在价值。从刑事政策维度看,我国当前的刑事综合政策、基本刑事法律政策及具体刑事法律政策对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提出了综合防控、以严为主、零容忍等要求,综合防范与严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犯罪是侦防工作的重点所在。从指导原则维度看,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应当遵循法治原则、标本兼治原则、积极主动原则、防范为主惩防结合原则、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等,确保侦防实践不会偏离正确方向。第三章对我国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现状及问题进行探究。我国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渐完备的过程,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反恐怖主义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等法律法规中都有涉及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诸多条文,我国立法将“去极端化”作为关注重点纳入反恐工作的整体格局之中,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防治提到了反恐“治本之策”的高度,宣示了打击和防范极端主义的决心。在我国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实践中,初步形成了较有成效的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体系,以公安机关、武警部队、人民解放军及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多元化侦防力量基本整合,共享型情报信息平台初步建成,侦防工作成效化逐步显现。与此同时,我国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机制仍存在侦防协作系统不成熟、情报导侦运行不畅达、侦防运作机制不健全、防控体系建设不完善等许多有待优化之处。第四章对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进行域外比较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从未消停,甚至呈现出了全球化扩散、愈演愈烈的趋势,对两大法系中在宗教极端主义犯罪惩治与防范方面有代表性的美国、以色列、俄罗斯、法国等典型国家的宗教极端主义犯罪历史渊源与侦防机制等进行梳理可知,典型国家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既有顺应各国特殊国情的差异性,又在打击与防范并举、广泛主体积极参与、重视情报的作用、注重开展国际合作等方面体现出共同性。总结域外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经验与教训,启示我国应当妥善处理民族与宗教问题,注重对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侦查与防范并重,重视情报导侦运行机制构建,加强国际与国内警务交流及合作。第五章研究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机制构建。我国当前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构建相对完备的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机制需要从革新侦防观念、深化情报导侦、优化侦查机制、强化防控体系等四大方面着力。首先,应当重视侦防协作理念,不断提高合成作战能力、加强国际合作支撑,灵活而务实地开展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合作。其次,应当深化情报导侦的运行机制与保障制度建设,加强对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情报资源挖掘、整合、研判与共享机制构建。再次,应当从侦防指挥协调机制构建、侦查措施运用、侦查取证重点等方面优化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查机制,提高侦查机关应对犯罪新态势的攻坚克难能力。最后,应当提高对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防控水平,强化风险研判、预案制定等能力,落实多元化防控主体协作机制,完善立体化公共安全防控网络,不断加强对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预测、预警、预防。
二、恐怖主义的根源特征及防范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恐怖主义的根源特征及防范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1.1 关于土耳其的研究现状 |
| 1.3.1.2 关于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 1.3.1.3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研究现状 |
| 1.3.1.4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1 在土耳其外交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 |
| 1.3.2.2 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方面 |
| 1.3.2.3 在地区和全球反恐合作方面 |
| 1.3.2.4 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跨学科研究法 |
| 1.4.3 学术访谈法 |
| 1.5 相关理论 |
| 1.5.1 合作论 |
| 1.5.2 国家利益论 |
| 1.5.3 国家安全理论 |
| 1.6 研究框架 |
| 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 |
| 2.1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 |
| 2.1.1 起源阶段 |
| 2.1.2 探索阶段 |
| 2.1.3 发展阶段 |
| 2.1.4 深入阶段 |
| 2.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发展特征 |
| 2.2.1 进程阶段性 |
| 2.2.2 立场反复性 |
| 2.2.3 合作复杂性 |
| 2.2.4 目标长期性 |
| 3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 |
| 3.1 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
| 3.1.1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 |
| 3.1.2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要求 |
| 3.1.3 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 3.1.4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选择 |
| 3.1.5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保障 |
| 3.1.6 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本出路 |
| 3.2 开展反恐合作对土耳其的战略价值 |
| 3.2.1 强化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基础 |
| 3.2.2 深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关键前提 |
| 3.2.2.1 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
| 3.2.2.2 土耳其与中国贸易不平衡加剧 |
| 3.2.3 维护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全稳定的有效手段 |
| 3.2.4 改善国际形象和提升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
| 4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 |
| 4.1 国际环境 |
| 4.1.1 中东地区力量格局转变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战略契机 |
| 4.1.2 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平台保障 |
| 4.1.3 世界各国的反恐立场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舆论支持 |
| 4.2 国内环境 |
| 4.2.1 中国境内恐怖主义风险显着降低 |
| 4.2.1.1 预防打击恐怖主义 |
| 4.2.1.2 开展去极端化治理 |
| 4.2.1.3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 4.2.2 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趋势日益明显 |
| 4.2.2.1 以更加积极自主的态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 |
| 4.2.2.2 以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强化亚太区域的合作 |
| 4.2.3 中国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多领域的合作 |
| 4.2.3.1 经济领域合作 |
| 4.2.3.2 人文领域合作 |
| 4.2.3.3 其他领域合作 |
| 5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 |
| 5.1 恐怖主义发展因素 |
| 5.1.1 “伊斯兰国”的发展变化 |
| 5.1.1.1 调整武装活动策略,改变恐怖袭击方式 |
| 5.1.1.2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寻求多方势力合作 |
| 5.1.1.3 积极开展跨国“圣战”,策划实施“回流”渗透 |
| 5.1.2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变化 |
| 5.1.2.1 以土耳其为政治和发展中心 |
| 5.1.2.2 以土耳其为指挥和活动中心 |
| 5.2 双方利益因素 |
| 5.2.1 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 |
| 5.2.2 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 |
| 5.2.3 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 |
| 5.3 国际力量因素 |
| 5.3.1 美国因素 |
| 5.3.1.1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 |
| 5.3.1.2 美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 5.3.2 欧盟因素 |
| 5.3.2.1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 |
| 5.3.2.2 欧盟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 6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 |
| 6.1 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 |
| 6.1.1 坚持打击恐怖主义 |
| 6.1.2 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
| 6.1.3 坚持反对反恐“双重标准” |
| 6.2 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 |
| 6.2.1 加强反恐问题磋商交流机制建设 |
| 6.2.2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价值 |
| 6.2.3 争取第三方国家对反恐合作的支持 |
| 6.3 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 |
| 6.3.1 强化反恐情报交流共享 |
| 6.3.2 协调开展网络信息监管 |
| 6.3.3 探索反恐怖融资合作渠道 |
| 6.3.4 促进去极端化治理交流 |
| 6.3.5 推动引渡合作取得新进展 |
| 6.4 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 |
| 6.4.1 持续增进政治互信 |
| 6.4.2 破解经济合作瓶颈 |
| 6.4.3 丰富人文交流形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恐怖组织生命周期的演化规律研究 ——基于中外反恐实践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恐怖组织的定义和分类 |
| 1.3.2 恐怖组织与恐怖主义的关系 |
| 1.4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4.1 组织生命周期理论 |
| 1.4.2 恐怖组织生命周期理论 |
| 1.4.3 研究述评 |
| 1.5 研究框架和数据说明 |
| 1.5.1 本文研究框架 |
| 1.5.2 数据说明 |
| 1.6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7 本章小结 |
| 2 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演化模型 |
| 2.1 恐怖组织生命周期的影响因素 |
| 2.1.1 内部视角 |
| 2.1.2 外部视角 |
| 2.2 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演化模型的要素 |
| 2.2.1 恐怖组织存续时间分析 |
| 2.2.2 恐怖组织发展阶段划分 |
| 2.3 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演化模型的构建 |
| 2.4 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演化模型的特征刻画 |
| 2.4.1 阶段时长 |
| 2.4.2 极值点 |
| 2.4.3 拐点 |
| 2.5 本章小结 |
| 3 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演化模式分析 |
| 3.1 四种演化模式的构建依据 |
| 3.2 “稳健持续型”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模式 |
| 3.2.1 “稳健持续型”恐怖组织模式 |
| 3.2.2 “稳健持续型”恐怖组织的实证分析 |
| 3.2.3 “稳健持续型”恐怖组织预防与打击策略 |
| 3.3 “急涨缓衰型”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模式 |
| 3.3.1 “急涨缓衰型”恐怖组织模式 |
| 3.3.2 “急涨缓衰型”恐怖组织的实证分析 |
| 3.3.3 “急涨缓衰型”恐怖组织预防与打击策略 |
| 3.4 “闪现闪亡型”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模式 |
| 3.4.1 “闪现闪亡型”恐怖组织模式 |
| 3.4.2 “闪现闪亡型”恐怖组织的实证分析 |
| 3.4.3 “闪现闪亡型”恐怖组织的预防与打击策略 |
| 3.5 “转型复苏型”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模式 |
| 3.5.1 “转型复苏型”恐怖组织模式 |
| 3.5.2 “转型复苏型”恐怖组织的实证分析 |
| 3.5.3 “转型复苏型”恐怖组织的预防与打击策略 |
| 3.6 本章小结 |
| 4 恐怖组织生命周期演化模式的具体应用——以“东突”恐怖组织为例 |
| 4.1 “东突”恐怖组织概述 |
| 4.1.1 东突恐怖组织的萌芽 |
| 4.1.2 东突恐怖组织的发展 |
| 4.1.3 东突恐怖组织的高峰 |
| 4.1.4 东突恐怖组织的消亡及蛰伏 |
| 4.1.5 东突恐怖组织的整体情况分析 |
| 4.2 “东突”恐怖组织的生命周期演化模式 |
| 4.2.1 “东突”恐怖组织的数据分析与整理 |
| 4.2.2 “东突”恐怖组织演化模式判定 |
| 4.2.3 “东突”恐怖组织演化模式的特征分析 |
| 4.3 预防与打击“东突”恐怖组织的策略 |
| 4.4 本章小结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东突”恐怖组织1990-2019 年制造的主要恐怖袭击事件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3）现代政治话语中的俄美反恐斗争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1.3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
| 1.2.1 国内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阐释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阐释 |
| 2.1.1 政治话语的概念界定 |
| 2.1.2 国际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2 批评性话语分析 |
| 2.2.1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概念解读 |
| 2.2.2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渊源 |
| 2.2.3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学派 |
| 2.3 费尔克劳夫话语三维分析模型: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 |
| 2.3.1 文本解读:对政治语料进行语言学的描述与分析 |
| 2.3.2 话语实践:话语生成—传播—被接受的过程解读 |
| 2.3.3 社会实践:话语实践与社会环境的辩证关系探究 |
| 第三章 俄美反恐语篇的文本层面分析 |
| 3.1 俄美反恐语篇的高频词分析 |
| 3.1.1 俄联邦反恐构想及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综合计划的高频词分析 |
| 3.1.2 美国2009-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的高频词分析 |
| 3.2 俄美反恐语篇的及物性分析 |
| 3.2.1 俄联邦反恐构想及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综合计划的及物性分析 |
| 3.2.2 美国2009-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的及物性分析 |
| 3.3 俄美反恐语篇的情态分析 |
| 3.3.1 俄联邦反恐构想及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综合计划的情态分析 |
| 3.3.2 美国2009-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的情态分析 |
| 第四章 俄美反恐语篇的话语实践层面分析 |
| 4.1 话语建构:文本的产生过程 |
| 4.1.1 俄联邦反恐构想及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综合计划的文本生成 |
| 4.1.2 美国2009-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的文本生成 |
| 4.2 话语传播:文本的分配过程 |
| 4.2.1 俄联邦反恐构想及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综合计划的话语传播 |
| 4.2.2 美国2009-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的话语传播 |
| 4.3 话语接受:文本的消费过程 |
| 4.3.1 俄联邦反恐构想及抵制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综合计划的话语接受 |
| 4.3.2 美国2009-2018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年度报告的话语接受 |
| 第五章 俄美反恐语篇的社会实践层面分析 |
| 5.1 俄美反恐话语的构建与发展历程 |
| 5.1.1 俄罗斯反恐话语构建的历史背景 |
| 5.1.2 美国国家反恐战略调整及其原因 |
| 5.2 俄美反恐话语的手段与策略 |
| 5.2.1 俄罗斯反恐的意识形态手段解读 |
| 5.2.2 美国反恐话语的合法化策略分析 |
| 5.3 俄美反恐话语中的国际合作 |
| 5.3.1 俄罗斯的国际反恐合作 |
| 5.3.2 美国的国际反恐合作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反恐的导向意义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的内涵 |
| 第二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背景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产生背景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完善过程 |
| 第三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及特征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征 |
| 第四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中国反恐战略的导向意义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反恐实践的指导意义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反恐战略的优越性 |
| 第二章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界定 |
| 一、恐怖主义 |
| 二、网络恐怖主义 |
| 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 |
| 四、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
| 第二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现况与态势 |
| 一、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 |
| 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现况 |
| 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态势 |
| 第三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对总体国家安全的危害和挑战 |
| 一、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
| 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
| 三、威胁人身财产安全 |
| 四、威胁社会公共安全 |
| 五、威胁网络安全 |
| 六、威胁国际社会安全 |
| 第三章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中国困境 |
| 第一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法律体系的运行障碍 |
| 一、我国网络反恐立法概况 |
| 二、我国网络反恐立法存在缺陷 |
| 三、预防性网络反恐的立法困境 |
| 四、网络反恐的执法程序规范缺失 |
| 第二节 网络恐怖主义预警机制的制度疏漏 |
| 一、网络反恐预警机制立法的缺失 |
| 二、网络反恐预警的协调机制不足 |
| 三、网络反恐情报侦察体系不完备 |
| 四、网络反恐的社会预警意识不强 |
| 第三节 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的机制障碍 |
| 一、反恐融资立法及监管机制缺失 |
| 二、反恐融资的融资部门建设不足 |
| 三、非金融行业反恐融资监管缺失 |
| 第四节 我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存在的困境 |
| 一、网络反恐国际法律合作的法规范缺失 |
| 二、网络反恐与“一带一路””倡议融合不足 |
| 三、网络反恐国际法律合作实践欠缺 |
| 第四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选择 |
| 第一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立场 |
| 一、建立以治理为中心的反恐观 |
| 二、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反恐观 |
| 三、塑造以教育为核心的反恐观 |
| 四、完善以预防为重心的反恐观 |
| 第二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政策定位 |
| 一、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整体策略 |
| 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 |
| 第五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 |
| 第一节 法治化反恐:健全网络反恐的法律法规体系 |
| 一、修订《反恐怖主义法》等现行法律法规 |
| 二、充分发挥现有部门法的规制作用 |
| 三、健全和完善反恐预警法律制度 |
| 四、立法中平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
| 第二节 预防性反恐:强化网络反恐的预防性机制建设 |
| 一、完善网络反恐法律的结构体例 |
| 二、调整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刑设置 |
| 三、加强“涉恐”财产的科学处置 |
| 四、强化刑事法与行政法衔接机制 |
| 五、健全预防性反恐刑事程序立法 |
| 第三节 技战术反恐:构建网络反恐防控预警机制 |
| 一、网络反恐预警组织机制的建设 |
| 二、网络反恐情报搜集分析的强化 |
| 三、网络反恐预警保障机制的健全 |
| 第四节 金融性反恐:完善反网络恐怖主义融资制度 |
| 一、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的立法和监管机制完善 |
| 二、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部门的科学设置 |
| 三、非金融行业的网络恐怖主义融资监管机制 |
| 四、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司法合作机制 |
| 第五节 全球化反恐:积极参与网络反恐国际合作 |
| 一、调整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工作战略 |
| 二、推动完善网络恐怖主义防控国际法律制度 |
| 三、聚力推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国际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缘思想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及不足 |
| 第一章 南亚地缘因素概述 |
| 第一节 地缘因素 |
| 第二节 南亚地缘因素 |
| 第三节 南亚地缘因素的主要特征 |
| 一、陆海兼备属性形成的地缘环境独特性 |
| 二、“印度中心”带来的地区结构不对称性 |
| 三、长期印巴冲突导致的区域合作低效性 |
| 四、暴恐事件频发造成的地区安全脆弱性 |
| 第二章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依据 |
| 第一节 思想资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地缘思想 |
| 二、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地缘思想 |
| 三、西方学者的地缘学说 |
| 第二节 历史基础 |
| 一、古丝绸之路时期的中国和南亚交往 |
| 二、冷战时期的中国和南亚交往 |
| 三、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和南亚交往 |
| 第三节 现实条件 |
| 一、自然资源禀赋,基础条件良好 |
| 二、经济活力较强,发展潜力巨大 |
| 三、文化根基雄厚,人文环境优越 |
| 四、交往态势良好,实践成果显着 |
| 第三章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不利因素 |
| 第一节 破坏政治稳定的倾向 |
| 一、国内政局较为动荡 |
| 二、跨界民族问题不断 |
| 三、域内外大国间博弈 |
| 第二节 阻碍经济发展的倾向 |
| 一、经济水平总体落后 |
| 二、域内合作往来低效 |
| 三、域外经贸活动受限 |
| 第三节 威胁地区安全的倾向 |
| 一、暴力恐怖事件频发 |
| 二、外交环境遭遇破坏 |
| 三、信息安全难以保障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在南亚推进的策略 |
| 第一节 坚持平等权利观,开创政治新局面 |
| 一、深化交流对话机制,增强政治互信 |
| 二、重塑跨界民族关系,促进民心相通 |
| 三、摒弃“零和博弈”思想,实现政策沟通 |
| 第二节 坚持共同利益观,促进经济一体化 |
| 一、消除贫困经济根源,带动经济发展 |
| 二、深化区域交流机制,推动合作共赢 |
| 三、加强多边合作互动,促进互联互通 |
| 第三节 坚持综合安全观,构建安全共同体 |
| 一、发挥联合反恐机制,打击暴恐势力 |
| 二、打造良好外交平台,实现开放包容 |
| 三、加强网络空间治理,保障信息安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有关情况的说明 |
| 第一章 恐怖融资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恐怖主义与经济学 |
| 第二节 恐怖融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对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恐怖融资需求侧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恐怖袭击的直接成本 |
| 第二节 恐怖组织的运营成本 |
| 第三节 恐怖融资需求侧案例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恐怖融资供给侧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外部资助 |
| 第二节 自我融资 |
| 第三节 恐怖组织融资方式的多元化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恐怖融资流通渠道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正规的金融系统 |
| 第二节 非正规价值转移体系 |
| 第三节 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 |
| 第四节 虚拟货币等新兴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反恐怖融资体系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二节 美国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三节 英国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四节 俄罗斯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五节 国际反恐怖融资体系的特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反恐怖融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情况 |
| 第二节 我国反恐怖融资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反恐怖融资中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的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研究重点、难点及可能的创新点 |
| 一、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梳理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二、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与场域分析(2008～2017) |
| (一)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分析(2008～2017) |
| (二)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产生根源的场域分析 |
| 三、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的风险防范困境与成因分析 |
| (一)风险识别与评估中的技术困境与成因分析 |
| (二)风险预防与控制中的机制困境与成因分析 |
| (三)风险沟通与处置中的监督困境与成因分析 |
| 四、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的风险防范策略 |
| (一)以政治安全为根本筑牢涉恐事件的政治防御长城 |
| (二)以社会安全为导向建立涉恐事件的源头阻断机制 |
| (三)以信息安全为基础完善涉恐事件的网络监管体系 |
| (四)以人民安全为中心构建涉恐事件的监督管理机制 |
| (五)以文化安全为纽带优化涉恐事件的文化治理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反恐怖主义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研究重点、难点、创新点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研究难点 |
| 1.4.3 研究创新点 |
| 2 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职能和实施 |
| 2.1 反恐怖主义的国际治理理论和实践 |
| 2.1.1 反恐怖主义的国际治理理论 |
| 2.1.2 反恐怖主义的国际治理实践 |
| 2.2 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职能与合作成效 |
| 2.2.1 上海合作组织反恐职能 |
| 2.2.2 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合作成效 |
| 2.3 我国利用上海合作组织打击恐怖主义的经验 |
| 2.3.1 扩大域内反恐共识,淡化利益差别 |
| 2.3.2 强化边境安全合作 |
| 2.3.3 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内非传统安全的合作 |
| 2.3.4 同西方反恐“双重标准”作不懈而灵活地斗争 |
| 2.3.5 创造上合组织与北约合作的基础 |
| 3 新疆周边地区恐怖主义对新疆安全稳定的影响 |
| 3.1 新疆周边地区恐怖主义简介 |
| 3.1.1 中亚地区恐怖主义 |
| 3.1.2 阿富汗-印巴北部地区恐怖主义 |
| 3.1.3 车臣地区恐怖主义 |
| 3.2 新疆周边地区恐怖主义对新疆安全的影响 |
| 3.2.1 威胁人民安全 |
| 3.2.2 威胁政权安全 |
| 3.2.3 威胁军事安全 |
| 3.2.4 威胁我国西北领土安全 |
| 3.2.5 增加维护新疆安全的复杂性 |
| 3.3 新疆周边地区恐怖主义对新疆稳定的影响 |
| 3.3.1 影响政治稳定 |
| 3.3.2 影响经济稳定 |
| 3.3.3 影响文化稳定 |
| 3.3.4 增加疆内维稳压力 |
| 4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新疆恐怖主义问题 |
| 4.1 新疆恐怖主义活动分析 |
| 4.1.1 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暴恐活动频率的分析 |
| 4.1.2 新疆恐怖主义与境外恐怖势力勾结的分析 |
| 4.1.3 我国新疆反恐的国际舆论斗争分析 |
| 4.1.4 新疆恐怖主义产生、延续与演化的动因分析 |
| 4.2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反恐斗争需充实的空间 |
| 4.2.1 反恐法律机制与执行效力需要充实 |
| 4.2.2 成员国部分民众学者对我国的政治信任感需提升 |
| 4.2.3 成员国综合反恐工作水平需提升 |
| 4.2.4 与域外国家的反恐合作有待加强 |
| 4.3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制约新疆反恐斗争空间提升的因素分析 |
| 4.3.1 上合组织专门反恐人才教育后续培养存在难题 |
| 4.3.2 我国反恐外交工作总体性和主动性较弱 |
| 4.3.3 域内国家综合实力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 |
| 4.3.4 域外反华势力对新疆反恐斗争的干扰 |
| 4.3.5 境外恐怖势力对新疆恐怖势力的支持 |
| 5 利用上海合作组织增益新疆反恐的对策 |
| 5.1 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建设 |
| 5.1.1 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凝聚新疆反恐意识 |
| 5.1.2 加大经济发展与互助,提升反恐物质实力 |
| 5.1.3 深化系统反恐教育,巩固人才基础 |
| 5.1.4 正确处理域内联合反恐的效率与平等的关系 |
| 5.1.5 加强域外合作,扩大新疆反恐国际影响 |
| 5.2 创新上海合作组织打击恐怖势力的策略 |
| 5.2.1 用系统性思维研究新疆反恐问题 |
| 5.2.2 用矛盾的思想打赢反恐战争 |
| 5.2.3 境内外涉疆反恐行为有区别但紧密的配合 |
| 5.2.4 对境内外恐怖主义思想的防范与打击 |
| 5.2.5 全面发挥上合组织作用,增益成员国内民众幸福感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英国反恐斗争中的去极端化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论文的总体思路与结构框架 |
| 四、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英国反恐斗争中去极端化政策的形成背景与演进过程 |
| 第一节 英国反恐怖主义的阶段 |
| 一、反恐怖主义分裂阶段(2001 年之前) |
| 二、全球反恐阶段(2001—2004 年) |
| 三、去极端化阶段(2005 年以来) |
| 第二节 英国去极端化政策产生的背景 |
| 一、英国多元文化主义践行的失败 |
| 二、伊斯兰极端主义在英国的兴起 |
| 三、英国反恐陷入越反越恐的窘境 |
| 第三节 去极端化政策基本内涵的演进过程 |
| 一、从恐怖主义到极端主义 |
| 二、从极端主义到伊斯兰极端主义 |
| 三、去极端化政策的基本含义：从反恐到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英国去极端化政策的提出与目标设置 |
| 第一节 英国去极端化政策的提出 |
| 一、英国的反恐“竞赛”战略 |
| 二、2011 年英国的预防战略 |
| 三、2015 年去极端化政策的提出 |
| 四、2017 年打击极端主义委员会的成立 |
| 第二节 英国去极端化政策的目标设置 |
| 一、认知层面上的转变：有效遏制极端思想的蔓延 |
| 二、具体行为上的断绝：铲除英国本土恐怖主义的根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英国去极端化政策的实施 |
| 第一节 学校：防止极端思想渗入 |
| 一、学校：防止极端思想渗入的背景 |
| 二、学校：防止极端思想渗入的举措 |
| 第二节 互联网：消除极端思想传播 |
| 一、互联网：消除极端思想传播的背景 |
| 二、互联网：消除极端思想传播的举措 |
| 第三节 宗教场所：挑战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
| 一、宗教场所：挑战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背景 |
| 二、宗教场所：挑战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举措 |
| 第四节 慈善机构：杜绝极端组织获取资金 |
| 一、慈善机构：杜绝极端组织获取资金的背景 |
| 二、慈善机构：杜绝极端组织获取资金的举措 |
| 第五节 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干预极端主义患者 |
| 一、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干预极端主义患者的背景 |
| 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干预极端主义患者的举措 |
| 第六节 监狱：改造极端主义分子 |
| 一、监狱：改造极端主义分子的背景 |
| 二、监狱：改造极端主义分子的举措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英国与其它国家去极端化政策比较 |
| 第一节 英国与欧洲其它国家去极端化政策比较 |
| 一、欧洲各国去极端化政策的制定与实行 |
| 二、英国与欧洲其它国家去极端化政策比较 |
| 第二节 英国与沙特去极端化政策比较 |
| 一、沙特去极端化政策的提出与实行 |
| 二、英国与沙特去极端化政策比较 |
| 第三节 英国与新加坡、印尼去极端化政策比较 |
| 一、英国与新加坡去极端化政策比较 |
| 二、英国与印尼去极端化政策比较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国去极端化政策的成效与困境 |
| 第一节 英国去极端化政策的成效 |
| 一、建立了社区反恐预防机制 |
| 二、开展了多部门协作的“渠道”项目 |
| 第二节 英国去极端化政策的困境 |
| 一、穆斯林群体被整体“嫌疑人化” |
| 二、英国去极端化政策下的人权问题 |
| 三、去极端化的干预效果大打折扣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一、研究总结 |
| 二、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10）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宗教极端主义犯罪概述 |
| 第一节 宗教极端主义的概念与源起 |
| 一、宗教极端主义的概念 |
| 二、宗教极端主义的特点 |
| 三、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 |
| 第二节 宗教极端主义相关概念区分 |
| 一、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 |
| 二、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 |
| 三、宗教极端主义与原教旨主义 |
| 第三节 宗教极端主义犯罪解析 |
| 一、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界定 |
| 二、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现状 |
| 三、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特征 |
| 四、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危害 |
| 第二章 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理论依据与原则 |
| 第一节 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理论基础 |
| 一、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价值基础 |
| 二、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法理基础 |
| 三、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社会基础 |
| 第二节 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刑事政策依据 |
| 一、我国刑事政策的内容解说 |
| 二、现行刑事政策的效果评析 |
| 三、刑事政策对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指导 |
| 第三节 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原则 |
| 一、法治原则 |
| 二、标本兼治原则 |
| 三、积极主动原则 |
| 四、防范为主、惩防结合原则 |
| 五、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 |
| 第三章 我国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现状及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立法现状 |
| 一、我国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立法沿革 |
| 二、我国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立法评述 |
| 第二节 我国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现状 |
| 一、侦防力量多元化基本整合 |
| 二、信息平台共享化初步建成 |
| 三、侦防工作成效化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我国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存在的问题 |
| 一、侦防协作系统不成熟 |
| 二、情报导侦运行不畅达 |
| 三、侦防运作机制不健全 |
| 四、防控体系建设不完善 |
| 第四章 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域外比较 |
| 第一节 英美法系国家 |
| 一、美国的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 |
| 二、以色列的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 |
| 第二节 大陆法系国家 |
| 一、俄罗斯的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 |
| 二、法国的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 |
| 第三节 域外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异同与启示 |
| 一、域外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异同 |
| 二、域外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的启示 |
| 第五章 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机制构建 |
| 第一节 革新侦防观念 |
| 一、强化侦防协作 |
| 二、重视合成作战 |
| 三、加强国际合作 |
| 第二节 深化情报导侦 |
| 一、情报导侦的运行机制探究 |
| 二、情报导侦的保障制度跟进 |
| 第三节 优化侦查机制 |
| 一、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配置 |
| 二、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查措施 |
| 三、宗教极端主义犯罪取证重点 |
| 第四节 强化防控体系 |
| 一、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预测 |
| 二、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预警 |
| 三、宗教极端主义犯罪的预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恐怖主义的根源特征及防范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D]. 王一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2]恐怖组织生命周期的演化规律研究 ——基于中外反恐实践的分析[D]. 张诗含.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01)
- [3]现代政治话语中的俄美反恐斗争比较[D]. 吴雪琪. 山东大学, 2020(02)
- [4]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D]. 张磊. 吉林大学, 2020(08)
- [5]南亚地缘因素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和对策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缘思想的视角[D]. 姜彦杨. 扬州大学, 2020(05)
- [6]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D]. 刘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我国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涉恐事件的风险防范研究[D]. 陈思颖.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8]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新疆反恐怖主义问题研究[D]. 徐培良. 新疆师范大学, 2019(02)
- [9]英国反恐斗争中的去极端化政策研究[D]. 许超.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9(07)
- [10]宗教极端主义犯罪侦防问题研究[D]. 田野.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