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襄樊市劳动力市场一瞥（论文文献综述）
韩厚明[1]（2018）在《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文中指出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M247号汉墓出土大批竹简,其中包含大量汉初法律文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之後法律简牍的又一重大发现。经过初步清理之後,这批竹简包括《历谱》、《二年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盖庐》、《引书》、《遣册》八种,共1200余枚竹简。《历谱》共18枚竹简,记录时代爲汉高祖四年（前203年）至吕后二年（前186年）後九月,其中简二记录有“新降爲汉”四字,是汉王朝创立过程中的真实写照。《二年律令》共540枚竹简,是汉初吕后二年的律令摘抄,共有汉律27种、《津关令》1种,这是汉代成体系法律简牍的首次发现,弥补了汉代法律史研究资料不足的遗憾。《奏谳书》共228枚竹简,内容爲秦及汉高祖时期奏谳文书摘录,保留了奏谳文书的基本格式,对研究秦及汉初司法审判制度有重要意义。《脉书》共66枚竹简,以病候及阴阳十一脉经、脉法等爲主要内容,大部分见於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比後者保存更完好。《算数书》共190枚竹简,是实用算题合集,内容形式与传世数学文献《九章算术》类似,比後者时代早二百余年。《盖庐》共55枚竹简,以申胥（伍子胥）与盖庐（吴王阖闾）的对话爲文本形式,具有浓厚的兵阴阳色彩。《引书》共112枚竹简,是首次发现成篇的汉代导引术文献,可与马王堆《导引图》相参照。《遣册》共41枚竹简,爲随葬物品清单,其中记录有书一笥,正与出土竹简相合。值得一提的是,墓葬还出土鸠杖一枚,这说明墓主人年事已高。张家山M247号汉墓自发掘至今已有34年,全部竹简释文公布於2001年,迄今已有16年,因其竹简内容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论文总计上千篇,着作数十部,相关研究纷繁复杂,因此有必要对以往研究历史进行综合梳理,同时结合学者的研究成果,对竹简文本进行重新校勘,对疑难词汇进行辨析考证,这也是本论文的写作目的所在。本论文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有三个章节。第一章绪论,介绍M247号汉墓的发掘情况,墓葬的形制及随葬物品,墓主身份,论述出土竹简的主要内容及其释文公布情况,以及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意义。重点内容是对张家山汉简各部分的研究综述,以期把握既往学界的研究概况。第二章张家山汉简释文校注,这部分以《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修订本）》、《二年律令与奏谳书》所刊布的释文爲底本,吸收学界对竹简文本的校勘成果,参照整理者原图版及红外綫图版,对张家山汉简释文进行再校勘,对重点难点词汇进行校注,以疏通文意。第三章相关问题研究,包括《二年律令》编联整理与研究、重点词汇研究梳理与考证,如“颇”、“毋害”、“出入罪人”、“完刑”、“行钱”、“以上、以下”。下编主要内容是字词集释和参考文献。字词集释首先列举字词条目,其次选取有代表性的辞例1-5条,最後以时间爲序摘录学者研究成果,对其中需要补充及辨析的词条以按语形式说明。最後是本论文的参考文献。
胡建团[2]（2018）在《创新集聚的空间效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建设创新型国家,并提出到2035年,我国经济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目前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随着我国制造业空间聚集程度的不断提高,以研究与开发（R&D）要素和专利为代表的创新行为也出现了空间集聚的现象。究其原因,是知识的溢出和传播受到空间的制约,要强化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必须了解创新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演化规律,探讨创新集聚的形成和影响机制。本文以空间效应为切入点,在对已有理论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新经济地理学对创新集聚进行了理论阐释,并采用探索性空间统计分析、空间计量和投入产出等分析手段探讨了创新集聚的空间效应问题。文章的主要工作及结论如下:第一,创新集聚的空间效应是指在创新要素集聚的过程中,由于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及空间的外部性,对创新的空间集聚格局产生影响并使其发生变化。这种影响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区域贸易条件的变化而造成科技人员在区域之间的流动,从而通过产业的前向或者后向联系产生的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空间的外部性而产生的创新溢出和空间反馈效应。创新的空间效应的直接表现就是创新的空间格局的变化。一个地区的创新产出不仅取决于当地的经济水平、研发投入、创新环境等因素,还受到周边区域创新地理溢出的影响。基于地理媒介的知识溢出会对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创新产出的空间结构。第二,创新的集聚源于知识的溢出并受到地理空间的制约,因此现实中的创新往往呈现集聚的模式,而整个创新集聚的过程又可以解释为创新的空间辐射效应、空间吸纳效应和空间闭塞效应3个效应相互作用的结果。创新的空间辐射效应,指的是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地区不仅能通过循环累积效应进一步提升自身集聚水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周边地区创新要素集聚形成辐射效应。创新的空间吸纳效应,指的是现实中某些地区往往处在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上,虽然这些地区创新要素集聚程度较低,但周边地区创新要素均形成了高度集聚的现象。创新的空间闭塞效应,指的是由于周边地区要素集聚程度较低,中心城市难以从周边城市获得商品输出、技术外溢和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有效反馈,从而限制中心城市产业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快速提升。以上三种效应相互作用,从而使创新具有天然的集聚趋势。第三,创新格局的空间演化是不同的创新集聚体之间相互作用,通过创新的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对既有的创新格局产生新的影响,进而产生新的创新空间格局。而这种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就可以概括为创新集聚的空间效应。其中创新集聚的溢出效应,实际上包括了三种形式:一种是基于产业结构的创新集聚空间溢出,即通常意义上的MAR溢出、Porter溢出和Jacobs溢出;第二种指的是基于人才流动的创新空间溢出,指人才在空间流动中与所接触的人不断交流,促进创新在不同区域的传播与共享,也为知识的创造提供了可能;第三种指的是基于贸易和投资的创新空间溢出。创新集聚的另一种空间效应是创新集聚的空间反馈效应,即由于区域之间存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一是由于空间外部性的存在,而使得创新在溢出时会产生空间的交互作用,创新要素在某一区域的集聚会对另外相邻的区域产生影响,相邻的区域受到影响后发生变化,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原来的区域。二是区域之间的贸易和交流会直接影响到区域产品和知识的生产过程,如通过中间产品溢出等等,从而在产业关联层面上产生前向的或者后向的联系。所以一个区域的最终供给或需求发生变化,会影响到其他区域,其他区域进一步又会影响到原来的区域。第四,通过TP模型对创新集聚的空间效应进行了建模分析,发现TP模型中,创新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区域的知识关联上,知识分子倾向于到知识分子更多、知识存量更大的区域进行新知识的创造。当某种产业在一个地区集聚时,通过降低该地区的生活成本指数,进而提高该地区工人的福利水平;随着创新的溢出效应、贸易自由度的增加,地区间工人效用水平差距会缩小。创新集聚的反馈效应则反映在创新溢出的接受区对溢出区的影响中,随着知识扩散强度的增加,接受区工资会逐渐上升,同时创新效率提升,知识分子可以进行生产同时享有较高的工资和较少的拥挤,会有部分知识分子回流,原来的“核心——边缘”结构会逐渐向对称结构演化。创新集聚的另外一种反馈效应无法在模型中直接体现,但也是影响模型的重要变量,即A地和B地由于使用对方的中间产品而影响到两地的相对关系。这种反馈主要作用于产业层面,随着A地形成区域创新的增长极,会对B地的需求端产生影响,B地受到A地的影响,其工资势必上升,且由于中间产品的研发和使用会提升B地知识创新效率,使A地区知识分子回流,同时B地中间产品的研发和使用势必提升,并且B地区的知识创新效率提高,从而进一步会影响A地的需求,从而形成了创新集聚的反馈效应。第五,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的方法对我国创新集聚的空间格局展开分析。在创新要素集聚方面,高—高空间集聚是资本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格局特征。在创新产出集聚方面,呈现高—高的空间集聚格局。在创新效率的空间格局方面,中国城市创新效率的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第六,对创新集聚的影响因素及空间的溢出效应测度可知,中国城市创新存在明显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创新产出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具有明显的空间梯度差异性,表现出东部地区创新产出水平大于中部地区创新产出水平大于西部地区产出水平的特征,东中西部创新产出的主要驱动因素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同时,文章通过测算创新的空间反馈效应,发现全国平均水平上的反馈效应均是较小的且不同影响因素的反馈效应并不相同。以上结论的政策启示是明显的。首先,各级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为创新集聚的技术溢出营造发展环境。当市场“无形的手”存在缺陷时,必须必依靠政府的"有形之手"加以弥补。推进创新集聚,促进技术溢出,政府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其次,应着力于缩小创新集聚技术溢出的地区差距,从创新集聚变动趋势来看,东部地区制造业产业逐渐趋于饱和,而中、西部、东北地区还存在上升的空间。最后,要多方举措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效率,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推动基础研究创新与技术转化创新,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与培育企业家精神。
张耀[3]（2017）在《高校学生党建的价值观蕴涵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 ——以华中科技大学“党旗领航工程”为案例》文中研究表明在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中,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必然会发生思想文化的碰撞和价值观念的冲突。一方面,全球化进程打破了传统较为封闭的一元主导的价值观格局,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交流得到加强,促进了思想的解放,有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在消解一元化和封闭式价值观的同时,却导致价值观多元化发生和发展,多元价值的交流与碰撞又导致了多种矛盾的复杂交织,甚至带来社会的严重分化。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和世界,正在成长中的大学生该如何选择、定位自身的价值观?高等学校又该如何培育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这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当前,中国高等院校在大学生价值观教育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积累了很多经验,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内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深入人心,成为引领大学生成长和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但是不可否认,在对大学生价值观教育中依然存在诸多不足。其一,教育途径比较单一;其二,教育方法缺少灵活性;其三,教育内容比较空泛。这些不足最终导致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仅停留在诵读和记忆层面,很难通过鲜活的事例或严谨的逻辑使大学生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因此,创新高校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引导大学生在价值多元化背景下树立正确的价值认知和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是当前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使命。本文以华中科技大学自2007年以来实施的学生党建工作“党旗领航工程”为案例,系统总结“党旗领航工程”的成效和经验,在高校党建一般理论和原则的指导下,建构“党旗领航工程”的理论、方法、原则及其实践模式。“党旗领航工程”有丰富的价值观蕴涵。其一,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民主观、人权观等;其二,良好的社会价值观,包括竞争与合作、公平与正义、继承与创新等;其三,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其四,积极的人生价值观,包括自我完善与奉献社会的统一、个人努力与尊重规律相统一、自我调适与协调环境相统一等。正因为“党旗领航工程”有丰富的价值内涵,因此成为当前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形式和内容,成为华中科技大学落实中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部署、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载体。“党旗领航工程”包括三个主题:一是“早日站在党旗下”,面向新生的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帮助新生深化对党的认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党旗在我心中”,加强对低年级学生党支部和学生党员的引导和管理,帮助他们提高党性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三是“我为党旗添光彩”,面向高年级学生党支部和党员的“特色党日”活动,帮助学生党员践行党员承诺、发挥党员作用、升华党性认识。实践证明,“党旗领航工程”强化了学生基层党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创新了学生党员的组织体系、活动形式和发展培养机制,使学生党员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得到增强和提高,充分发挥了大学生价值引导的功能。概括而言,华中科技大学“党旗领航工程”准确把握了社会发展和学生成长的规律,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引导学生充分了解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充分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充分掌握党章所规定的党员的党性原则和行为规范,通过“早日站在党旗下”、“党旗在我心中”、“我为党旗添光彩”等一系列实践活动扩大大学生党员的队伍,增强大学生党员的党性修养,从而使高校成为党的优秀后备人才成长的主要阵地。华中科技大学“党旗领航工程”有较完善的运行体制和保障机制,包括建立学生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以党建带动团建,建立党员培训制度和党员挂职锻炼制度,建立目标责任制和严格的考评机制等,实现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充分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取得了学生党建的良好效果,因而具有较大的推广价值。
王珞珈[4]（2016）在《基于城市空间文本观的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及其评价研究》文中指出过去30年,中国的城市化基本上沿袭了西方工业革命时期机械主义导向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结果必然导致诸如城市蔓延、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城市病。西方国家已经在近几十年逐渐转型走上了相对集中的城市化发展之路,但我国还没有全面的觉醒,国内城市空间发展几乎都有连片高密度扩展的趋势。生态城市是可持续思想在城市领域的具体化,它强调城市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对于指导我国未来城市空间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目前,由于对生态城市认识的不足,以及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国内外生态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面临众多问题和挑战,因此,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的研究是建设生态城市的客观需要,对解决城市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正是基于系统论的观点,运用生态学有关原理,引入城市空间文本的概念,对生态城市空间系统进行理论和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为城市地理学在城市空间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文本定义的生态城市是广义生态城市的概念,它不局限于某一类城市,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方法论,是从生态化的角度来思索城市空间组织的应有之义,它突破了原有的物理界线和行政范围,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是不断经历各个中间状态的动态过程,更着重强调城市向生态化发展高级阶段演进的过程与模式。也就是说,任何城市都有发展成为生态城市的潜力,只是发展水平和所处的阶段不同。本文应用文献分析法、逻辑论证法、统计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和社会调查等方法,理论和实证相结合展开了系统的研究。论文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如下:（1）城市空间属于广义文本的范畴随着文本概念的扩展,文本已经属于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城市空间是具有人文性质的具体研究对象,与文本一样通过外在形式传达内在的意义,城市空间在本质特质上与文本有很多共同之处,都具有自身的整体性、内部的结构性和外部环境的开放性等特征,因此城市空间属于文本下一层级的概念,可以纳入到“文本”的范畴,是可以进行阅读的广义文本,基于城市空间文本观的研究思路有助于对生态城市空间系统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2）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理论构建（1）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具有与文本“言—象—意”类似的表意结构,从内向外依次是“空间结构层”,是城市空间结构外在的物理表现;“空间功能层”,表现为城市空间的社会、经济文化功能;“空间价值层”,是推动城市空间发展的人文动力的集合。（2）生态城市空间系统是“空间结构—空间功能—空间价值”的辩证统一体,表现为在城市主体文化观和价值观影响下,城市空间结构与空间功能的互适。（3）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子系统的模式与评价研究（1）生态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必须能有效应对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快速增长,满足不同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的需要,这里的模式并不是指一种万能的模式,而是能充分体现城市环境特色,有效组织生产和生活,并能集中反映城市居民普遍愿望和共同需求的城市空间结构模式。（2）生态城市空间结构的评价包括宏观层面区域生态空间格局和中观层面城市空间结构的评价。生态城市空间结构评价构成体系包括生态环境质量性、城市用地合理性、综合交通绿色化、社会服务均衡性和市政设施便捷性,研究建立了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子系统的客观和主观评价指标体系,以兰州、武汉和珠海市为例,评价了三个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性,结果显示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结果具有一致性。（4）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子系统的模式与评价研究（1）生态城市空间功能模式也不是一种万能的模式,各个城市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和环境优势选择城市空间的主导功能,只要能体现和呼吁时代、地方和文化的特色,最大限度的满足人们生活和生产需求,为人们提供方便的空间功能模式,都是生态城市所追求的目标,包括文化型城市、创新型城市、包容型城市、特色城市、信息城市,以及经济主导型城市、社会服务主导型城市和环境主导型城市等。（2）生态城市空间功能评价的内容包括城市空间功能影响力、城市空间功能对外服务能力和城市空间功能综合实力。以兰州、武汉和珠海市为例,对这三个城市进行了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客观和主观评价,结果显示客观评价和主观评价结果具有一致性。（5）生态城市空间价值子系统的评价研究（1）生态城市空间价值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人们的生活方式、对城市和世界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城市空间的发展。（2）生态城市空间价值的评价构成体系包括城市居民的生态环境观、生态发展观、生态出行观、生态消费观和生态社会观。研究构建了生态城市空间价值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兰州、武汉和珠海为研究对象,评价了三个城市居民的生态价值观。（3）生态城市倡导的是一种最大限度摆脱物性,发挥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体现对其他人和非人生命的尊重,这样一种全面而有意义的生活。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文明始于心、生态践于行”、“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新的人文精神的塑造,更应该是生态城市空间价值的所在。（6）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的研究方法对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的研究和发展评价应该同时包括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空间功能和城市空间价值这三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形成层层递进的关系,每一个子系统都可以进行单独的研究,但是终归要进行整合研究,因为没有一个子系统能够既不影响其他系统的发展,又不受其他系统的影响,最终三个子系统的内容框架共同构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的研究方法体系。（7）兰州、珠海、武汉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发展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珠海城市空间结构组织比较合理,城市居民生态自觉意识较好,但是要想促进城市空间的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克服空间与距离上的阻隔,与区域其他城市保持多样的空间联系,形成更加开放的城市空间格局。兰州市和武汉市不仅要开放城市空间格局,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积极了解市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优化城市内部各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组合方式,加强生态城市的宣传力度,培养市民的生态意识,最终形成“生态城市,共建共享”的城市文化风气。
高健[5]（2016）在《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研究》文中认为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体系不断完善,城市布局日趋合理,城镇人口进一步聚集的趋势明显,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规模扩大带来的聚集经济效应主要有两个,分别是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地方化经济是产业内规模经济,其主要源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力市场共享带来的企业招聘成本和劳动力搜寻成本的降低以及产业内的知识共享和溢出等。城市化经济是产业间的规模经济,主要表现为公共产品供给的经济性以及产业间的协同和知识溢出等。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聚集经济效应不断显现,完善的市政设施、便捷的通讯手段、发达的交通工具和高智力的管理阶层,使城市有着很高的运转效率,带来城市经济快速地增长。我国城市化进程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突出问题,例如城市化发展方式粗放、盲目发展、过度发展,导致耕地占用过多、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城市自然承载力下降明显。与此同时,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伴随着住房紧张、交通拥堵、就业困难等社会问题的产生,个别城市呈现出明显的“拥挤迹象”。通勤成本增加、生产生活成本提高、生态环境问题突出,这些均严重影响了城市效率,进而阻碍了城市的经济增长。城市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彼此依存、相互影响,既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又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之间的联系正受到政府决策部门和国内外学者的日益关注。本文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和思想为基础,选取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在对城市规模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了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了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之间的关系,构建计量模型讨论了城市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增长的视角估算了我国城市的最优规模,最后,从城市规模形成、城市效率提升以及城市经济增长三个方面为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四点：第一,两个城市模型主要解释了小城市向大城市的人口迁移现象,单中心城市模型主要解释了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象。两个模型均表明本地市场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聚集力,拥挤效应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分散力。第二,城市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区位因素对于城市规模具有一定的影响,大规模城市相对于中小规模城市而言,其受区位因素的影响更为明显,但这种影响正变得不太显着；资源禀赋对中等城市规模的增长影响显着,而对小城市和大城市影响不显着；城市发展水平对于城市规模的增长影响显着,其中,市场规模的影响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对于较小城市规模的增长作用明显,而第三产业对于大城市规模扩张的作用明显；公共基础设施是城市规模增长的基础,影响较为稳定,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东、中部地区作用更为显着；城市规模越大,城市收入水平的影响越显着,与东部地区城市相比,中、西部地区城市的高收入更能吸引劳动力的迁移和定居；人力资本投资能有效推进城市规模的增长,城市规模越大,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越明显,初级人力资本和中级人力资本是知识得以溢出的基础且流动性不强,对于城市发展一直起着较为稳定的重要作用。第三,城市效率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总体城市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大部分城市效率水平不高,距离理想状态差距较大。城市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城市技术效率的低下,而城市的规模效率比较理想,总体来说,城市效率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我国城市之间存在较强的溢出效应和空间依赖关系,城市效率有显着的空间自相关性。城市规模基于聚集经济效应对于城市效率的提升有显着的作用,此外,人力资本、市场自由度和经济开放度对于城市效率差异也有重要的影响。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城市效率的影响有限。第四,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结果表明,城市规模对于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他们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城市规模,其聚集效应带来的经济总量最大。城市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综合城市规模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两个门槛值以及最优城市规模,我们可以把城市规模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成四个阶段。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考虑到我国典型的二元结构特点,结合诸多学者的补充完善以及研究成果,建立了两个城市模型和单中心城市模型,从理论上解释了城市规模形成和发展的机制,并采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城市规模的影响因素。第二,在对城市效率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时间演变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检验了城市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并研究了城市效率的影响因素,利用0-B分解确定了城市效率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阐述了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之间的关系。第三,采用动态GMM方法分析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最优城市规模,结合城市规模对于城市经济增长的门槛值,确定了城市聚集效应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
陈文喆[6]（2014）在《中部省域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模型、机理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区域经济学中，城市首位度是关于城市规模分布的重要理论，特别是对于大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首位度是较为权威的衡量标准。而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提升，一种重要的城市化现象是以首位城市、中心城市为带动的发展道路，由首位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凭借其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来推动区域经济快速增长。基于上述两点，进一步深入到我国区域发展进程中，一种城市化差异现象值得关注：东部发达地区的各省域内一般都存在着两个发展水平相近的城市，即存在一个在规模、实力等方面均可同省会城市相互竞争、相互协调的副中心城市，而中部地区发展的各省域则普遍呈现出省会城市独大的局面，各省域中几乎没有次级城市可同省会发展相提并论，而中部区域的发展水平同东部地区相比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那么，这种城市结构的差异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对此，以中部各省域为研究范围，以城市首位度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探索二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并提出科学、高效的城市发展对策。根据上述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奠定研究的理论基础。系统梳理了有关城市首位度的国内外研究理论、现有的研究成果，并重点对中心城市、城市结构体系等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和总结，同时选取了中部地区的部分城市发展相关文献进行了评述，现有的相关文献表明，专门研究城市首位度同经济增长的文献较少，并仅将首位度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并未深入到经济因素的深层次中，以至于对其最优规模的探讨甚少，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突破口。第二，首位城市现状分析。利用竞争力的一般评价模型，通过建立中部省域首位城市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各首位城市当前的发展实力进行比较，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中部省域首位城市发展实力进行了排名，结果显示，武汉和长沙的城市实力最强，其次为郑州、合肥和南昌，太原则相对较弱。同时，总结出中部省域首位城市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如产业协调和区域合作程度较低、职能分工不明确、生态环境威胁严重等。第三，城市首位度变化规律。通过建立中部省域人口首位度和经济增长首位度的时间序列方程，对比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情况，发现中部省域首位度同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符合“威廉姆森—汉森假说”中的倒“U”型曲线，进而对该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即认为其存在一种静态性的假设条件，可视为区域经济理论中的一种长期的发展规律，首位度的发展变化更多的是由内在资源配置效率趋同的规律所支配。第四，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首先解决了城市首位度同经济增长关系的存在性问题，通过因果关系检验，证实中部省域的城市首位度的确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且更多地体现在对人均GDP的影响上，人力资本的集聚依然推动经济增长；由于城市首位度的经济贡献存在滞后，中部欠发达地区仍需要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对技术消化吸收，适当地提高集聚规模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其次分析了首位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趋势性，以简单线性图标识出中部省域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形成中部省域的“威廉姆森曲线”（水平“S”型、倒“U”型或单调增长型），探索性地分析出二者在中期发展阶段内的关系趋势。第五，城市首位度最优规模。结合区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构建包括城市首位度在内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通过阈值回归分析方法，得出各省域城市首位度的最优规模值。研究结果找出了部分省域的最优值，不存在阈值的湖北、湖南两省表明其首位城市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平稳，无明显波动，河南、安徽两省需要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结构，江西和山西在最优规模上均具有较高值，体现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首位型城市集聚特征仍是不断增强的，从另一个方面也证实江西实施“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的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同时，首位度作为经济因素进行研究的局限性也有所体现。第六，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为明确未来中部省域在城市集聚的重点内容，以资源配置效率为研究对象，分析中部省域在经济投入要素上的利用程度，总结其配置效率的高低，得出中部省域普遍处于规模效益递增阶段，生产要素和生产效率均可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人口（劳动力）要素的数量提升对经济增长效率显然较低。首位城市发展要改变传统人口、规模简单扩张的理念，以广义的人力资本概念为准，通过技术创新等实现全要素生产率，规模的有效提升要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的综合集中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高效配置。第七，首位城市同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重点研究中部省域首位城市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与机制，根据首位城市所具有的区域集聚功能、辐射功能，总结出首位城市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动力机理、传递机理和协调机理。分别运用传统定性分析中的要素机理关系图和系统动力学中的成长上限基模、富者愈富基模以及“恶性竞争”基模，建立了首位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模型，较系统地描述了首位城市在区域发展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针对中部省域首位城市，提出了产业对接、政策协调、互联互通、生态保护和城市服务五个方面的科学发展机制。第八，综合实证和机理的研究结论，在总结发达地区首位城市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部首位城市未来发展的对策体系，重点优化城市布局、推进产城融合、推动城乡一体化、完善城市服务体系和创新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建设跨省域城市群，由此明确了中部省域首位城市的重点建设和改革内容。综上，通过探究城市首位度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的研究，系统阐述了中部省域首位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发展状态和规律，比较分析了各省域的异同点，形成了研究视角和研究观点的创新，丰富并完善了区域经济中的城市群理论和城市规模理论，试图对城市发展理论做出深度和广度的延伸；同时希望可以给中部省域内首位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一种思路，以促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建设水平的提升，走出中部省域各具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李增元[7]（2013）在《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 ——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文中研究表明自由全面发展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标。不过,个体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个体的自由并不是超然于社会的绝对自由。各种社会制度创造着人类有秩序的社会生活,同时,它也可能成为阻碍个体自由发展的重要因素。以自由人为基础的“自由联合体”是人类自由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以自由、融合为基础的人类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基础构成部分,广大农民的自由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特别是在开放、流动社会中,广大农民的不自由性更加明显的体现了出来,它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精神文化诸多方面。就当前来看,社会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常态。不过,农民外在的自由流动难掩内在的不自由,流动中的各种公民权利及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维护,生存发展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社会开放、流动难以掩盖城乡分割、乡村社会封闭、排外的事实。建基于农村社区之上的诸多社会制度既是民众行为的社会规范,同时也往往成为约束个体自由发展的根本因素,致使社会分割、社会融合难以实现。广大农民离土难以真正离乡,城乡居民有流动自由发展不足,有流入难融入,这一矛盾在转变社会中更为突出。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解放农民,扩展农民自由发展权利,破除社会分割、封闭与排外的弊端,创造有机融合、和谐发展的社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命题,也是农民面临的历史性新命运。本文以温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对转变社会中的农民自由、社会融合诸问题进行探索性研究,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仅仅是本文研究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的一个引子。本文首先以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对建国以来温州社会变革中的农民自由现状进行了考察分析。在改革开放前,基层经济社会制度的变革,都直接地影响着农民的自由,农村基层社会发展过程正是一个广大农民为争取自由发展与国家互动的过程,也是广大农民扩展生存与发展权利与自由空间的过程。改革开放后,城乡社会逐步走向开放、流动,经济政治体制开始变迁,广大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及精神文化层面的自主发展权利及发展空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农民独立意识的增长。在现代化发展中,农民从传统小农向现代农民蜕变,逐步走向新的社会发展大舞台。然而,僵化的经济社会制度却内嵌于日渐转变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中,构造出了外在流动、开放背景下的内在封闭社会,广大农民无法从封闭性社会结构中脱离出来,无法自由自主发展,乡村外部人员也无法自由进入与融入,整个社会没有实现真正的自由流动与有机融合。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新时期温州所实施的“三分三改”与“社区重建”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以“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股改”、“地改”、“户改”为主要内容的“三分三改”破除了传统社区的封闭、排外及束缚性,破除了封闭的乡村经济社会结构,促进了农民的自由流动,并保障了流动中的各项权利、权益,为外来人员的自由进入与融入提供了有利条件,促进城乡社会从分割走向融合,改革实践是农民自由解放的新里程碑。在此基础上,温州市进行了农村社区重建,通过社区空间重组、组织体系重建、治理机构再造、治理机制改革,构造“城乡一体型”新社区,推动城乡基层社会对接,努力将新型农村社区逐步建设成具备政府公共管理服务功能、社区社会自我治理功能,能够为居住在社区内的不同性质居民提供平等服务、保障不同性质居民享有平等公民权利、公民待遇、社区成员权利,为社区居民提供情感归属及精神认同,具有开放性、容纳性的新型基层社会单元。基于上述考察分析,本文继而对建国以来温州农民自由发展历程及特征进行了总结性分析,对当前开放性、流动性社会发展中,温州农村新社区的社会融合状况进行了定量、定性考察,并对温州社会转型发展中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社会融合影响因素进行了判断分析。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仅仅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而流动中的农民自由及生存发展权利与权益才是农民流动背后的实质与根本性问题。正是基于此,本文建基于温州样本的实证研究,对转变社会中农民流动背景下农民自由及社区社会融合这一实质性问题进行了深度探讨。本文首先指出了“自由与融合”是社会流动、开放背景中农民的历史性新命题,并对国内外历史进程中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问题进行回顾与分析,探讨国内外农民自由的构成内容,及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关键影响因素。此基础上,本文对所研究的核心内容,何为农民自由、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转变社会中的农民自由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提炼；自由的个体何去何从、融合性社会及社区社会融合何以可能等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对自由、人性、社会制度等抽象问题进行了余论探讨。基于温州样本的微观考察,及社会发展的宏观性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农民自由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层次与差异性。个体是历史的、实践的、具体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及阶段性决定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广大农民呈现出不同的自由状况,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及精神文化不同层面。第二,人性解放与发展是农民自由及个体自由的根本内涵。个体自由,外在体现为不同历史时期个体维持生存与发展的一系列需求,这些仅仅是个体自由的外化,人性解放与发展才是人类自由的根本内涵所在。第三,社会制度是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的关键影响因素。在现实中,存在于特定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个体及外化的社会关系,都受到嵌入到该经济社会的各种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一旦制度规约偏离促进人性自由方向发展,它对人的束缚性就潜在地体现了出来。第四,在解构中构建开放性、容纳性新制度是保障当前农民自由发展的根本途径。破除强制嵌入到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封闭、排外社会制度,打破经济社会结构的封闭性、束缚性,建构新制度体系,推动形成各类要素自由流通、个体自由自主流动的新型融合性城乡社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个体权利权益平等,是实现个体自由发展的重要基础。第五,“自由”的个体内嵌于一个群体性、融合性社会。个体自由的实现是以他人的自由为基础,个体存在的社会是一个群体性社会,只有群体性社会实现了自由与融合发展,个体才能够真正实现自由发展。第六,开放制度体系是实现社区及社会有机融合的重要基础。不同层次融洽和谐社会的形成,都离不开制度的规范。由社区制度、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及人类社会制度等诸多制度构成的开放、容纳性的制度体系,能够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促进个体社会认同与归属,促进融合性社会的形成与人的自由发展。自由全面发展与人性绽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体现,不过,实践中的个体自由发展与融合性社会的形成,都需要建立在相应的社会制度基础之上。
李国荣[8]（2012）在《中国统计制度创新研究》文中认为统计事业发展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统计事业发展的瓶颈是中国统计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匹配不足。中国统计制度创新研究，是发展统计事业的最重要问题之一。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本文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中国统计制度创新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从统计制度理论分析入手，分析何为统计制度，并对统计制度的功能、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本文认为，统计制度是界定统计活动各相关主体的权益、约束统计活动各相关主体行为，降低不确定性带来的交易费用，并保障统计活动各主体权益的一套行为规则和实施保障。统计制度具有激励与约束的核心功能，统计制度产生与发展及其功能的实现受多种因素影响制约，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经济因素。在对中国统计制度变迁的历程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统计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各项统计制度之间的变迁关系、统计制度变迁与其他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寻找中国统计制度变迁的规律。理论与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经济增长与统计制度的变迁有共同发展变化的关系，统计制度的变迁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反过来统计制度的变迁也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作用；第二，各项统计制度变迁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共变关系，因而统计制度的变迁符合理论上的系统协调变迁要求；第三，统计制度变迁与其他法律制度是相互关联的，每一项统计制度的变迁都可能涉及部门法，所以在考察统计制度变迁时绝对不能将其看成一个孤立的领域。统计制度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综合分析统计制度变迁的趋势，未来中国统计制度变迁应以提高经济社会生产能力为基础，以提高统计能力为目标，由单一制度变迁向多元制度系统变迁转变，更多的考虑变迁成本。对中国统计制度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当前统计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统计制度与市场制度不适应。统计制度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很好的契合，造成许多不适应；第二，统计制度供需不平衡。统计制度的变迁没有跟上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度并存；第三，统计制度的法律地位不高。在法律规定上及现实统计工作开展时，统计制度的法律地位明显不高，发挥作用受限；第四，各项统计制度协调性差。各层次、各类别的统计制度制定者之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协调关系，造成各项统计制度常包含着局部利益的安排，在实施时存在相互矛盾与冲突。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第一，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应采取中央一级统计管理体制，然而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目前统计管理是多级化的；第二，社会生产力发展局限。目前技术方法手段无法对统计行政管理的责权利关系给出合理的核算；第三，受社会意识的影响，社会公众和行政领导对统计重要性认识不足；第四，制度供给时滞和政府垄断制度供给，统计制度变迁为政府主导型；第五，调查制度制定权、统计法律制度立法权过于分散。统计制度存在问题的最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中国统计制度的运行效率分析表明，中国统计制度运行效率相对较低。对发达国家统计制度安排进行分析，从中得到启示。第一，在统计组织管理体制方面，各国应根据本国的特点，选择不同的统计组织管理体制，选择的关键在于适合本国国情；第二，统计调查制度体系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统计核算制度体系完善依赖于调查资料的完善；第三，统计法律制度完善应注意实施机制的健全，实施效果与国家法制体系状况直接相关，统计法律制度有效宣传有利于提高制度实施效率。在统计制度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统计管理体制创新、统计调查核算制度创新和统计法律制度创新建议。第一，建立“三元”统计管理体制。综合考虑我国国情，我认为，国民经济社会基础统计工作及重点统计工作应采取由中央政府统计机构“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的高度集中管理方式，其他统计工作由地方政府统计机构及部门统计机构根据政府和部门各自的市场需求来设置安排，形成中央、部门、地方的“三元”统计管理体制；第二，建立统计机构协调机制。建立统计咨询协调常设机构，协调国家统计机构与部门统计机构和地方统计机构之间的关系，避免政府统计工作重复和遗漏，减少制度运行成本；第三，建立独立、中立、超然的第三方监管机构，对中国政府统计管理体制运行状况予以监督，对统计管理成本进行核算；第四，加强统计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从完善统计干部选拔机制、加强对现有统计人才的培养和提高及引进新生力量三个方面推进；第五，构建统计调查制度基本框架。统计调查制度框架应包含普查制度、经常性调查制度及其他调查制度所涉及的质的规定、量的规定和调查制度实施监督检查专门机构；第六，推动统计调查方法技术创新。通过统计技术复制、统计技术创造性模仿和统计技术自主创新三个层次安排，实现统计调查从业人员统计技术能力的升级；第七，建立行政记录报告制度，充分利用行政记录，节约调查成本，减少重复工作；第八，创新GDP核算制度。建立完善、可行的服务业调查核算制度体系，对各地区GDP核算中涉及重复计算的内容做出制度性规定；第九，调整投入产出核算制度，解决资料搜集问题，解决统计核算技术问题，参照多国的成功经验适时调整投入产出核算制度；第十，建立环境资源核算制度，对环境资源投入产出进行核算；第十一，建立统计核算制度的一致性保障，改善统计核算基础条件，形成支出法GDP核算制度与其他核算制度的衔接一致关系；第十二，健全统计法律制度。统计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法权归一化管理，在统计法中增加统计活动各方参与者权利和义务条款，明确规定统计活动各方参与者的法定地位，增加政府统计经费保障条款；第十三，健全统计法律制度执行体系，制定新的统计法实施细则，建立完善的统计违法处罚制度，建立中立和独立的统计执法部门；第十四，建立统计制度间协调机制，以统计法律制度为基础，保障统计法律制度、统计管理体制和统计调查核算制度三者协调。
刘振华[9]（2011）在《被边缘化的腹地：近代南阳盆地社会变迁研究（1906-1937）》文中提出南阳盆地位于豫、鄂、陕三省边缘,介于黄河、淮河与长江流域之分界。本文以清末至民国中期的南阳盆地农村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关注南阳盆地在交通区位被“边缘化”后当地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之变迁及影响。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由“中心地带”到“盗贼渊薮”。南阳曾经是中国重要的区域经济都会之一。晚清以降,随着自然、社会生态的衰败和区位交通重要性的下降,南阳盆地社会经济遭遇前所未有之衰变,沦为世人所不齿的“土匪世界”、“盗贼渊薮”。本章主要从明清以来南阳盆地自然生态的破坏、空间结构的边缘化及社会生态失衡的演变等视角出发,探究近代南阳盆地社会衰败的历史脉络。第二章、近代社会结构的恶化。本章探究南阳盆地“遍地是匪”和“绅权势大”这两大社会特征形成之动因。主要从近代以来南阳盆地社会风俗之流变,社会精英的“武化”和民众“匪化”等层面进行解析,从而梳理出宛属各地形成“豪绅政治”秩序的内在理路。本章也分析了在南阳盆地社会秩序崩溃后,一般民众在枪会、民团、匪众等社会组织中的地位、走向,对民众在“豪绅政治”秩序下的出路做了一定的分析。第三章、地权分配和租佃关系。本章通过对南阳盆地社会调查材料等资料的解析,主要围绕“地权分配”这一核心主题,努力把握20世纪20-30年代南阳盆地地权分配和租佃关系的特征,进而解读这一特征与当地社会衰败的关系。第四章、农村经济的衰变。本章通过对20世纪20-30年代南阳盆地农村社会经济、农村副业、农村商业贸易及交通条件的研究,考察南阳盆地农村社会经济衰变表征及其后果。南阳盆地社会生态的衰败造成当地土地荒芜、农村逃亡（离村）人口剧增、农村副业由盛而衰、交通秩序破坏,农村经济濒临破产,加剧了农村的贫困化程度。第五章、农家生活。在20世纪20-30年代,在南阳盆地社会衰败和整体秩序陷于崩溃的情形下,当地农家生活受外在因素影响巨大。一般农家无法“安居”,衣、食、住、行水平都极为低下,他们成为南阳盆地社会衰败的最大牺牲对象。近代以来,南阳盆地作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区域社会,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缘得到国家权力和政策的特殊眷顾。在近代南阳盆地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之后,地方精英重建的“豪绅政治”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职能对南阳盆地“漠视”的副产品。
张战仁[10]（2011）在《地理空间视角下我国区域创新非均衡发展的时空模式研究》文中提出自我国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区域增长差异是关于中国区域研究的持续热点,国内外学者围绕区域经济差异的推动因素展开了大量研究。但是,对于区域创新差异却缺少系统研究。然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只是一种表象,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具体说就是不同区域的技术资源,特别是工业技术资源及其创新活动的活跃程度上存在的某种程度的发散可以认为是更为深层的内在原因。在区域发展上,落后地区尽管可以通过市场购买或技术扩散效应提高社会创新活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但是,受到外部环境和内部技术发展路径依赖两方面的强力制约,区域创新的空间异质性可能会长期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要缩小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安排,学界必须对区域创新差异问题加以关注。目前,尽管随着区域差异理论的日益完善、特别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诞生之后,学者在区域经济差异研究领域实现了空间革命,不仅注意到了区域产业互动联系、技术溢出、空间报酬递增对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贡献作用,而且,还以区际经济增长的可溢出性为着力点,探讨了增长地理溢出与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相关关系。但是,在区域创新研究中,尚未见有学者以地理空间为视角研究区域创新差异问题。而事实上,与经济活动一样,作为一个投入-产出过程,由于创新生产活动也涉及到主体间的互动联系及相互知识外溢,使得地理空间因素对区域创新差异的形成可能具有同样的功效。譬如,区域创新互动联系、知识外溢也有可能产生空间层面上的创新递增报酬,从而将引起创新地理集聚和形成区际差异；而创新知识的区际溢出则会促使区域创新行为产生空间交互作用,使得区际创新产生极化扩散效应,并形成超越行政边界的创新热点区域群或冷点区域群,等等。创新行为在少数区域地理集聚或在邻近区域成堆分布正是区域创新差异形成的重要空间表现形式。因此,不仅区域经济差异研究必须以地理空间为研究视角,以知识生产为目的的区域创新差异研究也需如此。本研究基于区域创新活动数据,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相结合,采用地理空间视角,建立空间或行业实证检验模型,以我国的区域创新差异为研究对象,在时空两维角度及区域内和区域间两个空间层次,深入研究地理空间因素与我国区域创新差异非均衡发展的时空模式。本研究的焦点议题有三,一是区域知识外溢、创新互动联系与区域创新差异分析；二是区际知识外溢、创新地理溢出与区域创新差异分析；三是在动态变化角度分析创新空间交互作用与区域创新差异空间俱乐部趋同。本研究首先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有关区域差异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基于专利产出数据,首先直观分析了我国区域创新的地理集聚及空间集群格局。我国区域创新活动分布的地理集聚现象明显。与一般的经济活动相比,创新活动地理集聚倾向明显高于经济活动,且多空间尺度下的创新地理集聚都具有累积性特点；而在空间集群方面,我国区域创新差异不仅表现在创新活动的地理集聚上,其还表现在区域创新布局的成堆分布上。首先,省级空间尺度上,我国各省市创新活动分布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相邻省份的创新发展基本处于同一分位区,其次,在地级空间尺度,区域创新成堆集群分布的态势更加明显。总体上,作为一个投入产出过程,创新活动地理集聚的累积性特点及比经济行为具有更高地理集聚度的客观事实等,可能意味着区域创新生产的互动联系、知识溢出与我国区域创新差异的产生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而考虑到外在关联环境对一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区域创新成堆分布的这种规律性的空间关联结构显示,创新空间交互作用即创新地理溢出可能是我国区域创新差异产生的另一原因。进一步地在前文理论文献综述及稍后的直观分析基础上,本研究以地理空间为视角,区分了两种导致区域创新差异的创新互动溢出行为：一是区域知识外溢、创新互动溢出；二是区际知识外溢、创新地理溢出。与传统研究仅仅关注知识外溢的距离衰减性对创新地理集聚的影响不同,本研究将区域知识外溢赋予了一个新的内涵,认为与经济空间递增报酬一样,区域知识外溢、创新互动联系也会产生空间层面上的创新报酬递增,加之要素流动的集聚效应,这会从多方面引起区域创新差异。与传统研究相比,本文将知识外溢与区域创新差异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此外,在区际知识外溢、创新地理溢出与区域差异研究方面,本研究主要关注的不是受区际知识外溢等影响下,区域创新地理溢出的整体溢出效果,而是试图论证多样性的创新空间交互作用对我国区域创新差异形成的影响作用。首先,对区域知识外溢、创新互动联系与区域创新差异的分析表明：（1）传统的供求及政策类因素对我国区域创新差异的形成仍有影响作用,在人力或资本投入规模上的差异可引起我国区域创新的非均衡发展,此外,政府的公共财政支持及区域不同的产业结构等政策或供求类因素也都与我国区域创新差异的产生关系密切；（2）从区域创新互动溢出因素来看,如果只强调以上这些传统的供求及政策类因素,则在区域创新差异的形成原因时,这明显有失全面性。事实上,在所有创新差异形成因素的实证检验模型中,创新互动溢出因素同样都具有较大的估计系数,而且,如果以最能代表区域创新发展状况的发明专利为解释变量,则创新互动溢出类因素的解释力度更强。考虑到发明专利指标对区域创新发展状况的更好的代表性,这显示了以地理空间为视角,从创新互动溢出角度系统论述区域差异产生原因的重要性。（3）从动态集聚角度来看,通过创新要素的跨区域流动等,我国区域内部不同的创新互动溢出环境,对我国区域创新差异的形成具有累积循环影响。在创新互动联系及相互溢出因素的影响下,循环累积作用是形成我国区域创新差异的一项重要机制。总体上,这说明了区域创新互动溢出对区际创新差异的形成具有综合影响。（4）从产业层面来看,区域知识外溢、创新互动联系与各产业创新活动的地理集聚关系密切。若一产业创新活动对地方知识外溢及创新互动环境要求越高,则该产业创新活动的地理集聚度通常也越高,两者的相关关系具有很高的统计显着性。鉴于各创新活动对地方互动溢出环境普遍较高的要求,从产业创新活动层面,这再次证实了区域不同的创新互动溢出环境对区际创新差异产生的重要影响。其次,至于区际知识外溢、创新地理溢出与区域创新差异分析,本论文将创新差异的形成因素从区域内拓展到区域外,从区域创新所处的外在关联环境入手,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主要分析在地理距离、创新发展阶段及区域知识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下,多样性的创新空间交互作用对其区域差异形成的理论与实际作用,结果表明：（1）从我国区域创新的整体空间关联溢出效果看,我国区域创新整体是可溢出的,但是,这种溢出效果明显受到地理距离因素的影响。鉴于离创新增长极远近不同的区域,它们在创新发展上的可能不同表现,随距离增加而不断减小的创新溢出,在一定意义上能有效证明受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多样性的创新地理溢出对区际创新差异的形成具有贡献作用。（2）分地带（或分省区）从区域创新空间关联溢出的局部特征看,无论是地带内部的省级空间层面,还是省区内部的地级空间层面,我国区域创新的空间关联溢出结构都有不同的变化特征。在创新发达的东部地区,由于已跨越极化发展阶段,加之知识吸收能力较强,其内部各省区的创新一体化程度较高,创新正向的空间关联溢出明显,与此相反,在创新欠发达地中西部地区,其内部省区的创新协同溢出能力则较差,创新正向的空间关联溢出不明显,结果在创新发展的外在关联环境方面,创新欠发达省份远差于创新发达省份。此外,在省区内部的地级空间层面,创新的关联溢出变化与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非均衡空间布局也高度一致。总体上,这一结果说明,不仅受地理距离因素的影响,多样性的区际创新溢出对区域差异的形成具有理论上的贡献作用,在区域发展阶段及知识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影响下,创新空间关联溢出随区域不同表现出的规律性变化也显示,区域间多样性的创新空间关联溢出与我国区域创新差异的形成具有必然联系。（3）从地带交接处省市间的创新溢出情况看,东部省区与中部或西部省区间的创新发展仍基本处于发展的极化阶段,与中部相邻的东部省份通过人员、信息的流通获得了正向溢出,而与东部相邻的中部省份未能从东部省份的创新溢出中受益,与东部省份接壤的部分中西部省区还处于不利的逆向溢出环境中。概括而言,地带交接处的省市创新关联溢出仍然是有利于发达省市创新发展的这样一种空间关联格局。最后,在时间维度上,对于地理空间因素于区域创新差异动态变化的影响,本研究将区位空间依赖因素作为俱乐部趋同研究的区域分组标准,通过建立可测度地理空间效应对区域差异趋同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对创新地理溢出与区域创新差异空间俱乐部趋同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1）从全国总体考量,尽管我国区域创新差异并不存在动态的单一稳态趋同特征,相反,有悖于落后地区较之发达地区长期能保持更高增长速度的经典假设,我国区域创新的整体差异水平长期趋于发散。但是,从内部空间依赖模式相近的两个分组区域看,在我国区域创新差异整体水平不断扩大的同时,这两个分组区域内部的创新发展却逐渐趋同,形成了两个有特色的创新空间趋同俱乐部。（2）从创新地理溢出的贡献作用考量,我国区域创新差异的这种趋同特征不仅说明,与区域经济差异一样,我国区域创新差异并不存在单一稳态的趋同,而只会在具有某些相似条件的各分组区域内出现多稳态的相对趋同；同时,在空间依赖模式相近区域组内出现俱乐部趋同的实证结果还表明,地理溢出因素对我国区域创新差异的多稳态趋同有重要贡献作用。可以说,我国区域创新这种整体分异与局部多稳态趋同特征的形成是与创新的地理溢出分不开的。（3）从各分组区域的比较角度考量,地理溢出类因素对区域创新差异动态空间趋同的实际贡献作用随分组区域不同也有不同。高高组内区域更大的创新溢出系数λ,说明由于它们都具有相对较高的知识吸收能力等,创新地理溢出对平抑它们内部区域间的创新差异更具决定意义。
二、襄樊市劳动力市场一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襄樊市劳动力市场一瞥（论文提纲范文）
（1）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上编 |
| 第一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竹简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的发掘及墓主身份 |
| 第二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的公布与研究 |
| 一、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发布前的研究状况 |
| 二、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及图版公布 |
| 三、本论文的研究内容与意义 |
| 第三节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研究综述 |
| 一、《二年律令》研究综述 |
| 二、《奏谳书》研究综述 |
| 三、《脉书》研究综述 |
| 四、《算数书》研究综述 |
| 五、《盖庐》研究综述 |
| 六、《引书》研究综述 |
| 七、《遣册》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张家山M247号汉墓竹简释文校注 |
| 第一节 历谱 |
| 第二节 二年律令 |
| 第三节 奏谳书 |
| 第四节 脉书 |
| 第五节 算数书 |
| 第六节 盖庐 |
| 第七节 引书 |
| 第八节 遣策 |
| 第三章 相关问题研究 |
| 第一节 《二年律令》编联探讨 |
| 第二节 汉代副词“颇”浅论 |
| 第三节 “毋害”词义辨析 |
| 第四节 “出入罪人”释义及相关问题探讨 |
| 第五节 完刑的再认识 |
| 第六节 “行钱”本义考 |
| 第七节 秦汉户赋缴纳对象分析 |
| 下编 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创新集聚的空间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 |
| 1.2.1 创新集聚空间效应的理论基础与内涵 |
| 1.2.2 创新集聚空间效应的机理分析 |
| 1.2.3 创新集聚的空间格局和特征研究 |
| 1.2.4 创新集聚的空间效应测度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创新集聚的相关研究现状 |
| 2.1.2 空间效应的研究现状 |
| 2.1.3 简要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创新集聚空间效应的理论诠释 |
| 2.2.2 创新集聚的理论分析 |
| 2.2.3 空间效应的理论分析 |
| 第三章 创新集聚空间效应的机理 |
| 3.1 创新集聚空间效应的定性分析 |
| 3.1.1 创新集聚的产业组织特征 |
| 3.1.2 创新集聚的空间作用特征 |
| 3.1.3 创新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 |
| 3.1.4 创新集聚的空间反馈效应 |
| 3.2 基于TP模型的创新集聚空间效应分析 |
| 3.2.1 TP模型的假设和基本思路 |
| 3.2.2 基于TP模型的创新集聚 |
| 3.2.3 TP模型下创新集聚的溢出和反馈效应 |
| 第四章 创新集聚的空间格局分析 |
| 4.1 中国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格局 |
| 4.1.1 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
| 4.1.2 中国城市创新要素空间集聚格局特征 |
| 4.1.3 中国城市创新要素空间集聚度 |
| 4.2 中国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格局 |
| 4.2.1 中国城市创新产出空间集聚格局特征 |
| 4.2.2 中国城市创新产出空间集聚度 |
| 4.3 中国城市创新效率的空间集聚格局 |
| 4.3.1 中国城市创新效率测度 |
| 4.3.2 中国城市创新Malmquist指数结果分析 |
| 第五章 创新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测度 |
| 5.1 计量模型的设置 |
| 5.1.1 知识生产函数 |
| 5.1.2 空间杜宾模型 |
| 5.1.3 空间权重矩阵 |
| 5.2 创新集聚空间溢出的影响因素识别 |
| 5.2.1 影响创新集聚的主要因素 |
| 5.2.2 数据来源 |
| 5.2.3 计量结果及讨论 |
| 5.3 创新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 |
| 5.3.1 分解方法 |
| 5.3.2 结果及讨论 |
| 5.4 创新集聚空间溢出区域差异 |
| 5.4.1 三大区域创新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测度 |
| 5.4.2 三大区域创新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的分解 |
| 第六章 创新集聚的反馈效应测度 |
| 6.1 创新集聚的空间逆向溢出效应测度 |
| 6.2 创新集聚的区域产业反馈效应测度 |
| 6.2.1 模型与数据来源 |
| 6.2.2 数据处理 |
| 6.2.3 城市创新集聚反馈效应的分析与比较 |
| 第七章 结论及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2.1 完善经济主体行为 |
| 7.2.2 缩小创新集聚技术溢出的地区差距 |
| 7.2.3 多方举措提升区域技术创新效率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表1 |
| 附表2 |
（3）高校学生党建的价值观蕴涵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 ——以华中科技大学“党旗领航工程”为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1.6 基本概念 |
| 2 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理论探讨 |
| 2.1 价值观形成的基本理论 |
| 2.2 价值观认同的基本理论 |
| 2.3 社会动员的基本理论 |
| 3“党旗领航工程”的价值观意蕴 |
| 3.1 华中科技大学“党旗领航工程”概要 |
| 3.2“党旗领航”所蕴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 |
| 3.3“党旗领航”所蕴涵的良好社会价值观 |
| 3.4“党旗领航”所蕴涵的正确道德价值观 |
| 3.5“党旗领航”所蕴涵的积极人生价值观 |
| 4“党旗领航工程”之价值观教育 |
| 4.1“早日站在党旗下”的价值观教育 |
| 4.2“党旗在我心中”的价值观教育 |
| 4.3“我为党旗添光彩”的价值观教育 |
| 5“党旗领航工程”的评估与反思 |
| 5.1“党旗领航工程”的整体调研反馈 |
| 5.2“党旗领航工程”的个案跟踪调研分析 |
| 5.3“党旗领航工程”的总结与反思 |
| 6 以高校党建引领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建议 |
| 6.1 挖掘高校大学生党建的价值观意蕴 |
| 6.2 彰显高校大学生党建的价值观教育功能 |
| 6.3 加强以党建引领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科学体系构建 |
| 7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或撰写的学术论文 |
（4）基于城市空间文本观的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及其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切入点与基本概念 |
| 1.2.1 研究的切入点 |
| 1.2.2 基本概念 |
| 1.3 问题的提出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区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
| 1.5.1 研究区与选择的依据 |
| 1.5.2 研究的数据来源 |
| 1.6 研究可能的创新点 |
| 1.6.1 理论创新 |
| 1.6.2 方法创新 |
| 第二章 国内外生态城市空间及相关研究进展 |
| 2.1 国外生态城市空间及相关研究进展 |
| 2.1.1 19世纪末以前城市空间的形体化研究 |
| 2.1.2 20世纪初到50年代城市空间的功能化研究 |
| 2.1.3 20世纪60年代以后城市空间的人文化研究 |
| 2.1.4 20世纪末以来生态理念下城市空间的多样化研究 |
| 2.2 国内生态城市空间及相关研究进展 |
| 2.2.1 以“生态城市空间”为篇名的研究 |
| 2.2.2 生态城市空间相关理论研究 |
| 2.2.3 生态城市空间相关实证研究 |
| 2.2.4 生态城市空间和城市单要素关系的研究 |
| 2.2.5 生态城市空间相关评价体系领域的研究 |
| 2.3 生态城市空间规划和实践探索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1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
| 3.1.1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
| 3.1.2 复杂系统理论 |
| 3.1.3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SES) |
| 3.1.4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 |
| 3.1.5 区域生态城市理论 |
| 3.2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研究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溯源 |
| 3.2.1 生态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思想溯源 |
| 3.2.2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研究的思想溯源 |
| 3.2.3 生态城市空间发展研究的基础理论 |
| 3.3 城市空间文本 |
| 3.3.1 城市空间的阅读性 |
| 3.3.2 文本的内涵与结构 |
| 3.3.3 城市空间的文本观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城市空间文本观的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理论构建 |
| 4.1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的概念界定 |
| 4.2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的要素 |
| 4.2.1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结构要素 |
| 4.2.2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功能要素 |
| 4.2.3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价值要素 |
| 4.3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言—象—意”的表意结构 |
| 4.3.1 言—生态城市空间系统表意结构的第一层 |
| 4.3.2 象—生态城市空间系统表意结构的第二层 |
| 4.3.3 意—生态城市空间系统表意结构的第三层 |
| 4.4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的特征和发展的原理 |
| 4.4.1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的特征 |
| 4.4.2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发展的原理 |
| 4.5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发展的三化模型 |
| 4.6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研究思路的建构 |
| 4.7 生态城市空间系统研究方法体系 |
| 4.7.1 言—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子系统研究方法体系 |
| 4.7.2 象—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子系统研究方法体系 |
| 4.7.3 意—生态城市空间价值子系统研究方法体系 |
| 4.8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言——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子系统及评价研究 |
| 5.1 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子系统研究的基础 |
| 5.1.1 基本概念 |
| 5.1.2 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子系统的特征 |
| 5.1.3 生态城市不同尺度空间结构要素组织 |
| 5.1.4 生态城市空间结构模式 |
| 5.2 生态城市的区域生态空间格局评价的方法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评价的指标及其计算的方法 |
| 5.3 生态城市的区域生态空间格局评价案例研究 |
| 5.3.1 兰州市 |
| 5.3.2 武汉市 |
| 5.3.3 珠海市 |
| 5.4 生态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评价构成体系和评价的方法 |
| 5.4.1 评价构成体系 |
| 5.4.2 评价的方法 |
| 5.5 生态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评价案例研究 |
| 5.5.1 生态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客观评价研究 |
| 5.5.2 生态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主观评价研究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象——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子系统及评价研究 |
| 6.1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子系统研究的基础 |
| 6.1.1 基本概念 |
| 6.1.2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子系统的发展模式 |
| 6.2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子系统评价的内容 |
| 6.2.1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影响力 |
| 6.2.2 生态城市空间外向服务能力 |
| 6.2.3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综合实力 |
| 6.3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子系统评价的方法 |
| 6.3.1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影响力 |
| 6.3.2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外向服务能力 |
| 6.3.3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综合实力 |
| 6.4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子系统评价案例研究 |
| 6.4.1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影响力 |
| 6.4.2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外向服务能力 |
| 6.4.3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综合实力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意——生态城市空间价值子系统及评价研究 |
| 7.1 生态城市空间价值子系统研究的基础 |
| 7.1.1 基本概念 |
| 7.1.2 生态城市空间价值的思维转型 |
| 7.1.3 生态城市空间价值的整合 |
| 7.1.4 生态城市空间价值的重建 |
| 7.2 生态城市空间价值子系统评价构成体系和评价的方法 |
| 7.2.1 评价构成体系 |
| 7.2.2 生态城市空间价值子系统评价的方法 |
| 7.3 生态城市空间价值子系统评价案例研究 |
| 7.3.1 兰州市案例 |
| 7.3.2 武汉市案例 |
| 7.3.3 珠海市案例 |
| 7.3.4 三个城市评价结果对比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三个生态城市空间系统评价结果对比与对策建议 |
| 8.1 三个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子系统评价结果对比 |
| 8.1.1 三个城市区域生态空间格局评价结果对比 |
| 8.1.2 三个城市的城市空间结构评价结果对比 |
| 8.2 三个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子系统评价结果对比 |
| 8.2.1 三个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影响力评价结果对比 |
| 8.2.2 三个生态城市空间功能外向服务能力评价结果对比 |
| 8.2.3 生态城市空间功能综合实力评价结果对比 |
| 8.3 三个生态城市空间价值评价结果对比 |
| 8.4 三个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
| 8.4.1 兰州市 |
| 8.4.2 武汉市 |
| 8.4.3 珠海市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创新尝试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1992-2016 年全国200个地级城市获批试点情况 |
| 附录 2:生态城市空间结构满意度调查问卷(珠海为例) |
| 附录 3:三个城市空间结构满意度调查结果汇总 |
| 附录 4:生态城市空间功能综合实力满意度调查问卷(珠海为例) |
| 附录 5:三个城市空间功能综合实力满意度调查结果汇总 |
| 附录 6:生态城市空间价值调查问卷(珠海为例) |
| 附录 7:三个城市居民生态价值观调查结果汇总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框架 |
| 1.6 创新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文献综述 |
| 2.1 城市规模 |
| 2.1.1 城市规模的定义 |
| 2.1.2 城市规模的影响因素 |
| 2.1.3 最优城市规模 |
| 2.2 城市效率 |
| 2.2.1 城市效率的定义 |
| 2.2.2 城市效率的度量 |
| 2.2.2.1 指标体系法 |
| 2.2.2.2 数据包络分析法 |
| 2.2.2.3 生态足迹评价法 |
| 2.2.3 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 |
| 2.3 城市经济增长 |
| 2.3.1 城市经济增长的定义 |
| 2.3.2 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 |
| 第3章 城市规模形成与发展模型 |
| 3.1 两个城市模型 |
| 3.1.1 消费者行为模型 |
| 3.1.2 生产者行为模型 |
| 3.1.3 农业部门模型 |
| 3.1.4 人口迁移分析 |
| 3.2 单中心城市模型 |
| 3.2.1 消费者行为模型 |
| 3.2.2 生产者行为模型 |
| 3.2.3 农业部门模型 |
| 3.2.4 人口迁移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城市规模及其影响因素 |
| 4.1 城市规模的形成 |
| 4.2 城市规模的衡量 |
| 4.2.1 城市人口规模、空间规模和经济规模的相关性分析 |
| 4.2.2 城市人口规模、空间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因子分析 |
| 4.2.3 城市规模衡量方法的选择 |
| 4.3 城市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城市规模的分布 |
| 4.3.2 城市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3.2.1 变量选取 |
| 4.3.2.2 研究方法 |
| 4.3.2.3 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4.3.2.4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3 分不同年份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3.4 分不同区域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4.4 城市规模的增长与边界 |
|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效率评价及其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
| 5.1 DEA模型介绍 |
| 5.1.1 C~2R模型 |
| 5.1.2 BC~2模型 |
| 5.1.3 超效率DEA模型 |
| 5.1.4 Malmquist指数 |
| 5.2 城市效率的评价及特征分析 |
| 5.2.1 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2.2 城市效率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
| 5.2.2.1 城市效率总体特征 |
| 5.2.2.2 三大区域城市效率特征 |
| 5.2.2.3 不同规模城市效率特征 |
| 5.2.2.4 城市规模收益特征分析 |
| 5.2.3 城市效率演变特征分析 |
| 5.2.3.1 城市效率演变特征——基于技术不变 |
| 5.2.3.2 城市效率演变特征——基于技术变化 |
| 5.3 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的关系 |
| 5.3.1 理论分析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城市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及指标选取 |
| 5.3.4 城市效率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3.5 实证分析及结果讨论 |
| 5.3.6 分不同区域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5.3.7 城市规模对于城市效率的影响程度分析——基于扩展的O-B分解 |
|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城市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 |
| 6.1 理论分析 |
| 6.1.1 经济增长理论 |
| 6.1.2 城市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6.2 城市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城市规模经济的检验 |
| 6.2.2 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初步分析 |
| 6.2.3 城市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
| 6.2.3.1 计量模型的构建 |
| 6.2.3.2 数据来源及指标说明 |
| 6.2.3.3 实证分析及结果讨论 |
| 6.2.3.4 分不同区域的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4 城市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
| 6.3 基于经济增长的最优城市规模分析 |
| 6.3.1 拥挤效应、城市效率与最优城市规模——一个简化的理论模型 |
| 6.3.2 最优城市规模的测算 |
|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城市发展战略及对策建议 |
| 7.1 总体发展战略 |
| 7.2 对策建议 |
| 7.2.1 加快中小城市建设步伐,提升大城市发展质量 |
| 7.2.2 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
| 7.2.3 提高人力资本存量,加大高级人才的培养及引进 |
| 7.2.4 减少政府干预,促进公平竞争 |
| 7.2.5 扩大中西部地区城市开放度,提高外资的利用效率 |
| 7.2.6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加强城市法治建设 |
| 第8章 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参与的项目与课题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部省域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模型、机理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主要目标 |
| 1.2.1 基本思路 |
| 1.2.2 主要目标 |
| 1.3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难点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的重点难点 |
| 1.4 研究的主要方法和创新点 |
| 1.4.1 主要研究方法 |
| 1.4.2 主要创新之处 |
| 第2章 城市首位度及相关城市发展理论综述 |
| 2.1 城市首位度的概念 |
| 2.2 关于城市首位度的应用研究 |
| 2.2.1 国外典型的理论研究 |
| 2.2.2 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 |
| 2.2.3 城市首位度同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 |
| 2.3 城市规模的相关理论 |
| 2.3.1 影响城市规模的因素 |
| 2.3.2 城市规模效益理论 |
| 2.3.3 城市最优规模理论 |
| 2.4 区域中心城市的研究理论 |
| 2.4.1 国外关于中心城市发展的基本理论 |
| 2.4.2 国内对于中心城市的研究成果 |
| 2.5 有关中部地区城市发展的相关研究 |
| 2.5.1 中部区域化城市群研究综述 |
| 2.5.2 中部各省域城市化发展研究综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部省域首位城市的发展现状分析 |
| 3.1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概况 |
| 3.2 中部省域首位城市竞争力的比较分析 |
| 3.2.1 城市竞争力的相关研究基础 |
| 3.2.2 构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
| 3.2.3 选取竞争力评价方法 |
| 3.2.4 实证分析及结论 |
| 3.3 中部省域首位城市发展困境分析 |
| 3.3.1 城市综合实力仍有待提高 |
| 3.3.2 行政壁垒和条块分割问题突出 |
| 3.3.3 产业同质化竞争明显 |
| 3.3.4 城市间分工协作程度较低 |
| 3.3.5 生态环境保护面临严峻挑战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部省域城市首位度的变化规律研究 |
| 4.1 人口首位度的变化规律 |
| 4.1.1 江西省人口首位度的时间序列分析 |
| 4.1.2 中部其他五省的相关分析 |
| 4.1.3 中部省域人口首位度的规律总结 |
| 4.2 中部省域经济首位度的变化规律 |
| 4.2.1 江西省经济首位度的时间序列分析 |
| 4.2.2 中部其他五省的相关分析 |
| 4.2.3 中部省域经济首位度规律总结 |
| 4.3 中部省域首位度变化规律的综合分析 |
| 4.3.1 首位度发展驱动力的提出 |
| 4.3.2 首位度发展驱动力的验证 |
| 4.3.3 验证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部省域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
| 5.1 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存在性分析 |
| 5.1.1 首位度与 GDP 的因果关系分析 |
| 5.1.2 人口首位度与经济首位度的影响关系分析 |
| 5.1.3 首位度与 GDP 增长率的影响关系分析 |
| 5.1.4 首位度与人均 GDP 的影响关系分析 |
| 5.1.5 综合评述 |
| 5.2 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趋势性分析 |
| 5.2.1 模型说明 |
| 5.2.2 江西省首位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趋势分析 |
| 5.2.3 中部其他省域的相关趋势分析 |
| 5.2.4 综合结论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部省域城市首位度的最优规模研究 |
| 6.1 城市首位度关于经济首位度的最优规模分析 |
| 6.1.1 江西省城市首位度最优规模的确定 |
| 6.1.2 中部其他五省的相关分析 |
| 6.2 城市首位度关于经济增长率的最优规模 |
| 6.2.1 江西省城市首位度最优规模的确定 |
| 6.2.2 中部其他五省的相关分析 |
| 6.3 城市首位度关于人均 GDP 的最优规模 |
| 6.3.1 江西省城市首位度最优规模的确定 |
| 6.3.2 中部其他五省的相关分析 |
| 6.4 城市首位度最优规模的实践性探究 |
| 6.4.1 中部省域首位度最优规模的比较 |
| 6.4.2 首位度最优规模的实践验证 |
| 6.4.3 综合评述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首位度的中部省域经济增长效率研究 |
| 7.1 资源配置效率的纵向分析 |
| 7.1.1 模型及相关说明 |
| 7.1.2 江西省资源利用效率分析 |
| 7.1.3 中部其他五省的相关分析 |
| 7.2 资源配置效率的横向比较分析 |
| 7.3 综合评述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城市首位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 |
| 8.1 首位度对经济增长的功能分析 |
| 8.1.1 规模集聚功能 |
| 8.1.2 扩散辐射功能 |
| 8.2 首位城市与经济增长的机理过程 |
| 8.2.1 首位城市与经济增长的形成过程 |
| 8.2.2 首位城市与经济增长的传导过程 |
| 8.2.3 首位城市与经济增长的协调过程 |
| 8.3 城市首位度同经济增长的机理模型 |
| 8.3.1 传统系统要素机理模型 |
| 8.3.2 基模分析的机理模型 |
| 8.4 城市首位度作用机理的启示 |
| 8.5 科学的首位城市发展机制 |
| 8.5.1 产业对接机制 |
| 8.5.2 政策协调机制 |
| 8.5.3 互联互通机制 |
| 8.5.4 生态保护机制 |
| 8.5.5 城市服务机制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推进首位城市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
| 9.1 先进地区首位城市发展的经验借鉴 |
| 9.1.1 国外发达地区首位城市群发展经验 |
| 9.1.2 长江三角洲首位城市群的发展经验 |
| 9.1.3 中部省域自身先进经验总结 |
| 9.1.4 经验总结及启示 |
| 9.2 首位城市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体系 |
| 9.2.1 转型传统城市首位度，完善城市体系 |
| 9.2.2 升级首位城市经济结构、促进产城融合 |
| 9.2.3 对接首位城市交通设施、构建空间一体 |
| 9.2.4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一体 |
| 9.2.5 改革首位城市体制机制、完善区域服务 |
| 9.2.6 集聚首位城市科技力量、提升创新能力 |
| 9.2.7 加强首位城市生态保护、实现可持续发展 |
| 9.2.8 促进省域首位城市协作、打造跨省域互补型产业基地 |
| 9.3 本章小结 |
| 第10章 结论与展望 |
| 10.1 主要研究结论 |
| 10.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实证研究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 B 部分省域时间序列方程的相关项确立过程 |
| 附录 C 部分省域因果检验分析的相关过程 |
| 附录 D 阈值回归相关操作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 ——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农民流动中的内在束缚：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一） 主要研究内容 |
| (二） 主要分析框架及分析视角 |
| (三） 主要分析方法及分析单位 |
| (四） 简短的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四、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一） 理论研究方法 |
| (二） 实证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自由及农民自由 |
| (二） 社区及社会融合 |
| (三） 农村社区及社区治理 |
| 六、论文研究中几对关系的交代与说明 |
| (一） 社会转型与转变社会 |
| (二） 农民流动与农民自由 |
| (三） 社区社会融合与社会融合 |
| 七、个案介绍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前温州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农民 |
| 一、1950-1957：土改、合作化与包产到户 |
| (一） 土改 |
| (二） 合作化 |
| (三） 包产到户 |
| 二、1958-1978：人民公社化 |
| (一） 走集体 |
| (二） 大跃进 |
| (三） 再包产到户 |
| (四） 社队经济及发展副业 |
| 小结 生存伦理及制度收放中的农民现实自由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农村社会变革中的农民及现实困境 |
| 一、1978-1984：人民公社后期 |
| (一）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 (二） 进城与造城 |
| 二、1985-2006：乡政村治时期 |
| (一） 村民自治 |
| (二） 经济社会转型与分化 |
| 三、2006年以来：现实矛盾与困境 |
| (一） 基层治理体系滞后 |
| (二） 农民公共服务供需不平衡 |
| (三） “村社一体”、“政经不分” |
| (四） 分化、流动中的封闭、分割与排外 |
| 小结 农民自由的扩展及社会流动中的结构性束缚 |
| 第四章 三分三改 |
| 一、政经分开 |
| (一） 政经不分的历史 |
| (二） 村委会和经济组织的分离 |
| (三） “身份分离”促进的农民自由 |
| 二、资地分开 |
| (一） 集体资产的捆绑性束缚 |
| (二） 土地资产与非土地资产的分离经营 |
| (三） 资产重组的农民自主及自由 |
| 三、户产分开 |
| (一） “户产一体”背景下的社区封闭与排外 |
| (二） 户口与产权组织关系的分离改革 |
| (三） “产权明晰”推动的自由流动与利益维护 |
| 四、股改 |
| (一） “人人有份、人人无份”的集体资产 |
| (二） 经营性资产的量化入股 |
| (三） “资产量化”的个体财产与经济自由支配权 |
| 五、地改 |
| (一） 集体产权下的土地要素流动困境 |
| (二） 农用地、宅基地、建设用地改革 |
| (三） “地权变革”盘活的土地财产及农民“离土离乡” |
| 六、户改 |
| (一） 城乡二元户籍及利益捆绑 |
| (二） 剥离附属功能、恢复社会管理功能的户籍改革 |
| (三） “户改”启动的迁徙自由及流动中的公民权利 |
| 小结 “三分三改”突破的封闭经济社会结构及促进的农民自由 |
| 第五章 社区重建 |
| 一、农村社区重建的背景及现实基础 |
| (一） 社区重建的历史背景 |
| (二） 社区重建的基础与目标 |
| 二、社区地域空间的重组 |
| (一） 跨越村界的联合大社区 |
| (二） 突破封闭边界的自由与认同 |
| 三、社区组织体系重构 |
| (一） 开放性组织体系 |
| (二） 全覆盖管理、服务中的平等、认同及归属 |
| 四、社区治理机构再造 |
| (一） 合作性治理机构 |
| (二） 开放治理中的自我公共空间 |
| 五、社区治理机制变革 |
| (一） 协商式治理机制 |
| (二） 多元参与中的自由与认同 |
| 小结 流动背景下社会重建中的个体化、认同与归属 |
| 第六章 转变社会中的温州农民自由及社区社会融合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温州农民自由发展历程及特征 |
| (一） 建国初期：制度建构中的“自由”及“不自由” |
| (二） 集体化时期：封闭社会结构中的农民自由及其抗争 |
| (三）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革释放的自由及其限度 |
| (四） 新时期：“三分三改”释放的新自由 |
| 二、农民流动背景下的当代新社区社会融合现状 |
| (一） 社会融合的多维度因素 |
| (二） 社区社会融合的指标体系建构 |
| (三） 基于融合指标体系的温州新社区考察 |
| (四） 社区社会融合效度考察的基本结论 |
| 三、温州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与社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 温州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 |
| (二） 流动背景下现代新社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 |
| 小结 曲折的个体化及艰难的再嵌入融合 |
| 第七章 讨论与结论转变社会中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制度基础 |
| 一、流动背景下的农民自由与融合：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历史新命运 |
| 二、我国历史进程中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 |
| (一） 传统专制社会中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 |
| (二） 建国以来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状况 |
| (三） 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制度关联性 |
| 三、国外农村基层社会变革中的农民自由及社会融合 |
| (一） 基层社会制度变迁改变的“农民命运” |
| (二） 社会制度构建的“社会融合” |
| (三） 国外社会变革中农民自由与社会融合的制度价值 |
| 四、农民的自由及其实现 |
| (一） 农民自由 |
| (二） 农民自由的影响因素 |
| (三） 农民自由的实现 |
| 五、自由中的社区社会融合 |
| (一） “自由”个体何去何从 |
| (二） 融合性社会 |
| (三） 社区社会融合何以可能 |
| 六、社区社会融合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大融合 |
| 七、基本结论 |
| 余论 自由、人性与制度 |
| 附录一 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部分访谈资料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中国统计制度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0.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0.1.1 选题背景 |
| 0.1.2 选题意义 |
| 0.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0.2.1 研究思路 |
| 0.2.2 研究方法 |
| 0.3 主要内容与结构安排 |
| 0.4 可能创新与不足之处 |
| 0.4.1 可能创新 |
| 0.4.2 不足之处 |
| 0.5 本章小节 |
| 第1章 统计制度研究综述及评析 |
| 1.1 国外统计制度研究综述 |
| 1.1.1 关于统计调查制度研究 |
| 1.1.2 关于统计核算制度研究 |
| 1.1.3 关于统计管理体制研究 |
| 1.2 国内统计制度研究综述 |
| 1.2.1 关于统计调查制度研究 |
| 1.2.2 关于统计核算制度研究 |
| 1.2.3 关于统计管理体制研究 |
| 1.2.4 关于统计法律制度研究 |
| 1.3 国内外统计制度研究评析 |
| 1.3.1 国外统计制度研究评析 |
| 1.3.2 国内统计制度研究评析 |
| 1.4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统计制度理论分析 |
| 2.1 统计制度的界定 |
| 2.1.1 统计制度的内涵 |
| 2.1.2 统计制度的外延 |
| 2.1.3 统计制度的界定 |
| 2.2 统计制度产生的基础 |
| 2.2.1 统计制度产生的思想基础 |
| 2.2.2 统计制度产生的经济条件 |
| 2.2.3 统计制度产生的社会条件 |
| 2.3 统计制度的功能 |
| 2.3.1 统计制度的经济功能 |
| 2.3.2 统计制度的社会功能 |
| 2.3.3 统计制度的政治功能 |
| 2.3.4 统计制度的其他功能 |
| 2.4 统计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 |
| 2.4.1 政治因素 |
| 2.4.2 经济因素 |
| 2.4.3 社会因素 |
| 2.5 统计制度成本与收益 |
| 2.5.1 统计制度的成本 |
| 2.5.2 统计制度的收益 |
| 2.5.3 统计制度成本与收益协调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统计制度变迁 |
| 3.1 中国统计制度变迁的历程 |
| 3.1.1 中国统计管理体制变迁历程 |
| 3.1.2 中国统计调查核算制度变迁历程 |
| 3.1.3 中国统计法律制度变迁历程 |
| 3.2 中国统计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
| 3.2.1 中国统计管理体制变迁与经济增长 |
| 3.2.2 中国统计调查核算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
| 3.2.3 中国统计法律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
| 3.3 中国统计制度变迁的趋势 |
| 3.3.1 中国统计管理体制变迁的趋势 |
| 3.3.2 中国统计调查核算制度变迁的趋势 |
| 3.3.3 中国统计法律制度变迁的趋势 |
| 3.4 中国各项统计制度之间变迁关系研究 |
| 3.4.1 中国统计管理体制变迁与中国统计调查核算制度变迁 |
| 3.4.2 中国统计法律制度变迁与中国统计调查核算制度变迁 |
| 3.4.3 中国统计管理体制变迁与中国统计法律制度变迁 |
| 3.5 中国统计制度变迁与其他法律制度关系研究 |
| 3.5.1 中国统计制度变迁与宪法 |
| 3.5.2 中国统计制度变迁与民法商法、经济法、刑法 |
| 3.5.3 中国统计制度变迁与行政法 |
| 3.5.4 中国统计制度变迁与社会法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统计制度状况分析 |
| 4.1 中国统计制度现状分析 |
| 4.1.1 中国统计管理体制现状分析 |
| 4.1.2 中国统计调查核算制度现状分析 |
| 4.1.3 中国统计法律制度现状分析 |
| 4.2 中国统计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
| 4.2.1 中国统计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
| 4.2.2 中国统计调查核算制度存在的问题 |
| 4.2.3 中国统计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
| 4.3 中国统计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中国统计管理体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3.2 中国统计调查核算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3.3 中国统计法律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 |
| 4.4 中国统计制度运行的效率分析 |
| 4.4.1 中国统计管理体制运行的效率 |
| 4.4.2 中国统计调查核算制度运行的效率 |
| 4.4.3 中国统计法律制度运行的效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发达国家统计制度安排及启示 |
| 5.1 发达国家统计制度安排 |
| 5.1.1 美国统计制度安排 |
| 5.1.2 英国统计制度安排 |
| 5.1.3 日本统计制度安排 |
| 5.1.4 德国统计制度安排 |
| 5.1.5 加拿大统计制度安排 |
| 5.1.6 法国国家统计制度安排 |
| 5.1.7 其他国家统计制度安排 |
| 5.2 发达国家统计制度的启示 |
| 5.2.1 统计管理体制的启示 |
| 5.2.2 统计调查核算制度的启示 |
| 5.2.3 统计法律制度的启示 |
| 5.2.4 其他启示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统计制度创新建议 |
| 6.1 中国统计管理体制创新建议 |
| 6.1.1 建立三元统计管理体制 |
| 6.1.2 建立统计协调机制 |
| 6.1.3 建立第三方监管机构 |
| 6.1.4 加强统计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
| 6.2 中国统计调查核算制度创新建议 |
| 6.2.1 中国统计调查制度创新建议 |
| 6.2.2 中国统计核算制度创新建议 |
| 6.3 中国统计法律制度创新建议 |
| 6.3.1 健全统计法律制度内容体系 |
| 6.3.2 健全统计法律制度执行体系 |
| 6.3.3 健全统计法律制度普法体系 |
| 6.4 建立各项统计制度协调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9）被边缘化的腹地：近代南阳盆地社会变迁研究（1906-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旨趣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资料运用 |
| 第一章 由“中心地带”到“盗贼渊薮”——近代南阳盆地社会衰败的历史考察 |
| 第一节 自然生态的破坏及其后果 |
| 一、自然生态的破坏 |
| 二、自然灾害的频发 |
| 第二节 近代水陆交通的衰落与商业的萧条 |
| 一、水路交通 |
| 二、陆路交通 |
| 三、市镇经济的兴替 |
| 第三节 社会生态的衰败 |
| 一、持续不断的民变 |
| 二、各路军阀对南阳盆地的争夺和蹂躏 |
| 三、匪患猖獗 |
| 第二章 近代以来南阳盆地社会结构之变迁 |
| 第一节 风俗之流变 |
| 一、近代民风 |
| 二、旧俗充斥 |
| 第二节 南阳盆地社会秩序的“武化”与“匪化” |
| 一、社会动荡与地方精英的“武化” |
| 二、大士绅王庚先之死——对宛西绅权“武化”的解读 |
| 三、乡绅、地主的“匪化” |
| 四、民众的“匪化” |
| 五、权力、财富崇拜与秩序的“异化” |
| 第三节 枪会(民团)组织中的豪绅与民众关系辨析 |
| 第四节 “豪绅政治”秩序之确立——社会结构自身调节功能的缺失 |
| 第三章 南阳盆地的地权分配与租佃关系 |
| 第一节 地权分配 |
| 第二节 社会衰败 |
| 第三节 租佃关系 |
| 第四章 南阳盆地农村经济的衰变 |
| 第一节 农业经济的破产 |
| 一、土地荒芜 |
| 二、土地价格畸变 |
| 三、劳动力过剩 |
| 四、离村人口增多 |
| 第二节 柞蚕业的兴衰 |
| 第三节 交通衰败 |
| 第五章 南阳盆地的农家生活 |
| 第一节 农家生活所受外因之影响 |
| 一、社会秩序不安定所带来的严重影响 |
| 二、兵匪、灾荒交迫下的脆弱小农 |
| 第二节 农家一般生活条件之分析 |
| 结语——“边缘化”之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地理空间视角下我国区域创新非均衡发展的时空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核心概念辨析与厘定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和研究意义 第二章 区域差异形成因素研究综述 |
| 2.1 区域差异形成因素理论研究脉络 |
| 2.1.1 新古典增长理论:区域差异理论探讨初起 |
| 2.1.2 新增长理论:区域差异理论几近完善 |
| 2.1.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区域差异理论空间转向 |
| 2.1.4 理论研究评述 |
| 2.2 区域差异形成因素实证研究进展 |
| 2.2.1 国外区域差异实证研究现状 |
| 2.2.2 中国区域差异实证研究现状 |
| 2.3 区域创新差异形成因素研究现状 |
| 2.3.1 局域知识溢出与创新地理集聚的理论研究 |
| 2.3.2 局域知识溢出与创新地理集聚的实证检验 |
| 2.3.3 区际知识外溢与创新地理溢出的理论机制研究 |
| 2.3.4 知识区际外溢及创新地理溢出的实证研究 |
| 2.3.5 地理溢出因素与区域创新趋同研究 |
| 2.4 知识外溢、地理溢出与中国区域创新差异的研究现状 |
| 2.5 小结 第三章 我国区域创新的地理集聚与空间集群格局 |
| 3.1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发展现状 |
| 3.2 我国创新专利产出的地理集聚特征 |
| 3.2.1 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省份和内陆少数省区、区域差异明显 |
| 3.2.2 地级空间层面主要集中于省级或副省级市 |
| 3.2.3 多空间尺度下创新地理集聚具有累积性特点 |
| 3.2.4 区域创新投入的地理集聚同样明显 |
| 3.3 我国创新专利产出的空间集群特征 |
| 3.3.1 省级层面在沿海省区已形成组团分布的极化创新带 |
| 3.3.2 地级层面东部沿海强强联合的空间集群态势逐渐明朗 |
| 3.4 我国创新活动地理集聚的进一步测算 |
| 3.4.1 创新地理集聚度随时间虽有短暂波动、但整体上扬的趋势明显 |
| 3.4.2 创新活动的地理集聚倾向明显高于经济活动 |
| 3.4.3 不同空间尺度的创新地理集聚度存在差别 |
| 3.4.4 不同测度指标反映的创新地理集聚度互有差别 |
| 3.5 我国创新活动空间集群的进一步测算 |
| 3.5.1 三分或六分区域组内的创新空间集群格局 |
| 3.5.2 各省市内部地级区域间的创新空间集群格局 |
| 3.6 小结 第四章 区域知识外溢、创新互动联系与我国区际创新差异分析 |
| 4.1 创新互动溢出与区域创新差异:地理空间的视角 |
| 4.2 区域创新互动溢出与我国创新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 |
| 4.2.1 传统供求比较优势论对区际创新差异的解释与不足 |
| 4.2.2 创新互动溢出与区际创新差异的研究假设及变量选择 |
| 4.2.3 分析的地理单元与数据预处理 |
| 4.2.4 pearson相关分析 |
| 4.2.5 多重共线性诊断 |
| 4.2.6 计量方法和模型检验 |
| 4.2.7 实证结果分析 |
| 4.3 区域创新互动溢出对产业创新区域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 |
| 4.3.1 区域创新互动溢出与产业创新空间集聚差异的相关关系 |
| 4.3.2 创新互动溢出与产业创新活动空间集聚的列联表分析 |
| 4.3.3 实证结果分析 |
| 4.4 小结 第五章 区际知识外溢、创新地理溢出与我国区域创新差异分析 |
| 5.1 区际知识外溢、空间交互作用与区域创新差异形成的理论框架 |
| 5.1.1 区际知识外溢与创新空间交互作用的形成机理 |
| 5.1.2 创新空间溢出的多样性及其对区际差异形成的可能贡献 |
| 5.1.3 区际溢出与创新差异研究的思路选择及分析假定 |
| 5.2 创新空间溢出的多样性与区际创新差异形成的实证检验 |
| 5.2.1 研究方法、样本区域与数据说明 |
| 5.2.2 区域创新地理溢出的总体特征 |
| 5.2.3 区际创新溢出的局部特征及与我国创新差异形成的关联关系 |
| 5.3 小结 第六章 地理溢出与区域创新差异空间俱乐部趋同 |
| 6.1 空间俱乐部趋同:地理溢出与创新差异动态变化的研究基础 |
| 6.1.1 区域经济差异趋同理论的演变脉络:地理溢出效应的浮现 |
| 6.1.2 地理空间语境下的区域差异空间俱乐部趋同研究 |
| 6.2 地理溢出与创新空间俱乐部趋同分析的模型框架 |
| 6.2.1 基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的区域分组方法 |
| 6.2.2 空间俱乐部趋同的计量检验方法 |
| 6.3 中国区域创新差异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实证检验 |
| 6.3.1 空间样本、数据来源与区域分组 |
| 6.3.2 地理溢出与区域创新空间俱乐部趋同检验 |
| 6.4 小结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2 论文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参与的相关课题 参考文献 后记 |
四、襄樊市劳动力市场一瞥（论文参考文献）
- [1]张家山汉简字词集释[D]. 韩厚明. 吉林大学, 2018(12)
- [2]创新集聚的空间效应研究[D]. 胡建团. 中国地质大学, 2018(07)
- [3]高校学生党建的价值观蕴涵与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研究 ——以华中科技大学“党旗领航工程”为案例[D]. 张耀. 华中科技大学, 2017(03)
- [4]基于城市空间文本观的生态城市空间系统及其评价研究[D]. 王珞珈. 兰州大学, 2016(06)
- [5]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与经济增长研究[D]. 高健. 山东大学, 2016(09)
- [6]中部省域城市首位度与经济增长的模型、机理及对策研究[D]. 陈文喆. 南昌大学, 2014(12)
- [7]分离与融合：转变社会中的农民流动与社区融合 ——基于温州的实证调查[D]. 李增元.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8]中国统计制度创新研究[D]. 李国荣. 吉林大学, 2012(08)
- [9]被边缘化的腹地：近代南阳盆地社会变迁研究（1906-1937）[D]. 刘振华. 南京大学, 2011(11)
- [10]地理空间视角下我国区域创新非均衡发展的时空模式研究[D]. 张战仁. 华东师范大学,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