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康有为的科技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何彬彬[1]（2021）在《“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再探讨 ——兼论康有为早期思想嬗变的内在理路》文中研究指明早年的康有为未系统阐发今文经学思想,在面见廖平后,受其影响,思想发生突进,随之完全转向今文经学,所谓“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以下简称“公案”）也由此而起。其最初是由于廖平及其门人的“粉饰”、继之以章太炎等古文学派的攻击和康有为所谓“欲盖弥彰”,再加上钱穆等学者的推波助澜,得出了康有为“剽窃”廖平学说的结论。由于“剽窃说”证据存在争议,此“公案”在学界仍存在激烈讨论,并逐渐体现出对康有为一定的包容性,“剽窃说”趋于动摇,学者或是认为康有为深受廖平影响（“影响说”）,或是认为廖平对其的影响可有可无（“独创说”）。这些新见的出现,离不开论证方向的转变,即从依赖皮锡瑞、张之洞等人的主观推测变为对材料的客观分析。在上述学界观点的基础上,“公案”仍有余义似可进一步挖掘。从康有为早期作品来看,可知其思想在会见廖平前已经历过两次较大的改变。这个变化的内在理路也可作为“公案”的证据之一,而这是目前学界未能注意到的。一旦从宏观上深刻理解对康有为的思想变化,就会发现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产生实则有迹可循,而非全盘接受或抄袭自廖平,廖平只是加速了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转向,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拟从目前学术界现有讨论入手,对主要论证方法作简单评判与思考,最后选择从经学内部进行分析;之后就康有为早期作品的写作顺序来挖掘其思想发展的脉络,从中窥探其思想发展脉络,观察康有为的早期思想轨迹（1890年之前）是否存在明显的转折;从中,本文认为康有为早期的经学思考与其中晚期的经学思想并不存在明显断裂,当然不能全盘否认廖平对康有为的刺激,诚如萧公权先生所言,“我们并不能完全否认康有独自发现同一真理的可能性”。当然,在否定抄袭说之后,“影响派”与“独创派”之间的主要分歧也未有定论,本文引入与此“公案”较为类似的“牛顿、莱布尼茨公案”加以比较,认为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剽窃”或“影响”的前提下,我们应称康有为与廖平为真理的共同发现者,这是“公案”就依据现有材料所能得出的结论。
李心雨[2]（2020）在《中国近代博物馆学研究 ——博物馆的性质、定义与功能》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对博物馆的认知从官员、使节、留学生踏出国门开始,对博物馆的研究则从王韬思考博物馆现象开始,中国人对于博物馆的接纳过程是西方先进的制度、理论与中国传统社会逐渐融合的过程。中国近代博物馆学已经具有世界高度,与西方博物馆学的发展相差并不大。近代博物馆学对于博物馆的性质与定义、博物馆的社会功能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并进行了有益探讨。本文的研究即围绕近代学者关于博物馆的性质与定义、博物馆的社会功能的观念变化展开,将一个较为完善的博物馆学框架作为参照体系,审视近代博物馆学的研究范畴与成果,并力求探寻其背后的历史原因。关于博物馆的性质与定义,近代学者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博物馆的实物性,随着博物馆本身的发展与民主革命运动的进行,学者们才逐渐重视博物馆的另一个本质属性——公共性。因此,近代博物馆学者发现了博物馆从文物藏品的仓库到为社会服务的教育机关、公共文化机关的转变。近代学者关于博物馆社会功能的研究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博物馆的社会功能由时代赋予,为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不断扩充。其中变化最明显的是保存功能和教育功能,它们的内涵与时代主题紧密联系,随着时代变化而各有侧重。在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中,近代学者最重视的是教育功能,保存、研究和娱乐功能皆为教育功能服务。第二,博物馆服务对象从社会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博物馆的民主化、公共化与民众的受教育水平相互促进生长。第三,学者们对博物馆学的认识是一个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的过程。当博物馆的社会功能日益突出,学者们不再仅仅以国家形象需要而是民生建设需要的原因呼吁建立博物馆,由此产生了许多有意义的学说,如陈端志的“三大效能说”、杨钟健的“三使命说”、曾昭燏的“四大功能说”等。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新教育运动等救亡运动,学者们对于博物馆的思考与自强、实业、民主、科学、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近代关键语汇结合在一起。中国近代博物馆学在与国际博物馆学进行了充分交流的基础上,走出了自己的时代特色。
张娟[3]（2020）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新旧交替、中西冲突使保种、保教、保国成了时代的主题。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经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中国上演了一幕幕轰轰烈烈的思想重构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活剧,其核心命题就是救亡图存。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和领导者,是近代政治变革的先驱,他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积极探索社会变革之路,他的政治变革主张既内涵深厚的政治意蕴,又富有精湛的伦理思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对个体的重视以及对民权、平等、博爱等价值理念的普遍追求,也昭示了近代中西方伦理思想由交锋到融合的可能。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斥着明显的分歧和断裂。戊戌政变前,他高呼“民权”、“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政治价值观来反对封建专制、等级伦理以及禁欲主义,提倡君主立宪政治制度,希冀对腐而不亡的封建君主专制以及等级伦理进行全面的变革。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封建斗争中形成的资产阶级道德,体现了资产阶级要求获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革命高潮尚未掀起之前,符合时代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康有为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向西方学习救国真理的“先进中国人”。辛亥革命后,君主专制政治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迅猛发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却仍停留于原位,固执地把“忠君”与“救国”、“封建皇帝”与“变法”联系起来,皇帝成为变法成功与救亡图存的必要条件,由此他提出“保皇”、“立教”的政治主张,甚至不惜参与违背历史发展的复辟帝制运动,曾经的维新派领导人物退变为最大的保皇派与反动的封建遗老。很显然,康有为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价值诉求已经不再是争取民权与平等,而是侧重于对君主的效忠和对君权的坚守,这无疑是对传统等级伦理的复辟。与顺应了时代潮流与国情发展的革命思潮相比,康有为后期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明显的倒退性与反动性。康有为为何没有继续顺应时代的发展而投入革命,他所谓的保皇、立宪、渐进、改良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看似矛盾的政治伦理思想背后是否隐藏着连接与贯穿的线索?他于历史交替之际所进行的政治变革与道德转型对于当今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发展有何警醒与借鉴,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来深入探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原因所在。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基础、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渐进改良的政治伦理实践以及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贯穿于康有看似矛盾与断裂的政治伦理思想中的线索即“为民”与“为人”的仁道关怀。深受西方社会契约论以及天赋人权论的影响,康有为将国视为民之公产,认为君与民应是对等的关系,均为天下之主。又因人皆由元而生,人在本质上是平等且独立的,由此得出人人皆有自主之权。在生而平等的人类公理指引下,康有为指出非人道的专制政治终将被凸显人地位与价值的民主政治所取代,立宪政治体现了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君主立宪制度则是近代中国在现实国情下能够发扬君主优势以克制激进民主乱相的最佳策略。康有为的政治伦理实践也遵循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指向,他执着于君主制与改良、反对激进革命的原因就在于最大程度地避免流血与伤民,“保民”、“安民”、“治安为尚”是其主张渐进路径的重要考量。为实现富国以养民,他提出发展物质为近代中国救国之急方。同时,重视“智”在世界竞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近代教育体制改革,主张平民教育与普及教育,通过凸显“智”的先行性来修正儒家传统文化中“仁为本,智为辅”的仁本主义哲学体系;游离于政治实践之外,康有为构建了一幅远高于现实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蓝图。大同以人人生而平等为构建准则,以仁道进化为前进动力,以“去苦求乐”为终极追求,在政治、经济、社会绝对公享、公有的制度化构建基础上,大同最终实现了德福一致的至乐境界。康有为的现实政治实践意在为国人“救苦”,而社会理想则意在为全人类“救苦”,为全人类谋求幸福是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最终目的,现实与理想这两条看似平行的思想线最终统一于“救苦”与“求乐”的人道关怀之中。受时代与阶级属性的限制,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无法避免的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他努力吸收西方的新文化和新观念,却又固执地将其镶嵌在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带有“旧瓶装新酒”的色彩,反映了其革新思想的不彻底性;他宣扬民主与民权,却又顽固地坚守君主立宪;他设计了大同理想社会,却又用三世进化理论将其置于空想。总之,康有为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由于这些局限,导致他后期政治伦理思想明显的倒退与反动。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近代思想变革的历史悲剧,但也是一种历史的探索,通过分析他的政治伦理思想,我们能够感受到他深厚的学识涵养与强烈的爱国爱民情怀结合下所产生深邃洞见、他审视世事的理性精神、贯穿于其思想体系中的仁道情结与人道关怀、对人欲的认肯以及以“人”为政治价值核心的确立。这些积极的因素,值得后人借鉴。
刘星[4]（2019）在《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微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康有为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汲取智慧,不断追求文化革新、制度建构、政治变革的集大成者,同时也代表了力图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批士大夫阶层向西方学习新知的时代高度。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与其说是对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移植,不如说是东传之西方科学影响下中国传统儒学文化发展的近代模式。东传之西方科学对康有为所开显的今文经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茅海建[5]（2019）在《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文中研究说明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着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着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缪云好[6]（2019）在《康有为海外诗文研究》文中指出康有为是享誉中外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着名思想家、文学家、书法家、教育家和学者。所传着作颇丰,创作诗歌存近2000首,海外诗歌创作占600多首,海外散文40多篇,他的海外文学作品体现了康有为远离乡国、关心国家命运的爱国主义情怀,也真实反映了近代士人的前途和命运,康同璧在《康南海自编年谱续编》中称:“自戊戌以后,足迹所至,则三周大地,游遍四洲,历三十余国,行六十万里”真实书写了康有为16年的海外历程。本文由七个部分构成:绪论部分重点阐述康有为诗文研究历史和现状,从而提出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第一章,概说戊戌变法之前的社会背景、康有为的家世背景及早年生活,考述康有为的海外游历之路分为流亡低落期、漫游世界期、邻国安居期三个部分,梳理他与维新志士、日本友人、其他国家友人的海外交游。第二章,概述“海外文学”的演变及发展,探求康有为“海外文学”的创作主张。第三章,从写景、抒怀、咏史、叙事、咏物五个方面总结康有为海外诗的题材意蕴,并归纳康有为海外诗的艺术特色:造语生新,中西合璧;喜用典故,工于比兴;想象奇特,意象瑰丽;激愤豪迈,深厚沉郁;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等方面。第四章,全面探讨康有为海外散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分析海外散文内容:描绘海外自然风光;叙述异域风土人情;展现西方精神文明;歌颂世界历史文化;抒写中华爱国情感。论述海外散文艺术特色:夹杂佛耶语和新名词;多种表现手法的运用;日记体和笔记体兼而用之;报告文学性等。第五章,着重阐述近代“海外文学”的发展,挖掘康有为海外诗与海外文两者的异同,分别研讨康有为与同时代黄遵宪海外诗的异同,以及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海外诗文的异同,以期做到细致、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康有为海外诗文。结语部分,简要概评康有为海外诗文创作成就,及其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程丽君[7]（2019）在《论康有为的平等观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说明康有为的平等思想和西方的启蒙观念有着重要的关联,同时也与儒家传统思想密不可分。康有为试图用西方的平等观重构儒家文化,力图利用传统儒家的思想资源沟通与西方平等理念的关系。康有为以追求文明和富强作为其平等思想的理论旨趣,为了实现其平等思想,康有为对其实现进行了设想。中国近代的时代特点与历史任务决定了康有为的平等观不仅有别于中国传统的道德平等观,也有别于西方的权利平等观,具有理想性、绝对性与虚幻性的特点。康有为对封建专制制度深恶痛绝,又主张施行虚君共和,倡导圣人改制救国,其平等思想充满了矛盾,包括平等与富强的矛盾,平等与时势的矛盾,气论与仁论的矛盾,自然人性论与性善论的矛盾,所应然与所以然的矛盾,国家、群体与个人的矛盾,权利与义务的矛盾。囿于时代的限制,他没能找到实现其平等理想的有效途径。本文还对康有为平等观的当代价值进行了研究。他的平等的社会理想在当时虽然并未实现,但是为中国人民勾勒出了平等、民主、和谐的未来理想社会的画卷,他的失败给后来的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实践尝试提供了经验借鉴。他的平等思想蕴含着近代价值理念及民主诉求,他的平等思想为孙中山、李大钊等近代思想家探索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思想中闪耀着他们的思想光辉,他们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在中国发展了社会主义。康有为的平等观推动了社会主义平等观在中国的形成。
杨天奇[8]（2018）在《康有为文化政治诗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羊学自东汉衰微后,一蹶不振。尽管统治者极力挽救,却仍旧改变不了其江河日下的态势。魏晋时期,世人虽能颂《公羊传》,然已不能通其义;南北朝儒者则推崇《左传》,《公羊》、《谷梁》二传往往多不措怀;唐、宋、元、明数朝,公羊学更是无人问津,几成绝学。然清中叶以降,汉学盛极之际,泯灭沉寂了上千载的公羊学却悄然兴起。这是因为,市民阶层因其经济、政治实力的壮大,使其开始反对政府抑商崇农的国策,并要求通过参政议政的方式保全自己的私产,这必然要求一种崭新的经济政策乃至政治制度作为保障。而今文经学不受严格训诂束缚、随意发挥的特点,恰好适应了这一需要,因此很快兴盛起来。晚清公羊学家所采取是“复古”与“取今”兼融的学术路径,但“复古”的首要目的不是“守旧”,而是对文化身份的认同和确保;“取今”的目的不是“全盘西化”,而是采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激活传统文化所蕴藏的内在价值。早年的康有为也主张兼采汉宋、今古杂糅,但现实促使其尽弃旧有之学,决定尊崇今文学。而这一转变除了和师承有绪有关外,其实也离不开康本人强烈救世情怀的促成。1891年,康有为创立万木草堂,着《长兴学记》,主张兼重德育、智育和体育,倡导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经世之学通变宜民为宗旨。同年,康有为着成《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明确提出变法改制的政治主张。1893年起,康有为相继撰写出《孟子公羊学考》、《论语公羊学考》、《春秋董氏学》、《春秋考义》、《礼运注》、《中庸注》、《论语注》等一列公羊学着作,一举成为晚清公羊学大家。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论”对前人之论虽有继承,但又有自己的阐扬,他认为君主专制称为“据乱世”,君主立宪制为“升平世”,民主共和制为“太平世”,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贫瘠到繁盛,越来越进步的发展过程。康有为认为,一世有一世之治道,只有尽快改制,才是对人道顺应,而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完全逆乎人道,也有违天道。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将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都划入“升平世”,认为无帝王君长亦无统领、无贵贱之别的大同社会才称得上是“太平世”。如果说戊戌前康有为的三世说是对传统公羊三世的延续,其探讨仍旧局限在传统的帝王治道之内的话,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则试图以三世论世界历史,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转型问题。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确乎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他的主张中存在着诸多“二律背反”成分的:一面认为孔子之道不可废弃,表示要终身维护,不断践行,至死不渝;一面力倡西方议院、民权、自由、平等之说。他的种种构想与努力,或许太过超前、不合实际,以致曲高和寡、招徕众多非议。在康有为看来,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观念等中国古已有之,只是由于荀学之拘陋、刘歆之伪谬,未能使其延续。因此,在其整个的学术活动工作中,康有为极力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而这一“移花接木”的做法,无疑为西方政治学说蒙上了一层儒学的外衣。康有为的这一做法虽然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今天来看,它不仅有益于保存传统既有的优势,同时也可以很好地避免本土旧说活力不足的弊端。康有为认为,《春秋》是孔子微言大义的真传,强调三统三纲之下的托古改制。为此,他树孔子为《春秋》之祖,立董仲舒为《公羊》之宗,为变法维新张本。康有为生活在“古今未有之变局”的时代,他尊《春秋》这部史书,并不是要回到春秋时期,而是将公羊春秋作为其活动的参照,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乃至文化力量。这种塑造非常相像新历史主义对自己的文化承诺,因此是一种具有政治批评功能的文化政治诗学。康有为生活的时代,程朱理学仍为官方主流思想,其本人早年也师从理学大师朱次琦,尽读《朱子语类》、《朱子全集》,对理学研究颇深。然而,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认为程朱理学已无力担负起“中兴”之任,甚至使君臣隔绝,官民隔绝,导致国家内外交困、走向衰败。西樵山隐居结束后,康有为开始以经营天下为志,一心专注国势与时局,后通过阅读大量介绍西方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的书籍,初步形成其变法改制之构想,并希冀用“撷取精华”、“镕铸一炉”、“化而用之”的方式构建理论体系以冲决理学之藩篱。但任何问题都要“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于是,他试图从哲学本体论上寻求反驳旧说之依据。康有为认为,儒家道家所谓的“道”、佛教之“大梵天王”、基督教之“耶和华”皆不如“元”来得妥当精妙,“元”不仅是物质范畴,也是精神范畴,是统合精神与物质世界的最高本体。但为了明确回答“理”与“气”孰前孰后这个问题,康有为又指出,“理”只是人的思想意识,“气”才是自然万物化生的母体。此后,康有为在又一改前人以“天”、“理”、“气”、“元”遮掩“仁”的做法,将“仁”提升到哲学形上本体的地位。康有为不仅“以元为体”,同时又“以气为本”、“以仁为本”,这显然造成了诸多矛盾。实际上,康氏哲学本体论的主要范畴既不是单纯的“气”,也不是单纯的“元”和“仁”,三者在内容上不仅相通,且构成了一个“等值系统”。有学者指出,康有为的“元”是唯一的“体”,而“气”和“仁”是元分解的两个“个体”,所以可将康有为的这种哲学构架总结为“一体二元”。在这种理论构架下,我们可以发现康有为的哲学思路并不是矛盾、混乱的,他从预设一个“元”本体出发,“通过以气解元,以仁显元,最终由仁在现象界把自然、社会和人横向联成一个圆融的有机整体,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本的思想体系。在康有为看来,“元”和“气”最终还是表现为“仁”,人类宗教、政治、教育、经济甚至言论行事皆本于“仁”,“仁”不仅是一种新型的道德标准,更是统合物质与精神的宇宙本体。康有为的“仁”在形上表现为“天”、“道”、“元”、“气”、“法则”,形下表现为“义”、“礼”、“智”、“信”、“引力”、“自由”、“平等”、“公正”、“博爱”。“仁”不仅是本体论范畴,也是道德论范畴。他赋予“仁”以现代精神的同时,构建起了一个与时俱进、无所不包的“仁学”体系。凡此种种,由现实而返传统之本,以化合古今、贯通中外而回应现实,最终转出儒学的新形态,为“传统的诠释与重建”提供了良好之范式。人性论是康有为文化政治诗学的基础。康有为认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性实则全是气质,所以性只有“气质之性”,不存在所谓的“义理之性”。在康氏看来,“性”是自然的,是至顺的,是符合天道的,“性”作为自然属性赋予了人应有的权利。他大声疾呼:“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哉”,坚信人的眼之欲、耳之欲、鼻之欲、口之欲、身之欲都是“生人之乐趣”,是上天的对人的恩赐,人人可得。康有为确认,“性者,未有善恶”,不能用具有社会属性的“善”、“恶”去评判“性”。在他看来,善恶不是“性”,而是“习”,是后天形成的。所以说,康有为的人性论既不属于自然人性论,也不是道德人性论,而是在性无善恶、性本质朴论的基础上,通过援助佛学、西学,调和荀、孟,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性论。康有为一面强调生之谓性、性无善恶、性者质朴,一面又强调变化气质、底于纯和,其目的是希望在人欲与天理并行不悖的情况下,寻求人性的至美境界。康有为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礼崩乐坏,在这种情况下,倡导人性的复归,首先是为了拯救日益沉沦的人心,再者便是为了以道德人心为基础重塑国民精神挽救国家危亡。足见,其人性论的背后仍有其隐而不显的政治理想。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康有为一直尝试民族性的重建。在文学方面,康有为主张以西方新事物、新思想等新名词入诗,试图在中西元素杂陈的形态中开辟诗学之新境。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式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内容与形式、审美与价值的不协调,但在客观上,却使传统文学走出了狭隘的民族区域,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视野。从表面看,康有为等维新者的诗仅仅是对“经语”、“子史语”、“耶教语”、“声光化电诸科学语”的糅合,但其目标却在于以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等西学因子改造并重建中国诗学,是对本土诗学思想进行的一种崭新解释,而这种“崭新解释”无疑又关涉到了民族精神的塑造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重构。在经学方面,他尽可能地将西方民主思想与儒家学说结合在一起,力图将西方政治思想引入经学文本之中,这种“儒化”的诠释方式虽造成了诸多牵强附会之误,但在今天来看,不仅有助于释放研究者的主体精神,同时也囊括了文本之外更广阔的意义世界。道光以降,国家百弊丛生,危机不断,对于传统文士来讲,所面临的种种危机首先应为“文化危机”。在康有为看来,儒学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风俗的败坏、人心道德的沦亡。康有为认为,风俗弊坏的首要原因是因为“无教”。为此,康有为决定构建一个以基督教为模式的孔教范型。在康有为看来,保国、保种、保教三者实为一体,密不可分,唯有保教才能“保全中国”。然而,康有为并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的,他所构建的儒教并未仅仅停滞在民族主义的层面,而是以救天下众生为己任,体现了“世界主义,非国别主义”。他所做的种种努力,旨在抵御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除蔽文化自卑心理,践行文化平等主义,最终走向世界大同。这在今天看来,不仅有“文化自信”的彰显,也有对人类共同命运的考量。总的来说,康有为所感兴趣不是经学意义上的儒家,而是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儒家;不是书本上的儒家,而是现实中的儒家;不是泥古不变的儒家,而是不断更新的儒家;不是闭关锁国的儒家,而是面向世界的儒家。
李军锋[9]（2018）在《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形象是中西文明碰撞和交流语境下晚清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和想象,是中西关系的晴雨表。作为一种对“他者”的想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西方社会现实的客观描绘。但这种描绘并不是本土文明对异域城市准确无误的真实反映,这中间有着诸多的情感因素和想象过程。在这种复杂的认知想象过程中,不管是对其肤浅化或丑化认知,还是理想化想象,或者理性客观的体认,都反映了近代社会知识精英在对西方社会“集体想象”中寄寓对西方城市的认知或理解,对自身文明的评价和对中西关系的态度。因此,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本身就是一面镜子,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是如何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去建构“异域城市”的,也可以看到其中误读的成分;既可以看到不断变迁的异域文明形象在中西文化史上是如何被利用的,也可以看到其中的理性与非理想因素。在晚清知识精英笔下,西方城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他者”,也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效仿对象和榜样力量。每一位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着一个个发达的域外城市之时,个人体验意识与民族家国情感必然会交织在一起,这就使得异域城市呈现出复杂的文化意蕴。在近代文学有关域外书写的不同文体中,诸多晚清使官和知识分子对他们建构的异域城市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城市景观的表象,即异域城市中的建筑风貌、街道布局,行人容貌等成为作家们描述的对象;其次是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反映城市文明特质的伦理道德、民俗风情、异域行人的衣食住行等;最后是反映城市或社会政治制度的表征,如海关、议会、政党以及华人状况的描绘。当然每种文体在书写域外城市过程中其侧重点是不同的,如近代诗歌更多展现的是域外风土人情的人文景观;近代游记注重描绘的是西方发达的科技文明、文化教育以及政治制度;近代小说侧重呈现的是在西方城市文明前国人的心理感受与行为举止。因此,本论文以1840年作为开端,至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结束的时间节点,通过对近代文学中诗歌、游记、小说的具体研读,揭示出不同作家在其作品中对西方城市的认知差异,探讨他们在面对不同西方城市景象时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倾向,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深层文化意蕴。总之,近代文学中的西方城市展现出本土化、奇异化、妖魔化以及理想化的复杂特征,折射了晚清知识分子爱恨交织的复杂情感。西方城市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既是欧洲列强侵略中国的载体,也是近代晚清学习的榜样。同时,近代文学中反映异域城市的游记、诗歌、小说等文体,因其内容上的异域情调、叙事策略的本土化、语言上的简练易懂等特点,在民间传播更为广泛,其影响也较为深远。这些不同文体所建构的“异托邦”城市体现了晚清知识分子对西方城市的多元化认知和想象,也体现了在民族危机严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无意识的家国情怀,对于建构自己理想的独立民族国家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周宝银[10]（2018）在《康有为经学考论》文中研究表明康有为是晚清着名的政治家,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同时也是着名经学家,是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在晚清政治上曾叱咤风云,其学说对中国近代史产生巨大影响。深厚的家学传承,加之西学的影响,使其在儒学、经学领域建树颇丰,且独具特色。康有为开启了近代疑古之风,深深影响了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后人对康有为的研究以其政治为主,同时涵盖文学、经济、教育等领域,对其经学及其儒家思想则关注较少。本文即对此做系统的研究与细致的剖析。显然,康有为不是一个只求琐屑考据,不闻政事的儒者。时代日蹙,使他继承了传统的经世思想,一以贯之地忧患天下。同时,他在注解儒家经典时扩大视野,引入西学,影射政治,这在中国经学史上尚属首例。康有为尊崇《大学》《孟子》《论语》《中庸》《礼运》等经典,以《春秋》“三世”说为主线贯穿其中,重立儒家之道统,奉孔子为教主,尊董仲舒公羊,批刘歆古文经及宋明理学之学说,其所作为,为新儒学的开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有为试图从传统经典及西学中寻找中国社会的进化资源,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可以说,康有为在中国近代中国经学史和儒学史上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对新儒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因而,研究康有为的经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的意义及缘由,说明在文献的基础上,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更为深入的介绍康有为的生平、所处时代及其着作,简要说明了康有为经学思想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经学,独具特色而且随时损益,他所坚持的宗旨都是坚守孔子之“道”来力挽社会儒学大厦于将倾。为此,康有为引进西方近代新观念,重新阐释儒学,成为实践儒学与西学相会通的第一人。除绪论外,本文分七章论述此课题。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讲康有为的《春秋》学,分别对康有为《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春秋董氏学》进行考察,首先是考察《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及《春秋董氏学》的研究背景,然后是对内容进行深入的解剖,最后是归纳总结其所体现的思想特点。如此,康有为《春秋》学思想了然于目,清晰地展现出他对《春秋》学的应用,同时展现出其学术思想也经历了由尊奉古文经到确立今文经学的转变。第三章是解析康有为《孟子微》。本章首先说明《孟子微》的写作背景,然后对《孟子微》内容解析,呈现出康有为利用《孟子》思想来比附政治、经济、文化等,时时进行中西对比,时时指向进化维新的特色。最后展现出康有为借鉴世界文化,运用“三世”“三统”等思想特点。第四章是解析康有为《论语注》。此章集中体现康有为恢复孔子真学,用“三世”说阐释《论语》。并试图利用“三世”说改造社会。当《论语》章句不能容纳他的思想时,便修正《论语》字句以达成自己的思想表达。体现出康有为发扬今文经学特色,汲取西方近代之学,以实现改制的目的。第五章是解析康有为的《礼》学。康有为礼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注《礼运》《中庸》《大学》,在其他诸如《教学通义》《万木草堂口说》等作品也体现出康有为对礼学的关注。本章首先对康有为《礼运注》《中庸注》《大学注》进行解析,呈现出康有为新旧思想、“大同”“小康”思想的表达。体现出康有为对礼学的政治化思考及“礼”在改制中应用。第六章和第七章是文章的总结部分。综合阐释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来源、特征及历史地位。家世传承、西方近代知识、巨变的国情世情都是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来源,因而其经学思想特征也是形式多样、视野广阔且一以贯之,而历来对康有为的经学思想褒贬不一。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考论,能全面清晰地展现康有为经学的思想特征,并从中得到启示,从而让更多的学者了解康有为对近代儒学的贡献,也期本文能对以后康有为再研究者能有所帮助或启示。
二、论康有为的科技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康有为的科技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再探讨 ——兼论康有为早期思想嬗变的内在理路（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公案”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研究内容、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内容 |
| (三)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课题的创新之处 |
| (二)课题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初探“公案”——从学术界现有研究思路进行反思 |
| 第一节 从经学内部进行研究 |
| 一、黄开国与房德邻先生的争论——从《民功篇》与《教学通义》谈起 |
| 二、刘芝庆先生的新解——对《广艺舟双楫》的发掘 |
| 第二节 对现有史料进行辨正 |
| 一、刘巍对房德邻所提证据的补充 |
| 二、吴仰湘的深入探究 |
| 第三节 对现有研究结果的思考 |
| 第二章 从康有为早期作品窥探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 |
| 第一节 康有为早期着述年代考 |
| 一、 《毛诗礼征》 |
| 二、 《教学通义》 |
| 三、 《民功篇》 |
| 四、 《实理公法全书》 |
| 五、 《康子内外篇》 |
| 六、 《广艺舟双楫》 |
| 七、康有为早期着述年代排序 |
| 第二节 康有为早期思想发展三阶段及其内在理路 |
| 一、作为传统儒家学者的康有为 |
| 二、离经叛道的康有为 |
| 三、 “创法立制”的康有为 |
| 第三节 后《教学通义》时代的康有为 |
| 第三章 康有为今文经学对前辈的承继 |
| 第一节 常州学派引领了晚清今文经派复兴 |
| 第二节 恽敬完成对晚清今文经学的塑形 |
| 第三节 龚自珍对“三统”“三世”说的改造 |
| 第四节 魏源引领了“师夷长技”的自救潮流 |
| 第五节 朱次琦塑造了康有为的精神 |
| 第四章 “公案”的最终思考——“真理的共同发现者” |
| 第一节 目前各派主要的分歧 |
| 第二节 他山之石:牛顿、莱布尼茨“公案”的启示 |
| 第三节 就现有材料所能得到最客观的结论——“真理的共同发现者”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二)学术论文 |
（2）中国近代博物馆学研究 ——博物馆的性质、定义与功能（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博物馆学的定义与研究范畴 |
| (一)博物馆学的定义 |
| (二)博物馆学的研究范畴 |
| 二、近代博物馆学有关博物馆性质与定义的研究 |
| (一)晚清官绅对博物馆性质与定义的认识 |
| (二)民国时期的博物馆性质与定义 |
| (三)近代博物馆学关于博物馆性质与定义研究的特点 |
| 三、近代博物馆学有关博物馆功能的研究 |
| (一)晚清官绅对博物馆功能的认识 |
| (二)民国时期学者对于博物馆功能的研究 |
| (三)近代博物馆学关于博物馆功能研究的特点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研究的依据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产生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的历史剧变和时代主题 |
| 一、内外交困的生存危机 |
| 二、“天命论”衰弱带来的价值危机 |
| 三、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 |
| 第二节 康有为的学术历程 |
| 一、幼年家庭影响 |
| 二、师从朱次琦 |
| 三、广涉西学新思想 |
| 四、转向今文经学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政治伦理思想的冲突与转折 |
| 一、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衰败 |
| 二、近代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东传 |
| 三、近代中国新旧政治伦理的交锋 |
| 第二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来源和哲学基础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渊源 |
| 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 |
| 二、今文经学托古改制理论 |
| 三、佛教的慈悲平等观念 |
| 第二节 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 |
| 一、民主政治价值观念 |
| 二、自然科学理论 |
| 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
| 第三节 政治伦理的哲学基础 |
| 一、以元统天的本体论 |
| 二、爱恶自然的人性论 |
| 三、天欲人理的理欲观 |
| 四、三世进化的历史观 |
| 第三章 生而平等的政治伦理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人人平等——平等为先验之公理 |
| 一、平等思想的本土源流 |
| 二、平等为人类之公理 |
| 三、平等之法最益于人道 |
| 第二节 天赋民权——人人有自主之权 |
| 一、中国民权思想的缘起 |
| 二、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论证 |
| 一、国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 |
| 二、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 |
| 第四章 君主立宪的制度伦理设计 |
| 第一节 破旧立新——专制政治的必然灭亡 |
| 一、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 |
| 二、废除专制为人道之所以然 |
| 第二节 立宪政治——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一、中国宪政思想的缘起 |
| 二、宪政者合君民而共治 |
| 三、归之于众的政治正义 |
| 第三节 君主致治——扬君之势的现实策略 |
| 一、升平之世必君主立宪 |
| 二、千年制度非一日可除 |
| 三、共和之制今必不可行 |
| 第五章 渐进改良政治伦理实践的救国方略 |
| 第一节 渐进改良——治安为尚的路径选择 |
| 一、共和之制共争共乱 |
| 二、先求不乱而后求治 |
| 三、三世进化的渐进性 |
| 第二节 物质救国——近代中国的救国之方 |
| 一、中西道义论与功利论的冲突 |
| 二、发展物质为救国之急药 |
| 三、欧美胜于物质中国胜于道德 |
| 第三节 以智为导——智统四端的伦理文化 |
| 第六章 太平大同的政治理想 |
| 第一节 众生平等——均平主义的制度构建 |
| 一、平等的制度构建 |
| 二、平等的实现路径 |
| 第二节 去私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构想 |
| 一、去私为公的经济正义 |
| 二、天下为公的政治公正 |
| 第三节 以仁为本——顺乎人道的为政理念 |
| 一、“本体论说”的新立意 |
| 二、“仁道进化”的新构想 |
| 第四节 去苦求乐——德福一致的终极关怀 |
| 一、去苦求乐的终极追求 |
| 二、德福一致的最终实现 |
| 第七章 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与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历史局限与理论缺陷 |
| 一、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实质的掩盖 |
| 二、对中西方政治伦理思想认识与利用的扭曲 |
| 三、君主立宪制度表象与实质之间的相悖 |
| 四、政治伦理思想进步与保守的两面性 |
| 五、后期政治伦理思想的倒退与反动 |
| 六、大同社会理想的空想与虚妄 |
| 第二节 历史价值 |
| 一、强调了政治伦理的价值基础是以人为本 |
| 二、提倡以理性指导社会改造 |
| 三、启迪了近代的政治变革 |
| 第三节 当代启示 |
| 一、政治伦理的建构要吸收本土文化资源 |
| 二、政治改革要顺应国情与大势 |
| 三、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需有创新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微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一、 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性质探析 |
| 二、 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表现探析 |
| 三、 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方式探析 |
| (一) 知识层面的会通 |
| (二) 方法论层面的契合 |
| (三) 认识论层面的衔接 |
| (四) 价值观层面的呼应 |
| 四、 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影响价值探析 |
| (一) 对于儒学现代化意义的探讨 |
| (二) 东传科学与今文经学何以能够协调发展 |
| (三) 儒学与科学关系现实问题的探讨 |
| 五、 结 语 |
（5）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宋学义理之体”与“西学政艺之用” |
| 三、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及桂林讲学内容的中、西学比例关系 |
| 四、梁启超的说法:“中学西学”“折中孔子” |
| 五、结论 |
（6）康有为海外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康有为诗文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
| 二、选题缘由及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康有为人生历程及其海外交游考略 |
| 第一节 戊戌变法之前的康有为 |
| 一、戊戌变法前的社会背景 |
| 二、康有为家世及早年生活 |
| 第二节 海外漫游时期的康有为 |
| 一、流亡低落期(1898 年——1900 年) |
| 二、漫游世界期(1901 年——1909 年) |
| 三、邻国安居期(1910 年——1913 年) |
| 第三节 康有为流亡海外时期交游考略 |
| 一、与维新志士的交往 |
| 二、与日本友人的交往 |
| 三、与其他国家友人的交往 |
| 第二章 康有为“海外文学”的创作主张 |
| 第一节 “海外文学”的演变及发展 |
| 第二节 康有为“海外文学”的创作主张 |
| 第三章 康有为的海外诗歌 |
| 第一节 康有为海外诗歌的题材意蕴 |
| 一、摇曳多姿的写景诗 |
| 二、言淡情深的抒怀诗 |
| 三、慷慨深沉的咏史诗 |
| 四、行云流水的叙事诗 |
| 五、细致入微的咏物诗 |
| 第二节 康有为海外诗歌的艺术特色 |
| 一、造语生新,中西合璧 |
| 二、喜用典故,工于比兴 |
| 三、想象奇特,意象瑰丽 |
| 四、激愤豪迈,深厚沉郁 |
| 五、题材丰富,形式多样 |
| 第四章 康有为的海外散文创作 |
| 第一节 康有为海外散文的思想内容 |
| 一、描绘海外自然风光 |
| 二、叙述异域风土人情 |
| 三、展现西方精神文明 |
| 四、歌颂世界历史文化 |
| 五、抒发中华爱国情感 |
| 第二节 康有为海外散文的艺术特色 |
| 一、杂以佛耶语和新名词 |
| 二、日记体和笔记体兼而用之 |
| 三、多种创作手法并用 |
| 四、报告文学性 |
| 第五章 康有为海外诗文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近代“海外文学”发展概况 |
| 第二节 康有为海外诗歌与海外散文之比较 |
| 一、康有为海外诗文的体裁比较 |
| 二、康有为海外诗文的思想内容比较 |
| 三、康有为海外诗文的艺术手法比较 |
| 第三节 康有为海外诗与黄遵宪海外诗之比较 |
| 一、写作背景比较 |
| 二、诗歌内容比较 |
| 三、艺术手法比较 |
| 第四节 康有为海外诗文与梁启超海外诗文之比较 |
| 一、康梁海外诗歌之比较 |
| 二、康梁海外散文之比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论康有为的平等观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康有为平等观的背景与理论基础 |
| 1.1 背景 |
| 1.1.1 近代中国不断加剧的民族危机 |
| 1.1.2 近代中国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 |
| 1.1.3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理论冲击 |
| 1.2 理论基础 |
| 1.2.1 公羊三世说 |
| 1.2.2 元论 |
| 1.2.3 人性论 |
| 1.2.4 公理观 |
| 第二章 康有为平等观的理论目的与内容 |
| 2.1 康有为平等观的理论目的 |
| 2.1.1 追求文明 |
| 2.1.2 实现富强 |
| 2.2 康有为平等观的主要内容 |
| 2.2.1 据乱世——对不平等的批判 |
| 2.2.2 升平世——政治平等 |
| 2.2.3 太平世——大同境界的平等 |
| 第三章 康有为平等观的特点、矛盾与价值 |
| 3.1 康有为平等观的特点 |
| 3.1.1 绝对性 |
| 3.1.2 理想性 |
| 3.1.3 虚幻性 |
| 3.2 康有为平等观的内在矛盾 |
| 3.2.1 平等与富强的矛盾 |
| 3.2.2 平等与时势的矛盾 |
| 3.2.3 气论与仁论的矛盾 |
| 3.2.4 自然人性论与性善论的矛盾 |
| 3.2.5 所以然与所应然的矛盾 |
| 3.2.6 国家、群体与个人的矛盾 |
| 3.2.7 权利与义务的矛盾 |
| 3.3 康有为平等观的当代价值 |
| 3.3.1 康有为的平等观表达了近代的价值理念和民主诉求 |
| 3.3.2 康有为的平等观为中国树立了寻求独立、富强的梦想 |
| 3.3.3 康有为的平等观推动了社会主义平等观的形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康有为文化政治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康有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现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
| 第一章 公羊学与旧邦新命 |
| 第一节 汉代公羊学兴衰论略 |
| 一、汉代公羊学之兴起 |
| 二、公孙弘与公羊学的鼎盛 |
| 三、今古文之争与公羊学之衰落 |
| 第二节 晚清变局与公羊学之“新命” |
| 一、以经议政 |
| 二、变法改制 |
| 三、重建道统 |
| 四、发蒙启蔽 |
| 第三节 康有为、公羊学与儒学的现代转型 |
| 一、今文经学思想的形成 |
| 二、康有为的公羊学思想 |
| 第二章 康有为与中国诗学范畴的现代转型 |
| 第一节 康有为诗学的“元”范畴及内涵辨析 |
| 一、“元”:体之大本 |
| 二、“元”与“阴阳”的体用关系 |
| 第二节 康有为对“气”的现代阐释 |
| 一、“气在理先”与“浩浩元气” |
| 二、以元气论为基础的文学创作 |
| 第三节 “仁”作为康有为文化政治诗学的核心范畴 |
| 一、“仁本体论”的回归与重构 |
| 二、康有为“仁”论的现代精神 |
| 三、“一体之仁”的终极审美关怀 |
| 第三章 文化政治诗学的人性论基础及精神价值 |
| 第一节 人性复归与制度重构——康有为“人性论”的文化政治意义 |
| 一、“天赋人性”与“顺乎人道” |
| 二、“生之为性”与“人性修养” |
| 三、“性之善恶”与“公羊三世” |
| 第二节 “人性”与文化政治诗学的理想追求 |
| 一、章太炎、梁启超对康有为人性论继承与发展 |
| 二、周氏兄弟对理想人性庙堂的构筑 |
| 三、新儒家人性论的历史超越 |
| 四、人性话语关照下诗学的精神价值 |
| 第四章 世界视野与传统民族性的重建 |
| 第一节 中西文化交汇中的民族诗学之建构 |
| 一、文化交汇中的“求变”尝试 |
| 二、民族性: 现代诗学建构的内力 |
| 三、现代化追求与民族性的重建 |
| 第二节 经学新诂与价值重建:康有为经典诠释的特征与意义 |
| 一、“两考辨伪”与“改制立法” |
| 二、确定以《春秋》为核心的新儒典体系 |
| 三、诠释与重建 |
| 第三节 “公羊三世”、“进化论”与“儒家大同”--论康有为对传统“三世说”的“延异”与“重构” |
| 一、进化论的“重构”功能 |
| 二、“禁竞争”与“大同之道” |
| 第五章 康有为的文化方略及当代意义 |
| 第一节 纳儒入教与文化构想——以康有为的孔教构思为考察中心 |
| 一、基督教模式的孔教范型 |
| 二、“儒教”与现代民族国家 |
| 三、“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 |
| 第二节 康有为文化路径的特征及现代启示 |
| 一、超越“体用”、“夷夏”之辨 |
| 二、“援西入中”式的“化外”模式 |
| 三、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契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概念、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瀛海谈荟:近代之前史料笔记中的西方镜像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史料笔记中的“大秦国” |
| 一、大秦琳琅满目的物产 |
| 二、大秦理想化的社会图景 |
| 三、大秦与汉魏六朝的友好往来 |
| 第二节 隋唐文献中的拂菻景象 |
| 一、拂菻地理方位的再认知 |
| 二、拂菻都城的独特风貌 |
| 三、拂菻的风俗民情 |
| 四、拂菻与隋唐的交往 |
| 第三节 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认知与想象 |
| 一、明代史料中的“佛郎机”、“大吕宋”与“红毛番” |
| 二、明代对西方社会的虚妄认知 |
| 三、西方认知背后的文化解读 |
| 第四节 清初樊守义《身见录》及谢清高《海录》——乡土天人观向多元史地观的嬗变 |
| 一、固守传统:明清之际中国人的乡土天人观 |
| 二、亲历欧美:樊守义《身见录》对欧洲都城的多元呈现 |
| 三、放眼世界:谢清高《海录》对西方社会的全面观照 |
| 第二章 结契海外:近代诗歌中的异域城市抒写 |
| 第一节 黄遵宪“足遍五洲多异想”的新体诗与日本城市文化 |
| 一、文化移译:东洋都市所折射的西洋文明镜像 |
| 二、混杂与调适:日本城市民俗风情的独特景观 |
| 三、模仿及开放:大和民族的文化特性 |
| 第二节 康有为“大地环三周”的海外诗与域外城市 |
| 一、流亡者眼中的异域之城 |
| 二、欧美城市的历史名人 |
| 三、文明面纱下的生存困境 |
| 四、异域城市想象中的维新改良梦想 |
| 第三节 晚清海外竹枝词与欧州城市风情 |
| 一、伦敦的女性风貌 |
| 二、柏林的民俗风情 |
| 三、圣彼得堡的市民生活 |
| 四、海外竹枝词城市书写的语言策略 |
| 第三章 乘槎西游:近代游记中的城市面相 |
| 第一节 郭嵩焘域外游记的城市建构及其文化解码 |
| 一、英伦、法京的物质文明 |
| 二、泰西之城的人生百态 |
| 三、繁华都市的文化景观 |
| 四、文化认同的密码解读 |
| 五、盛世中华的想象建构 |
| 第二节 美国大都会与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城市观 |
| 一、异域城市的政治图景 |
| 二、美国都市双面性的揭橥 |
| 三、爱之深与责之切:移民之城的华人群像 |
| 四、从革命到保皇:美国之行对作者思想之影响 |
| 第三节 单士厘游记中的异域城市镜像 |
| 一、俄国城市的社会图景 |
| 二、意大利之城的艺术氛围 |
| 三、域外城市的文化名人 |
| 四、女性城市书写的艺术特质 |
| 第四章 都市叙事:近代小说中的西方城市想象 |
| 第一节 《孽海花》中的海外都市想象及书写 |
| 一、域外城市风情的想象 |
| 二、西方英雄人物的描绘 |
| 三、欧洲城市想象性建构的文化意蕴 |
| 第二节 《文明小史》与文人的域外情怀 |
| 一、东洋之城建构下的媚日丑态 |
| 二、西洋城市书写中的违和叙事 |
| 三、出洋之旅叙写的众生相 |
| 第三节 《海上尘天影》与中国文人的域外壮游愿景 |
| 一、异域都市的文明气象 |
| 二、欧洲城市之飞地:上海与邹弢西学知识的习得 |
| 三、文人域外壮游的愿景 |
| 第五章 人到海西头:王韬《漫游随录》中的欧洲城市 |
| 第一节 “在场”——伦敦、爱丁堡的文化空间 |
| 一、大学、教堂与本土文化的弘扬 |
| 二、博物馆、图书馆与西方文明的呈现 |
| 三、道义之交与人文关怀 |
| 四、娱乐文化场域与民众的开放意识 |
| 五、异域文化空间对作者思想的影响 |
| 第二节 西洋有美——王韬游记中的女性书写 |
| 一、十九世纪中晚期国人对异域女性的认知 |
| 二、 《漫游随录》建构的新型西方女性形象 |
| 三.理解与认同:颠覆的异域女性观 |
| 第三节 《漫游随录图记》对西方城市的中土化描摹 |
| 一、异域城市景观的古典式呈现 |
| 二、西方人物书写的本土化意识 |
| 三、域外插图中的东方性想象 |
| 四、中土化描摹的文化心理 |
| 总论:跨文化视阈下的城市异托邦构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近代文学中涉及西方城市着作一览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康有为经学考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价值 |
| 三、研究现状及趋势 |
| 第一章 康有为的《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最初的《春秋》学 |
| 二、《春秋》学的起落 |
| 三、《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的写作 |
| 第二节 内容解析 |
| 一、采用“代数符号”,推导“笔法” |
| 二、尊“孔”述“董”,梳理“正统” |
| 三、描述“三世”,渴望“升平” |
| 四、构建“文明”,赞成“进化” |
| 第三节 思想特点 |
| 一、调和“口传”诸家 |
| 二、开拓世界视野 |
| 三、应用“三世”学说 |
| 第二章 康有为的《春秋董氏学》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董仲舒与《春秋繁露》的产生 |
| 二、历代对《春秋繁露》研究与认识的沉浮 |
| 三、《春秋董氏学》的写作 |
| 第二节 内容解析 |
| 一、汇通诸子,扬董学之绪 |
| 二、突出“三统与三世”,宣扬变革 |
| 三、改造“异内外”,追求“大同” |
| 四、重视“气体与仁体”,探索“本体” |
| 第三节 思想特点 |
| 一、尊《公羊》,崇董生 |
| 二、吹鼓孔子改制,批判古文经 |
| 第三章 康有为的《孟子微》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最初的孟学 |
| 二、孟学的辗转 |
| 三、《孟子微》的写作 |
| 第二节 内容解析 |
| 一、述古论今,比附政治 |
| 二、谈古叙今,比附经济 |
| 三、借古讽今,比附制度 |
| 四、融古合今,比附道德 |
| 第三节 思想特点 |
| 一、神化孔子思想 |
| 二、提升孟子地位 |
| 三、借鉴世界文化 |
| 四、籍孟子之言以警示 |
| 第四章 康有为的《论语注》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论语》产生的争议 |
| 二、《论语》研究的梳理 |
| 三、《论语注》的写作 |
| 第二节 内容解析 |
| 一、破除伪学,恢复孔子真学 |
| 二、谈“天”论“人”,探“仁”议“性” |
| 三、探索“三世”,改造社会 |
| 四、依据异本,修正字句 |
| 第三节 思想特点 |
| 一、发扬今文经的特色 |
| 二、汲取西方近代思想 |
| 三、籍孔子权威以改制 |
| 第五章 康有为的礼学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礼记》的兴衰 |
| 二、《礼运注》的写作 |
| 三、《中庸注》的写作 |
| 四、《大学注》的写作 |
| 第二节 《礼运注》的内容解析 |
| 一、阐释“大同”,向往“太平” |
| 二、论述“小康”,希望“进步” |
| 三、分析“礼治”,探索“人道” |
| 四、调整“词句”,顺应“三世” |
| 第三节 《中庸注》内容解析 |
| 一、阐释“人道”,排斥“外教” |
| 二、论述“三世”,强调“三重” |
| 三、引入“电气”,开拓“视野” |
| 第四节 《大学注》思想解析 |
| 一、思辨“格物”,就物“说理” |
| 二、批判“旧民”,鼓吹“新民” |
| 第五节 康有为礼学的地位与影响 |
| 一、礼学的总体认识 |
| 二、礼学的政治倾向 |
| 三、礼学的改制运用 |
| 第六章 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来源 |
| 第一节 薪火传承的儒学传统 |
| 一、博大精深的门派师承 |
| 二、朦胧悠长的学术流派 |
| 三、经世致用的悠久传统 |
| 第二节 纷沓而至的近代知识 |
| 一、文化交汇的岭南 |
| 二、忧患天下的士大夫情怀 |
| 三、师友朋党的相互启迪 |
| 四、社会进化论的影响 |
| 五、社会科学知识的启发 |
| 第三节 剧烈变革的世情国情 |
| 一、内忧外患的国情 |
| 二、日益变小的世界 |
| 三、经学思想的形成 |
| 第七章 康有为经学思想的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
| 第一节 形式多样的体系 |
| 一、复杂的晚清经学 |
| 二、以现实为中心的经学视角 |
| 三、返回原典的努力 |
| 四、重定孔子地位的尝试 |
| 第二节 继承传统与研究现实的广阔视野 |
| 一、《春秋》“一以贯之”的主线 |
| 二、《公羊学》中的“三世”理论 |
| 三、中国在“三世”中的定位 |
| 第三节 历史地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四、论康有为的科技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再探讨 ——兼论康有为早期思想嬗变的内在理路[D]. 何彬彬.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2)
- [2]中国近代博物馆学研究 ——博物馆的性质、定义与功能[D]. 李心雨.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3]康有为政治伦理思想研究[D]. 张娟.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东传科学对康有为今文经学影响成因微探[J]. 刘星. 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6)
- [5]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J]. 茅海建. 广东社会科学, 2019(04)
- [6]康有为海外诗文研究[D]. 缪云好.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7]论康有为的平等观及其当代价值[D]. 程丽君. 河南师范大学, 2019(07)
- [8]康有为文化政治诗学研究[D]. 杨天奇. 山东大学, 2018(02)
- [9]想象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域外城市镜像研究[D]. 李军锋.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10]康有为经学考论[D]. 周宝银. 曲阜师范大学, 201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