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资料学会常务理事会在上海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张吉玉[1](2020)在《民国上海票友、票房与慈善义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海自开埠通商后,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外各地的各色人等汇聚上海,使上海逐步发展为一个经济繁荣的移民城市。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为上海娱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听戏、看戏作为一种传统的娱乐文化活动,既能使观众在视觉和听觉上得到审美享受,又能以具有地域特色的腔调唤起移民情感上的共鸣,增进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而受到上海市民的普遍喜爱。晚清时期,昆曲在上海十分流行,部分市民邀集同好之人自办业余曲社,研究戏曲及其表演艺术,有时还亲自登台客串,以过戏瘾,时称“清客串”。到清末民初,随着京剧的繁荣和票戏之风的南下,上海业余性质的京剧票房大量创建,票友登台票戏,为一时之尚。但这一时期,票友、票房多用于指称京剧爱好者及其组织。到20世纪20-30年代,上海地区的票友、票房在数量上远超国内其他地区,票房的种类、票友的群体结构、票房与票友的活动也日趋多元化,“票友”“票房”发展为对业余戏剧爱好者及其组织的泛称。在1877年,上海就已出现了慈善义演这一新型的筹款方式,但在20世纪以前,上海地区的慈善义演仍处于初兴阶段,慈善义演的“表演者”主要为职业艺人。到20世纪以后,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票友、票房纷纷加入慈善义演,成为义演活动中的“表演者”或“组织者”。民国时期,由票友、票房参与或组织的慈善义演活动在上海较为常见,且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抗战爆发以前,票友、票房的慈善义演以救灾济贫为主。抗战时期,随着救亡图存运动的发展,“娱乐救国”活动日炽,票友、票房的慈善义演活动多以救济难民、抗战救国为要旨。抗战结束后,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亟需恢复,在国民政府社会救济力量式微的情况下,票友、票房的慈善义演成为社会重建的一股强大的民间力量。票友、票房参与或组织慈善义演,是个人娱乐社会化的行为。票友、票房参与或组织慈善义演,既能登台露脸,“玩票”自娱,过足戏瘾,又能借助义演的慈善性质为自己树立热心公益的社会形象,于票友、票房自身而言,具有一定的“益己”性。而对观众而言,其看戏主要是为消遣娱乐,票友戏,或行头漂亮,或演出胜于优伶而自成特色,或因各种因素而笑料百出,对于主要寻求一乐的观众而言,看票友戏不失为一种娱乐方式。票友参与、组织慈善义演,使票友登台“玩票”这一“自娱”活动转变为了票友、观众的“众娱”活动。此外,慈善义演虽以娱乐表演为外在形式,但其落脚点在于筹集善款。在票友、票房的慈善义演活动中,票友或以表演者的身份襄赞义举,包销部分戏券,增加义演券资,或以组织者的身份,邀集名伶名票,组织演剧筹款,在票友、票房“技艺”、“人脉”、“财力”等资本的依托下,票友、票房的慈善义演往往绩效甚佳,使“被救者”受惠良多,这又使票友、票房的慈善义演具有一定的“利他”性。
崔瑾[2](2020)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39年春,在中共南方局的领导组织下,十几位科学家与教授、知名社会文化人士在重庆中央大学大学发起成立“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1945年,在此基础上,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农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等学术组织和111位科技人员代表正式发起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1948年,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协会章程完善,各项事业和组织日趋发展。1950年,协会在历史使命结束后宣告解散。在民国时期着名科学社团中,中国工作者协会虽成立时间最晚,但却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事业影响最直接且颇具贡献的综合性科学社团。通过对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展的缘起、组织与活动、国际交流与影响及社团实质的考察,本文力图用宏观研究结合微观具体事件探究,纵向梳理结合横向分析,一方面对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发展历程作全景式勾画,另一方面对协会相关活动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寻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与当时国际国内科学共同体发展变化及中共科技知识分子政策变迁运作之间的深刻联系,揭示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科学家工会”的组织构成与实质,突出了它作为中共外围组织,提倡和平、民主的本质。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走向世界,在美组织“留美科协”,为留美学生归国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同时积极参与世界科协的创立,加入二战后科学团体左转的进程。在发展历程中,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立足于自身角色,进行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民主等等发挥科技团体社会功能的探索,主动进行左翼化的科学传播,这个模式也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科协的组织化雏形。
肖子木[3](2019)在《民国上海记者团体的职业维权研究(1921-1949)》文中研究表明职业团体,是指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由某一职业的从业者结合而成的团体。随着我国新闻业的发展,新闻记者这一职业也随之诞生。但最初,记者群体并不受社会重视,记者权益被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1921年,记者开始创建自己的职业团体,试图以此为枢纽,加强职业沟通,表达共同的利益诉求。本文以1921年-1949年间上海的记者团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试图描绘民国时期新闻记者职业维权的公共图景,并借助职业社会学中的相关理论,从职业管辖权、职业意识的视角,及社会资本的相关理论,对记者团体在不同阶段的维权特点及影响因素作出分析。1921年,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成立,它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属于记者的职业团体。成立6年间,它针对侵犯记者权益事件进行声援,也提出了一些保障性议案,但在维护言论自由的行动中,它选择了置身事外,没能成为一个称职的“职业权益保障者”。由于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无所作为,在国民党的指导下,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于1927年成立,1932年改组为记者公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停止会务。这一时期,记者团体的维权活动逐渐成熟,在呼吁言论自由、保护记者权益、声援被迫害记者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1946年3月,上海记者公会重组,但其职业活动寥寥无几,多集中于保障记者生计方面,侧面说明了战后记者愈发艰难的生存状况,1949年停止活动。本文认为影响记者团体职业维权表现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政治力量、记者职业意识与记者团体的社会资本。政治力量是职业管辖权的外部接收者。1921-1949年间,随着国家力量对社会的控制逐步加强,记者团体的活动空间一步步收窄,最终导致了职业管辖权的丧失。记者职业意识同样对记者团体的活动造成重要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后期,记者职业意识逐渐成熟,并在一次次维权事件中强化自己的身份认同,战后国共两党对垒的政治局势极大压缩了新闻职业化的空间,记者的职业认同感出现退缩,记者团体也就再难有所作为。记者团体的社会资本也会影响到团体的维权表现,记者团体管理层的社会资本积累越充分,记者团体越能在维权事件中发挥效用,但不同的身份角色之间也存在博弈,记者社会身份对团体的影响存在双重性。政治力量、记者职业意识、记者团体的社会资本三个因素,始终存在于记者团体的活动之中,并在不同的阶段施加了不同侧面的影响,总的来说,政治力量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职业意识,最后是社会资本。它们的作用力并非始终如一,而是一个此消彼长、彼此制约的关系。在新闻记者联欢会时期,政治力量对记者团体干涉甚少,但是记者的职业意识尚处于发端,团体的社会资本积累不足,故联欢会的职业作为乏善可陈。新闻记者联合会(公会)时期,政治力量的干预逐渐增强,但规训之下也有疏漏,利用政治力量,记者团体反而获得了合法性,无意中为职业维权活动扫除了障碍。当时的记者核心领导层往往兼具国民党和民营报刊记者的双重身份,20世纪30年代以后记者显着提高的职业意识,让他们更多地利用前者身份,增强记者团体的社会影响力。战后记者公会是在国民党的一手操办下重组的,它完全服膺于当时的统治,记者职业意识也出现全面退缩,记者核心领导层都是国民党的重要人物,记者公会除了无法维护记者权益外,还积极配合新闻统制,从而失去了职业团体存在的意义。
张格[4](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陈明辉[5](2017)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社会体育事业(1924-1949)》文中研究说明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社会的救国思潮相结合,形成了影响广泛的体育救国思潮,极大地促进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然而,重要的国内外赛事和全国性体育组织几乎都掌握在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代表的外国人手中。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收回体育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热心体育事业的社会名流及一批受过体育专业教育的体育专业人才的共同努力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4年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发展、停滞、复会、恢复重建,直至改组的曲折历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先后采用董事制和理监事制,不断完善组织的内部结构,同时制定了较为规范的议事制度和内控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组织的有序运行。以张伯苓、王正廷、沈嗣良、董守义等为核心的领导群体成员热心会务,并通过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担任职务等方式,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对中华体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编译、发行体育书刊,举办体育讲习会、体育讨论会和体育培训班,组织体育表演团,派遣体育指导员,联络社会各界名流、放映体育电影及举办体育展览等方式积极传播体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育观,而且还通过组建各种社会体育组织,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使得体育空间不断拓展,逐渐由学校推及社会,由东部地区扩散至西部地区,推动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社会化和普及化进程,促进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和扩散。在此过程中,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与政府开展广泛的合作,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得以扩展、国家渗透能力和政治控制能力得以增强,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随着各种体育赛事的发展,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逐渐建立起一个包括统一的赛事规范、多层次的赛事格局、多元化的赛事目标、中西合璧的赛事内容及现代化的体育设施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体育赛事制度,推动了民国时期体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此外,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还以体育为载体开展体育慈善活动,扩展了社会体育事业的范畴和体育文化的内涵,而且还在一定程度起到了补助政府行政之作用。作为民国时期社会体育事实上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不仅积极发展国内社会体育事业,而且代表中国开展国际体育交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不仅致力于加入国际体育组织,主办、参与国际体育赛事以及开展国际体育间的交流与考察,而且积极向世界传播中华传统体育,极大地推动了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推动中国体育国际化进程的同时,还借助国际体育舞台,开展体育公共外交,在展示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敦睦邦交及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推动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和中国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修辞学会秘书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6](2015)在《中国修辞学会简报(2006年第1期,总第6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贺年信全体会员,各位理事、常务理事,各位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名誉会长,各位顾问,各地区分会、各研究会:今年是中国修辞学会成立26周年,我们于春天在杭州聚首,秋天在武汉会师,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展示了会员们的丰富的学术成果,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在岁末年初,我祝愿学会兴旺发达,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健康、愉快、学术丰收!王德春
吴家国[7](2009)在《中国逻辑学会大事记》文中研究表明中国逻辑学会的建立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老一代逻辑工作者就曾提出过把全国逻辑工作者组织起来,举行全国逻辑讨论会的设想。后来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冲击,这一美好愿望未能实现。1978年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中华大地上扑面而来,我国"科学的
《生产力研究》编辑部[8](2008)在《中国经济学大事记(2008年7月)》文中研究指明7月2日2008中国金融国际年会在大连成功召开。来自海内外着名大学、研究机构的400余位金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本届年会由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金融学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王江担任大会主席;
本刊编辑部[9](2007)在《这五年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大事记》文中指出2002年10月到2007年10月,党的十六大召开以来的这5年,毫无疑问是当前中国又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周期,也是中国教育又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周期。这5年,中国共产党徐徐拉开一场大规模社会重建的帷幕,重振东北,中部崛起,建设新农村……一个个政策兴奋点,围绕科学发展、实现和谐这个宏大主题次第推开。这5年,保障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成为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着眼点,成为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办让人民满意教育的核心命题。这5年,全国教育战线在注重城乡区域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推进教育公平、认真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方面下大气力,使我国教育事业出现了又好又快发展的局面:各级教育的入学率不断提高,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8.5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到10年以上;在人民群众受教育机会大大增加的同时,教育质量也不断提高。这5年,职业教育正在成为面向人人的教育,成为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有效途径。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2002年、2004年和2005年,三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加快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步伐。这5年,"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发展思路,使职业教育办学的路子越走越宽,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的意识和能力显着增强。各级职业学校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转变教育观念和办学模式,大力推进校企合作、订单培养、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培养模式。国家组织实施了"国家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工程"、"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以提高职业技能为重点的成人继续教育和再就业培训工程"四大工程。这5年,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得到大力加强。国家相继启动实施了"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计划"、"县级职教中心建设计划"、"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建设计划"、"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和"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这5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2005、2006年连续两年分别扩招100万人。2006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748万人,在校生规模达到1810万人,创历史最高记录。2007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计划再扩大50万人,从而实现招生800万人的目标。……党的十七大已经胜利召开。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推出这期专题,希图站在十七大的时间原点上,回望中国共产党5年执政之路,审视十六大以来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政策走向;在历史的脉络中,勾勒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图谱,并与读者一起想象未来5年之中国,未来5年之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王广福,汪纬林,陈英方[10](2007)在《附录:中国地球物理学会60年编年大事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地球物理学是地学和物理学的边缘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地球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及其外层空间,地球物理研究的问题涉及对地球内部的探索和对其外层空间的认识,以及地下资源的勘探与开发,自然灾害的预测与预防,环境的监控和治理。这些问题都和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这一新兴学科很快得到发展,同时也得到国人的广泛关注。
二、新闻资料学会常务理事会在上海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闻资料学会常务理事会在上海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民国上海票友、票房与慈善义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问题和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票友、票房研究现状 |
(二)慈善义演研究现状 |
三、创新点与研究思路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票友、票房 |
第一节 票友、票房的兴起 |
(一)都市经济的发展 |
(二)市民的娱乐需求与娱乐文化的繁荣 |
(三)市民的“皮簧之好”与“票戏之风”的兴起 |
(四)社会文化环境的促动 |
第二节 票友、票房的发展样态 |
(一)票房组织者 |
(二)票房种类与票友结构 |
(三)票友、票房的活动 |
(四)票房性质 |
第三节 票房的组织与管理 |
(一)票房的组织与管理模式 |
(二)政府管理 |
第二章 票友、票房的慈善义演活动 |
第一节 票友、票房慈善义演活动的兴起 |
(一)慈善义演在上海地区的兴起 |
(二)票友、票房慈善义演的初兴 |
第二节 票友、票房慈善义演活动的发展 |
(一)抗战前的上海社会与票友、票房的慈善义演 |
(二)抗战期间的“娱乐救国”与票友、票房的慈善义演 |
(三)抗战胜利后的社会重建与票友、票房的自救救人 |
第三章 票友、票房在慈善义演活动中的角色分析 |
第一节 慈善义演的“表演者” |
(一)受邀者的特征 |
(二)登台表演 |
(三)“兼职”销票 |
第二节 慈善义演的“组织者” |
(一)筹备演出 |
(二)销售票券 |
(三)承担演出经费 |
第四章 恒社票房慈善义演的性质 |
第一节 恒社及恒社票房概况 |
(一)恒社的成立及组织形式 |
(二)恒社票房概况 |
第二节 益己:杜月笙与慈善义演 |
(一)自娱自乐 |
(二)自我“漂白” |
(三)文化权力的介入 |
第三节 利他:票房义演与社会救济 |
(一)赈灾济贫 |
(二)救国助学 |
第四节 娱众:票友、票房义演与大众娱乐 |
(一)票友“玩票”以自娱 |
(二)观众喜欢看票友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近代上海戏曲票房简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2)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主要内容 |
第一章 前身:“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 |
一、“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创立探源 |
二、中共中央南方局与“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 |
三、“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主要活动 |
第二章 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历史演化 |
一、从“座谈会”到“协会” |
二、协会发展与活动 |
三、使命完成 |
第三章 组织结构变迁 |
一、协会内部结构变迁 |
二、领导层与会员分析 |
第四章 走向世界 |
一、参与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活动 |
二、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 |
结语组织化实质与功能 |
一、左翼性质及政治化成因 |
二、社会功能与思考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表格 |
二、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大事记 |
致谢 |
(3)民国上海记者团体的职业维权研究(1921-1949)(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一、职业团体与职业化研究 |
二、新闻记者的史料研究 |
第三节 研究目标和内容 |
一、研究目标 |
二、研究内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及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理论框架 |
三、创新之处 |
第二章 上海记者团体的职业维权(1921-1949) |
第一节 初步萌芽:新闻记者联欢会的职业维权(1921-1927) |
一、北洋政府后期侵犯记者权益的现象 |
二、记者联欢会的职业维权表现 |
第二节 走向成熟:新闻记者联合会(公会)的职业维权(1927-1937) |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侵犯记者权益的现象 |
二、记者联合会(公会)的职业维权表现 |
第三节 逐渐衰败:战后新闻记者公会的职业维权(1945-1949) |
一、战后国统区侵犯记者权益的现象 |
二、记者公会的职业维权表现 |
第三章 上海记者团体维权表现的影响因素分析 |
第一节 政治力量对团体的干预 |
一、职业与国家的关系理论 |
二、国家干预影响职业维权 |
第二节 记者群体职业意识的推动 |
一、记者职业意识的内涵 |
二、职业意识影响职业维权 |
第三节 团体社会资本的双重影响 |
一、记者团体的社会资本表征 |
二、社会资本影响职业维权表现 |
结语 |
一、职业管辖权的丧失:上海记者团体和国家的关系演变 |
二、从发端到成熟到退守:记者职业意识与职业维权一致的发展轨迹 |
三、社会资本的双重影响:记者团体的社会属性与职业属性间的冲突 |
参考文献 |
一、报刊 |
二、资料汇编 |
三、着作 |
四、期刊 |
五、学位论文 |
后记 |
附录:上海记者团体1921-1949年报面活动资料 |
一、新闻记者联欢会 |
二、新闻记者联合会 |
三、记者公会 |
(4)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相关概念的辨析 |
(一)金融市场与近代重庆金融市场的概念辨析 |
(二)研究时间的概念辨析 |
二、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资料与方法 |
(一)研究资料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内容与创新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创新点 |
第一章 全面抗战爆发后重庆金融市场的动荡 |
第一节 1937 年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一、货币市场从混乱向统一与规范发展 |
二、以申汇交易为主的重庆内汇市场 |
三、重庆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
四、全面抗战之前尚未充分发展的市场 |
第二节 公债风潮与重庆证券市场的动荡 |
一、重庆公债风潮的爆发 |
二、公债风潮的最终解决 |
第三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重庆比期风潮与利率市场的动荡 |
一、全面抗战前期重庆利率市场的动荡 |
二、1938 年-1940 年利率市场的平稳发展 |
三、1941 年重庆利率风潮与比期的废除 |
四、日拆制度时期的重庆利率市场 |
第四节 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筹备与争论 |
一、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的必要性 |
二、筹备重建后方证券交易所及其引发的论争 |
小结 |
第二章 重庆传统金融市场在战时的变革 |
第一节 重庆向法币发行中心的转型 |
一、1937-1938 年国民政府法币发行中心的内迁 |
二、1939-1942 年重庆法币发行中心的建立与巩固 |
三、1942 年之后的重庆法币发行中心 |
第二节 全面抗战时期的重庆票据市场 |
一、重庆票据交换的曲折发展 |
二、重庆票据承兑贴现的快速发展 |
第三节 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内汇市场变迁 |
一、1937-1941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二、1942-1945 年的重庆内汇市场 |
小结 |
第三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 |
第一节 战时重庆外汇市场的崛起 |
一、追随上海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二、独立发展时期的重庆外汇市场 |
第二节 战时重庆黄金市场与黄金风潮 |
一、黄金统制初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二、黄金统制成熟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三、开放黄金自由交易时期的重庆黄金市场 |
第三节 战时重庆的保险业与保险市场 |
一、全面抗战爆发与重庆保险市场兴起(1937-1941) |
二、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发展与兴盛(1942-1945) |
三、战时重庆保险市场的主要保险业务 |
小结 |
第四章 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一、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政策与法令监管 |
二、国民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主要机构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一、地方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监管的开端 |
二、四川省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三、重庆市政府对重庆金融市场的监管 |
第三节 重庆金融业对重庆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一、重庆市银钱业同业公会对金融市场的自律监管 |
二、重庆市保险业同业公会对保险市场的自律监管 |
三、重庆市银楼业同业公会对黄金市场的自律监管 |
小结 |
第五章 重庆金融市场在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 |
第一节 重庆货币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法币在抗战大后方各主要金融市场的推广 |
二、重庆票据市场在大后方的延伸 |
三、重庆利率市场对于大后方的影响 |
第二节 重庆黄金与外汇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重庆黄金市场在大后方各地的拓展 |
二、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外汇市场网络的构建 |
第三节 重庆保险市场在大后方的网络辐射 |
一、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南的网络构建 |
二、战时保险市场在西北的网络构建 |
小结 |
结语 |
一、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双重性 |
二、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分析 |
三、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特点分析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博士学位阶段发表文章 |
(5)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社会体育事业(1924-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一) 近代体育社团研究概况 |
(二) 中华体协研究概况 |
(三) 存在的问题 |
三、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四、概念说明 |
第一章 中华体协的成立及其演变 |
一、中华体协成立的社会历史背景 |
(一) 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
(二) 民族危机笼罩下体育救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
(三) 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与体育主权意识的觉醒 |
(四) 中国体育人才的成长和推动 |
二、中华体协的发展演变 |
(一) 萌芽期(1910-1924) |
(二) 发展期(1924-1937) |
(三) 停滞期(1937-1941) |
(四) 复会期(1941-1945) |
(五) 恢复重建期(1946-1949) |
第二章 中华体协的治理结构 |
一、中华体协的组织结构 |
(一) 会员制度 |
(二) 组织形态的演变:从董事制到理监事制 |
(三) 领导群体分析 |
二、中华体协的运行机制 |
(一) 议事制度 |
(二) 内控机制 |
第三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的国内传播 |
一、中华体协与体育的大众传播 |
(一) 编辑、出版体育刊物 |
(二) 编译、撰写体育着作 |
(三) 放映体育电影 |
二、中华体协与体育的群体传播 |
(一) 开展体育巡回表演 |
(二) 举办体育讨论会和体育演讲 |
(三) 举办体育讲习会和培训班 |
三、中华体协与体育的人际传播 |
(一) 联络社会各界名流 |
(二) 派遣体育指导员 |
四、中华体协的体育观 |
(一) 对体育内涵的理解 |
(二) 对体育精神的阐扬 |
(三) 对体育功能的解读 |
第四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空间的拓展 |
一、体育空间扩散:由学校推及社会 |
(一) 成立各种体育联合会 |
(二) 组建各地分支会 |
二、体育空间迁移:由东部走向西部 |
(一) 西部地区分支会陆续建立 |
(二) 西部地区体育赛事兴起 |
第五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赛事制度的确立与规范 |
一、制定统一的赛事规范 |
(一) 制定运动竞赛规则 |
(二) 制定业余运动原则 |
(三) 审订各项运动记录 |
二、推动体育设施建设 |
(一) 建设体育场地 |
(二) 推动国产体育器材的创制和发展 |
三、构建多样化的赛事类型 |
(一) 多层次的赛事格局 |
(二) 多元化的赛事目的 |
(三) 中西合璧的赛事内容 |
第六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慈善活动的开展 |
一、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 |
(一) 社会救济 |
(二) 同业救济 |
(三) 抗战募捐 |
(四) 赞助卫生、教育事业 |
(五) 赞助体育事业 |
二、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的方式 |
(一) 举办体育慈善比赛 |
(二) 举办体育慈善拍卖 |
(三) 设立体育基金 |
三、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的特征与影响 |
(一) 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的特征 |
(二) 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的影响 |
第七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的国际交往 |
一、加入国际体育组织 |
(一) 参加远东业余体育协会 |
(二) 融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
(三) 加入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
二、主办及参与国际体育赛事 |
(一) 主办及参与综合性国际运动会 |
(二) 主办及参与国际单项锦标赛 |
三、开展国际体育间的交流与考察 |
(一) 走出去:派遣体育专家、运动队出国考察与交流 |
(二) 引进来:邀请外国优秀运动员、体育专家指导体育 |
四、中华体协国际交往之透视 |
(一) 推动体育进步,融入国际体坛 |
(二) 展示和重构国家形象,提高国际地位,寻求国际化 |
(三) 开展体育公共外交,敦睦邦交,促进世界和平 |
(四) 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6)中国修辞学会简报(2006年第1期,总第6期)(论文提纲范文)
贺年信 |
目录 |
学术会议 |
会务信息 |
对外交流 |
国际学术动态 |
附录 |
学术会议 |
一、中国修辞学会第13届年会暨2006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
二、中国修辞学会2006年夏季学术研讨会召开 |
三、中国修辞学会2007年学术会议 |
会务信息 |
一、中国修辞学会第八届理事会成立 |
二、会员会费缴纳办法 |
对外交流 |
一、国际修辞学史学会前会长等应邀出席中国修辞学会年会 |
二、日本传播学会副会长访问中国修辞学会 |
国际学术动态 |
一、韩国修辞学会国际会议在高丽大学召开, 我国学者应邀出席 |
二、日本传播学会第36届年会在东京樱美林大学举行 |
三、国际修辞学史学会第16届年会将在法国举行, 我国学者将应邀出席 |
附录 |
关于中国修辞学会第八届理事会换届工作有关情况的通报 |
中国修辞学会第8届理事会名单 |
四、新闻资料学会常务理事会在上海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上海票友、票房与慈善义演研究[D]. 张吉玉. 河南大学, 2020(02)
- [2]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研究[D]. 崔瑾.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4)
- [3]民国上海记者团体的职业维权研究(1921-1949)[D]. 肖子木.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4)
- [4]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D]. 张格. 西南大学, 2019(01)
- [5]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社会体育事业(1924-1949)[D]. 陈明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6]中国修辞学会简报(2006年第1期,总第6期)[A]. 中国修辞学会秘书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中国修辞学会简报(2003-2011), 2015
- [7]中国逻辑学会大事记[A]. 吴家国. 改革开放以来逻辑的历程——中国逻辑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下卷), 2009
- [8]中国经济学大事记(2008年7月)[J]. 《生产力研究》编辑部. 生产力研究, 2008(15)
- [9]这五年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大事记[J]. 本刊编辑部. 职业技术教育, 2007(30)
- [10]附录:中国地球物理学会60年编年大事记[A]. 王广福,汪纬林,陈英方. 辉煌的历程——回顾中国地球物理学会60周年专刊,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