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扩展——评《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漆调兰[1]（2018）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面对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和非主流同时并存、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话语,如何巩固其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一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引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的思考。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要引起更多学界的高度关注,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各种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作出回答。延安时期,各种主义、思潮涌动,各种建国方案不断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在中国最终成功建构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本论文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研究”为题,拟深入挖掘其建构的理论基础,全面梳理建构背景和建构历程,系统总结其基本要素和建构途径,科学总结其基本经验和现实启示,以期加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专题性研究。研究主要分为绪论、正文六章和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主要说明了本文的选题缘起和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的重难点,创新点及不足。第一章深入挖掘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理论基础。充分借鉴巴赫金和福柯对话语的理解,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话语的丰富思想,对话语、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概念明晰的基础上,分别深入挖掘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基本思想。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根基;科学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基本形态。列宁在其丰富的话语理论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概念;提出了着名的“灌输论”,使俄国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第二章主要梳理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背景。围绕马克思主义话语在中国早期遇到的挑战,主要梳理了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早期三民主义四种话语与马克思主义话语之间的冲突;同时,也对早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初建进行了肯定。最后全面梳理了 1920-1935年间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历程。从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到王明“左”倾错误的长期统治,致使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缓慢向前发展。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实事求是”派在革命实践中的探索,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奠定了初步基础。需要补充的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及其左翼文化群体,也为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大力传播做出了贡献。第三章详细梳理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历程。以延安时期中共发生的政治话语事件为标志,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历程划分了三个阶段,从1935年10月到1938年10月前,党内话语权建构以中国革命问题为导向的话语创新与方法论的产生;到1945年4月前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的形成与影响力的拓展;最后到1945年4月到1948年3月以党内话语共识的达成及话语体系形成,“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政治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最终建构。第四章全面透视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基本要素。认为主要由主体、核心话语以及基本方法构成。主体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他们对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以及政党职责、个人身份的科学定位,实现了主体自身的科学建构。在核心话语的建构方面,将其主要归结为三个:由“无产阶级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建构,由“社会主义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话语建构,由“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话语建构,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最后深入挖掘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一系列方法论。第五章系统总结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主要途径。从党内与社会两个角度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不同面相。党内建构主要包括三种途径,加强党内教育,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统一全党思想;坚信马克思主义,以学术话语权引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注重“民族形式”建构,致力于中国革命话语的通识性表达。社会建构主要有四种途径,在对国民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分化与批判中凸显话语的科学性;在对中间党派政治话语的批判中强化话语的引导力;在新闻舆论领域努力掌握话语的主导权;在国际领域讲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故事”,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第六章科学总结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基本经验和现实启示,并指出了其建构的局限性。基本经验共分为四点,分别是: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领导权的高度重视和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根本前提;学理上,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灵魂;表达上,将科学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民族和生活语言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巨大力量;传播中,始终掌握报刊媒体舆论阵地的主导权是实现话语权的基本方式。最后将这一时期话语权建构的现实启示总结为五点: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紧跟时代主题,进行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的创新;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坚定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注重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引领作用;强化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张莉[2]（2017）在《《新青年》（1915-1926）中的日语借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日语借词大量进入汉语是在1896年到1919年期间,因此日语借词研究主要利用的研究资料则是该时期内出版的书籍、报刊杂志等。总结现有日语借词研究成果,发现对1910年后发行的文献资料的调查还相对薄弱,因此本研究以《新青年》为研究资料,考察此阶段日语借词在汉语中的使用情况以及日语词汇对汉语带来的影响。本研究以《新青年》为研究资料的理由主要有:（1）《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舞台,是该时期社会影响力最大的杂志;（2）《新青年》是综合性杂志,因此其中使用的词汇也会更加丰富;（3）《新青年》拥有强大而耀眼的作者群,而且主要作者有一半以上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4）《新青年》和同时期的报刊相比,信息含量适中,研究更有可实施性;综合各方面因素,可以说明《新青年》在日语借词研究中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在确定了《新青年》的研究价值后,本文主要对《新青年》中的日语借词进行系统性调查。具体研究方法如下:首先从确定的研究文本抽出汉日同形词,按字数分为二字词、三字词、四字词,分别对这些词进行词源调查和词源的初步判定,然后结合《新青年》文本,对其特点进行详细分析。其次选取《新青年》中的代表性作者,分析有留日经历和无留日经历作者的用词特点。最后借用翻译文,分析日语借词进入汉语和在汉语中普及的具体过程,探讨日语对汉语的词汇更深层次的影响。本文共有八章,内容分别如下:第一章,首先明确了《新青年》在日语借词研究中的价值以及以其为研究资料的必要性。主要从《新青年》的刊行时间、作者、内容等方面进行了介绍。其次从《新青年》研究、日语借词研究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找出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而明确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最后对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要利用的词典及语料库等进行了介绍。第二章,对从《新青年》文本中抽出的2912个汉日同形二字词,通过查阅辞书等文献资料,按来源进行了分类,本文主要对"新义"、"无典"、"未收"三类词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考察。"新义"词主要分为"仅词义变"和"词性变"两大类,其中"仅词义变"的词占多数,"词性变"的词又可以细分为"动词变名词"、"动词变形容词""名词变动词"、"名词变形容词"四种变化类型。"无典"词是日语借词的主要来源,大部分都是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新的专业术语,通过个案研究明确了《新青年》在这些词的普及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未收"词是指《汉语大词典》中没有收录的词,主要也可以分为三大类,无论那一类词中都可以发现日语对汉语词汇带来影响的证据。第三章,主要对《新青年》中抽出的1345个三字词进行了调查分析,首先对抽出的词进行初步的词源判定,其中990个词的日语用例早于汉语,借自日语的可能性较大。然后从构成三字词的二字语素和一字语素两方面,对三字词进行了更深一步的探讨,《新青年》中三字词的二字语素和一字语素的种类比之前更多,构词能力也更强,同时研究还明确了日语三字词的"1+2"和"2+1"构词方式对汉语带来的影响。第四章,主要对《新青年》中抽出的1742个四字词进行了调查分析,《新青年》时期是汉语四字词发展的最高峰,经过初步的词源判定,其中1102个词的日语用例早于汉语,借自日语的可能性较大。然后对四字词的二字语素从词源和词性等角度进行了分类、分析,调查表明,在日语四字词的影响下,《新青年》时期的四字词较之前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第五章,本章根据主要作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数,对发表文章最多的前三位留日作者（陈独秀、高一涵、李大钊）和非留日作者（胡适、瞿秋白）的用词进行了统计和分析。首先,从两类作者共用和单独使用的视角,考察了日语借词的普及及发展状况。其次,把个人涉及的领域特点和其使用的日语借词结合起来,更加明确、细化《新青年》在日语借词引进和普及上发挥的作用。第六章,本章聚焦于《新青年》中的20篇找到日语原文的翻译文,从译文和原文中的"一致"和"不一致"两个视角对日语借词的引进过程进行了考察。通过译文和原文对照,抽出了汉日同形词2635个,其中近一半为日语借词,一定程度地反应了日译汉是引进日语借词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译者对日语原词进行的修改和调整,体现了日语构词法对汉语的逐渐渗透。第七章,日语借词对汉语的影响,除了词语层面,还涉及到语法层面。本研究利用《新青年》中的日译汉语料,考察了 "N的V"结构、"NV"结构以及新兴介词"对于"、人称代词带定语四种语法现象的日汉对译情况,从日语影响的角度进行了思考。为今后考察汉语语法中的外来因素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有参考价值的语料。第八章,首先根据第二章至第七章的考察结果,概括了本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为《新青年》在日语借词研究中做出了客观的定位,并提出了今后的研究课题和努力方向。
李永进[3]（2017）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话语表达,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前途、动力、步骤等问题的系统解释。这一话语创生于近代中国人追寻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语境之中,与“中体西用”和“维新变法”的改良话语、三民主义话语、苏式革命话语共同构成了救亡与复兴的话语谱系。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形成、发展和成熟的演变历程。20世纪20、30年代,毛泽东完成了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化,同时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十六字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等概念和论断。经过抗战初期的国共三民主义之争,毛泽东开始建构属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而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框架。具体而言,毛泽东提出并阐明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两步走”的革命战略、“三大法宝”的革命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等话语概念。在话语渊源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实践的话语总结,它直接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革命发展阶段论及殖民地国家革命理论,又借鉴了“唤起民众”、“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等三民主义的合理内核,还通过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话语元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西方话语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转换,完成了对既有话语形态的扬弃与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是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大众话语的统一体,也是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有机结合。通过不同的传播方式,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得到了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等社会群体的接受与认同,成为中国革命的主流话语,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革命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非但没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在当代中国话语建构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路线”等诸多概念,仍然是当代政治生活的高频用语,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内涵。除此之外,目前中学、大学所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很大程度沿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分析框架和话语表达,在建构百年近代史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形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身份认同。
徐磊[4]（2016）在《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文中研究指明自同治三年（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的二十年间,是晚清新疆历史演变的重要时段。南疆变乱、阿古柏入侵、沙俄窃据伊犁等诸多重大事件,使得新疆这段历史,纷繁复杂。由于人文、地理之不同,南疆、乌鲁木齐以及伊犁地区发生的乱局,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新疆动乱的背后,大国博弈的影子,十分明显。英国、俄国、土耳其、中国之间,纵横阖闾,瞬息万变。清政府克服重重困难,战迪化,平南疆,收伊犁,建行省,稳边陲,为后世经营西北奠定了良好基础。本文对这段历史做了大致梳理和阐述。首先,简要考察了 19世纪中后期国际及国内局势。1848年（清道光二十八年）的欧洲革命,打破了传统的欧洲均势格局,由此造成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在中东局势的演变中,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分崩离析,波斯亦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得以出现,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半岛逐渐发展壮大。中亚成为英俄两国的角力场。浩罕、布哈拉、希瓦三汗国归入俄国;英国以印度为基地,极力向中亚扩张势力。而清廷无力西顾,新疆危机四伏。在国内,太平天国影响最大。捻军起义、陕甘回民起义、云南回民起义,严重消耗了清廷实力。在内忧外患中,士大夫阶层开始谋求自强之策,洋务运动随之兴起,此时兴办的各类军工及民用工业,为清廷平定西北乱局提供了有力支持。其次,大致梳理了南疆乱局的发生及演变进程。因内地协饷供应不足,南疆军政系统运转渐趋失灵,种种社会危机随之显现。陕甘回民起义是同治年间南疆动乱的诱因。官府的公信力下降以及社会控制能力不足,是南疆动乱的内因。因与浩罕毗连,南疆乱局深受中亚局势影响。库车、喀什、叶尔羌、和田等地纷纷形成了绿洲割据势力。阿古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成为南疆的统治者,但由于清廷自乾隆朝开始的苦心经营,民心并未完全丧失。尤其是与阿古柏统治下的苛政相比,清廷的治理仍让当地人产生怀念。这也是后来清廷顺利平叛的潜在资本。其三,基本廓清了乌鲁木齐乱局背后的汉、回关系及其演变进程。新疆动乱之前,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已推行郡县制。当地民众以内地移民为主,其中以汉民、回民居多。妥得璘集团是清廷的反叛者,也是阿古柏征剿的对象。其建立的“清真国”,是新疆回民群体力量的集中显现。与此同时,边疆汉民被迫组织起民团武装,诸如徐学功、赵兴体、孔才、张和等人组织的民团,是新疆汉族群体力量的集中代表。在新疆这段历史中,他们抵抗阿古柏,抗击沙俄,辅助清军收复新疆,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其四,大体分析了伊犁乱局背后的民族关系以及中俄博弈的大致情景。伊犁为清廷经营新疆的重心所在,官军抵抗时间最久。在清廷的长期经营过程中,伊犁地区的民族关系形成了特有的民族差序格局。在内地协饷不济的情况下,这种特有的差序格局无法维系。同时,官府公信力下降,也是伊犁出现动乱的主因。伊犁动乱后,俄国得以介入。其五,主要阐述了清军进疆的准备及其过程。阿古柏无法将南疆绿洲整合成“哲德沙尔”共同体。1877年（清光绪三年）第十次俄土战争爆发,中东局势骤然紧张。俄国、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卷入其中,三大国在中亚的注意力瞬间西移,阿古柏苦心营造的外交保护网失去作用。同时,国内朝野上下,就海防与塞防如何平衡,逐渐达成共识。于是,在清军强大攻势下,南疆平定。第十次俄土战争,不仅加速了阿古柏的灭亡,也为清廷收复伊犁创造了良机。新疆善后工作头绪较多。伊犁收复后,建省筹划提上日程。其六,大致总结了清廷治疆的历史经验及其对当代的启示。大臣的频繁议政,为清廷治疆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决策参考。此外,清廷收复新疆,得益于协饷制度的勉力维系以及军功保举制度的切实推行。对新疆来说,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政策、屯垦戍边都不是横空出现的新问题,晚清这段历史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标本,给今人以许多启发。
许伟东[5]（2016）在《二十世纪书法功能的拓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书法有什么“用”?这是所有从事书法艺术的人都必须回答、所有和书法发生关联的人都可能关注的问题。书法属于艺术的一种,书法的功能和艺术的功能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需要单独加以观察和研究；同时,书法在传统社会中的功能和书法在二十世纪的功能既有相同也有不同,需要分别加以梳理和陈述。本文主要完成以下工作：第一,通过文献阐释和现象分析首先对书法在传统社会中的功能进行了归纳和梳理,认为书法是教化的工具、是自然的迹化、是天人合一的渠道、是虚拟的搏杀、是养生的手段。第二,本文重点讨论了二十世纪里书法功能的拓展。书法保留了其旧有的全部功能,又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尤其是在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介入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变化。例如,在革命战争岁月中,书法中的壁书被红军部队用于标语宣传,书法被革命领袖用于重要场合和重要事件的题词；在文革时代,书法被用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在民国时代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观念中,书法是壮大国家、提高效率的工具；在解放后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如沈尹默身上,书法是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追求通俗化、大众化的实践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后,书法还广泛用于统战事业和外交工作,成为文化沟通带动政治沟通的触媒；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中,文化产业和创意经济异军突起,书法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盈利符号。第三,通过对书法功能的梳理,可以达到对书法艺术更加全面、灵活、通透的认识,可以帮助人们走出书法取消主义、书法本质主义、书法自律主义的拘束。
刘峰[6]（2015）在《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复兴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救亡图存和现代化道路及追求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对社会矛盾和时代挑战进行积极回应的产物。早在20年代后期,在国民革命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已把目光投向农村,自觉地进行建设农村和复兴农村的活动,进入3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破产和民族危机加剧,农村复兴思潮日益凸显而成为主流思潮。倡导和参与农村复兴的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体制内改良,复兴农业,促兴工业,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本文试图在民族复兴的背景下,以现代化为主线,运用历史学、社会学与经济学的方法,全面考察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条件,系统梳理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脉络,总体述评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具体剖析具有代表性知识分子的农村复兴思想,详细解读着名媒体复兴农村的观点,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对知识分子复兴农村的论争进行评述,总结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和历史作用,揭示这一思潮在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进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鸦片战争后,我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落。尤其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中国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具体表现为农村经济破产,政治纷乱,社会失序,乡村教育衰落,30年代民族危机加剧,进一步加重了农村危机的程度。面对民族危机和农村危机,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有人从中国传统农本文化中寻找复兴农村的资源,提出“以农立国”的主张;有人对中国乡约进行研究整理,汲取乡约中的合理成分,通过补充和改造乡约,从传统乡约中寻找建设农村的合理因素;有人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奉为建设农村的指导思想;还有人借鉴西方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对乡村教育进行改造。可以说,农村复兴理论既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汲取了近代西方文化,是多种文化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的推行,引起20年代后期村治思潮的兴起,乡村教育危机引发了知识分子对乡村教育改造的思考并出现乡村教育思潮,这一时期是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期。30年代前中期,农村经济破产,救济农村、建设农村、复兴农村成为潮流,农村复兴思潮向前发展,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民族复兴思潮兴起,进一步推动农村复兴思潮走向高涨,此为农村复兴思潮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高涨期。第三个时期为转型衰落期,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主要任务,乡村建设向农村联合阵线转型,农村复兴运动向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农村复兴思潮被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思潮代替。复兴农村的团体机关众多,农村复兴运动也有多种叫法,或叫村治运动,或叫乡村教育运动,或叫农村合作运动,或叫农业推广运动等。各种机关团体复兴农村的事业主要包括实行农村自治、改造农村教育、组织农村合作、实施农业推广、活跃农村金融、发展乡村工业等内容。由于农村复兴团体建设农村的入手方法和侧重点不同,乡村建设领袖的学养和理论依据有别,形成不同的农村复兴理论。在农村复兴运动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如梁漱溟、晏阳初、高践四、许仕廉等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系统的、有价值的农村复兴思想。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他主张建立乡农学校,依靠知识分子下乡和农民打成一片,运用教育和合作的方法,走农业引发工业的道路,复兴农村,创造新文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理想的新社会。晏阳初针对中国农村存在着“愚穷弱私”四大病症,采取“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培养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与团结力,复兴农村,为民族复兴奠基。高践四主张开展民众教育,培养民众团体,挽救农村经济衰落。方显廷提出发展乡村工业,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由政府推动进行乡村建设,实现农村现代化。许仕廉主张复兴农村应以整个社会为对象,从地方自然经济区域入手,运用计划的、科学的方法,通过复兴农村,以谋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梁漱溟等人的农村复兴思想多角度地展示农村复兴思潮的全貌。农村经济破产,引起媒体的关注,报刊杂志纷纷刊发救济农村的文章,提出复兴农村的主张。《独立评论》对农村破产现状有着深刻的认知,详细剖析农村破产的原因,对农村复兴方案进行多元设计。《中国经济》概括了中国农村破产的具体表现,指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剥削是中国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对复兴农村提出标本兼治的办法。《大公报》以媒体应有的责任和使命,派记者到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报道农村破产现状,分析破产原因;创办《乡村建设》副刊,广发复兴农村言论;并身体力行组织赈灾募捐活动,救济受灾农村。《东方杂志》设置农村议题,凸显农村地位重要,利用媒体功能,传播农村复兴思潮,督促政府实施复兴农村的各种措施。正是由于报刊杂志的宣传和鼓吹,农村复兴运动由少数人的主张变为一种社会思潮,由涓涓细流,汇合成滚滚向前的时代潮流。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来自不同阵营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提出不同的救济农村主张,在复兴农村方法和路线上产生分歧和论争。论争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救济农村是实行“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论争;关于复兴农村是进行革命还是进行改良的论争。实际上,论争双方已超越了农村复兴这一具体问题,体现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国民经济建设重心问题和国家前途问题的深切关注与思考。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图存迫在眉睫,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成为农村复兴思潮的一条主线。从价值目标上看,复兴农村最终目标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农村复兴运动的实质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致力于乡村人的现代化的运动;从农村复兴的手段看,农村复兴运动是运用改良的手段,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复兴运动推动了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加强了对一盘散沙乡村社会的整合,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农村复兴思潮是时代的产物,是由爱国知识分子倡导与推动,虽然农村复兴运动具有改良性质,但在挽救中国的进程中,革命与改良并行不悖,都是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村复兴运动促进中国农村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作用值得肯定。
刘秀玲[7]（2015）在《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文中指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的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理论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相结合而进行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伟大成果。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同各个党派、各个团体、各个民族以及社会各界代表人士进行民主协商，让各方充分表达意愿，既能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能反映部分群众的特殊利益，真正找到了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从而达成了最广泛的共识，充分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显然，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集中体现，要不断推进和完善这种民主政治制度。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可以充分反映各个党派、各个团体、各个民族、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能够有效促进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由此可见，通过研究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化和发展，又能够加深对民主的认识和解读，还能有效推动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民主决策从而提升执政能力。在论文的论证过程中，首先阐述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随后，剖析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紧接着，进一步梳理和阐述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历程及基本经验。之后，研究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运行的主要形式及其运行的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优越性及价值功能。最后，分析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对策。本文主要从绪论、基本内涵、理论基础、历程经验、运行形式与原则、优越性及价值功能、问题与对策、结论等八个部分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进行系统研究。具体而言：第一章为绪论。这一部分对论文的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进行总体概括。论文的选题意义主要详细阐述了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研究综述主要介绍了目前学术界主要围绕着哪些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将分析当前研究尚存在的不足以及今后研究的趋势；研究思路主要包括本文的构思；研究方法主要体现本文运用辩证分析方法、历史总结方法、比较分析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展开了全面而系统地分析；创新之处主要包括本文围绕哪几个方面进行了理论创新。第二章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这一章内容首先对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涵进行了阐述。紧接着，论述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及政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内涵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第三章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这一章内容深入剖析和挖掘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系统阐述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理论渊源：主要源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协商民主思想；源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协商民主思想；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协商民主思想。第四章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历程经验。此章通过梳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历程，即经过开创阶段、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总结出发展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必须要依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要加强作为协商专门机构的人民政协建设，更要推进民主的法治化发展。第五章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运行形式与原则。本章开门见山地指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主要运行形式为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运行的主要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原则、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第六章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优越性及价值功能。本章首先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优越性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之后，指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主要价值功能体现在促进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是有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可以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从而长期保持自身先进性与纯洁性。第七章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问题与对策。本章提出了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存在的主要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从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规范程序化发展、强化人民政协委员主体作用、拓展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形式多样化、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学术话语权几个部分加以解决。结论。这部分主要是对本文做了简短的总结和略微补充，同时也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发展和完善寄予展望。总之，本文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展开了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把中国长期实践所形成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经验升华为科学理论。人民政协先于新中国而成立，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中国六十多年的实践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和内在优势。故此，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理论，有助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同时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既然人民政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与专门协商机构，那么，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就是要抓住重点，也就是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与此同时，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还要在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王雪[8]（2015）在《民国时期国学研究与社会运动》文中研究表明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尤重士人参政议政的入世情怀，近代历次战争使国人体会到国将不国，精英危机意识敦促转型中的知识分子延续古代士人脉络，在经典文化中寻找自信，希冀力挽狂澜。与此同时，民国建立后，国学研究者更为密切的接触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参与社会运动。探讨国学研究与社会运动既是多学科融合交叉和综合考量的重要范畴，又是当代如何更好弘扬国学的现实关照。具体来说，论文第一章首先对国学和社会运动进行楷定，认为近代国学是具有鲜明国家标记，研究、教育方法趋西，以儒释道为核心、集中于文史研究、囊括中国古代百家经典等抽象或具象遗存，并且充满现世关怀和对外包容力的学问；本文社会运动则主要是以政治运动、文化运动为主、社会建设运动、民族救亡运动和政党纷争为代表的运动。第二三章则主要是对古代士人和社会运动、晚清国学研究与社会运动进行梳理和追溯。论文主体部分主要探讨了国学研究与政治革命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建设运动、抗日民族救亡运动、国共对垒，以及与民国政要、国学机构的关系演变。通过摸索研究发现，自晚清到民国，国学每每大热都与政治和社会环境变迁有关，诸多学人在近代并不平静的生存条件下难以促成“纯国学”的书斋之学，无论是中西学之争辩还是科学出现对国学的挤压，屡次文化论战往往赋予时代色彩。当局者在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出于统治之需，也往往以国学为工具，将国学凝萃成汇聚人心和民族力量的精神利器。终而我们认识到，民国时期国学研究与社会运动是交互共存的，呈现多重互动，受到时代性、民族性、学术性和政治性的影响。这一方面源于固有的精英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则由于民国政治斗争极端激烈复杂，使得国学研究不得不与社会运动密切相关，借国学研究涂染政治色彩。国学与社会运动成为民国学术与政治交锋共存的缩影，欲存惟艰的国学需要在社会运动中寻找存在，而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在对国学的褒贬间宣誓立场和表达诉求。关照当前的国学倡导，应避免无益的存废之争和政治渲染，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用国学强调文化认同和保存民族基因上，力行弘扬国学，潜精陶铸国魂，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
陶海洋[9]（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提出《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卜凤坤[10]（2012）在《北洋政府条约研究会修约研究 ——基于决策困境的理论视角》文中认为条约研究会是北洋政府末期负责到期修约的决策机制。对条约研究会进行研究,最好莫过于从其主要功能即修约决策着手。通过研究其决策过程,可以清楚地了解其对北洋政府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是如何进行社会认知的。围绕具体修约目标,某些国际国内因素相互冲突并形成了一种难以平衡与取舍的决策困境。在修约过程中,条约研究会面临多种决策困境。由于北洋政府能力薄弱,条约研究会所选择的摆脱决策困境的外交行动方案,只能局限于外交技术与实践操作层面。虽然也有废约之举,但多数情况下条约研究会选择了折中渐进的方案,意在各方平衡中实现可以得到的国家利益。对条约研究会在决策困境下的外交行动方案及其所秉持的理念的客观评价,通过比较将十分清楚。本论文所使用的理论分析工具主要是在情境冲突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外交决策困境理论视角。这一理论视角的前提是现实的人,这与归纳方法的逻辑起点是一致的而不同于演绎方法抽象的人的前提。这一理论视角的观察角度不是演绎理论的人的同质性而是非同质性。即个体内部是理性与非理性即理智与情感相统一的,个体内外部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根据施耐德“国家就是其决策者”的着名观点,国家也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决策者能够对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因素进行正确的社会认知。这样围绕具体的决策实践目标,那些相互冲突难以平衡的因素就构成外交决策困境。这些困境包括来自宏观结构与制度的、国内因素的等方面。宏观方面困境的解决依靠这些宏观内容本身的变化或自身能力的提高,在不具备这些的情况下,往往只能诉诸于折中渐进的办法。来自国内因素的问题,只能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办法。在决策困境理论视角下,本论文分析了条约研究会修约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决策困境。这包括来自宏观方面的国际政治结构和制度的结构困境和制度困境,也包括来自互动方面的微观结构困境。此外,还包括来自国内政治方面的决策困境,如依附性困境、舆论困境、多目标困境、废约与修约之争及中央与地方关系困境等。决策困境导致条约研究会作为决策者经常处于一种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情形之中。面对多重决策困境,又无能力可依,条约研究会只能选择折中渐进的修约行动方案。它秉持现实主义的修约理念,坚持得寸则寸的行动准则。本论文主要通过对一手的原始档案材料——条约研究会会议记录的研究,对条约研究会修约外交的决策困境、行动方案选择及所坚持的理念进行实证分析。由于这些困境并不是容易解决的。它需要结构转变提供契机、能力提升把握时机及国际社会观念的进步。在这些条件均不具备的情况下,并不适于采取彻底的废约态度,也就是还不具备与列强彻底决裂的可能性。由此,取修约立场也就成为客观可行的。革命外交以民族主义作为一面旗帜在政治上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起到了宣传、鼓动和号召的作用,一方面革命外交凝聚了力量提高了能力,另一方面从政治上声势上支持了修约外交。在面临种种决策困境的情况下,条约研究会修约决策的复杂程度与困难程度都非常大。因无能力可依,面对决策困境,条约研究会折中渐进的行动方案及其所秉持的得寸则寸准则,在当时是可行的不失为一种维护国家利益的现实办法。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虽然在处境上有所改善,但宏观困境并没有完全消失,它的应对模式和所持理念对条约研究会修约理念有很多继承。
二、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扩展——评《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扩展——评《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重难点 |
| 四、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一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基本概念 |
| 一、话语 |
| 二、话语权 |
| 三、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话语权的基本思想 |
| 一、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根基 |
| 二、科学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基本形态 |
|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话语权建构路径的思考 |
| 第三节 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基本思想 |
| 一、列宁的话语理论 |
| 二、列宁明确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概念 |
| 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路径的思考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背景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话语进入中国的历史境遇 |
| 一、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较量 |
| 二、以张东荪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较量 |
| 三、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较量 |
| 四、早期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较量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初建 |
| 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确立 |
| 二、马克思主义重要范畴与中国语词的对接 |
| 三、马克思主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跌宕起伏 |
| 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消极影响 |
| 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消极影响 |
| 三、党内“实事求是”派在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中的初步探索 |
| 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社会性质论战”中对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贡献 |
| 五、左翼文化群体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传播与贡献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历程 |
| 第一节 以革命问题为导向的党内话语创新与方法论的产生(1935.10-1938.10) |
| 一、党内话语论争焦点之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 |
| 二、党内话语论争焦点之二:游击战争战略地位问题 |
| 三、《两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哲学基础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的形成与影响力的拓展(1938.10-1945.4) |
| 一、建构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 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的诞生:新民主主义 |
| 三、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影响力的拓展:对《中国之命运》的大力批判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共识达成及话语体系的形成(1945.4-1948.3) |
| 一、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冲突结束与共识达成:《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
| 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形成:毛泽东思想 |
| 三、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最终成熟:“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主体 |
| 一、中国共产党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建构的主要内容 |
| 一、由“无产阶级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建构 |
| 二、由“社会主义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话语建构 |
| 三、由“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话语建构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方法论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是话语建构的根本方法 |
|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是话语建构的民族化基础 |
| 三、对外来话语批判借鉴是话语建构的重要方法 |
| 四、提炼中国经验,创新理论成果是话语建构的基本方法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主要途径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体系内部建构的主要途径 |
| 一、加强党内教育,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话语统一全党思想 |
| 二、坚信马克思主义,以学术话语权引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 |
| 三、注重“民族形式”建构,致力于中国革命话语的通识性表达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社会建构的主要途径 |
| 一、在对国民党意识形态话语的分化与批判中凸显话语的科学性 |
| 二、在对中间党派话语的政治批判中强化话语的引导力 |
| 三、在新闻舆论领域中努力掌握话语的主导权 |
| 四、在国际领域讲好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故事”,积极争取国际话语权 |
| 第六章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基本经验和现实启示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基本经验 |
| 一、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领导权的高度重视和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根本前提 |
| 二、学理上: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灵魂 |
| 三、表达上:将科学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民族和生活语言凸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巨大力量 |
| 四、传播中:始终掌握报刊媒体舆论阵地主导权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基本方式 |
| 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局限性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的现实启示 |
| 一、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问题 |
| 二、紧跟时代主题,进行马克思主义话语内容的创新 |
| 三、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坚定马克思主义核心话语 |
| 四、注重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的引领作用 |
| 五、强化高素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2）《新青年》（1915-1926）中的日语借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谢辞 |
| 摘要 |
| 要旨 |
| 第一章 《新青年》的介绍及先行研究 |
| 1.1 《新青年》在日语借词研究中的价值 |
| 1.1.1 日语借词发展的时期划分 |
| 1.1.2 《新青年》作为词语研究文本的定位 |
| 1.2 《新青年》的概况 |
| 1.2.1 作者的教育背景 |
| 1.2.2 《新青年》的主要内容 |
| 1.3 关于《新青年》的先行研究 |
| 1.3.1 《新青年》研究的发展历程 |
| 1.3.2 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梳理 |
| 1.3.3 《新青年》先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1.4 关于日语借词的先行研究 |
| 1.4.1 对日语借词整体性的统计和分类 |
| 1.4.2 按专业领域的日语借词研究 |
| 1.4.3 以人物及其着作为线索的日语借词考察 |
| 1.4.4 对近代报刊杂志中日语借词的考察 |
| 1.4.5 日语借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
| 1.5 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方法 |
| 1.5.1 研究目的 |
| 1.5.2 研究文本范围的确定 |
| 1.5.3 词语的抽取方法 |
| 1.5.4 词源的判别及分类 |
| 1.5.5 词语调查的结果与分类 |
| 1.6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工具书及数据库 |
| 第二章 《新青年》中的二字词 |
| 2.1 二字词的抽出和分类 |
| 2.2 有古汉语出典的词 |
| 2.3 有古汉语出典而产生新义的词 |
| 2.3.1 词义变词性不变的"新义"词 |
| 2.3.1.1 名词"讲师"的词义变化 |
| 2.3.1.2 动词"辩护"的词义变化 |
| 2.3.2 词义词性都变的"新义"词 |
| 2.3.2.1 动词→名词 |
| 2.3.2.2 动词→形容词 |
| 2.3.2.3 名词→动词 |
| 2.3.2.4 名词→形容词 |
| 2.4 无古汉语出典的词语 |
| 2.4.1 《新青年》中"无典"词的概况 |
| 2.4.2 《新青年》和"无典"词的普及和发展 |
| 2.4.2.1 "无典"词引申义的发展 |
| 2.4.2.2 "无典"词的普及 |
| 2.5 《汉语大词典》未收录的词语 |
| 2.5.1 《汉大》未收但《现汉》收有的词 |
| 2.5.2 《现汉》未收但语料库中有的词 |
| 2.5.3 《现汉》和语料库中都没有的词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青年》中的三字词 |
| 3.1 三字词的抽出 |
| 3.2 三字词来源的判定 |
| 3.3 《新青年》时期三字词所处的发展阶段 |
| 3.4 三字词的二字语素 |
| 3.4.1 2+1型中的前部二字语素 |
| 3.4.2 1+2型中的后部二字语素 |
| 3.4.3 前部二字语素与后部二字语素的比较 |
| 3.4.4 日语对三字词中的二字语素的影响 |
| 3.5 三字词的一字语素 |
| 3.5.1 1+2型中的前部一字语素 |
| 3.5.1.1 前部一字语素的种类及构词数 |
| 3.5.1.2 日语对"无～、不～、非～、未～"的影响 |
| 3.5.1.3 日语1+2型三字词对汉语的影响 |
| 3.5.2 2+1型中的后部一字语素 |
| 3.5.2.1 后部一字语素的种类及构词 |
| 3.5.2.2 《新青年》时期发展起来的"～化" |
| 3.5.2.3 日语2+1型三字词对汉语的影响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新青年》中的四字词 |
| 4.1 四字词的概况 |
| 4.1.1 四字词的抽出 |
| 4.1.2 四字词来源的判定 |
| 4.1.3 《新青年》时期四字词所处的发展阶段 |
| 4.2 2+2型四字词的前部二字语素 |
| 4.2.1 前部二字语素的构词能力 |
| 4.2.2 前部二字语素的来源分布 |
| 4.3 2+2型四字词的后部二字语素 |
| 4.3.1 后部二字语素的构词能力 |
| 4.3.2 后部二字语素的来源分布 |
| 4.4 2+2型四字词的语素搭配 |
| 4.4.1 从来源看二字语素的搭配 |
| 4.4.2 从词性看二字语素的搭配 |
| 4.5 2+2型宾述结构的四字词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青年》的作者们及其使用的日语借词 |
| 5.1 选定的作为研究对象的作者及其用词整理 |
| 5.2 五位作者的文章概况 |
| 5.2.1 陈独秀在《新青年》中的文章 |
| 5.2.2 高一涵在《新青年》中的文章 |
| 5.2.3 李大钊在《新青年》中的文章 |
| 5.2.4 胡适在《新青年》中的文章 |
| 5.2.5 瞿秋白在《新青年》中的文章 |
| 5.2.6 留日作者和非留日作者的用词统计 |
| 5.3 留日和非留日作者的二字词比较 |
| 5.3.1 有古汉语出典而产生新义的词 |
| 5.3.2 无古汉语出典的词 |
| 5.3.3 《汉大》未收的词 |
| 5.4 留日和非留日作者的三字词比较 |
| 5.4.1 三字日语借词 |
| 5.4.2 三字汉语自造词 |
| 5.5 留日与非留日作者的四字词比较 |
| 5.5.1 四字日语借词 |
| 5.5.2 四字汉语自造词 |
| 5.6 留日与非留日作者的用词特点 |
| 5.6.1 五位作者单独用词的甄别方法 |
| 5.6.2 留日作者的用词特点 |
| 5.6.3 非留日作者的用词特点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新青年》看日译汉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
| 6.1 有关《新青年》中翻译文章的研究综述 |
| 6.1.1 《新青年》翻译文章的整理与分类 |
| 6.1.2 关于《新青年》中文学翻译的研究 |
| 6.2 译文和原文对照的研究方法 |
| 6.3 从前人研究中得到的启示 |
| 6.4 日译汉对照文本的确定 |
| 6.4.1 《新青年》翻译文章的统计 |
| 6.4.2 日译汉文本的选定 |
| 6.5 日译汉对二字词的影响 |
| 6.5.1 译文与原文一致的二字词 |
| 6.5.2 译文与原文不一致的二字词 |
| 6.5.2.1 译词变化的类型 |
| 6.5.2.2 以"突起"为例看日语借词的普及过程 |
| 6.6 日译汉对三字词的影响 |
| 6.6.1 译文与原文一致的三字词 |
| 6.6.2 译文与原文不一致的三字词 |
| 6.6.2.1 译词变化的类型 |
| 6.6.2.2 以"～力"为例看三字词的发展 |
| 6.7 日译汉对四字词的影响 |
| 6.7.1 译文与原文一致的四字词 |
| 6.7.2 译文与原文不一致的四字词 |
| 6.7.2.1 译词变化的类型 |
| 6.7.2.2 省略日语「の」的译法 |
| 6.7.2.3 日语短句变汉语四字词的译法 |
| 6.7.2.4 日语宾述结构的译法 |
| 6.8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从《新青年》看日译汉对汉语语法的影响 |
| 7.1 关于汉语语法中外来因素的研究综述 |
| 7.1.1 欧化语法现象的定义及具体表现 |
| 7.1.2 支持"欧化语法现象"的研究 |
| 7.1.3 反对"欧化语法现象"的研究 |
| 7.1.4 关于"日化语法现象"的研究 |
| 7.1.5 本研究考察的对象和使用的方法 |
| 7.2 现代汉语"NV"结构的形成 |
| 7.2.1 "欧化"派学者对于"NV"结构兴起的论述 |
| 7.2.2 日语「NV」结构对汉语的影响 |
| 7.2.3 《新青年》中「NV」结构的日译汉用例 |
| 7.3 现代汉语"N的V"结构的形成 |
| 7.3.1 "欧化"派学者关于"N的V"结构兴起的论述 |
| 7.3.2 日语「NのV」结构对汉语的影响 |
| 7.3.3 《新青年》中「NのV」结构的日译汉用例 |
| 7.4 现代汉语介词"对于"的形成 |
| 7.4.1 "欧化"派学者关于"对于"来源的论述 |
| 7.4.2 日语「に対する」对汉语的影响 |
| 7.4.3 《新青年》中「に対する」的日译汉用例 |
| 7.5 现代汉语"定语+人称代词"的形成 |
| 7.5.1 "欧化"派学者的论述 |
| 7.5.2 "日化"派学者的论述 |
| 7.5.3 "综合"派学者的论述 |
| 7.5.4 《新青年》中"定语+我"的日译汉用例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终章:《新青年》在日语借词研究中的定位 |
| 8.1 从日语借词研究的发展史来看 |
| 8.2 从词汇的形态发展看 |
| 8.3 从作者对汉语词汇发展的影响看 |
| 8.4 从日译汉对日语借词的引进看 |
| 8.5 从日语借词对汉语语法的影响看 |
| 附录一 清末民初创刊的报刊杂志(1910-1915) |
| 附录二 《新青年》中日语用例早于汉语的词 |
| 参考文献 |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毛泽东政治话语研究评析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海外毛泽东政治话语研究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话语 |
| 1.3.2 话语权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难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难点 |
| 第2章 从改良到革命：近代中国救亡与复兴的话语谱系 |
| 2.1 晚清西学东渐与儒学话语的近代困局 |
| 2.1.1 传统儒学话语的认同危机 |
| 2.1.2 西方近代观念的传入与新话语的勃兴 |
| 2.2 改良话语的兴起 |
| 2.2.1 “中体西用” |
| 2.2.2 “变法维新” |
| 2.3 三民主义话语的形成与嬗变 |
| 2.3.1 孙中山与三民主义话语的建构 |
| 2.3.2 三民主义话语的蜕变与异化 |
| 2.4 苏式话语在中国革命的实践 |
| 2.4.1 苏式话语的形成 |
| 2.4.2 苏式话语初入中国 |
| 2.4.3 苏式话语与国民革命的兴起 |
| 2.4.4 苏式话语与中共党内的“左”倾错误 |
| 2.4.5 第五次反“围剿”与苏式话语的顿挫 |
| 第3章 毛泽东革命话语建构的内在理路与发展脉络 |
| 3.1 毛泽东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化 |
| 3.1.1 “新民”与“民众的大联合” |
| 3.1.2 “阶级”、“无产阶级专政”与阶级分析法的使用 |
| 3.1.3 “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
| 3.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对中国革命话语的创建 |
| 3.2.1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酝酿和提出 |
| 3.2.2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
| 3.2.3 遵义会议与毛泽东作为话语权威的崛起 |
| 3.3 从“工农武装割据”到“民族抗战”：毛泽东革命话语的转换 |
| 3.3.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建构 |
| 3.3.2 毛泽东革命话语转换的哲学基础与基本命题 |
| 第4章 毛泽东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 |
| 4.1 国共三民主义之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酝酿 |
| 4.1.1 抗战初期中共在三民主义旗帜下的革命宣传 |
| 4.1.2 国共关于三民主义的话语论争 |
| 4.1.3 中国共产党对三民主义的解构与重构 |
| 4.2 概念与范畴：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建构 |
| 4.2.1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 |
| 4.2.2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性质 |
| 4.2.3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
| 4.2.4 “两步走”的革命战略 |
| 4.2.5 “三大法宝”的革命经验 |
| 4.2.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题的深化 |
| 4.2.7 “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 |
| 第5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传播与接受 |
| 5.1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在中共党内的传播与认同 |
| 5.1.1 话语学习与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 |
| 5.1.2 话语学习的组织部署 |
| 5.1.3 话语学习的个案考察 |
| 5.1.4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与话语认同的实现 |
| 5.2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在延安知识界的传播 |
| 5.2.1 整风运动与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的转变 |
| 5.2.2 大生产运动与知识分子的话语习得 |
| 5.2.3 延安知识分子的话语转换 |
| 5.3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在边区民众中的接受与认同 |
| 5.3.1 社会教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传播 |
| 5.3.2 新秧歌运动：民间曲艺中的革命话语 |
| 5.3.3 劳动英雄大会：政治仪式中的革命话语 |
| 第6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结构特点与历史影响 |
| 6.1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结构特点 |
| 6.1.1 政治话语、学术话语和大众话语的统一 |
| 6.1.2 话语建构与话语实践的统一 |
| 6.2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与当代中国主流话语的建构 |
| 6.2.1 对当代政治话语的建构：以《人民日报》为例 |
| 6.2.2 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与革命史叙事范式的最终确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的理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一) 研究难点 |
| (二) 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国际与国内形势 |
| 一、国际形势 |
| (一) 欧洲局势 |
| (二) 中东局势 |
| (三) 中亚局势 |
| 二、国内形势 |
| (一) 国内农民起义频发 |
| (二) 清廷统治集团内部的变法图强意识增强 |
| (三) 西部地区社会形势不断恶化 |
| 第二章 南疆乱局 |
| 一、南疆主要的绿洲城镇概况 |
| 二、库车动乱前南疆治理面临的危机 |
| (一) 伯克制度存在先天性缺陷 |
| (二) 清廷的南疆治理系统趋于紊乱 |
| (三) 道光帝力图守成丧失了改革时机 |
| (四) 陕甘回民起义的信息已传入南疆 |
| (五) 南疆军政衙门协饷供给严重不足 |
| (六) 与浩罕的边务问题交涉乏力 |
| 三、以清军为打击对象的动乱 |
| (一) 以反抗官方压迫为主的库车动乱 |
| (二) 以自保图存为主的叶尔羌、和田动乱 |
| (三) 为趁火打劫而起的喀什动乱 |
| (四) 南疆发生动乱后清廷的反应 |
| 四、清廷势力逐渐退出后的南疆局势 |
| (一) 南疆原生的两大和卓系统 |
| (二) 库车热西丁汗和卓掌控南疆的努力 |
| (三) 喀什布素鲁克汗恢复祖业的尝试 |
| (四) 阿古柏势力窃据南疆 |
| 五、南疆地方武装集团起事的历史评述 |
| 六、阿古柏入侵的历史评述 |
| 第三章 乌鲁木齐乱局 |
| 一、乌鲁木齐周边及东西交通沿线的绿洲城镇概况 |
| (一) 乌鲁木齐周边的绿洲城镇 |
| (二) 乌鲁木齐至伊犁交通沿线的绿洲城镇 |
| (三) 乌鲁木齐至南疆交通沿线的绿洲城镇 |
| 二、乌鲁木齐动乱前清廷地方治理面临的危机 |
| (一) 乌鲁木齐处于防范陕甘回民起义扩散的最前沿 |
| (二) 乌鲁木齐及周边地方的官府治理能力下降 |
| (三) 新疆回民虎非耶门宦得以勃兴 |
| 三、以清军为打击目标的乌鲁木齐乱象 |
| (一) 妥得璘集团起事的原因分析 |
| (三) 妥得璘集团对官军的打击 |
| 四、清廷势力逐渐弱化之后的乌鲁木齐乱象 |
| (一) 汉族民团武装的兴起 |
| (二) 妥得璘集团与汉族民团武装的争斗 |
| (三) 清廷对妥得璘集团的策略 |
| 五、阿古柏东进时期的乌鲁木齐乱象 |
| (一) 阿古柏东进的缘起 |
| (二) 阿古柏东进引发的局势变动 |
| (三) 阿古柏对徐学功民团的利用 |
| (四) 民间回汉武装从对抗走向联合 |
| (五) 妥得璘的自救措施 |
| (六) 清廷对变局的认识 |
| (七) 妥得璘之死 |
| 六、妥得璘集团的历史评述 |
| (一) 妥得璘集团起事的历史评述 |
| (二) 妥得璘集团败亡的历史评述 |
| 七、徐学功评述 |
| 第四章 伊犁乱局 |
| 一、清廷在伊犁的经营 |
| 二、伊犁动乱前清廷地方治理面临的危机 |
| (一) 英俄势力逐渐介入新疆 |
| (二) 伊犁地方当局的公信力下降 |
| (三) 地方官府调节民族关系的能力减弱 |
| 三、伊犁动乱的起因与经过 |
| (一) 伊犁回民变乱的诱因 |
| (二) 伊犁地方当局的应对措施 |
| (三) 伊犁乱局的持续演绎 |
| 四、沙俄势力侵占伊犁 |
| (一) 清廷对俄外交失去了军事筹码 |
| (二) 俄国在中亚地区需要继续保持南下扩张的势头 |
| (三) 伊犁苏丹政权影响沙俄势力对中亚地区的渗透 |
| (四) 沙俄对伊犁地区的掠夺 |
| 五、清廷的应变措施 |
| (一) 防守待援 |
| (二) 外交斡旋 |
| 六、伊犁动乱的历史评述 |
| (一) 反抗剥削是塔兰奇人起事的主因 |
| (二) 塔兰奇起事冲击了民族关系原有的的差序格局 |
| (三) 伊犁局势恶化与清廷长期以来防俄意识淡薄不无关联 |
| 第五章 清军入疆勘乱与新疆的善后重建 |
| 一、新疆乱局的新变化 |
| (一) 南疆形势的演变 |
| (二) 北疆形势的演变 |
| 二、清廷的治乱策略 |
| (一) 选将用人 |
| (二) 后勤补给 |
| (三) 整编营兵 |
| 三、阿古柏势力的覆亡 |
| (一) 新疆地方民团武装力量的积极发挥 |
| (二) 乌鲁木齐周边地区的战事 |
| (三) 乌鲁木齐周边地区平定后清廷的态度 |
| (四) 收复南疆的战事 |
| (五) 清廷平定阿古柏的历史评述 |
| 四、清廷收复伊犁的外交谈判 |
| (一) 南疆平定后的中亚格局 |
| (二) 对俄交涉 |
| 五、新疆建省刍议 |
| (一) 建省动议的提出 |
| (二) 新疆建省的筹划及施行 |
| (三) 新疆建省的历史意义 |
| 第六章 晚清治疆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
| 一、历史经验 |
| (一) 重臣议政机制的有效发挥 |
| (二) 协饷供给机制的竭力维系 |
| (三) 军功保举机制的切实推行 |
| 二、当代启示 |
| (一) 民族团结的启示 |
| (二) 民族平等的启示 |
| (三) 民族政策的启示 |
| (四) 新疆屯垦的启示 |
| (五) 新疆问题的启示 |
| (六) 涉疆外交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5）二十世纪书法功能的拓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书法有什么“用”? |
| 第二节 艺术的总体功能与书法的功能 |
| 第三节 传统社会的书法功能和现代社会的书法功能 |
| 第四节 文献阐释与现象分析 |
| 第五节 书法功能研究的关联问题 |
| 第六节 概念说明 |
| 第二章 传统社会中的书法功能 |
| 小引 |
| 第一节 书法：教化的工具 |
| 一、儒家在书法功能观念方面的矛盾态度 |
| 二、儒家以书法为育人工具 |
| 三、身体和心性,个体和群体 |
| 四、讲求规矩与重视楷书 |
| 五、经典谱系和“书圣”的确立 |
| 六、伦理至上和以人论书 |
| 七、艺术功能与使用功能的并重 |
| 八、儒家书法的中和、雅正理想 |
| 第二节 书法：自然的迹化 |
| 一、道家对自然的尊崇 |
| 二、自然与书法风流 |
| 三、对临摹的重新认识 |
| 四、颠覆传统经典的文本和风格 |
| 五、解衣磅礴的书法创作状态 |
| 第三节 书法：天人同构的实现 |
| 一、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分 |
| 二、天人相通与天人相类 |
| 三、天人合一与书法想象力的扩展 |
| 四、天人合一与书法创作灵感的发掘 |
| 五、以易解难与中介语汇 |
| 六、从自然与书法的同构到书法与人的同构 |
| 第四节 书法：益寿的良方 |
| 一、人类追求长寿的愿望 |
| 二、古代书法家是否长寿 |
| 三、书法益寿的信念 |
| 四、书法益寿的可能性 |
| 第五节 书法：虚拟的搏杀 |
| 一、崔瑗的《草书势》 |
| 二、势”的真义 |
| 三、书法中的“势” |
| 四、书法与兵法 |
| 第三章 书法在二十世纪的功能拓展 |
| 小引 |
| 第一节 书法：革命的匕首——以标语、题字、大字报为例 |
| 一、红军时期的标语 |
| 二、革命领袖的题词 |
| 三、文革中的大字报 |
| 四、标语、题词、大字报的异同和影响 |
| 第二节 书法：强国的利器——以于右任“标准草书”为例 |
| 一、于右任的书法成就 |
| 二、于右任的魏碑体书法 |
| 三、“标准草书”的创立 |
| 四、“标准草书”是于右任的自觉追求 |
| 五、强国的利器 |
| 六、唯科学主义追求的痕迹 |
| 七、在改革文字和保存国粹之间的妥协 |
| 第三节 书法：改造的见证——以沈尹默为例 |
| 一、从新文化到传统艺术的轨迹 |
| 二、第一次雅俗纠结：趋雅避俗 |
| 三、沈尹默的书法着述 |
| 四、《讲话》精神和解放初的文艺气氛 |
| 五、第二次雅俗纠结：避雅求俗 |
| 六、知识分子改造与艺术家的追求进步 |
| 七、第三次雅俗纠结：雅俗趣味的辩难 |
| 第四节 书法：外交的媒介——以中国和日、韩、欧、美的书法交流为例 |
| 一、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共同参与 |
| 二、书法外交的地域递进 |
| 三、书法外交的主要形式 |
| 四、中西艺术的融合出新 |
| 第五节 书法：审美的表达——书法自律追求的推进 |
| 一、从审美概念的引入到书法事业的体制形成 |
| 二、书法视野的空前扩展 |
| 三、书法家的绝对数量增长与相对比例下降 |
| 四、书法家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 |
| 五、书法展览的经常化和书法作品的美术化 |
| 第四章 书法功能的探索与书法的未来命运 |
| 第一节 书法取消主义和次要主义的脉络和发展 |
| 一、由来已久的书法取消主义和次要主义 |
| 二、赵壹的思想回声 |
| 三、书法和绘画领域均存在相似倾向 |
| 四、西方的类似思想 |
| 五、书法取消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余波 |
| 六、人的全面发展对艺术的肯定 |
| 第二节 书法中本质主义与“关系主义”的对立与表现 |
| 一、从本质追求到本质主义 |
| 二、本质主义与“关系主义” |
| 三、书法领域的本质主义氛围 |
| 四、书法本质主义的三种类型 |
| 五、书法本质主义的消极意义 |
| 六、书法“关系主义”的主张及其风险 |
| 第三节 书法自律主义的追求及其限度 |
| 一、纯诗、纯文学 |
| 二、“纯诗”、“纯文学”追求的合理性和局限性 |
| 三、书法自律主义的合理追求和必要限度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6）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思路、本文结构及创新 |
| 第2章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 |
| 2.1 农村复兴思潮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1.1 农村经济破产 |
| 2.1.2 国内政治变动 |
| 2.1.3 乡村教育衰落 |
| 2.1.4 民族危机加剧 |
| 2.2 农村复兴思潮的思想文化来源 |
| 2.2.1“以农立国”的农本思想 |
| 2.2.2 传统乡约制度 |
| 2.2.3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 |
| 2.2.4 西方实验主义教育哲学 |
| 第3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演变 |
| 3.1 农村复兴思潮的兴起 |
| 3.1.1 从地方自治到村治思潮 |
| 3.1.2 从乡村教育危机到乡村教育思潮 |
| 3.2 农村复兴思潮的发展与高涨 |
| 3.2.1 从农村经济破产到农村复兴思潮 |
| 3.2.2 农村复兴思潮发展与高涨的表现 |
| 3.3 农村复兴思潮的转型 |
| 3.3.1 从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乡村运动联合战线 |
| 3.3.2 从乡村建设实验区沦陷到乡村救亡运动兴起 |
| 第4章 农村复兴思潮总体考察 |
| 4.1 农村复兴运动的基本观念 |
| 4.2 农村复兴思潮的主要内容 |
| 4.2.1 实行农村自治 |
| 4.2.2 改造农村教育 |
| 4.2.3 组织农村合作 |
| 4.2.4 实施农业推广 |
| 4.2.5 活跃农村金融 |
| 4.2.6 发展乡村工业 |
| 4.3 复兴农村的几种理论 |
| 第5章 农村复兴思潮个案分析 |
| 5.1 梁漱溟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1.1 建立乡村组织 |
| 5.1.2 知识分子与农民打成一片 |
| 5.1.3 推行教育与合作 |
| 5.1.4 由农业引发工业 |
| 5.1.5 建立理想的新社会 |
| 5.2 晏阳初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2.1 推行农村“四大教育” |
| 5.2.2 研究实验、训练人才、表证推广 |
| 5.2.3 实行政教合一 |
| 5.2.4 进行民族再造 |
| 5.3 高践四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3.1 实施民众教育 |
| 5.3.2 培养民众团体 |
| 5.3.3 挽救农村经济衰落 |
| 5.4 方显廷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4.1 分析农村复兴的诸多不利因素 |
| 5.4.2 发展乡村工业 |
| 5.4.3 建立农村合作组织 |
| 5.4.4 由政府推动，进行农村整个建设 |
| 5.4.5 追求农村之现代化 |
| 5.5 许仕廉的农村复兴思想 |
| 5.5.1 以整个社会为复兴农村工作对象 |
| 5.5.2 以地方自然经济区域为乡村建设最低单位 |
| 5.5.3 计划的、科学的方法 |
| 5.5.4 谋民族生存与发展、创作新民 |
| 第6章 报刊杂志中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 《独立评论》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1.1 认识农村破产现状 |
| 6.1.2 剖析农村破产原因 |
| 6.1.3 设计农村复兴方案 |
| 6.2 《中国经济》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2.1 《中国经济》对中国农村破产的概括 |
| 6.2.2 《中国经济》对农村破产原因的分析 |
| 6.2.3 《中国经济》复兴农村的主张 |
| 6.3 《大公报》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3.1 向政府提出复兴农村建议 |
| 6.3.2 广发农村复兴言论 |
| 6.3.3 救济受灾农村 |
| 6.4 《东方杂志》的农村复兴思想 |
| 6.4.1 强调农村地位重要 |
| 6.4.2 传播农村复兴思潮 |
| 6.4.3 监督政府复兴农村行为 |
| 第7章 知识界关于农村复兴问题的论争 |
| 7.1 “无为”政治还是“有为”政治 |
| 7.1.1 论争缘起 |
| 7.1.2 论争内容 |
| 7.1.3 对两种救济农村观的评议 |
| 7.2 “从农业引发工业”还是“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1 “从农业引发工业” |
| 7.2.2 “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 |
| 7.2.3 对“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反驳 |
| 7.2.4 对两种复兴农村观的评析 |
| 7.3 改良还是革命 |
| 7.3.1 要不要推翻帝国主义 |
| 7.3.2 要不要推翻封建主义 |
| 7.3.3 对论争的评议 |
| 第8章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与影响 |
| 8.1 农村复兴思潮的特点 |
| 8.1.1 民族复兴的目标追求 |
| 8.1.2 现代性的价值取向 |
| 8.1.3 改良性的方法选择 |
| 8.2 农村复兴思潮的影响 |
| 8.2.1 有利于推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 |
| 8.2.2 有助于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
| 8.2.3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有益的探索 |
| 8.2.4 为民族复兴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7）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 |
| 2.1 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涵界定 |
| 2.1.1 中国协商民主的提出 |
| 2.1.2 中国协商民主的内涵 |
| 2.2 人民政协的性质及政治地位 |
| 2.2.1 人民政协的性质 |
| 2.2.2 人民政协的政治地位 |
| 2.3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内涵界定 |
| 2.3.1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内涵 |
| 2.3.2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要素 |
| 第3章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理论基础 |
| 3.1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协商民主思想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协商民主思想 |
| 3.1.2 列宁的协商民主思想 |
| 3.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协商民主思想 |
| 3.2.1 毛泽东的协商民主思想 |
| 3.2.2 邓小平的协商民主思想 |
| 3.2.3 江泽民的协商民主思想 |
| 3.2.4 胡锦涛的协商民主思想 |
| 3.2.5 习近平的协商民主思想 |
| 3.3 中国传统文化的协商民主思想 |
| 3.3.1 “和”的思想 |
| 3.3.2 “仁”的思想 |
| 3.3.3 民本思想 |
| 3.3.4 中庸思想 |
| 第4章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历程经验 |
| 4.1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开创阶段 |
| 4.1.1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产生的历史背景 |
| 4.1.2 国共两次合作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开创提供条件 |
| 4.1.3 三三制政权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开创提供经验 |
| 4.1.4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全国范围正式确立 |
| 4.2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发展阶段 |
| 4.2.1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初步发展 |
| 4.2.2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曲折发展 |
| 4.2.3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完善发展 |
| 4.3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基本经验 |
| 4.3.1 依托中国多党合作制度 |
| 4.3.2 始终加强人民政协建设 |
| 4.3.3 推进民主的法治化发展 |
| 第5章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运行形式与原则 |
| 5.1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运行的主要形式 |
| 5.1.1 专题协商 |
| 5.1.2 对口协商 |
| 5.1.3 界别协商 |
| 5.1.4 提案办理协商 |
| 5.2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运行的主要原则 |
| 5.2.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 5.2.2 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 |
| 5.2.3 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原则 |
| 5.2.4 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 第6章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优越性及价值功能 |
| 6.1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优越性 |
| 6.1.1 政治环境优越 |
| 6.1.2 政治地位优越 |
| 6.1.3 政治职能优越 |
| 6.2 促进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 |
| 6.2.1 广集民智 |
| 6.2.2 决策咨询 |
| 6.2.3 统筹谋划 |
| 6.3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
| 6.3.1 协调各方的利益矛盾与冲突 |
| 6.3.2 拓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渠道 |
| 6.3.3 在改善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 |
| 6.4 巩固共产党的领导 |
| 6.4.1 提高共产党执政能力 |
| 6.4.2 扩大共产党执政基础 |
| 6.4.3 约束共产党专断腐败 |
| 第7章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问题与对策 |
| 7.1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存在的问题 |
| 7.1.1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制度规范程序化较低 |
| 7.1.2 人民政协委员主体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
| 7.1.3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实现形式相对单一 |
| 7.1.4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学术话语权不足 |
| 7.2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发展的对策 |
| 7.2.1 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制度规范程序化 |
| 7.2.2 强化人民政协委员主体作用 |
| 7.2.3 拓展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形式多样化 |
| 7.2.4 提升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学术话语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民国时期国学研究与社会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由来 |
| 二、选题论证 |
| 三、学术史综述 |
| 四、学术要点 |
| 五、相关定界 |
| 第一章 国学与社会运动之楷定 |
| 第一节 国学的定界 |
| 一、古代国学阐释 |
| 二、近代国学之楷定 |
| 第二节 社会运动的定界 |
| 一、中国古代“社会运动” |
| 二、近代中国社会运动之涵盖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士人与社会运动 |
| 第一节 古代士人传统与家国体制 |
| 一、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士人的学术追求 |
| 二、相对官学的私学制度：士人的求学之路 |
| 三、学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士人通往官场的跳板 |
| 四、家国同构的社会礼制：士人的处世环境 |
| 第二节 士人其思与社会运动 |
| 一、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 |
| 二、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 |
| 三、文人士子与农民战争 |
| 第三章 晚清国学（旧学）研究与社会运动 |
| 第一节 旧学沁救世 |
| 一、旧学终盛宴：乾嘉道年间的学术争鸣 |
| 二、洋务风潮中的理学浸透 |
| 三、维新运动时期的经学研究和旧学士人群体性参政运动的初实践 |
| 四、清末文人士子与反洋教运动 |
| 五、清末新政时期的旧学救国：以孙诒让及其《周礼政要》为例 |
| 第二节 国学近代起步的重要契机：旧科举废而新学堂兴 |
| 一、废兴之间：传统旧学主体地位的丧失 |
| 二、作为官学意义的国学之终结 |
| 第四章 国学研究与政治革命运动 |
| 第一节 辛亥革命派的国学研究与反满斗争 |
| 一、国粹与爱国：晚清民初国粹派的学术与革命追求 |
| 二、反满革命中的国学因素：以《民报》为例的窥探 |
| 三、小结：缘何靠旧学促革命、挺新制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由读经命运的起伏以窥卷入政治的国学 |
| 一、读经之废与民国新立 |
| 二、读经复立与袁氏复辟 |
| 三、读经再废与民国终得立 |
| 第三节 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国学气象：旧式文人的谢幕 |
| 一、旧式文人之殉：旧制的陪葬品 |
| 二、旧式文人被杀：大革命的牺牲品 |
| 三、小结：1927 年前后，旧式国学家的政治谢幕 |
| 第五章 国学研究与思想解放运动 |
| 第一节 反孔文化运动对国学的冲击 |
| 一、近代以来反孔文化运动之契机和形成要素 |
| 二、反孔运动的表现内容 |
| 第二节 国学诸派的学术解放运动 |
| 一、国学诸派的兴起 |
| 二、国学诸派的学术倡导 |
| 三、国学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 |
| 第三节 时代化、科学化的国学运动 |
| 一、略论国粹、国学和国故在近代的出现 |
| 二、“国故”名义的文化匡正运动 |
| 三、科学化国学运动 |
| 四、国学研究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简析 |
| 第六章 国学研究与南京国民政府十年建设运动 |
| 第一节 传统包装的新生活运动：官方主导的国学推进 |
| 一、尊孔和读经复燃：国学重回政治功用 |
| 二、新生活运动中的国学因素 |
| 第二节 社会建设运动中的国学色彩 |
| 一、国学与乡村建设运动：国学伦理之重倡 |
| 二、国学与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再陷中西文化论争囵圄 |
| 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官方哲学的国学化 |
| 一、以三民主义为根基 |
| 二、以国学为依据 |
| 第七章 国学研究与抗日民族救亡运动 |
| 第一节 抗战国学的兴起 |
| 一、国学救国——边疆史学的异军而起 |
| 二、旧学与新理论相碰撞——战国策派的国学研究 |
| 第二节 民族复兴与学术重建：新儒学体系的逐步建立 |
| 一、新儒学大家：国学基础的浸染和西方哲学的熏陶 |
| 二、抗战新儒学体系之国学创新 |
| 三、抗战氛围与国学研究 |
| 第三节 抗日救国的新气象——红色国学独树一帜 |
| 第八章 国学研究分野与国共对垒 |
| 第一节 红色国学的兴起和发展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学的碰撞 |
| 二、红色国学的进一步发展：与政治密切相关 |
| 第二节 国学阵营间的论战与争辩 |
| 一、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国学影迹 |
| 二、“旧瓶装新酒”和“新国粹主义” |
| 第三节 选择与命运：政治对垒导致的国学分化 |
| 第九章 国学研究与民国政要 |
| 第一节 国学与治国 |
| 一、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革命精神溯源：孙中山的国学功用 |
| 二、作为政治工具的尊孔兴儒：袁世凯与孔学旧制 |
| 三、翰林徐世昌的国学功绩 |
| 第二节 新军阀与国学治世 |
| 一、冯玉祥：基儒的二重变奏 |
| 二、阎锡山以儒治晋和韩复榘重文治鲁 |
| 三、民族危机下张学良的国学关怀 |
| 第三节 官员与国学，学术与政治 |
| 一、从翰林到民国教育领袖：蔡元培对国学的扬与弃 |
| 二、被忽视的国学大师：丁惟汾及其古学研究 |
| 第十章 国学研究与国学机构 |
| 第一节 国学机构的前沿和诞生 |
| 一、新式学堂中的保中学，存旧体 |
| 二、诞生于革命风潮的早期国学机构 |
| 第二节 国学机构发展的时代脉络特征 |
| 一、围绕孔子的国学团体 |
| 二、传统学人号召下民间普及的努力 |
| 三、归于大方的高屋建瓴 |
| 第三节 国学机构的海外输出 |
| 一、海外中国学院初探索 |
| 二、小评：民国时期的国学输出 |
| 结语：民国时期国学研究与社会运动交互性探索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9）《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北洋政府条约研究会修约研究 ——基于决策困境的理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本论文的研究问题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方法及思路 |
| 注释 |
| 第一章 外交决策困境理论视角：前提、角度及内涵 |
| 第一节 外交决策困境理论视角的本体论前提 |
| 一、外交决策理论前提假设的演进轨迹 |
| 二、外交决策理论前提假设演进的趋势 |
| 三、理论假设演变趋势的哲学证明 |
| 四、理论假设演进趋势的认知神经科学基础 |
| 第二节 外交决策困境理论视角的观察角度 |
| 一、西方外交决策理论的三个角度 |
| 二、外交决策理论视角的共性、问题及演进趋势 |
| 三、方法论论争与本论文的方法论取向 |
| 四、外交决策理论的非同质性角度 |
| 第三节 外交决策困境理论视角的内涵 |
| 一、外交决策的三种主要理论模式 |
| 二、外交决策理论模式的演进趋势与证明 |
| 三、决策困境理论视角的理论内涵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二章 社会认知与条约研究会修约外交的决策困境 |
| 第一节 条约研究会的决策功能 |
| 一、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决策体制 |
| 二、条约研究会的人员组成及变迁 |
| 三、条约研究会在修约外交中的决策地位 |
| 第二节 条约研究会决策困境之一：结构困境 |
| 一、修约的性质 |
| 二、修约与体系的和平变革 |
| 第三节 条约研究会决策困境之二：制度困境 |
| 一、领事裁判权与内地杂居之间的连共性 |
| 二、领事裁判权与土地所有权之间的连带性 |
| 三、最惠国条款的联通性 |
| 第四节 条约研究会决策困境之三：国内政治困境 |
| 一、依附性困境 |
| 二、舆论困境 |
| 三、多目标困境 |
| 四、废约与修约之争 |
| 五、中央与地方关系困境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困境与抉择：条约研究会的决策模式与理念 |
| 第一节 条约研究会修约外交的决策模式 |
| 一、对比废约的决策过程研究 |
| 二、条约研究会修约外交的行动方案选择 |
| 第二节 条约研究会修约决策的理念 |
| 一、现实主义修约理念 |
| 二、条约研究会修约的基本准则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条约研究会修约决策评价 |
| 第一节 修约与改订新约比较之(一)：决策环境 |
| 一、决策困境复杂程度的变化 |
| 二、修约与改订新约决策的实践空间 |
| 第二节 修约与改订新约比较之(二)：外交理念 |
| 一、国民政府统一之初的国际战略 |
| 二、国家利益理念：修约与改订新约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史学研究方法的新扩展——评《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建构研究[D]. 漆调兰.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2]《新青年》（1915-1926）中的日语借词研究[D]. 张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7)
- [3]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研究[D]. 李永进. 清华大学, 2017(02)
- [4]晚清治疆研究（1864-1884）[D]. 徐磊. 陕西师范大学, 2016(11)
- [5]二十世纪书法功能的拓展[D]. 许伟东. 福建师范大学, 2016(04)
- [6]20世纪30年代农村复兴思潮研究[D]. 刘峰. 湖南大学, 2015(12)
- [7]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研究[D]. 刘秀玲. 吉林大学, 2015(08)
- [8]民国时期国学研究与社会运动[D]. 王雪. 山东师范大学, 2015(09)
- [9]《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10]北洋政府条约研究会修约研究 ——基于决策困境的理论视角[D]. 卜凤坤. 复旦大学,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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