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在新世纪的根本价值取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论文文献综述)
李辰洋[1](2021)在《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二字一直是贯穿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关键词。从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到强调党员干部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再到要求全党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等等,习近平的这些论述都始终围绕“人民”展开,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本文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梳理、概括、归纳、总结,并对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进行剖析阐释。论文共分为九个章节。第一章,导论。本章分为五节,主要论述了研究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缘由和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根据对已有研究的分析和研判提出本文的研究方法,同时介绍了文章预期的创新点并对研究的基础概念进行了概括界定,从整体上奠定了文章研究的基本框架。第二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相关阐释。本章分为四节,主要论析了论文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即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同时,从思想渊源和思想直接来源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人本思想两方面论述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和理论借鉴。第三章至第七章,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的论述。这是本文研究的主体部分,将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纵向展开,首先梳理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民主体、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共享、人民幸福论述的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重点归纳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在上述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从而深刻剖析其中展现的重要价值和时代内涵,最后根据习近平相关论述总结提出坚持人民主体、站稳人民立场、保障人民利益、推进人民共享、实现人民幸福的路径措施。第八章,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和重要意义。以前述章节的分析和论述为基础,深刻总结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展现出的理论特质和重大意义。第九章,结论。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是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条主线,对这一重要论述的系统性研究进一步实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性转化和现实性内需的紧密结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的必然需要。
刘华超[2](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贾绍俊[3](2021)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执政党,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是党团结领导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得以巩固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在建设主体、建设内容、对象主体、话语体系、实现目标等方面都与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等一般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集中体现在对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全局性掌控和全面性领导上,体现为要从整个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上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从理论和价值维度来看,加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是保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实现其“生命线”作用的内在需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重要条件、重大任务和基本路径。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的提升,从微观角度来讲意味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吸引力、阐释力等话语能力建设的增强,从中观来讲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加强,是党的领导能力特别是思想文化宣传教育能力提升的重要体现。然而进一步从宏观来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养人教育人的工作,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始终体现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建构和建设的中心目标。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来讲,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提升党性修养,提升综合素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来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价值取向的教育,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的提升,也意味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进一步增强,对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乃是功在当今、利于千秋的大事情,必须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话语研究的以往理论经验来看,话语权具有流变性的典型特征,执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更是受到其自身执政能力、执政合法性的直接影响,与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和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自觉等息息相关。从历史维度来看,结合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正确的思想指导,合理定位思想政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够保证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自我革命,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才能够获得政治保证和关键主体力量;只有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实现话语传播多样化和话语践行的示范化,才能够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话语权建设找准着力点。遵循这些经验启示,针对全球化信息化时代中国产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呈现的问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上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能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指向的人民性、话语体系的科学性、话语传播的自觉性,通过整体提升中国共产党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为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发展提供主体保障。本研究正是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相结合,坚持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相统一的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国内外话语研究的成果和智慧,遵循理论、历史、现实、问题和对策的研究理路,对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能够取得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推进提供一定的学理支持。
于瑶[4](2020)在《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文中提出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国无德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可谓是时代所需、现实所急、党之所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的政德观及其培育问题,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新时代只有切实做好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道德境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锻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队伍。本文针对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问题,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进路,在思想基础研究、历史经验反思和现实境遇关照的基础上,从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三个层面系统勾勒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理路,给新时代如何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问题以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回应。第一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主要内容包括政德及政德观的涵义,政德观培育的要素及特征,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等。本文认为,对政德的涵义,可以从三个维度加以把握:从主体维度看,政德是“从政之德”;从内容维度看,政德是“为政之德”;从功能维度看,政德是“用权之德”。政德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价值取向,主要功能在于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政德观是对政德的态度和看法,它由一定的政治信仰统摄,通过从政行为表现出来,体现了党员领导干部对一定政德规范认同、遵循和践履的自觉性。从应然层面看,党员领导干部应当树立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政德观培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是将应然层面的、以“为公”为价值方向的政德观转化为党员领导干部实然的政德观的实践活动。政德观培育包含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和培育环境等要素,具有意识形态性、人民性、时代性和系统性等特征。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助于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第二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本文认为,思想基础分为“灵魂”、“根基”和“源流”三个层次。新时代培育政德观,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又要有民族风格和发展眼光。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纲领,新时代培育政德观,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灵魂。中国优秀传统官德文化和官德培育思想是中国古代先贤政治智慧的结晶,在传承中积淀成为党员领导干部从政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中国话语体系解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承继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地丰富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是新时代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第三章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主要梳理了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期间政德观培育的发展历程。经历了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德观培育逐渐向更加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经验主要有: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第四章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进入新时代,政德观培育在一系列积极举措下取得了很多阶段性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其二,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其三,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其四,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其五,培育环境在调适中得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其一,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缺乏统一的顶层设计和明确的负责部门,存在整体合力不足问题。其二,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尚未对政德教育或者政德观培育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的规范和说明,理论界也没有形成共识。其三,培育方式存在路径依赖下的低效性弊端问题,单向教条式的灌输难以对党员领导干部形成足够的吸引力,“口号式”的提要求往往让政德教育流于形式。其四,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选择执行、片面执行、变通执行,甚至不执行等制度执行不力问题依然突出。其五,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四风”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新形式主义问题仍旧存在,各种社会思潮错杂交织,滋生出不少干扰性、对抗性、破坏性因素。第五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本文认为,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有其内在的逻辑遵循,这种逻辑从理论、现实、实践三个向度展开,表现为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三个方面,三者分别构成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明确指导思想,现实逻辑定位目标方向,实践逻辑解锁原则要求,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应当以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为目标,遵循主体维度的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内容维度的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方式维度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保障维度的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环境维度的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等原则,以实现政德观培育的高质量发展。第六章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本文认为,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新时代的政德观培育进行加强和优化。第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之间的互动,要求党组织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从顶层设计入手,将政德观要求嵌入干部教育、选任、监督、考核、惩处等各个环节,引导各要素协同向政德观培育聚集。另一方面是培育实施者与培育对象之间的互动,尊重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性,调动党员领导干部主动修养政德的积极性。第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培育内容要兼顾“政”和“德”两方面的个性,既要讲求政治性,也不能脱离人文性,本文认为,可以从政治观、权力观和修身观三个维度构建政德观培育内容体系,分别契合新时代“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政德观培育目标。其中,政治观反映了党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导性内容;权力观反映了权力行使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主体性内容;修身观反映了个人品德的基本要求,是政德观培育的基础性内容。培育政治观,要重点抓好政治理想教育、政治理论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政治担当教育、政治纪律教育。培育权力观,重点要抓好宗旨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实干意识教育、法治意识教育、廉洁意识教育。培育修身观,应当重点抓好集体主义道德观教育、传统修身文化教育、艰苦奋斗优良传统教育、人文精神教育、清廉家风教育。第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可采取的措施有:一是丰富理论教育形式以充分透彻说理,二是强化政德实践锻炼以力促知行合一,三是加强网络平台建设以发展线上教育,四是发挥榜样示范效应以消解情感困惑。第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通过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将“以德为先”的干部评价标准贯穿从“入口”到“出口”的全过程,形成政德观培育制度保障的闭环,实现政德观培育与赏罚回报之间的良性互动。第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通过淬炼端正严明的党风政风,多措并举繁荣发展政德文化,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全社会价值观共识,提高全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不断防范、过滤、削减政德观培育环境中的干扰性、破坏性、对抗性因素,以持续净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为政德观培育注入场域动力支持。总之,本文认为,政德观培育是一个多要素、复杂的系统工程,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有赖于各环节的整体推进和诸要素的协同发展。新时代加强政德观培育,需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实现培育主体、培育内容、培育方式、培育保障、培育环境等各要素的同向而行。
刘晓川[5](2019)在《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京赶考”是毛泽东在1949年3月23日从西柏坡前往北京时,在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对话中提出的、用以比喻我们党的执政实践的一个比喻性的重要思想论断。这一思想的提出,赋予了“赶考”的本意以政治的寓意,创造性地实现了传统文化中的“赶考”术语由文化语境向政党政治语境的转化。政党政治视域下的“赶考”,既表现为一种鲜明的实践形态和内涵,也表现为一种鲜明的精神形态和内涵,即既表现为我们党执政的一种实践进程,也表现为我们执政所彰显出了的一种精神风貌。因此,论文主张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突出史论结合、阐释与建构并举,围绕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础理论、“进京赶考”思想所蕴含的精神品格、党“赶考”七十年的基本历程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国共产党“赶考”七十年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四个基本问题对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这一课题展开系统研究。从整体结构上看,论文主要分为六章五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所呈现的是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这一选题的绪论和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础理论。论文首先阐明了研究这一选题的背景、意义和创新点等基本问题,对为什么要选择这一研究方向和研究主题进行了系统阐释。在此基础上,通过全面分析不同视角下“赶考”的基本内涵与系统阐释政党及政党政治的相关理论相结合,从内在契合的层面论述了我们党将“赶考”的文化本意转化为执政寓意的可行性,进而对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本内涵做出了基本界定。第二部分,所呈现的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思想的提出背景以及我们党在“赶考”实践中所面临的“考纲”。论文从陈嘉庚之问、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两个务必”的思想动员和“进京赶考”的正式提出几个方面论述了“进京赶考”思想的提出背景;同时又从如何避免陷入历史周期率、如何巩固执政合法性、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等三个方面对我们党“赶考”的“考纲”进行了论述。第三部分,所呈现的是在“进京赶考”思想中所蕴含的我们党丰富的精神品格。在文化视域下,“进京赶考”中“赶考”,体现的是一种“追赶”、“接续推进”、“引领”、直面问题、迎接考验的精神风貌和坚强意志。我们党将这一词汇比作自己的执政实践,深刻彰显了其面对即将到来的长期执政实践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进取精神、敢于直面问题、迎接考验的坚强意志、永葆执政地位的高度自觉、执政为民的价值情怀、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崇高追求。第四部分,所呈现的是我们党“赶考”的七十年历史进程以及我们党向人民交出的优异答卷。在“历史进程”方面,以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提出“两个务必”、“决不当李自成”为第一个标志,我们党在建国之前就表明了永葆执政地位、巩固人民政权的坚定决心;以我们党在“文革”之后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为第二个标志,赋予了执政实践以全新内涵,开创了治国理政新实践;以我们党在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背景下重提“两个务必”为第三个标志,科学回答了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时代背景下,应该保持什么样的执政心态的问题;以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赶考’远未结束”的动员令为标志,昭示了我们党在新时代背景下“永远在路上”的执政态度。在优异答卷方面,我们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维度,具体表现为开辟了一条独特的路、创立了一套先进的理论、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制度、引领和发展了一种先进文化。第五部分,所呈现的是我们党七十年“赶考”的基本经验。纵观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七十年,我们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执政成就。透过七十年“赶考”成就,是我们党巩固执政地位、推动自身执政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宝贵经验。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不忘执政初心、弘扬“赶考”精神、把握“赶考”方法、始终注重加强自身建设四个宏观维度。
谭诗杰[6](2018)在《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顺应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不断丰富党的共同富裕思想、“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思想,最终凝练提出共享发展理念,要求把共享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把“共享”这一特质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度总结,是十八大以来党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执政理念和发展理念的新表达,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新指向。它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领导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新认识,也突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度的理论创新自觉。共享发展理念对于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本质和党的性质宗旨、科学谋划人民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成更高质量和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乃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都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以共享发展理念为逻辑参照,全面总结和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共享发展思想,对于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落实好共享发展理念有着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理论溯源的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享思想,中国传统社会朴素的“大同”思想,以及西方世界的公正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公平正义思想揭示“共产主义社会”是共享的社会形式;其人本主义思想明确“全体社会成员”是共享的主体;其社会分配思想指出“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共享的实践路径。列宁和斯大林的共享观强调,人民共享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在上的本质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注重人民共享的社会。中国传统社会朴素的“大同”思想在本质上就是共享发展理念在传统文化中孕育的胚胎,它包括孔子的“大同社会”,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想,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系统阐述的“大同世界”,以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西方国家的公正思想以及由此在社会实践中衍生的福利共享观,对于改革开放后党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形成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前,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突出公平,强调共享的社会正义。主要内容表现在:初提共同富裕理念,严防两极分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证;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公平优先,均中求富”;践行党的“性质”“宗旨”,保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追求政治平等,反对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关系,注意兼顾民生。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使中国避免了西方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贫富分化,为改革开放后党开拓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基础,其失误也为党和国家继续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提供了经验教训。但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在极少考虑客观条件的情况下过分强调绝对化的公平、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强调纯粹的精神激励,最终反而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导致共同贫穷。改革开放后,党的思想路线和工作重点上实现了拨乱反正。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都以共同富裕为逻辑载体,一以贯之地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突出发展效率,集中全力夯实共享的物质基础。邓小平的共享发展思想体现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先富”带“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途径;公有制主体和按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三步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江泽民的共享发展思想仍以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为理论内涵,并结合社会发展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铸造共同富裕的思想旗帜;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继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策略,确立共同富裕的分配原则;促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扩展共同富裕的内涵范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共同富裕的地区差距;制定新“三步走”战略,细化共同富裕的路线蓝图。胡锦涛在理论上对共同富裕思想作了进一步升华,使之更加趋向于共享发展的核心逻辑:科学发展观是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同富裕互相促进;贯彻“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提升共同富裕的实现水平;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体现了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后富、反平均主义和反两极分化的有机统一。它不仅在思维上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在实践上作为理论武器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极大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的富裕程度。但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现实困境:发展好了,但没有分配好,导致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和个体差距不断拉大,人民群众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却越来越感觉到公平正义感的缺失,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合法性也受到质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在深刻把握发展规律、总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把发展的评价标准从“物”提升到“人”本身,并系统阐述了共享发展的内涵规定、意义价值、实践路径等等重大理论问题。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对世界发展理念的总结与反思;是对中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是对中国民生实践的回应与选择。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在历史演进的进程中既有坚持根本原则的理论传承,又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理论传承体现在:坚持共同的制度前提:社会主义;坚持共同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坚持共同的依靠力量:人民群众;坚持共同的终极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创新表现在:共享发展的实践思路——从“理想化”转变到“理性化”;共享发展的价值指向:从重“物”过渡到重“人”;共享发展的实质内容:从“片面性”升级到“全面性”。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历史演进的精神脉络,它启示我们:共享发展要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坚持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坚持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坚持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坚持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
王培洲[7](2017)在《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因党而来,由党而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和“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有着鲜明的意志和方向,始终以共产主义为价值追求,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立场,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目标。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既坚守“主义”,又面向“问题”,既有理论形态,又具实践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作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面临的难题。当我们把中国社会转型视为一个“经济事实”时,必须看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中,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同样也作为一个“价值世界”而存在。传统与现代、革命与建设、理想与现实在转型社会中不断冲撞,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面临着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的考验。因此,中国社会转型既是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背景和论域,又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原因和动力。本文的主线是“建设”。一个好的价值观建设方案应该使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既能“说出来”、又能“做出来”;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崇高信念和纪律要求的政党,在社会转型期进行价值观建设不能言所欲言、为所欲为。于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建设成为本文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因此本文按照“建设的逻辑”进行理论的展开,沿着“建设的理论基础”、“为何要建设”、“建设的挑战”和“如何建设”将全文分为一个导论和四个章节:导论部分为本文的理论准备。作为理论上的“预热”,导论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和研究意义做出了说明,以此证明此选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照。在这一部分,还通过论述国内外关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研究现状和研究特点,以发现目前此论题存在的问题,进而判断本文在研究中可拓展的空间。此外,为了强调问题导向,导论还给出了拟解决的“问题域”以及可能创新点。第一章要解决的是价值观“建设之前”的理论基础问题,这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必要的一步。原因是,价值观作为一个概念应当有着明确的边界,价值观既可能是形而上学的也有可能是唯物主义的,虽然目前学界在研究中国共产党价值观以及执政党意识形态时将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当成一种“默认”,但问题是,当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为基底时,展现出了哪些内涵和特性?只有把这个问题厘清,才能理所应当地依据价值观的实践性、历史性、超越性、批判性等特点来解释和建设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在深入到价值观建设之前,本章试图通过描述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普遍性(即共产党人价值观作为政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时的结构和基本功能)来突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作为概念,因“中国”的独特语境而被赋予独特的意义,必须通过普遍性把握住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特质。第二章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为何建设”,本章给出的答案有二:一是中国社会转型是结构性的,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等“量”的方面必然内含精神、价值观等“质”的发展与变化;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在中国社会转型这一变革中始终释放着特殊的功效:价值牵引、价值分辨和价值回应。社会转型的未完成状态、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发展的需要,二者都需要进行价值观的建设。而社会转型既凸显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论题的问题意识,又构成价值观建设的论域。需要指出的是,本章在论述共产党人价值观在社会转型中作用之前,特别交代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即中国社会转型因为有党的领导而成为一种有主体性的自觉的转型,这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建设逻辑”更加完整与合理。另外,本章最后一部分从历史的视角概括了转型前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从“革命型”到“建设型”的转变。第三章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转型到底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构成了哪些挑战。在本章的写作中试图分别从社会转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中各挑选一个对价值观建设的最大挑战。因此,本章主要论述和分析了资本逻辑、腐败问题、全球化语境中的“西方三论”以及社会利益分化与价值观分化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构成的挑战。第四章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设”,本章试图分别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给出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建设方案。从宏观上来讲,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需要有基本的价值遵循,即共产主义价值路向、马克思主义价值信仰、为人民服务价值立场,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在中观层面上试图回应第三章的四个挑战,在回应挑战的过程中形成了理论、实践、国外、国内四个视角的路径建设方式。在微观层面上主要依据价值观的传播机制即“价值主体建设——价值传播——价值认同——价值理解”四个环节,各取一个关键点。具体说来就是在价值主体建设上重视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在价值传播过程中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在价值认同上扣好青少年的“第一颗扣子”,在价值理解中结合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民族基因”。
马妮[8](2016)在《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如何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党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就是要推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把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作为主要任务和基本职责,寓领导和管理于服务之中,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是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基础工程,对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主要着眼于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在深入研究国内外党组织建设相关理论文献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深入基层党组织内部开展调查访谈,综观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典党建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与发展,对我国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实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当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及成因,从而进一步探讨了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基本途径。本文共分绪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并从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和创新点三个方面介绍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正文部分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概述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相关理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建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相关概念和科学内涵。第二章是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推进与经验。简要概述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发展历程,列举一系列当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典型案例并总结其成功经验。第三章是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及问题分析。在深入分析当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挑战的基础上,指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第四章是当前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对策。从群众路线、服务理念角度出发,探讨了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实现路径,并提出了工作成效保障机制,以及构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衡量标准和评价反馈。最后是结论。主要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简单综述,并对今后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探索的方向提出了相应的建议。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的任务更为繁重,对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基层党组织建设作为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持党的先进性、践行群众路线、落实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基础单位,因此,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当前党组织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责任,是践行群众路线的根本保障,是有待党的建设实践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赵东坡[9](2014)在《公共利益与我国政府道德责任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于政府是否应该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特别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通过将政府与道德分别划分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方式,把道德责任排斥在政府之外,试图从根本上消解政府与道德的联系。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道德属于私人领域,凡涉及私人领域的地方政府就应不介入、不干涉、不提倡、不评价,以防止政府对私人领域的侵害。现代公共管理运动兴起之后,西方学者逐渐指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是密切联系的,忽视公共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导致政府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道德危机,因此他们反对行政领域中的价值中立,重新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确立起了道德责任和道德追求。同时他们强调政府管理的公共性质,将公共利益作为判断政府行为的道德价值标准,认为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应有的道德取向。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政府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对包含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具有支配地位,理应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并践行所倡导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道德根本上是用来调节利益关系的,道德责任最终要体现在对合乎善的利益的维护上,政府的道德责任就是实现和维护与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的社会公共利益,这是政府应当追求的最大的善。对我国政府而言,不论是人民政府的本质属性,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以及当前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都要求我国政府将维护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作为自己道德责任的核心。为此,政府应当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实现好公共利益,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努力分配好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政府还应当树立崇高的道德信念和价值追求,自觉践行进步的政治理念和道德价值,成为社会良好道德风尚的引导者,全面履行自身的道德责任。自新中国和人民政府成立以来,我国一直高度重视政府道德责任建设,从不同方面阐述了政府道德责任在不同时代的具体内涵,对政府道德责任的实现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但是在当前社会中,由于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受到严重冲击,一方面社会中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相对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人们的主体意识觉醒并不断增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不断被放大,社会又呈现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质化趋势。这些趋势和现象逐渐渗透到政治领域,侵入到政府的方方面面,导致当前政府道德责任的弱化甚至缺位,在政府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平庸渎职、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背离了应有的公共利益价值追求,而谋取个人私利。政府的这些背德问题如不及时纠正和解决,就会愈演愈烈,危害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基础,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和切身利益。要解决当前政府道德责任弱化的种种问题就必须积极构建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政府道德责任的实现机制,树立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全面提升政府履行道德责任的能力。首先要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道德责任意识,从道德教育、德性修养、理想信念等方面,强化政府行为主体践行道德责任、维护公共利益的自觉性。其次要健全实现政府道德责任的制度建设,从政府道德责任的法制化、规范化和建立有效的监督、奖惩机制几个方面,加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的外部约束。再次要推进政府行政文化建设,对传统行政文化坚持批判地继承,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积极培育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健康的行政文化,巩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的环境保障。
贺方彬[10](201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研究》文中认为民生,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人的生活、生计、生存与发展;民生观就是人们对于民生的基本观点与根本看法;民生与民生观都是历史性范畴,在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民生建设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民生理论与中国民生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关于民生及改善民生的思想理论观点与实践经验总结,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深层理论根源。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其政治意义在于有利于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聚人心、坚定理想、教育人民;其理论意义在于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其实践意义在于有利于正确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破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凸显的民生难题。基于此,本文运用“整体性视野—结构分析”的分析框架,围绕“民生观基本问题的解答”这一核心线索来展开理论逻辑建构。一方面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历时性结构加以描述性分析,将之放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具体考察其形成与深化的思想与经验基础,演进的历史轨迹,厘清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理论建构所做的贡献,以此展现其形成与深化的历史必要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共时性结构加以逻辑性分析,依据民生观基本问题的逻辑架构,深入挖掘、提炼、揭示出民生本质、民生价值、民生权利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基本结构要素与内容构成,并从各个层面分别对之进行深度理论阐释,以此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深层内容结构,展现其完整图景与内在逻辑架构,把握其理论精髓与精神实质。依据上述研究思路,全文总共分为六个部分,框架结构及主要内容如下:首先是导论。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系统梳理了学界对于本论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简约评析了学界在这一问题研究上的主要缺失与不足,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本文的分析框架及研究的基本思路,最后还指出了本文力求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形成与深化。在该章,首先解析了民生、民生观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基本内涵。接着,从整体上概括并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思想与经验基础,认为它包含着对古今中外民生思想精华的有益吸取,对改善民生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最后,具体考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形成与深化的过程,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历史演进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分为初步形成、深入发展、日趋成熟三个基本阶段。第二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本质的透视。对于“什么是民生”的认知与解答,关键是把握民生的本质。那么,民生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民主论”抑或是“民利论”?本章首先从学界对于民生本质的理论论争开始切入,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社会转型语境下民主与民生的关联性,具体表征为一种民主的民生化以及民生的民主化的双向同化互动运动。接着,运用马克思主义人的需要、利益理论阐释了民生及改善民生的本质,认为民生的本质就是人的最直接的生活需要,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表征为人的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最后,揭示了民生、民主、民利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认为民生内含民主,其实质在于民利,而民主又是民生与民利的根本保障。第三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价值的追求。在该章,首先阐释了以人为本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善民生理应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接着,深入剖析了以人为本与改善民生的内在关联,认为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本真精神的内在要求,以人为本则是改善民生的根本价值取向,当我们把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渗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善民生之中时,民生及改善民生业已超越了其本身的内涵与意义,上升到了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高度。最后,对三种民生价值观,即社会主义的以人为本、封建主义的以民为本、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作了具体辨析,并从价值根源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与封建主义民生观、资本主义民生观辨别开来。第四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权利的保障。民生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基础的部分,马克思主义关于民生权利的基本观点与其人权观相一致,基于此,本章首先对人权作了马克思主义解读,认为人权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社会性与阶级性、发展性与历史性、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接着,揭示了人权与民生权利的内在关系,认为人权作为一个权利体系,存在着权利位阶,不同种类的子权利在人权权利体系中地位不同,民生权利主要涉及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人权权利位阶中处于优先地位,因而是首要的基本人权。最后,深入阐释了民生权利的制度保障,认为民生权利的实现依赖于健全的制度体系,加强民生制度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基础建构民生权利的保障之网,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和改善民生。结语:确立并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民生观。在这部分,首先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发展的历史经验,认为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确立并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这一科学的社会主义民生观。接着,阐明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民生观的意蕴,以及确立并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民生观的重要价值。随后,具体阐述了确立并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民生观的路径选择。最后,得出结论:跨越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生困境,关键是确立并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民生观,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民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
二、党在新世纪的根本价值取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党在新世纪的根本价值取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论文提纲范文)
(1)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导论 |
1.1 研究缘起 |
1.2 研究意义 |
1.2.1 理论意义 |
1.2.2 实践意义 |
1.3 研究现状及述评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的创新点 |
1.5 研究的基本概念界定 |
1.5.1 人 |
1.5.2 人民 |
1.5.3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 |
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及理论概述 |
2.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时代背景 |
2.1.1 和平与发展的大环境 |
2.1.2 经济政治格局的大变化 |
2.1.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2.1.4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 |
2.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社会条件 |
2.2.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现实基础 |
2.2.2 改革开放的实践进入关键期 |
2.2.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 |
2.3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来源 |
2.3.1 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民思想 |
2.3.2 直接来源: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思想 |
2.4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论述的文化根基与理论借鉴 |
2.4.1 文化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
2.4.2 理论借鉴:西方历史发展中的人本思想 |
3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的论述 |
3.1 人民主体论的历史发展 |
3.1.1 毛泽东人民主体思想及其实践 |
3.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思想的发展实践 |
3.2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主要内容的论述 |
3.2.1 人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受益主体 |
3.2.2 人民是权力运行的监督主体 |
3.2.3 人民是文艺事业的参与主体 |
3.2.4 人民是新时代的“阅卷”评价主体 |
3.2.5 人民是“四个伟大”新征程的推动主体 |
3.3 习近平关于人民主体重要价值的论述 |
3.3.1 人民主体地位是党政治灵魂的集中体现 |
3.3.2 人民主体地位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根本着力点 |
3.3.3 人民主体地位是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
3.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主体地位路径的论述 |
3.4.1 坚持人民至上理念 |
3.4.2 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 |
3.4.3 着力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4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的论述 |
4.1 人民立场论的历史发展 |
4.1.1 毛泽东人民立场论的历史发展 |
4.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立场的发展演变 |
4.2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基本内容的论述 |
4.2.1 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稳固人民立场的物质基础 |
4.2.2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指引党的人民立场的科学发展 |
4.2.3 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增强人民立场的思想底蕴 |
4.2.4 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构建党的人民立场的话语体系 |
4.2.5 精准扶贫脱贫工作中推动党的人民立场落地落实 |
4.3 习近平关于人民立场价值意蕴的论述 |
4.3.1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和本质体现 |
4.3.2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
4.3.3 人民立场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使命追求 |
4.3.4 人民立场指明了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未来走向 |
4.4 习近平关于巩固人民立场实践路径的论述 |
4.4.1 加强和完善新时代党的领导各项体制机制 |
4.4.2 履行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
4.4.3 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夯实人民立场主体责任 |
4.4.4 用发展的观点创新人民立场的时代内涵 |
5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的论述 |
5.1 人民利益论的历史发展 |
5.1.1 毛泽东人民利益思想的历史发展 |
5.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思想的历史发展 |
5.2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基本内容的论述 |
5.2.1 把握新时代经济发展大逻辑保障人民经济利益 |
5.2.2 健全政治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 |
5.2.3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保障人民文化利益 |
5.2.4 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民生利益问题 |
5.2.5 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保障人民生态利益 |
5.3 习近平关于人民利益价值内涵的论述 |
5.3.1 实现人民利益体现了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 |
5.3.2 实现人民利益凸显了人民群众获得感的美好体验 |
5.3.3 实现人民利益促进了公民个体到社会整体的全面均衡 |
5.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利益具体途径的论述 |
5.4.1 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政治价值观 |
5.4.2 推进从严治党压实为民服务责任制 |
5.4.3 建立合理科学的人民利益评价体系 |
5.4.4 营造有利于实现人民利益的政治生态 |
6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的论述 |
6.1 人民共享论的历史发展 |
6.1.1 毛泽东人民共享思想的初显与贡献 |
6.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共享思想的历史发展 |
6.2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主要内容的论述 |
6.2.1 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 |
6.2.2 共享领域和内容要涉及人民发展的各方面 |
6.2.3 共享是人民共同建设和享有 |
6.2.4 共享要在人民健康和安全领域持续加码 |
6.2.5 共享要坚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 |
6.3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基本特征的论述 |
6.3.1 人民共享权利的公平性 |
6.3.2 人民共享过程的共建性 |
6.3.3 人民共享自身的科学性 |
6.4 习近平关于人民共享重要价值的论述 |
6.4.1 坚定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信心和决心 |
6.4.2 传播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共享发展理念 |
6.4.3 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理想追求和使命初心 |
7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的论述 |
7.1 人民幸福论的历史发展 |
7.1.1 毛泽东人民幸福思想的历史发展 |
7.1.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民幸福思想的历史发展 |
7.2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基本内容的论述 |
7.2.1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
7.2.2 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
7.2.3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
7.2.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7.3 习近平关于人民幸福论重要价值的论述 |
7.3.1 为人民谋幸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
7.3.2 为人民谋幸福是党的根本宗旨的最集中的体现 |
7.3.3 为人民谋幸福是实现中国梦和解决新矛盾的需要 |
7.3.4 为人民谋幸福是提升人民幸福生活质量的科学指导 |
7.4 习近平关于实现人民幸福措施保障的论述 |
7.4.1 坚持党的领导是重要前提 |
7.4.2 明确人民的多样化需求是实践指向 |
7.4.3 营造各方联动的社会环境是基本保障 |
7.4.4 筑牢美好生活的坚实基础是根本遵循 |
8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及重大意义 |
8.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特质 |
8.1.1 突出人民性,以清醒头脑保持对人民重要性的认识为前提 |
8.1.2 注重根本性,以着力实现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为重点 |
8.1.3 强调权益性,以坚决扞卫人民各项基本权利为保障 |
8.1.4 着眼现实性,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为抓手 |
8.1.5 指明方向性,以净化社会风气坚定人民理想信念为导向 |
8.1.6 明确实践性,以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基础设施建设为根基 |
8.1.7 凸显规范性,以强化纪律制度约束实现人民安定团结为目标 |
8.1.8 秉承时代性,以不懈奋斗创造幸福为全体人民的最终归宿 |
8.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重大意义 |
8.2.1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理论意义 |
8.2.2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的现实意义 |
9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本章小结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相关成果 |
致谢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方法 |
(一)基本研究思路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与不足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注释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理论基础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概念界定 |
(一)话语与话语权 |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
(二)列宁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思想 |
(三)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
注释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结构要素和影响因素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先在条件 |
(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权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话语建设的能力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结构要素 |
(一)话语主体与话语权建设队伍 |
(二)话语主题与话语建设内容 |
(三)话语方式与话语权建设的载体 |
(四)话语效果与话语权建设的实效评价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影响因素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及其科学性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立场及其人民性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文化使命及其自觉性 |
(四)中国共产党“以德为先”的话语践行及其示范性 |
注释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实践历程和经验启示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一)民主革命早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进行探索 |
(二)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走向成熟 |
(三)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主动开展 |
二、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一)巩固政权和过渡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加强 |
(二)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时期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在曲折中发展 |
(三) “文革”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遭遇严重挫折 |
三、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一)改革开放初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调适与巩固 |
(二)进入新世纪后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充实和提高 |
(三)转型发展重要时期党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上的深化与丰富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实践 |
(一)新时代对话语权重要性认识的增强促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二)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能力的提升扩大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影响力 |
(三)新时代实施的网络强国战略推进了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话语平台建设 |
五、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经验启示 |
(一)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
(二)必须以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提高党员干部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 |
(三)必须不断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多样化示范化 |
注释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现状分析 |
一、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成就 |
(一)形成了多元主体参与的建设格局 |
(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成果体系 |
(三)迈向媒体融合利用进行话语传播的良好态势 |
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境遇 |
(一)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迷惑与应对 |
(二)全球化与多元价值观的冲击与话语批判 |
(三)信息化与虚拟话语场的挑战与利用 |
(四)社会利益分化与异质话语立场的挑战与导引 |
三、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
(一)部分党员干部的腐败和作风问题损害了党的话语公信力 |
(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体系在建构话语权上的作用未充分发挥 |
(三)党的宣传思想教育工作中群众性话语转向和表达不足 |
(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平台建设仍需改进加强 |
(五)当前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注释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多维路向 |
一、以理论创新和宣传引导为基础推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一)以理论创新为基础不断提升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水平 |
(二)以宣传思想工作为导引加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二、以制度建设和从严治党为保障推进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 |
(一)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 |
(二)党的制度不断完善可以转化制度优势和话语力量 |
(三)制度治党取得实效可以提高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效 |
三、以提高话语建设能力为关键发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阵地作用 |
(一)坚持把学校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 |
(二)实现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大众化 |
(三)提高思政课展现“中国理论”世界话语权的能力 |
四、以网络安全治理为主要抓手做好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平台建设 |
(一)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协同 |
(二)提高中国共产党网络空间治理能力 |
(三)提升网络空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 |
五、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根本落实党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的主体责任 |
(一)明确党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主体责任 |
(二)要通过完善领导机制来提高领导水平 |
(三)要建立健全主体责任落实监督机制 |
注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4)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导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四、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第一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基本问题 |
一、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相关概念 |
(一) 党员领导干部 |
(二) 政德与政德观 |
(三) 政德观培育 |
二、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要素 |
(一) 培育主体 |
(二) 培育内容 |
(三) 培育方式 |
(四) 培育保障 |
(五) 培育环境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特征 |
(一) 意识形态性 |
(二) 人民性 |
(三) 时代性 |
(四) 系统性 |
四、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意义 |
(一) 锻造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 |
(二) 形成讲政德立政德的党风政风 |
(三) 引领崇德向善的社会文明风尚 |
第二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基础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灵魂 |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
(二) 列宁的相关思想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根基 |
(一) 中国古代官德的主要内容 |
(二)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方法 |
(三) 中国古代官德培育的保障 |
三、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源流 |
(一) 毛泽东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二) 邓小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三) 江泽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四) 胡锦涛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五) 习近平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思想 |
第三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经验借鉴(1949-2012) |
一、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一)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良好开端 |
(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曲折探索 |
(三) “左”倾思想影响下的迂回波折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 |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时期的恢复发展 |
(二)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时期的积极推进 |
(三) 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时期的继续发展 |
三、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历史经验 |
(一) 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二)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方向 |
(三) 将理论教育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四) 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 |
(五) 重视环境对政德观的塑造作用 |
第四章 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与现实挑战 |
一、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积极举措 |
(一) 培育主体重视程度增强 |
(二) 培育内容愈加广泛深入 |
(三) 培育方式趋于多样化 |
(四) 培育保障制度不断更新 |
(五) 培育环境在调适中改善 |
二、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现实挑战 |
(一) 政德观培育诸要素尚未并轨 |
(二) 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设计 |
(三) 培育方式存在低效性弊端 |
(四) 培育保障制度实施机制不健全 |
(五) 外部场域环境存在干扰因素 |
第五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与目标原则 |
一、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逻辑遵循 |
(一) 理论逻辑: 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德观培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 |
(二) 现实逻辑: 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培养高素质党员领导干部 |
(三) 实践逻辑: 以实现政德观培育诸要素的同频共振为方法论要求 |
二、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目标 |
(一) 国家层面的目标——明大德 |
(二) 社会层面的目标——守公德 |
(三) 个体层面的目标——严私德 |
三、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原则 |
(一) 主体维度: 组织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
(二) 内容维度: 时代性内容与继承性内容相融合 |
(三) 方式维度: 理论教育与实践淬炼相统合 |
(四) 保障维度: 教育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耦合 |
(五) 环境维度: 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整合 |
第六章 新时代加强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的实践路径 |
一、整合政德观培育主体,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 |
(一) 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主导作用 |
(二) 重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的主体作用 |
(三) 建立政德观培育的联动协作机制 |
二、优化政德观培育内容,契合新时代培育目标 |
(一) 培育政治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明大德” |
(二) 培育权力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守公德” |
(三) 培育修身观,引导党员领导干部“严私德” |
三、创新政德观培育方式,提升政德教育实效 |
(一) 丰富理论教育形式,充分透彻说理 |
(二) 强化政德实践锻炼,力促知行合一 |
(三) 加强网络平台建设,发展线上教育 |
(四) 发挥榜样示范效应,消解情感困惑 |
四、加强政德观培育保障,健全政德赏罚机制 |
(一) 落实“以德为先”的选拔任用制度 |
(二) 细化“奖优扬善”的考评激励制度 |
(三) 完善“失德必查”的监督问责制度 |
五、澄清政德观培育环境,注入场域动力支持 |
(一)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
(二) 建设健康积极的社会文化环境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附录 当前S省领导干部政德状况问卷调查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1.2.3 研究述评 |
1.3 论文框架与研究重点及难点 |
1.3.1 论文架构 |
1.3.2 研究重点 |
1.3.3 研究难点 |
1.4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1.4.1 研究方法 |
1.4.2 尝试性创新 |
第2章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础理论分析 |
2.1 “赶考”内涵的一般性解读 |
2.1.1 文化词源学视角下的“赶考” |
2.1.2 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赶考” |
2.1.3 “赶考”要素视角下的“赶考” |
2.1.4 表现形态视角下的“赶考” |
2.2 政党政治视域下“赶考”的基础理论阐释 |
2.2.1 “政党”的基础理论分析 |
2.2.2 “政党政治”的基础理论分析 |
2.2.3 “赶考”与政党政治的契合之处 |
2.2.4 政党政治视域下“赶考”的内涵分析 |
2.3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理论源头及概念界定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赶考”的理论阐释 |
2.3.2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概念解析 |
第3章 “进京赶考”的提出背景及其“考纲” |
3.1 “进京赶考”的提出背景 |
3.1.1 陈嘉庚之问 |
3.1.2 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 |
3.1.3 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 |
3.1.4 “两个务必”的思想动员和“进京赶考”的正式提出 |
3.2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基本“考纲” |
3.2.1 避免陷入历史周期率 |
3.2.2 巩固执政合法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观 |
3.2.3 永葆先进性与纯洁性 |
第4章 “进京赶考”:蕴含了党丰富的精神品格 |
4.1 “赶考”:彰显党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进取精神 |
4.1.1 彰显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使命担当 |
4.1.2 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
4.1.3 彰显党执政的接续性和继承性 |
4.2 “赶考”:体现党直面问题、迎接考验的坚强意志 |
4.2.1 体现于我们党破解“考题”的艰巨性上 |
4.2.2 体现于执政过程对于我们党的深刻历练之中 |
4.2.3 体现于人民群众对党执政要求的严格程度上 |
4.3 “赶考”:彰显党永葆执政地位的高度自觉 |
4.3.1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有品质 |
4.3.2 彰显于党的执政实践全过程 |
4.4 “赶考”:彰显党执政为民的价值追求 |
4.4.1 强调根本宗旨不能变:明确执政为民的初心 |
4.4.2 提出“三个有利于”:回答是否继续坚持为人民执政的问题 |
4.4.3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执政为民更加深刻的内涵 |
4.4.4 提出“以人为本”:“赶考”理念进一步向人民群众聚焦 |
4.4.5 提出新时代奋斗目标:吹响继续为人民执政的时代号角 |
4.5 “赶考”:蕴含党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尚境界 |
4.5.1 代表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理想 |
4.5.2 代表了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学说 |
4.5.3 代表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实践 |
4.5.4 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赶考”的历史进程及优异答卷 |
5.1 中国共产党接续推进治国理政伟大实践 |
5.1.1 提出“决不当李自成”:表明巩固人民政权的坚定决心 |
5.1.2 提出改革开放新决策:开创“赶考”新阶段 |
5.1.3 重提“两个务必”:强调苏东剧变之后保持良好执政心态 |
5.1.4 “‘赶考’远未结束”:昭示“永远在路上”的执政态度 |
5.2 中国共产党“赶考”七十年交出优异答卷 |
5.2.1 道路维度: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 |
5.2.2 理论维度:创立和发展了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 |
5.2.3 制度维度:确立了一套完备的制度体系 |
5.2.4 文化维度:引领和发展了一种先进文化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历史性“赶考”积淀宝贵经验 |
6.1 坚守执政初心:始终把人民当作“主考官” |
6.1.1 始终牢记“我是谁” |
6.1.2 始终牢记“为谁执政” |
6.1.3 始终牢记“靠谁执政” |
6.2 永葆“赶考”精神: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 |
6.2.1 坚持在自我革命中推进执政实践 |
6.2.2 坚持在强化“四个意识”中推进执政实践 |
6.2.3 坚持在推进伟大斗争推进执政实践 |
6.3 把握“赶考”之方:聚焦“三个统一” |
6.3.1 坚持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
6.3.2 坚持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
6.3.3 坚持历史、现实、未来的辩证统一 |
6.4 注重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
6.4.1 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目标要求 |
6.4.2 始终把握党的建设科学路径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附录 B 攻读学位期间主持的科研项目 |
致谢 |
(6)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意义 |
0.2 研究综述 |
0.2.1 综述情况 |
0.2.2 综述分析 |
0.3 研究内容 |
0.4 研究方法 |
0.5 相关概念关系的界定和说明 |
0.6 论文创新处及不足 |
第1章 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溯源 |
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享思想 |
1.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思想 |
1.1.2 列宁的共享思想 |
1.1.3 斯大林的共享思想 |
1.2 中国传统社会朴素的“大同”思想 |
1.2.1 孔子的“大同社会” |
1.2.2 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想 |
1.2.3 康有为的《大同书》 |
1.2.4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
1.3 西方国家的公正思想 |
1.3.1 西方古代思想家对公正的探讨 |
1.3.2 西方近代思想家对公正的研究 |
1.3.3 西方当代思想家对公正的探索 |
第2章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突出公平,强调共享的社会正义 |
2.1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形成背景 |
2.2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
2.2.1 初提共同富裕理念,严防两极分化 |
2.2.2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共同富裕的制度根基 |
2.2.3 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强调“公平优先,均中求富” |
2.2.4 践行党的“性质”“宗旨”,保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
2.2.5 追求政治平等,反对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 |
2.2.6 理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注意兼顾民生 |
2.3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评析 |
2.3.1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的特点 |
2.3.2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的价值 |
2.3.3 毛泽东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局限 |
第3章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突出效率,夯实共享的物质基础 |
3.1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形成背景 |
3.2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
3.2.1 邓小平的共享发展思想 |
3.2.1.1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 |
3.2.1.2 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
3.2.1.3 先富带后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途径 |
3.2.1.4 公有制主体和按劳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
3.2.1.5 “三步走”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 |
3.2.2 江泽民的共享发展思想 |
3.2.2.1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铸造共同富裕的思想旗帜 |
3.2.2.2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继续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根基 |
3.2.2.3 执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策略,确立共同富裕的分配原则 |
3.2.2.4 促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扩展共同富裕的内涵范围 |
3.2.2.5 贯彻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共同富裕的地区差距 |
3.2.2.6 制定新“三步走”战略,细化共同富裕的路线蓝图 |
3.2.3 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 |
3.2.3.1 科学发展观是新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 |
3.2.3.2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共同富裕互相促进 |
3.2.3.3 贯彻“更加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提升共同富裕的实现水平 |
3.2.3.4 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 |
3.3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评析 |
3.3.1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的特点 |
3.3.2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的价值 |
3.3.3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局限 |
第4章 习近平的共享发展思想:突出以人民为中心,实线“人人享有、各得其所” |
4.1 习近平的共享发展思想的形成背景 |
4.2 习近平的共享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 |
4.2.1 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规定 |
4.2.1.1 共享发展是全民共享 |
4.2.1.2 共享发展是全面共享 |
4.2.1.3 共享发展是共建共享 |
4.2.1.4 共享发展是渐进共享 |
4.2.2 共享发展理念的意义价值 |
4.2.2.1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
4.2.2.2 共享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根本 |
4.2.2.3 共享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动力 |
4.2.3 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路径 |
4.2.3.1 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共享发展的潜在动力 |
4.2.3.2 全面依法治国,巩固共享发展的制度保障 |
4.2.3.3 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共享发展的领导力量 |
4.2.3.4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共享发展的阶段成果 |
4.2.3.5 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打牢共享发展的民生底线 |
4.3 习近平的共享发展思想评析 |
4.3.1 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
4.3.2 共享发展理念是对世界发展理念的总结与反思 |
4.3.3 共享发展理念是对中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 |
4.3.4 共享发展理念是对中国民生实践的回应与选择 |
第5章 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传承和创新 |
5.1 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传承 |
5.1.1 坚持共同的制度前提:社会主义 |
5.1.2 坚持共同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 |
5.1.3 坚持共同的依靠力量:人民群众 |
5.1.4 坚持共同的终极目标: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5.2 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 |
5.2.1 共享发展的实践思路:从“理想化”转变到“理性化” |
5.2.2 共享发展的价值指向:从重“物”过渡到重“人” |
5.2.3 共享发展的实质内容:从“片面性”到“全面性” |
第6章 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历史演进的经验启示 |
6.1 共享发展要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
6.2 共享发展要坚持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 |
6.3 共享发展要坚持真理性和价值性的统一 |
6.4 共享发展要坚持手段和目的的统一 |
6.5 共享发展要坚持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 |
结语 |
主要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7)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问题缘起: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目的 |
三、研究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国内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研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
二、国外研究现状及特点 |
第三节 拟解决的问题、可能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一、问题域 |
二、可能创新点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基本概念与相关问题 |
第一节 价值与价值观 |
一、价值的内涵 |
二、价值观的主要特性 |
第二节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 |
一、作为一种政党价值观的结构和功能 |
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论共产党人价值观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的特质 |
一、担当国家使命,与国家意识形态重合 |
二、注重党性,在“党心—民心”互动中建构“民心政治” |
三、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彰显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
第二章 社会转型与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 |
第一节 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特点及主要表现 |
一、“对内搞活”与“对外开放”构成转型动力 |
二、“结构性转型”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最大特点 |
三、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表现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转型 |
一、转型“自觉” |
二、“有领导有秩序”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
一、价值牵引:解放思想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动力 |
二、价值分辨:社会转型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在场与释放 |
三、价值回应:为人民服务是转型中价值诉求有效解决的关键 |
第四节 从革命型价值观到建设型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
一、革命型价值观的生成及特点 |
二、改革开放以来建设型价值观及其理论进路 |
第三章 社会转型对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挑战 |
第一节 资本逻辑遮蔽崇高理想 |
一、资本逻辑在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展开和内涵 |
二、资本逻辑中的道德困窘 |
三、资本逻辑冲击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 |
第二节 腐败问题影响“民心政治” |
一、腐败问题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内涵与特点 |
二、腐败现象的价值观解读 |
三、腐败破坏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形象 |
第三节 “西方三论”冲击“和平崛起”意识形态 |
一、“文明冲突论”下的意识形态对抗 |
二、“普世价值论”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 |
三、“历史终结论”中的话语霸权 |
第四节 社会利益分化解构核心价值观 |
一、社会利益分化与价值观分化 |
二、多元社会思潮中的价值观冲撞 |
三、多元社会思潮与核心价值观的边缘化危机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方法论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基本遵循 |
一、以共产主义为价值路向 |
二、以马克思主义为价值信仰 |
三、以为人民服务为价值立场 |
四、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路径 |
一、唤醒价值观的理论支撑 |
二、强化价值观与制度的耦合机制 |
三、实现“先进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价值转化 |
四、会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价值共识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的着力点 |
一、在价值主体建设上重视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
二、在价值传播中把握好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 |
三、在价值认同上系好青少年的“第一粒扣子” |
四、在价值理解上结合中华传统文化这个“民族基因”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后记 |
(8)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论文创新点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的依据和意义 |
(一)选题依据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一)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二)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三、论文研究方法 |
(一)文献分析法 |
(二)归纳演绎法 |
四、论文结构及创新点 |
(一)论文结构 |
(二)论文创新点 |
第一章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理论概述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党建思想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思想 |
(二)列宁的党建思想 |
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 |
(一)毛泽东的党建思想 |
(二)邓小平的党建思想 |
(三)江泽民的党建思想 |
(四)胡锦涛的党建思想 |
(五)习近平的党建思想 |
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相关理论 |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科学内涵 |
(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的作用与功能 |
(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科学内涵 |
(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必要性和意义 |
第二章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推进与经验 |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提出与推进 |
(一)初步探索阶段 |
(二)总结提高阶段 |
(三)实践推广阶段 |
二、当前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典型案例 |
(一)遵义红花岗区:“三进”强基础,“三民”惠民生 |
(二)广东佛山:“五带五对接”党员志愿服务活化党群关系 |
(三)青海省海西州:全面落实村干部坐班夯实藏区执政基础 |
(四)青海西宁城中:“365”党代表工作室搭起群情民意"连心桥" |
(五)郑州二七区:“三强一创”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
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基本经验 |
(一)提高党员干部的服务意识 |
(二)加强服务群众的能力建设 |
(三)健全服务群众的工作体系 |
(四)建立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 |
第三章 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挑战及问题分析 |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挑战 |
(一)社会转型快 |
(二)群体多样性 |
(三)利益差异化 |
(四)问题凸显期 |
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
(一)服务平台不够完善 |
(二)服务制度机制不够健全 |
(三)服务意识、服务理念和实效性有待提高 |
(四)服务体系尚未完全发挥作用 |
(五)服务载体和阵地存在薄弱环节 |
(六)服务标准及评价体系尚未健全 |
第四章 当前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对策 |
一、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顶层设计 |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核心要求与基本原则 |
(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主题 |
(三)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目标 |
(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任务 |
(五)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根本路径 |
二、完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工作机制 |
(一)构建服务平台,提高服务效率 |
(二)健全服务制度,突出服务重点 |
(三)完善服务机制,形成服务保障 |
(四)提升服务理念,强化服务意识 |
(五)丰富工作载体,提高服务实效性 |
三、建立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衡量标准和评价反馈机制 |
(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衡量标准 |
(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评价与反馈机制 |
结论 |
参考文献 |
(9)公共利益与我国政府道德责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 |
二、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四、论文主要内容 |
五、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
第一章 政府道德责任概述 |
第一节 政府道德责任相关概念 |
一、何谓政府 |
二、政府道德责任解析 |
三、政府道德责任的主要特征 |
第二节 政府道德责任研究概述 |
一、古典政治思想对于政府道德责任的理解 |
二、西方近代以来关于政府道德责任的观点 |
第三节 政府道德责任的重要意义 |
一、政府道德责任的必要性 |
二、政府道德责任的可能性 |
三、政府道德责任的重要作用 |
第二章 我国政府道德责任的核心——维护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 |
第一节 公共利益 |
一、公共利益是什么 |
二、公共利益的特点与意义 |
第二节 作为政府道德责任的公共利益 |
一、公共利益是对政府的道德要求 |
二、公共利益是政府存在的道德根据 |
三、公共利益是政府权力运用的界限 |
第三节 我国政府维护公共利益的必然价值追求 |
一、维护公共利益是社会主义人民政府的本质要求 |
二、维护公共利益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反映 |
三、维护公共利益是当前政府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应有之意 |
第三章 维护公共利益在我国政府道德责任中的主要表现 |
第一节 实现好公共利益 |
一、发展社会生产力,夯实公共利益的物质基础 |
二、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优化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 |
三、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共利益的外部环境 |
四、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 |
第二节 分配好公共利益 |
一、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
二、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
三、推进依法行政 |
第三节 追求崇高价值 |
一、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 |
二、树立民主进步的政治理念 |
三、坚持良好的行政道德 |
四、倡导崇高的道德信念 |
第四章 我国政府道德责任的现状与问题 |
第一节 建国以来我国的政府道德责任建设 |
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政府道德责任的思想与实践 |
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政府道德责任的思想与实践 |
三、新时期我国对政府道德责任的论述与实践 |
第二节 当前政府道德责任的弱化 |
一、道德价值理念出现偏差 |
二、部分政府权力被异化 |
三、政府服务和诚信意识有所欠缺 |
四、职责履行存在消极怠慢 |
第三节 政府道德责任弱化的原因分析 |
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冲击 |
二、与政府公共性本质相适应的道德观念的缺乏 |
三、政府道德责任制度建设不完善,监督追责乏力 |
四、政府道德责任宣传教育低效 |
第五章 全面加强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政府道德责任建设 |
第一节 提高道德责任意识,强化公共利益实现的内在自觉 |
一、加强政府人员的德性修养 |
二、提高政府人员的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 |
三、树立政府人员正确的道德信念和价值理念 |
四、加强道德教育 |
第二节 完善政府道德责任制度建设,加强公共利益实现的外部约束 |
一、推进政府道德责任法制化、规范化 |
二、完善政府道德责任监督机制 |
三、建立有效的政府道德责任奖惩机制 |
第三节 推进政府行政文化建设,巩固公共利益实现的环境保障 |
一、充分认识政府行政文化对规范政府道德责任的重要意义 |
二、正确对待传统行政文化 |
三、积极培育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健康的行政文化环境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后记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 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 |
二、 研究现状及不足之处 |
三、 分析框架及框架结构 |
四、 欲创新点及不足之处 |
第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形成与深化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内涵解析 |
一、 民生的历史变迁及基本内涵 |
二、 民生观基本问题及逻辑架构 |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阈下的民生观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的思想与经验基础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供的认识基础 |
二、 国内外思想家留下的思考及启示 |
三、 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四、 其它国家的做法和局限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形成与深化的过程 |
一、 民生观的初步形成 |
二、 民生观的深入发展 |
三、 民生观的日趋成熟 |
第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本质的透视 |
第一节 社会转型语境下民主与民生的关联性 |
一、 问题根源的同一性 |
二、 民主的民生化 |
三、 民生的民主化 |
第二节 人的需要、利益与改善民生 |
一、 人的需要、利益及其特点 |
二、 民生、改善民生及其本质 |
三、 民生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因 |
第三节 民生、民主、民利内在逻辑关系 |
一、 民生内含民主,实质在于民利 |
二、 民主是民生与民利的根本保障 |
第三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价值的追求 |
第一节 以人为本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
一、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二、 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凸显 |
三、 以人为本的正式提出及其依据 |
第二节 以人为本与改善民生的内在关联 |
一、 改善民生:以人为本本真精神的内在要求 |
二、 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根本价值取向 |
第三节 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人本主义辨析 |
一、 以民为本的历史流变及局限 |
二、 人本主义的历史形态及缺陷 |
三、 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人本主义之异同 |
第四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权利的保障 |
第一节 人权的马克思主义解读 |
一、 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
二、 人权的社会性与阶级性 |
三、 人权的发展性与历史性 |
四、 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统一 |
第二节 人权与民生权利 |
一、 人权的权利位阶 |
二、 民生权利是首要的基本人权 |
第三节 民生权利的制度保障 |
一、 制度保障的价值 |
二、 制度保障的方式 |
结语 确立并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民生观 |
参考文献 |
后记 |
四、党在新世纪的根本价值取向——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论文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重要论述研究[D]. 李辰洋. 北京交通大学, 2021
- [2]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3]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建设研究[D]. 贾绍俊.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4]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政德观培育研究[D]. 于瑶. 山东大学, 2020(12)
- [5]中国共产党“赶考”的精神品格及基本经验研究[D]. 刘晓川. 湖南大学, 2019(07)
- [6]中国共产党共享发展思想研究[D]. 谭诗杰. 湘潭大学, 2018(04)
- [7]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价值观建设问题研究[D]. 王培洲.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8]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研究[D]. 马妮.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2016(07)
- [9]公共利益与我国政府道德责任问题研究[D]. 赵东坡. 南京大学, 2014(05)
-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观研究[D]. 贺方彬. 中共中央党校, 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