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因为真实,所以可贵（论文文献综述）
许坤林[1]（2021）在《《儒林外史》死亡情节及生命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刘伊人[2]（2021）在《创造社前期的文艺自律观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以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为中心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是规模和影响力极大的社团之一,创造社同仁以昂扬向上的激情抒写着富有个人魅力的自我,以饱满热烈的青春气息感染着青年知识分子,为当时的文坛带来面目一新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在它的十年历程中,前期创造社积极向文坛中心靠拢,为建设新文学而不断尝试,做出卓越的理论建树,创作实践也硕果累累,两者皆具有重视自我和个性的新浪漫主义特质,主张文艺应当重视自身特性,反对视文艺为政治工具;中期创造社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性质,许多新鲜血液加入社团。随着社会形势越来越恶劣,其文论及创作实践开始朝革命文学方向转变,逐渐重视文艺的社会功利作用,文艺自律的主导地位渐趋让位于文艺他律;至大革命之后,后期创造社成为了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社团,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推动无产阶级运动的开展,同时文艺被视为宣扬革命的口号,文艺他律观最终占据了统摄地位。前人对于创造社追求文艺自律性有一定的研究,但至今还没有明确、系统的论述。本文立足于前期创造社,试图探讨前期创造社的文艺自律观问题,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章,创造社前期文艺自律观的形成。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传统的文学工具论思想和西方文艺思潮中的文学自主论对前期创造社文艺观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受中西文化碰撞的时代潮流所影响,创造社主动向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和唯美主义思想靠近,文艺观表现出鲜明的自律性;但在与文学研究会等人的论争中,创造社又时常表现出以文艺为武器的功利思想,且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文艺需要为社会和国家服务,推动民主和自由的进程,此时创造社的文艺观也表现出一定的他律性,从而在自律与他律的矛盾冲突中形成了其独特的文艺观。第二章,创造社前期文艺自律观的基本内容。分别是“自我表现”论、对真美善相统一的认识论和批评主体论,都集中表现出创造社对文艺自律性的追求。第一部分从自我表现的要求、形成基础和形象内涵三个方面对“自我表现”论加以阐释;第二部分评析创造社对真、美、善的具体要求,以及对三者关系的认识;第三部分从对批评的主体和过程分析得出批评论的特征是情理合一。第三章,创造社文艺自律观的转变。主要梳理和辨析创造社的文艺观从自律开始转向他律。前期创造社人手不足、资金短缺等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社团的运营,加之成员理念的不合,最终在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下,前期创造社仓促结束。回顾前期创造社的理论和创作,创造社早已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社会形势愈见严峻,成员们开始转换思想和立场,力图从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在中后期完成了向文艺他律性的转变。第四章,创造社前期文艺自律观的价值、影响和局限。创造社前期的文艺观在自律与他律的冲突中,打破了文坛单调的格局,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新声音,将青春激情带给了无数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对自我的价值确认、对真与美的追求等观念都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面貌。我们也需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社的极端和偏狭的思想行为同样给文学带来了不良的影响。尽管如此,十年中,创造社极为蓬勃的生命力使得它在失败中也一直摸索前进,越挫越勇,不断绽放新的光彩,即便对当代文学也仍然有着积极的启示和价值。
曹程林[3]（2021）在《苏轼绘画理论研究》文中提出苏轼,字子瞻、和仲,自号东坡居士、鉄冠道人,又称苏东坡,今四川眉山县人。是北宋时期着名的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在散文方面,入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继唐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之后的又一座高峰,与同时代的蔡襄、米芾、黄庭坚并称“苏、黄、米、蔡”四大家;绘画方面与当时以画竹闻名的文同并称为“文湖州派”。此外,苏轼还懂音律、擅道家炼丹之术、学习岐黄之术,也是一位亲民爱民的政治家。是屈指可数,集众多才艺于一身的大家。一生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各种卓越成就,有着重大贡献。苏轼对绘画理论有着高妙精深的见解,其思想广博深刻,其理论内容丰富多彩。他的绘画理论不只是纯粹的思想辩解,还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苏轼注重艺术创作的真实性,倡导艺术作品具有发乎内心的真实感受,借助艺术语言表达绘画的趣味和神韵,强调作品要“传神”、“得其意思所在”;提出写物要有“形神兼备”的艺术主张;倡导诗画一律的文艺创作、审美、批评观,反映出诗画作品在意境、主体、内容与形式方面相通的思想内涵,诗画作品有“清新自然”的天工之美;倡导绘画创作“笔略到而意已具”;主张艺术创作应做到“意存笔先”和“胸有成竹”方能心手相应;反对艺术创作仅仅停留在表面形似的刻画追求上,追求绘画创作应做到“形神兼备”的艺术理想;推崇仕人画,认为优秀的艺术作品应该脱去匠气和俗气。苏轼还提出“有笔而无思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有道有艺”、“常形常理”、“诗画一律”、“论画以形似”等理论观点,本文对苏轼绘画理论的研究通过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从苏轼绘画理论形成的思想渊源进行探讨,主要分析了儒家、佛家、道家,三家文化对苏轼艺术哲学,文艺思想产生的影响。在他身上体现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不求举,画不求售”和“有为而作”、“画以适吾意”等文艺观点,反映出苏轼文艺思想与儒家因素之间内在联系;论王维诗画作品“以诗评画”、“以画显诗”在苏轼文艺理论中体现出一定佛家因素影响;苏轼的“竹化”思想渊源于庄子“物化”的美学思想,体现出苏轼文艺思想中的庄学渊源。此部分,具体分析了三家文化在苏轼文艺思想中的融合、打通,及如何外化和具体体现文艺理论的思想基础。第二部分,从艺术创作、艺术审美、作品批评等角度,将他的艺术思想观点概括为三个部分“创作论”、“审美论”、“批评论”通过分析“胸有成竹”、“有道有艺”等理论,具体探讨了苏轼的绘画理论观点,阐述苏轼对于艺术创作的态度和主体构思的艺术观,并具体分析了其审美思想和批评理念。第三部分,在具体分析苏轼绘画思想基础和理论主张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探讨了其文艺思想核心与理论的影响问题,得出“真实”、“自然”的思想内涵是其理论的核心,并阐述了“诗画一律”、“士夫画”等艺术观点对后世绘画的影响,探讨了苏轼绘画理论的价值意义和影响,对当代文艺创作的指导意义。
陈曦[4]（2020）在《《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元至治年间刊行的《三国志平话》和元末明初罗贯中所着《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为《三国志演义》）为三国题材演化史中最为完整亦是最为成功的两部杰出的文艺作品。前者是后者成书的关键环节,由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不同,两部作品在人物塑造、情节设置、文化内涵、美学风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值得全面细致地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将在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整体全面、深入细致地比较研究,同时,重新审视和评价《三国志平话》,对《三国志演义》也会有新的进一步地认识。全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探讨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三国故事的总源头乃是汉末、三国时期的社会生活。其中特殊人物及重大事件被陈寿遴选入《三国志》,成为正史。后经裴松之补注,又大篇幅扩充,最后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整合,融裴注入正文,遂成为完整的公认的正史文本。其中,未入史传者,有的经过人们的口耳相传,遂成为了大众传说。此乃同源分流为史传与传说两大层面。在此过程中,裴注补入内容中已有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一次交流。《三国志》等正史成书后,其中的某些内容又被喜好三国故事的知史者作为结构框架,通过其想象、生发、演绎为新的三国故事。此乃两个层面的第二次交流。经过魏晋至宋元的漫长历史过程,文人创作与大众传说的三国故事源远流长,日渐丰富发展,至《三国志平话》的产生,成为大众传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也是以大众传说为主的两个层面的合流杰作。至《三国志演义》的横空出世,又回归史传,成为以史实为主兼收传说的更高层次的集大成的伟大作品。此乃两个层次的又一次螺旋式上升的交流与合流。第二章,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首先追溯了《三国志平话》的故事情节与《三国志》、裴注的源流关系,并列表加以细致地梳理,比较二者故事情节的前后继承关系,同时比较其许多着名故事的情节设计差异。接着又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最后,又以六大着名三国故事为例,个别中见一般地比较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在情节建构层面的同中之异。第三章,人物形象之比较。本章以蜀汉集团的刘、关、张、诸葛亮形象与曹魏集团的主角曹操形象、孙吴集团的主角周瑜形象为例证,管中窥豹,比较《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在人物形象方面的异同。此前,学界对二者人物形象的比较研究,多立足于《三国志演义》,将其吸纳《三国志平话》中有关人物的内容拿来进行比较,绝大多数观点是褒扬《三国志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更加鲜明丰满,而贬低《三国志平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简单粗陋。笔者则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进一步研究两部作品中均有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同中之异,同时,也将其相关内容与《三国志》加以比较,重新评价相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文本中的思想性格特征及艺术得失,以期对《三国志平话》中的重要人物形象做出新的合理的评价。第四章,比较论述了《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异同。从民与国关系的层面论之,二者都在弘扬爱国爱民思想。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平话》是“爱民第一”,即把爱民置于安国及一切社会内容的前面;《三国志演义》则是报国第一,安民第二。从作品开头管窥二者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是以因果报应开篇,表达了一种批判暴君、赞扬明君、惩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三国志演义》是以“天人感应”思想为主导,以天意来警戒人世开头,引出黄巾起义,追溯乱世缘由;毛本则是以历史循环论起始,用以解释社会分与合的现象与规律。从作品结尾探讨作品的文化意蕴:《三国志平话》改变了史实,以刘渊兴汉作结,表达了一种复仇的快感与变相兴复汉室的理想愿望;《三国志演义》则遵循史实,通过司马氏一统天下,寄寓了向往统一、君明臣良的理想愿望。第五章,比较论述《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演义》的美学特征。从美学色彩论之,《三国志平话》以喜剧美为主,是喜中有悲;《三国志演义》是悲剧美为主,悲中有喜。二者都追求以奇为美,其同中之异在于:《三国志演义》是奇中寓真,在情节奇特美的追求中又以真实性与合理性约束之;《三国志平话》是奇上加奇,追求超人之美,神化之美,求奇不已,在奇美中获得快感。从美的性质来说,《三国志平话》占主导地位的是朴质之美,但粗中有细,俗中有雅;《三国志演义》占主导地位的是文雅之美;但亦细中有粗,雅中寓俗。
刘畅[5]（2020）在《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文中认为传记作为一种记载事件和人物以传后世的文体,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备思想和艺术价值,兼具史学性和文学性。正是因为传记兼具文史性,它一直隶属于史学或文学的范畴,是一种“给史家做史料,给文学开生路”的文体。好的传记作品它的价值在于有一定的补史作用或在创作中有值得被借鉴的艺术手法,或者可以为小说、戏曲等提供素材。中国的传记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诞生为标志登上了历史与文学的舞台。从《史记》诞生的西汉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传记作品。而关于传记的分类方法也有很多,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写作方式的不同分为史传、散传、杂传（类传）、专传、纪事等。清代是传记创作十分繁盛的一个时代。清代官修史书制度十分完善并设有国史馆,除了每位皇帝的本纪外,几乎每个重要的大臣、名士,甚至是列女都有传记。在官方修史的影响下,清代文人所写的传记也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范围更广,几乎包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市井细民、妇女、儿童都被纳入传记写作的范畴中。桐城派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最后一个大的古文流派,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的存在时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桐城派也是作家人数最多的古文流派,有着集大成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理论上,桐城派古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思想上,对传统的学术思维有吸收有超越;在创作上,桐城作家几乎涉及了古文的每种文体类别,其中又以传记和游记最具特色。就桐城三祖而言,在传记文创作方面,方苞有传记文218篇、刘大櫆有93篇、姚鼐有169篇（共480篇）,涉及墓志、碑、传、行状、逸事等多个文体,有一定的数量;在质量上,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不仅具有史学的价值,还有思想内涵和文学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同时,在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的研究中也可以总结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写作的经验以及传记文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情况。本文分为六章,以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清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探究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塑造、写作特点、承继情况及三祖之间传记文创作上的细微差别等,以期使其得到系统的审视和公允的评价,对以往的研究能有所补充。第一章主要探讨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这一部分总结概括了传记的三大特点,即记实性、意旨性和艺术性。梳理了我国封建社会传记发展的基本脉络:先秦时期诗文中出现了传记因素,西汉以《史记》为标志的传记正式诞生,魏晋六朝出现了与传记相关的理论,唐宋各体传记得到普遍发展繁荣,明代市民传记兴起,清代传记文再次迎来繁荣期,传记理论也趋于成熟。并对每个时期的传记创作情况都作了一个大致的总结概括。第二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进行提炼和概括。桐城三祖没有专门的和系统的传记理论。这一部分是从桐城三祖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读书札记以及传记文创作中总结、提炼出他们对传记文的认识和传记文创作观念。在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桐城三祖重视叙事。在对传记文的认识方面,他们强调记实性,肯定了传记文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传记文应发挥劝谏世人的作用。在传记文创作方面,他们要求创作要合乎体例和规范,要注意选材和剪裁以及笔法和行文。桐城三祖对传记文这一文体有明晰且较为系统的认识,在文体学意义上取得了新进展。第三章主要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内涵。对人物形象进行分类的传统在我国出现的很早,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方法也是从史书中延用至各类传记文中的。这一部分主要选取桐城三祖传记文中最常见的四类人物形象（官吏、文人名士、市民和妇女）加以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的是传记创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及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问题。对桐城三祖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有一定的补史价值。同时我们后人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人物形象和内涵的分析也应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从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辩证的分析。第四章主要从文学视域中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这一章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传记文兼具文史价值,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手法的运用上。本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记实性和意旨性以及创作中使用到的材料组织、下语用字、谋篇布局和文体新变等方法以及其风格特征,力图说明在散文逐渐工具化的趋势下,桐城三祖重视古文的文学性,同时在传记文的文学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中,桐城三祖的创作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第五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进行内部比较。前几章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传记文人物形象塑造中反映出的思想内涵和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问题。这一部分将视角转向方苞、刘大櫆、姚鼐三祖内部之间在传记文创作上的差异问题,仍是选择从理论观念、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入手,比较方、刘、姚之间的传承与革新情况。方、刘、姚之间存在师承关系,但三人所处的时代氛围有一些差别,三人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也不同,故而三人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继承性也有着明显的革新性。第六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的接受情况。清代是中国文学集大成的时代,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之前传统的传承与批判情况,桐城派亦然。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都是桐城派各位作家十分推崇并着重学习的对象,但对它们的学习重点存在一些差异,故本章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史传文的接受情况。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桐城三祖的理论基石“义法”说来源于《史记》。桐城三祖在传记文的文体观、体貌特征以及语体特征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史传文的影响。从文学创作技法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创作方法的继承。唐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唐宋散文家的传记文创作也十分有特色。他们的传记文一方面纠正了六朝以来传记文过分歌功颂德导致的浮华夸饰的文风,另一方面他们独具特色的创作也使传记文逐渐摆脱了以往史学的附庸地位,为后世传记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两方面桐城三祖都多有向唐宋八大家学习与继承。从题材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学习情况。明代中后期真正关注平凡人物本身的传记文和散文正式形成,归有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桐城三祖向归有光学习,平凡人物在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最后,桐城三祖的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桐城后学在写人叙事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的影响,是本文的余论部分。桐城三祖作为桐城派的奠基人,他们的传记文创作有意识地摆脱了墓志、碑传等传记文的应用特征,增强了传记文的文学性,顺应了传记文发展的趋势,并影响了后世传记文的发展。桐城三祖整合并传承了传统的传记文的创作理念及写作方法。桐城三祖通过传记文写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这些优秀的传统被传承下来,对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之精华有积极意义,甚至对现代的传记文理论和写作都有着指导意义。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应得到肯定。
史丽娜[6]（2020）在《华兹华斯诗学研究》文中提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作为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的领军人物,他的自然诗歌举世闻名,流传广泛。乔纳森·贝特认为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关注不仅为浪漫时代与环保主义思想搭桥,也开启了华兹华斯研究的新纪元。美国生态评论家劳伦斯·布伊尔也声称环境问题将取代种族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最迫切的问题。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正是生态批评兴起发展的关窍所在,因此,生态批评家们在追溯生态文学的源头时,英国浪漫主义被视为“一块肥沃多产的土壤”,作为浪漫主义的开山诗人,华兹华斯首先进入生态批评视野。他的诗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超时代的生态智慧,对后世的自然生态文学发展影响深远,值得重估。华兹华斯诗学思想中对自然的关注直接引导了后世英美文学创作中对自然的观察、感受和抒写方式。他对诗人情感和想象力的强调与张扬,也是以大自然为源泉的。在他眼中,大自然永远充溢着激越的生命力量,他对诗学原则的思考,他诗歌创作实践中的背景、人物、风物、语言以及情感、哲学思想等等,几乎一切的要素都是他在大自然的恩泽、启迪与引导下完成的。他热爱自然、尊崇自然、敬畏自然。他将诗学建构与诗歌创作实践作为参与社会文学改革的工具,其诗学思想饱含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既批判资本工业发展对自然环境带来的破坏,也反思批判了资本科技理性对人们心灵的戕害。他终身都在为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疗救复元人们被减损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审美力而努力。而这种对人与自然间田园式相处的文学构建努力,既与当代生态批评遵循的生态整体论哲学信仰转变、呈现作家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进行“价值重估”的绿色阅读,立足生态的“环境想象”等几大批评原则一脉相通、也与生态存在论美学强调的“家园意识”以及当代生态伦理提出的“管理伦理”有着内在渊源,更是为生态批评的实践发展走向和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一种启迪与可能。泛神论宗教哲学观是华兹华斯诗学的基础。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加速了人与自然的分离。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泛神论思想以自然万物“同一个生命和灵魂”为主要特征,注重在大自然中宣扬上帝的内在性,尊崇自然,以期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提高感受的敏锐度,培养人们的善德,帮人们产生更加坚定的信仰、缩小人与自然的距离。泛神论使华兹华斯成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自然先知,他以描写自然世界和自然人为主题的诗歌作品含有浓厚的生态意识,可以说是文学作品中较早出现的对人类中心倾向的批判。他诗歌中呈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泛神意识,则是一种信仰纬度的转变,为当代生态哲学基础的发展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路径;同时,他的诗歌也可作为我们精神生活的源泉,与我们当代倡导的“敬畏自然”的生态理念也是一脉相通的。感受崇高是华兹华斯的崇高观。他在18世纪经验主义的基础上,将心灵在感知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又继承前人朗吉弩斯、伯克的崇高思想,同时借鉴了同时代康德、柯勒律治崇高理论,独创了自己的感受崇高思想。他将传统崇高理论中典型的崇高体验对象——自然壮丽景观进一步扩展到一花一木,涵盖了自然万物。他借助想象力去弥合感性与理性间的裂隙,借泛神论思想,将神性内在化,赋予心灵超凡的感受功能。他的感受崇高思想有望唤醒人们为工具理性所麻痹的心灵,借助大自然的支持和培育,恢复心灵的感受功能和想象的自由。这也对转变传统中错误的认识论思想,应对当代的精神生态危机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华兹华斯诗歌的社会功能就在于通过风景权威的建立,来疗救人们的为资本妆害的精神世界。他的诗歌作品可以被视作最早的典型的诗人有意识去构建的布伊尔式的“环境想象”。他认为诗乃人与自然之映像,相信诗歌在提升心灵的感动能力和疗救人们精神失衡方面的影响力,相信诗歌可以帮人们重建信仰,获得心灵解放。他尝试通过对湖区风景旅游的介绍和保护以及个人领域对公共领域的引领与回归,以期建立自己风景鉴赏的权威话语地位,这种对自然风景与人的理想相处模式的“环境想象”引导和改变了人们感受风景的方式,能够提升心灵的感受力,华兹华斯诗歌的治愈力得到了时代的认证。而他的风景权威地位的形成过程也恰为我们展示了环境文本是如何去引导和影响人们行为的,这正是当代的文学生态批评进行价值重估的“绿色阅读”所努力的方向。当然,在今天,华兹华斯眼中那个可爱的、能拯救人类的自然好似已经起了变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得以重构。针对满目怆然的自然的疯狂报复,在生态整体论指导下的“管理伦理”似乎可以让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看到一丝重归和谐的希望。想象力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标识性词汇之一。华兹华斯最独特的一点是,他将自然视为培育想象力的源泉与摇篮,认为人类想象之河发源于童年的自然之境。他说随着心灵的成长,为俗世所扰,这条河流可能会意外中断,但只要回归自然、热爱自然并尊崇自然,那减损的想象力就必能接续起来。他还对想象与幻想做了区分,认为幻想是一种穿越时空场景的能力,而想象的目标则是追求一种情感上的永恒。他认为想象力是心灵的内在之眼,是个体超越世俗、追寻自由的最佳手段。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将文学想象与自然完美合璧起来,这成为当代生态批评中“环境想象”理论原则的滥觞。华兹华斯认为情感是进行诗歌创作的基调。在他眼里,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然而这种强烈却是一种平静中的强烈,是回忆中往昔的情感经历了时间的考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触发重现。这时的情感不同于一种强烈的情绪上的宣泄,它已经获得了永恒的价值。这样的情感在文学中呈现出来就能触发读者的感受力,收获一种普遍的同情。华兹华斯认为这种永恒的爱之情感也是自然导师赋予他的,他也由对自然之爱引发了对人之爱。华兹华斯的宗教情感虽不单纯却很虔诚。作为一名伟大的自然诗人和诗学建构者,他对自然的虔敬和对人们心灵精神世界的始终如一的关爱,正是他呈现出来的一种较早的生态道德责任意识。语言是华兹华斯进行诗歌实验依赖的直接工具。然而他又不仅仅将之视为一种表达工具,而是认为语言乃是思想的呈现与化身。他放弃古典传统中既定雕琢的表达习气,将日常生活用语入诗,强调语言的自然与纯朴。他为诗歌语言改革选取的主要是存在于大自然背景下乡村生活方式中的常人的语言。他打破了散文语言与诗歌语言的界限,认为散文语言也可以入诗。华兹华斯的诗学以自然思想为线索,将泛神论哲学观、诗歌功能论、情感论、想象论以及语言观融合为一个完美的整体。这无论对后世的自然文学创作、批评实践甚或是社会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诗歌和诗学中由“自然”生发的相关理论,在21世纪的生态文学批评实践中引起极大的关注,为当代生态批评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实践范本,也为了当代文学生态批评原则的建立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佐证,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生态诗学的构建。他对自然能提升人们感受力的抒写方式、对想象力乃永恒情感追寻手段的定位,都为当下身处“工具理性”统治下的人们带来一股思想上的清风,也为他们增添了一份应对精神生态危机的勇气。
丁明秀[7]（2020）在《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以这个时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报纸、杂志作为研究的史料依据。在全面搜集散落于东北各大报纸副刊与杂志中的有关沦陷区儿童文学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学研究方法,对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梳理,深入解读,力图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以东北殖民语境为背景,利用全方位的视角,通过对儿童文学的类型、主题、艺术表现及儿童文学作家、理论批评等多方面的考察,形成对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发展状况的整体建构。纵向上,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放置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历程中,横向上,与同时期其他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进行对比。以期可以在宏观层面了解、把握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而探求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东北儿童文学的存在形态。揭示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创作者受制于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生存状态和文化选择,归纳概括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历史地位和文化意义。第一部分梳理沦陷前的东北儿童文学。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与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二是东北新文学运动与现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第二部分具体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态环境。殖民语境是沦陷时期东北儿童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通过对统治机构、文化政策、教育措施和文学阵地的分析,明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存语境。第三部分划分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类型。以报纸《泰东日报》的儿童副刊《儿童专刊》《儿童周刊》《少年》等（1931—1945）、《大同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儿童与学生》等（1933—1942）、《盛京时报》的儿童副刊《儿童周刊》等（1933—1942）、《国际协报》的儿童副刊《儿童》等（1934—1936）及杂志《满洲学童》（1936.10—1945.3）、《新满洲》（1939.1—1945.4）、《新青年》（1935.10—1942.6）、《麒麟》（1941.6—1945.1）等作为切入口,梳理、评析东北沦陷时期的童谣、儿童诗,童话,儿童小说,儿童剧等的审美特点和艺术价值,以期呈现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面貌。第四部分考察东北沦陷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群体。通过对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成就突出的作家杨慈灯,郑毓钧、未名等有影响的作家及站在正义立场上的作家群体创作情况的考察,致力于展现儿童文学创作的多元化。同时探究作家创作思想的转变和由此引起的作品主题转型,并阐释其中的文化意义。第五部分探究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多样主题与艺术特色。在殖民统治之下,儿童文学主题表现出反抗、潜隐反抗与迎合三种倾向,每种主题倾向中都包含着复杂、多样的表达方式,而且这三种主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现出互相渗透和流变的特征。第六部分是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通过对东北沦陷时期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呈现的特征分析,勾勒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方向。东北沦陷区这个特殊时空使得儿童文学既遭到殖民统治的束缚,也使其在政策的夹缝中找到生存空间,文化殖民主义的二律悖反性使得东北沦陷区的儿童文学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时期文学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
李想[8]（2020）在《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侵略是中朝韩三国人民的共有记忆,长久的艰苦奋战、受尽压迫的痛苦、社会的动荡不安都让抗战的历史刻骨铭心。而在浴血奋战过程中,整个民族奋起反抗的面貌、无数英雄烈士不畏牺牲的抗战故事,展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情操,成为了最振奋民族心和爱国心的宝贵精神财富。于是记录呈现这段可歌可泣历史的文学主题应运而生,抗日叙事成为了中朝韩共有的、且重要的文学主题。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时间的推移,战争中的残忍、迷惘、恐惧、伤痛也伴随这段民族成长的记忆一同浮现。抗日叙事的面貌也随之愈加丰富和饱满。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的比较研究,不仅是丰富完善整个东亚抗日叙事体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对深化抗日叙事的历史精神,加强在抗日战争认识问题上的互补互识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的总体情况,在不断发展中交叉形成了相同的抗日叙事主题,其不仅呈现出具体的书写特征,也反映了深刻的时代性和政治社会性。中朝共有的全民抗日和领袖抗日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是两国抗日叙事中具有鲜明政治性和时代性的部分,中朝韩所共有的英雄抗日、抗日伤痛、理念指向主题有着不同的书写特征,并在发展中不断出现新变化。而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所带来的中韩历史复原主题不断涌现,丰富了抗日叙事的面貌,更鲜明地反映了抗日叙事主题与时代的深刻联系。围绕以上主题,并结合具体文本的分析,本文以西方叙事学后经典派侧重的对文本与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为主要视域开展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开展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两个层面上的比较研究,在宏观把握层面以探讨共性和特性为主,并以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等原因。在微观分析上,运用主题学、文学治疗学、文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论结合文本细读的方法比较具体作品的异同之处。中国和朝鲜在领袖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历史语境下,形成了全民抗日与领袖抗日两大重要主题,又在长期的积累中形成了各侧重一方的特点,并分别通过构筑“全民”与“领袖”的形象凸显这两大相对的主题。这种具有鲜明比照性的特点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文化原因。而在这种语境下,形成了中朝抗日叙事主题相较于韩国的另一大特征鲜明的主题,革命成长主题。最具代表性的是母亲与儿童的革命成长。这一主题的书写具有典型的范式化特征,最大化地凸显了中朝抗日文学的特色和抗日战争的意义,却也模糊了成长本位主题的概念和内涵。同时,这种政治文化语境影响下形成了中朝韩对英雄抗日主题的不同书写特征。中国所强调的以人民利益为上的集体英雄主义在后期的发展中并不否定个人英雄主义的存在;韩国凸显民族主义的个人英雄主义并不与集体英雄主义相对立;而朝鲜的集体英雄主义以对领袖的忠诚为最高标准。在这种英雄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与韩国抗日英雄叙事在本质上都书写了“义”之意,与朝鲜抗日英雄叙事中突出“忠”的泛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朝鲜的抗日英雄都成为了“忠臣”式英雄。于是,朝鲜的抗日叙事主题基本上围绕了“领袖-忠臣”这一范式展开,形成了具有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结构。中朝韩之间鲜明的意识形态差异直接导致了抗日叙事中理念指向主题的不同呈现,在复杂的抗战背景下,在作者个人经历与创作视角以及创作语境的共同影响下,形成了强烈的理念指向性和理念的差异性,并直接影响了具体作品的叙事结构。随着抗日叙事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抗日伤痛与历史复原成为了新世纪抗日叙事的主流主题。以“慰安妇”及历史惨案为题材的抗日叙事的不断出现,与外交政治语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了中韩在面对抗日伤痛问题上的新视角和新姿态,完全不用于以往围绕阶级伤痛和反战叙事的书写。而历史复原主题作品的不断出现,展现了国家政治话语的包容度和开放度,反映了人们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和发展性的历史意识,在国家和民间两个层面不断丰富抗日叙事的内涵。通过比较和梳理可以看出,朝鲜抗日叙事以“领袖-忠臣”的形态凸显出独具朝鲜特色的抗日叙事特征,其主题也集中于呈现领袖形象和“忠臣”式英雄的一片丹心,具有体系化、划一式,集中展现,形式庞大的特征,在主题的深入性和丰富性上有所缺失。韩国的抗日叙事整体上呈现出凸显民族主体性和历史叙事性,也带有明显的市场化、大众化文化性特征。中国的抗日叙事发生了鲜明的变化,从以阶级为纲的抗日叙事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日叙事、南京大屠杀叙事、“慰安妇”叙事等,显现出视角的多元化发展和主题的多样性变化。抗日叙事主题的不断变化发展始终反映了其不可忽略的时代性,必须在深刻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予以考察。本论文只是从宏观比较视域上对当代中朝韩抗日叙事进行比较研究的一次尝试,以期填补相关研究的空白,并希望可以为抗日叙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文中一定存在着欠缺深度等不足,希望今后可以继续深入开展相关研究,拓展其深度和广度。
孙景鹏[9]（2020）在《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文中认为“叙述”是语言艺术掌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是专门探讨中国现代散文“叙述”问题的一门尚未成形、有待建构的学问。本文的写作初衷就是试图建构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为此,笔者在通读中国现代散文经典作品的基础上,综合采用叙述学、文体学、阐释学等研究方法,围绕“谁在叙述、怎么叙述”的基本问题,从现代散文叙述艺术的发展实际出发,从“叙述主体”“叙述角度”“叙述形态”“叙述语言”“叙述方式”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努力把文本细读、叙述分析和理论阐释较好地结合起来,着重辨析和概括现代散文叙述的特点和特长,从中总结和建构出初步的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散文叙述学首先要解决“谁在叙述”的问题。“叙述主体”主要探讨散文作者、叙述者与叙述主体的复杂关系、组合形态和叙述功能。中国现代散文的叙述主体大致有作者、叙述者以及作者与叙述者合体三种常见的形态,相应形成自叙、分叙、合叙三种叙述模式,叙述主体意识也有理性、感性和潜意识层面诸因素的错综交融。散文叙述学还要着重解决“怎么叙述”的问题,包含叙述角度、叙述形态、叙述语言和叙述方式等主要问题。“叙述角度”探讨叙述人称、叙述视角和叙述聚焦三个问题,着重辨析散文叙述的观察方式与思维特点;现代散文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和内聚焦的叙述为主,也善用其他人称、视角和聚焦方式。“叙述形态”涉及叙述结构、叙述顺序和叙述节奏,着重解决散文谋篇布局、组合有序的章法问题。“叙述语言”探讨现代汉语与散文变革的相互关系,辨析现代汉语散文现代性、民族性和个人性的话语特色,以及闲话体、对话体、独语体、训导体等主要语体的叙述特点。“叙述方式”则探讨记叙、描写、抒情、议论、说明等具体表达方式的组合交融关系,以及记叙类、抒情类、议论类三类散文的叙述特色。从叙述学的角度入手,对中国现代散文展开具体研究,不仅能发现散文研究的一系列新问题,而且能开拓散文研究的新景观,推进散文研究的细化、深化和学理化,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徐刚[10]（2020）在《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及其思想渊源,丰富中国法律思想史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中国现代法律教育起源于近代中国在移植西方法律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制度性变革,初步形成于国民政府制定法体系完善后的30年代末期。孙晓楼是中国第一位系统研究近代法律教育,并出版国内第一本法律教育专着《法律教育》的法学家,被吴经熊誉为“研究法律教育的开路先锋”,被美国学者康雅信（Alison W.Conner）誉为“出色的法律教育家”。《法律教育》涵盖了法律教育领域里的几乎全部内容,包括法律教育之意义和目的、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之比较、师资队伍与设施保障、入学条件与课程设置、法学研究方法与法律实践教学、法律夜校与法律研究院等。因而,有学者认为孙晓楼是民国时期“专门法学教育体系”的建构者,并在“中国法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地位”。研究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理论体系、实践过程、作用发挥、历史价值等方面,对于当今中国法学教育改革、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国法学教育正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如何坚持立德树人德法兼修抓好法治人才培养,如何走以提高法治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如何创新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廓清跨学科知识体系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影响等。孙晓楼正是在类似的时代更迭、论争不断的历史背景下,建构出全面系统的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其探讨和论证过的内容有:法律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法律人才的政治责任;在法律国际化过程中如何保持好本国法律教育的民族性、社会性;法律人才应当时刻关注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主张从最开始的提高入学资格入手,到培养环节中以高水平教授、完善的教学设施条件,来共同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等。论文综合运用了文献分析法、法律社会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系统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系统探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包括法制环境、地域背景、学术氛围以及个人因素。“自主性”特征明显的国民政府法制建设,在建成以“六法全书”为代表的具有中国品质的近代法律体系后,更加需要一批既深谙西方法律文明,又从小熏陶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下的本土法学家来深入推进法制建设。他们不但能更好地适应法律自主性变革,而且能更加有力地强化法律变革的自主性。阻碍民国司法独立的掣肘性因素在于法律人才的匮乏,此外,随着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入,也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充实进新式司法机构和运转司法。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吸引了大批法科留学生留沪工作和优秀律师执业团体的形成。他们共同成为私立法政院校的优质师资,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法律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接受过西式法律教育并于20年代崭露头角的第二代法学家,不但能够运用西方法律去改造中国传统法律,将汉语语境下的中国法律推向一个新高度,而且经常性地开展法律思想大讨论和多领域的法律实践活动。孙晓楼长时间倾注于东吴法学院教书育人,精心编纂两期法律教育专号,也深受东吴师生法律教育思想的启发和影响,通过自己的精深研究,系统化的法律教育思想得以最终形成。深刻阐释了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任何理论体系必然都有其独有的思想理念作为指引,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自不例外。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源自于对民国大学教育存在的空谈式的理论教育、士大夫式的绅士教育、功利式的个人主义教育、盲从式的洋化教育等问题的关注和改进。关于法律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关系到国家法治的前途,并希望办理中国高等教育的人能特别注意到,因不切国情而妨害国家民族性发展的大学教育中的问题;希望办理法律教育的人能将法律教育当作一项事业,杜绝短期功利思想和行为;希望法学界注意到法律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尽心竭力地研究法律教育。关于法律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是训练为社会服务为国家谋利益的法律人才。关于什么是法律人才,他认为要具备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针对当时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重知识轻实践、对外国理论缺乏甄别、对德育重视不够、对社会科学研究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推行理实并重制、改革课程体系、编写优质教材、改变讲授方式、加强品行培养、增强对理论法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等具体举措,对于当今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依然具有较多启示意义。重点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孙晓楼从法律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化、理实并重制、法律研究方法、法律课程编制等四个方面,对民国法律教育进行了制度设计。在法律国际化进程中,法律教育要立足本民族文化和本国社会实际,为本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在比较借鉴大陆和英美两大法系法律教育优点的基础上,来改善中国法律教育。理实并重制,既有法律人才培养不适应废除领事裁判权需要和为缓解法律张力而培养具有较高司法智慧、司法技巧的法律人才等历史背景,又有以例案研究等四点关键之举来实现理论学科和实验学科相配合等系统内涵,具有较强的历史进步性。偏于理论的、狭义的、分析的研究方法存在通病,而在社会法学派崛起之后,法律的研究方法出现倾向于实际的、广义的、功用的研究之趋势。在详细考察12所国内外着名大学法律课程的基础上,不但研究得出沿用至今的课程编制五项原则,而且提出应添设法律伦理学、会计学、理论法学等三门课程的观点,切实针对时弊,符合当时历史阶段要求,至今仍具颇多启发意义。深入研究了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孙晓楼从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初始环节的入学门槛把控、作为人才培养质量关键的高水平教授、作为人才培养质量支撑保障的设施设备等三个方面对法律人才培养进行质量控制。受美国和东吴法学院“精英化”法律教育的影响,针对不合格学生充斥法律学校的时弊,提出一方面要限制学生人数,来达到以重质不重量的原则去选择人才和方便教师集中培养学生的效果;另一方面以提高入学资格来代替延长学习年限,保证学生在学习法律前应当修完9门基本科目。主张教育部限制学生人数的整顿措施,应当考虑各个学校的历史、已往的成绩、不同学科的强弱程度、学校本身经济情况等因素,避免一刀切。针对位置不稳、四处兼职的教授现状,主张以身许学的专任教授是提高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要通过俸给的提高、位置的保障、课目的限制、时间的限制和生活的改善,来崇养“国士式”教授。法学图书馆、模型法庭、讨论室、法律救助社是保障法律人才培养质量的必要设备支撑。着重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孙晓楼在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朝阳学院院长时期的法律实践,既是其法律教育思想的折射与印证,又是其实践智慧的充分展现。以论着的形式阐释比较法研究令人信服的理由,试图说服政府减少对东吴法学院比较法教学的干预,并指出比较法研究之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中国法。特色鲜明的比较法教学给东吴法学院带来了充足的生源、良好的就业、星光闪耀的律师群体和司法官群体等巨大实际效益。长期在一批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群体指导下的东吴模型法庭课程,克服了长期理论灌输之弊病,训练了学生法律推理、法律论辩等方面的实践能力,对东吴法学院法律教学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担任朝阳学院院长期间,积极推行理实并重制,聘请司法经验丰富的法学家组成司法组教务委员会,引进模型法庭并适当增加比较法课程,补强了朝阳学生短于法律实践的弱项。孙晓楼是在中国添设法律研究院的最早极力主张者之一,也阐释了法律夜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存在的理由及改进对策。全面研究了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具有深厚的学术价值、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深远的当代价值。与同时代主要法学家相比,孙晓楼从推动和实现国家法治的高度出发,以更加宏大的系统性思维站在理论建构者的视角,综合运用比较法等研究方法,全面建构民国法律教育理论体系。参加国民政府教育部修订法律学系科目表工作,对在全国范围开设法学基本科目必修课、比较法课程以及遵循其主张的课程编制五大原则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法律教育思想对朱家骅任教育部长时期的宏观法律教育政策产生了不少启发和影响。担任东吴法学院副教务长时期,始终坚守比较法教学,积极推动模型法庭和图书馆建设。抗战期间担任朝阳学院院长,克服筚路蓝缕的办学困境,竭尽所能地四处聘来阵容齐整的高水平教授队伍,实行严格的学分制度、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取得了招收法科研究生的新突破,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治校成果。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对于进一步明确当今法学教育宗旨和定位,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法学教育模式,如何构建法学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如何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如何开展好跨学科教育,如何将法律伦理学有机融入课程体系,如何改进法学研究方法和实践性教学等方面,都具有较多的经验启示和较强的借鉴意义。
二、因为真实,所以可贵（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因为真实,所以可贵（论文提纲范文）
（2）创造社前期的文艺自律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创造社前期文艺自律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西文化的碰撞: 文艺自律的凸显 |
| 第二节 审美与功利的杂糅: 文艺自律与他律的冲突 |
| 第二章 创造社前期文艺自律观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自我表现论 |
| 第二节 真、美、善 |
| 第三节 批评主体论 |
| 第三章 创造社文艺自律观的转变 |
| 第一节 创造社的休社——自律的让位 |
| 第二节 文艺观的转变——他律的凸显 |
| 第四章 创造社前期文艺自律观的价值、影响和局限 |
| 第一节 创造社前期文艺自律观的价值和影响 |
| 第二节 创造社前期文艺自律观的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苏轼绘画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苏轼绘画理论的思想基础 |
| 第一节 苏轼绘画理论思想渊源 |
| 一、苏轼与道、释、佛的难解难分 |
| 二、苏轼文艺思想的庄学渊源 |
| 第二节 苏轼的士大夫思想与绘画理论 |
| 一、士大夫思想的精神特质——人品非俗 |
| 二、苏轼的士夫特质与绘画 |
| 第二章 苏轼的绘画理论 |
| 第一节 艺术创作论 |
| 一、其身与竹化 |
| 二、胸有成竹 |
| 三、有道有艺说 |
| 第二节 艺术批评观 |
| 一、常形常理 |
| 二、得其意思所在 |
| 三、笔略到而意已具 |
| 四、有笔而无思致 |
| 五、出新意于法度之内 |
| 第三节 艺术审美观 |
| 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
| 二、论画以形似,见以儿童邻 |
| 第三章 苏轼绘画理论的精神内涵与影响 |
| 第一节 苏轼绘画理论的精神内涵 |
| 一、真实 |
| 二、自然 |
| 第二节 苏轼绘画理论的价值与影响 |
| 一、苏轼绘画理论的价值 |
| 二、苏轼绘画理论的影响与当代创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的研究现状 |
| (一)明清研究状况 |
| (二)现代成果评述 |
| (三)当代研究现状 |
| 二、选题依据 |
| 三、论文创新点与研究方法 |
| (一)论文创新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三国故事渊源与分合流变 |
| 一、史传与传说的同源分流 |
| (一)“三国”史实经史家遴选写成史传 |
| (二)“三国”史实未入史传者变为传说 |
| (三)由正史记载而衍生的“三国”故事 |
| 二、传说故事的涓涓细流 |
| (一)两晋南北朝的三国故事钩沉 |
| (二)隋唐三国故事的发展与丰富 |
| (三)宋元三国故事的繁荣与汇聚 |
| (四)《三国志平话》:传说之集大成者 |
| 三、《三国志演义》:三国题材之集大成者 |
| (一)《演义》集三国史传之大成 |
| (二)《演义》集三国故事传说之大成 |
| (三)《演义》集三国题材诗词曲之大成 |
| (四)《演义》集三国题材戏剧之大成 |
| 第二章 故事情节溯源与异同比较 |
| 一、《平话》对史传的吸纳及异同关系比较 |
| (一)《平话》与史传之关系溯源 |
| (二)《平话》与史传的不同特征 |
| 二、《演义》与《平话》的故事情节比较举隅 |
| (一)桃园结义 |
| (二)怒鞭督邮 |
| (三)千里独行 |
| (四)三顾茅庐 |
| (五)草船借箭 |
| (六)华容放曹 |
| 第三章 主要人物形象之比较 |
| 一、刘备形象比较论 |
| (一)《平话》与《演义》中刘备形象“义”的比较 |
| (二)《平话》与《演义》中刘备形象“仁”的比较 |
| (三)从《平话》的人物复杂性到《演义》的纯粹化 |
| 二、诸葛亮形象比较论 |
| (一)史传诸葛亮原型 |
| (二)神仙与奇人形象 |
| (三)庄农与隐士形象 |
| 三、关羽形象比较论 |
| (一)关羽出场之比较 |
| (二)关羽形象的平民化 |
| (三)关羽形象的完美化 |
| 四、张飞形象比较论 |
| (一)《平话》多有智慧与《演义》勇于担当 |
| (二)《平话》慷慨任性与《演义》仁爱礼让 |
| (三)平民英雄气质的有意强化与相对弱化 |
| 五、曹操形象比较论 |
| (一)《平话》勇敢的智者与《演义》机智的勇者 |
| (二)“唯才是举”的同中之异 |
| (三)毒辣诡诈的同中之异 |
| 六、周瑜形象比较论 |
| (一)周瑜的历史原型 |
| (二)赤壁大战中周瑜形象之比较 |
| (三)“三气”中周瑜形象之比较 |
| 第四章 文化意蕴比较 |
| 一、救民安国与报国安民 |
| (一)开宗明义,爱民心切 |
| (二)桃园结义,爱民第一 |
| (三)刘备治国,百姓安乐 |
| (四)君明臣良,国泰民安 |
| 二、因果报应、天人感应与历史循环论 |
| (一)《平话》因果报应开头的文化意蕴 |
| (二)《演义》天人感应开头的文化意蕴 |
| (三)毛评本历史循环论开头的文化意蕴 |
| 三、刘渊兴汉与司马一统 |
| (一)《平话》刘渊兴汉结尾的文化意蕴 |
| (二)《演义》司马一统天下的文化内涵 |
| (三)世袭皇权更迭的非正统性文化意味 |
| 四、文化意蕴歧异举隅 |
| (一)王允“连环计”文化意蕴的差异 |
| (二)关羽“约三事”文化意蕴的不同 |
| 第五章 美学特征比较 |
| 一、喜剧美与悲剧美 |
| (一)天下大乱悲剧氛围与惨象淡化苦中求乐 |
| (二)英雄结局悲剧意味与悲剧淡化乐在其中 |
| (三)三国覆亡悲剧结局与因果报应喜剧美感 |
| 二、奇中寓真与奇上加奇 |
| (一)奇美合理与求奇不已 |
| (二)超人之美与奇人之美 |
| (三)神化其事与神化其人 |
| 三、朴质之美与文雅之美 |
| (一)《平话》朴质美与《演义》文雅美探源 |
| (二)听觉艺术美感与文字阅读快感比较 |
| (三)俗中见雅与雅中有俗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一) 传记的相关概念 |
| (二) 传记的分类 |
| 第一章 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 |
| 第一节 传记的特点 |
| 一、“当理切事”——记实性 |
| 二、明道——意旨性 |
| 三、艺术性 |
| 第二节 传记的发展脉络 |
| 一、先秦: 传记因素的萌芽时期 |
| 二、两汉: 史传的定型时期 |
| 三、魏晋南北朝:传记繁荣期的先声 |
| 四、唐代: 各体传记创作迎来繁荣期 |
| 五、宋元: 各体传记文继续发展并出现了新因素 |
| 六、明代: 传记文的新扬,市民传记兴起 |
| 七、清代: 传记文的再次繁荣 |
| 第二章 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 |
| 第一节 桐城三祖对传记文的认识 |
| 第二节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创作观念 |
| 一、合乎体例 |
| 二、选材与剪裁原则 |
| 三、笔法和行文要求 |
| 第三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分类及其内涵分析 |
| 第一节 官吏形象 |
| 第二节 文人名士形象 |
| 第三节 市民形象 |
| 第四节 女性形象 |
| 一、对封建贞烈思想的超越 |
| 二、对礼教遵从的一面 |
| 第四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记实性与意旨性兼具 |
| 一、记实性 |
| 二、意旨性 |
| 第二节 史才 |
| 一、细节传神,白描手法 |
| 二、以文运事,合理想象 |
| 三、寓情于文,含蓄蕴藉 |
| 第三节 下语用字追求“雅洁” |
| 一、陈言务去,挖掘语言的表现力 |
| 二、简洁严谨的文风 |
| 第四节 文无定法 |
| 一、墓志铭、墓表、行状——主观色彩的加入与行文格式的突破 |
| 二、传、逸事——形式的创新 |
| 三、寿序——叙议结合 |
| 四、哀辞——主观感受的传达 |
| 第五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对不居史职的文人创作传记文的看法 |
| 第二节 思想内容上的不同侧重 |
| 一、方、刘、姚的思想基础比较——对“道”的认识 |
| 二、对现实问题的态度 |
| 三、对中下层人的看法 |
| 第三节 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
| 一、语言 |
| 二、结构 |
| 三、风格 |
| 第六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承上情况 |
| 第一节 从文体学角度看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的接受 |
| 一、文体观——以“义法”说为核心 |
| 二、体貌特征——叙事干预的运用 |
| 三、语体特征 |
| 第二节 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为文技法的学习 |
| 一、内容和意旨明确 |
| 二、追求阳刚之风 |
| 三、其他创作技法的承继 |
| 第三节 桐城三祖平凡人物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接受 |
| 一、“尚简” |
| 二、细节传神 |
| 三、日常题材中见深意 |
| 余论: 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华兹华斯诗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华兹华斯诗学的成因 |
| 第一节 逃离城市:华兹华斯的自然人生和心灵成长 |
| 第二节 诗学原则自身的历史演变 |
| 第三节 前维多利亚时代的时代背景与文化状况 |
| 第四节 浪漫主义思潮的硕果——湖畔派 |
| 第二章 华兹华斯诗学之泛神论宗教哲学观 |
| 第一节 华兹华斯的诗歌与“同一个生命和灵魂”的泛神论思想 |
| 第二节 华兹华斯的泛神论思想与生态意识 |
| 第三节 “同情”是华兹华斯诗学中泛神论的精髓 |
| 第三章 华兹华斯的崇高观——“感受崇高” |
| 第一节 华兹华斯“感受崇高”的历史渊源 |
| 第二节 华兹华斯“感受崇高”的内涵与特征 |
| 第三节 “感受崇高”与精神生态危机 |
| 第四章 华兹华斯的诗歌功能论——使心灵感动 |
| 第一节 “诗是人与自然之映像”——华兹华斯的诗歌事业 |
| 第二节 自然与华兹华斯诗歌的感受力和治愈力 |
| 第三节 人与自然关系的当代重构 |
| 第五章 华兹华斯的自然想象论 |
| 第一节 浪漫主义想象力:对自然的认知与超越 |
| 第二节 想象力与审美力的削弱与复元——对风景“如画”的批判 |
| 第三节 幻想与想象的区分:穿越时空场景与追求情感永恒 |
| 第四节 想象力:“在生活常态中洞见一个新世界” |
| 第六章 华兹华斯的自然情感论 |
| 第一节 华兹华斯的情感观与大自然的“秀美与震慑” |
| 第二节 未来“瞬间”与平静的情感 |
| 第三节 感受力、同情与情感 |
| 第四节 “对自然的爱引致对人的爱” |
| 第五节 宗教情感——大自然是“至爱” |
| 第七章 华兹华斯的语言观 |
| 第一节 日常语言的适用性: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之争 |
| 第二节 语言是思想的呈现和化身 |
| 第三节 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的有机统一 |
| 第八章 华兹华斯诗学思想的历史影响 |
| 第一节 对英国自然生态文学的影响 |
| 第二节 与欧陆浪漫主义文学的对话 |
| 第三节 对美国社会改革与生态文学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情况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理由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理由 |
| 二、研究内容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儿童文学史研究 |
| (二)关于东北儿童文学研究 |
| (三)关于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 |
| (四)关于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研究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沦陷前的东北儿童文学发展状况溯源 |
| 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出现与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 |
| (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倡导 |
| (二)东北儿童文学的觉醒 |
| 二、东北新文学运动与现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 |
| (一)东北新文学运动 |
| (二)20年代东北儿童文学的发展形态 |
| 第二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生态环境 |
| 一、严苛的统治机构 |
| 二、极端的文化政策 |
| 三、奴化的教育措施 |
| 四、飘摇的文学阵地 |
| 第三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类型 |
| 一、童谣、儿歌与儿童诗 |
| (一)童谣 |
| (二)儿歌 |
| (三)儿童诗 |
| 二、童话 |
| (一)童话与教育 |
| (二)“纯童心文学”与讽刺控诉 |
| (三)借鉴中改写 |
| (四)翻译童话的殖民想象 |
| 三、儿童小说 |
| (一)现实主义的儿童短篇小说 |
| (二)描画“世界”的长篇儿童小说 |
| 四、儿童剧 |
| (一)报刊中的儿童剧 |
| (二)广播中的儿童剧 |
| 第四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作家研究 |
| 一、突出的作家——杨慈灯 |
| (一)异化形象书写现实人生 |
| (二)利用幻想增强作品趣味 |
| (三)揭露儿童精神受到摧残 |
| 二、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 |
| 三、正义立场上的作家群体 |
| (一)殖民地生存境遇的书写 |
| (二)失去家园者的无限悲凉 |
| (三)麻木到觉醒的转变历程 |
| 第五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主题与艺术特色 |
| 一、深重的苦难 |
| (一)生活的困苦 |
| (二)精神的创伤 |
| (三)生命的消亡 |
| 二、激烈的抗争 |
| (一)反抗者的旗帜 |
| (二)抗争中的和声 |
| (三)黑暗里的低吟 |
| 三、满洲的颂歌 |
| (一)悬赏征文 |
| (二)献纳文体 |
| 四、艺术特色 |
| (一)东北方言俗语的运用 |
| (二)隐喻反讽的运用 |
| 第六章 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批评 |
| 一、儿童文学批评的成果 |
| 二、儿童文学批评的内容 |
| (一)关注读者与呼唤作品 |
| (二)童话创作的理论建树 |
| (三)童话的整体、个案批评 |
| 三、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影响 |
| 结语 |
| 一、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的历史地位 |
| 二、文化殖民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后记 |
（8）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中朝韩抗日叙事国别文学研究情况 |
| 二、中朝韩抗日叙事比较研究情况 |
| 第三节 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述 |
| 一、当代抗日叙事的范畴 |
| 二、中朝韩当代抗日叙事概观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 |
| 第一节 全民抗战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构建 |
| 一、中国全民抗战群像的构筑 |
| 二、朝鲜领袖抗日形象的塑造 |
| 第二节 全民抗日叙事与领袖抗日叙事的成因 |
|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延安文学的续写 |
| 二、从“全民”到“领袖”的抗日叙事转向 |
| 三、后世的书写走向 |
| 小结 |
| 第三章 抗日革命成长叙事 |
| 第一节 中朝抗日革命成长叙事特征 |
| 一、革命成长叙事的模式化 |
| 二、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 第二节 革命成长叙事的个例分析 |
| 一、《苦菜花》与《血海》中的母亲革命成长叙事 |
| 二、《小兵张嘎》与《她当时九岁》中的儿童革命成长叙事 |
| 三、母亲革命成长与儿童革命成长叙事的意义与缺失 |
| 小结 |
| 第四章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 |
| 第一节 中朝韩抗日英雄理念 |
| 一、中国的人民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 二、朝鲜的忠诚化集体主义英雄理念 |
| 三、韩国的民族主义英雄理念 |
| 第二节 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与朝鲜“忠臣”抗日叙事样态 |
| 一、中韩英雄抗日叙事:“义”的书写 |
| 二、朝鲜的抗日“忠臣”叙事:“忠”的泛化 |
| 第三节 英雄抗日叙事与“忠臣”抗日叙事个例比较 |
| 一、狼牙山五壮士与游击队五兄弟 |
| 二、英雄李舜臣与忠臣李舜臣 |
| 三、爱恨情仇安重根与抗日英雄安重根 |
| 小结 |
| 第五章 理念指向叙事 |
| 第一节 理念指向叙事 |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含义 |
| 二、理念多重选择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北间岛》、《苦难的年代》与《豆满江》中的理念指向叙事 |
| 一、理念指向叙事的呈现 |
| 二、不同理念指向下的不同矛盾叙事 |
| 三、理念指向下的历史叙事 |
| 四、历史与现实视角交融下的理念指向 |
| 第三节 《驽马万里》与《长征》中的理念叙事 |
| 一、出逃动机中的理念选择 |
| 二、建设新国家的梦想与期望和失望的交织 |
| 小结 |
| 第六章 抗日伤痛叙事 |
| 第一节 阶级创伤叙事与反战叙事 |
| 第二节 历史惨案伤痛叙事 |
| 一、象征化的创伤:“南京大屠杀”与“柳宽顺” |
| 二、突出女性立场的创伤叙事 |
| 第三节 “慰安妇”伤痛叙事 |
| 一、“慰安妇”问题在中韩的提出 |
| 二、中韩“慰安妇”伤痛叙事特点 |
| 三、《三十二》、《二十二》与《鬼乡》中的伤痛与治疗叙事 |
| 小结 |
| 第七章 历史复原叙事 |
| 第一节 国家话语下的主流历史复原叙事 |
| 一、党派对立中的抗日斗争历史 |
| 二、国家政治语境的改变 |
| 三、中国国民党正面战场历史复原与韩国义烈团历史复原叙事 |
| 第二节 边缘化历史复原叙事 |
| 一、金学铁笔下的朝鲜义勇军历史 |
| 二、金衍洙书写的“民生团”事件 |
| 三、文人个体视域下历史复原叙事的特点 |
| 第三节 《中国远征军》与《异梦》的历史复原叙事 |
| 一、全景展示历史:人物多元、背景宏大与空间多变 |
| 二、民族魂的书写 |
| 三、强化集体身份认同 |
|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录B 中朝韩抗日诗歌比较研究 |
（9）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研究概述 |
| 一、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二、现有研究成果及存在问题 |
| 三、研究价值和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现代散文的叙述主体 |
| 第一节 散文作者的重要性 |
| 第二节 散文叙述者的可靠性 |
| 第三节 散文叙述主体的多重性 |
| 第二章 现代散文的叙述角度 |
| 第一节 散文的叙述人称 |
| 第二节 散文的叙述视角 |
| 第三节 散文的叙述聚焦 |
| 第三章 现代散文的叙述形态 |
| 第一节 散文的叙述结构 |
| 第二节 散文的叙述顺序 |
| 第三节 散文的叙述节奏 |
| 第四章 现代散文的叙述语言 |
| 第一节 现代散文的语言特色 |
| 第二节 现代散文的叙述引语 |
| 第三节 现代散文的叙述语体 |
| 第五章 现代散文的叙述方式 |
| 第一节 叙述与记叙和描写 |
| 第二节 叙述与抒情 |
| 第三节 叙述与议论和说明 |
| 结语 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研究的发展空间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10）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
| 第一节 法制环境: 制定法体系的完备和司法改革的推进 |
| 一、制定法体系的完备 |
| 二、司法改革的推进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地域背景: 时代最前沿、中国最开放、经济最发达的大上海 |
| 一、近代上海与法学留学生 |
| 二、近代上海与私立法政院校的发展 |
| 三、近代上海与律师职业团体的形成 |
| 第三节 学术氛围: 第二代法学家的成熟与法律教育思想讨论的兴起 |
| 一、第二代法学家的成熟 |
| 二、法律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兴起 |
| 第四节 个人因素: 孙晓楼本人的职业生涯与对法律教育的长期研究 |
| 一、孙晓楼本人的职业生涯 |
| 二、孙晓楼对法律教育的长期研究 |
| 第二章 孙晓楼关于法律教育的主要思想理念 |
| 第一节 对民国大学教育批评及改进意见 |
| 第二节法律教育之意义: “有关于国家法治的前途” |
| 一、中国古代法律教育: 现代法治的缄默之地 |
| 二、乱象丛生的民国法律教育呼唤系统的法律教育研究 |
| 三、办出高水平的法学教育: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必由之路 |
| 第三节 法律教育之目的: “为国家培植法律人才” |
| 一、法治意识与法律人才: 实现国家法治的基础和关键 |
| 二、法律人才之要件: 法律学问、法律道德、社会常识 |
| 三、改进和完善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人才培养 |
| 第三章 孙晓楼关于民国法律教育的制度设计 |
| 第一节 改善中国的法律教育: 借他山之石以自立 |
| 一、法律民族化的检讨 |
| 二、大陆英美法律教育之比较借鉴 |
| 第二节 法律教育的一个新制度: “理实并重制” |
| 一、“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 二、“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的系统内涵 |
| 三、“理实并重制”法律教育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法律研究方法之转变趋势 |
| 一、各法学派研究方法的不同 |
| 二、从理论的研究到实际的研究 |
| 三、从狭义的研究到广义的研究 |
| 四、从分析的研究到功用的研究 |
| 第四节 法律课程编制之研究 |
| 一、法律课程编制应遵循之原则 |
| 二、法律学校应添设之三门学课 |
| 三、一份理想的法律课程表的出炉 |
| 第四章 孙晓楼关于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控制 |
| 第一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初始环节: 从把控入学门槛开始 |
| 一、未进法律学校之前应修习之基本科目 |
| 二、限制学生人数、提高入学资格以“培植完善的法律人才” |
| 第二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高水平的专任教授 |
| 一、难以以身许学的教授充斥社会 |
| 二、“崇养国士式的教授以做青年的矜式” |
| 第三节 人才培养质量的支撑保障: 法律学校应有之设备 |
| 一、法学图书馆 |
| 二、模型法庭 |
| 三、讨论室 |
| 四、法律救助社 |
| 第五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实践展开 |
| 第一节 东吴法学院鲜明的教学特色 |
| 一、比较法教学 |
| 二、常态化开设模型法庭 |
| 第二节 法律夜校人才培养和东吴法学院研究生教育 |
| 一、法律夜校人才培养之改进 |
| 二、法律研究院之添设 |
| 三、开创中国法学研究生教育先河的东吴法学院 |
| 第六章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价值 |
| 第一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学术价值: 与同时期主要法学家比较 |
| 一、关于法律教育目的的探讨 |
| 二、关于法律人才观的探讨 |
| 三、关于法律课程编制的探讨 |
| 四、关于法律学校教授的探讨 |
| 五、关于法律学校设备的探讨 |
| 六、对待比较法的态度 |
| 第二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历史价值 |
| 一、继承与革新: 对第一代法学家的法律教育思想 |
| 二、启发与采纳: 对国民政府法律教育政策的作用和影响 |
| 三、执教与执掌: 在“南东吴,北朝阳”的法律教育实践 |
| 第三节 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局限性 |
| 一、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二、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因为真实,所以可贵（论文参考文献）
- [1]《儒林外史》死亡情节及生命观研究[D]. 许坤林.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2]创造社前期的文艺自律观研究[D]. 刘伊人. 扬州大学, 2021(09)
- [3]苏轼绘画理论研究[D]. 曹程林.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4]《三国志演义》与《三国志平话》比较研究[D]. 陈曦.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4)
- [5]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D]. 刘畅. 山东大学, 2020(01)
- [6]华兹华斯诗学研究[D]. 史丽娜. 山东大学, 2020(01)
- [7]东北沦陷区儿童文学史论（1931-1945）[D]. 丁明秀.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8]比较文学视野下的抗日叙事研究 ——以当代中朝韩抗日主题书写为中心[D]. 李想. 延边大学, 2020(05)
- [9]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的探索性建构[D]. 孙景鹏.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10]孙晓楼法律教育思想研究[D]. 徐刚. 扬州大学, 20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