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周时期礼乐的实行及其成效(论文文献综述)
贲雪虹[1](2020)在《回到孔子 ——孔子音乐思想原始并及乐教价值重估》文中提出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不论是其在政治、伦理、音乐等方面的思想,还是对学生的教育理念,历朝备受推崇。尤其是他的礼乐思想,更是成为后代儒学的理论基础,且经过历史的沉淀不断在后世国家治理实践中生发出新的活力。经历五四运动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两个阶段的批判之后,在新世纪文化反思和新儒学备受关注的今天,回到孔子音乐思想原点,重新认识孔子言论所代表的儒家礼乐文明其内在机制,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把握儒家礼乐思想传统,认识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价值与功能。本文主要通过对《论语》《孔子家语》《孔子世家》《礼记》《孝经》等文献中关于孔子论乐文字的分析,试图回到孔子论乐的时代语境,从而解析孔子本人对其音乐思想的表达,探寻孔子音乐思想的本义,并连贯古今,观察孔子音乐思想的历史定型和乐教传统的现代转型,从而发掘其乐教思想的现代意义。
周四丁[2](2020)在《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文中提出好国家是治理出来的,坏国家也是治理出来的。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者借助德治、法治等等手段进行国家整治的活动。要正确认识、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问题,我们应该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深入系统地探究和认知“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国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抽象实体,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体地说,它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达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国家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不断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国家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它们也具有某些共同性;国家治理是所有国家形态获取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途径。国家治理不仅是一个实然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还是一个应然意义上的伦理问题。将国家治理视为一个伦理问题,这不仅意指人类的国家治理活动需要伦理的价值导航和护航,而且意指国家本身内含伦理精神。历史地看,人类创建国家的初衷和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幸福;或者说,人类是基于一定的目的善创建国家的。国家的主要功能是分配社会资源,因此,分配正义往往是国家治理旨在实现的目的善。由于公配正义与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相通的,我们也可以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视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为了实现分配正义,国家治理者往往诉诸德治与法治手段,这说明国家治理还内含工具善。德治强调治国理政者的道德素质与榜样示范作用。法治不仅要依法而治,还要依良法而治。法治之善是指法律应基于人性而不是完全顺应人性。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在现代政党政治中,国家治理需要由执政党来实施,因此,执政党党德在国家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执政党党德是通过执政党的制度建设状况和执政党党员的美德状况得到体现的。执政党的制度建设应该充分体现公正性,执政党党员应该培养奉献、忠诚、廉洁等等美德。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自身的党德建设。国家治理也需要建立在良好的公民道德状况基础之上。公民道德状况的好坏,不仅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而且会对执政党的国家治理活动产生深刻影响。在当今中国,我们党十分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其理由之一是要通过推进社会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和个人品德建设,不断提高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同时为新时代国家治理提供价值支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坚持走制度建设和道德建设并驾齐驱的道路。国家治理不仅涉及国内事务,而且涉及国际事务。当国家治理活动延伸到国际领域的时候,它应该受到国际伦理的规约。国际伦理要求世界各国正确认识和处理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以及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伦理关系,其实质是要求世界各国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认识和处理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民族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具有深厚的国际伦理意蕴,它反映了当代中华民族对国家、国际关系、世界格局、国际正义、人类文明等等进行伦理认知所达到的国际伦理境界。
黄震云[3](2020)在《周代金文的法制思想》文中研究说明周代金文主要是王命及其效应的记录,具有法律文书性质,记载了两周时期,特别是西周的社会生活的规则、理念与方法,印证和补充了正史关于执法、司法的法制思想,是当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最重要的历史资源,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以古为鉴、加强完善制度建设是周代一以贯之的发展战略;天命下行,尊礼在尚施,安民重治心,长治久安是周代制度设计的立足点;明德慎罚,以教化代替惩罚,以礼乐刑政一体,形成综合治理机制,治理与建设并重的和谐思想等是金文的基本法制思想。实践方面如收教制度、盟誓方式、权益保障措施、榜木再审制度等底层设计,以及由于经济活动造成的私有空间的搭建培育的契约精神,都提供了典型的案例,具有现实的参考启发价值。
苗江磊[4](2020)在《战国拟托文本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主要包括绪论、正文与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是对研究概念的界定与厘清。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题目的内涵、意义;其次,针对前代既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分门别类地梳理与概述。“拟托”是依托于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相关事迹或言辞的一种创作现象,运用拟托手法创造出的相关故事作品便是拟托文本。论文的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第一章题为:《“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该章主要介绍拟托此名的基本概念内涵,以及促使拟托作品产生的时代因素。“拟托”一词,就其字义而言,应有“揣度而托言”之内涵,即假托于所寄寓之人,并揣摩其特点,模拟其人,替其说话、代其发声。题中所指的“拟托文本”,并非文体之含义,而是就其内容而言的文本作品。由此观之,论文所研究的“拟托文本”,便是托名真实历史人物而虚构其言辞、编造相关故事的文本作品。战国之世,社会变革,诸侯纷争,学派并起,众说纷纭,诸子骋词辩难,士人竞逐游说。带来了此时期作品创作目的多样,以及创作手法的繁复。拟托作品正是紧紧伴随着战国的变革与纷争潮流而孕育生长起来的,具有其产生的时代性。而且拟托文本有其产生的普遍性,无论从此时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内容方面,都呈现出繁荣、丰蔚之貌。时局的改变、经济的改变以及士人地位的改变,带来了利益的相争、列国的相争以及学派的相争。这一时期作品创作中的虚构化倾向,是紧扣战国“变”与“争”主题的必然产物。由于拟托文本主要是假托于历史实有人物进行创作,这就有一个作品是属于拟托虚构还是历史实录的判定问题。用来判断拟托作品的迹象大致可以概括为错置年时、抵牾思想、脱离环境、乖悖史录、文辞荒诞、情理难通、重复叙事等七种。此外,就作品本身的内涵分析,因为拟托作品具有拟虚而托实的基本特征,致使它们与史籍、小说等许多作品之间,不仅相互联系,而且存有区别,既有颇多的共通性,又存在着一定的相异性。论文第二章题为:《<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先以国别为类,分节考证《战国策》一书中某些文章所含的拟托性质,继而就相关篇目的创作动机、文本内涵等方面进行分析。战国尚辩,游说论辩既已成为当时士人晋阶的必要途径。士人为欲驰骋其说,取合诸侯,游士便须研习揣摩之术,以工于游说论辩。于是,一批关于纵横与权变的故事便随之产生了。《战国策》中为数众多的拟托故事,是于战国揣摩风气的推进下产生的。而细究这些作品的具体创作目的,则动因不外乎两者:一方面乃是出于士人的遵效与模仿,另一方面,则是缘于士人的研习与演练。虽然《战国策》之中诸篇拟托纵横家游说的策文,当时只是为士人游说提供学习底本,但此书中拟托作品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们不仅为战国这一历史时期下特殊的士人游说现象,提供了文字资料的参考;更因其自身所呈现出的虚构与模拟性质,与后世戏剧作品的剧本创作具有了极为相通的契合因素。论文第三章题为:《<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节考辨书中某些故事所含的拟托性质。《晏子春秋》一书记的多是晏子设言进谏的故事。此书中为数不菲的拟托作品,大都与稷下学士议政论政的创作训练密切相关;尤其是“同题拟作”一类作品,据同题、据类事而拟作,强化了文中的议论部分,令“说”的创作特征在文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与彰显。这些拟作更能于作品的情节、主旨中体现出鲜明的模拟演练意味。有基于此,该章又针对《晏子春秋》一书的思想内涵,以及文本特征等方面,进行了论析。关于《晏子春秋》体现的思想问题,前贤多所论争,有儒家、墨家、非儒非墨、亦儒亦墨等四种说法。而此书中那些拟托晏子而演绎的故事,多有切合儒家、墨家抑或纵横家思想的内容。这些故事,不论是阐发儒家重礼乐及疑鬼神的观念,或是论述墨家节用、爱民的思想,抑或是借鉴纵横家的论辩与游说技巧,它们都没有远离维护政局、安抚民众等现实施政方面。可以说,《晏子春秋》中的拟托文本正是利用不同学说而塑造出的贴合现实的议政作品,相关作者已经将抽象思想观念应用于模拟政治生活的创作之中。论文第四章题为:《<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该章首先以人物为类别,分三节对《庄子》一书多篇故事进行拟托性质考辨。《庄子》书中确实有数量斐然的拟托作品,它们大抵产生于创作者的托名附会过程中。《庄子》中的拟托作品,借重了大量的古圣先贤等人物,概括古今、超逸流俗。这其中既有德行昭彰的远古帝王,也有声名远播的诸子学者,还有闻名遐迩的狂狷隐士等,所在多有。《庄子》之中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自然是为了恰如其分地阐释道家理论与思想。故事的创作者依托于闻名人物进行编造,能够更加强化庄子及其后学的说理立论效果。从拟托文本的内涵而论,《庄子》一书的行文多以荒诞不羁、不拘一格的想象而为人所知。因为拟托作品本来就是基于真实人物而虚构创作产生的,所以想象性、夸张性的创作技巧都可谓是相关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论文第五章题为:《<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这一章第一节首先探寻《穆天子传》的非纪实内容,以考察此书所含的拟托创作属性。从《穆天子传》书中诸多异于传载、脱离年代、背离环境、古奥深隽、行文语言等许多因素中,可以发现此书具有并非实录作品的文本特征。不独于此,此书行文中又带有相当明显的战国时期社会风貌、地理形态以及创作文法等方面的特征。就此情况进一步推断,《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时人附会周穆王之名而扩展演绎的。《穆传》以周穆王作为核心主人公,而且其书所涉一些事件确实是存有先秦时期流传的历史史事痕迹的,可以说,此书正应当属于典型的托名虚构之作。次节,结合战国士人兴起的时代背景,探究《穆天子传》的创作动机。从《穆传》内容的非纪实性,以及战国时期理性精神的发扬等方面而论,此书应当既非史官着史之着,也并非巫觋术士之作。而结合当时活跃兴盛的士人群体进行审视,就会发现《穆传》假借西周穆王之名的作品形式,以及书中体现出的种种切合战国创作的文本特征,都透露出,此书的形成很可能与士人的创作息息相关。《穆传》极有可能是战国士人在参与政事活动之时,附会周穆王西行的传说而虚构演绎的。而此书作者的具体国别,从它于晋时才发掘且传世未得多见等情况考虑,《穆传》在当时流传不会太广,故而其作者尤以魏国士人的可能性最大。该章最后一节,针对《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进行了论析,考察了一直以来许多学者将《穆传》归为“小说”作品这一观点,并论证了相关论说的未安之处。应当说,从文学小说作品的叙事性、虚构性、故事性等方面而言,《穆天子传》与小说作品的确存在相通之处。但《穆传》却并不能完全视为小说类着作。首先,《穆传》从创作之初就不是为了供人欣赏的,并没有达到小说作品审美愉众的创作要素。其次,就文本内容而论,《穆传》的具体内容中也有许多与小说作品不能相合的因素。论文第六章题为:《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该章是基于近年发现的简帛古书材料,譬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对出土文献中拟托作品的存在情况进行考释、辨析与论述。譬如《上博简·子羔》一篇是对于孔子与子羔言谈的记述,因文中所涉的三王感生之说存在争议,而且简文中孔子对传说的阐释方式与传世文献的记载有所抵牾,故而该文存在着并非实录孔子言论的可能性。又如《清华简·邦家之政》一则,因简文载有悖于孔子时代的言论,且其文所含思想甚为多元,并非单属儒家,故此推断该简文是托名虚构而作的“拟造孔子言论”作品。类似之例还有《上博简》中《鲁邦大旱》《相邦之道》《季庚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等诸则简文,它们或是假托于孔子之名而进行的模拟创作产物,或是在行文中带有添衍附会成分的作品。彰显出战国士人在增益传闻、阐释理论抑或是传播学说之时所进行的大胆虚构性创作尝试。《上博简》与《清华简》之中亦不乏拟托殷周先王、拟托战国诸侯等历史人物所创作的故事。如《清华简·耆夜》一篇,因简文所载饮至礼悖于礼制记载,文中又多有违背周人礼法及思想的内容,因此,该文很有可能是托名周武王、周公等人而附会做诗的叙事作品,带有追慕先贤、模拟创作的内涵意蕴。又如《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应属于后人假名于彭祖的一篇议论性质的作品;《清华简·管仲》是以齐桓公与管仲对话为基本形式而成篇的拟托作品;《上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是拟托楚王与范乘二人所作的一番对话;《上博简·志书乃言》是拟托楚王与无愄而作的对话故事,是类多有。此外,《清华简》中还有些许拟托商汤之臣属伊尹而作的故事。如《赤鹄之集汤之屋》一则,简文后段有巫乌救小臣,及小臣本巫乌之言帮助夏君驱病之事,此于传世文献中并无俦匹,是时人虚构的新增情节。所以此文当是基于伊尹来往于商与夏之间的历史事件而展开的虚构创造。再如《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两则简文,都是关于商汤、伊尹间的问对故事,其文的词句也带有着意编排与增饰的痕迹,整体呈现出类似战国散文作品的语言风格,很可能是依托伊尹而附会的问对作品。最后,论文的第七章题为:《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该章是根据前章诸多文献材料,对战国时期拟托创作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分析,包括拟托文本的文学性特征考察,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以及拟托创作现象的文学意义总结等。就拟托作品自身的定义内涵而言,人物的依托性应当属于相关作品所蕴含的首要特征。而“拟虚托实”的拟托作品,借助历史人物及背景只是作者的手段,文中所呈现出的虚构内容,才是创作者的核心着力之处。因此,拟托作品亦具有创作性特征。拟托创作以其自身意味深长的承前集成性、创造致新性与开拓启示性意义,已然成为了战国独特的时代背景下发展壮大的一种不可忽视、举足轻重的重要文学现象。结语部分是对战国拟托文本的整体特征进行概括与论析。概而言之,从传世着作及出土文献两方面而论,在战国时代的各类叙事散文着作中,拟托作品确然已经是粲然可观、卓具韵致。
路璐[5](2020)在《《礼记》中的孝道礼仪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礼记》作为儒学杂编的文集,里面包含的儒家思想史料相当丰富。“孝”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深植中国人内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和内在行为准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孝道思想是《礼记》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具体礼仪都以儒家孝道思想为其内在规定性,二者相辅相成。《礼记》中所体现的以孝道为价值支撑的礼仪,伴随着历史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社会时期都发挥了其独特作用,历久弥新,对今天社会同样值得借鉴。本文从《礼记》文本与相关文献出发,通过对《礼记》中孝道礼仪具体内容的梳理,挖掘出礼仪背后孝道的本质以及孝礼这一文化传统的历史作用和当代社会价值。孝道与礼仪各自的理论渊源为《礼记》孝道礼仪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由祖先崇拜和血缘亲情影响产生的孝观念以及起源于原始交往并由于家庭制形成而得到发展的礼文化,通过西周宗庙祭祀产生交互关系,并伴随社会发展扩展到奉养等各个方面。家庭礼仪、社会礼仪、君臣礼仪三个不同层面的礼仪背后均有孝道思想作为价值内核。而这种孝道礼仪由家庭到社会化政治化的场景应用,也使得孝的内在本质由一种报本返祖精神上升为一种伦理概念和实践原则。通过对《礼记》中孝道礼仪历史价值的梳理,孝道礼仪对现代社会的借鉴意义以及重建当代孝礼文化的实现途径从现实角度得以体现。
白丹丹[6](2020)在《《礼记》中的礼乐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情”与“义”为切入点,理解《礼记》中的礼乐思想,认为礼乐“始者近情”,“终者近义”。人有七情,七情属于人道,本文主要结合祭祀、血缘以及好恶几个方面谈“情”。义也属于人道,礼乐出于义,义出于“理”,是对至善之理的效法。礼乐之“义”涉及和而有序、王道之治以及道德伦理几个方面。本文主张以文见质,指出礼乐之“仪”的重要作用,主张以仪表情、以仪践义。“仪”包括仪式、仪节、仪容举止、行仪之器,诗歌、音乐、舞蹈亦属于“仪”的范畴。本文主张通过礼乐教化使礼乐之义深入人们的认知,使人们得以诚意,从而形成关于礼乐之义的共识,主张通过礼乐之“仪”对人们进行礼乐之“义”的言传身教,使人们在仪式感中形成关于礼乐之义的共识以做到知行合一,进而由个人推及万事万物,使一切都近于“义”。
陈雄[7](2019)在《“礼坏乐崩”与老孔分途》文中研究指明宗周礼乐文明代表了一个无所不包的政教文化体系,这个“体系”的构建过程上溯文王、中经周公、下至成康,由粗到精、由简到繁。礼乐文明的精神核心是“德”,周人援“德”入“礼”,使得宗教神学开始从属于礼文化;其政治核心则是宗法礼制,具体有仪制、乐制、官制等,这使得社会上下尊卑等级分明的同时又洋溢着和谐的温情。春秋时期,随着王室疆土面积和军事实力的大幅衰减、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瓦解、土地制度的变革,礼乐制度渐趋崩坏。这个时候,处在乱世之中的人们开始思考救治失序社会的药方,相对于东周这个“病体”,西周礼乐文明自然成为了他们的“参照物”。对此,有维护者、有改良者、有返归者、有变革者,走了各不相同的道路,最终目的,皆是要使社会重归于治。以老孔二者为例,前者突破了周人天神崇拜的传统和礼仪制度的藩篱,却继承了礼乐文明的核心精神,雌柔、无为、不争等思想及其思辨精神皆暗合“礼义”;后者虽以复兴周礼为己任,赞叹周文郁郁,治国以“礼”、修身以“礼”,却又在“天”“德”等观念以及教育上有所突破。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本体、代表最根本的规律,“德”是“道”之用,“仁”是“德”之用,“义”是“仁”之所“宜”,“礼”是“义”的文饰,他们之间的“递失”不是质变,而是一种“朴散则为器”的关系。而老子所反对的是东周时期那种异化之“礼”,对于原初的质朴之“礼”则是赞同的。他在西周礼乐文明以及春秋礼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礼学思想:“慈”就是慈爱、慈柔、敬让、不争;“俭”是节俭、简约、重本;“不敢为天下先”则是守常、守中、贵身、自然。孔子的“道”也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可理解为“先王之道”,即西周礼乐文化;也可理解为中庸之“道”,即以“礼”为指导来为政处事;还可理解为道德仁义,即仁礼合一的实践体系。这个“一以贯之”的“道”其实就是“忠”“恕”二字,“忠”是“礼主敬”,“恕”是“仁内礼外”的修养。孔子礼乐思想可以“真”“善”“美”的角度切入,他黜新乐之“假”、崇诗乐之“真”;倡导“礼”“乐”二者相辅相成,在潜移默化中催人向善;《诗》是基础功夫,“礼”是修身工夫,“乐”是修心工夫,三者的递进暗含着“真”“善”“美”的统一。老孔皆对未来新社会进行了构想:在前者“太上”的社会中,人民安土重迁,上下安居乐业,不用奇技淫巧,不求过分欲望,天性得以保存,与自然和谐相处。何以能之?不求高深智慧、不崇圣贤道德,不以繁政扰民,实行无为而治,最终“无为而无不为”。后者“大同”社会则尚贤能、讲信睦,天下为公,人们言、行、思均趋同,非一日可及,故要从次一级的“近期目标”即重建礼治社会着手。通过“正名”恢复“亲亲”“尊尊”的宗法秩序,通过“为国以礼”实现社会大治,通过“惠”“均”“安”实现人民的富足,通过“修文德”实现四方归之,最终走向天下太平。二者的思想是迥异的,他们对“礼坏乐崩”的反应也是不同的,但他们追求理想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孔子所谓“天下有道”的社会与老子所强调的“以道莅天下”的原则是相似的,他们的道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们的政治思想一个看似无为实则“无为而无以为”,另一个虽要“有为”,但终极目标是“无为而治”。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天下的“玄同”与天下的“大同”异曲同工;他们都有“天下一家”之情怀,都追求社会的安泰和谐;他们都以人民为本,提倡顺民之性、化民无形的圣人政治。
李昕[8](2019)在《论荀子的刑罚思想》文中指出荀子对法、刑等强制性社会规范的重视,是其与传统儒家的特征性差异,为此荀子在历史上广受诘责。荀子的刑罚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具有丰富的渊源。礼法思想是荀子理论体系的核心,荀子在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基础上,恰合时宜地吸收了法家思想,独创性地将礼法融合。荀子的刑罚思想是其礼法思想的逻辑延伸,统摄于礼法思想之下,受礼法关系的调整。在刑罚具体实施过程中,荀子主张以礼义为指导原则,既需针对实施对象的不同有侧重地采取不同社会规范,又应积极发挥刑与礼的双重作用,从而避免刑罚制度走向严刑峻法的极端。在处理教与刑的关系的方面,荀子认为刑罚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谦抑性,不应当被直接适用,而应先实行礼义教化后施加刑罚,但也不可只教不刑,放纵犯罪。人性论是荀子政治法律思想的理论依据,也是荀子刑罚思想的依据。荀子认为人的欲望具有引发争夺的恶的因子,最终会导致社会失序的恶果;但人的欲望也可通过“化性起伪”的方式进行节制。辩证的人性观也对荀子的刑罚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体现为刑罚必要性和刑罚节制性的统一。罪是刑罚所惩治的对象,描述了刑罚所须惩治的行为所应具备的特征。在罪名理论方面,荀子既借鉴吸收了法家的罪名主义思维,将犯罪行为按其性质总结出系统化、概念化的罪名从而沟通了犯罪行为到刑罚的桥梁,又在将儒家思想融入罪名理论,主张伦理道德定罪。此外,荀子立足政治统治的需要,主张对思想言论罪施行刑罚,鼓动统治者实施思想专制。为确保刑罚的公正和有力执行,荀子提出了具体的刑罚适用思想。在刑罚规范外在形式方面,荀子主张刑罚公开。在刑罚规范运用方面,荀子提出主张以“类”弥补刑法条文的空白。在刑事裁量过程中,荀子提倡“法胜私”的审判伦理、“刑称罪”的审判尺度以及“省刑慎罚”的刑罚执行原则。在社会形势与刑罚政策方面,荀子主张“治则刑重,乱则刑轻”,从而实现刑罚静态公正与动态公正的统一。荀子的刑罚思想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在功能上有效弥补了作为传统儒家规范的礼的不足。但是荀子的刑罚思想偏重于原则层面,而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使得荀子的设想难以落实到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其理论内部也有些许矛盾和偏颇。但总的来说,荀子的刑罚适用观念注重“刑礼相参”的社会实效,是“大醇而小疵”的,不仅是研究荀子礼法思想的重要缺口,也是荀子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
雷铭[9](2019)在《秦汉禁苑研究》文中指出禁苑又称“苑”或“囿”,或“苑囿”连称。禁苑的初始形态是猎苑,至秦汉时期,多为大型宫、苑结合的复合型禁苑——宫苑。秦汉禁苑在园林学、建筑学领域,通称之为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相对应。秦汉禁苑的主要类型是宫苑,其内部建有供帝王所需的游猎设施、居住设施和交通设施,边缘建有隔离设施。游猎设施有兽圈、禽馆、保护、隐蔽、伪装等设施。居住设施如楼、台、宫、观等。交通设施主要有甬道、驰道、奴道等。甬道、驰道专供帝王行驰。甬道是驰道的加强版,两边筑有墙垣,将天子与外人隔开,以保证皇权的神圣性和皇帝的人身安全。驰道的中央三丈,惟皇帝得行。奴道是与驰道相对的慢行道,它或许是一种大众道,但随时可为皇帝专用。隔离设施为垣和耎。秦汉禁苑皆有耎,并非秦统一后在六国故地的专设。兼顾禁苑的发展史,秦汉禁苑可分为猎苑、宫苑、公马牛苑三类。秦汉时,单纯的猎苑已较少见,多宫苑和公马牛苑。公马牛苑包括厩苑和牧师苑。宫苑中多有猎苑和厩苑(中央厩苑)。中央厩苑主供帝王、皇室成员所需舆马。牧师苑设在边郡,为备战而设。史载牧师苑三十六所。公马牛苑所蓄养马、牛为秦统一和汉逐匈奴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汉武帝以后,国力衰减,公马牛苑逐渐废弛和裁撤,致使汉廷对边境的控制力亦趋向衰弱,至东汉后期,边郡丢失,边郡牧师苑不复存在。后虽在西南地区重新设置,但成效不彰。秦汉时大型宫苑主要有上林苑、宜春苑、云梦苑、沙丘苑等。上林苑的范围最广,至汉武帝时扩建至极,与宜春苑相接,隶属于共同的管理机构——水衡都尉。云梦苑在先秦时范围辽阔,归秦后仅保留安陆部分,成为管理严密的禁苑。沙丘苑历史最为悠久,在先秦时就建有供殷王祭祀的台型建筑,沙丘苑中所上演的历史事件,影响也最为深远。秦汉禁苑的兴衰,受帝王意志支配。秦汉禁苑的管理皆较严密。有一套运行有效的职官系统,配以详细繁密的管理律令。为防卫禁苑,保证帝王安全,禁苑及其隔离地带皆为禁区,他人非有凭证不得出入。百姓在隔离地带猎取禽兽与在禁苑中同罪,擅闯者要受重罚。秦汉禁苑的职官系统分设令、丞、尉、监等,隶属于中央的少府及水衡都尉。秦汉禁苑职官的行政职能主要有巡逻禁苑保卫安全、保护禁苑生态、处理相关民事纠纷、管理禁苑交通以及禁苑的日常维护等。秦汉禁苑严格要求“从令”田猎,防止非时田猎和过度开采。秦汉禁苑对公马牛等畜产和官奴婢实行详细的簿籍管理;对畜产的护养管理严格,护养失当者要承担赀以盾、甲甚至丢官的惩罚,而护养有功,则会受赏;重视马匹的调教,建有质量追踪机制,对牧养的马匹不合格者,相关的责任人都要受到重罚,甚至革职永不叙用。秦汉时期禁止百姓在公家的禁苑牧场放牧,并禁止在公马、牛等牲畜放牧经过的地方设置陷阱和其它狩猎装置,违犯者皆以罪论处。秦汉禁苑严格管控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较大的林木及其树叶、树皮,违者“与盗同法”。禁苑内的人员管理,是指除帝王之外其他所有人员的管理,“盗入禁苑”者与亡人皆为非法停留者,秦时多处以肉刑或诛杀,汉文帝废除肉刑后,改处“完为城旦”。秦汉禁苑除帝王之外,他人出入皆需凭证而行。凭证的类型计有“传书”“券”“符”“传”“久”等,办理和使用皆有一定的程序。秦汉禁苑政治功能突出,秦始皇于上林苑营作朝宫,汉时设乐府、水衡都尉官,既是外交与朝会的场所,也是重要的演练军阵和水军操练的基地。禁苑既是国家祭祀的重要场所,亦为各种祭祀活动提供祭品。禁苑还是百戏与雅俗乐表演、水嬉与斗兽之所,具备鲜明的娱乐功能。因游猎属性的存在,秦汉禁苑经常举行射礼,射礼的举行既有娱乐的因素,亦有礼仪教化的用意,射礼的举行与禁苑内学校的设置,突出了禁苑的教育功能。总之,秦汉禁苑专为帝王所设,具有多方面的功能,禁苑的兴衰与国力的强弱相一致,也与皇权的盛衰相始终。
张诗阳[10](2018)在《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区域景观系统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人与土地之间关系的研究是风景园林学科的核心问题之一。研究中既包含对历史变迁的梳理,也包含对现阶段矛盾的思考和对未来发展的探索,前者则是后两者的基础。景观是人地关系的客观呈现,其具体的特征和动态变化反映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变迁过程。中国国土景观的形成有着悠久的历史,又呈现出极为丰富的多样性特质。然而,这一特质正因快速的城镇化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展开风景园林学科视野下的国土景观历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历史都城所在的区域景观系统,是其所处阶段人地关系状况的集中体现。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拓展国土景观研究的深度,探索其形成的历史原因。东汉至北魏时期的洛阳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古都之一,其所在区域无疑为区域景观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四维的典型历史切片。在本研究中,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区域的人居环境系统是研究的主体内容,而研究过程则是以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变迁为基础,探索自然系统、支撑系统和城市系统在区域中的客观呈现,即区域景观系统。具体研究从风景园林学科的综合视角出发,首先梳理了中国历史主要都城的地理环境特征,明确了本文研究的三个要点:国家与区域视野、空间层次与时空变迁。随后,通过多角度分析区域自然环境的特征和多阶段解析北魏以前洛阳社会变迁的特点,以明确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区域景观系统发展的自然与社会基础。最终,以东汉至北魏时期都城作为出发点,将区域景观分为自然景观、都城支撑景观与都城城市景观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中自然景观研究部分包括对主要自然景观要素和自然景观系统的特征进行研究;支撑景观研究部分包括对关隘、城乡、农业、水利四个系统的解析;城市景观研究部分则首先探究了城市选址与自然环境之间产生的关系,分别对东汉、魏晋、北魏三个时期的城市景观进行解析,最终总结了这一时期洛阳都城城市景观系统的特征。研究认为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都城区域景观系统有5点主要特征:①多层次、多尺度的系统空间结构;②王朝背景的差异性与政权兴衰变迁导致的强烈阶段性特质;③自然环境对不同景观系统开发模式的基础性作用;④支撑景观强烈的结构特性与波动性变化特征;⑤以汉魏洛阳都城为核心的区域空间礼乐秩序建立。而正是这5点特征,形成了融合自然与文化的洛阳都城区域景观系统。本文的创新点在于:①成果创新。以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都城区域景观系统作为典型历史切片,拓展了国土景观、历史城市、都城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②体系创新。在系统的视野下,研究都城区域人居环境系统的客观呈现,注重对子系统解析的同时关注它们之间的互动方式;③思路创新。动态的看待区域景观系统,注重各历史阶段的特征和它们之间的差异,并剖析其中的深层原因;④方法创新。结合古今资料展开图解研究,并以图示化方式展现研究过程及研究成果。
二、西周时期礼乐的实行及其成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周时期礼乐的实行及其成效(论文提纲范文)
(1)回到孔子 ——孔子音乐思想原始并及乐教价值重估(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选题依据 |
三、孔子音乐思想载籍及相关注疏文献 |
四、对百年批孔思潮的一次正面回溯 |
(一)民国时期的批孔 |
(二)“文革”时期的批孔思潮 |
(三)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音乐对乐教传统的冲击 |
五、孔子音乐思想研究现状 |
六、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第一章 孔子音乐思想的文化渊源 |
第一节 礼乐文化的源流 |
一、图腾文化的演变 |
二、夏商时期图腾文化中礼乐观念的体现 |
三、西周礼乐制度对前代礼乐观念的继承 |
第二节 周公制礼作乐对周礼、周乐的规定 |
一、周公制礼作乐 |
二、西周时期的礼乐关系 |
三、后世对礼、乐的解读 |
第三节 鲁国对西周礼乐规范的继承 |
一、鲁国政治经济概况 |
二、鲁国对西周礼乐规范的继承 |
小结 |
第二章 孔子论乐文献的历代疏解 |
第一节 孔子论乐之修身与治国 |
一、论乐之治国 |
二、论乐之修身 |
第二节 孔子论合政之乐 |
一、论礼乐 |
二、论诗乐 |
第三节 孔子论乱政之乐及乐事 |
一、论乱政之乐事 |
二、论“郑声淫” |
小结 |
第三章 孔子音乐思想新解 |
第一节 《诗》与乐的关系 |
一、《诗》与乐之内涵 |
二、“乐正”与“删诗” |
第二节 孔子之“乐”论 |
一、图腾文化之乐 |
二、宗周礼乐 |
三、合于礼仪的诗乐 |
第三节 孔子乐教思想 |
一、以“仁”为追求 |
二、修身与治国并行 |
小结 |
第四章 孔子乐教思想的价值重估 |
第一节 孔子乐教思想与国家认同建构 |
一、“文化自信”的提出 |
二、文化自信促进文化认同 |
三、孔子乐教思想与传统文化 |
第二节 孔子乐教思想与现代教育“成人”理想 |
一、先成人后成才 |
二、“一以贯之”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2)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论文选题的国内外研究动态 |
二、论文的研究思路与主要观点 |
三、论文研究的主要方法 |
第一章 国家治理与人类伦理价值诉求的关联性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国家观 |
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批判 |
二、国家内部的伦理关系 |
三、国家向个人提出道德要求的权力 |
第二节 人类进入国家状态的善目的 |
一、人类创建国家的最初愿望 |
二、国家发展与国民的获得感 |
三、人类对理想国家的不懈追求 |
第三节 国家之善与善治之善 |
一、国家治理的核心伦理问题 |
二、善治对国家之善的增进作用 |
三、恶治对国家之善的破坏作用 |
第二章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 |
第一节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 |
一、分配正义:作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善 |
二、分配正义与公民权利的相通性 |
三、分配正义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 |
第二节 国家治理的工具善 |
一、国家治理对工具善的依赖性 |
二、德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善 |
三、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另一种工具善 |
第三节 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的关系 |
一、国家治理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依赖关系 |
二、国家治理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制约关系 |
三、国家治理的目的善与工具善的相互促进关系 |
第三章 执政党党德对国家治理的价值引领作用 |
第一节 执政党党德的价值特性 |
一、执政党党德的先进性 |
二、执政党党德的民族性 |
三、执政党党德的人民性 |
第二节 执政党党德的制度伦理之维 |
一、执政党制度与执政党党德 |
二、执政党制度的人民性 |
三、执政党制度:国家治理的价值保障 |
第三节 执政党党德的党员美德之维 |
一、执政党党员美德与党德 |
二、执政党党员的核心美德 |
三、执政党党员美德:国家治理的价值榜样 |
第四章 公民道德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
第一节 社会公德培育与国家治理 |
一、社会公德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
二、社会公德与国家文明 |
三、社会公德建设与国家发展 |
第二节 职业道德培养与国家治理 |
一、职业道德的涵义与主要内容 |
二、职业道德的核心:工匠精神 |
三、职业道德建设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 |
第三节 家庭美德建设与在国家治理 |
一、家庭伦理与家庭美德 |
二、爱:作为家庭美德的核心 |
三、家庭美德建设与国家治理的一致性 |
第四节 个人品德塑造与国家治理 |
一、个人品德在公民道德中的重要性 |
二、个人品德的主要内容 |
三、个人品德建设与国家道德建设 |
第五章 国家治理向国际领域延伸的伦理规约 |
第一节 国家治理问题与国际伦理问题 |
一、国际社会:超越国家的伦理实体 |
二、国家治理与国际治理的价值边界 |
三、国际伦理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
第二节 国家主权与国家的国际道德责任 |
一、国际伦理的内涵与要义 |
二、主权国家的国际伦理建设责任 |
三、主权国家参与国际伦理建设的路径 |
第三节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伦理意蕴 |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提出的伦理动因 |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内涵与内容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国际伦理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战国拟托文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的内涵与意义 |
一、本文研究内涵 |
二、本题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的先行成果综述 |
一、《战国策》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二、《晏子春秋》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三、《庄子》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四、《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研究综述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一、本文研究方法 |
二、本文创新点 |
第一章 “拟托文本”概说及总述 |
第一节 托名与拟创:“拟托”之概念总说 |
一、“拟托”概念释义 |
二、前人所用“拟托”之说举隅及相关辨析 |
第二节 拟托文本的产生 |
一、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时代 |
二、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普遍 |
三、战国拟托文本产生的原因 |
第三节 拟托文本的判断依据 |
一、错置年时 |
二、抵牾思想 |
三、脱离环境 |
四、乖悖史录 |
五、文辞荒诞 |
六、情理难通 |
七、重复叙事 |
第四节 拟托作品与先秦诸作品的共通性与特异性 |
一、拟托创作与史籍编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二、拟托创作与小说作品虚构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三、拟托创作与先秦“说体”故事变异的共通性与相异性 |
第二章 《战国策》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第一节 揣摩之术与《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产生 |
一、揣摩之术的盛行 |
二、《战国策》中拟托作品的生成 |
第二节 《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五、《战国策》拟托秦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三节 《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五、《战国策》拟托齐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四节 《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考释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五、《战国策》拟托楚王与相关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五节 《战国策》拟托三晋、燕、宋、卫、中山国人物故事考释 |
一、错置年时之故事 |
二、乖悖史录之故事 |
三、情理难通之故事 |
四、重复叙事之故事 |
五、《战国策》拟托三晋等国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六节 《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与分析 |
一、《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考释 |
二、《战国策》拟托张仪、苏秦故事的内涵 |
第七节 《战国策》拟托文本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一、《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别 |
三、《战国策》中模式化拟托故事的意义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内涵分析 |
五、《战国策》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第八节 《战国策》拟托作品的“准剧本”创作析论 |
一、先秦文学中的“剧本创作”因素 |
二、《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演练说辞与编撰“剧本” |
三、《战国策》拟托作品的人物设置与“剧本”角色 |
四、《战国策》拟托作品的戏剧冲突与“剧本”情节 |
五、《战国策》中的“准剧本”创作 |
第三章 《晏子春秋》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第一节 《晏子春秋》托名晏子释义 |
一、晏子其人及其行迹考述 |
二、《晏子春秋》与他书对校 |
三、《晏子春秋》的托名性质 |
第二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考释 |
一、悖于史事、年时之故事 |
二、情理难通之故事 |
三、重复叙事之故事 |
四、《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齐侯故事的内涵 |
第三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考释 |
一、拟托孔子评说晏子行事 |
二、拟托孔子与晏子相交之事迹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孔子故事的内涵 |
第四节 《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考释 |
一、拟托晏子与他国诸侯故事考辨 |
二、拟托晏子与其交游人物故事考辨 |
三、《晏子春秋》拟托晏子与其他人物故事的内涵 |
第五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一、《晏子春秋》的创作与稷下学士之关系 |
二、稷下议政的模拟训练与晏子的示范性 |
三、《晏子春秋》中“同题拟作”篇目梳理 |
四、《晏子春秋》“同题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五、《晏子春秋》“悖实拟作”的模拟创作内涵 |
六、《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与稷下学士模拟议政 |
第六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对“晏子”思想的三重阐释 |
一、晏子思想本相 |
二、“晏子”思想的儒家面目 |
三、“晏子”思想的墨家面目 |
四、“晏子”思想的纵横家面目 |
五、《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晏子”三重思想的内涵 |
第七节 《晏子春秋》拟托作品中所见晏子形象及作品内涵析论 |
一、深谋远虑的智者形象 |
二、刚毅果敢的谋者形象 |
三、机敏通达的圆融形象 |
四、《晏子春秋》拟托作品的虚饰手法 |
第四章 《庄子》中拟托文本的考释与研究 |
第一节 《庄子》拟托孔子及其弟子故事考释 |
一、以孔子作为宣扬道论的主要人物 |
二、以孔子作为体悟得道的辅助人物 |
三、以孔子作为禁锢封闭的反面人物 |
四、《庄子》中拟托孔子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第二节 《庄子》拟托道家人物故事考释 |
一、《庄子》拟托老子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二、《庄子》拟托庄周故事的考释与内涵 |
第三节 《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考释 |
一、《庄子》拟托黄帝故事考释 |
二、《庄子》拟托尧、舜、禹故事考释 |
三、《庄子》拟托许由故事考释 |
四、《庄子》拟托其他先秦人物故事考释 |
五、《庄子》拟托古圣先贤人物故事的类型及其内涵 |
第四节 《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及作品内涵析论 |
一、《庄子》拟托作品的创作目的 |
二、《庄子》拟托作品中所见人物形象 |
三、《庄子》拟托作品的相关虚饰手法 |
第五章 《穆天子传》的拟托性质考释与研究 |
第一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考释 |
一、周穆王其人及事迹考辨 |
二、《穆天子传》非实录性质考辨 |
三、《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性质 |
第二节 《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目的与战国士人之参政风尚 |
一、《穆天子传》非史书题材辨 |
二、《穆天子传》非巫、神题材辨 |
三、战国士人政治活动与《穆天子传》的拟托创作属性 |
第三节 《穆天子传》的文本内涵析论 |
一、《穆天子传》拟托创作中所用虚饰手法 |
二、《穆天子传》与“小说”文体的辨析 |
三、《穆天子传》拟托创作的意义 |
第六章 近年出土战国文献中拟托文本的考索与补遗 |
第一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孔子故事考辨 |
一、上博简《子羔》拟托释义 |
二、上博简《鲁邦大旱》与《相邦之道》拟托释义 |
三、上博简《季庚子问于孔子》拟托释义 |
四、上博简《孔子见季桓子》拟托释义 |
五、清华简《邦家之政》拟托释义 |
六、从简帛古书看战国散文中拟托孔子故事的创作内涵 |
第二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诸王故事考辨 |
一、清华简中拟托殷周先王及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二、上博简中拟托战国诸侯故事考释 |
第三节 简帛古书中拟托伊尹故事考辨 |
一、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拟托释义 |
二、清华简《汤处于汤丘》拟托释义 |
三、清华简《汤在啻门》拟托释义 |
四、清华简中拟托伊尹故事的创作内涵 |
第七章 拟托文本的文学性与意义析论 |
第一节 拟托作品的文本特征 |
一、拟托作品的人物依托性 |
二、拟托作品的内容创作性 |
三、拟托作品的“托言问对”形式与士人“言辩”创作倾向的分析 |
第二节 拟托作品的创作类型 |
一、无中生有型 |
二、同中有异型 |
三、踵事增华型 |
第三节 拟托作品“入史”论析及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辨析 |
一、拟托作品“入史”情况论析 |
二、战国拟托创作与后世伪作情况之辨析 |
第四节 拟托作品的文学意义 |
一、承前集成性 |
二、创造致新性 |
三、开拓启示性 |
结语 |
附录 战国拟托作品之条目总汇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阋及答辩情况表 |
(5)《礼记》中的孝道礼仪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综述 |
0.1.1 对《礼记》孝道思想内涵方面的研究 |
0.1.2 对《礼记》孝道思想实践方面的研究 |
0.2 研究意义 |
0.2.1 理论意义 |
0.2.2 现实意义 |
0.3 研究方法与创新处 |
0.3.1 研究方法 |
0.3.2 创新之处 |
1 《礼记》中孝道礼仪的渊源 |
1.1 “孝”的起源与含义 |
1.1.1 祭祀祖先是“孝”最初的表现形式 |
1.1.2 血缘亲情是“孝”产生的个体基础 |
1.1.3 个体家庭经济是“孝”形成的经济基础 |
1.2 “礼”的起源 |
1.2.1 “礼”本于人性 |
1.2.2 “礼”源于原始交往 |
1.2.3 “礼”产生于祭祀活动 |
1.3 “孝”与“礼”的共通性 |
2 《礼记》中孝道礼仪的基本内容 |
2.1 家庭礼仪中的孝道思想 |
2.1.1 家庭礼仪与孝道的关系 |
2.1.2 冠婚之礼中的孝道思想 |
2.1.3 奉养之礼中的孝道思想 |
2.1.4 丧祭之礼中的孝道思想 |
2.2 社会礼仪中的孝道思想 |
2.2.1 社会礼仪与孝道的关系 |
2.2.2 立身之礼中的孝道思想 |
2.3 君臣礼仪中的孝道思想 |
2.3.1 君臣礼仪与孝道的关系 |
2.3.2 为君之礼中的孝道思想 |
2.3.3 事君之礼中的孝道思想 |
3 从《礼记》中的孝道礼仪看“孝”的真谛 |
3.1 “孝”是儒家安身立命之道 |
3.1.1 “孝”乃人之为人、报本反始的意识体现 |
3.1.2 “孝”是尊尊与亲亲合一的宗法观念 |
3.1.3 “孝”是具有多重功能的普遍道德 |
3.2 儒家孝道思想的本土性特征 |
3.2.1 “孝”的根源方面 |
3.2.2 “孝”的功能方面 |
4 《礼记》中孝道礼仪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思考 |
4.1 《礼记》中孝道礼仪的社会历史价值 |
4.1.1 孝道礼仪对传统社会风气的影响 |
4.1.2 孝道礼仪对政治统治的影响 |
4.2 建构当代孝礼文化的思考 |
4.2.1 推动孝礼文化与当代社会相契合 |
4.2.2 结合儒家经典,宣扬孝礼文化 |
4.2.3 家庭教育是发展孝礼文化的重要途径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礼记》中的礼乐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0.1 研究意义 |
0.2 研究综述 |
0.2.1 国内研究概况 |
0.2.2 国外研究概况 |
0.3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0.3.1 研究方法 |
0.3.2 创新点 |
1 《礼记》中的礼、乐辨析 |
1.1 礼的界定 |
1.2 乐的界定 |
1.3 礼乐的关系 |
2 礼乐发端于人情 |
2.1 以祭祀为视角看礼乐发端于人情 |
2.2 以血缘为视角看礼乐发端于人情 |
2.3 以人之好恶为视角看礼乐发端于人情 |
3 礼乐的核心理念 |
3.1 礼乐之“义”的形上根源 |
3.1.1 礼乐本于“性与天道” |
3.1.2 太一:至善之理 |
3.2 礼乐之“义”:礼乐的意义指向 |
3.2.1 礼乐指向“和而有序” |
3.2.2 礼乐的道德伦理意义 |
3.2.3 礼乐的政治意义:王道之治 |
3.3 “义”与“理”的联系 |
4 礼乐因俗以化 |
4.1 礼乐的风俗化:风俗人情 |
4.2 礼乐的制度化:制礼作乐 |
4.3 礼乐文质:“仪”与“情、义” |
4.3.1 有质有文:“情、义”与“仪” |
4.3.2 质本文末:“情、义”为本,“仪”为末 |
5 教化:礼乐作用于民的过程 |
5.1 两种进路:理论教化和实践教化 |
5.2 教、学、习的过程 |
5.2.1 教礼乐:传“义”与“仪”于民的过程 |
5.2.2 学礼乐:效而后觉的过程 |
5.2.3 习礼乐:反复实践的过程 |
5.3 化的过程:礼乐化心定志 |
6 近于义:礼乐的作用效果 |
6.1 礼乐作用于身心之际 |
6.1.1 礼乐与诚意 |
6.1.2 礼乐使人怡情养性 |
6.1.3 礼乐使人心正身修 |
6.2 礼乐作用于群己之际 |
6.2.1 移风易俗,安上治民 |
6.2.2 讲信修睦的王道社会 |
6.2.3 诚敬和乐的人文气象 |
6.3 礼乐作用于天人之际 |
6.3.1 礼乐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
6.3.2 礼乐对人的教化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礼坏乐崩”与老孔分途(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3 主要研究内容与观点 |
1.4 论文有待改进之处 |
第2章 从“协和万邦”到“礼坏乐崩” |
2.1 西周礼乐文明的“万国咸宁” |
2.1.1 “礼”与礼制的渊源 |
2.1.2 周礼损益“殷礼”的“创造” |
2.1.3 构建“五礼”体系 |
2.1.4 宗周“五乐”制度 |
2.1.5 礼器制度三例 |
2.2 东周社会的“礼坏乐崩” |
2.2.1 “礼坏乐崩”的词源 |
2.2.2 “礼坏乐崩”的时间考察 |
2.2.3 “礼坏乐崩”之因 |
2.2.4 “礼坏乐崩”的具体表现 |
第3章 从“礼坏乐崩”到老孔分途 |
3.1 礼学视域下的先秦诸子发生学 |
3.1.1 诸子哲学发生学引论 |
3.1.2 关于诸子哲学起源问题的论辩 |
3.1.3 诸子哲学发生学新论 |
3.2 老孔对周礼的因循与突破 |
3.2.1 老孔对周礼的因循 |
3.2.2 老孔对周礼的突破 |
第4章 老子礼学思想研究 |
4.1 老子礼学相关概念辨析 |
4.1.1 “礼”“道”“德”三者关系及涵义 |
4.1.2 “上德”为何“不德”又何以“不德”而“有德”? |
4.1.3 “道”“德”“仁”“义”“礼”的递失何以可能? |
4.1.4 “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的“礼”究竟是什么样的“礼”? |
4.2 老子“三宝”礼学思想研究 |
4.2.1 引论 |
4.2.2 “慈” |
4.2.3 “俭” |
4.2.4 “不敢为天下先” |
第5章 孔子礼学思想研究 |
5.1 “道”壹于“礼”——孔子之“礼”的“一以贯之” |
5.1.1 先王之道 |
5.1.2 中庸之道 |
5.1.3 道德仁义 |
5.1.4 “吾道一以贯之” |
5.2 孔子礼乐思想的真、善、美 |
5.2.1 “兴于诗”——黜新乐之“假”、崇诗乐之“真” |
5.2.2 “立于礼”——礼乐教化之“善” |
5.2.3 诗礼乐三位一体的艺术人生之“美” |
第6章 礼学视域下老孔理想政治论 |
6.1 老子对未来新社会的构想 |
6.1.1 “小国寡民”的周礼精神 |
6.1.2 理想社会的图景 |
6.1.3 理想社会的构建策略 |
6.2 孔子对未来新社会的构想 |
6.2.1 孔子“大同”思想真伪辨 |
6.2.2 理想社会的图景 |
6.2.3 重建礼治社会 |
6.3 老孔政治思想的殊途同归 |
6.3.1 “有为”求“无为”,“无为”而“有为” |
6.3.2 “天下有道”与“以道莅天下” |
6.3.3 理想社会的殊途同归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论荀子的刑罚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1 绪论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
1.2 论文结构 |
2 荀子的礼法思想与刑罚思想 |
2.1 荀子理论中“礼”和“法”的外延与内涵 |
2.2 礼法融合下礼与法的相互关系 |
2.3 礼法思想在荀子刑罚思想中的直接体现 |
2.3.1 社会治理中刑与礼的差别运用:刑礼相分 |
2.3.2 社会治理中刑和礼的共同运用:刑礼相参 |
2.3.3 刑与教的关系:对“先礼后刑”的发展 |
3 荀子刑罚思想的理论依据:性恶论 |
3.1 荀子对人性恶的论证 |
3.2 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 |
3.3 荀子的性恶论与韩非的人性自私论 |
3.4 荀子的性恶论与刑罚思想 |
4 刑罚所应惩治的行为:罪 |
4.1 罪名之制:刑罚所惩治之行为的形式 |
4.1.1 西周至战国刑名理论变迁与立法实践 |
4.1.2 合于罪名之制:荀子在技术层面的借鉴 |
4.2 道德伦理定罪:价值层面的融合 |
4.3 思想言论定罪入刑和思想专制:荀子的发展 |
4.4 荀子对于思想言论定罪入刑的论证 |
4.4.1 名辨思潮下对正名的重视 |
4.4.2 正名之基:“心” |
4.4.3 正名之本:“明贵贱”、“辨同异” |
5 荀子的刑罚适用理论 |
5.1 刑罚公开思想 |
5.2 “类”思想 |
5.3 “法胜私”思想 |
5.4 “刑称罪”思想 |
5.5 省刑慎罚思想 |
5.6 “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思想 |
6 结论 |
参考文献 |
附录 |
A 作者在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B 阅读型参考文献 |
C 学位论文数据集 |
致谢 |
(9)秦汉禁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基本史料 |
(一)本文的基本史料 |
(二)对基本史料的归纳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一)“秦”的时空范围 |
(二)禁苑、分类与本文的研究范围 |
三、相关研究回顾 |
(一)秦汉禁苑的布局 |
(二)秦汉禁苑的分类 |
(三)秦汉禁苑的管理 |
(四)秦汉禁苑的功能 |
四、研究的意义及价值 |
五、本文的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秦汉禁苑的设立与布局 |
第一节 秦汉禁苑的设立 |
一、继承前代的禁苑 |
二、秦汉设立的禁苑 |
第二节 居住与游猎设施 |
一、居住设施 |
二、游猎设施 |
第三节 隔离设施:垣与耎 |
一、苑有垣 |
二、苑有耎 |
三、耎有垣 |
第四节 苑内交通设施 |
一、甬道 |
二、驰道 |
三、弩道 |
第二章 秦汉禁苑的类型、位置及演变 |
第一节 猎苑 |
一、禁苑的早期形态与秦汉宫苑 |
二、文献所见主要猎苑 |
三、军事演练与施刑场所 |
第二节 宫苑 |
一、宜春苑 |
二、上林苑 |
三、云梦苑 |
四、沙丘苑 |
第三节 公马牛苑 |
一、公马牛苑、厩苑、牧师苑的关系 |
二、公马牛苑的分布 |
三、公马牛苑的兴衰与影响 |
第三章 秦汉禁苑的管理与运营 |
第一节 职官设置 |
一、中央职官 |
二、禁苑职官 |
三、主要宫苑和公马牛苑的职官设置 |
第二节 行政管理职能 |
一、田猎管理 |
二、公马牛等畜产的管理和护养 |
三、禁苑牧场及林业资源管理 |
四、苑内人员管理 |
五、其它相关职能 |
第三节 出入禁苑的法律规范 |
一、出入程序 |
二、凭“证”出入 |
三、违反禁苑出入的法令 |
第四节 对禁苑吏员的奖惩 |
一、对禁苑吏员的奖赏 |
二、对渎职的惩罚 |
三、对失职的惩罚 |
第四章 秦汉禁苑的功能 |
第一节 政治军事文化功能 |
一、国家机构设置与政务处理 |
二、外交与朝会 |
三、祭祀与斋戒 |
四、帝王劝农 |
第二节 经济功能 |
一、国家财政经济的重要来源 |
二、物资储备基地 |
三、供水与赈灾 |
第三节 娱教功能 |
一、百戏与雅俗乐表演之所——上林苑 |
二、水嬉与斗兽 |
三、秦汉禁苑的教育功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区域景观系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 |
1.1.1. 时代背景 |
1.1.2. 学科背景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1.2.1. 完善国土景观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
1.2.2. 探讨历史时期区域景观的动态演变 |
1.2.3. 拓展古都研究的视野与内容 |
1.2.4. 探索风景园林学科多尺度、综合性的研究方法 |
1.2.5. 提供历史经验,发掘当代价值 |
1.3. 相关概念辨析 |
1.3.1. 景观(Landscape)及其相关概念 |
1.3.2. 系统及其相关概念 |
1.3.3. “景观系统”的概念、特征及研究内容 |
1.4. 文献综述 |
1.4.1. 关键内涵的认知 |
1.4.2. 景观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从当代的意象、场所精神到古代的形胜 |
1.4.3. 都城研究方法——借鉴历史地理学与古都学 |
1.4.4. 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区域相关文献综述 |
1.5. 研究对象与范围的界定 |
1.5.1. 研究对象 |
1.5.2. 空间范围 |
1.5.3. 时间范围 |
1.6. 研究方法 |
1.6.1. 文献综合 |
1.6.2. 图解分析 |
1.6.3. 田野调查 |
1.6.4. 学科交叉 |
1.6.5. 归纳整理 |
1.7. 研究框架 |
2. 中国都城区域地理环境特征研究综述 |
2.1. 都城选址的区位特征 |
2.1.1. 空间方位——天下之中 |
2.1.2. 交通区位——四达之地 |
2.1.3. 政权的地域背景 |
2.1.4. 对外关系 |
2.1.5. 人口分布 |
2.2. 都城区域的自然环境特征 |
2.2.1. 地势条件 |
2.2.2. 山水格局 |
2.2.3. 水文条件 |
2.2.4. 土地条件 |
2.2.5. 气候条件 |
2.2.6. 生态环境 |
2.3. 小结 |
3. 洛阳区域的自然环境基础 |
3.1. 国家视野下的地理区位 |
3.2. 地质形成 |
3.3. 地形地貌 |
3.4. 水文条件 |
3.5. 气候条件 |
3.6. 土壤条件 |
3.7. 小结 |
4. 史前至北魏时期社会变迁对洛阳区域景观系统的影响 |
4.1. 东汉之前各时期 |
4.1.1. 史前文化时期 |
4.1.2. 夏商周时期 |
4.1.3. 秦、西汉时期 |
4.1.4. 本节小结 |
4.2. 东汉至北魏时期 |
4.2.1. 东汉时期 |
4.2.2. 魏晋时期 |
4.2.3. 北魏时期 |
4.3. 小结 |
4.3.1. 区域社会群体对景观系统营建的影响 |
4.3.2. 王朝不同时期对景观系统营建的影响 |
5. 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区域的自然景观系统 |
5.1. 区域自然景观要素解析 |
5.1.1. 山脉 |
5.1.2. 河流 |
5.1.3. 自然植被 |
5.2. 区域自然景观系统特征解析 |
5.2.1. 区位优势 |
5.2.2. 营建条件 |
5.2.3. 意象格局 |
5.3. 小结 |
6. 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区域支撑景观系统 |
6.1. 关隘系统 |
6.1.1. 关隘的概念 |
6.1.2. 区域的关隘景观 |
6.1.3. 区域关隘系统特征 |
6.2. 城乡系统 |
6.2.1. 城邑 |
6.2.2. 乡村聚落 |
6.3. 农业系统 |
6.3.1. 东汉到北魏各时期农业开发相关的制度背景 |
6.3.2. 区域农业生产模式 |
6.3.3. 区域农业开发空间分布特征的探讨 |
6.4. 水利系统 |
6.4.1. 洛阳都城区域水系统 |
6.4.2. 区域水系统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 |
6.5. 小结 |
7. 汉魏洛阳都城城市景观系统 |
7.1. 城址与自然环境 |
7.2. 东汉洛阳都城城市景观解析 |
7.2.1. 城池结构及分区概况 |
7.2.2. 宫城 |
7.2.3. 交通景观 |
7.2.4. 城池水系 |
7.2.5. 帝陵区 |
7.2.6. 园林 |
7.2.7. 寺庙 |
7.3. 魏晋洛阳城都城城市景观解析 |
7.3.1. 城池结构及分区概况 |
7.3.2. 宫城 |
7.3.3. 城池水系 |
7.3.4. 庄园、宅院 |
7.4. 北魏洛阳都城城市景观解析 |
7.4.1. 城池结构及分区概况 |
7.4.2. 内城水系 |
7.4.3. 交通景观 |
7.4.4. 宫城、皇家园林 |
7.4.5. 寺庙 |
7.5. 小结——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城市景观系统特征归纳 |
7.5.1. 依托自然环境的城垣变迁 |
7.5.2. 连接城市与自然的区域南北轴线 |
8. 结论与创新点 |
8.1. 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区域景观系统特征归纳 |
8.1.1. 多层次、多尺度的系统空间结构 |
8.1.2. 王朝背景的差异性与政权兴衰变迁导致的强烈阶段性特质 |
8.1.3. 自然环境对不同景观系统开发模式的基础性作用 |
8.1.4. 支撑景观强烈的结构特性与波动性变化特征 |
8.1.5. 以汉魏洛阳都城为核心的区域空间礼乐秩序建立 |
8.2. 创新点 |
8.3. 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插表目录 |
个人简介 |
导师简介 |
致谢 |
四、西周时期礼乐的实行及其成效(论文参考文献)
- [1]回到孔子 ——孔子音乐思想原始并及乐教价值重估[D]. 贲雪虹.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2]国家治理的伦理维度[D]. 周四丁.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2)
- [3]周代金文的法制思想[J]. 黄震云. 汉籍与汉学, 2020(01)
- [4]战国拟托文本研究[D]. 苗江磊. 山东大学, 2020(09)
- [5]《礼记》中的孝道礼仪研究[D]. 路璐. 辽宁大学, 2020(01)
- [6]《礼记》中的礼乐思想研究[D]. 白丹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7]“礼坏乐崩”与老孔分途[D]. 陈雄. 湖南大学, 2019(01)
- [8]论荀子的刑罚思想[D]. 李昕. 重庆大学, 2019(10)
- [9]秦汉禁苑研究[D]. 雷铭.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9)
- [10]东汉至北魏时期洛阳区域景观系统研究[D]. 张诗阳. 北京林业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