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月上海部分文艺演出菜单（论文文献综述）
韩文羽[1]（2020）在《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三个平面”的语法观为理论基础,结合“两个三角”、情态系统,借鉴语体语法、语法化、主观性与主观化、认知语法等相关理论的研究,运用共时与历时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微观角度对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作出描写与分析。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确定了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与范围（共12个成员）,并将其分为“必”类（必、必定、必然、必将、势必）、典型“定”类（定、定然）、“准”类（准、一准、准保、准定）、边缘“定”类（一定）四类。本文的着重研究对象是“必”类。全文共有八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内容是回顾选题缘起,说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综述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在副词和情态系统中的研究现状;介绍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语料来源。第二章为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与类别。一方面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总结,以五条参考标准来界定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和范围:1.状位性:位置固定,不能位于主语前,基本出现在句中,大多为VP副词。2.一般出现在“是”的前面。3.表否定情况时,通常出现在“不”的前面。4.主观性:主观评注不是表现在句法位置的最外层,而是命题意义的最外层。5.前置性:和他类副词（指情态副词以外的他类副词）共现、连用时基本位于最前面。另一方面结合句法分布特征、语体和原型理论为根据上述标准确定的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成员划分类别:1.“必”类:必、必定、必然、势必、必将2.典型“定”类:定、定然3.“准”类:准、一准、准保、准定4.边缘“定”类:一定第三章为必然类情态副词“必”的语法功能。我们从三个平面入手,考察了“必”最常见的句法位置、“必”与他类词的同现关系（如“必”可以后接光杆动词和光杆形容词,并可以用【+持续性】对其后接动词进行归纳）、“必”的古今词义对比、“必”的语义活跃因子、“必”的语义指向（提出间隔后指和紧邻后指的区别）,“必”与语体、句类、句态、“体”以及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的语用关系,并通过这些语用关系透视“必”在句法形式上的表现,分析“必”能够出现在广告语体中的原因。第四章为必然类情态副词“必定”的语法功能。这一章同样从句法层面、语义层面、语用层面三个角度分析“必定”的语法功能,在描写“必定”与否定词、他类副词、动词、形容词及句末语气词的同现情况时,对比“必定”与“必”的共性与个性,分析“必定”与“一定”具有相似功能的原因,并通过“必定”的词典释义、语义活跃因子、语义指向和所分布的语体、句类、句态、“体”规律,可连接的三种背景信息与焦点信息真值程度的关系,发现并解释“必定”句法现象的产生原因,对比“必定”与“必”语法功能的异同。第五章通过句法功能、语义功能、语用功能研究“必然”的语法功能。“必然”是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核心成员,因此我们采用与“必然”相关的语义特征对这一类情态副词进行命名。“必然”既能够显现大多数成员具备的典型特征,也会表现自己的独特个性。现代汉语中的“必然”因为具有不同的词性,所以根据它与否定词、他类副词、情态动词的连用情况,可以对其副词词性作出界定。句法形式不仅和普遍语法理论相关,根本上直接受到交际意图的影响,甚至交际意图可以对语言形式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对“必然”的词典释义、语义活跃因子、语义指向进行归纳和总结,发现它与“知道”、“认为”、“想到”等认知类谓宾动词及后面解释说明内容的语义关系,说明其对连谓结构、兼语结构的指向辖域,并探讨“必然”与句类、句态、语体、“体”以及“必然”连接因果关系下背景信息与焦点信息的能力,并总结“必然”、“必定”、“必”的语法功能差异。第六章为必然类情态副词“势必”的语法功能。为方便“势必”同其他“必”类作出对比,本章的考察项目和“必定”、“必然”一致。但因“势必”是由跨层结构凝固而成的副词,具有特殊的词汇化过程,所以我们对此作出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势必”和“必然”、“必将”是共性较强的三个副词,所以在本章会加强“势必”同“必然”的对比,并在下一章继续对“势必”和“必将”作出对比。由于“势必”可能具有消极的情态倾向,所以它在交际中可以发挥交互主观性的作用,即消极意义不一定作用于当前句,可能作用于听话者也可能作用于交际双方（详见第六章第二节）。在考察“势必”和语体的关系时,我们发现少见于文艺语体的“势必”以最大比例出现在日本翻译文学作品中。第七章为必然类情态副词“必将”的语法功能。本章采用与前面相同的研究思路考察“必将”的语法功能,说明“必将”的个性,并在此基础上,从“必将”、“必然”、“势必”与情态动词搭配时的语义指向和被正负向语境的选择倾向出发,对比“必将”、“必然”、“势必”的语法功能。第八章为结语。这一章我们对全文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并阐述了本文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
张慧玲[2]（2020）在《上海电台与沪剧播音研究（1949-1990）》文中研究表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新政权开始接管上海,接管上海旧广播电台即属接管工作之一。上海人民政府通过对不同性质的广播电台采用不同的接管办法,顺利地完成了上海电台新旧性质的转换。其中原上海公营电台被没收,大部分私营电台依旧存在,私营电台的广播内容较之前却有所变化,教育与服务节目需占一定的比例,以配合国家建设等宣传。由于私营电台的商业性质,其经营管理与政府的管制标准存在差距。因此,出于巩固新政权的需要,政府开始有步骤地对私营电台进行改造,首先组织成立具有公私合营性质的联合广播公司;其次,上海人民电台对具有私营性质的联合广播公司进行收购,上海的电台由此改造完成。随着对电台管制步骤的推进,广播节目发生变化,沪剧播音时间随着私营电台的减少和广播周率的合并逐渐下降;另外,为配合社会主义的宣传,沪剧播音剧目中现代戏有所增多。所有电台改造完成后,上海的电台进入国营化时期,政府加强了对广播电台的管理。广播工作受政治环境的影响更为明显,尤其在大跃进时期、“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间,广播电台的政治色彩浓厚。沪剧播音节目也不例外,现代戏占主导地位,经典传统剧目或被积压,或被禁止播出。在“文革”前夕,诸多经典剧目甚至被归入“坏”节目行列,直接限制了沪剧题材的多样化发展,节目驱于单一,广播艺术呈现僵化的特点。在新时期,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广播工作的调整,促进了广播节目的开放。沪剧新剧目的创作、旧剧目的开放以及沪剧新人的培养,为沪剧播音提供了剧目与人才,广播电台亦为沪剧本身及艺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但是,在沪剧播音繁荣景象的背后,由于受到电视媒体、其他娱乐形式的冲击及听众收听爱好的变化等影响,沪剧播音开始出现了危机。新时期下,沪剧播音出现生机与危机并存的局面。
贾伟[3]（2016）在《上海客：20世纪上半叶上海文学中的移民生活与文化认同》文中提出本文从移民族群与城市化进程的角度,对20世纪上半叶上海文学中的移民现象和相关文学叙事做了梳理,着重分析了江南文化、乡土文化、市民文化与上海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和影响。论文从移民族群的文化认同角度,提出了“上海客”、“都市乡愁”等概念,对移民作家、文学社团以及文学作品中的移民生活进行了不同层面的解读和分析,认为20世纪上半页的上海移民不仅处在从乡土向都市的空间转换过程中,也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剧烈转型。移民群体乃是上海城市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包括作家知识分子在内的移民族群一方面保留了诸多原有地域文化的烙印,另一方面又不断融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中,通过社会身份的重新建构和对城市的文化认同,逐渐成为新的都市市民。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和乡土一样可以成为人们心灵栖息的所在,在对城市生活和文学想象的不断深化中,一批批外来移民从“上海客”成为“上海人”,完成了他们的现代性身份的转换,也形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特殊的家园记忆。
陆颖[4]（2014）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从文化研究视角出发,以傅东华初译（1935）与重译（1959）《珍妮姑娘》为个案,探讨社会文化语境转变、译者主体成长和两者关系改变对重译《珍妮姑娘》的动机、目标、过程的影响,从而历史地评价译本,.归纳译者翻译风格和思想的发展历程,探究重译的本质特征和个案批评研究的模式。本研究首先以译本为起点,将两种译文置于三维立体的文本空间中,在细读比对基础上,探寻两个译本翻译策略和译文风格转变及傅东华翻译风格的独特性和时代性。而后以译家为主线,译史为背景,通过译者着述、译作序跋、出版广告、政策文件等大量一手史料再现傅东华初译和重译《珍妮姑娘》的历史现场,参照傅东华在整个翻译生涯中的成长和转变,从译者主体和社会文化语境两方面,点线面结合地勾勒语境差异与傅东华惯习转变对重译的影响,以及语境与译者的相互关系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从而全面、客观地评述两个历史语境中的译本、译家、译事、译史,多层次地审视译者和两个译本的历史地位,并归纳重译的独特性和个案研究的模式。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三点：第一,重译本和初译本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这不仅是版本演进和文本更新,更是语境转变、译者发展及两者关系变化的结果。重译本《珍妮姑娘》在内容、意义、形式和语言上均有体现出强烈的人民性,接近工农大众需求,是新中国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重译的出版受国家赞助,与国家政策主张保持高度一致,服务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民族文学构建,参与汉语规范统一和文艺大众化。译者傅东华由左翼时期雄踞文坛中心,转为解放后在文坛边缘徘徊,翻译中更多表现出对国家意志的接受和顺应,也凝结着24年中对翻译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对现实的积极调和。这些变化最终铸就了重译本的“人民性”,使译本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文化历史性。第二,《珍妮姑娘》的两度翻译折射出傅东华翻译生涯发展的大致轨迹。他对翻译始终寄予极大期望,系读者于心,以高度使命感严肃对待,视忠实为翻译的终极追求,但他又直面现实,顺势而为,经历了从最初的形神兼弃,到20-30年代的舍神留形和40年代的求神胜形,最后到解放后的神形兼求的过程。第三,这一重译个案也体现了重译为异重译、因译而异、异中有重的本质特征,揭示出重译活动的复杂性和文化历史性,有力地驳斥了“重译复译假设”和重译“贵在超越”论。因而,研究和评价重译活动需将新旧译本更迭、语境异同及译者历时发展列入考察视野,在动态的历史中,以“译本-译事-译家-译史”的框架,情境化地加以评价。
董倩[5]（2013）在《断裂与延续：《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日常生活空间建构（1949-1966）》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通过1949-1966年《新民晚报》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约25000个文本,综合专门史、官方出版物、地方档案以及口述史访谈等资料,探讨《新民晚报》如何建构“文革前十七年”的上海日常生活空间,以及报纸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新民晚报》通过对上海日常生活空间和日常生活方式的再现,在消费、居住、饮食、服饰、休闲等日常生活的基本方面,表现出“热点时刻”中的共同趋势以及权力规训程度的差异。虽然阶级性深深地镶嵌在解放后的日常生活空间中,但即使是政治权力也不能对日常生活方式的延续性视而不见。《新民晚报》对饮食空间的建构相对来说最自由,而对居住空间的呈现则表现出高度的单一性,这是由于日常生活方式在不同的日常生活空间中的延续性不同以及距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远近造成的。消费空间、休闲娱乐空间与空间中的服饰由于其本身性质的复杂,《新民晚报》对它们的建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1950年代初期、1956年左右和1962年左右这三个“热点时刻”,《新民晚报》中的上海日常生活以及报纸的相关话语都呈现出“紧——松——紧”的大致趋势,这说明《新民晚报》对解放后上海日常生活空间的建构仍然是基本上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里进行。同时,由此趋势可知,1950年代初期的“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面对政治巨变的权宜之计；在1962年以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真正走进上海日常生活方式和日常生活空间的核心。在对上海日常生活的呈现中,作为一种“关于空间的思想”,权力规训中的《新民晚报》通过对上海都市空间的再现,再生产出一套异常复杂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对都市生活的想象和阐释,是当时社会现实复杂性的映射。同时,《新民晚报》多次通过报道事实,表达舆论直接干预都市空间的构成.参与空间的实践。
杨丽娟[6]（2013）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文中指出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发出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先声,也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年间,赴俄取经的中国人前赴后继,络绎不绝。他们在社会主义苏俄实地考察后,撰写了有关苏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社会、外交等方面最新动态的“苏俄通讯”。这些通讯刊载于国内的相关报刊或出书,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同期,中国也翻译了罗素、纪德、爱金生、秋田雨雀、斯诺等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20世纪上半叶的“苏俄通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闻传播文本,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丰富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苏俄通讯”促进了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推动了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对于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有借鉴意义。对“苏俄通讯”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在结构上包括绪论、上编、下编三个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几个相关概念的界定,如“通讯”、“游记”、“驻外记者”、“苏俄通讯”及发表通讯的媒介等；厘清了研究的对象为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前的国内外“苏俄通讯”。分析了目前国内对“苏俄通讯”“总体不足、个别热点”的研究状况；阐明了选题的原创性、重要性和现实性；提出在系统地收集“苏俄通讯”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先从个案研究开始,再上升到对“苏俄通讯”的宏观研究,并采用整体研究、历史研究、跨学科研究及比较研究等方法。上编共分十章,属于总论部分。第一章20世纪上半期中外“苏俄通讯”文献概述。着重梳理了“20年代”、“30年代”、“40年代”等4个历史阶段中外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传播情况,并对重要的通讯文献、重点作者及重要的刊发媒体作了介绍。第二章“苏俄通讯”作者队伍与传播媒介。阐述了中国“苏俄通讯”作者的现代转型轨迹,并对中国“苏俄通讯”的作者进行了分类。通过对“苏俄通讯”作者访苏频率的统计,可以看出作者对苏俄的关注度。同时分析了国内发表“苏俄通讯”的媒介的运作情况及出版环境的嬗变。第三章“苏俄通讯”的特色与视角。论述了“苏俄通讯”时代性、政治性、整体性与倾向性的内容特色,分析了“苏俄通讯”的写作特色：在语言上新闻叙事语言、资料介绍语言与形象语言互补；在选材上散点透视与焦点透视相结合,在论述方式上讲故事、善评论、互文式写作并举。第四章“苏俄通讯”的传播分析。阐述了“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生成,强调一个完整的“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由“主干”文本及附属文本构成。介绍了“苏俄通讯”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与自我传播的三类传播路径,论述了“苏俄通讯”的传播效果取决于时代的需要程度、作者观察与思考的深入及作品价值的重要性,并论述了“苏俄通讯”所遵循的相关传播规律。第五章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多重意蕴。分析了中国“苏俄通讯”作者“行走苏俄”的前提条件,归纳了作者们“行走苏俄”的原因。分别选取了“边境”、莫斯科、“离俄”等节点,剖析了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路线；在分析友俄与仇俄的态度基础上,介绍了陈启修、戈公振、斯诺等观察苏俄的方法。第六章“解读苏俄”：别求新声于异邦。介绍了“大”、“富”、“新”、“文”等几个关键词勾勒出苏俄新国家形象；说明了苏俄通过新宣传、新教育打造新人类；通过对莫斯科及红场等新空间的介绍,突出了苏俄政治空间与社会制度的变迁。同时,带有时代特征的标语口号的嵌入,强调苏俄力图塑造新话语的努力。第七章“解读苏俄”：日常社会生活探究。通过“街头”、“公园”、“剧院”、“单位”等框架,解读苏俄民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日常社会生活,选取面包意象、红头巾意象作为苏俄民众生活的典型分析。论述了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突出集体生活,淡化私人家庭生活；突出革命生活,淡化宗教神圣生活；突出新式生活,淡化传统生活。第八章“解读苏俄”：另类镜像。分析了“苏俄通讯”负面宣传的基本表现,剖析了媒介的阶级立场是负面宣传造成的主因,并介绍了“苏俄通讯”负面宣传的一些手法。第九章“苏俄通讯”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基础上,分别阐述了“苏俄通讯”与苏俄革命和建设、“苏俄通讯”与“苏俄理论”及“苏俄通讯”与苏俄传统文化等3对重要议题的关系。第十章“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世界化”。在分析中国学习吸纳苏俄经验的前提与基础上,从“苏俄通讯”角度解读苏俄经验“中国化”的具体内涵：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教育上推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在生活上推行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等等,并阐述了苏俄经验“中国化”带来的重要启示。在分析苏俄经验“世界化”的历史前提与理论依据的基础上,解读苏俄经验的“世界化”的理论内涵与普遍意义。下编共分十章,属于分论部分。第十一章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早赴苏采访的新闻记者——瞿秋白、俞颂华赴苏俄采访前的思想状况与成因,概述了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的大体轮廓与基本议题,评价了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的价值,对两人通讯也作详细的比较。第十二章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中国早期两位无政府主义者抱朴、张民权20世纪20年代赴苏俄访问背景及两人“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并对二者通讯作了细致的比较。第十三章陈独秀、李大钊“苏俄通讯”比较。分析了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李大钊两位中共创始人的苏俄之行及“苏俄通讯”的基本内容,并对两人通讯作详细的比较。第十四章蒋介石、沈玄庐“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1923年“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苏俄考察,论述了两位代表人物——蒋介石、沈玄庐的“苏俄通讯”主要内容及苏俄之行后两人提出的“中国策略”,并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五章徐志摩、胡适“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现代中国着名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徐志摩、胡适的苏俄之行,并在解读两人“苏俄通讯”文本的基础上比较了两人通讯的异同。第十六章胡愈之、林克多“苏俄通讯”比较。在解读20世纪30年代胡愈之及林克多“苏俄通讯”文本的基础上,比较了两人通讯的异同,强调了两篇通讯观察视野及语言方式的差别。第十七章曹谷冰、戈公振“苏俄通讯”比较。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两位新闻工作者——曹谷冰、戈公振的苏俄之行及两人的“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八章丁文江、蒋廷黻“苏俄通讯”比较。记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两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丁文江、蒋廷黻的苏俄之行与其“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第十九章郭沫若、茅盾“苏俄通讯”比较。记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国两位文豪郭沫若与茅盾赴苏俄访问的经过,论述了两人“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比较了两人“苏俄通讯”的异同。特别强调,两者皆指出了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必然前途。第二十章国外“苏俄通讯”译作选介。以洪福利《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罗素《游俄之感想》、韦伯《苏俄实业界生活一瞥》、斯诺《战时苏联游记》为例,介绍20世纪“10”至“40”年代的国外“苏俄通讯”基本内容与在中国传播情况。
胡明宇[7]（2012）在《预告、呈现、揭示 ——文学广告视角的现代文学传播研究（1915-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学界对现代文学广告给予了较大的关注，分别从不同角度系统收集、分析、整理和研究现代文学广告。对现代文学广告的关注和研究得益于学界对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重视，现代文学广告是现代文学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1915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这一时间段内，刊载在报刊、图书上的文学广告的数量是十分庞杂的。不仅刊载广告的媒体丰富多样，包括了报纸、杂志和书籍本身，就报纸和杂志来看，还包括纯文学报纸/杂志、准文学报纸/杂志以及非文学报纸/杂志；刊载的内容更是风格多样，新文学作家撰写的文学广告文学意味足，书卷气浓，具有现代书话的特征，通俗文学作家撰写的文学广告通俗、直白，商业气息重；同时撰写文学广告的作家队伍的数量也十分庞大，其中不乏现代文学名家和大家。在数量如此庞杂的现代文学广告背后，存在一个共性的东西：现代文学广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文本，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现代文学发展史，凸显了一定时期内的“文学生态”。本文认为，现代文学广告不仅是现代文学研究史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也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视角、是分析和揭示现代文学传播的重要渠道；透过对典型文学广告的分析，可以“再现”现代文学的发生过程。绪论部分概述了之前关于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相关问题以及现代文学广告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论文的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对数量庞杂的现代文学广告的选择，本文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文学广告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作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类型之一，文学广告要能成为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视角、文学广告应是分析、揭示现代文学传播的重要渠道；同时文学广告应能“再现”典型文学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及“还原”特定时期的“文学生态”。其次，现代文学传播史就是传播媒介（主要是报纸、文学期刊和图书）不断出现、发展和丰富的历史；就是文学社团不断建立、新旧更替的历史；就是文学样式(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通俗文学）不断多元发展的历史；就是受众逐步接受的历史。结合本课题研究的时间概念，本文将1915年至1949年划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分别选择不同的侧重点，从文学广告的角度分析文学期刊、图书的编辑出版；分析文学社团的建立和新旧更替；分析不同文学样式多元发展的特征。顺着这一思路，本论文分为五章予以具体探讨：第一章探讨了文学环境的转型和现代文学广告产生、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文学环境的转型是促使现代文学广告出现的最直接的动力。文学广告的本质是商品广告，只不过这个商品比较特殊，文学广告是在报纸、文学期刊和书籍上出现的、以文学书刊宣传为主要内容的广告信息。作为商业行为，文学广告之所以会产生，主要有作者、读者、媒介三个方面的原因。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广告主是广告传播活动的起点，如果广告主不想做广告，广告传播行为就不会产生。文学广告的广告主是作家，准确地讲是现代职业作家，收取稿酬，以写作作为谋生手段，他们是十分乐意并十分迫切地想为自己的作品做广告的，由此，文学广告产生的动力有了，文学广告传播的起点有了；如果说广告主是广告传播活动的起点，那么受众（读者）则是广告传播行为的终点和目标，作家是十分乐意并十分迫切地想为自己的作品做广告的，读者对文学广告也是有需求的；有了起点和终点，广告传播行为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还有媒介，印刷技术的革新、报馆/书局/报刊数量激增以及现代文学广告传播媒介的重要特征——多种刊物均属于同一家书局，广告资源共享和相互做广告，带来了广告信息传播的重复效应，文学广告传播效果显着提升。在简要分析文学环境的转型和文学广告“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后，第一章还概述了文学广告从“牌记”到报刊广告的发展过程；由文学大家、名家参与文学广告撰写而形成的现代文学广告的“大手笔写小广告”的重要特征以及现代出版机构的文学广告宣传。第二章从预告、呈现、揭示三个关键词出发，文章对文学广告和文学传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概述。本文指出，文学广告对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现代文学传播层面。所谓传播，即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人类社会传播是一种信息共享活动，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又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从传播的社会性质而言，它又是一种双向的社会互动行为。传播成立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它既是一种行为，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系统。1915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中，由于文学创作、出版的繁荣，使得文学书、刊大量面世。如何使文学书刊、文学作品顺利到达读者手中，如何在作家和读者之间建立一个共通的意义空间，文学广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文学广告预告了文学书刊、文学作品的诞生，文学广告除了对具体文学作品内容进行预告外，还对具体文学期刊的创刊和出版进行了预告。其次，文学广告所起的“预告”的功能和效果，不仅受制于预告的内容，就文学期刊的出版预告而言，更受制于文学广告刊载的渠道。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期刊出版预告刊载的渠道，对于扩大期刊和书局的声誉影响重大。第三，文学期刊上刊载的各类“社告”，包括创刊号社告、新开设栏目的社告等等，都是重要的文学广告文字，对于预告和揭示杂志的性质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文学广告的“呈现”功能而言，本文认为文学作品、文学期刊的出版预告常常以作品简介、期刊办刊宗旨为主要内容，在预告中也就“呈现”了文学作品的主要内容、文学期刊的风格特色。除此之外，文学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一定时期的文学生态。本文以刊载在《文艺新闻》1931年6月8日第13号至7月13日第18号上的“用作品的名字来给作家起绰号”的广告文字为例，深入阐述文学广告是如何“呈现”一定时期文学生态的。所谓文学广告的“揭示”功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揭示”包含了“预告”和“呈现”的内容，只不过在程度上有所区别；狭义的“揭示”，则着重强调透过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的同一报纸、期刊或不同报纸、期刊关于同一个文学活动、文学事件的广告宣传文字，揭示文学活动、文学事件动态发生的过程。文章透过刊载在《生活周刊》上的《文学》创刊前后的广告，揭示了《文学》的编辑方针、内容特色以及创刊过程。第三章透过文学广告分析了1915年至1927年——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十年重要文学刊物的创刊（改版）以及重要文学社团的建立。本章首先分析了《新青年》杂志的创刊、编辑出版与文学广告的关系。在分析了《新青年》杂志文学广告的特色和广告营销策略的基础上，文章提出，除了从宏观层面研究《新青年》杂志广告营销策略外，从《甲寅》杂志上刊载的《新青年》广告、《新青年》创刊号“社告”以及《新青年》上刊载的《每周评论》出版广告这些“广告文本”出发，可以分别揭示《新青年》与《甲寅》月刊的关系、《新青年》的读者定位/编辑方针以及《新青年》杂志的“精英化”倾向。本章第二节以“文学研究会简章”和“文学研究会宣言”两个文学广告文本为研究对象，就文学研究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宗旨以及“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提到的“联络感情”、“增进知识”和“建立着作工会的基础”三个方面展开详细论述。本章第三节分别以“《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小说月报》宣告本刊‘特殊色彩’”以及“《小说月报》‘预告开设故书新评专栏’”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小说月报》改革宣言”时，本文提出无论是《小说月报》革新的目的、革新的动力，还是革新的实际效果，尽管在其中有文化危机、思想危机所带来的文学“现代性”的要求，尽管有来自于新文化阵营的压力，尽管《<小说月报>改革宣言》对文学现代性的要求表述得非常明确，但是，《小说月报》毕竟并非如文学创作那样是一个单纯的文学产品，《小说月报》的改革，与其说是一次“文学革命”，是一种“断裂”，还不如说是一场带有商务印书馆特色的商业“拼合”。在分析“《小说月报》宣告本刊‘特殊色彩’”时，本文认为，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有着清醒的文学译介思路；国情的比附是革新时期《小说月报》译介以俄国文学为核心的弱小民族文学的重要原因。以“《小说月报》‘预告开设故书新评专栏’”为研究对象，本文还重点分析了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之间的关系。第四章透过文学广告分析了1927年至1937年——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重要文学组织的建立、重要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以及作为现代文学“双翼”之一的通俗文学的特征。本章第一节首先从刊载于1930年3月10日《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的广告文字入手，分析了左联的成立与“革命文学论争”之间的关系、分析“左联”对1930年代左翼文学创作运动所起到的很大的组织作用，“再现”了从“左联”成立到“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的全过程。本章第二节以鲁迅逝世后，刊载在各个报刊上的“《鲁迅全集》出版预告”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过程。本章第三节以《红玫瑰》杂志和《紫罗兰》杂志的出版广告为研究对象，分析这一时期通俗文学的重要特征，本文认为，与“红色系列”杂志与“紫色系列”杂志有共性也有差异。共同点是立足于市民阶层；差异突出表现为：与出生于游戏小报的“红色系列”杂志不一样的是，“紫色系列”在追求趣味性和通俗性的同时，还带有较浓厚的名士作风。第五章透过文学广告分析了1937年至1949年——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三个十年重要报告文学作品的编辑出版、丛书的编辑出版以及歌剧创作、演出的复杂过程。这一时期是中国政局大变的转折时期，战争形势反转到现代文学传播特征上来看，首先是创作面貌的巨变。一方面对刚刚过去不久的“抗战文学”总结性的出版工作仍在继续，另一方面，解放区在文学上的作为越来越突出。从这一思路出发，本章三个小节分别以刊载在1937年3月10日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上的以及刊载在1936年8月10日《光明》1卷5期上《中国的一日》的出版预告；刊载在1947年5月1日《文艺复兴》3卷3期上的《晨光文学丛书》出版预告以及刊载在《解放日报》1945年6月10日第2版的“鲁艺工作团演出《白毛女》”等诸多典型文学广告文本为研究对象，进行论述和分析。通过对《中国的一日》的广告文本的分析，“再现”了《中国的一日》的成书过程，分析了《中国的一日》一书对解放区《冀中一日》的影响以及《中国的一日》对抗战时期全国报告文学创作的热潮的直接影响；从《晨光文学丛书》的广告入手，分析文学广告与丛书成书过程，并将《晨光文学丛书》广告宣传与之前的《一角丛书》、《良友文学丛书》、《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广告宣传放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分析现代文学与现代出版、市场、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不同时期《解放日报》刊载的歌剧《白毛女》的演出预告，力图“再现”歌剧《白毛女》创作、演出的复杂过程。结语部分对本文的主要观点、主要内容进行了总结，对本课题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施茜[8]（2012）在《与万簌鸣同时代的海上时尚设计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第一部分对民国设计师所处时代进行研究。满清王朝覆灭与中华民国诞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知识分子从追逐科举中第，转而争相出国深造，从而造就了一批制造时尚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南京条约》签订，开放包括上海在内的五口通商，英、法、美、日租界为上海带来了现代城市发展的元素，现代城市的产生同时带来了现代市民阶层；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受教育群体扩大，为时尚的现代文化制造了受众，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时代背景，才会产生一批时尚设计师。万籁鸣及他周围的设计师大多数出生、成长于这个变化的时代，探究他们的时代背景，有助于追索他们设计风格形成的原因。本章同时探讨了中国现代设计萌芽于土山湾，传教士在这个过程中也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第二部分对万籁鸣早期在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圈进行研究。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出版机构，在当时拥有中国最先进的印刷及彩色印刷设备，他的影戏部是中国最早的中资电影机构，万籁鸣在商务印书馆影戏部，带领他的兄弟拍出了中国最早的动画广告片。商务广告部在当时中国的设计界也是赫赫有名，中国早期月份牌广告画家，绝大多数都有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作经历，也就是说，商务印书馆为中国早期艺术设计领域培训了第一批人才。同时，商务印书馆也是一个文学大师云集的地方，他们对万籁鸣以及其他设计师都会产生深远影响。本文第三部分对《良友》画报的时尚设计圈进行研究。《良友》是中国第一份睁眼看世界、睁眼看中国的时尚生活杂志。它在推动中国时代进步上，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良友》，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份休闲娱乐杂志。万籁鸣在《良友》的成熟期入主美术编辑工作，将他的设计思想带入《良友》，同时也深受围绕在《良友》周围的文化名人的影响。本文第四部分以《大闹天宫》为线索，对影视动漫圈的人和事进行研究。万籁鸣三兄弟创造了中国第一部动画片，直至中国动漫高峰《大闹天宫》的拍摄，这中间的艰苦历程中，一直闪现着万氏兄弟、张氏兄弟、以及中国早期若干设计师的艰苦奋斗的身影。他们为中国影视动漫做出了贡献。
易旭明[9]（2011）在《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文中指出产业理论认为提升产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提升生产要素、创立良好市场环境、扩大国内需求、致力制度创新,那么当下影响电视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制度创新。众多研究表明,制度变迁带来了西方世界的兴起,体制改革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政策制度决定着包括电视产业在内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对于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众多学界、业界人士从理论的角度、实践的角度作出过各种解释,提出了各种不乏价值的制度创新建议,但是政策与实务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以及从不同学科理论研究电视产业得出的结论之间巨大的缝隙还远未弥合。本文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方法,通过详细考察我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中的系列重大制度创新步骤、分析当下的数字时代制度创新的收益成本,并深入分析了电视产业相关主体各种“需要”和“需求”,就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作用机制、未来变迁方向等问题得出以下观点:一、中央党政机构、地方党政机构、电视台、广告商、投资者以及观众等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是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行动团体”,这些“行动团体”之间的博弈推动着中国电视制度变迁的过程。市场需求变动是影响制度创新“行动团体”行动收益的直接原因;国内外制度环境变化是影响制度变迁“行动团体”行动成本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同时影响着制度创新行动的收益与成本。根据电视产业制度创新对各个利益主体的调整关系,本文粗略地将创新分为“增量型”制度创新和“存量型”制度创新。“增量型”制度创新由于对原有相关者的既定利益基本不减少,其它相关者利益得到增加,所以制度创新行动相对顺利;“存量型”制度创新则是对既有的利益格局进行一定的调整,此类制度创新则推进缓慢。大致来说,中国电视产业制度创新模型可以表示如下:二、市场需求持续扩张,将带来持续的潜在收益,这将成为电视产业利益相关者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的持续动力。“增量型”制度创新将持续、较快地进行,尤其是在新媒体相关业务领域,在意识形态较弱的节目制作领域及其他文化产品生产领域;“存量型”制度创新进展将相对艰难,尤其是在传统电视业态中,在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节目领域。但是在实力特别强和特别弱的地区,在市场需求紧缩的时机中,在善于降低风险、扩大收益的“制度创新企业家”出现的地方,“增量型”制度创新也能取得突破。制度环境的持续变革也将持续改变“行动团体”的行动成本和行动动力。随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中,在传统合法性资源基础上经济绩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源的强化,随着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提高,制度环境总体是有利于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的。但是制度环境变革的速度却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变革的方向也在短期内也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是我国党政机构对意识形态宣传的认知和需要、对舆论失控风险成本的评估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利益相关者行动博弈结果的也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存量型”制度创新短期内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中长期来看加速产业制度创新趋势不可逆转。电视产业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和需求的满足,但是有购买力的需求并不等于观众的全面“需要”。我国目前满足观众更高需要的政治节目、公共节目供应不足,并且相关制度创新在“路径依赖”的格局中处于“无人行动”的窘境。本文论证上述观点的过程是这样的:导论部分介绍了中国电视产业发展相对落后、文化价值相对混乱的研究背景,提出了研究问题,梳理了电视产业尤其是电视制度及的研究文献以及新制度次级行动团体配合制度创新行动电视需求变动制度环境变革预期纯收益变动初级行动团体采取制度创新行动经济学理论基础,阐述了核心概念等。第一章则考察了中国电视创建初期的制度——事业制度,通过详细介绍这种制度决策、执行的过程,并分析了这种制度的特征以及原因。不如此详尽、深入的地察中国电视制度的事业起源,就难以充分理解中国电视产业制度今天的本质。第二章考察了广告经营制度、“四级办”、有线电视制度等“增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经过,并介绍了这个过程中相应的人事、财务制度,以及上海、湖南、贵州制度创新的个案。这些制度创新的过程都是渐进的、边际突破的过程,是各个主体对创新行为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第三章考察了“治散治滥”、“集团化”、“制播分离”等“存量型”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分析了其中利益主体的成本收益权衡。第四章从生产能力、消费模式、规模经济等角度分析了数字技术的巨大产业潜能,分析了电视产业制度的瓶颈,论证技术革命对党政机构、电视台、投资商等主体的各种利益会带来改变,他们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从而行动动力会发生改变,“三网融合”制度创新的决策、实施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这种利益权衡的存在。第五章则更深入的分析了观众复杂的需要结构和以购买力来衡量的市场需求变动,分析了党政机构对政权合法性的深层需要,从而分析了党政机构制度创新行动的动力及其变迁。本文提出判断电视制度效率的最终标准,是否利于全面满足包括有购买力的市场需求和没有购买力的收视需要,并分析了电视产业化的效率及其边界。结语部分则集中阐述了本文研究的结论。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一）,从国家“赶超战略”实施、政权合法性巩固对宣传有着内在需要的高度论述我国电视宣传任务,这是认识我国电视政治宣传目标及其变动规律有效、有深度的观点创新;（二）,在清晰界定外延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收益权衡解释历史上的电视产业制度创新,相对于以往文献仅仅从市场利益的角度论述更有解释力,也有创新价值;（三）,从社会原因、技术原因导致电视节目“私人产品”属性强化,从而解释我国电视产业化的原因,论述产业化的合理性及其边界,这是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一个基本概念的理论创新。
陈梁[10]（2010）在《电视新闻流变——上海1958-200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性的电视发展热潮中,新中国电视事业起步并不晚,上海也有幸赶上第一批发展。但在最初的20年间,电视新闻强调政治性和教育性,电视画面追求艺术性,导演、组织、摆拍、造假成风,从业人员在国门紧闭中摸索经验。上海电视新闻以技术人员攻关为前提条件、以电影摄影人员保证图像画面、依靠工农兵来充实队伍。在电视事业起步的前20年里,受制于技术革新的缓慢和国民经济基础的薄弱,电视作为奢侈品并未大面积进入家庭,与报纸、广播相比,影响力较弱。因此,电视从业者一直缺乏正确有力、科学现代的新闻传统,也就不足为怪了。“文革”动乱,稚弱的上海电视新闻队伍受到冲击,转播批斗大会实况成为上海电视的“创举”,对电视新闻“煽动性”的重视,亦自“文革”开始。拨乱反正,上海电视用“真理标准”讲座和话剧《于无声处》的转播赢得肯定；改革开放,上海再以第一条社会新闻、第一条电视广告领先同业；1984年,上海率先建成采编播“一条龙”的新闻中心,带来电视新闻节目增量扩容,时效增强,题材拓宽,报道质量直追报社,突发事件及时反映。伴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大门的开启,电视机成为这30年来,对我国居民生活最具影响力的产品。电视已经成为大众传播中位居首位的媒介,电视新闻传播的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电视威力显现的同时,难掩弊端。小平南巡,东方电视台应运而生,东视新闻在竞争中崛起,推进全方位新闻业务实验,探索电视新闻自身规律,确立电视新闻权威影响,跨区域新闻合作渐成气候。同时,高新科技数字技术、卫星技术给电视新闻传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电视新闻传播各个环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电视新闻在突出权威性、主流性、导向性和综合性之外,注重信息的组织和传播,拓展了信息认知的广度和宽度。新世纪商品经济大潮激荡,上海电视稳中求进,民生新闻、娱乐新闻登场亮相。卫星电视进入新闻主战场,东方卫视再推电视新闻变革,倡导新闻立台,实现直播常态,新闻业务改革趋近极限,广电体制改革鏖战犹酣,上海终以集团化优势组建统一的电视新闻中心,利弊尚待检验。本论文首度梳理上海电视新闻发展历程,在明确的思想体系、评价体系下整理史料,力求展现上海电视新闻的流变。
二、1月上海部分文艺演出菜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1月上海部分文艺演出菜单（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研究对象和研究意义 |
| 1.3 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基础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现状 |
| 1.4.1 情态副词研究回顾 |
| 1.4.2 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回顾 |
| 1.5 语料来源 |
| 第二章 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与类别 |
| 2.1 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性质 |
| 2.1.1 已有研究确定必然类情态副词性质的依据 |
| 2.1.2 本文确定必然类情态副词性质的依据 |
| 2.2 必然类情态副词的类别 |
| 2.2.1 已有研究的分类依据 |
| 2.2.2 本文对必然类情态副词的分类依据 |
| 2.3 小结 |
| 第三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必”的语法功能 |
| 3.1 “必”的句法功能 |
| 3.1.1 “必”的句法位置 |
| 3.1.2 “必”与否定词的连用 |
| 3.1.3 “必”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 3.1.3.1 “必”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 3.1.3.2 “必”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 3.1.3.3 “必”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 3.1.3.4 “必”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 3.1.3.5 “必”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 3.1.3.6 “必”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 3.1.4 “必”与动词的连用 |
| 3.1.4.1 “必”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 3.1.4.2 “必”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 3.1.4.3 “必”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 3.1.5 “必”与形容词的连用 |
| 3.1.6 “必”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 3.2 “必”的语义功能 |
| 3.2.1 “必”的词典释义 |
| 3.2.2 “必”的语义活跃因子 |
| 3.2.3 “必”的古今词义对比 |
| 3.2.4 “必”的语义指向 |
| 3.3 “必”的语用功能 |
| 3.3.1 “必”与句类 |
| 3.3.2 “必”与口气 |
| 3.3.3 “必”与句态 |
| 3.3.4 “必”与语体 |
| 3.3.5 “必”与“体” |
| 3.3.6 “必”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必定”的语法功能 |
| 4.1 “必定”的句法功能 |
| 4.1.1 “必定”的句法位置 |
| 4.1.2 “必定”与否定词的连用 |
| 4.1.3 “必定”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 4.1.3.1 “必定”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 4.1.3.2 “必定”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 4.1.3.3 “必定”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 4.1.3.4 “必定”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 4.1.3.5 “必定”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 4.1.3.6 “必定”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 4.1.4 “必定”与动词的连用 |
| 4.1.4.1 “必定”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 4.1.4.2 “必定”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 4.1.4.3 “必定”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 4.1.5 “必定”与形容词的连用 |
| 4.1.6 “必定”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 4.2 “必定”的语义功能 |
| 4.2.1 “必定”的词典释义 |
| 4.2.2 “必定”的语义活跃因子 |
| 4.2.3 “必定”的语义指向 |
| 4.3 “必定”的语用功能 |
| 4.3.1 “必定”与句类 |
| 4.3.2 “必定”与口气 |
| 4.3.3 “必定”与句态 |
| 4.3.4 “必定”与语体 |
| 4.3.5 “必定”与“体” |
| 4.3.6 “必定”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 4.4 “必定”与“必”的语法功能对比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必然”的语法功能 |
| 5.1 “必然”的句法功能 |
| 5.1.1 “必然”的句法位置 |
| 5.1.2 “必然”与否定词的连用 |
| 5.1.3 “必然”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 5.1.3.1 “必然”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 5.1.3.2 “必然”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 5.1.3.3 “必然”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 5.1.3.4 “必然”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 5.1.3.5 “必然”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 5.1.3.6 “必然”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 5.1.4 “必然”与动词的连用 |
| 5.1.4.1 “必然”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 5.1.4.2 “必然”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 5.1.4.3 “必然”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 5.1.5 “必然”与形容词的连用 |
| 5.1.6 “必然”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 5.2 “必然”的语义功能 |
| 5.2.1 “必然”的词典释义 |
| 5.2.2 “必然”的语义活跃因子 |
| 5.2.3 “必然”的语义指向 |
| 5.2.3.1 与认知类谓宾动词 |
| 5.2.3.2 与特殊格式共现 |
| 5.3 “必然”的语用功能 |
| 5.3.1 “必然”与句类 |
| 5.3.2 “必然”与口气 |
| 5.3.3 “必然”与句态 |
| 5.3.4 “必然”与语体 |
| 5.3.5 “必然”与“体” |
| 5.3.6 “必然”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 5.4 “必然”、“必定”、“必”的语法功能对比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势必”的语法功能 |
| 6.1 “势必“的句法功能 |
| 6.1.1 “势必”的句法位置 |
| 6.1.2 “势必”与否定词的连用 |
| 6.1.3 “势必”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 6.1.3.1 “势必”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 6.1.3.2 “势必”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 6.1.3.3 “势必”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 6.1.3.4 “势必”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 6.1.3.5 “势必”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 6.1.3.6 “势必”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 6.1.4 “势必”与动词的连用 |
| 6.1.4.1 “势必”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 6.1.4.2 “势必”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 6.1.4.3 “势必”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 6.1.5 “势必”与形容词的连用 |
| 6.1.6 “势必”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 6.2 “势必”的语义功能 |
| 6.2.1 “势必”的词典释义 |
| 6.2.2 “势必”的语义活跃因子 |
| 6.2.3 “势必”的语义指向 |
| 6.3 “势必”的语用功能 |
| 6.3.1 “势必”与句类 |
| 6.3.2 “势必”与口气 |
| 6.3.3 “势必”与句态 |
| 6.3.4 “势必”与语体 |
| 6.3.5 “势必”与“体” |
| 6.3.6 “势必”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 6.4 “势必”、“必然”、“必定”、“必”的语法功能对比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必然类情态副词“必将”的语法功能 |
| 7.1 “必将”的句法功能 |
| 7.1.1 “必将”的句法位置 |
| 7.1.2 “必将”与否定词的连用 |
| 7.1.3 “必将”与他类副词的连用 |
| 7.1.3.1 “必将”与程度副词的连用 |
| 7.1.3.2 “必将”与范围副词的连用 |
| 7.1.3.3 “必将”与关联副词的连用 |
| 7.1.3.4 “必将”与时间副词的连用 |
| 7.1.3.5 “必将”与频率副词的连用 |
| 7.1.3.6 “必将”与其他情态副词的连用 |
| 7.1.4 “必将”与动词的连用 |
| 7.1.4.1 “必将”与情态动词的连用 |
| 7.1.4.2 “必将”与动作性动词的连用 |
| 7.1.4.3 “必将”与认知动词的连用 |
| 7.1.5 “必将”与形容词的连用 |
| 7.1.6 “必将”与句末语气词的共现 |
| 7.2 “必将”的语义功能 |
| 7.2.1 “必将”的词典释义 |
| 7.2.2 “必将”的语义活跃因子 |
| 7.2.3 “必将”的语义指向 |
| 7.3 “必将”的语用功能 |
| 7.3.1 “必将”与句类 |
| 7.3.2 “必将”与口气 |
| 7.3.3 “必将”与句态 |
| 7.3.4 “必将”与语体 |
| 7.3.5 “必将”与“体” |
| 7.3.6 “必将”与句子的背景信息和焦点信息 |
| 7.4 “势必”、“必然”、“必将”的语法功能对比 |
| 7.4.1 “势必”、“必然”、“必将”与情态动词搭配时的语义指向对比 |
| 7.4.2 正负向语境对“势必”、“必然”、“必将”的语用选择对比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 |
| 8.1 内容回顾 |
| 8.2 创新之处 |
| 8.3 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各家虚词词典对必然类情态副词的收录情况表 |
| 附录B 第一套问卷《语境的正负向程度判断》 |
| 附录C 第二套问卷《必然类情态副词选择》 |
| 作者简介及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上海电台与沪剧播音研究（1949-199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理论方法与史料来源 |
| 四、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接管与改造时期的沪剧播音(1949-1953) |
| 第一节 上海旧广播电台被接管前后 |
| 一、政府对旧广播电台的接管办法 |
| 二、旧广播电台被接管后的播音情况 |
| 第二节 私营电台改造时期的沪剧播音 |
| 一、从私营到公私合营时期 |
| 二、私营电台改造完成之际 |
| 小结 |
| 第二章 政治运动频繁时期的沪剧播音(1954-1976) |
| 第一节 上海电台国营化初期的沪剧播音 |
| 一、广播工作的改进与沪剧播音 |
| 二、沪剧播音的回升 |
| 第二节 大跃进与调整时期的沪剧播音 |
| 一、广播大跃进与沪剧播音 |
| 二、广播工作的调整与沪剧播音 |
| 第三节 “文革”前夕及“文革”期间的沪剧播音 |
| 一、“文革”前夕沪剧播音革命化 |
| 二、“文革”时期的沪剧播音 |
| 小结 |
| 第三章 市场化时期的沪剧播音(1977-1990) |
| 第一节 广播电台节目调整与改革 |
| 一、广播节目的改观 |
| 二、综合文艺节目的创办 |
| 第二节 沪剧播音与听众反映 |
| 一、沪剧播音剧目变化 |
| 二、沪剧播音新人辈出 |
| 三、听众收听爱好的变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上海客：20世纪上半叶上海文学中的移民生活与文化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题记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成果 |
| 1.3 结构安排 |
| 第2章 近代上海移民与城市发展 |
| 2.1 上海移民发展的阶段及特点 |
| 2.1.1 近现代上海移民发展的主要阶段 |
| 2.1.2 上海移民的主要特点 |
| 2.2 上海移民与上海城市文化 |
| 2.3 作为移民的作家知识分子 |
| 2.3.1 关于作家作品的地域性问题 |
| 2.3.2 移民作家的“再社会化”问题 |
| 第3章 江南移民与海派文学 |
| 3.1 江南文化对海派文学的影响 |
| 3.2 上海通俗小说中的娼妓文化 |
| 3.2.1 晚清上海都市中的娼妓文化 |
| 3.2.2 晚清狭邪小说中的娼妓形象 |
| 3.2.3 娼妓在上海社会地位的变化 |
| 3.3 旅沪苏州文人与鸳鸯蝴蝶派 |
| 3.3.1 旅沪苏州文人的职业选择 |
| 3.3.2 鸳鸯蝴蝶派中的苏州文人 |
| 3.3.3 鸳鸯蝴蝶派的文学评价问题 |
| 第4章 从乡土小说到市民小说 |
| 4.1 苏北移民与现代文学中人力车夫形象 |
| 4.1.1 社会生活史中的苏北人 |
| 4.1.2 上海文学中的人力车夫形象 |
| 4.1.3 从被侮辱者到革命者 |
| 4.2 怀乡与魔都:从移民视角看京派与海派之争 |
| 4.2.1 京海之争中的移民问题 |
| 4.2.2 京派中的移民作家 |
| 4.2.3 从移民角度看“京海论争”的实质 |
| 4.3 从上海市民小说看“都市乡愁”的形成 |
| 4.3.1 侨寓背景下的乡土文学 |
| 4.3.2 上海市民小说中市民身份的形成与确认 |
| 第5章 都市书写的困境:移民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 |
| 5.1 师陀:蛰居在故乡与城市之间 |
| 5.1.1 抗战之前 |
| 5.1.2 上海体验 |
| 5.1.3 团体归属问题 |
| 5.2 予且:徘徊在附逆与平民之间 |
| 5.2.1 予且的政治立场 |
| 5.2.2 予且的文学立场 |
| 5.2.3 予且笔下的上海市民 |
| 5.3 于伶:斗士与诗人的结合体 |
| 5.3.1 于伶对戏剧运动的组织 |
| 5.3.2 于伶对“孤岛”上海的书写 |
| 5.3.3 三种道路的不同选择 |
| 第6章 :从“上海客”到“上海人”——小结上海现代文学中的移民文化认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 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研究综述 |
| 2.1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的评介综述 |
| 2.1.1 评介观点：字真句确,忠实条畅 |
| 2.1.2 译例选取：被割裂与孤立的重译 |
| 2.1.3 评价视域：以原文为中心的视角 |
| 2.1.4 小结 |
| 2.2 傅东华翻译研究与批评述评 |
| 2.2.1 翻译活动：以《飘》代全,研必论《飘》 |
| 2.2.2 翻译风格：在《飘》光环下的行云流水 |
| 2.2.3 翻译思想：“中国化”与不忠实的典型 |
| 2.2.4 译史地位：《飘》留史册,译绩浮沉 |
| 2.2.5 小结 |
| 2.3 重译研究述评 |
| 2.3.1 重译的定义与特性 |
| 2.3.2 重译产生缘由述评 |
| 2.3.3 重译个案研究述评 |
| 2.3.4 小结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译随境迁 文从时变：傅东华翻译生涯的演变 |
| 3.1 跌宕起伏：从文坛中心走向边缘 |
| 3.2 顺势而为：傅东华的翻译活动变迁 |
| 3.2.1 以中融西、形神兼弃的早期翻译实践(1913-1915) |
| 3.2.2 西译启智、以形役神的20-30年代翻译活动(1921-1939) |
| 3.2.3 消遣自娱,舍形求神的40年代翻译活动(1940-1949) |
| 3.2.4 译为新生,形神并求的解放后翻译活动(1949-1959) |
| 3.2.5 小结 |
| 3.3 应时而变：傅东华的翻译思想发展 |
| 3.3.1 收融结晶、译为艺术的翻译本质论 |
| 3.3.2 译以启智、报国救文的翻译使命论 |
| 3.3.3 忠实条畅、形神兼备的翻译标准论 |
| 3.3.4 文白之变、译言载道的翻译语言观 |
| 3.3.5 中西诗学、融汇抗衡的翻译审美论 |
| 3.3.6 译之所始、译之所及的翻译读者观 |
| 3.3.7 小结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花开二度 为异而译：左翼思潮下为革命初译,新政权中为人民重译 |
| 4.1 《珍妮姑娘》的诞生与世界旅行 |
| 4.1.1 原作创作好事多磨 |
| 4.1.2 被柔化的作者本意 |
| 4.1.3 应时而生的各国译介 |
| 4.2 初译缘起：左翼思潮下,革新社会改革文学 |
| 4.2.1 国际左翼思潮下的中国左翼运动和左翼编外成员傅东华 |
| 4.2.2 左翼意识形态与傅东华政治立场的契合 |
| 4.2.3 左翼文学主张与傅东华文学观念的共鸣 |
| 4.2.4 大众语运动的倡导与傅东华语文主张的融合 |
| 4.2.5 赞助人中华书局的出版主张与傅东华文学理想的耦合 |
| 4.2.6 提高读者鉴赏力的时代需求与傅东华读者观的共振 |
| 4.3 重译始末：建国之初,服务革命重塑文学 |
| 4.3.1 无产阶级阵营中新中国的十七年和“问题作家”傅东华 |
| 4.3.2 50年代新中国意识形态与傅东华政治立场的磨合 |
| 4.3.3 50年代文学的文学观念构建与傅东华文学观念的转变 |
| 4.3.4 汉语规范化运动的展开与傅东华语文主张的谋和 |
| 4.3.5 赞助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对傅东华创作计划的替代 |
| 4.3.6 文艺化大众的时代需求与傅东华读者观的嬗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涅盘重生 因译而异：从左翼思潮下的革命性到新政权中人民性 |
| 5.1 译例分析：从《真妮姑娘》到《珍妮姑娘》的变奏 |
| 5.1.1 翻译策略的选择：从走近作者到走近读者 |
| 5.1.2 意识形态的操控：从真实体现到刻意塑造 |
| 5.1.3 文学观念的显现：从写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 5.1.4 语文规范的构建：从兼收杂糅大众语到规范一统普通话 |
| 5.1.5 小结 |
| 5.2 成因分析：译者与语境的冲突与妥协 |
| 5.2.1 读者与作者的抉择：从与作者共谋到向读者顺从 |
| 5.2.2 意识形态的操控：从弱势影响到强势支配 |
| 5.2.3 文学观念的显现：从据实直录到融合改写 |
| 5.2.4 汉语规范的构建：从主导探索到顺从大局 |
| 5.2.5 小结 |
| 5.3 理论探究：重译的再思考 |
| 5.3.1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的独特性 |
| 5.3.2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对重译研究的普遍性意义 |
| 5.3.3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对重译个案评价的普遍性意义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傅东华生平大事记 |
| 附录二：傅东华译事年表 |
| 附录三：傅东华着述年表 |
| 附录四：《珍妮姑娘》汉译本谱系图 |
| 附录五：Jennie Gerhardt翻译一览表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5）断裂与延续：《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日常生活空间建构（1949-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日常生活研究 |
| 二、社会空间、日常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与研究意义 |
| 一、上海史和上海日常生活、1950年代研究 |
| 二、媒介、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 |
| 三、《新民晚报》相关文献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文章框架 |
| 四、研究的局限性 |
| 注释 |
| 第一章 《新民晚报》与新旧交替中的上海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新民晚报》(1946-1966)变迁史：权力规训中的社会主义晚报 |
| 一、《新民报》的发行 |
| 二、读者对象的逐步确定与历年版面变迁 |
| 三、为什么是《新民晚报》? |
| 第二节 《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空间氛围的变化 |
| 一、名称之变 |
| 二、土洋之变 |
| 三、建构新的社会风气：学习、节约 |
| 四、新社会中的商业氛围：“生意经”和“老实”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二章 延续、规训与溢出：《新民晚报》中的社会主义上海日常消费空间 |
| 第一节 变幻中的城市商业地标 |
| 一、作为社会主义城市的上海 |
| 二、外滩 |
| 三、从跑马厅到人民广场 |
| 四、(作为城市商业地标的)南京路 |
| 第二节 上海消费空间的延续：霓虹灯和第一百货 |
| 一、时而辉煌,时而黯淡：霓虹灯的生命史 |
| 二、第一百货：一个个案 |
| 第三节 上海消费空间中的规训与溢出 |
| 一、街头 |
| 二、橱窗 |
| 三、商场和百货公司中的消费空间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三章 《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的居住空间 |
| 第一节 棚户区：正面而片面的呈现 |
| 第二节 工人新村叙事的“单纯性与坚贞性” |
| 一、工人新村概况 |
| 二、曹杨新村：社会主义的客厅 |
| 第三节 上海里弄的新气象：空间氛围的巨变 |
| 一、《新民晚报》中的里弄 |
| 二、里弄组织的建立 |
| 三、学习 |
| 四、集体化生活 |
| 五、爱国卫生运动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四章 《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的饮食空间 |
| 第一节 物产与主食 |
| 一、物产的新陈代谢 |
| 二、主食：“标准米”的阶级属性和健康效用 |
| 第二节 外食空间的转型与延续：饭店、食品公司、食摊、食堂 |
| 一、饭店 |
| 二、食品商店中的西式风格 |
| 三、食摊：合作化与复兴 |
| 四、新的饮食空间：食堂 |
| 第三节 家中饮食 |
| 一、菜场：统一议价和公私合营 |
| 二、家中饮食：“既要省得钱,又要吃得好”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五章 实用、阶级和审美：《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日常生活空间的服饰与时尚 |
| 第一节 解放初的新旧交融：转型期的服饰 |
| 一、人民装的兴起 |
| 二、街头的时髦人士和时尚制造者 |
| 第二节 1955-1956的服装改革运动 |
| 一、服装改革运动的特点 |
| 二、服装展览会 |
| 第三节 关于穿旧衣的讨论 |
| 第四节 服饰式样由繁琐到实用的讨论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第六章 《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休闲娱乐空间 |
| 第一节 大世界：空间氛围的转变 |
| 一、接管前：清洗与残留 |
| 二、接管后 |
| 第二节 公园：休闲、历史与政治 |
| 一、1949后上海公园的发展 |
| 二、作为休闲空间的公园 |
| 三、作为历史和政治空间的公园 |
| 四、1964年“公园里应吹什么风”的大讨论 |
| 第三节 书场和影院 |
| 一、书场：从自由散漫到井然有序 |
| 二、影院 |
| 本章小结 |
| 注释 |
| 结语 |
| 一、报纸、历史与城市日常生活 |
| 二、权力规训中的“反向解读” |
| 三、内容上的区分 |
| 四、时间上的共性：以“热点时刻”视角看《新民晚报》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呈现 |
| 五、断裂与延续 |
| 注释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几个概念的界定 |
| 二、“苏俄通讯”研究的对象 |
| 三、“苏俄通讯”的研究状况 |
| 四、“苏俄通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
| 五、“苏俄通讯”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20世纪上半期中外“苏俄通讯”文献概述 |
| 一、中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概述 |
| 二、外国作者的“苏俄通讯”文献概述 |
| 第二章 “苏俄通讯”作者队伍与传播媒介 |
| 一、中国“苏俄通讯”作者的现代转型 |
| 二、“苏俄通讯”作者的“类型”分析 |
| 三、“苏俄通讯”作者访苏频率分析 |
| 四、国内“苏俄通讯”发表媒介分析 |
| 第三章 “苏俄通讯”的特色与视角 |
| 一、内容特色 时代性、政治性、关联性与倾向性 |
| 二、写作特色 语言、视角与选材 |
| 第四章 “苏俄通讯”的传播分析 |
| 一、“苏俄通讯”传播文本的生成 |
| 二、“苏俄通讯”传播路径分析 |
| 三、“苏俄通讯”传播效果分析 |
| 四、“苏俄通讯”传播规律分析 |
| 第五章 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多重意蕴 |
| 一、中国“苏俄通讯”作者“行走苏俄”的前提 |
| 二、“苏俄通讯”作者“行走苏俄”的原因 |
| 三、中外作者“行走苏俄”的路线节点分析 |
| 四、“行走苏俄”的方法论 |
| 第六章 “解读苏俄” 别求新声于异邦 |
| 一、新国家 |
| 二、新人类 |
| 三、新空间 |
| 四、新话语 |
| 第七章 “解读苏俄” 日常社会生活探究 |
| 一、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分析 |
| 二、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典型分析 |
| 三、苏俄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 |
| 第八章 “解读苏俄” 另类镜像 |
| 一、“苏俄通讯”另类镜像之一：负面宣传 |
| 二、“苏俄通讯”另类镜像之二：中性介绍 |
| 第九章 “苏俄通讯”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 |
| 一、“苏俄通讯”与苏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
| 二、“苏俄通讯”与“苏俄理论” |
| 三、“苏俄通讯”与苏俄的传统文化 |
| 第十章 “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世界化” |
| 一、“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中国化” |
| 二、“苏俄通讯”与苏俄经验的“世界化” |
| 第十一章 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比较 |
| 一、瞿秋白、俞颂华赴苏俄采访成因 |
| 二、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概述 |
| 三、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议题 |
| 四、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评价 |
| 五、瞿秋白、俞颂华“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二章 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比较 |
| 一、抱朴、张民权的苏俄之行 |
| 二、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的主要内容 |
| 三、抱朴、张民权“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三章 陈独秀、李大钊“苏俄通讯”比较 |
| 一、陈独秀苏俄之行与《苏俄六周》 |
| 二、李大钊苏俄之行与《苏俄民众对于中国革命的同情》 |
| 三、陈独秀、李大钊的“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四章 蒋介石、沈玄庐“苏俄通讯”比较 |
| 一、蒋介石、沈玄庐的游俄报告 |
| 二、蒋介石、沈玄庐的“中国策略” |
| 三、蒋介石、沈玄庐“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五章 徐志摩、胡适“苏俄通讯”比较 |
| 一、徐志摩《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分析 |
| 二、胡适《一个态度》和《新自由主义》分析 |
| 三、徐志摩、胡适“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六章 胡愈之、林克多“苏俄通讯”比较 |
| 一、胡愈之《莫斯科印象记》分析 |
| 二、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分析 |
| 三、胡愈之、林克多“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七章 曹谷冰、戈公振“苏俄通讯”比较 |
| 一、曹谷冰《苏俄视察记》分析 |
| 二、戈公振《从东北到庶联》分析 |
| 三、曹谷冰、戈公振“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八章 丁文江、蒋廷黻“苏俄通讯”比较 |
| 一、丁文江的苏俄之行与《苏俄旅行记》 |
| 二、蒋廷黻的苏俄之行与《欧游随笔》 |
| 三、丁文江、蒋廷黻“苏俄通讯”比较 |
| 第十九章 郭沫若、茅盾“苏俄通讯”比较 |
| 一、郭沫若的苏俄之行与《苏联纪行》 |
| 二、茅盾的苏俄之行与《苏联见闻录》 |
| 三、郭沫若、茅盾“苏俄通讯”比较 |
| 第二十章 国外“苏俄通讯”译作选介 |
| 一、“10年代”的“苏俄通讯”：以洪福利《我在新俄罗斯的生活》为例 |
| 二、“20年代”的“苏俄通讯”：以罗素《游俄之感想》为例 |
| 三、“30年代”的“苏俄通讯”：以韦伯《苏俄实业界生活一瞥》为例 |
| 四、“40年代”的“苏俄通讯”：以斯诺《战时苏联游记》为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图片目录及出处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致谢 |
（7）预告、呈现、揭示 ——文学广告视角的现代文学传播研究（191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概念的界定与说明 |
| 三、 核心问题 |
| 四、 本课题研究现状 |
| 五、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六、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文学环境的转型与现代文学广告的发展 |
| 第一节 从“牌记”到报刊广告——文学广告溯源 |
| 第二节 大手笔写小广告——现代作家的文学广告创作 |
| 第三节 从报刊到丛书——现代出版机构的文学广告宣传 |
| 第二章 预告、呈现、揭示——透过现代文学广告看现代文学传播 |
| 第一节 作家生平/作品内容/期刊编辑方针的全面预告 |
| 第二节 作品内容/文学生态的双重呈现 |
| 第三节 文学传播过程的准确揭示 |
| 第三章 文学广告视角的文学期刊创刊/改版和文学社团的成立（1915-1927） |
| 第一节 《新青年》的编辑出版与文学广告 |
| 第二节 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与文学广告 |
| 第三节 《小说月报》的改版与文学广告 |
| 第四章 文学广告视角的文学组织建立、作家作品和通俗文学期刊的出版（1927-1937） |
| 第一节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与文学广告 |
| 第二节 《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与文学广告 |
| 第三节 红系列杂志、紫系列杂志与文学广告 |
| 第五章 文学广告视角的报告文学/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和歌剧创作（1937-1949） |
| 第一节 《中国的一日》编辑出版与文学广告 |
| 第二节 《晨光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与广告 |
| 第三节 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演出与广告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一：《小说月报》刊载的主要文学广告摘录（1921—1930） |
| 附录二：《新青年》刊载的主要文学广告摘录（第一卷至第七卷） |
| 附录三：《创造月刊》主要文学广告摘录（1926 年至 1929 年）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8）与万簌鸣同时代的海上时尚设计圈（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 导论 |
| 1. 研究的缘起 |
| 2. 研究的视角 |
| 3. 研究的理论及应用价值 |
| 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5. 概念的界定 |
| 6. 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
| 7. 研究的思路及方法 |
| 二、 王朝的覆灭与中国现代设计的发端 |
| （一） 科举之路的终结——新哲学观出现与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 |
| 1. 科举制度废除与新型知识分子诞生 |
| 2.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 |
| （二） 新旧体制的更迭——民族资产阶级涌现与市民阶层的变化 |
| 1. 大众文化的传播与市民阶层的变化 |
| 2. 新经济体制与新型资产阶级 |
| （三） 上海开埠——新印刷技术与新设计技艺的传播 |
| 1. 土山湾孤儿工艺场的西洋技艺 |
| 2. 传教士带来的先进印刷工艺与中国近代刊物 |
| （四） 本章结论 |
| 三、 万籁鸣与商务印书馆的时尚文化圈 |
| （一） 对设计艺术的慷慨解囊——商务印书馆的经营理念 |
| 1. 商务印书馆的精神支柱和经营视野 |
| 2. 商务印书馆影戏部的成立机缘 |
| （二） 中国首批设计师的聚集——万籁鸣和商务印书馆的同事们 |
| 1. 幼年万籁鸣的生活 |
| 2. 考入商务印书馆的 1919 年 |
| 3. 商务印书馆培养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设计师 |
| （三） 面向市民阶层与精英阶层——中国现代平面设计发端 |
| 1. 鲁迅与未名社、北新书局的装帧设计师 |
| 2. 着名书店与书局里的装帧设计师们 |
| 3. 比亚兹莱与中国装帧设计风格 |
| 4. 逐渐发展的产品包装设计 |
| 5. 印染工艺与展示设计 |
| 6. 形式多样的广告设计 |
| （四） 竞争与互助的业务关系——与商务印书馆同时代的设计机构 |
| 1. 广告公司风起云涌 |
| 2. 英美烟草公司广告部的精英们 |
| 3. 商务的人才流失促成“穉英画室”的成就 |
| （五） 本章结论 |
| 四、 万籁鸣与《良友》画报的时尚设计圈 |
| （一） 丰富庞杂，与时代并行——《良友》的办刊宗旨与理念 |
| 1. 从《少年良友》到《良友》——伍联德的创刊历程 |
| 2. 睿智的目光——《良友》的编辑视野与经营方式 |
| 3. 剧增的影响力——倍受名人青睐的《良友》 |
| （二） 商务印书馆设计师的再集结——万籁鸣主编《良友》前后的设计师们 |
| 1. 与万籁鸣同时代的时尚生活设计圈 |
| 2. 着名的设计师兄弟们 |
| 3. 鼎盛时期担任《良友》美术主编的万籁鸣 |
| 4. 追求时尚的社会名流与《良友》的文化名人 |
| （三） 变化微妙的出版风格——伍联德之后四任主编 |
| 1. 充满朝气的上升时期——从周瘦鹃到梁得所 |
| 2. 有惊无险的主编更换——从梁得所到马国亮 |
| 3. 一波三折的人事变动——从马国亮到张沅恒 |
| （四） 摩登的风向标——与《良友》同时期的艺术刊物与设计 |
| 1. 利润丰厚的出版事业和层出不穷的画报 |
| 2. 投资艺术杂志的慈善家邵洵美 |
| （五） 本章结论 |
| 五、 万籁鸣与影视动漫设计圈的艺术家 |
| （一） 风靡中国的美国动画——中国动画电影的艰难起步 |
| 1. 国际动画电影业风生水起 |
| 2. 中国本土动画电影业的艰难起步 |
| （二） 青涩的处女作——万氏兄弟与中国本土动画的诞生 |
| 1. 万氏四兄弟齐聚上海 |
| 2. 多方筹措——从无到有的设备、原料和技术 |
| 3. 保密核心技术——万氏兄弟与民国其他动画制作者 |
| 4. 前赴后继——早期其他形式的动画片 |
| （三） 《白雪公主》与《铁扇公主》——万氏兄弟动画设计风格 |
| 1. 从模仿到创造——中国动画造型设计的灵感来源 |
| 2. 对传统文化的融汇——剪纸动画片的诞生 |
| 3. 难以调和的人际关系——万超尘与木偶片的诞生经过 |
| （四） 《大闹天宫》的辉煌——实现创作中国风格动画的人生梦想 |
| 1. 艰难的历程——《大闹天宫》的多舛命运 |
| 2. 时尚兄弟连——万氏兄弟和张氏兄弟再次合作 |
| 3. “孙悟空”与“阿童木”——《大闹天宫》的艺术成就 |
| （五） 本章结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9）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背景扫描：令人“纠结”的中国电视 |
| 二 研究对象：中国电视产业制度 |
| 三 问题提出：制度变迁的因素、趋势 |
| 四 选题意义：实践探索理论探讨 |
| 五 文献综述：成果众多矛盾突出 |
| 六 研究方法：历史、文本及制度理论 |
| 七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及其适用性评述 |
| 八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电视事业制度起源 |
| 第一节 “十七年”时期电视概况 |
| 一 中国电视诞生 |
| 二 曲折发展之路 |
| 三 电视任务与内容 |
| 四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 |
| 第二节 “文革”时期电视军管制度 |
| 一 制度环境剧变 |
| 二 极“左”的电视任务、内容 |
| 三 电视建设进展 |
| 四 电视工作者与观众 |
| 五 个案透视电视制度 |
| 第三节 “两年徘徊”时期电视制度 |
| 一 制度环境变革 |
| 二 电视任务、内容 |
| 三 观众需求扩张 |
| 第四节 电视事业制度均衡分析 |
| 一 制度环境基础 |
| 二 早期电视制度特征 |
| 三 需求均衡评析 |
| 第二章 “增量型”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广告经营制度创新 |
| 一 电视需求的扩张与转型 |
| 二 广告产生过程 |
| 三 持续争议、持续创新 |
| 四 制度均衡分析 |
| 第二节“四级办”的扩张之路 |
| 一 需求扩张加速 |
| 二 “初级行动团体”制度决策 |
| 三 “次级行动团体”制度实施 |
| 四 政策与对策 |
| 五 制度博弈非均衡 |
| 第三节 有线电视的兴建与“收编” |
| 一 市场需求升级 |
| 二 有线电视兴建 |
| 三 有线电视政策变迁 |
| 四 制度均衡分析 |
| 第四节 产业增长中的制度均衡 |
| 一 财政、人事制度变迁 |
| 二 聚焦制度创新个案 |
| 三 制度均衡分析 |
| 四 “增量型”制度创新主导因素 |
| 第三章 “存量型”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治散治滥”、“集团化” |
| 一 电视节目需求背景 |
| 二 “治散治滥”的决策与实施 |
| 三 “集团化”的决策与实施 |
| 第二节 “制播分离”制度创新 |
| 一 制播分离决策“走走停停” |
| 二 制播分离实施“因地制宜” |
| 第三节 产业整合中的制度均衡 |
| 一 制度环境变更 |
| 二 制度均衡分析 |
| 三 “存量型”制度创新主导因素 |
| 第四章 新技术下的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数字电视的产业潜能 |
| 一 生产能力提升 |
| 二 消费模式拓展 |
| 三 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
| 四 世界数字电视产业发展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及政策 |
| 一 中国数字电视发展历程 |
| 二 传统电视产业进入蜕变期 |
| 三 中国数字电视制度瓶颈 |
| 四 制度瓶颈的产业症状 |
| 第三节 “三网融合”制度创新的博弈 |
| 一 “三网融合”的提出、纷争、停滞 |
| 二 “三网融合”的缓慢演进 |
| 三 国家强力推动三网融合 |
| 四 “三网融合”中的利益权衡 |
| 第四节 数字时代中国电视制度成本收益权衡 |
| 一 党政机构制度成本收益变动分析 |
| 二 国有电视台制度成本收益分析 |
| 三 投资商执行制度成本收益比较 |
| 四 潜在收益与行动团体 |
| 第五章 “需要”、“需求”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观众为什么需要电视？ |
| 一 理论中的观众需要 |
| 二 生理型收视需要 |
| 三 社会型收视需要 |
| 四 发展型收视需要 |
| 五 收视需要的结构 |
| 六 收视需要的变化 |
| 第二节 计划经济下社会需要 |
| 一 电视的功能与效果 |
| 二 观众收视需要结构 |
| 三 党政机构宣传需要 |
| 四 电视台利益与需要 |
| 第三节 社会转型中“需要”与“需求” |
| 一 观众需要与需求变动 |
| 二 党政机构宣传需要变革 |
| 三 电视台利益与需要 |
| 四 社会投资机构需要 |
| 第四节 “产业化”：满足需要的效率与边界 |
| 一 制度效率取决于产品属性 |
| 二 电视事业制度效率评价 |
| 三 产业制度提升效率原因 |
| 四 产业化及其社会边界 |
| 五 观众需要满足了吗？ |
| 结语 制度窘境——如何走出“路径依赖”？ |
| 参考文献 |
| 作者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电视新闻流变——上海1958-200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在"宣传"与"艺术"双重压力下挣扎(1958-1977) |
| 第一节 办台思想:重政治宣传 轻新闻传播 |
| 第二节 从业者:注重思想技术 罔顾新闻业务 |
| 第三节 电视新闻:从模仿《新闻简报》起步 |
| 第四节 电视规律:新闻抑或艺术 |
| 第五节 "文革"时期上海电视的"创举" |
| 第二章 在改革开放的鼓声中蹒跚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社会巨变推动电视新闻"解冻" |
| 第二节 观念、技术推动电视新闻增量扩容 |
| 第三节 新闻实务:庞杂需求导致表面繁荣 |
| 第四节 电视新闻弊端明显业务水平尚待提高 |
| 第三章 在市场竞争中独立求发展(1993-2001) |
| 第一节 东视新闻:尝试改变探求规律 |
| 第二节 思考电视新闻寻求独立发声 |
| 第三节 从电视新闻协作展望媒体跨区域合作 |
| 第四章 在商业化大潮中稳中求进(2002-2008) |
| 第一节 广告、收视压力之下民生、娱乐新闻登场 |
| 第二节 卫星电视时代新闻可否立台 |
| 第三节 集团化一统新闻声势壮失竞争 |
| 结语 |
| 附录一:1972-1988年部分卫星电视实况节目传送一览表 |
| 附录二:上海造漆厂发生一起重大火灾(连续报道) |
| 附录三:朱镕基慰问工纠队员 |
| 附录四:南浦大桥成为上海人民心中的丰碑 |
| 附录五:火警声声向文化 |
| 附录六:上海新闻栏目志全录 |
| 附录七: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保存的上海长短纪录片、上海新闻简明目录(1958年-1962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1月上海部分文艺演出菜单（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汉语必然类情态副词研究[D]. 韩文羽. 吉林大学, 2020(01)
- [2]上海电台与沪剧播音研究（1949-1990）[D]. 张慧玲.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3]上海客：20世纪上半叶上海文学中的移民生活与文化认同[D]. 贾伟.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6)
- [4]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文学重译 ——傅东华重译《珍妮姑娘》研究[D]. 陆颖. 华东师范大学, 2014(11)
- [5]断裂与延续：《新民晚报》与社会主义上海日常生活空间建构（1949-1966）[D]. 董倩. 复旦大学, 2013(02)
- [6]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苏俄通讯”研究[D]. 杨丽娟. 扬州大学, 2013(04)
- [7]预告、呈现、揭示 ——文学广告视角的现代文学传播研究（1915-1949）[D]. 胡明宇. 苏州大学, 2012(12)
- [8]与万簌鸣同时代的海上时尚设计圈[D]. 施茜. 苏州大学, 2012(09)
- [9]中国电视产业的制度变迁与需求均衡[D]. 易旭明. 上海大学, 2011(11)
- [10]电视新闻流变——上海1958-2008[D]. 陈梁. 复旦大学, 20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