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里的外资企业服中国“水土”（论文文献综述）
赵永斌[1]（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研究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辛韵[2]（2021）在《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中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中国在追求高速工业发展的同时引发了水土流失严重、草场退化加剧、森林资源锐减、水体大气污染加重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严重后果难以承受。然而,生态环境保护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生态环境保护达到更高的标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协调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黄河流域为研究对象,研究区间为2003—2018年,以黄河流域的74个地级市为研究样本。首先,本文大致分析了黄河流域的研究区位概况,详细分析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形势。其次,基于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特征,构建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指标体系,运用组合权重法测算了黄河流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高质量发展及其子系统综合评价值,对黄河流域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水资源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经济活力、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协调等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同时,进一步探究了黄河流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两大系统之间的相关性。尔后,探析了黄河流域地区这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机制,并利用耦合协调评价模型测度了黄河流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进一步分析了黄河流域地区这两大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特征,然后,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并进一步运用非线性自回归神经网络模型预测2019—2023年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探究未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发展趋势。最后,通过研究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驱动因素的影响机制,确定了能源利用程度、水资源开发程度、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四个主要影响因素,形成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驱动因素指标体系,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析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驱动力的全局规律与局部规律,进一步确定了造成黄河流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的全局影响因素和局部影响因素。基于此,提出有关提高黄河流域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几点对策建议。文章主要结论如下: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测度方面。结果显示,2003—2018年,黄河流域大多数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水平逐步增高,由2003年大面积的极弱生态环境保护水平转变为2018年大面积的中等生态环境保护水平。2018年,在生态环境保护子系统中,黄河流域地区的污染综合治理平均水平保持在中度污染综合治理水平,且黄河流域具有强污染综合治理能力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以南的中下游地区;而黄河流域地区的水资源可持续能力在考察期内始终处于极低可持续发展水平,且多数地区的水资源可持续发展能力呈现负增长模式,致使原本处于水资源高可持续发展水平和中上可持续发展水平的地区均跌落至极低可持续发展水平。2003—2018年,黄河流域大多数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逐步增强,由2003年大面积的低质量发展水平转变为2018年大面积的中下等质量发展水平。在高质量发展子系统中,黄河流域大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力水平停滞不前,始终维持在经济活力不足的状态,十六年以来,黄河流域创新驱动平均水平增长了51.62%,增幅较大;而绿色发展平均水平经历了“中下等-中上等-中下等”两阶段变化,但总体呈增长趋势;人民生活和社会协调平均水平缓慢上升,均上升了一个等级,分别由中等人民生活水平提升至良好人民生活水平、社会轻度不协调水平提升至社会初级协调水平。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方面。研究结果显示,2003—2018年,黄河流域各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由2003年大面积的初级协调发展转变为2018年大面积的中级协调发展,大多数内蒙古地区及黄河以南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已提升至良好协调发展水平。空间自相关性方面,就全局而言,黄河流域考察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具有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存在较弱的空间正相关性;就局部而言,黄河流域大多数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空间集聚特征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模式为主,局部空间正相关性逐步增强。预测结果显示,2019—2023年,黄河流域大多数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平稳上升趋势,整体发展形势较为乐观,黄河流域各地区预测期内的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平均水平分别为0.802、0.807、0.809、0.813和0.816,将能够实现从中级协调发展水平到良好协调发展水平的转变。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驱动因素方面。从全局规律进行分析,能源利用程度、水资源开发程度、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均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影响程度由强到弱排名为:能源利用程度、城镇化水平、水资源开发程度、工业化水平。从局部规律进行分析,能源利用程度是导致黄河流域74个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差异化的形成根源。在能源利用程度中,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与单位工业增加值电耗对黄河流域74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分别表现为负向影响和正向影响,其中,单位工业增加值电耗的影响强度远高于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源消耗量对黄河流域74个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影响程度由东向西逐渐减弱;而单位工业增加值电消耗量的影响程度由东南地区向西北地区逐步增强。综合上述研究分析结论,笔者提出了可能提高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几点建议。水资源利用方面,工业企业应着力于改进工业产品和生产技术,提升工业循环水处理技术,大力发展循环用水,最大限度地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和利用效率;政府应狠抓污染源,着重限制农业和工业生产过程中废污水所排放的农药、化肥、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的含量,减少中重度污水排放量,同时提高污水处理能力,将达标后的污水用于水循环和土地灌溉中,实现废水的无害化综合利用与污水资源化。能源开发方面,国家和企业应正本清源,提升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发展水平,找到可替代不可再生能源的新能源;政府应加强对能源资源开采量和使用量的管控权,要求企业科学合理地使用煤炭、石油、核燃料等不可再生能源,深入开展节能减耗的相关工作,削减能源的耗损,加强能源的循环利用,从源头降低能源资源的消耗量,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城镇化与工业化方面,国家、政府和企业应助推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共同发展,企业应坚持以节能降耗、减少环境污染为核心提高工业生产过程中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推进新型工业化转型;国家和政府应以人为本,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相关福利保障政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推动城乡协调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曹耀辉[3]（2021）在《跨文化背景下质量管理研究 ——以迪特公司为例》文中提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快速发展,中国的优良的开放政策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了众多的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外资企业在跨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表现不尽相同,有的企业处理的比较得当,获得了丰厚的收益,例如肯德基,星巴克,德国大众,其优异的服务和产品品质深受国人喜爱,但是也有不少企业,尤其是制造业在这种跨文化背景下的管理模式处理不当,导致其在中国的子公司管理方式水土不服。质量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就是从不同的文化视角来审视外资企业在质量管理活动当中出现的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分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分析以及由此带来的质量管理方面的问题,从跨文化背景下结合母公司的优秀质量管理经验为本土质量管理活动提出解决思路。本文所研究的迪特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在这种跨文化背景下的一个制造型中型企业,迪特公司的母公司是一家总部位于欧洲的百年企业,全球有19家工厂,分布在全球各地。在2013年集团兼并了迪特公司,在加入集团之前,迪特公司在国内汽车零部件的橡胶部品的细分领域已经深耕20多年,已经占有了大约40%的市场份额,企业规模已经达到了2000多人。但是由于公司所在区域以民营企业为主,企业文化受中国文化影响,具有很强的“中国特色”,公司管理层级很多,凡事需要汇报,典型的口号文化。在质量方面表现也不尽人意,客户投诉居高不下。在迪特公司被兼并之后,欧洲总部需要把母公司的好的经验引进迪特公司,由此就在企业质量管理方面明显的产生了这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本文结合当今主流的跨文化研究理论,通过对企业高层的访谈把迪特公司当前存在的质量管理问题归纳为质量意识不足、质量体系的执行不到位以及跨文化沟通的欠缺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其中,质量意识和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全面质量管理的基础,跨文化沟通是这种在华外资企业保持母公司和子公司保持良好沟通的前提,本文以这三个问题为主线进行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罗璇[4]（2021）在《FDI知识溢出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制度支持的调节效应》文中提出高水平的创新能力是企业乃至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不仅是对新知识的探索,而且是一种以新颖的方式将新旧知识结合起来的努力。创新的关键在于对知识资源的有效利用。面对创新发展日新月异,相较于企业内部知识资本投入承担的巨大风险,外商投资提供了知识学习的渠道,但如何将外资溢出的知识应用于企业创新是复杂而现实的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非常重视对外资的利用,中国政府的“引进来”政策为国内企业提供了获取外资知识溢出的机会。基于此,探究FDI知识溢出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外资带来的知识资源并非被东道国充分利用,除去组织层面的吸收能力、合作方式等因素,宏观政策因素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政府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其制度支持在FDI知识溢出影响当地企业创新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以2006-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的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FDI知识溢出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根据FDI溢出的路径和方向,将FDI知识溢出划分为三个维度,即FDI水平知识溢出、FDI前向知识溢出和FDI后向知识溢出,提出了FDI知识溢出三种路径和渠道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假设。然后,本文引入了制度视角,以政府的制度支持作为调节变量,探究制度支持对FDI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影响,通过构造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别对研究假设进行论证。通过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本文认为不同路径的FDI知识溢出行为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并且政府的制度支持在FDI知识溢出和中国企业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有所不同。第一,FDI水平知识溢出抑制了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这与我们传统观点中认为FDI的先进技术知识一定会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认知相悖。外资在行业内带来先进技术知识的同时也利用竞争优势对东道国创新产生挤压效应。在制度支持的调节下,这种挤压效应被进一步放大。第二,FDI前向知识溢出对于中国企业创新发展具有负面影响,这也意味着上游外资在行业内的知识溢出行为压制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并且在政府制度支持下,进一步加剧了二者这种负向关系。第三,FDI后向知识溢出积极促进了中国企业创新发展。下游外资企业为了在东道国获得高质量的产品供给,通过直接技术转移和竞争激励效应“倒逼”当地企业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促进了位于产业链上游的中国企业的创新发展。然而政府制度支持对于后向知识溢出并未发挥良好的调节作用。针对本文研究结论,本文从企业和政府两个角度为更好吸收FDI知识溢出,促进本土企业创新提出了建议。对于政府而言,应该为吸收FDI知识溢出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制度支持。于本土中国企业而言,应该审慎对待FDI知识溢出,既要充分消化吸收,也不能忽视内部知识的创造活动。
孙晓华[5]（2020）在《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全球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虽然主要国家及时实施了金融救助并加大了财政刺激力度,但过去的11年里,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仍缓慢。幸运的是,新兴经济体作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亮点,逐渐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个最引人注意的角色,不仅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而且在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调整中发出了新兴大国的声音。《新兴经济体发展2017年度报告》指出,2016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保证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其中,新兴经济体中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表现最为抢眼,一方面,两国正在引领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转向亚洲,而且转移速率越来越快。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经济体的经济前景也越来越依赖于这两个亚洲巨人的持续需求,两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发展空间对世界经济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值得世界关注。然而,引起世界对中印两国的关注,不仅是因为近年来两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相似性,更是两国发展模式的巨大差异,两个初始国情相似的国家在经济增长道路上迥异,最主要的表现是两国各具特色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国通过快速的外向型工业化实现了经济增长,被称为“世界工厂”。相比之下,印度的增长经验不但没有显示出快速工业化的迹象,而且绕开工业化走上了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增长之路,被称为“世界办公室”。尽管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差异,但两国都抓住了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机遇,都享受到了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结构红利,随着未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链条整合,结构红利效应将逐渐减弱,中印两国如何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促进经济增长是两国面临的巨大挑战。综观前人研究成果,将产业结构变动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中印比较的文献比较少。但从实践发展看,两国的发展模式和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将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中印两国目前都处在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并重的时期,研究这两个经济体的产业结构变化很重要,因为它对就业和生产率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研究如何实现要素数量型增长向要素效率型增长的转变,对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对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中大国的增长实践又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可以从这个研究中吸取一些教训。本文首先通过对中印两国产业结构的初始条件、改革前后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及现状进行比较,发现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存在极大的差异性。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初的政府主导的选择性产业政策逐渐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变,使中国成为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印度则在1991年自由化、私有化改革之后,走上了市场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其产业升级主要是市场机制下的资本流动所带动。中国的工业主导型模式为经济总量的稳定增长提供了条件,中国因此被学术界和国际组织称为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的国家,并被赞誉为“中国模式”,但也为此付出了经济结构失衡带来的诸多代价。而印度的服务业主导模式使印度经济增长实现了史无前例的中高速,过去20年平均每年超过6%。印度的结构变化有利于迅速增长的服务业,但在创造就业方面远没有那么成功,这就是印度的经济增长被称为“无就业增长”的原因,而且印度制造业几乎没有增长,印度经济也存在结构性缺陷,修复起来难度较大。其次,论文对中印两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指标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印度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速度慢于中国,而印度的产业结构高度化速度较快,主要得益于印度抓住了全球信息化技术发展的有利时机,服务业特别是服务外包发展迅猛。再次,通过偏离-份额法对中印的部门内效应、资本转移效应和劳动转移效应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两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中,起主导作用的都是部门内效应,也就是说两国的各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的贡献最大;就资本转移效应而言,中国的资本转移效应在大多数年份都低于印度,说明印度的资本利用效率稍高于中国,而中国的劳动转移效应大于印度,说明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低于印度。最后,论文运用EVIEWS统计软件对中印产值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论显示,印度服务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约0.35个百分点,而中国则仅带动0.2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中国中间产品制造业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约0.41个百分点,而印度则仅带动0.18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充分印证了中国的工业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和印度的服务业驱动经济增长模式。概而言之,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动比印度更为激烈,范围也更广。两国经济增长方式存在非常重要的差异,其中一些差异与结构变化的时间和幅度不同密切相关。由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粘合剂”的作用,中国在服务业上的滞后发展将影响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进程,也阻碍了劳动力向服务部门的转移,因此,加快中国服务业发展,不仅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一环,也是提高中国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周丹妮[6]（2020）在《东道国制度压力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人力资源本地化与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作用》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大国博弈等因素正冲击着世界经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已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越南地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位置,并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与前些年中越经济关系中“贸易热、投资冷”的状况有所不同,2018年中期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促使中国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规模迅速增长。有研究显示,中国企业在越南面临着“双重劣势”与中高级别的国家风险。如何应对来自越南当地的制度压力,成为中国企业在越南经营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本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理论,结合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在越南经营的中国企业为例,试图发掘东道国制度压力对企业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及其绩效的内在影响机制,以及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机制,并将基于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风格的相关研究,探索不同领导风格在其中的调节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研究:（1）东道国制度压力如何直接影响在越中国企业绩效,不同维度的制度压力各自产生何种影响;（2）东道国制度压力如何影响在越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本地化和人力资源自主权;（3）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如何,这二者在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之间扮演者什么角色;（4）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在不同的领导风格下有何区别,高层管理者的威权型领导风格和服务型领导风格是否会对上述关系产生影响。首先,本研究通过四家不同行业的在越中国企业进行探索性案例研究,采用理论阐述、案例数据和模型构建三者相互印证的分析思路,探究了东道国制度压力、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和企业绩效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东道国制度压力会显着影响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和企业绩效（其中强制压力起负向影响作用;规范压力、模仿压力起正向促进作用）,而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也会正向促进企业绩效,从而初步论证了本研究构思的合理性。其次,本研究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展开理论探讨与分层剖析,结合在越南实地企业调研过程中所收集的资料,对探索性案例研究中得出的初始假设命题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阐述,揭示出“东道国制度压力→人力资源本地化→企业绩效”、“东道国制度压力→人力资源自主权→企业绩效”、“领导风格——人力资源本地化与企业绩效”、“领导风格——人力资源自主权与企业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构建出本研究的理论模型,提出了36个理论假设。随后,本研究详细阐述了验证理论假设的问卷与量表设计过程,进行小样本预调研,通过内部一致性检验和CITC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初始调研问卷进行修正和净化,确定正式调研问卷。然后,本研究进行正式调研,从所搜集的有效问卷中筛选、整合出257家企业样本,在检验结构效度、组合信度、聚合效度、区分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之后,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层回归模型等统计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了规范的实证检验。最后,本研究对研究成果进行概括与总结,归纳出研究的理论贡献,提炼出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对东道国制度压力的策略,并在汇报研究局限的基础上提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通过上述研究过程,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东道国制度压力分为强制压力、规范压力和模仿压力三种类型,对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和企业绩效的影响各有不同。其中强制压力对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产生显着的负向影响,规范压力、模仿压力对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则产生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强制压力显着负向影响企业社会绩效,规范压力显着正向促进企业社会绩效,模仿压力显着正向促进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2）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在不同类型的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中承担了不同性质的中介作用,但人力资源自主权在东道国强制压力对企业社会绩效的负向影响关系中并未起到中介作用。（3）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风格在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与企业绩效之间起调节作用。其中,威权型领导会削弱企业人力资源本地化对其社会绩效、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削弱企业人力资源自主权对其社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服务型领导会增强企业人力资源本地化对其社会绩效、财务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并增强企业人力资源自主权对其社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本研究实现了以下研究进展:（1）突显出国际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重要性,从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两方面解释了海外经营企业应对东道国制度压力的过程;（2）探索出东道国制度压力影响企业绩效的复杂机理,即东道国制度压力不仅能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还能通过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作用对企业绩效产生间接影响,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领导风格会增强或削弱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3）揭示出新兴经济体顺向OFDI情境下东道国制度压力与海外经营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混合性发现。（4）有效弥补了现有关于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研究中实证不足的缺陷。
鞠斐[7]（2020）在《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西方先进的纺织生产方式尚未进入上海地区之前,上海正处于农业社会手工业生产的大环境中。鸦片战争之后,《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设立租界,机制纺织商品和动力机器纺织工厂始进入上海。此后随着上海地区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机制纺织品与新式服装逐渐成为新的生产、生活文化的标志,随后引起社会个体价值观的变化,进而连带的引发了社会生产和生活系统的变革。在中国租界时期史上的百年之间,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在经历了西方科技本土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化设计的前进方向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客观条件和人的主观能动性都成为设计现代化的推动力量。围绕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现状与产业背景等上海纺织、服装现代设计发展成因中最关键的基础条件,通过对这一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发展和现代设计行为的研究,还原了工业生产条件下纺织、服装的产销业态和设计价值,进一步揭示了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演变规律、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并探索其对上海市民的生活方式、纺织、服装生产的工业化和上海城市现代化的影响、促进和提升的具体作用,以及从设计学的角度分析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上海地区消费文化变迁的影响。作为中国租界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之一,上海汇聚了20世纪初中国最活跃、最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因素,涌现出各个行业的标志性成果,聚集了大量的艺术与设计人才,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具有现代意味的设计机构。中国早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便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之下,伴随着初期民族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而迅速地涌现与成长,形成了与早期纺织轻工产品相辅相成的现代设计产业萌芽,本土的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关系中悄然地、坎坷地成长起来,既从西方现代设计发展过程中提取经验,也从本土传统资源中汲取了能量,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袁航[8]（2020）在《中国铁路改革对铁路贸易产品多样化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国际贸易是拉动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引擎,同时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显而易见的。但“逆全球化”思潮的再次兴起和贸易保护主义日趋严重将影响中国甚至世界的国际贸易。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的迹象,处在发展过程中的中国迫切需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贸易模式。那么挖掘出贸易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理是十分重要的。贸易要想最终实现,其中的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通过交通运输完成货物的位移,以完成出口商对进口商的货物转移。铁路是中国这样一个陆上大国综合交通体系中极为重要与不可替代的重要运输方式。同时铁路也是中国陆上贸易的重要通道。但中国的铁路运输贸易比重还很小,发展铁路运输贸易对于中国向西开放战略,以及打造贸易竞争新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多数集中于交通基础设施对贸易的作用。而且在细分领域多数研究聚焦于海运、空运等交通方式。现有研究虽已涉及制度在交通运输发展上的作用,不过关于一国运输系统制度的变化,特别是业务、组织机构等方面的制度对国际贸易影响的研究还相对缺乏。特别是中国计划经济色彩浓重、几乎完全垄断的重要交通运输方式——铁路的制度安排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更为匮乏。制度层面导致的复杂影响机制对贸易多样化（包括企业和产品层面）的作用值得深入分析。所以本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铁路改革对中国铁路贸易多样化的影响。关于贸易多样化的概念,本文结合现有的研究选取和构建了多个变量,从多个维度对贸易多样化进行了定义。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企业层面的变量,包括企业出口额、企业出口产品偏度、企业进出口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二是产品层面的变量,包括产品进出口额、进出口扩展边际、集约边际、以及产品出口价格边际和出口量边际。本论文选取了2000年以后中国铁路系统实施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改革——铁路主辅分离改革和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改革,前者涉及企业资源分配、企业边界和摆脱政策性负担;后者涉及企业治理结构变更。用这两次改革为外生冲击,研究了铁路制度安排对中国铁路贸易多样化的影响。首先参照Melitz和Ottaviano（2008）的经典多产品出口企业模型,构建了一个经济理论模型,用以分析铁路运输制度安排所造成的铁路运输效率和国际贸易两者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并为事后的实证检验提供验证的目标。随后使用政策检验的有效工具——双重差分法DID（包括DID的各种变形形式）对政策效果进行检验,并结合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本文的逻辑解释机理进行进一步的检验。通过本文的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一是铁路主辅分离改革确实提升了铁路运输效率,为铁路出口企业提供了在运价等其他运输成本刚性的情况下另一种降低运输成本的渠道,增加了铁路出口企业的竞争能力,使其有能力增加非核心产品出口,导致铁路出口的产品偏度的降低。降低了企业过度依赖出口单一产品的风险,最终提升整体铁路出口规模。二是由于铁路调度等铁路运营核心部门和人员拥有巨大的寻租空间,一方面新的主管部门接手权力,使得短期内多数企业无法与铁路部门建立关系,这就使得出口企业数量受到铁路机构改革的显着负向影响;另一方面由于企业需要进行协调关系的部门总体数量的减少,改革后企业出口需要承担的额外市场交易成本出现了相对下降,这使得企业通过铁路运输出口的产品价格出现了下降,而出口产品数量并未受到显着影响,这使得单个企业的出口额在绝对值上受到了显着的负向影响。三是由于相比出口企业,进口企业要协调地理距离相对远的铁路部门,这加大了协调的难度,放大了铁路进口企业对铁路运输效率的敏感程度。这就造成了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改革对铁路进口在企业和产品两个层面的进口额、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产生了更为显着的负向的作用。同时本文还发现,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受到的损害更大,而国有企业在改革之后受到更多的青睐甚至正向的作用。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针对铁路重启辅营业务,应避免对辅营业务再次提供各类补贴。中国铁路部门也不应将过多的资源与精力投入到辅营业务,应首先确保投资与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相匹配。要以市场为基础来选择管理团队,应制定相关绩效评估标准,避免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并促进运输方式的竞争,为铁路部门货运方式创新提供条件。其次针对铁路治理结构,要进一步捋顺国铁集团的政府职能和企业职能。增强铁路行业市场化程度的同时进一步放开铁路价格管制。提供物流信息公布平台,完善违约惩处机制,平衡铁路运输各职能部门间的权利分配,进一步降低民营资本进入铁路运输行业的门槛,以服务内陆地区对外开放。进一步捋顺中国国铁系统各级的行政管理权和调度指挥权。进一步提高调度指挥设备水平,优化调度人员作业方式,挖掘生产力,提高运输效率。
申君歌[9]（2019）在《技术创新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基于企业、行业与地区视角的分析》文中提出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以及资本等要素状况发生了变化,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状态进入中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阶段,中国出口十年高速扩张情形亦发生了改变,中国出口也进入了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出口增速持续下滑,出口结构升级缓慢,不利于我国出口国际竞争优势的提升。加之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因此,如何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出口贸易竞争优势的提升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这是我国出口面临的难题,而党的十九大报告给我们指出了方向,其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一进入新时代的重大转折阶段,必须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在此背景下,研究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问题,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对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和文献进行了综述。从而得出了:在企业层面,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有着较为显着的影响。另外,企业年龄、企业所获政府补贴、企业人力资本、企业开放度、企业资本密集度、企业利润率、企业融资约束以及企业层面的人民币汇率等因素也会影响到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行业层面,技术创新对我国出口竞争力有着显着的影响。另外,物质资本强度、人力资本水平、外商直接投资、行业规模以及企业规模等因素也对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有着一定的影响。在地区层面,技术创新显着地影响地区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强度、基础设施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物质资本强度以及人力资本水平等因素对地区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也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进一步,地区技术创新会通过地区生产率和地区出口产品多样化这两个渠道影响到地区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进一步,基于Melitz（2003）的异质性贸易理论,借鉴Helpman等（2004）的异质性分析框架,结合Bustos（2005）、Caldera（2010）以及Tanaka（2010）的理论模型分析,构建了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的理论模型。本文发现:企业研发投入的增长对于企业出口有着显着的促进作用,从而其对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也有着显着的推动作用。为了合理测度出口竞争力指数,本文将出口质量指数纳入出口竞争力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确定了各个指标的权重,最终测度出产品层面、行业层面以及地区层面的出口竞争力。通过对这些指标的演进进行研究,本文发现:产品层面:在样本的考察期间,我国大多数产品具有较强的出口比较优势,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品出口比较优势是越来越稳定的。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总体上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且是越来越稳定的。而基于Khandelwal等（2013）的方法估算的产品出口质量指数呈现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但是在样本考察的最后一年出现了回升。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大部分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呈现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且出口竞争力的发展是越来越稳定的。我国出口竞争力比较高的行业一般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少部分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比如机械制造业）。制造业中的资源型的初级产品制造业行业的出口竞争力一般较低。制造业行业层面的出口竞争力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显着。制造业地区层面:在样本的考察期间,中国各省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呈现比较稳定的上升的趋势,且省级出口竞争力的变动是越来越稳定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省份的出口竞争力比较高,而西部地区的出口竞争力相对较低。制造业省级出口竞争力受到金融危机的显着影响。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和估算出的行业和省级层面的出口竞争力指数,本文实证研究了技术创新与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关系,得出如下的结论:企业层面:本文在企业层面区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研究了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发现:在样本的考察期间,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区分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依然是稳健的。分样本回归的结果表明,区分企业的所有制类型,对国有企业来说,创新投入可以显着地推动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而创新产出对出口竞争力的作用则在民营企业的样本中是显着的。不同资本密集度企业的回归结果表明,创新投入在高资本密集度企业样本中对出口竞争力是显着正向的影响。而对于创新产出,无论是产品创新还是工艺创新,其在低资本密集度企业样本中对出口竞争力有着显着积极的影响,对高资本密集度企业而言,产品创新产出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有着显着的推动作用,工艺创新的影响作用并不显着。区分贸易方式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一般贸易方式企业而言,无论是创新投入还是创新产出,其对企业出口竞争力都有着显着的推动作用。根据企业所属不同城市等级的回归结果表明,在三四线城市,技术创新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有着显着的推动作用。另外,企业年龄、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企业利润率以及企业层面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显着正向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而企业资本密集度、企业所获政府补贴以及企业融资约束显着抑制了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行业层面:在样本的考察期间,制造业行业技术创新投入显着地促进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区分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行业技术创新产出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依然是显着的。另外,动态模型的估计是最有效率的,也即提前一期的行业技术创新对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是最为显着的。区分不同类型的行业,重型制造业、同质性制造行业以及中等技术类型行业的技术创新显着地促进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他类型的行业对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则是不显着的。另外,行业技术创新影响渠道检验表明,技术创新可以通过行业生产效率和行业出口多样化影响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另外,物质资本强度、人力资本水平、行业规模以及企业规模显着地促进了制造业细分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而外商直接投资显着负向影响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地区层面:在样本的考察期间,地区技术创新显着地促进了地区出口竞争优势的提升,区分创新投入和产出,地区技术创新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依然是稳健的。分地区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东、中、西部地区,抑或是“一带一路”重点省份与非重点省份,地区技术创新对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依然是显着的。另外,地区技术创新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地区技术创新通过地区生产率和地区出口多样化影响地区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另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基础设施水平、物质资本水平以及人力资本水平显着地促进了制造业地区出口竞争力的提升。而环境规制强度显着地抑制了地区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地区出口竞争力之间并不存在显着的关系。根据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再结合我国当前外贸新常态阶段,外贸增速放缓、外贸结构亟需调整以及提升出口竞争力的要求,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层次的政策建议。第一,企业层面:强化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以此来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加大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企自主创新激励机制,从而发挥创新投入和产出对国企出口竞争力的促进作用。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升企业一般贸易比重。加大对三四线城市企业的创新投入,从而推动三四线城市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第二,行业层面:以五大发展理念的创新理念为指导,加强对行业技术创新的投入,并区分不同类型的行业进行不同的创新投入。特别要将技术创新投入向重型制造业、中等技术类型行业和同质性行业倾斜。政府应加大对制造业行业的物质资本投入,并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另外,要鼓励我国资金进一步走出去,构建我国新的产业价值链。第三,地区层面:加强对地区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增加地区内部以企业为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各地区练好“内功”,增强应对风险和摩擦的能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五大发展理念中的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针对不同的地区和产业,适度加强环境保护,促进地区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加强对基础设施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加强金融中介市场化建设,完善地区金融体系发展。强化人才强国战略,制定合理有效的地区引才引智政策,提升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刘洋[10]（2019）在《东道国市场环境、企业绩效与在华跨国公司撤资 ——基于跨国零售公司的对比案例》文中指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不断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同时,也培养了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消费市场。受到经济发展,开放政策,潜在市场等因素的强烈吸引,大量跨国企业选择对华投资。世界500强的大型企业中已有480多家先后通过合作、合资或者独资的形式进入中国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1978年以来,我国接受外资金额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6年达到了1260.01亿美元,相比于2015年虽然有所下降,但相较于2006年我国实际接受外商直接投资金额630.21亿美元,10年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上涨近一倍。就企业法人单位数量来说,2016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法人单位数为122391个,相比于2015年的122288个有所增长。我国引进外资规模日益壮大,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从中国撤资的现象也有所增长。2001年,美国壳牌集团选择撤出中国液化石油气项目;2017年9月,在中国市场经营23年的乐天集团正式宣布出售旗下所有在华超市业务。虽然撤资原因有很大区别,但跨国公司的撤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就业和国际贸易等方面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从就业方面来看,跨国公司撤资,关闭位于东道国的子公司会导致大量东道国受雇于该企业的劳动者面临失业。例如,2017年1月10日,希捷科技（苏州）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关闭苏州工厂撤资,就导致工厂雇佣的2000多名员工面临失业,由于下岗补偿不到位,工人与企业的矛盾也逐渐激化,最终当地政府出面才予以解决。产业发展层面看,外资企业撤资会造成国内为其服务的上下游企业的经营困难。国际收支层面来看,外资撤出就意味着出口量的相应减少,对我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也会造成较大难度。目前在跨国公司撤资的理论研究领域,已经有学者引入了制度距离的概念,试图从投资国与母国存在较大制度差异的角度,解释跨国公司经营不利,子公司企业绩效不佳从而导致撤资的原因。多数学者将制度与文化或消费习惯结合,认为制度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应用的一种社会制约,主要强调制度差异对企业的约束面。本文在研究撤资问题时也引入了制度距离的概念,但同时还认同了制度的支持力,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制度与自身资源的有效配合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将制度理论与资源基础论结合起来,采用对比案例分析的方法,探讨跨国公司在母国与东道国市场的制度距离较大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合理配置企业资源来获取竞争优势,从企业战略层面减少撤资行为的发生,避免经营不善导致的撤资行为给东道国经济和跨国企业自身造成的不利影响和双输局面的发生。跨国公司的撤资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本文通过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跨国公司选择进入东道国市场的时机会对其子公司的企业绩效产生影响。选择在东道国市场有优惠政策,本土企业尚未发展壮大,市场竞争程度较小的时机进入东道国投资的跨国公司更有可能取得竞争优势,获得较好的企业绩效。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实施效果也会影响子公司的企业绩效,本土化战略实施不利的跨国公司更有可能因为“水土不服”导致企业绩效不佳最终选择撤资。对于跨国公司的建议是,在确定投资意向之后,应该选择合适的投资时机和恰当的经营战略,才能在东道国市场获取竞争优势。对于东道国政府来说,坚持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积极引导跨国公司在本国的投资行为,才能让引进外资更好的促进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这里的外资企业服中国“水土”（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这里的外资企业服中国“水土”（论文提纲范文）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内涵研究 |
| 1.3.2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调推进的路径选择研究 |
| 1.3.3 多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
| 1.3.4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图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2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 |
| 2.1 研究区域 |
| 2.2 经济发展动态分析 |
| 2.2.1 经济规模分析 |
| 2.2.2 产业结构分析 |
| 2.2.3 对外开放程度分析 |
| 2.3 生态环境保护动态分析 |
| 2.3.1 水资源状况分析 |
| 2.3.2 土地资源特征分析 |
| 2.3.3 生态保护状况分析 |
| 2.4 本章小结 |
| 3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分析 |
| 3.1 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3.1.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3.1.2 生态环境保护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
| 3.1.3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确定 |
| 3.1.4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3.1.5 指标权重的确定 |
| 3.2 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分析 |
| 3.2.1 污染综合治理能力子系统分析 |
| 3.2.2 水资源可持续能力子系统分析 |
| 3.3 高质量发展系统分析 |
| 3.3.1 经济活力子系统分析 |
| 3.3.2 创新驱动子系统分析 |
| 3.3.3 绿色发展子系统分析 |
| 3.3.4 人民生活子系统分析 |
| 3.3.5 社会协调子系统分析 |
| 3.4 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
| 4.1 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性评价模型 |
| 4.1.1 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机理研究 |
| 4.1.2 耦合协调评价模型及标准 |
| 4.2 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时空分异分析 |
| 4.2.1 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特征 |
| 4.2.2 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变特征 |
| 4.3 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
| 4.3.1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
| 4.3.2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3.3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
| 4.4 生态环境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预测 |
| 4.4.1 预测模型 |
| 4.4.2 模型预测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驱动因素研究 |
| 5.1 研究方法 |
| 5.1.1 空间自回归模型 |
| 5.1.2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
| 5.2 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驱动因素的选择 |
| 5.2.1 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驱动因素的影响机制研究 |
| 5.2.2 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 |
| 5.3 基于SAR-GWR模型的耦合驱动力分析 |
| 5.3.1 耦合驱动力全局规律分析 |
| 5.3.2 耦合驱动力局部规律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6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附录 |
（3）跨文化背景下质量管理研究 ——以迪特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及研究综述 |
| 一、跨文化管理研究 |
| 二、质量管理研究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和研究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跨文化管理理论 |
| 一、跨文化管理的概念 |
| 二、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 |
| 三、郝夫斯特的文化价值取向理论 |
| 四、蔡安迪斯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 |
| 五、强皮纳斯的文化框架理论 |
| 第二节 质量管理理论 |
| 一、质量管理发展三个阶段 |
| 二、全面质量管理的理论 |
| 第三章 迪特公司质量管理存在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母公司与迪特公司概况 |
| 一、母公司概况 |
| 二、迪特公司概况 |
| 第二节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比 |
|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 |
| 二、国家/地域文化对企业文化影响 |
| 三、迪特公司和母公司企业文化差异 |
| 第三节 迪特公司质量管理问题的提出 |
| 一、就迪特公司当前质量管理存在问题对迪特公司高层进行访谈 |
| 二、通过访谈结果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炼 |
| 第四章 对迪特公司质量管理改进的建议 |
| 第一节 质量管理改进路线 |
| 一、从质量体系有效性方面改进 |
| 二、从提升员工质量意识方面改进 |
| 三、从跨文化沟通方面改进 |
| 第二节 质量管理改进方案 |
| 一、建立有效的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
| 二、提升员工质量意识 |
| 三、加强跨文化沟通 |
| 第五章 质量管理改进方案推进的保障措施 |
| 第一节 组织和制度保障 |
| 一、组织机构保障 |
| 二、会议制度保障 |
| 第二节 工厂巡视 |
| 一、审核准备 |
| 二、审核实施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质量管理调查表 |
| 附录 B:郝夫斯特文化价值取向维度指数表 |
| 致谢 |
（4）FDI知识溢出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制度支持的调节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本文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 |
| 一、企业创新能力的内涵 |
| 二、企业创新能力的实证研究 |
| 第二节 关于FDI知识溢出的研究 |
| 一、知识溢出的内涵 |
| 二、FDI知识溢出效应及渠道研究 |
| 第三节 关于FDI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 |
| 一、FDI知识溢出的促进作用 |
| 二、FDI知识溢出的抑制作用 |
| 第四节 关于制度支持的研究 |
| 一、制度支持的内涵 |
| 二、制度支持的作用研究 |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
| 一、企业创新能力的概念 |
| 二、FDI知识溢出的概念及分类 |
| 三、制度支持的概念 |
| 第二节 研究假设 |
| 一、外资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能力 |
| 二、制度支持的调节作用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变量测量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第三节 面板数据的分析与检验 |
|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
| 二、面板单位根检验与平稳性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 |
| 一、替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
| 二、替换调节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启示 |
| 一、本土企业角度 |
| 二、政府角度 |
| 第三节 研究局限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 1.2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现状 |
| 1.2.1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现状 |
| 1.2.2 印度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现状 |
| 1.2.3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的比较研究现状 |
| 1.2.4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现状简评 |
| 1.3 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简评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难点和不足之处 |
| 1.5 论文结构安排 |
| 第2章 产业结构优化变动理论 |
| 2.1 传统的产业结构优化变动理论 |
| 2.1.1 配第—克拉克定理 |
| 2.1.2 库兹涅茨的产业结构优化变动法则 |
| 2.1.3 钱纳里的跨国模型 |
| 2.1.4 工业化内部结构合理化标准——霍夫曼定理 |
| 2.2 现代产业结构优化变动理论 |
| 2.2.1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
| 2.2.2 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过程比较 |
| 3.1 中印产业结构的初始状况比较 |
| 3.2 建国后至20 世纪80 年代初的产业结构变动比较 |
| 3.2.1 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产业结构变动 |
| 3.2.2 印度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及产业结构变动 |
| 3.2.3 中印建国后至20 世纪80 年代初产业结构变动比较小结 |
| 3.3 中印改革后的工业政策调整及产业结构变动比较 |
| 3.3.1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工业政策调整和产业结构变动 |
| 3.3.2 印度改革后的工业政策调整和产业结构变动 |
| 3.3.3 中印改革开放后产业结构变动比较小结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印产业结构现状比较及原因分析 |
| 4.1 中印产业结构规模比较 |
| 4.1.1 中印产业结构规模比较——三次产业划分角度 |
| 4.1.2 中印产业结构规模比较——27 个部门划分角度 |
| 4.2 中印产业结构质量比较 |
| 4.2.1 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
| 4.2.2 中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 |
| 4.2.3 印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
| 4.2.4 印度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 |
| 4.3 中印产业结构差异性原因分析 |
| 4.3.1 需求因素 |
| 4.3.2 供给因素 |
| 4.3.3 政策因素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印经济增长绩效及驱动因素比较 |
| 5.1 中印经济增长绩效比较 |
| 5.1.1 中印两国改革前后的GDP和 GDP增速比较 |
| 5.1.2 中印两国改革前后的人均GDP和人均GDP增速比较 |
| 5.1.3 中印失业状况比较 |
| 5.1.4 中印劳动生产率比较 |
| 5.1.5 中印通货膨胀情况比较 |
| 5.1.6 中印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 |
| 5.2 中印经济增长驱动因素比较——产业结构变动视角 |
| 5.2.1 领先的“中国制造”和落后的“印度制造” |
| 5.2.2 中国侧重“制造业”而印度侧重“信息通讯业” |
| 5.2.3 领先的“印度服务”和后起之秀的“中国服务”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6.1 产业结构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 |
| 6.1.1 结构红利假说 |
| 6.1.2 结构主义的资源逐效率配置论 |
| 6.1.3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组织演进论” |
| 6.1.4 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新兴产业的创新论 |
| 6.2 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6.2.1 结构效应——扩展的偏离-份额法 |
| 6.2.2 计量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
| 6.2.3 对印度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
| 6.2.4 对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启示 |
| 7.2.1 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之根本 |
| 7.2.2 市场在产业结构变动及调整中起决定性作用 |
| 7.2.3 政府在产业结构变动及调整的政策和引导上“有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东道国制度压力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人力资源本地化与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问题提出 |
| 1.3 关键概念内涵与界定 |
| 1.3.1 东道国制度压力 |
| 1.3.2 人力资源本地化 |
| 1.3.3 人力资源自主权 |
| 1.3.4 领导风格 |
| 1.3.5 企业绩效 |
| 1.4 研究基本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组织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
| 2.1.2 资源基础理论 |
| 2.1.3 资源依赖理论 |
| 2.2 企业国际化的制度压力相关研究 |
| 2.2.1 文献筛选与基本情况列表 |
| 2.2.2 国际商务领域中引入制度理论的过程 |
| 2.2.3 制度压力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 |
| 2.2.4 企业国际化的制度压力相关研究述评 |
| 2.3 本地化相关研究 |
| 2.3.1 本地化的分类与测量 |
| 2.3.2 本地化的前因研究 |
| 2.3.3 本地化的后果研究 |
| 2.3.4 本地化相关研究述评 |
| 2.4 自主权相关研究 |
| 2.4.1 自主权研究的发展脉络 |
| 2.4.2 自主权的前因研究 |
| 2.4.3 自主权的后果研究 |
| 2.4.4 自主权相关研究述评 |
| 2.5 领导风格相关研究 |
| 2.5.1 威权型领导相关研究 |
| 2.5.2 威权型领导相关研究述评 |
| 2.5.3 服务型领导相关研究 |
| 2.5.4 服务型领导相关研究述评 |
| 2.6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相关研究 |
| 2.6.1 中越双边关系研究 |
| 2.6.2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状况研究 |
| 2.6.3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相关研究述评 |
| 2.7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越南投资环境与外资企业在越直接投资现状研究 |
| 3.1 越南概况 |
| 3.1.1 越南发展简史 |
| 3.1.2 自然地理与资源状况 |
| 3.1.3 行政区划 |
| 3.1.4 人口与劳动力资源状况 |
| 3.2 越南投资环境发展现状 |
| 3.2.1 越南宏观经济现状 |
| 3.2.2 越南贸易现状 |
| 3.2.3 越南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情况 |
| 3.2.4 越南投资相关法律现状 |
| 3.2.5 越南吸引外资的优劣势分析 |
| 3.3 外资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现状 |
| 3.3.1 外资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概况与发展历程 |
| 3.3.2 外资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结构分析 |
| 3.4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现状 |
| 3.4.1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概况与发展历程 |
| 3.4.2 中国企业在越南直接投资结构分析 |
| 3.4.3 中国企业对越南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东道国制度压力对在越中国企业影响机制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
| 4.1 案例研究方法概述 |
| 4.2 案例探索的理论预设 |
| 4.3 案例设计方法论 |
| 4.3.1 案例选择 |
| 4.3.2 数据搜集 |
| 4.3.3 数据分析 |
| 4.4 案例企业简介 |
| 4.4.1 D公司 |
| 4.4.2 J公司 |
| 4.4.3 L工业园 |
| 4.4.4 W所 |
| 4.5 案例内数据分析 |
| 4.5.1 东道国制度压力 |
| 4.5.2 人力资源本地化 |
| 4.5.3 人力资源自主权 |
| 4.5.4 企业绩效 |
| 4.6 案例间数据分析 |
| 4.6.1 概念与维度编码 |
| 4.6.2 案例间信息评估 |
| 4.6.3 初始假设命题与讨论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东道国制度压力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构建 |
| 5.1 理论模型的提出 |
| 5.2 研究假设 |
| 5.2.1 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关系假设 |
| 5.2.2 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人力资源本地化关系假设 |
| 5.2.3 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人力资源自主权关系假设 |
| 5.2.4 人力资源本地化与企业绩效关系假设 |
| 5.2.5 人力资源自主权与企业绩效关系假设 |
| 5.2.6 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的双中介作用的相应假设 |
| 5.2.7 领导风格的调节作用关系假设 |
| 5.2.8 假设汇总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调研问卷设计与小样本预调研 |
| 6.1 问卷设计方法 |
| 6.1.1 问卷设计原则 |
| 6.1.2 问卷设计过程 |
| 6.2 各变量的初始测量量表 |
| 6.2.1 制度压力的测量量表 |
| 6.2.2 人力资源本地化的测量量表 |
| 6.2.3 人力资源自主权的测量量表 |
| 6.2.4 企业绩效的测量量表 |
| 6.2.5 领导风格的测量量表 |
| 6.2.6 控制变量的测量 |
| 6.3 小样本预调研 |
| 6.3.1 小样本抽样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3.2 小样本检验方法 |
| 6.3.3 小样本检验结果 |
| 6.3.4 初始测量量表修正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东道国制度压力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
| 7.1 样本数据搜集 |
| 7.1.1 样本对象选择 |
| 7.1.2 数据搜集与筛选过程 |
| 7.2 企业层面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 量表质量与变量结构分析 |
| 7.3.1 分析方法介绍 |
| 7.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7.3.3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
| 7.4 东道国制度压力、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及企业绩效影响关系研究 |
| 7.4.1 结构方程模型简介 |
| 7.4.2 结构方程模型构建 |
| 7.4.3 结构方程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
| 7.4.4 结果讨论 |
| 7.5 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效应分析 |
| 7.5.1 中介变量的内涵 |
| 7.5.2 中介效应的检验操作 |
| 7.5.3 人力资源本地化、人力资源自主权在东道国制度压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
| 7.5.4 结果讨论 |
| 7.6 领导风格的调节效应分析 |
| 7.6.1 调节变量的内涵 |
| 7.6.2 调节效应的检验操作 |
| 7.6.3 威权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
| 7.6.4 服务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
| 7.6.5 结果讨论 |
| 7.7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对策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东道国制度压力各维度的不同影响机制 |
| 8.1.2 人力资源本地化和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作用 |
| 8.1.3 领导风格的调节作用 |
| 8.2 理论贡献 |
| 8.3 管理与实践对策 |
| 8.3.1 政府合理布局中国企业对越南的直接投资 |
| 8.3.2 企业“入乡随俗”并充分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社会责任 |
| 8.3.3 有效整合东道国社会网络资源 |
| 8.4 研究局限 |
| 8.5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企业访谈提纲 |
| 附录2 :在越中国企业制度压力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二、研究的背景 |
| 三、选题的依据 |
| 四、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提出与尺度 |
| 一、工业化与现代设计——问题的出发点 |
| (一)什么是工业化 |
| (二)现代化社会中的现代设计 |
| (三)现代设计行为的主体 |
| (四)工业化范围的界定与运用尺度 |
| (五)社会的现代化与设计的现代化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的工业化商品范式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评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社会背景研究 |
| (一)综合性研究 |
| (二)租界与历史、政治、社会思想、文化 |
| (三)科学思想与科学技术 |
| (四)经济、人口、生活与风俗 |
| (五)租界时期社会发展论文举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生产研究 |
| (一)历史、综合性研究 |
| (二)纺织科技、行业及专门史研究 |
| (三)纺织技术及工程研究论文举要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的产生与发展研究 |
| (一)租界时期设计历史、思想、文化类 |
| (二)纺织、服装设计编着与着作 |
| (三)纺织、服装设计论文举要 |
| (四)相关设计类着作及论文举要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的内容与创新 |
| 一、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二、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研究的重点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租界时期历史中的上海 |
| (一)时间的界定 |
| (二)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社会性质的界定与经济形态特征 |
| (三)租界与现代性纺织、服装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二、纺织服装工业生产及现代设计的相关概念 |
| (一)动力机器与纺织服装工业化生产范围界定 |
| (二)纺织、服装机制商品、民生设计属性及现代性概念界定 |
| (三)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发展阶段界定 |
| 三、纺织、服装的“产业链”与“多元化”的销售模式 |
| (一)上海开埠前传统的手工产销业态 |
| (二)上海开埠后上海地区市场的变化 |
| (三)租界早期上海纺织商品流通渠道的多重性 |
| 四、纺织、服装生产经历的工业化变革 |
| (一)两次西方工业革命的影响 |
| (二)民族纺织工业的产生与艰难发展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产业链的更迭 |
| 第二节 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生产要素 |
| 一、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发展变革 |
| (一)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原料的改进 |
| (二)纺织原料加工方式的变革 |
| (三)近代上海地区纺织品印染原料的演变 |
| 二、劳动者的类型与转变 |
| (一)手工劳动者与现代工人 |
| (二)外地人、本地人与外国人 |
| (三)裁缝学徒与纺织女工 |
| 三、生产组织形式和工具的变革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 |
| (一)动力机器纺织、服装工业的生产组织形式 |
| (二)纺织、服装生产机器 |
| (三)纺织、服装机器生产工艺 |
| 四、动力机器纺织、服装的工业化范式 |
| (一)机制纺织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二)机制服装商品种类与范式 |
| (三)上海家用纺织品的现代性体验 |
| (四)上海人着衣的现代性体验 |
| 第三节 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设计的发展关联 |
| 一、欧风美雨之吹沫——西方文明传播的效力 |
| (一)上海的市政建设与现代化城市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西方文化在上海的传播 |
| (三)西方审美影响下的城市新面貌 |
| 二、工业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变迁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工厂创办简况 |
| (三)工业化条件下的纺织、服装生产 |
| 三、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一)缫丝、丝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二)棉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三)针织及棉复制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毛纺织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五)动力纺织机器工业的产生与发展 |
| 四、现代化与现代纺织、服装设计行为的发生 |
| (一)东方服饰之都演绎的海上繁华梦 |
| (二)文化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三)纺织服装设计文化功能的嬗变 |
| 第二章 传输与移植:纺织、服装工业的初发萌芽 |
| 第一节 西方纺织、服装工业初入上海 |
| 一、租界的设立与上海的崛起 |
| (一)租界初立时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环境 |
| (二)租界与华界的巨大差异 |
| 二、“十里洋场”与“奇技奇器” |
| (一)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起点 |
| (二)从棉布商业看上海早期的洋布市场 |
| (三)早期洋货市场的局限性 |
| 三、内外贸易与纺织商品流通的初步发展 |
| (一)上海地区棉布商业的“现代性”萌发 |
| (二)交通的发展与商品行销范围的扩大 |
| (三)从生产到消费的间接流通 |
| 四、手工纺织的停滞与动力机器纺织的孕育 |
| (一)欧洲动力机器纺织的迅猛发展与落后的中国近代科技 |
| (二)上海手工纺织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
| (三)外资纺织工业进入上海 |
| (四)洋务运动与上海本土纺织工业的萌芽 |
| 第二节 “古法趋新”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萌芽 |
| 一、上海地区纺织、服装的传统产销业态 |
| (一)手工纺织生产规模的演变 |
| (二)纺织、服装商品的直接流通 |
| (三)上海地区手工纺织生产设计特征的转变 |
| 二、传统手工纺织业中孕育的工业化种子 |
| (一)古代纺织科技的发展脉络及其影响 |
| (二)高度完善的手工机器和纺织工艺 |
| (三)动力纺织机器的雏形 |
| (四)“中间技术”的过渡 |
| 三、西方技术、商品转移中工业化观念的渗透 |
| (一)晚清上海传统纺织与西式纺织设计生产之差异 |
| (二)传统纺织产品与西方机器纺织产品之差异 |
| (三)伴随西方科技带来的新思想 |
| (四)技术转移与工业化观念转变 |
| 四、西方纺织生产技术变革带来的上海纺织工业革命 |
| (一)纺织生产原材料的开拓 |
| (二)纺织生产机器的更新 |
| (三)纺织生产动力的改进 |
| (四)化学染料对传统染料的超越 |
| 第三节 技术之“变” |
| 一、纺织技术体系的开放性转变 |
| (一)异质文化交流与物质层面交锋 |
| (二)中国古代纺织技术体系的非开放性特征 |
| (三)近代上海纺织科技的开放性转变 |
| 二、早期上海纺织工业中先进的纺织技术举要 |
| (一)洋商创办的缫丝工厂 |
| (二)从缫丝技术看生产方式的差异 |
| (三)上海机器织布局与新式棉纺织机器 |
| 三、“格致”与纺织生产技术的变革 |
| (一)《格致汇编》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与传播 |
| (二)《格致汇编》中的西方纺织技术 |
| (三)自上而下的自救运动与“格致”的传播 |
| 四、轻盈棉布的“现代”意味 |
| (一)以土布为代表的传统手工艺 |
| (二)以机制棉布为代表的现代机制商品 |
| (三)机制棉布的物质性与文化性 |
| (四)机制布与仿机制布:现代性的认同与模仿 |
| 第四节 渐进的科技发展与设计工业化观念的形成 |
| 一、“有识之士”对“格致”的推动作用 |
| (一)新式学堂与西学学校 |
| (二)派遣留学生 |
| (三)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学校的建立 |
| (四)办学是传播和振兴科技的重要途径 |
| 二、“格致”与上海纺织工业萌发 |
| (一)科学技术是本土纺织工业化产生的重要基础 |
| (二)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分工加深是工业化萌芽的动力因 |
| (三)上海地区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趋势 |
| 三、“格致”的传播与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萌芽 |
| (一)新旧兼容的思维模式与科学思想 |
| (二)“排斥”、“不安”与“崇尚”:上海地区社会主流群体的态度变化 |
| (三)移风易俗与文明进步 |
| 第三章 传授与效法:纺织、服装设计的因地制宜 |
| 第一节 百万人口大都市与“外资兴业时代” |
| 一、移民入迁与现代化都市的形成 |
| (一)人口变迁与社会变革 |
| (二)人口结构与社会分层 |
| (三)地缘关系与地域性社会关系构成 |
| (四)人口、文化与设计目的转变 |
| 二、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与纺织工业的发展关联 |
| (一)文人墨客眼中的现代化生活 |
| (二)西式休闲娱乐活动的传播 |
| (三)现代化都市的逐步形成 |
| 三、“外资兴业”与上海地区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 |
| (一)工业生产与现代设计行为发生 |
| (二)工业化精神的影响与设计观念的转变 |
| (三)新材料的引进与设计条件的变革 |
| 第二节 “仿行西法”与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工业化雏形 |
| 一、上海纺织行业产销业态的突破和变革 |
| (一)外资纺织企业的示范作用 |
| (二)“条约”对本土棉纺织工业的积极影响 |
| (三)国家政策的推行对上海纺织工业发展的积极影响 |
| 二、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起步 |
| (一)内外因共同作用下的民族纺织工业起步 |
| (二)“易服运动”与本土机制服装业的起步 |
| (三)本土纺织、服装机器制造产业的起步 |
| (四)动力机器的重要作用 |
| 三、新旧交替之间呈现的早期纺织、服装设计工业化特征 |
| (一)民族纺织、服装工业诞生的根源 |
| (二)“平等”、“享乐”与“现代性”的本土设计师 |
| (三)纺织、服装工业起步阶段的设计特征 |
| 第三节 技术之“践” |
| 一、新型纺织技术的实践 |
| (一)动力缫、纺技术的实践 |
| (二)动力织造技术的实践 |
| (三)动力机器印花、染整技术的实践 |
| 二、西方纺织技术的本土化适应过程 |
| (一)民族缫丝、轧花机器制造专业的先行发展 |
| (二)纺织工业发展影响下的民族棉纺织、针织机器制造业 |
| (三)丝绸工业的兴起和丝织机器的仿制与改良 |
| (四)仿制、改造的能力与本土化的适应过程 |
| 三、轻薄夏衣:产品设计的拓宽与生活方式的改良 |
| (一)纺织产品的拓宽 |
| (二)面料出新及剪裁进步推动下的服装及纺织产品拓宽 |
| (三)轻薄夏衣与衣着方式的改良 |
| 第四节 工业化冲击下的上海纺织设计的继替与突破 |
| 一、西方科学技术对近代上海纺织技术的影响 |
| (一)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对外传播 |
| (二)中国古代手工纺织机器与西方动力纺织机器的比较 |
| (三)科技流通对上海纺织技术发展的重要影响 |
| 二、西方纺织机器的传入与传统纺织、服装生产的巨大变革 |
| (一)纺织原料与机器材质选择的突破 |
| (二)操作方式的变化 |
| (三)缝纫机和现代服装手工业改良 |
| (四)机制织物令手工织物逐渐成为文化遗存 |
| 三、设计的“焦点”效应与现代设计思想的初践 |
| (一)机制织物和西式服装的“焦点”效应 |
| (二)租界内外服装工业化的区别与设计的联系 |
| (三)工业化生产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化动因 |
| (四)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思想的初期实践 |
| 第四章 变革与惟新:纺织、服装设计的推陈出新 |
| 第一节 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进程中的进退消长 |
| 一、民国时期民族纺织工业的大规模兴起 |
| (一)华商纺织企业繁荣发展 |
| (二)纺织品销售的变革 |
| (三)“大上海”计划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黄金时代 |
| 二、民族品牌与博览会 |
| (一)世界博览会与纺织、服装品牌的国际传播 |
| (二)民族主义推动下展开的全国展览会 |
| (三)对民族固有样式的突破与国家形象的呈现 |
| 三、战争是近代上海纺织、服装设计发展的分水岭 |
| (一)“孤岛时代”纺织、服装工业的式微 |
| (二)“孤岛”时期纺织、服装产业的畸形发展 |
| (三)绝望的抗争:民族纺织、服装企业在压迫中前进 |
| 第二节 民族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差异性、趋向性与地域性比较 |
| 一、上海地区参差不齐的纺织行业衍变过程 |
| (一)非同步性的纺织行业发展 |
| (二)以棉纺织业为首的行业结构 |
| (三)纺织企业集团化的发展趋向 |
| 二、不同地区纺织工业化的先后及纺织工业基地的形成 |
| (一)上海开众多纺织行业之先河 |
| (二)江浙地区纺织设计生产的继承与发展 |
| (三)租界时期纺织工业分布区域的迁移 |
| 三、近代上海地区服装与纺织行业衍变的比较 |
| (一)纺织、服装行业内产销模式的差异性 |
| (二)对动力机器的依赖性造成的行业衍变差异 |
| (三)“量身定制”、“特异独行”与阶级象征性造成的服装行业衍变 |
| 第三节 技术之“革” |
| 一、传统织物基础上的突破性技术创新 |
| (一)纺织机器的技术创新与民族机器纺织商品的新特征 |
| (二)对舶来织物质感的仿效 |
| (三)基于传统丝织物基础上的技术与产品创新 |
| 二、廉价材料转化为美:人造丝的混织与印染应用 |
| (一)人造丝的诞生和混织应用 |
| (二)人造丝与近代上海丝织品种的拓宽 |
| (三)进口动力织机与混纺机织物 |
| (四)“化学反应”中的技术革新 |
| 三、技术的变革与纺织、服装设计的“现代性” |
| (一)现代化纺织产品设计的变革 |
| (二)泳装与上海新运动时尚 |
| (三)构建现代生活的新面貌与对地区形象的重新塑造 |
| 第四节 本土纺织、服装设计的民族意识觉醒 |
| 一、外资纺织、服装企业的垄断和压迫 |
| (一)上海地区外资棉纺织工厂的发展与垄断 |
| (二)日商纺织集团掀起的在华纺织事业高潮 |
| (三)进口毛纺织商品和外资毛纺织工厂的垄断和压迫 |
| (四)压迫之下掀起的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运动对本土纺织、服装工业发展的推动力 |
| (一)国货运动与“民族认同” |
| (二)《国货样本》与民族纺织、服装工业的现代化 |
| (三)《国货样本》与国货认识 |
| (四)纺织、服装构建的设计身份认同 |
| 三、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构建的物质文化与价值导向 |
| (一)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上海物质文化构建 |
| (二)社会阶层文化差异下纺织、服装的物质文化表现 |
| (三)民国中期的时装展演:现代性物质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 |
| 第五章 融合与变迁:双轮驱动下的上海纺织、服装设计 |
| 第一节 上海是中国近代纺织、服装设计的大本营 |
| 一、纺织、服装行业是现代设计行为发生的河床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的现代设计定义与定位 |
| (二)现代设计区别于传统设计的重要特征 |
| (三)现代美术思想与现代设计观念的产生 |
| 二、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教育产业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的设计机构、教育机构和学术科研团体 |
| (二)纺织教育与现代性纺织、服装设计 |
| (三)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设计着作的诞生与发展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纺织设计的“革旧鼎新” |
| 一、实践的智慧:纺织机器的本土化改良与设计创新 |
| (一)租界时期上海纺织生产工具设计的发展历程 |
| (二)纺织机器的仿造、改良与创新 |
| (三)上海纺织机器设计的工业化特征 |
| 二、多元化的纺织图案设计创新 |
| (一)纺织图案设计的引进和图案设计专业的建立 |
| (二)中西绘画差异与纺织图案设计风格转变 |
| (三)纺织图案设计是构建艺术与制造之间的桥梁 |
| 三、纺织产品设计及品牌意识的觉醒 |
| (一)纺织产品的开拓创新与民族纺织品的商标设计 |
| (二)纺织品广告设计与传播、消费关联 |
| (三)地缘文化影响下的现代纺织设计 |
| 第三节 “服色时易”与近代上海服装设计的发展变迁 |
| 一、服装设计与上海“文化地图”中的服饰文化识别 |
| (一)一个时代的“影像” |
| (二)“变化多端”的设计形式 |
| (三)现代服装设计是文化结构变化的先锋 |
| 二、本土服装设计的变化与突破 |
| (一)西方文化影响下服装形制的变化 |
| (二)侨民着装影响下的搭配方式变革 |
| (三)真正的童装:本土儿童服装设计的诞生 |
| 三、时尚意识与社会追求:“迥异”的男、女服装设计趋向 |
| (一)保暖、礼仪和身份识别:服装功能的演进 |
| (二)差别化与多样化:租界时期上海地区服装设计的工业特征 |
| (三)改良旗袍与中山装:两种设计经典的物化呈现 |
| 第四节 、文明转型与纺织、服装设计的互动趋向 |
| 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蜕变与现代设计的体现 |
| (一)文明的教化与民俗的改变 |
| (二)西式婚礼服:民俗改良在服装设计中的体现 |
| (三)纺织、服装广告对现代化生活方式构建的影响 |
| 二、租界时期上海消费文化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西方侨民消费方式的影响与百货公司对新式消费的建立 |
| (二)阶层的分化与品味的培养:上海消费文化的改变 |
| (三)设计的现代性与审美的现代性 |
| 三、“人”的现代性与设计的现代性 |
| (一)源自设计、生产与消费环节的“人” |
| (二)设计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关联 |
| (三)上海都市文化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
| 结论 |
| 第一节 上海现代纺织、服装设计的特点与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变革与现代设计行为的诞生与发展的关系以及深层原因 |
| 第三节 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纺织、服装工业化对现代设计的启迪 |
| 一、租界时期上海地区现代纺织、服装设计对当代设计的启示 |
| 二、在异质文化交流中再获新生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中国铁路改革对铁路贸易产品多样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贸易阶段性下滑 |
| 1.1.2 铁路改革相对滞后 |
| 1.2 研究范围和概念界定 |
| 1.2.1 研究范围 |
| 1.2.2 概念界定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实践意义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6.1 理论研究方法 |
| 1.6.2 实证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1.8 研究的技术路线图 |
| 第2章 相关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综述 |
| 2.1.1 国际贸易理论 |
| 2.1.2 运输经济理论 |
| 2.1.3 制度经济学 |
| 2.1.4 企业组织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服务投入与贸易 |
| 2.2.2 交通与贸易 |
| 2.2.3 企业出口多样性 |
| 2.2.4 国企改革与预算软约束 |
| 2.2.5 铁路改革 |
| 2.2.6 组织结构集中和工作负荷过载 |
| 2.3 对现有研究的评价 |
| 第3章 铁路主辅分离对铁路出口产品偏度的影响 |
| 3.1 引言 |
| 3.2 改革背景 |
| 3.3 理论模型 |
| 3.4 实证分析 |
| 3.4.1 数据和变量描述 |
| 3.4.2 计量模型 |
| 3.4.3 实证结果 |
| 3.4.4 稳健性检验 |
| 3.4.5 解释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铁路局直管站段改革对产品层面出口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改革背景与研究问题 |
| 4.3 实证分析 |
| 4.3.1 数据和变量描述 |
| 4.3.2 计量模型 |
| 4.3.3 实证结果 |
| 4.4 稳健性检验 |
| 4.4.1 控制异常值 |
| 4.4.2 控制时间趋势 |
| 4.4.3 控制产品替代弹性的影响 |
| 4.4.4 排除外资企业的影响 |
| 4.4.5 替换控制组 |
| 4.4.6 控制季节因素 |
| 4.4.7 扩展研究时段 |
| 4.4.8 企业—产品层面的影响 |
| 4.5 异质性检验 |
| 4.5.1 企业所有制 |
| 4.5.2 贸易方式 |
| 4.5.3 产品属性 |
| 4.5.4 企业区位 |
| 4.5.5 动态效果 |
| 4.6 其他潜在影响因素 |
| 4.6.1 节日因素 |
| 4.6.2 政策执行滞后问题 |
| 4.6.3 关税的影响 |
| 4.6.4 铁路与海运出口的替代效应 |
| 4.7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铁路局直管站段改革对进口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铁路调度系统在此次改革中的变化 |
| 5.3 实证分析 |
| 5.3.1 数据和变量描述 |
| 5.3.2 计量模型 |
| 5.3.3 实证结果 |
| 5.4 稳健性检验 |
| 5.4.1 区分货物种类 |
| 5.4.2 区分不同的铁路局 |
| 5.4.3 其他潜在因素对进口额的影响 |
| 5.4.4 扩展研究时段 |
| 5.5 解释机理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1.1 铁路主辅分离改革对中国铁路出口特别是偏度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
| 6.1.2 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改革在短期内抑制了铁路出口 |
| 6.1.3 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改革在短期内抑制了铁路进口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针对铁路重启辅营业务 |
| 6.2.2 针对铁路局治理结构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
| A.1 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的定义 |
| A.2 稳健性检验:控制其他形式的固定效应 |
| A.3 威尔克森符号秩检验 |
| A.4 2000年、2019年中国出口税则 |
| A.5 2018中国铁路总公司汇总资产负债表 |
| A.6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 |
| A.7 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改革实施过程 |
| A.8 部分“公转铁”推进措施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技术创新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基于企业、行业与地区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选题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的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主要内容 |
| 三、主要的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 一、出口竞争力的内涵 |
| 二、出口竞争力的理论基础 |
| 第二节 出口竞争力测度 |
| 一、出口竞争力数量指标 |
| 二、出口竞争力质量指标 |
| 第三节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创新因素 |
| 第四节 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非创新因素 |
| 一、环境规制 |
| 二、外商直接投资 |
| 三、物质资本强度 |
| 四、人力资本水平 |
| 五、对外开放程度 |
| 六、金融发展水平 |
| 七、其他影响因素 |
| 第五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技术创新影响出口的理论模型 |
| 第一节 模型的设定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分析 |
| 一、企业创新 |
| 二、国内生产 |
| 三、出口贸易 |
| 四、创新、国内生产和出口贸易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测算 |
| 第一节 中国产品层面出口竞争力指数的计算 |
| 一、数据整理 |
| 二、产品层面出口比较优势的测度 |
| 三、产品出口复杂度的测度 |
| 四、产品层面出口质量的测度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出口竞争力的演进 |
| 一、行业层面出口比较优势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二、行业层面净出口竞争力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三、行业层面出口复杂度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四、行业层面出口质量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五、行业层面出口竞争力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第三节 中国地区层面出口竞争力的演进 |
| 一、地区层面出口比较优势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二、地区层面净出口竞争力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三、地区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四、地区层面出口质量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五、地区层面出口竞争力指数的度量与演进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出口竞争力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和实证分析 |
| 一、计量模型 |
| 二、数据说明 |
| 三、实证结果分析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机制分析 |
| 一、机制分析 |
| 二、影响机制的实证检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行业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与主要变量的测算 |
| 一、计量模型 |
| 二、主要变量的测算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行业技术创新对行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二、影响渠道检验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地区技术创新与出口竞争力 |
| 第一节 计量模型与变量测算 |
| 一、计量模型 |
| 二、主要变量的测算 |
| 第二节 实证结果分析 |
| 一、地区技术创新对地区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
| 二、影响渠道分析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结论 |
| 一、出口竞争力的估算 |
| 二、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的出口竞争力效应 |
| 三、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的技术创新的出口竞争力效应 |
| 四、制造业地区层面的技术创新的出口竞争力效应 |
| 第二节 政策启示 |
| 一、企业方面的政策启示 |
| 二、行业方面的政策启示 |
| 三、地区方面的政策启示 |
| 第三节 本文不足与研究展望 |
| 一、本文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学术论文发表情况 |
| 二、主持与参与课题情况 |
| 附录 |
| 致谢 |
（10）东道国市场环境、企业绩效与在华跨国公司撤资 ——基于跨国零售公司的对比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概念定义 |
| 2.2 关于撤资类型的研究 |
| 2.3 关于撤资动因的研究 |
| 2.3.1 基于FDI理论的“投资前提逆转说” |
| 2.3.2 基于产业组织的撤资障碍说 |
| 2.3.3 基于战略管理的撤资动因研究 |
| 2.3.4 其他相关理论 |
| 2.4 关于跨国公司撤资影响及对策的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外资在华撤资现状 |
| 3.1 在华撤资现状 |
| 3.2 撤资产生的消极影响 |
| 3.2.1 对东道国就业的影响 |
| 3.2.2 对利用外资的影响 |
| 3.2.3 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3.2.4 对跨国公司的影响 |
| 第4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4.1 制度理论 |
| 4.2 企业资源基础论 |
| 第5章 案例分析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零售业与零售业态 |
| 5.1.2 案例企业的选择 |
| 5.1.3 数据收集 |
| 5.2 案例概述 |
| 5.2.1 玛莎百货对华撤资 |
| 5.2.2 沃尔玛在华经营 |
| 5.3 案例分析 |
| 5.3.1 制度距离下的纵向分析 |
| 5.3.2 投资时机选择的对比分析 |
| 5.3.3 实施本土化战略的对比分析 |
| 5.3.4 制度距离、企业资源与绩效的关系 |
| 5.4 案例小结 |
| 第6章 应对撤资的措施及建议 |
| 6.1 投资时机选择与本土化战略 |
| 6.2 坚持推进产业结构改革 |
| 6.3 积极引导跨国公司的投资 |
| 第7章 结论及未来研究 |
| 7.1 研究结论及理论意义 |
| 7.2 研究不足及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四、这里的外资企业服中国“水土”（论文参考文献）
- [1]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
- [2]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D]. 辛韵.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3]跨文化背景下质量管理研究 ——以迪特公司为例[D]. 曹耀辉. 云南师范大学, 2021(08)
- [4]FDI知识溢出对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 ——基于制度支持的调节效应[D]. 罗璇.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5]中印产业结构变动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D]. 孙晓华. 吉林大学, 2020(08)
- [6]东道国制度压力对在越中国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研究 ——人力资源本地化与人力资源自主权的中介作用[D]. 周丹妮.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3)
- [7]租界时期上海纺织、服装工业化与现代性设计研究[D]. 鞠斐.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8]中国铁路改革对铁路贸易产品多样化的影响[D]. 袁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9]技术创新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 ——基于企业、行业与地区视角的分析[D]. 申君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10]东道国市场环境、企业绩效与在华跨国公司撤资 ——基于跨国零售公司的对比案例[D]. 刘洋.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