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数民族地区恢复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问题与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曹楠楠[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坚持不懈的反贫困过程中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扶贫脱贫道路,创造了为全球减贫70%的“当惊世界殊”的瞩目成绩,这其中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对妇女在反贫困过程中的“半边天”作用的重视与发挥。伴随农村农业生产和经济结构呈现出鲜明的“农业女性化”结构性变化,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成为当前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和主体力量。无论基于妇女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视野,还是当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现实需要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作为主体的自我发展诉求,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更是当前脱贫攻坚全面决战阶段和2020年以后攻克相对贫困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为此,本文综合运用学科交叉、系统研究、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等研究方法,着重从贫困现状、理论资源、历史进程、品牌项目、经验启示等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充分的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回应当前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困境,以求促进广大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尽快摆脱贫困并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在未来的反贫困事业中更好地发挥“半边天”的巾帼之力。具体来说,论文由六部分构成: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论文研究依据、意义和系统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宏观介绍研究思路方法、基本内容、创新之处等,以阐释论文选题价值、把握论题研究动态、展现论文研究基本概况,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在对贫困、农村贫困家庭及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地理环境、制度设计、历史文化、社会参与等维度对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原因进行深度剖析,系统阐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在贫困程度、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可行能力等方面的致贫表象及相应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影响,宏观展现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况,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国外相关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四个维度,对相应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妇女解放思想和共同富裕理论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和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中国传统妇女观和中国传统贫富观等相关理论思想进行阐述,为整个研究提供系统的理论支撑。第四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对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意义为出发点,历史梳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实践过程,将其划分为通过体制改革、开发式扶贫、“两轮驱动”扶贫、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四个阶段,展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脉络,从宏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基础。第五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围绕健康、科教、金融、就业创业、社会五大扶贫领域分别对母亲健康快车、农村妇女“两癌”检查、“降消”项目等健康扶贫脱贫项目,春蕾计划、“双学双比”活动、巾帼科技致富工程等科教扶贫脱贫项目,母亲小额循环、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母亲创业循环金等金融扶贫脱贫项目,巾帼家政服务、手工编织、妈妈制造等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幸福工程、母亲水窖、母亲邮包等社会扶贫脱贫项目的发展状况、运行模式进行阐释分析,总结项目扶贫经验,从微观视野为探索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经验规律提供实践性素材。第六章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结合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历史实践,立足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客体身份,从明确目标导向上要实现全面自由发展、推动脱贫致富、提升可行能力,重视主体能动作用上要激发主体意识、摆脱观念束缚、弘扬优良品质,增强综合脱贫素质上要提升科技文化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保障平等发展权利,强化全方位扶贫格局上要坚持政府主导作用、发挥市场导向优势、加强社会联动参与四个维度揭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为新时代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事业提供经验遵循。
夏雯瑶[3]（2020）在《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研究 ——以四川省金口河区为例》文中指出本世纪初,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近二十年以来,对人口老龄化问题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但聚焦农村老年群体生活现状的人却为数不多。一直以来,我国深受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长期处于被动、不受重视的地位,农村分配到的社会资源与城市相差甚远,农村老年人在福利上的待遇亦远不及城市老年人,前者的社会福利短缺问题俨然成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一块短板。2020年是实现全面小康的决胜年,推动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向前发展,满足农村老年人切身福利需求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必要举措。须知社会福利一词虽是舶来物,但中国的社会福利萌芽早在农耕文明时期就已出现,经由几千年绵延发展,如今已粗具规模,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体系,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正是这一体系下的分支。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和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研究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提供了理论基础,福利多元主义理论则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角度——福利供给主体分析。本文主要研究我国西部贫困农村的老年人社会福利问题,选取四川省深度贫困县金口河区为调研地点,通过问卷调查和相关人员访谈深入了解老年人在日常生活、医疗健康、精神文化三方面的福利获取状况。研究结果表明,虽然当地政府在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上有一定贡献,但仍存在家庭的供给地位逐步弱化、政府的责任回归不到位、集体的社会福利供给不足、社会组织的供给角色边缘化等问题。笔者认为,出现这些问题既有传统观念因素、经济与政策因素,又有法律制度因素及管理因素。基于以上原因分析,从形成公平正义的福利理念、制定因地制宜的扶助政策、健全老年人社会福利法律体系和搭建多元主体的供给平台四方面提出了发展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的对策建议。文末,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讨论,提出了对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道路的一些拙见,以期为我国社会福利事业做出些许贡献。
陈田[4]（2020）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从不平衡走向协调》文中研究说明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仅存在于区域之间,还存在于区域内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新时代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广西壮族自治区位于我国东、中、西三个地带的交汇地和华南、西南、东盟三个经济圈的结合部,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区位特点,虽然区位优越,但区域内情况复杂,区域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就经济总体水平而言,2018年北部湾经济区6市人均GDP为36639元,而桂西资源富集区仅为23939元;柳州市、防城港市人均GDP分别为75945、73601元,而河池市、贵港市分别仅为22302元、26635元。作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是促进整个广西经济加快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推动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发展、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地理、经济基础等因素致使广西经济发展总体滞后并且区域经济差距大,因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但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划分广西的经济区域才能较全面的观测区域经济发展状况?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程度是怎样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如何,影响因素是什么?未来如何促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本文针对这些问题,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进行划分,剖析其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测度其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探究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促进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文章内容安排:第1章导论,提出问题、介绍研究意义、确定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第2章文献述评与理论基础,对关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前人成就、挖掘文献留白,借鉴基础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第3章介绍广西的禀赋,动态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广西总体的经济演进,静态解剖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现状;第4章基于所划分的经济区域,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按子群分解法,以及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四种指数,探讨广西区域经济发展的多维差距;第5章在全面把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内涵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第6章探讨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第7章基于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现状、制约因素与机遇,结合国家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文件,探寻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提出推进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第8章研究结论与展望,对本文的基本结论进行归纳总结,并结合研究的不足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主要观点和结论有:（1）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发展取得较大成就,但横向比较依然落后。从广西内部的区域来看,桂南沿海经济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快,而桂东经济区和桂西经济区则相对滞后。（2）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存在于经济板块间、城市间、县域间、城乡间,表现于经济总体水平、产业发展、人民生活、基本公共服务等多个层面,是多维的不平衡。因此,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促进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3）经济总体水平在各等级的区域间呈现扩大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区域之间人均GDP差距,区域经济总体差距依次来源于区域间差距、区域内差距、超变密度;人民生活水平的区域差距有缩小的趋势,表现为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差距依然明显;基本公共服务的区域差距也呈缩小的趋势,表现为小学教育差距和医疗卫生差距的缩小,但是,中学教育的差距还较大。因此,要缩小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4）广西的民族自治（待遇）县、陆地边境县、民族乡的经济发展较为滞后。民族自治（待遇）县之间、陆地边境县之间、民族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层次分明,不平衡性突出,但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明显。未来要加大力度支持民族自治（待遇）县、陆地边境县、民族乡经济的加快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并注重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5）2010-201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步提高,从2010年的勉强协调或濒临失调逐渐向2018年的中等协调或初级协调转变,预计未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会进一步提升。但是,面临边地和边缘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少数民族发展滞后,以及地理禀赋、科教水平、开放程度区域差距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同时也拥有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沿边金融综合改革等诸多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条件。（6）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应采取“集中均衡”式发展模式,要积极打造以南宁为核心的北部湾经济高地,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推动区域之间融合、互动发展;要加大力度支持广西欠发达地区、民族自治（待遇）地区、沿边地区加快发展;要深化新时代广西经济对外开放,以大开放激发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活力,提升区域间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要注重经济与社会尤其是经济与人民生活、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的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区域经济与社会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要加大力度支持民族聚居区的教育事业发展,不断提升少数民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在坚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前提下,加强普通话的推广力度,破除制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语言障碍,力求缩小广西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少数民族与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发展。
李云鹏[5]（2020）在《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把农民问题当作中国的根本问题,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农民问题更是一个带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问题。研究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实践意义在于,一是研究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问题,能够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提供有效助力;二是农村医疗保障可以推动建设一个更加平等、公正、稳定的社会,促进社会快速发展,为农民致富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与此同时,还可以丰富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的理论内容,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事业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诉求。本文将重点研究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的相关问题,分析亟待解决或潜在的问题。本文在了解前者研究成果之后,建立起了整体思路。首先以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的相关理论为起点,将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念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关于农村保障思想作为文章研究的理论基础;其次阐述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的发展并梳理其现状,针对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筹资难、法律保障缺失、人口基数与医疗资源的不平衡的特点,结合相关理论与实际分析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存在问题的原因为投入资金不足、地方发展不平衡导致法律保障实行缓慢和过度倾斜城市医疗资源。最后文章从三个层面针对改善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提出相应对策,一是从国家层面中可以加快建立健全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法律制度,加大财政支持的力度并优化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服务的理念;二是从社会层面中应该要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的机制;三是个人层面则需要加强对新时代农村健康政策的宣传与引导,不断加深农民自身个人健康管理的理念等。
梁倩[6]（2020）在《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一个研究财政税收的博士生,怎么会研究扶贫问题?似乎研究扶贫问题有些偏离了专业。这个问题乍一听似乎有理,但仔细想一下还是有些偏颇。众所周知,扶贫或者说反贫困历来都是政府应当担负的责任。中国政府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就一直把农村扶贫作为一项重要的政府工程,近年来更是把它作为中国政府必成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而政府要卓有成效地进行这项耗资巨大的扶贫工程,在资金方面的主要来源便是财政。因为扶贫或者说反贫困是扶危济困,拯救苍生,它追求的不是盈利赚钱,而是扶危济困,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长治久安。因此,从资金性质来讲,财政资金更加适合用于这项事业。而几十年扶贫事业的发展也正是这样。也因此,研究扶贫或者说反贫困,也应当是从事财政研究的学人应尽的本分。也许有人还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国家不是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吗?既然如此,那么你写这篇关于贵州农村深度贫困与反贫困的论文还有什么意义呢?对此我是这样认识的,国家宣布到2020年要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其前提是按照现行的贫困标准,即贫困农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300元以上（这几年已经随着物价指数的变化调整到3000元以上）即为脱贫。而这个标准从国际上看,是介于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和稳定温饱贫困标准之间的标准。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极度贫困标准,我国在2020年是完全可以实现脱贫目标的,甚至可以说完全可以超额实现的。但如果按照稳定温饱标准,则很可能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人口。换言之,国家宣布的到2020年实现全国农村的全面脱贫,还是一种低水平上的脱贫,一旦贫困标准提高,马上又会出现新的农村贫困。比如,我国2011年将农村贫困标准由1274元提高到2300元,农村贫困人口立马就由2010年的2688万人上升到1.28亿人,增加1亿多。这一点在贫困范围和贫困程度都居全国前列的贵州将会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农村反贫困很可能是长期性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到2020年中国农村的反贫困,可以说既是完成时又是进行时,即完成进行时。对此,我们应当有正确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否则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回顾历史,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贫困便伴随着人类走过每一个发展的阶段,也遍布了每一个人类社会的角落。各个国家和各个领域的学者们,对于贫困研究的脚步从未有过停滞,他们用自己的学识和研究成果,为人类了解贫困和向贫困宣战奠定了优秀的理论基础。比如,对贫困这个社会现象的认识,从朗特里的绝对贫困,到彼得·汤森的相对贫困,再到多维贫困指数、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的提出,人类对贫困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在目前的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一些落后的国家,其表现主要是绝对贫困,也称之为生存贫困;在发达的国家,其主要表现是相对贫困;而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呈现出的贫困现象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交织于一体,而且更多的是绝对贫困。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事业最为复杂,也最为艰巨。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的减贫成就为世界的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全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由改革开放初期的2.5亿人,下降到2018年的1660万,随着我国反贫困事业的不断推进,到现阶段,扶贫攻坚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深度贫困”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最关注的工作之一就是贫困人口脱贫。”目前,我国脱贫攻坚的难度主要体现在“深度贫困”。连片的深度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深度贫困村、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事业,具有更大的挑战性,同时具有更大的意义。贵州省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的反贫困事业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由于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和诸多历史原因,以及各种其他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贵州省的贫困状况,较之于全国其他省份,一直以来都更为严峻,可以说,贵州省无论是在哪一方面都是全国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此外,贵州省的深度贫困村,又大多属于少数民族村落,同时又大量地分布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的山区,自然资源贫瘠、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育滞后、人地矛盾突出,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贵州省这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发展和深度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阳亲自主持召开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攻坚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提出:“‘十三五’的最后一年是2020年,正好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现行标准下的贫困现象将在2020年全部消除,而贵州省面临着更为严峻、更为复杂的贫困状况,能否按期保质地完成精准脱贫的目标,在消除绝对贫困后,是否已经形成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方案,继续消除相对贫困,仍然是摆在贵州人民面前的一项艰巨挑战。本文旨在通过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现状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对贵州省农村的深度贫困成因进行系统探究,以及对贵州省农村这些年来政府主导的扶贫事业的利弊得失深入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搞好贵州省农村减贫事业提供比较科学的政策建议。为此,作者阅读了大量关于贫困、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文献着作,查阅了大量国家统计年鉴数据和贵州省统计年鉴数据,尤其是从2014年开始,作者对贵州省多个市、州下辖的深度贫困村进行了实地的田野调查。作者根据“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基本原理,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五个生计指标,进一步细化为与贵州农户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细分指标,并据此设计了一份详细且具可操作性的调查问卷,通过长期走访调查,获得了大量来自深度贫困农村和深度贫困农户的第一手真实数据。在本文中,作者沿着贫困界定研究、贫困成因研究、反贫困理论,包括财政反贫困理论研究、贵州省贫困状况、贵州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14个深度贫困县的贫困状况、田野调查数据统计及实证分析、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财政减贫效率实证分析、贵州省减贫事业的成就与不足,以及今后政策建议研究思路,来进行研究,力争做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宏观和微观共分析。在本文中,作者对贵州省2013年到2017年的部分经济与社会指标进行梳理,将之与全国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三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部分社会经济指标与贵州省的平均水平进行分析比较,将贵州省农村深度贫困状态直观地呈现出来。同时,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指导框架,对于通过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的调查数据,从五个生计指标出发,进行了整理和归类,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客观地呈现了贵州省深度贫困村农户的生计状态以及致贫原因。通过分析,作者发现,贵州省的深度贫困农村,其贫困现象就地理分布而言,主要呈现出“片状集聚”的特征,集中出现在高寒山区、山区、半山区、沟坝河谷区等自然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发的区域;同时,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与民族地区又呈现出相当的重叠性,因此又具有民族性特征。就贫困状况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呈现出“贫困发生率高”、“致贫因素复杂”、“脱贫难度大”的特点。就致贫因素而言,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致贫因素,几乎涵盖了“民族的、历史的、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所有原因。面对如此严峻的深度贫困状况,贵州省通过大力发展“产业扶贫”、推进“易地搬迁扶贫”、狠抓“教育扶贫”等多项扶贫措施,有效地缓解了贵州省的贫困状况,但是,深度贫困地区农村的各项生计资本,尤其是与财政有关的交通、通讯、水利灌溉、饮用水、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社区建设、五保户和低保户的补助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在前述分析基础上,作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在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进一步搞好精准扶贫的若干建议。首先提出要正确认识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目标,明确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从而避免扶贫工作中出现急功近利,弄虚作假。其次,提出要处理好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要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再次,论文还从可持续生计理论出发,对加强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各个方面的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在具体的建议和举措中,提出要完善和规范财政资金的投入与使用,特别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民主对扶贫资金的监督作用。提出要补足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改善基础教育、技术培训、医疗卫生条件、合理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等有效措施,对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五项生计资本进行全面改善和提升,持续推进贵州省深度贫困农村农民的精准扶贫事业。
郎杰燕[7]（2019）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制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贯穿于政治学发展的始终。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性制度,其改革、发展与完善不仅能够分散农民疾病风险、降低农民医疗负担、增进农民健康福祉,而且有利于缓解社会利益矛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家政权合法性。可见,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体现其社会性的同时也显现出很强的政治性。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从建国之初的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到如今城乡一体化整合期的“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走过一条“跌宕起伏”的制度变迁之路。时至今日,仍存在管理经办体制不顺畅、筹资结构不合理、待遇支付制度不健全、监督控费机制不完善、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等诸多问题,给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国家能力和政府信任带来巨大挑战。诚然,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一直以来备受学界关注,形成了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治等不同的研究路径。但是,对于由宏观管理、筹资、待遇支付三项核心要素制度构成,关系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两个市场”,关涉国家、政府、社会团体及农民个人等多元利益,并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具有高度耦合性的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而言,单一角度的分析难免有失偏颇,难以揭示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真实过程”与内在逻辑。综合“结构”、“行动”与“历史”要素全面解释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为理解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复杂变迁提供了一个广阔视角,以期探寻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深层逻辑,为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指明方向、提供路径。为此,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关于依据历史发展关键节点划分制度变迁阶段的方法,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7）、人民公社时期（1958-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2001）、新世纪初期（2002-2008）、城乡一体化加速期（2009-今）五个阶段。通过全面、系统梳理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演变历程,总结归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并着重探寻其变迁的内在逻辑。由此得出以下三个主要结论:其一,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具有复杂变迁历程与多元变迁特征。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经历了“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五次重大变迁。并且,每次大的制度变迁阶段下均有制度创新、制度扩散、制度完善等连续的、有所差异的制度变迁过程。同时形成分层分序的变迁路径,诱致性与强制性并行、内源性与外源性交揉、渐进性与突变式共存、合意性与意外性同在的多样化变迁方式,以及利弊相随的制度变迁绩效。其二,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遵循“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逻辑。制度环境通过粘嵌耦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结构性影响,即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中的宏观管理、筹资和待遇支付制度分别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粘嵌,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性变迁。行动主体通过价值偏好与利益博弈机制对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产生自主性影响,即建国初期农民的共同行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整体性动员,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医疗机构、农民等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新世纪初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以及城乡一体化加速期人社与卫生两个主管部门之间的管理权争夺,推动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自主性变迁。另外,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在近百年变迁历史中形成对“国家主导”、“自愿合作”以及“二元保障”路径的强劲依赖,并且还受到诸多偶然性事件以及关键节点等时间要素的深刻影响。其三,未来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在优化制度环境、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突破路径依赖、把握关键节点的基础上向着更加公平、健康、高效、可持续方向发展。
李致江[8]（2019）在《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文中研究指明水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水族人口规模为41.18万人,主要聚居于黔桂交界的龙江与都柳江上游,贵州省三都县是我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国约63%的水族人口聚集于此。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民族人口政策、民族教育政策、民族经济政策等的支持下,水族人口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具体表现为人口素质逐步提高、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人口产业结构与人口职业结构不断优化、人口流动日益加剧。但是,水族人口发展与全国、汉族、少数民族人口平均发展水平相较仍有差距,不仅面临人口增长速度锐降、人口身体素质较差、人口文化素质较低、人口老龄化严重、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单向流迁等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而且存在人口城镇化率低、人口产业结构滞后、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人口相对贫困、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等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的原因既与以往计划生育政策过严、民族政策不完善有关,又与水族地区自然环境脆弱、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相连,同时也与社会流动带来的民族文化变迁相接,是自然、经济、社会、文化与政策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人口均衡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主要指向。当下,水族人口虽然存在一系列非均衡发展问题,但同时亦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生育空间,民族政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经济发展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绿色发展理念为水族人口均衡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为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首先,应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全面贯彻落实二孩生育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综合应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积极化解人口老龄化风险;其次,应加快水族经济发展步伐。重点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优化人口职业结构,推进人口产业结构均衡发展。再次,应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提升人口社会保障水平,扎实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加强医疗卫生事业建设。最后,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这不仅对水族人口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会对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均衡发展产生一定的参照示范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实现我国民族平等、民族发展、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刘海花[9]（2019）在《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北京医疗队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毛泽东主席于1965年提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后,率先在上海做试点工作,试点成功后,北京各大医院派出医疗队到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安徽、山东、河南、云南、青海、西藏、新疆、宁夏、甘肃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为当地人民群众看病治病,不仅保障了他们的身体健康,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甘肃自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后,便是东西贸易往来的必经之路和繁华阶段,但自宋之后丝绸之路日益衰落,加之地处内陆,自然环境恶劣,人民生活相对艰难困苦。甘肃解放后,各项事业开始逐步发展,但是医疗卫生事业相对滞后,于是周恩来总理自1967年亲派第一批医疗队入驻甘肃河西地区,此后源源不断先后共分十批,4000多人次的医疗队员来甘肃为广大贫下中农（牧）群众解决了看病难的大问题。一直以来较好的医疗资源都放在中心城市以及发达的城市地区,而广大农村长期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障,自毛泽东主席提出“六二六”指示后,党中央做出积极的响应,为甘肃人民带来了先进的医疗人员和技术。带领他们自采自制中草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活动,改变了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同时巡回医疗期间不仅要求队员把“卫生革命”和思想理论相结合,而且要抛弃“旧”的医疗观念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并且在医疗期间认真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北京医疗队的巡回医疗对甘肃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对于现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罗菲[10]（2019）在《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与建国之初同样被列为卫生工作重点的烈性传染病防治等工作不同,新法接生直至1985年才基本得到普及,时间跨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若干历史时期,其中原因也远非普遍接种疫苗那样简单。因此,研究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历史过程,勾勒新法接生推行的社会图景,探究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各种因素,剖析影响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即是本课题的主要研究目的。方法:在掌握大量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运用历史文献学方法,对新中国推行新法接生直至基本普及的全过程加以系统考察,从而再现新法接生推行的基本历史面貌。与此同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推行新法接生的36年间政治、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变迁,采用医疗社会史与医疗经济学研究的分析工具,在综合考察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政治运动、经济水平、人力资源和传统生育观念是影响新法接生尽早普及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到新法接生率的起伏变化的命题。成果:通过分析推行新法接生的各个构成要素,诸如宣传动员、人力资源、推广方式、组织管理等,全面梳理新法接生推广的基本历史经验,客观再现新中国新法接生由推广到基本普及的历史。通过查阅、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大量史料,发现“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率存在虚高的成分,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时期农村产妇受到的医疗照顾也并不像前此论者所估计的那样少。“文革”时期许多中、高级妇幼保健人员或参加巡回医疗队,或被下放到农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地区新法接生的推广,他们培训的“在地化”初级医疗人员也为“文革”后期新法接生迅速推广并普及储备了人力资源。在构建新法接生推行历史图景的过程中,通过深入挖掘史料,对旧产婆改造、妇幼保健员培训、助产教育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结合社会制度变迁,对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的演变轨迹进行了梳理,并剖析了其中隐含的内在逻辑。在乡村医疗卫生人员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传统中医业者以其技术水平、庞大数量和广泛分布,受到政府关注,并被组织到新法接生推行工作之中。文中还对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行特色作了分析,并结合政策环境,提出医疗资源配置在其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在收集与分析各地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数据的基础上,生动再现新法接生率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波浪式走向,借助医疗社会学、人口学等多种分析方法,综合考察影响新法接生推行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推动力量与影响因素,提出导致这种起伏变化及新法接生推广历时36年才宣告基本普及的原因,主要在于政策环境多变、人力资源严重匮乏、经济条件落后、传统生育观念影响等几个方面。结论:本文力求在再现新法接生普及历史面貌的基础上,全面总结新中国新法接生从开始推行到基本普及的主要成就及基本历史经验,并由此揭示出新法接生普及耗时长久的主要原因及新法接生率起伏变化背后隐藏的内外制约因素。自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行以来,保护妇婴健康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中心工作,采取了团结改造己有人员,培训新生力量,大力宣传新法接生,并在城乡和厂矿广泛建立新法接生组织和机构的一系列措以施,运用点面结合、点带面、逐步推进的方法,在全国展开消灭新生儿破伤风和产妇产褥热的工作。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妇幼保健人员的艰苦努力,新法接生于1959年在城市基本普及,此后,推行新法接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新法接生推行的过程,伴随着各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构成新中国新法接生推行的独特面貌。在新法接生宣传中,除了教育民众破除封建迷信思想外,重点在通过新旧对比,激发民众对新的人民政权的认同感。在接生员培训方面,既有接生技能内容的培训,也带有土地改革、合作化、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的鲜明时代特色,其中也能看到传统中医或隐或显的影响。在执业资格管理上,1949-1957年间较严格地实施专业化与证照制度;限于农村地区的各方面条件,1958年提出卫生人员都要做新法接生工作的要求,1963年正式提出只要采用了消毒接生与消毒断脐的方法,即使是家属或亲邻等实施的接生操作一样算作新法接生,事实上弱化了对接生员执业资格的管理,并使新法接生的技术要求降到了最低。1978年后,在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着重推广了1963年以后的做法,从而提高了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新法接生推行的速度,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的质量及新法接生率的稳定性。“文革”时期虽然妇幼保健机构大量撤销,影响到新法接生推行,但由于前此“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心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以及“文革”时期包括妇产科专家在内的大批中、高级医疗卫生人员的下放,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优质资源下沉的效果,部分地区农村母婴健康水平得到了提高。改革开放以后,由于采取了多样化、多层次、多渠道的新法接生推行办法,加之农村经济逐步好转,医疗装备与专业人员基本到位,妇幼保健网基本形成,新法接生很快在全国基本普及。
二、少数民族地区恢复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问题与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少数民族地区恢复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问题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概述 |
| 2.1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2.1.1 贫困 |
| 2.1.2 农村贫困家庭 |
| 2.1.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 |
| 2.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原因 |
| 2.2.1 地理环境的约束 |
| 2.2.2 制度设计的性别盲视 |
| 2.2.3 历史文化的影响 |
| 2.2.4 社会参与力量的不足 |
| 2.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表现 |
| 2.3.1 贫困程度深重 |
| 2.3.2 健康状况较差 |
| 2.3.3 受教育水平不高 |
| 2.3.4 可行能力缺失 |
| 2.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影响 |
| 2.4.1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经济影响 |
| 2.4.2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政治影响 |
| 2.4.3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文化影响 |
| 2.4.4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社会影响 |
| 2.4.5 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致贫的生态影响 |
| 小结 |
| 第3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1.1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
| 3.1.2 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2.1 妇女解放思想 |
| 3.2.2 共同富裕理论 |
| 3.2.3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思想 |
| 3.3 国外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3.1 可行能力贫困理论 |
| 3.3.2 女性主义经济学思想 |
| 3.4 中国传统文化中妇女扶贫脱贫的相关理论 |
| 3.4.1 中国传统妇女观 |
| 3.4.2 中国传统贫富观 |
| 小结 |
| 第4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意义及进程 |
| 4.1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重大意义 |
| 4.1.1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
| 4.1.2 彰显我国政治优势的集中标识 |
| 4.1.3 提升我国文化实力的现实途径 |
| 4.1.4 巩固我国社会安定的必要保障 |
| 4.1.5 打造我国美丽生态的重要环节 |
| 4.2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历史进程 |
| 4.2.1 通过体制改革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4.2.2 通过开发式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4.2.3 通过“双轮驱动”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4.2.4 通过精准扶贫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脱贫 |
| 小结 |
| 第5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品牌项目 |
| 5.1 健康扶贫脱贫项目 |
| 5.1.1 母亲健康快车 |
| 5.1.2 农村妇女“两癌”检查 |
| 5.1.3 “降消”项目 |
| 5.2 科教扶贫脱贫项目 |
| 5.2.1 春蕾计划 |
| 5.2.2 “双学双比”活动 |
| 5.2.3 巾帼科技致富工程 |
| 5.3 金融扶贫脱贫项目 |
| 5.3.1 母亲小额循环 |
| 5.3.2 妇女小额担保财政贴息贷款 |
| 5.3.3 母亲创业循环金 |
| 5.4 就业创业扶贫脱贫项目 |
| 5.4.1 巾帼家政服务 |
| 5.4.2 手工编织 |
| 5.4.3 妈妈制造 |
| 5.5 社会扶贫脱贫项目 |
| 5.5.1 幸福工程 |
| 5.5.2 母亲水窖 |
| 5.5.3 母亲邮包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经验启示 |
| 6.1 明确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目标导向 |
| 6.1.1 实现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全面自由发展 |
| 6.1.2 推动农村贫困家庭妇女实现脱贫致富 |
| 6.1.3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可行能力 |
| 6.2 重视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能动作用 |
| 6.2.1 激发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主体意识 |
| 6.2.2 摆脱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观念束缚 |
| 6.2.3 弘扬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优良品质 |
| 6.3 增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综合脱贫素质 |
| 6.3.1 提升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科技文化水平 |
| 6.3.2 促进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就业创业发展 |
| 6.3.3 保障农村贫困家庭妇女的平等发展权利 |
| 6.4 强化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全方位扶贫格局 |
| 6.4.1 坚持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政府主导作用 |
| 6.4.2 发挥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市场导向优势 |
| 6.4.3 加强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的社会联动参与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研究 ——以四川省金口河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五、创新点与研究不足 |
| (一)创新点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社会福利 |
| 二、老年人社会福利 |
| 三、贫困 |
| 第二节 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社会福利思想 |
| 二、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
| 三、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第三节 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发展历程概述 |
| 一、发展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必要性 |
| 二、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发展脉络 |
| 三、当前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的整体状况描述 |
| 第二章 金口河区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金口河区老年人社会福利问题的普遍意义 |
| 第二节 金口河区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基本政策 |
| 第三节 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介绍 |
| 第四节 调研对象的福利情况分析 |
| 一、日常生活方面 |
| 二、医疗健康方面 |
| 三、精神文化方面 |
| 第三章 金口河区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家庭:供给主体地位逐步弱化 |
| 一、子女赡养水平不断降低 |
| 二、家人陪伴时间减少 |
| 第二节 政府:责任回归不到位,扶持力度不足 |
| 一、福利机构设置不合理 |
| 二、福利政策未考虑地域性 |
| 第三节 集体:社会福利供给不足 |
| 一、村委会代行集体经济组织职能 |
| 二、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性收入有限 |
| 第四节 社会组织方面:供给角色边缘化,作用发挥有限 |
| 一、政府购买养老服务的常态体系未建立 |
| 二、社会组织自身能力不足 |
| 第四章 金口河区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传统观念因素 |
| 一、传统执政观念上的城乡失衡导致福利二元化 |
| 二、老年人自身的福利意识淡薄 |
| 第二节 经济与政策因素 |
| 一、贫困县落后的经济基础造成福利发展滞后 |
| 二、计划生育政策下家庭规模小型化导致家庭福利供给减弱 |
| 第三节 法律制度因素 |
| 一、现行社会福利法律体系不健全 |
| 二、系统的老年人社会福利专门法缺失 |
| 第四节 管理因素 |
| 一、政府福利部门管理欠佳导致扶持力度不足 |
| 二、双重管理体制导致社会组织参与有限 |
| 三、集体经济管理不规范导致供给不足 |
| 第五章 发展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转变福利观念:形成公平正义的福利理念 |
| 一、构建城乡社会福利事业均衡发展的福利观 |
| 二、重视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诉求 |
| 第二节 弥补区域差异:制定因地制宜的扶助政策 |
| 一、开发地方特色扶助项目 |
| 二、福利资源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 |
| 三、做好福利供给与脱贫攻坚的协调工作 |
| 第三节 完善法制建设:健全老年人社会福利法律体系 |
| 一、修订现行法律中有关老年人社会福利的内容 |
| 二、制定系统的老年人社会福利专门法 |
| 第四节 划分权责范围:搭建多元主体的供给平台 |
| 一、建立区县级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管理机构 |
| 二、扶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 |
| 三、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
| 结语 |
| 一、总结 |
| 二、关于中国社会福利发展道路的讨论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类 |
| 二、期刊类 |
| 三、硕博论文类 |
| 四、电子文献类 |
| 五、报刊类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 附录一 J区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现状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民政局及老龄办相关人员访谈提纲 |
（4）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从不平衡走向协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文献述评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述评 |
| 2.2 理论基础 |
| 2.3 理论分析框架 |
| 第3章 广西禀赋、经济演进与区域经济发展特征 |
| 3.1 广西壮族自治区禀赋 |
| 3.2 广西的经济演进(1949-2019) |
| 3.3 广西经济区域划分及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
| 3.4 小结 |
| 第4章 广西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多维差距 |
| 4.1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测度方法 |
| 4.2 区域经济发展多维差距评价指标体系 |
| 4.3 区域板块间经济发展差距 |
| 4.4 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 |
| 4.5 县际经济发展差距 |
| 4.6 城乡经济发展差距 |
| 4.7 小结 |
| 第5章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评估 |
| 5.1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5.2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方法 |
| 5.3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分析 |
| 5.4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特征 |
| 5.5 小结 |
| 第6章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与机遇 |
| 6.1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 |
| 6.2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面临的机遇 |
| 第7章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与保障措施 |
| 7.1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目标与格局 |
| 7.2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
| 7.3 广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保障措施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基本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及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研究的相关概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农村医疗保障 |
| 2.1.2 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2.2.2 毛泽东关于农村医疗保障思想 |
| 2.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关于农村医疗保障的思想 |
| 2.3 农村医疗保障发展历程 |
| 2.3.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1949-1957) |
| 2.3.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1958-1977) |
| 2.3.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1978-2001) |
| 2.3.4 新世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2-2008) |
| 2.3.5 城乡一体化时期的社会医疗保险(2009-今) |
| 第3章 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研究的现状分析 |
| 3.1 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取得的成就 |
| 3.1.1 逐步建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
| 3.1.2 提高农村医疗补助落实医疗保障 |
| 3.1.3 参保覆盖人数不断提高 |
| 3.2 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存在的问题 |
| 3.2.1 农村医疗保障中筹资难 |
| 3.2.2 农村医疗保障缺乏顶层法律体系 |
| 3.2.3 城乡医疗保障资源分配不平衡 |
| 3.3 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
| 3.3.1 农村医疗保障中资金投入不足 |
| 3.3.2 农村医疗保障体系不完善 |
| 3.3.3 医疗保障资金过渡倾斜城市居民 |
| 第4章 加强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的对策 |
| 4.1 以国家层面的政府机构为主导 |
| 4.1.1 加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
| 4.1.2 加大财政支持 |
| 4.1.3 完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筹资机制 |
| 4.2 以社会层面的保障体系为依托 |
| 4.2.1 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参与机制 |
| 4.2.2 增强农村医疗保障的契合度 |
| 4.2.3 积极有效完善医疗救助制度 |
| 4.2.4 农村集体经济与乡镇企业统筹出资协助 |
| 4.3 以个人层面的健康保障为基础 |
| 4.3.1 提高农民参保积极性 |
| 4.3.2 加深农民自身个人健康管理 |
| 4.3.3 强化农村医务人员道德教育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6）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前言 |
| 1.2 农村贫困问题的相关背景 |
| 1.2.1 中国农村反贫困事业的伟大成就 |
| 1.2.2 我国农村深度贫困问题 |
| 1.2.3 贵州农村深度贫困问题 |
| 1.3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1 研究的目的 |
| 1.3.2 研究的意义 |
| 1.4 论文研究方法和结构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论文结构 |
| 1.5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论文的创新 |
| 1.5.2 论文存在的不足 |
| 2.贫困与反贫困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
| 2.1 贫困的界定 |
| 2.1.1 贫困的界定----绝对贫困说 |
| 2.1.2 贫困的界定----相对贫困说 |
| 2.1.3 贫困的界定----缺乏说 |
| 2.1.4 贫困的界定----排斥说 |
| 2.2 贫困的成因 |
| 2.2.1 贫困的成因----社会文化视角 |
| 2.2.2 贫困的成因----自然环境视角 |
| 2.2.3 贫困的成因----人力资本视角 |
| 2.2.4 贫困的成因----社会制度视角 |
| 2.3 反贫困的相关理论 |
| 2.3.1 反贫困体系中参与各方的力量与作用 |
| 2.3.2 财政参与扶贫的必要性 |
| 2.3.3 财政参与扶贫的作用机理 |
| 2.4 可持续生计理论概述 |
| 2.4.1 自然资本 |
| 2.4.2 人力资本 |
| 2.4.3 物质资本 |
| 2.4.4 金融资本 |
| 2.4.5 社会资本 |
| 2.5 国内外研究的现状 |
| 2.5.1 国内外关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研究 |
| 2.5.2 国内外关于深度贫困(Deep Poverty)的研究 |
| 2.5.3 国内外关于财政反贫困的研究 |
| 2.5.4 小结 |
| 3.贵州农村贫困和深度贫困的现状 |
| 3.1 贵州省农村的贫困概况 |
| 3.1.1 贵州省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比分析 |
| 3.1.2 贵州省农村贫困状况及贫困发生率对比分析 |
| 3.1.3 其他指标的对比分析 |
| 3.1.4 小结 |
| 3.2 贵州农村贫困的空间分布 |
| 3.3 贵州农村深度贫困集聚地区的贫困现状 |
| 3.3.1 贵州省深度贫困地区的概况 |
| 3.3.2 武陵山片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3.3 乌蒙山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3.4 滇黔桂石漠化区(贵州省内)的贫困状况 |
| 3.4 小结 |
| 4.贵州农村深度贫困致贫因素的分析 |
| 4.1 农村深度贫困与可持续生计理论的相关性 |
| 4.2 农村深度贫困致贫因素分析的可行性 |
| 4.2.1 指标设计和数据获取的可行性 |
| 4.2.2 致贫因素分析的可行性 |
| 4.2.3 反贫困行动计划制定的可行性 |
| 4.3 基于熵权法对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
| 4.3.1 实证分析数据来源 |
| 4.3.2 基于熵权法的实证分析结果 |
| 4.4 主要致贫因素的面板回归分析 |
| 4.4.1 自然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2 人力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3 物质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4 金融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5 社会资本维度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
| 4.4.6 小结 |
| 5.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贫困和减贫认知的分析 |
| 5.1 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致贫因素认知的分析 |
| 5.2 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农民关于政府扶贫认知的分析 |
| 5.3 对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认知的分析 |
| 5.4 对政府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进一步需求的分析 |
| 5.5 小结 |
| 6.对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财政扶贫资金减贫效率的分析 |
| 6.1 贵州14 个深度贫困县农村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产出概况 |
| 6.2 投入产出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基础数据分析 |
| 6.3 基于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的静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3.1 超效率非期望SBM模型理论 |
| 6.3.2 贵州省14 个深度贫困县静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3.3 县域级地区静态财政减贫绩效分析 |
| 6.4 基于全局malmquist指数模型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4.1 基于全局技术的Malmquist指数模型理论 |
| 6.4.2 贵州省14个深度贫困县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4.3 县域级深度贫困县的动态财政减贫效率分析 |
| 6.5 模型收敛性分析检验 |
| 6.5.1 静态减贫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
| 6.5.2 动态减贫绩效的收敛性分析 |
| 6.6 小结 |
| 7.完善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的思路与建议 |
| 7.1 搞好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需要明确的几个基本问题 |
| 7.1.1 反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 |
| 7.1.2 不能盲目地进行经验“拿来主义” |
| 7.1.3 正确处理贫困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
| 7.1.4 实施有针对性的综合治理战略 |
| 7.2 搞好贵州深度贫困农村贫困治理的相关建议 |
| 7.2.1 完善和规范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与使用 |
| 7.2.2 补足薄弱基础环节增强物质资本 |
| 7.2.3 改善教育培训医疗条件提升人力资本 |
| 7.2.4 因地制宜改善和利用自然资本 |
| 7.2.5 多渠道增加金融资本防范风险 |
| 7.2.6 重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提升社会资本的作用 |
| 7.3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附录:扶贫调查问卷(农牧户) |
（7）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价值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 |
| (二)关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研究 |
| (三)已有研究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界定与相关阐释 |
| (一)制度及制度变迁 |
| (二)医疗保险制度及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四、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
| (一)研究视角:历史制度主义 |
| (二)分析框架:环境·主体·时间与制度变迁 |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六、总体思路与结构安排 |
| (一)总体思路 |
| (二)结构安排 |
| 第1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基本历程 |
| 1.1 建国初期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1.1.1 制度生成:米山联合保健站建立 |
| 1.1.2 制度扩散: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推广 |
| 1.2 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1.2.1 制度创新:稷山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建立 |
| 1.2.2 制度扩散: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大力推广 |
| 1.2.3 制度衰退:国民经济调整下暂时性式微 |
| 1.2.4 制度高潮:“六·二六”指示下走向“顶峰” |
| 1.3 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1.3.1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雪崩式”解体 |
| 1.3.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首次恢复重建失败 |
| 1.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再度恢复重建无果 |
| 1.4 新世纪初期“初级社会保险型”医疗保险 |
| 1.4.1 制度创新:新农合政策出台 |
| 1.4.2 制度试验:新农合试点启动 |
| 1.4.3 制度扩散:试点扩大与“全覆盖” |
| 1.5 城乡一体化加速期“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1.5.1 制度创新:地方自发探索城乡医保制度整合 |
| 1.5.2 制度扩散:中央顶层政策倡导性整合 |
| 1.5.3 制度完善: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式整合 |
| 小结 |
| 第2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总体特征 |
| 2.1 分层分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路径 |
| 2.1.1 分层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对独立性 |
| 2.1.2 分序变迁:三项核心要素制度的相互关联性 |
| 2.2 多样并存: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方式 |
| 2.2.1 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行 |
| 2.2.2 内源性制度变迁与外源性制度变迁交揉 |
| 2.2.3 渐进性制度变迁与突变式制度变迁共存 |
| 2.2.4 合意性制度变迁与意外性制度变迁同在 |
| 2.3 利弊相随: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绩效 |
| 2.3.1 农村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2 “集体福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3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式”变迁绩效 |
| 2.3.4 “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2.3.5 农村“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绩效 |
| 小结 |
| 第3章 结构性变迁: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 |
| 3.1 制度环境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3.1.1 粘嵌耦合:制度环境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3.1.2 农村医疗保险与制度环境的嵌入关系 |
| 3.2 政治嵌入性:政治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2.1 国家缺位与“俱乐部式”管理 |
| 3.2.2 “全能主义”与官僚化管理 |
| 3.2.3 行政分权与管理主体缺失 |
| 3.2.4 民生政治与政府垄断性管理 |
| 3.2.5 政府治理变革与社会化管理 |
| 3.3 经济嵌入性:经济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3.1 合作经济与农民自愿集资 |
| 3.3.2 封闭性集体经济与强制性筹资 |
| 3.3.3 经济性分权与医疗保险筹资不力 |
| 3.3.4 经济发展奇迹与财政主导型筹资 |
| 3.3.5 分配格局调整与社会化筹资 |
| 3.4 社会嵌入性:社会环境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 |
| 3.4.1 社会弥散与低水平医疗保健 |
| 3.4.2 “总体性社会”与集体医疗福利 |
| 3.4.3 社会转型与医疗自费 |
| 3.4.4 社会权利诉求与初级医疗保险待遇 |
| 3.4.5 社会公正与统一医疗保险待遇 |
| 小结 |
| 第4章 自主性变迁:行动主体与农村医疗保险 |
| 4.1 偏好与博弈:行动主体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机制 |
| 4.1.1 价值偏好:单一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1.2 利益博弈:多元行动主体与制度变迁 |
| 4.2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行动主体及其利益诉求 |
| 4.2.1 国家/政府的利益诉求 |
| 4.2.2 医疗机构的利益诉求 |
| 4.2.3 农民的利益诉求 |
| 4.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利益博弈 |
| 4.3.1 农民的共同行动与微型社区互助医疗保险 |
| 4.3.2 国家的整体性动员与集体福利型医疗保险 |
| 4.3.3 多元主体的非合作博弈与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断裂 |
| 4.3.4 多元主体的合作博弈与“初级社会保险型”农村医保 |
| 4.3.5 管理权之争与“过渡型”社会医疗保险 |
| 小结 |
| 第5章 历史性变迁:时间中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
| 5.1 路径依赖、偶然事件、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1.1 自我强化: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1.2 意外结果:偶然事件与制度变迁 |
| 5.1.3 “遗产”的产生与再生产:关键节点与制度变迁 |
| 5.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 |
| 5.2.1 “国家主导”路径的依赖 |
| 5.2.2 “自愿合作”路径的依赖 |
| 5.2.3 “二元保障”路径的依赖 |
| 5.3 偶然事件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5.4 关键节点与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 |
| 小结 |
| 第6章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的三重逻辑与未来改革 |
| 6.1 “环境·主体·时间”三重复合式制度变迁逻辑 |
| 6.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及原则 |
| 6.2.1 共享、健康与幸福:制度改革目标 |
| 6.2.2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原则 |
| 6.3 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
| 6.3.1 优化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环境 |
| 6.3.2 规范各行动主体行为 |
| 6.3.3 突破路径依赖 |
| 6.3.4 注重关键节点 |
| 小结 |
| 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讨论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8）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人口均衡发展研究 |
| (二)少数民族人口研究 |
| (三)水族研究 |
| (四)研究现状简评 |
| 三、研究方法、理论基础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创新之处 |
| 四、田野调查点概况 |
| (一)水族传统文化 |
| (二)田野点基本情况 |
| (三)调查过程 |
| 第一章 水族人口变动的历史考察 |
| 一、水族人口数量与人口再生产类型 |
| (一)人口数量 |
| (二)人口再生产类型 |
| 二、水族人口素质 |
| (一)人口文化素质 |
| (二)人口身体素质 |
| 三、水族人口自然结构 |
| (一)人口性别结构 |
| (二)人口年龄结构 |
| 四、水族人口经济社会结构 |
| (一)人口城乡结构 |
| (二)人口产业结构 |
| (三)人口职业结构 |
| 五、水族人口迁移 |
| 第二章 水族人口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水族人口内部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人口增长速度锐降 |
| (二)人口素质偏低 |
| (三)人口性别比失调 |
| (四)人口老龄化严重 |
| (五)人口单向流迁 |
| 二、水族人口外部非均衡发展问题及其缘由 |
| (一)人口城镇化率较低 |
| (二)人口产业结构滞后 |
| (三)人口职业结构不合理 |
| (四)人口相对贫困 |
| (五)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突出 |
| 第三章 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机遇与路径选择 |
| 一、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面临的机遇 |
| (一)二孩政策创造了生育空间 |
| (二)民族政策提供了政策支持 |
| (三)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
| (四)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
| (五)绿色发展理念提供了科学的方向引领 |
| 二、实现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
| (一)强化水族人口内部均衡发展的政策支持 |
| (二)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
| (三)优化水族人口均衡发展的社会环境 |
| (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一 ：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调查问卷(节选) |
| 附录二 ：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访谈提纲(部分) |
| 附录三 ：田野调查相关照片 |
| 附录四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9）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选题的研究现状 |
| 三、选题的研究方法 |
| 四、选题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北京医疗队赴甘概述 |
| 第一节 “六二六”指示发出的背景 |
| 第二节 北京医疗队来甘缘由 |
| 第二章 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工作实践 |
| 第一节 直接从事疾病防治和卫生事业建设 |
| 第二节 协助政府完善地方医疗体系 |
| 第三章 北京医疗队在甘肃巡回医疗的特点 |
| 第一节 改善高寒偏远民族地区医疗卫生条件 |
| 第二节 坚持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
| 第三节 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
| 第四章 北京医疗队对甘肃医疗卫生事业的影响 |
| 第一节 促进甘肃省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 |
| 第二节 促进甘肃省人民群众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缘起 |
| 1.1 选题依据 |
| 1.2 选题意义 |
| 1.3 核心概念:新法接生及其演变 |
| 2. 前人研究述评 |
| 2.1 涉及“新中国新法接生”的史学着述 |
| 2.2 有关新中国新法接生队伍及其管理机构的研究 |
| 2.3 接生制度化与社会动员 |
| 2.4 新中国新法接生研究的多个面向 |
| 2.5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 |
| 3. 研究的范围、分期及意义 |
| 3.1 研究对象的范围 |
| 3.2 研究对象的分期 |
| 3.3 研究目的 |
| 3.4 研究意义 |
| 4. 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 |
| 4.1 研究内容 |
| 4.2 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 |
| 4.3 创新之处 |
| 5. 文献资料 |
| 5.1 文献来源 |
| 5.2 文献资料的甄选原则 |
| 第一章 新法接生推行的三种传统 |
| 1. 民国时期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1.1 新法接生推行被纳入国家卫生行政 |
| 1.2 卫生试验区的工作与新法接生推行试点 |
| 1.3 助产教育与接生婆培训开启生育医疗化进程 |
| 1.4 建立妇婴卫生公共服务网络的尝试 |
| 1.5 免费接生实践及其经验 |
| 2.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推行新法接生的遗产 |
| 2.1 中共领导下的根据地新法接生推广的理论基础 |
| 2.2 陕甘宁边区建立和完善妇幼卫生制度 |
| 2.3 开展群众性新法接生宣传 |
| 2.4 多样化的新法接生队伍培训 |
| 2.5 加强新法接生的组织管理 |
| 2.6 积极团结各方面力量推行新法接生工作 |
| 3. 学习苏联先进经验 |
| 3.1 学习苏联医学的历史选择 |
| 3.2 学习苏联先进的妇幼卫生组织管理经验 |
| 3.3 学习苏联经验改革助产教育制度 |
| 3.4 引进新技术,为新法接生注入时代内容 |
| 3.5 学习苏联经验中存在的问题 |
| 4.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新法接生宣传 |
| 1. 进行新法接生宣传的必要性 |
| 1.1 新生儿破伤风与产妇产褥热高发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
| 1.2 歧视妇女歧视助产的旧生育思想普遍存在 |
| 1.3 新法接生宣传是打破旧思想束缚的有力措施 |
| 1.4 新法接生宣传是构建“人财两旺”新社会的思想武器 |
| 2. 不同历史时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宣传主体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2.2 1960年代新法接生宣传政策与实施主体 |
| 2.3 1970-1985年的新法接生宣传政策及其实施主体 |
| 3. 结合政治运动宣传新法接生理念 |
| 3.1 土改时期新法接生宣传 |
| 3.2 结合“大跃进”宣传新法接生 |
| 3.3 结合革命话语宣传新法接生 |
| 3.4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新法接生 |
| 4. 综合利用多种宣传形式,使新法接生家喻户晓 |
| 4.1 利用妇幼卫生展览会等受众面广的宣传形式扩大影响面 |
| 4.2 利用个别谈话或小型会谈的方式专注点上深入 |
| 5. 宣传工作的成效及存在问题 |
| 5.1 宣传工作的成效 |
| 5.2 宣传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6. 小结 |
| 第三章 新法接生队伍培养与提高 |
| 1. 初级新法接生人员培养 |
| 1.1 旧产婆改造与新法接生员培训 |
| 1.2 妇幼保健员训练与女赤脚医生培训 |
| 2. 学校教育 |
| 2.1 新中国早期的助产士培训 |
| 2.2 助产教育的发展及人才培养 |
| 2.3 助产士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 |
| 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的培养 |
| 3.1 由学校培养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2 由中级晋升而来的高级妇幼保健人员 |
| 3.3 高级妇幼保健人员在新法接生推广中的作用 |
| 4. 在职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4.1 行政干部的培训与提高 |
| 4.2 卫生技术人员的培训与提高 |
| 5. 小结 |
| 第四章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 点面结合的新法接生推行模式 |
| 1.1 国家政策与各省市举措 |
| 1.2 各地试点区域选择与重点培养 |
| 1.3 由点带面的工作方法 |
| 2. 个案分析:广东兴宁县新法接生工作的全面推广 |
| 2.1 兴宁县开启新法接生试点工作 |
| 2.2 新法接生工作全面推广 |
| 3. 民族地区的新法接生推广 |
| 3.1 党和国家有关民族地区新法接生推广的方针政策 |
| 3.2 新法接生在民族地区的推广实践 |
| 4. 小结 |
| 第五章 新法接生的管理措施 |
| 1. 新法接生队伍的组织形式 |
| 1.1 群众性妇幼保健组织 |
| 1.2 国家举办的妇幼保健专业机构 |
| 2. 新法接生队伍的管理措施 |
| 2.1 加强党政领导,实行第一书记挂帅 |
| 2.2 实行劳动报酬与免费接生的双向经济驱动机制 |
| 2.3 建章立制,严格制度管理 |
| 2.4 建立妇幼保健网,实施一体化管理 |
| 2.5 启动评模奖优的荣誉激励机制 |
| 3. 小结 |
| 第六章 新法接生与中医 |
| 1. 传统中医学产科理论与实践 |
| 1.1 产科专着中与新法接生有关的分娩方法论述 |
| 1.2 产科专书以外的医书中与新法接生相关的论述 |
| 1.3 与产前检查及产后疾病防治有关的中医理论与实践 |
| 2. 产婆(接生员)接产中体现的中医理论 |
| 2.1 优秀产婆接生技术源于中医理论 |
| 2.2 接生员运用中医理论处理难产 |
| 3. 中医积极参与新中国新法接生推广 |
| 3.1 中医积极参与新法接生宣传 |
| 3.2 中医参与培训与辅导管理接生员队伍 |
| 3.3 中医理论与实践对新法接生的促进 |
| 4. 中医被纳入新法接生制度之中 |
| 第七章 推行新法接生的成就及历史经验 |
| 1. 新法接生推行工作的成就 |
| 1.1 在全国基本普及新法接生,保障母婴生命健康 |
| 1.2 建立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妇幼保健队伍,促进妇幼卫生工作全面开展 |
| 1.3 革除旧生育习俗,初步形成科学生育观 |
| 1.4 加强新法接生科学研究,推动助产学与产科学学术进步 |
| 1.5 保障国家建设的劳动力供给,促进了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发展 |
| 1.6 新法接生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认同感 |
| 2. 普及新法接生的基本历史经验 |
| 2.1 党和政府的领导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根本保障 |
| 2.2 持续有效的宣传工作是新法接生普及的思想基础 |
| 2.3 接生队伍建设是普及新法接生的人力保障 |
| 2.4 创建制度化接生模式是新法接生普及的组织基础 |
| 2.5 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新法接生顺利推进的重要力量 |
| 2.6 合理解决接生报酬是调动新法接生队伍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 2.7 善用传统中医力量丰富了新法接生理论并促进其推广 |
| 3. 小结 |
| 第八章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1. 不同历史时期新法接生率的起伏 |
| 1.1 作为评价标准的新法接生率 |
| 1.2 全国历年新法接生率呈现阶段性变化 |
| 2. 1958-1959年新法接生率修正 |
| 2.1 “大跃进”时期新法接生统计方法直接导致新法接生率过高 |
| 2.2 通过《人口志》等资料修正新法接生率 |
| 2.3 通过回顾性调查修正新法接生率 |
| 3. 新法接生推行中的阻滞因素分析 |
| 3.1 变动较大的政策环境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2 人力资源匮乏迟滞新法接生普及进程 |
| 3.3 长期经济水平低下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3.4 传统生育观念长期存在影响新法接生推行 |
| 4. 除旧布新非易事 |
| 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新法接生大事记 |
| 附录2 《医士、药剂士、助产士、护士、牙科技士暂行条例》摘录 |
| 附录3 广东省农村接生员之组织领导 |
| 附录4 关于普及新法接生工作的报告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 统计学审核证明 |
| 详细摘要 |
四、少数民族地区恢复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问题与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贫困家庭妇女扶贫脱贫研究[D]. 曹楠楠. 吉林大学, 2020(03)
- [3]西部贫困农村老年人社会福利研究 ——以四川省金口河区为例[D]. 夏雯瑶. 上海大学, 2020(03)
- [4]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从不平衡走向协调[D]. 陈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4)
- [5]新时代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研究[D]. 李云鹏. 长春理工大学, 2020(02)
- [6]贵州农村深度贫困的致贫因素及减贫效率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分析框架的视角[D]. 梁倩.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7]中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D]. 郎杰燕. 山西大学, 2019(01)
- [8]水族人口均衡发展问题研究 ——基于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调查[D]. 李致江.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9]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活动与影响[D]. 刘海花.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10]除旧布新：新中国新法接生普及的历史经验及基本问题研究[D]. 罗菲.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1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