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论文文献综述)
张丽[1](2021)在《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社会变迁的视角出发,研究了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三个村庄自1958年集体公社时期以来,在生计、文化、空间社会关系三个维度上的社会变迁进程,分析影响社会变迁的核心动力要素是如何参与村内各阶段变迁的,其变迁后果又是如何。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地带村庄的变迁模式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径所在。研究以处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地带的天祝县为调研地,选择县内金强河流域的三个村庄为田野点,运用多点民族志、半结构式访谈、生活史研究的方法收集资料,使用比较社会学的方法,描绘三个有着不同特征社区的变迁图景。起初,半农半牧区村庄中“畜牧暖棚大量兴建”但“畜牧数量快速减少”的反常现象引发笔者关注和思考。与半农半牧区村庄相比,处于上游牧区的村庄通过暖棚建设扩大了畜牧规模,经济快速发展;下游农区村庄通过暖棚种植跨入鲜蔬菜市场,发展了地方经济。从比较中看出,暖棚扶助政策在三个村庄所在区域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那么,半农半牧区修建的暖棚为什么被废弃了?在持续调研了解过程中发现,农业与牧业并重的区域,村民家庭生计多样组合,集体时期以来,村民的主要生计经历了“农牧业混合—务工为主—农业为主”的断裂式变迁过程,这与上游牧区在牧业中的持续投入与发展,以及下游农区长期以来持续发展农业的生计形态对比鲜明。研究发现,半农半牧区的农牧业资源比重相当,在市场化环境中,虽然有抵御单一生计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也使得域内的农牧业生产难以实现集中化、专业化和市场化,与附近农牧业资源相对单一的村庄相比,资源的多样性反而使其在发展中相对受限。在文化习俗方面,半农半牧区村庄同时也是汉藏民族杂居的地带,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吸收了藏族文化元素,但是在村民的文化诉求和表达形式中看到,村民将藏族牧民文化与汉族农业文化进行了巧妙的融合,族群的文化形式与精神内核在这里打破重组,形成了汉藏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现象。与藏族牧民习俗文化氛围浓厚的上游牧区,以及长期维系农耕习俗观念的下游农区对比,汉藏交融地带形成了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可以看到,民族文化在这里进行着充分地互融互构。从空间社会关系网的变迁看,因为多元的生计、文化要素在走廊共存,村民的社会关系网也呈现出灵活、扩散的特征,在村庄内外关系网的推拉作用下,也预示着村内的关系网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相对薄弱。从不同维度比较三个村庄的变迁特征,可以看到国家、市场化、行动者是决定着村庄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类动力因素在村内的作用模式有相对的一致性,国家持续的影响力、市场化程度加深、社会关系的松散化是三个村庄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共享的特征。同时,处于经济、文化交融核心地带的社区,在改革开放之后,尚未能从国家政策、市场引导中找到发展的定位,在当地行动者自发的探索尝试中,从多个方面呈现出多样、交错、不稳定的结构性特征,进而也在发展中彰显出一定的不可持续性。研究发现,政策、市场的发展干预策略,在这个经济、文化、行政、社会关系等多要素交融的区域,相对不易获得预期的结果,较难持续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域内行动者个体虽然作出了很多主动的尝试,但是因为个体力量的分散和决策能力的局限,这一区域的整体发展仍然相对受限。走出村庄个案,在我国西北民族走廊沿线的村庄中也可以看到不同的政策、市场环境、文化要素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元共存的走廊景观,然而区域经济发展却呈现出零散化、阶段性的不稳定形态。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乡村振兴研究中,应当重点关注多种生计、文化形态交融的民族走廊地带。同时,应当尽早走出刺激短期发展的区域治理模式,而是从区域主体性和特殊性出发,给予这类地区相对灵活的选择和扶持空间,发挥地方混合的资源环境优势,共同探索适合地情的长效发展机制,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顾超[2](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苏慕瑜[3](2018)在《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促使少数民族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也无可避免地冲击到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及其价值观。其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城乡二元体制壁垒的打破,资讯与交通网络的改善,这一系列变化激发了西部地区大规模的社会流动。善于经商的穆斯林群体频繁流动于城市与乡镇之间,成为全国流动人口中比率最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与此同时,西北地区农村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生活,为年轻一代穆斯林女性营造了体现自我和独立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点燃了她们对城市自主生活的向往。许多年轻穆斯林女性随着家人到城市谋生或定居,更有不少女性通过婚姻和接受高等教育等途径而留居城市。然而,穆斯林女性在城市追求现代化生活及独立发展时,受到民族习俗、价值观念、性别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经常要面对传统与现代化互动中所产生的取舍及调适。她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庭文化发生了自觉或不自觉的变化,使她们反思传统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差异,从而激发了她们对身份归属的重构。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围绕两个主题展开。第一,在西北穆斯林传统文化影响下的穆斯林女性进入现代化城市后,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碰撞中,她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社会定位,重新建构社会归属。新的归属与观念的重构过程,又对她们的性别与婚姻观念、社会与家庭角色带来怎样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对西北穆斯林的整体文化,特别是家庭文化、性别等级关系等方面又发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西北地区农村的社会转型如何塑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的调适能力及主体意识,如何理解个体女性的社会适应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本文最终要探究始于上世纪末的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给西北地区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发展空间的拓展及自我意识的提升带来了什么实质效果。本研究采用民族志的调研方法,以都市人类学、女性人类学、文化适应研究为主要理论工具,通过结合女性个人与社会因素的综合分析发现外来穆斯林女性在城市中的适应行为与各种社会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系。首先,在充分整理国家发展政策、全球化、城市现代化、穆斯林民族传统等西北地区穆斯林社会转型的整体因素基础上,对外来穆斯林女性在适应历程中的各种选择、策略、主观愿望及自我表述等进行深描,对她们言行背后的意义与逻辑进行挖掘分析。其次,在田野资料的分析过程中,我发现“调适”与“归属”两个概念频繁出现在报道人的叙述中,突出反映了穆斯林女性的意识变化。外来穆斯林女性需要根据城市的文化规则去调整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关系以及自身的行为模式,而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归属感,使她们在现代与传统、城市与农村之间找到平衡,并且与城市居民建立和谐的互动关系。调查结果显示,西北地区外来穆斯林女性为融入城市生活的调适实践富有强烈的地域及民族色彩,她们的调适行为除了受到女性迁移者个人的文化资本及能力的影响外,更多来自于整体社会的变迁和城市社会文化的形塑。城市就业环境中的性别差异、城市社会对农村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穆斯林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权利差异等,使得穆斯林女性在城市寻求自主立足的过程显得异常艰辛。一些外来穆斯林女性,只能将城市作为享受青春自由的驿站,最终还是顺应传统返回家乡成为全职家庭主妇。本研究还发现,调适是一个持续的能动过程,女性个体需要不断自我提升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努力在新环境中建立新的归属与秩序。本文显示婚姻策略是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最主要的调适手段,她们透过婚姻进入城市生活,改变传统的婚姻策略来经营理想的家庭生活,以此提升自己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地位。而教育的功用并不足以让外来穆斯林女性得到一份自给自足的工作,但可以增加和提高她们的个人文化资本与在城市生活的自信心,有助于她们建立新的社会网络和得到城市社会的认可。城市里民族文化传统的多样性与动态性,有利于她们提高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识及利用能力。在整个调适过程中,外来穆斯林女性展示了她们为融入城市社会的诸多努力,如乖巧顺从、灵活变通、协商等比较温和的能动策略,循序渐进地获取周围群体的信任以实现自己融入的目标。她们把握分寸,不会因为要达到自己的理想而破坏与家人的良好关系,她们知道安全感与归属的基础均源自于亲属纽带。研究结果显。示,个别女性确实成功提高了自己的家庭地位,并最终实现了现代女性的独立生活。然而,这些个人的改善并没导致整体穆斯林社会里性别惯习及性别等级关系的重构。出于女性安全感及认同感的需求,她们大多自愿选择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并在可能被边缘化的情况下,成为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者,从而在城市里得到家庭和社会整体的认可。再者,我通过考察发现,城市流动穆斯林女性对整体穆斯林的迁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贡献。首先,女性为家庭所提供的各种抚养功能满足了家庭所有成员的需要,有利于穆斯林群体在城市定居。同时,她们的迁移也改变了流动穆斯林的家庭文化:妻子开始有更多的决策权和社会活动自由、子女培养观念的转变等。此外,从女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家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女性有各种关注与照顾政策,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增多,农村及城市外来女性生活也得以显着改善,因而她们可以相对自由地追求现代化生活。但是,处于从属地位及缺乏经济独立能力的穆斯林女性,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来拓展她们自身的发展空间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有利她们发展的环境。这些改变包括穆斯林社会对女性在家庭中付出的认可与尊重,男尊女卑等传统观念的弱化。而且,政府对西北地区民间组织的引导与监督对外来女性融入城市社会也相当重要。通过倡导一种赋权自立的女性发展模式,提高穆斯林女性的发展与自主意识,从而使她们能够与各民族女性共同参与社会建设,推动西北城乡社会发展。最后,本研究综合利用了社会学、女性研究、社会变迁研究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研究结果,但整体而言,本研究的学术基础是民族学人类学的民族志理论方法。利用民族志研究所提供的理论方法,我得以深入实践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研究所需资料,进行有效的整理分析。我的研究说明,民族志的理论方法在城市人群的研究中相当有效,它在帮助我们发现研究问题并进行深层次的解释的同时,还能引发研究者深刻的自我反思。民族志的理论方法使我能够较为精确具体地呈现外来穆斯林妇女的都市生活面貌及其调适历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女性群体的民族特性和发展需要,同时还能为政府相关管理工作提供对策层面的有效咨询。期盼本研究能为丰富国内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的研究,贡献一份有启发意义的个案,并且激励少数民族女性在发展的崎岖之路上砥砺前行。
赵壮天[4](2014)在《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研究 ——基于云南的实践》文中指出我国是世界陆地边界最长和陆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内陆边疆地区面积广大、自然资源丰富、民族结构复杂,战略地位十分显要。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了边疆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边疆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受内陆边疆地区地缘政治复杂、地理环境特殊、民族成分众多、宗教文化多元以及边疆治理能力不足等多种因素影响,边疆地区与沿海发达省份、内地省份的发展差距持续拉大,各种新的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并已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领域的方方面面。如何正确处理边疆地区这些特殊矛盾和问题,直接关系国家安全、国家稳定大局,关系广大边疆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长治久安。治国必治边,治边亦治国。在我国,中央政府是边疆治理的主导者和决策者,边疆地方政府是边疆治理的执行者和参与者。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的背景下,边疆省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边疆治理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鲜有学者从边疆省级政府行为的层面来研究边疆治理问题,尤其是对边疆省级政府如何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处理边疆地区特殊矛盾和特殊问题的研究,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边疆省级政府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有些是边疆地区独有的,有些虽然与内陆省份共有但具有其特殊性、复杂性。由于缺乏处理这些特殊、复杂矛盾和问题的法定程序或者是可以从内地省份借鉴的经验,使边疆省级政府根据法律法规和中央政府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一系列自主创新实践成为必要和可能。边疆省级政府是如何认识和处理边疆地区特殊矛盾和特殊问题?边疆省级政府现有的治理实践能否满足国家的期待、能否实现边疆地区的利益诉求?边疆省级政府的自主性行为有什么规律可循,带来了哪些负面效应?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如何优化和调适?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和思考,有助于厘清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逻辑、特点、规律,有助于提升边疆省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参考。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相关理论和逻辑入手,构建了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分析框架,并从特殊性、重要性、代表性三个维度,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5个领域各选取了3个案例,在国家对边疆省级政府期待和边疆地区自身利益诉求双重约束下,对边疆省级政府的自主创新行为实践进行深入分析。本文研究过程中,贯彻了“提出问题——构建理论框架——经验性分析和讨论——导出政策含义”的思路。同时,以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逻辑为主线,对15个案例进行深度描述和清晰勾勒,以使研究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分析边疆省级政府各领域自主创新行为实践的特点、存在的主要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以及通过对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主要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相关要素的提炼,构建了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模式的动态框架,并由此引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第一,边疆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导致了许多特殊的矛盾和问题,是边疆省级政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展一系列自主性行为实践的重要原因,而国家针对边疆制定的一些差异化政策措施使这些自主性行为实践成为必要和可能;第二,在国家对边疆省份的期待和边疆地区自身利益诉求的双重约束下,边疆省级政府的自主性行为具有内在的理论逻辑,并可分为动力来源、制约因素、创新实践、权益博弈、路径选择、优化调适、制度创新7个层次;第三,改善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途径可分为授权调适和行为优化两条主线,授权调适主要针对边疆省级政府根据其职能职责应该做但做不到的情形,行为优化主要针对能够做但没做好的情形;第四,在当前体制环境下,边疆省级政府的自主性行为边界十分模糊,充分理解边疆省级政府“普遍”和“特殊”两类自主性行为,是从制度层面理顺中央政府与边疆省级政府关系、规范边疆省级政府的自主性行为边界和范围的重要基础。第五,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模式具有一定的特点和规律,对完善国家治边政策体系、提升边疆省级政府治理能力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宋燕金[5](2014)在《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研究 ——以云南高校为例》文中提出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要求,还是维护边疆多民族聚居地文化安全的需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在分析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的概念、关联性和重要性基础上,运用文化认同研究的相关知识,对云南高校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进行研究,并通过对实证调查数据、材料的分析探讨提高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教育效果的对策。全文包括导论、正文、结束语,其中,正文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的界定及其理论依据。文中对“文化”、“主流文化”、“主流文化认同教育”几个核心概念进行了分析并厘清了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主流文化认同教育”内涵的分析理解,是开启本研究的一个有效切入点。同时,也指出了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的理论依据,本文以“原生论”与“工具论”解释了文化认同的发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其中,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灌输”理论等均是重要的理论依据。第二,云南高校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现状及高校教育现状。通过对云南高校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情况的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具备了一定的主流文化认同程度,但认同程度并不高。大学生在主流文化认同四个维度上的平均得分也不一致,其中,态度评价维度得分最高,认知维度得分最低。调查结果还显示,民族成分、政治面貌、任职情况对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有显着性影响;而性别、年级、家庭来源与宗教信仰对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没有显着性影响,但却有可能对构成主流文化认同四个维度当中的某一维度有显着性影响,且数据分析结果证实了这种情况的存在。另外,高校在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教育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主要表现为:在显性教育上,有针对性的开设一系列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注重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以增强教育效果,不断加强教师人才队伍建设;在隐性教育上,通过优化校园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塑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与教育氛围;在物质保障上,构建一套相对完整的助困系统为大学生提供基本的学习生活保障。第三,影响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的主要原因。一是“边”、“远”、“山”、“穷”的自然经济环境,造成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地主流文化影响力不足,且主流文化认同教育基础薄弱;二是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广泛存在挤压了主流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空间,引起了主流文化与这些文化之间的竞争与冲突,从而影响了大学生对主流文化的认同;三是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教育存在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实效性有待提高、校园文化隐性教育功能不足、管理育人功能欠缺三个方面。第四,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的对策。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为确保教育活动顺利进行,首先确立了教育的目标、原则、指导思想、价值取向和主要内容。同时,对儒家和国外一些国家文化认同教育的方法进行了借鉴。通过梳理发现,儒家文化认同教育中的自我教育方法、实践示范方法、持续培养法等均是主流文化认同教育需要继承与发扬的有效办法。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新加坡等西方国家通过承认多元文化存在、改进教育方法、塑造宽松的教育环境、把公民教育与国家认同教育融入文化认同教育等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苏联在文化认同教育中主动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单纯用行政命令处理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高校教育中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盛行最终导致国家分裂给我们以深刻的教训。最后,针对实证分析发现的问题,提出了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的方法与路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即夯实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物质基础、增强主流文化主导性地位、发挥民族特色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教育功能、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显性教育实效性、提升校园文化隐性教育效果。
董洪乐[6](2014)在《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研究》文中提出现代多民族国家是世界体系中最主要行为体,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也是国家发展的常态主题。在世界全球化、现代化的急剧浪潮中,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作为一种持续性历史进程,具有特殊性与复杂性;这一治理过程具有主体、客体、过程、目标、价值所组成的结构体系;这一治理行为过程必然追求常态性、针对性与战略性。作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体现形式,政党与政党制度因素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过程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与互动。中国是典型的现代多民族国家,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最重要主体,这一治理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继承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保障西北边疆安全、维护国家统一、加快经济发展、促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目标;必须以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基本原则。由于历史局限性、现实复杂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治理远未臻于至善。政治社会秩序没有完全稳定;治理绩效不高;基层政权的组织建设与功能优化亟待加强;制度供给、制度功能的合理定位与发挥存在短板;民族政治文化的传统性、依附性、神圣性、封闭性、排外性明显,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程度不高;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宗教极端三股势力对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正常宗教活动的影响恶劣,这些都是新时期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与难题。针对“不可治理性”,中国共产党要充分发挥政党优势,进一步维护稳定,优化治理环境;增强政治合法性,提高治理绩效;加强政权建设,夯实治理基础;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现代文化引领发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政治文化建设,促进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旗帜鲜明地反对、打击三股势力。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的政治治理任重道远,党作为治理的领导者、主导者、组织者,党的自身建设科学化水平是影响政治治理的重要内在因素,要牢牢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一主线,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促进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中,强化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势在必行,要在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战略规划的宏观指导下,加速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达成有效治理、高效治理、长效治理,深入推进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进程。
惠泽宇[7](2013)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保障研究》文中指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仅是一个关乎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事关民族关系和谐、国家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其中合理开发民族地区资源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基本途径和必然要求。加快民族地区资源潜力转变为经济实力,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而科学发展,是民族地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保证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切实为民族地区人民造就福祉、为保障当地少数民族权益提供利益基础、为各民族利益关系的和谐共处做出贡献,这成为当下理论与实践共同面临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民族政治视角下的资源开发所牵扯的利益关系已不再是单纯的资源利益关系,而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各民族生存发展和权益保护等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综合体。现实的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当地居民(包括少数民族)可持续生存发展的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资源开发利益的实现与当地居民的生存发展需要存在距离感,资源开发项目的利益与当地居民的利益形成二元结构;资源开发的负外部性对当地居民生存发展的环境造成不良影响,并且对其利益损失未能进行合理的补偿,从而影响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伴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速度在加快,广大少数民族的权利意识、权益意识和民主意识也在不断提升自身利益观念和维权思想与日俱增,这也足近几年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利益纠纷此起彼伏的一个显着原因。因此,研究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益保障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更有其紧迫的现实意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是社会的重要利益群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主体多元化已经成为社会现实。党和国家也越来越关注人民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利益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对民族利益的关注和诉求就有更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实体里所有成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就是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和繁荣发展。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各民族又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各个民族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这是一种客观存在,既不能回避,亦不能否定。《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作为国家基本大法的《宪法》,也对民族利益进行了充分的说明,可以作为我们进行思考的理论依据。对民族利益来说,因为构成民族的要素是多方面的。所以,民族利益的构成要素也是十分丰富。我们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将其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三方面。其核心是要求多民族国家对本民族在制度、法律和政策上提供倾斜和优惠。并据此在稀缺资源的分配中享有更大的份额。因此,保障少数民族利益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权益益保障存在互动关系,二者相互促进、互为前提。民族地区居民,特别足资源地聚居的少数民族对当地资源开发的利益益实现及分配具有优先受益权,这一权益具有获得《民族区域自治区法》的法理支持,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必须以当地居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能否切实保障少数民族的权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也是我们防止各种敌对势力渗透和破坏的关键所在:能否顺利实现预期目标,不仅需要进行制度设计,也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研究探索,这也是本文的选题缘由和研究目的。本文的宗旨是探究在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合理开发民族地区资源,加快民族地区将资源潜力转变为提升经济实力的步伐,保障少数民族利益,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科学发展。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首先分析了论文的研究目的及其意义,并对涉及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保障研究的资源开发及目前补偿政策、经典理论家关于民族利益保障研究、利益分析和利益理论及民族利益保障、利益协调和民族权利保护等核心内容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综述;另外,导论部分还介绍了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分别以满清政府、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期问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发以来等时间点为节点,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利益历史变迁进行了考察,重点梳理了近代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利益历史冲突、新中国成立期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利益演变情况和改革开发以来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利益保障的演进和变化。第三章着重对当代国外原住民地域资源开发中对原住民利益保障的实践进行了探索。主要归纳和总结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美国及前苏联在资源开发中保障原住民利益一些具体途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国外资源开发与原住民利益保障的实践分析,可以为我们正确处理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利益保障汲取经验、吸取教训,为保障少数民族民族利益路径提供思路和方法。第四章是运用利益分析的方法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及其特点进行分析,着重对利益、少数民族利益和民族地区整体利益进行了界定;同时对少数民族现实利益表达和其特点以及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各利益受惠群体的利益博弈进行了分析。第五章是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与价值关照进行了研究。主要分析了资源开发利益分配的相关理论依据、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价值关照和利益分配的诸多关系及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等。第六章是着重研究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利益冲突和协调,分析了导致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利益冲突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诱因,指出了对利益冲突进行协调的相关思路,特别是对利益协调的条件、对象和原则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诱发的利益冲突进行协调的一系列措施。第七章是本论文的重点和升华。在指出当下保障民族地区资源中少数民族利益对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共同富裕、社会转型、利益协调和社会管理创新等诸多现实意义之后,分析梳理了当下保障少数民族利益的做法并对这一系列的做法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民族地区资源中少数民族利益保障的更进一步的政策思考。最后为本文的结论部分。总之,本文坚持利益的观点,运用利益分析、制度分析、文献研究、历史分析及实证推演等方法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保障进行了研究。运用利益分析中的逻辑分析,分析利益本质、利益矛盾和利益调节。同时立足实践,梳理目前我国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及少数民族利益保障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以现实中的少数民族利益保障为核心,把落脚点放在少数民族利益保障上,分析当下保障少数民族利益的现行做法,提出了自己的相应想法。
胡鞍钢,温军[8](2012)在《民族地区干部如何看待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问题?——云南地方干部问卷调查分析报告》文中研究指明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最大机遇是社会发展指标追赶的机遇,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类贫困,从而使民族地区传统发展战略和宏观管理政策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本文依据最具民族地区代表性的云南地方干部调查问卷统计分析结果,通过考察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制定者和宏观管理政策的执行者——民族地区干部对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总结得出了一些富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启示。
肖艳丽[9](2009)在《西部大开发与尊重、变革民族地区风俗习惯》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立足于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发展意味着变化,但是变化并不等于发展。西部大开发实施九年以来取得了成就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在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进程中如何尊重、变革民族地区风俗习惯便是诸多问题之一。本文从民族地区风俗习惯涵盖的基本内容入手,结合西部大开发给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带来的冲击深入分析尊重、变革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重要性,寻求尊重、变革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途径,使得西部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避免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软环境。
吴惠红[10](2008)在《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西部文化的最显着特征。如何在西部开发中保持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共同的发展,这是西部地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好的一个问题。为此,应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在西部乃至全社会营造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氛围;通过立法,建立健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机制,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更加规范和科学;发展西部民族文化产业;要像保护物种多样性那样保护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二、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论文提纲范文)
(1)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
一、国外交融地带研究的发展与演变 |
二、民族走廊社会变迁研究 |
三、天祝汉藏交融地带的相关研究 |
四、小结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一、概念界定 |
二、研究方法 |
三、研究思路 |
四、论文架构 |
第五节 田野调查 |
一、田野点介绍 |
二、田野资料收集 |
第二章 农牧业交融社区的生计嬗变及困境 |
第一节 雏形:农牧混合生产模式的成型过程 |
一、早期的人口迁入 |
二、从合作化到公社化 |
三、混合税收下的半农半牧雏形 |
第二节 延续:去集体化过程中的农牧业困境 |
一、牧民的困境与选择 |
二、农民的困境与选择 |
三、新的机遇与尝试 |
第三节 探索:现代化农业的尝试 |
一、外来菜商与本地农民 |
二、从传统农牧业走向现代农业 |
第四节 农—牧业社区生计模式变迁的比较 |
一、牧区A村的“资源型”生计模式 |
二、农区C村的“市场型”生计模式 |
三、生计混合地带的发展特征与挑战 |
第三章 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及演变 |
第一节 汉藏交融:B村文化的成型 |
一、汉藏文化相聚 |
二、未及重建的再建 |
第二节 民间文化的复归 |
一、仪式的兴起 |
二、生命仪式回归 |
第三节 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文化的流变 |
一、文化与仪式 |
二、现代生活中的生命仪式 |
第四节 汉—藏族社区文化变迁形态的比较 |
一、藏族A村的文化变迁 |
二、汉族C村的文化变迁 |
三、汉藏杂居社区的文化交融与分离 |
第四章 村落社会交往及关系的演变 |
第一节 流域内汉藏民族之间持续地互动与互融 |
一、淘金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二、佛事活动中三村的相遇 |
三、现代农业市场中三村的互动 |
第二节 半农半牧区B村的空间社会关系变化 |
一、局限在村内的互助与互动 |
二、延伸到村外的社会关系 |
三、市场化语境下村庄社会关系形态 |
第三节 交融地带空间社会关系变迁的对比 |
一、A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二、C村的居住与交往状况 |
三、社会空间与关系演变的分化 |
第五章 交融地带村庄社会变迁的比较分析 |
第一节 暖棚事件的透视 |
一、从修建到废弃 |
二、B村发展受限的主要致因 |
第二节 村庄社会变迁动力与发展路径的比较 |
一、三个时期村庄变迁的动力因素 |
二、半农半牧区的社会变迁模式 |
三、农业与牧业村庄的社会变迁模式 |
第三节 村庄社会变迁中的连续与断裂 |
一、社会变迁与交融地带的一体化 |
二、交融地带的不对称发展 |
三、受益与受限:交融的社会效应再讨论 |
第六章 民族走廊的多元与交融 |
第一节 民族走廊的主体多元特性探讨 |
一、交融地带的客观性 |
二、交融地带的延续性 |
三、民族识别与交融地带的特殊性 |
第二节 民族走廊的交融特性与延续 |
一、区域的调和与适应 |
二、交融维持的动力要素 |
三、交融地带的流动性 |
第三节 民族走廊交融地带的反思 |
一、民族走廊与地图上的贫困带 |
二、交融地带存在的表征与建构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第一节 交融地带村庄的多元特性 |
第二节 交融地带在社会变迁中的选择 |
第三节 交融地带主体性的关注 |
第四节 交融地带研究的政策应用 |
第五节 研究的价值与不足之处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访谈问卷大纲 |
附录二:村庄被访者信息对照表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2)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3)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问题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框架及主要概念界定 |
四、研究地点及研究对象 |
五、研究方法 |
六、现实价值与学术价值 |
第一章 西北社会转型下的穆斯林女性迁移 |
第一节 西北农村变迁与人口迁移 |
一、城镇化进程 |
二、户籍制度改革 |
三、农业改革及劳务输出 |
第二节 兰州:穆斯林女性寻找理想及归属之地 |
一、多民族杂居交融的古都 |
二、充满活力机遇的省会城市 |
三、有限的选择与家长的顾虑 |
第三节 多样的迁移途径 |
一、随迁型:与家人共同奋斗 |
二、自主发展型:在城市学习的单身女性 |
三、上进奋斗型:在城市工作的母亲 |
小结 |
第二章 进城后的调适策略与归属建构 |
第一节 不自觉的疏离 |
一、陌生城市里的熟悉家园 |
二、不变的社会关系网络及归属 |
三、无形的界线与过客心态 |
第二节 被边缘化的女性群体 |
一、城市里的失学少女 |
二、社会分层及群体内部差异 |
三、公益机构及其对边缘群体的帮扶 |
第三节 融入城市化生活 |
一、品味的追求及对城市的归属 |
二、女性权益的重视 |
三、民族归属感的弱化 |
第四节 传统与城市文化的整合 |
一、民族传统与城市文化的交融 |
二、新的生活秩序 |
三、灵活互谅的人际交往 |
小结 |
第三章 女性教育与社会调适能力 |
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西北穆斯林地区的基础教育 |
一、女童教育落后的综合因素 |
二、家庭为主的传统女性规范 |
三、荣誉观念与性别区隔 |
第二节 21世纪初西北农村的女童教育改善 |
一、作为地方发展指标的女性教育 |
二、女童培养观念的转变 |
三、民族文化教育的现代化 |
第三节 女性教育与城市适应 |
一、就业市场的性别差异 |
二、语言、信息技术与适应能力 |
三、能动性的增强 |
小结 |
第四章 城市生活中婚姻策略的转变 |
第一节 穆斯林的传统婚姻策略 |
一、成人礼 |
二、家族及群体的事务 |
三、早婚习俗及其实践逻辑 |
四、女性成功及价值的象征 |
第二节 待嫁姑娘的婚姻策略 |
一、为逃避早婚命运而学习 |
二、自主与归属之间的张力 |
三、跳出传统婚姻束缚的尝试 |
第三节 已婚女性的家庭生活策略 |
一、“嫁得好”也要“干的好” |
二、家庭分工的改革 |
三、少生精养的育儿策略 |
小结 |
第五章 文化传统变迁下的女性归属重构 |
第一节 城市穆斯林的宗教习俗及其文化特点 |
一、和而不同的多元形态 |
二、宗教文化的理性实践 |
三、宗教对社会作用的再认识 |
第二节 文化自觉与性别文化重构 |
一、走出“厨房”的文化传承者 |
二、现代“贤妻良母”的新典范 |
三、全球化下的性别文化认同 |
第三节 服饰象征与归属重构 |
一、多重的象征意义 |
二、西北地区的实践及含义 |
三、传统与现代的糅合 |
小结 |
结论 |
一、个人调适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
二、女性能动性的探讨 |
三、女性发展与管理对策 |
四、迁移穆斯林女性的影响与贡献 |
五、都市迁移人口研究理论的思考 |
附录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研究 ——基于云南的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一、边疆治理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
二、边疆省级政府面临的新挑战 |
三、边疆省级政府的治理转型 |
第二节 问题提出 |
一、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
二、国内外已有研究回顾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基本思路 |
二、主要方法 |
三、研究框架 |
第五节 组织结构 |
第一章 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概念界定及理论逻辑 |
第一节 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概念界定 |
一、地方政府 |
二、地方政府行为 |
三、地方政府自主性 |
四、地方政府自主性行为 |
五、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 |
第二节 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理论基础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二、央地博弈理论 |
三、地方自主性理论 |
四、其它理论的考察 |
第三节 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理论逻辑 |
一、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相关问题 |
二、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逻辑框架 |
第二章 边疆省级政府在政治领域的自主性行为实践研究 |
第一节 云南省级政府在政治领域的自主性行为概述 |
一、云南省级政府政治领域自主性行为的界定 |
二、云南省级政府政治领域的主要自主性行为 |
第二节 云南省级政府政治领域自主创新的动力来源 |
一、云南省级政府政治领域的职能职责 |
二、国家对云南政治领域的要求和期待 |
三、云南在政治领域自身的利益诉求 |
第三节 云南省级政府政治领域面临的主要特殊问题 |
一、特殊群体贫困问题十分突出 |
二、民族团结进步面临较大挑战 |
三、“三股势力”等造成的影响 |
四、周边外事合作中存在的问题 |
第四节 云南省级政府在政治领域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一、云南省级政府推进扶贫开发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二、云南省级政府推进民族团结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三、云南省级政府参与国际合作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第五节 云南省级政府政治领域自主性行为实践分析 |
一、中央与云南在政治领域的利益诉求对比及分析 |
二、云南政治领域自主创新实践现存问题原因分析 |
三、云南省级政府政治领域自主性行为的优化调适 |
第三章 边疆省级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自主性行为实践研究 |
第一节 云南省级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自主性行为概述 |
一、云南省级政府经济领域自主性行为的界定 |
二、云南省级政府经济领域的主要自主性行为 |
第二节 云南省级政府经济领域自主创新的动力来源 |
一、云南省级政府经济领域的职能职责 |
二、国家对云南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期待 |
三、云南在经济领域自身的利益诉求 |
第三节 云南省级政府经济领域面临的主要特殊问题 |
一、基础设施落后造成的问题 |
二、传统发展方式带来的问题 |
三、扩大沿边开放面临的问题 |
第四节 云南省级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一、云南省级政府推进矿电结合发展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二、云南省级政府推进烟草创新发展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三、云南省级政府沿边金融综合改革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第五节 云南省级政府经济领域自主性行为实践分析 |
一、中央与云南在经济领域的利益诉求对比及分析 |
二、云南经济领域自主创新实践现存问题原因分析 |
三、云南省级政府经济领域自主性行为的优化调适 |
第四章 边疆省级政府在社会领域的自主性行为实践研究 |
第一节 云南省级政府在社会领域的自主性行为概述 |
一、云南省级政府社会领域自主性行为的界定 |
二、云南省级政府社会领域的主要自主性行为 |
第二节 云南省级政府社会领域自主创新的动力来源 |
一、云南省级政府社会领域的职能职责 |
二、国家对云南社会领域的要求和期待 |
三、云南在社会领域自身的利益诉求 |
第三节 云南省级政府社会领域面临的主要特殊问题 |
一、特殊地缘环境导致的社会问题 |
二、民族文化差异导致的社会问题 |
三、极端宗教势力导致的社会问题 |
第四节 云南省级政府在社会领域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一、云南省级政府开展“禁毒防艾”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二、云南省级政府社会组织管理创新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三、云南省级政府推进宗教管理治理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第五节 云南省级政府社会领域自主性行为实践分析 |
一、中央与云南在社会领域的利益诉求对比及分析 |
二、云南社会领域自主创新实践现存问题原因分析 |
三、云南省级政府社会领域自主性行为的优化调适 |
第五章 边疆省级政府在文化领域的自主性行为实践研究 |
第一节 云南省级政府在文化领域的自主性行为概述 |
一、云南省级政府文化领域自主性行为的界定 |
二、云南省级政府文化领域的主要自主性行为 |
第二节 云南省级政府文化领域自主创新的动力来源 |
一、云南省级政府文化领域的职能职责 |
二、国家对云南文化领域的期待和要求 |
三、云南在文化领域自身的利益诉求 |
第三节 云南省级政府文化领域面临的主要特殊问题 |
一、对民族文化保护的认识不足 |
二、教育事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 |
三、文化产业发展总体规模偏小 |
第四节 云南省级政府在文化领域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一、云南省级政府保护民族文化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二、云南省级政府发展教育事业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三、云南省级政府发展文化产业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第五节 云南省级政府文化领域自主性行为实践分析 |
一、中央与云南在文化领域的利益诉求对比及分析 |
二、云南文化领域自主创新实践现存问题原因分析 |
三、云南省级政府文化领域自主性行为的优化调适 |
第六章 边疆省级政府在生态领域的自主性行为实践研究 |
第一节 |
第二节 云南省级政府生态领域自主创新的动力来源 |
一、云南省级政府生态领域的职能职责 |
二、国家对云南生态领域的期待和要求 |
三、云南在生态领域自身的利益诉求 |
第三节 云南省级政府生态领域面临的主要特殊问题 |
一、重点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
二、边境落后地区加快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
三、保护生物多样性建设西南生态安全屏障的问题 |
第四节 云南省级政府在生态领域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一、云南省级政府开展九湖水污染治理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二、云南省级政府推进怒江水电开发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三、云南省级政府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自主性行为实践 |
第五节 云南省级政府生态领域自主性行为实践分析 |
一、中央与云南在生态领域的利益诉求对比及分析 |
二、云南生态领域自主创新实践现存问题原因分析 |
三、云南省级政府生态领域自主性行为的优化调适 |
第七章 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模式的特点和规律 |
第一节 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主要制约因素 |
一、边疆省级政府面临的特殊矛盾和问题 |
二、边疆省份与我国其它省份的主要差异 |
三、中央对各边疆省份的战略定位和期待 |
第二节 边疆省级政府自主创新的制度基础及影响 |
一、边疆省级政府自主创新的合法性基础 |
二、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制度空间 |
三、边疆省级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益博弈 |
四、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的负面影响 |
第三节 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优化及授权调适 |
一、边疆省级政府授权调适的基本思路 |
二、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优化途径 |
第四节 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模式的动态框架 |
第八章 结论和建议 |
第一节 基本结论 |
第二节 主要建议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博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5)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研究 ——以云南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一) 选题缘由 |
(二) 选题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一) 国外研究状况 |
(二) 国内研究状况 |
(三) 研究现状评述 |
三、研究思路、内容及方法 |
(一) 研究思路与逻辑结构 |
(二) 研究主要内容 |
(三) 研究方法及创新处 |
四、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地的界定及抽查区域的选择 |
(一) 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地的界定 |
(二) 抽查区域的选择 |
第1章 主流文化认同教育概念分析与理论依据 |
一、概念界定 |
(一) 文化 |
(二) 主流文化及其特征 |
(三) 主流文化认同教育 |
二、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关系分析 |
(一) 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 |
(二) 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
(三) 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
三、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理论依据 |
(一) 文化认同发生理论 |
(二) 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原理 |
(三)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四) 列宁的“灌输”理论 |
第2章 云南高校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现状分析 |
一、实证调查基本情况 |
(一) 问卷内容介绍 |
(二) 问卷调查概况 |
(三) 实地访谈情况 |
二、主流文化认同调查总体情况 |
(一) 主流文化认同总体情况分析 |
(二) 主流文化认同相关性分析 |
三、主流文化四个方面认同具体情况调查分析 |
(一)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文化认同调查分析 |
(二) “改革开放和时代进步”文化认同调查分析 |
(三) “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文化认同调查分析 |
(四) “倡导良好社会道德风尚与追求人民幸福”文化认同调查分析 |
四、主流文化认同四个维度相关性分析 |
(一) “认知”维度相关性分析 |
(二) “情感”维度相关性分析 |
(三) “态度评价”维度相关性分析 |
(四) “行为归属”维度相关性分析 |
五、高校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现状 |
(一) 注重课程建设与课堂教育 |
(二)丰富校园文化建设 |
(三) 通过助困系统为大学生提供学习生活保障 |
第3章 影响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的原因 |
一、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物质基础薄弱 |
(一) 主流文化影响力不足 |
(二) 主流文化建设物质基础薄弱 |
二、多元文化条件下的竞争与冲突 |
(一) 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竞争 |
(二) 宗教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立与冲突 |
(三) 外来文化与主流文化抢夺意识形态阵地 |
三、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教育存在不足 |
(一)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有待提高 |
(二) 校园文化隐性教育存在不足 |
(三) 管理育人功能欠缺 |
第4章 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教育对策 |
一、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目标、原则及指导思想 |
(一) 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目标 |
(二) 主流文化认同教育原则 |
(三) 主流文化认同教育指导思想与价值取向 |
(四) 主流文化认同教育主要内容 |
二、儒家与国外文化认同教育的经验借鉴 |
(一) 儒家文化认同教育的继承与发扬 |
(二) 国外文化认同教育的方法借鉴 |
三、完善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的方法与路径 |
(一) 夯实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物质基础 |
(二) 增强主流文化主导性地位 |
(三) 发挥民族特色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教育功能 |
(四) 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显性教育实效性 |
(五) 提升校园文化隐性教育效果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
附录二:校园访谈样板 |
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后记 |
(6)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二、论文选题在理论研究或实际应用方面的意义和价值 |
三、论文选题的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及研究的可行性 |
四、论文研究的基本思路与创新性 |
五、论文不足及进一步研究设想 |
第一章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理论阐释 |
一、政治治理理论及其建构 |
(一) 治理 |
(二) 政治治理及其理论建构 |
二、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 |
(一) 现代多民族国家 |
(三)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 |
(四)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结构分析 |
(五)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分析 |
三、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常态性、针对性、战略性 |
(一)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常态性 |
(二)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针对性 |
(三) 现代多民族国家政治治理的战略性 |
第二章 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 |
一、政党、政党制度、现代多民族国家及其治理 |
二、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过程 |
三、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与影响 |
四、政党、政党制度与现代多民族国家治理的完善与发展 |
第三章 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
一、西部大开发与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 |
(一) 我国是典型统一的现代多民族国家 |
(二) 西部大开发与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 |
二、治理的目标 |
(一) 西北边疆安全 |
(二) 国家统一 |
(三) 经济发展 |
(四) 民族团结 |
(五) 社会稳定 |
三、治理的指导思想 |
(一)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
(二) 继承毛泽东思想 |
(三) 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四、治理的基本原则 |
(一)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守社会主义制度 |
(二) 维护国家统一、稳定与发展 |
(三)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
第四章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存在的问题 |
一、治理的环境问题 |
(一) 国内整体环境 |
(二) 西北民族地区特殊性环境 |
(三) 区域稳定基本态势 |
(四)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与社会稳定治理面临的挑战 |
二、治理的绩效问题 |
(一) 政治治理绩效 |
(二)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绩效考察 |
三、治理的政权体系基础问题 |
(一) 政治治理中的政权系统 |
(二) 西北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状况 |
(三) 西北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的治理困境 |
四、治理的制度问题 |
(一) 现代治理中的制度讨论 |
(二)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制度体系 |
(三) 西北民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功效 |
(四) 西北民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中的问题思考 |
五、政治文化问题 |
(一) 政治文化 |
(二) 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生态 |
六、三股势力问题 |
(一) 三股势力 |
(二) 三股势力产生的思想渊源 |
(三) 三股势力对我国西北新疆地区渗透 |
(四) 疆内最大三股势力集团——“东突”组织的错误思想观念体系分析 |
第五章 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的战略举措 |
一、进一步维护稳定,优化治理环境 |
(一) 对造成政治不稳定的直接原因的分析 |
(二) 对政治不稳定的形成过程分析 |
(三) 对政治不稳定的结果分析 |
二、增强政治合法性,提高政治治理绩效 |
(一) 增量政党合法性 |
(二) 维护制度合法性 |
(三) 提高政策合法性 |
(四) 整合身份合法性 |
三、加强政权建设,夯实治理基础 |
(一) 国家政权建设 |
(二) 强化基层政权建设 |
四、坚持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一)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二) 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五、以现代文化引领,促进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 |
(一) 树立以现代文化引领发展的主流文化氛围 |
(二)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西北少数民族政治文化现代化建设 |
(三) 推行稳健的社会化过程,积极培育公民文化 |
六、旗帜鲜明地反对、打击“三股势力” |
(一) 三股势力对西北民族地区的危害 |
(二) 打击三股势力的举措 |
第六章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促进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 |
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科学化释义 |
二、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是党领导的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
三、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促进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 |
四、深入推进西北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7)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第1节 选题意义 |
第2节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及相关利益研究现状 |
1.2.1 资源开发相关研究及现行政策 |
1.2.2 经典作家关于民族利益保障问题的论述 |
1.2.3 关于利益分析及利益理论的研究 |
1.2.4 关于民族利益及利益协调的研究 |
1.2.5 关于民族权利保护的研究 |
第3节 论文主要内容 |
第4节 论文研究方法 |
第5节 论文创新及不足 |
第2章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存在的少数民族利益及其历史演变 |
第1节 近代我国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少数民族利益状况 |
2.1.1 晚清时期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对少数民族利益的漠视 |
2.1.2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少数民族利益冲突 |
2.1.3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对少数民族利益的盘剥 |
第2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利益的演进 |
2.2.1 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关注 |
2.2.2 “大跃进”时期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遭受挫折 |
2.2.3 “文革”时期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发生动荡 |
第3节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利益保障 |
2.3.1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保障 |
2.3.2 “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保障 |
2.3.3 科学发展观与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保障 |
第3章 当代国外原住民地域资源开发中对原住民利益保障的探索 |
第1节 澳大利亚、新西兰资源开发与原住民利益保障 |
3.1.1 澳大利亚资源开发与原住民利益保障分析 |
3.1.2 新西兰资源开发与原住民利益保障分析 |
第2节 加拿大资源开发对原住民利益实行保障 |
3.2.1 加拿大原住民政策的调整及实施《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的意义 |
3.2.2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对于原住民利益保障的影响 |
第3节 美国资源开发与原住民利益诉求 |
3.3.1 美国西部大开发与原住民利益保障 |
3.3.2 美国的原住民政策及其影响 |
第4节 前苏联资源开发中对少数民族利益保障的错位 |
3.4.1 前苏联资源开发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影响 |
3.4.2 斯大林时期对少数民族利益的冲击 |
第4章 新时期我国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少数民族利益现实分析 |
第1节 对于民族利益与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学理分析 |
4.1.1 民族与利益的关联 |
4.1.2 民族利益的内涵 |
4.1.3 建国以来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述要 |
4.1.4 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利益实现悖论:困境与问题 |
第2节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及其实现 |
4.2.1 少数民族在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主体性角色 |
4.2.2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的主要实现方式 |
4.2.3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的实现能力与状况 |
第3节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及其博弈关系 |
4.3.1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多元利益主体 |
4.3.2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权益分配及现状分析 |
4.3.3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及其博弈 |
第5章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分配与价值关照 |
第1节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参照 |
5.1.1 法律规约:《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 |
5.1.2 学理借鉴: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民族地区资源开发 |
第2节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价值关照 |
5.2.1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整体价值评估 |
5.2.2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误区及关系调整 |
5.2.3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价值观念嬗变 |
第3节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过程中的政策扶持与权益保障 |
5.3.1 国家促进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的扶持政策 |
5.3.2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权益保障 |
第6章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的利益冲突与关系协调 |
第1节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利益冲突的诱因 |
6.1.1 经济原因:“二元性”与“负外部性” |
6.1.2 政治原因:利益诉求的现实角逐 |
6.1.3 文化原因:传承与保护的取舍 |
6.1.4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利益冲突的症结 |
第2节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利益协调的导向 |
6.2.1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利益关系协调的指导思想 |
6.2.2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利益关系协调的对象 |
6.2.3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利益关系协调的原则 |
第3节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利益关系协调的路径 |
6.3.1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利益的合理分配 |
6.3.2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利益的有效表达 |
6.3.3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利益冲突的化解 |
第7章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保障的意义、路径和思考 |
第1节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保障少数民族利益的现实意义 |
7.1.1 增进族际和谐,维护社会稳定 |
7.1.2 创新社会管理,实现共同富裕 |
7.1.3 降低社会转型成本,促进利益关系和谐 |
第2节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保障少数民族利益的路径选择 |
7.2.1 草原生态奖补机制 |
7.2.2 保护开发民族文化 |
7.2.3 牧民进城转移安置 |
7.2.4 生态环境保护 |
第3节 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保障少数民族利益的思考 |
7.3.1 健全资源开发利益分享法规体系 |
7.3.2 改革税费结构 |
7.3.3 创立生态环境基金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9)西部大开发与尊重、变革民族地区风俗习惯(论文提纲范文)
一、民族地区风俗习惯概述 |
(一)民族地区风俗习惯概念 |
(二)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形成原因 |
1. 自然环境原因 |
2. 经济原因 |
3. 历史原因 |
4. 宗教原因 |
(三)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特点 |
1. 民族性与地域性 |
2. 群众性与传承性 |
3. 稳定性与变异性 |
二、我国有关尊重、变革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法律法规 |
(一)关于经营清真食品的规定 |
(二)关于尊重少数民族婚姻习惯及丧葬习俗的规定 |
三、西部大开发给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带来的冲击 |
(一)市场经济使得风俗习惯成为一种工具 |
(二)西部大开发使得人口的双向流动进一步加快 |
(三)西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付出了资源环境持续恶化的惨重代价 |
四、尊重、变革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意义何在 |
(一)人权保障 |
(二)改善民族关系 |
(三)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 |
(四)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 |
五、尊重、变革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必要性及其途径 |
(一)变革的必要性 |
1. 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改革是民族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
2. 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改革是我国社会改革的需要。 |
(二)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变革的途径 |
1. 发展民族经济是变革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根本途径。 |
2. 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事业是变革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重要基础。 |
3. 坚持改革开放与西部大开发是变革民族地区风俗习惯的重要条件。 |
1.尊重客观规律。 |
2.注重调查研究。 |
3.坚持群众自愿。 |
4. 遵循循序渐进。 |
(10)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一、西部民族文化多样化的表现及成因 |
(一) 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具体表现 |
(二) 西部民族文化多样化的成因 |
二、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社会价值 |
(一) 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是促进西部地区发展的动力 |
(二) 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创新的源泉 |
(三) 尊重民族文化多样性是维护西部各民族平等的基础 |
三、保持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途径 |
(一) 通过立法的形式, 建立健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机制, 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更加规范和科学 |
(二) 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 建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 发展西部民族文化产业, 这是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必由之路 |
(三) 要像保护物种多样性那样保护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
四、西部大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北民族走廊汉藏交融地带乡村社会变迁研究 ——基于天祝县三个村庄的比较[D]. 张丽. 兰州大学, 2021(02)
- [2]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3]调适与归属:兰州外来穆斯林女性的社会适应研究[D]. 苏慕瑜. 兰州大学, 2018(10)
- [4]边疆省级政府自主性行为研究 ——基于云南的实践[D]. 赵壮天. 云南大学, 2014(07)
- [5]西南边疆多民族聚居地大学生主流文化认同教育研究 ——以云南高校为例[D]. 宋燕金. 广西师范大学, 2014(05)
- [6]西部大开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西北民族地区政治治理研究[D]. 董洪乐. 兰州大学, 2014(08)
- [7]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中少数民族利益保障研究[D]. 惠泽宇. 中央民族大学, 2013(12)
- [8]民族地区干部如何看待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问题?——云南地方干部问卷调查分析报告[A]. 胡鞍钢,温军. 国情报告(第四卷 2001年(上)), 2012
- [9]西部大开发与尊重、变革民族地区风俗习惯[J]. 肖艳丽.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06)
- [10]西部大开发中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J]. 吴惠红. 长白学刊, 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