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郭沫若在北伐前夜(论文文献综述)
朱宝洁[1](2021)在《从新见材料看张资平视野里的创造社》文中提出张资平是创造社"四巨头"之一,一生留下大量作品,其创作的《冲积期化石》是新文学第一部白话长篇小说,早期小说更是以鲜明的个性色彩和人道主义思想为文坛所称道。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不能被抹掉的一笔,目前国内对于张资平的相关研究却相对滞后。究其原因,除了意识形态因素,关于张资平的文献保障体系不够完善是重要一环(1)。比如关于张资平和前期创造社的关系,目前只有张资平《曙新期的创造社》(《现代》,1933年第3卷第2期)一文比较简略地提及,很多地方都没有具体展开。笔者新见到的张资平回忆文章(包括《胎动期的创造社》《创造季刊时代》《中期创造社》《武汉革命前后》,约12万字)或可补上这一遗憾。
李百胜[2](2020)在《抗战时期古代帝王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抗战时期民族英雄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受到国民政府重视,古代帝王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明太祖历史上功绩卓着,被国民政府誉为民族英雄,用以动员民众推动抗战。晚清革命党人为推动反清将明太祖树立为民族英雄,部分新式知识分子或抨击专制帝王,或强调古代帝王勇武精神。民国建立后成吉思汗受到重视,报界关注成陵祭祀,新文化运动同人着力批判帝王专制,学衡派赞扬帝王时代的辉煌文化。“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将五位帝王形塑为民族英雄,确立民族主义文化政策,鼓励出版帝王传记和文艺作品,积极极推动民族扫墓活动,为推动抗战西迁成陵。国民政府将建国统一、领袖崇拜、政策仿效、民族精神宣扬、民族复兴等内涵赋予古代帝王,并向社会推广。中共从阶级立场出发否定专制帝王,但积极推动成吉思汗祭祀大典,抨击国民政府宣传的政治话语,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赋予成吉思汗,与国民政府形成对峙。知识界以文本话语和艺术作品为载体,对古代帝王进行塑造,部分知识分子支持国民政府对古代帝王的政治诠释,但同时存在着专制暴君的负面解读。抗战时期国共政党政府及知识界虽未在五位帝王民族英雄上达成共识,但成吉思汗却在该时期被形塑为中华民族英雄,得到各方认可。国民政府的民族英雄帝王政策因社会控制力度逐层削弱,知识界尚有部分认同,中共将民族平等、团结政治内涵替换国民党话语,下层民众多被国民政府动员参与其中。古代帝王形象塑造虽以民族英雄为主,但也存在着专制暴虐等声音,随着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走向腐败专制,帝王民族英雄形象逐渐消解。
吴文静[3](2020)在《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常任侠1904年1月31日出生于安徽省颖上县东学村,幼年私塾学习,后入南京美术专科学校,再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毕业之后留校执教,抗日宣传,赴日留学,研究学术。从小常任侠就喜读诗书,家乡许多有名望的先生都是他的老师。在大学就读期间,更是师从吴梅、胡小石等人。常任侠一生喜爱交友,各个领域的好友甚多,如王季思、黄芝冈、田汉等人与他都是挚友,良师益友伴随了常任侠的一生。他还与众多的演员、导演有着密切交往,如梁小鸾、董莲枝、白杨、阳翰笙等人,这为常任侠今后从事话剧表演、导演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常任侠毕生勤于写日记,记录自己每日的生活。目前出版的有《战云纪事》《春城纪事》《东瀛印象记》,收录了1937年—1952年间的日记,这些日记将常任侠的演剧活动经历和观剧买书经历都记录在册,从中可知他出演过《父归》《未完成的杰作》《茶花女》《娜拉》一系列话剧,组织学生、剧团演出了《械门》《夜上海》《雾重庆》《前夜》。常任侠创作的剧本有《田横岛》(杂剧),《祝梁怨》(杂剧,附南北曲散套),《妈勒带子访太阳》(六折杂剧),《后方医院》(独幕剧),《亚细亚之黎明》(四幕创作歌剧),《海滨吹笛人》(三幕诗剧),《木兰从军》(三幕歌剧),《龙宫牧笛》(四幕音乐话剧)共八部。据常任侠的日记中记录,他曾经还创作过《鼓盆歌》(杂剧),《劫馀灰》(杂剧),目前已佚。常任侠的三部杂剧《田横岛》、《祝梁怨》、《妈勒带子访太阳》在戏曲史上也有着一定的地位,创作动机分别来自对时局的忧愤、对爱情的向往、对进取精神的歌颂,本事来源于史书和民间故事。由于是晚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所以曲词宾白特征逐渐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不似明清时期的辞藻华丽,但也有典雅整洁的特点。这三部杂剧均为短剧,通过简短的话语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呈现了出来。音乐体制运用了南北合套、联章体、集曲和缠达体。在常任侠的作品中,关目已经退居到次要位置,脚色数量也明显减少,多以抒发自己的感情为主。常任侠的日记中曾写到,小时候每当村庄有戏曲演出,他总是聚精会神的观看,深深地被吸引其中。正是因为从小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常任侠在戏剧学方面也有一定的研究。总的来说,常任侠一生交游广泛,戏剧活动经历丰富,着作宏富,相关戏剧理论自成一体。他的经历和作品可以作为民国时期戏剧的一些缩影。
田玲[4](2017)在《想象的挽歌与真实的历史 ——孔雀胆故事演变中的历史记忆》文中指出《孔雀胆》是明代嘉靖晚期在云南出现的一个哀婉凄楚,感人至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明代大理国与大理总管的遗民们怀着故国之思编造出来的,不是历史的真实,但却真实地表达了大理黄胄贵族对大理故国的思恋、怀念以及恢复故国的复国之情。孔雀胆故事在明代后广泛流传,先后被文学家、剧作家、小说家演绎,创作出各种文学作品。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在皖南事变后创作的历史剧《孔雀胆》,他写出了时代的疾风骤雨、民族的悲欢喜怒,呼吁国人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大理白剧团1990年创作的《阿盖公主》用一曲爱情的悲剧,将大理贵族遗民的挽歌,变为歌颂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赞歌。吴蔚创作的小说《孔雀胆》则与历史无关,也与政治无关,完全是刺激人们好奇心的一部惊悚、离奇、古怪的探案武侠小说,是文化市场化的产物。时代在改变,孔雀胆的故事也跟着改变。论文系统地研究了孔雀胆故事的起源、演变,将孔雀胆故事的历史真实与诗歌、小说、戏剧等文艺作品联系起来考察云南地方的历史记忆。这对于我们认识云南民族的历史,认识大一统的中国历史的发展,认识云南历史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孔雀胆》的故事是虚构的,但历史则是真实的。孔雀胆故事的出现、演变与历史发展息息相关,是时代变迁的艺术表达。《孔雀胆》故事从大理遗民的挽歌,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哀歌,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赞歌,反映了云南历史与祖国历史共同发展的统一性与整体性。这就是:古代和现实是一个整体,云南边疆和祖国内地是一个整体,云南各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
王静静[5](2017)在《“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文中提出鲁迅以及如何认识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是一个值得不断被探究的问题。1918年5月《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一并开始。在二三十年代,相关研究者从社会、思想、文学审美等多个层面阐释定义鲁迅,八十年代则侧重从思想精神和艺术形式方面来解释鲁迅。但五六十年代这一阶段的鲁迅及其作品,却很少有人涉及,即便在一些鲁迅研究史中,也只作为知识性的内容简略介绍,并未在整体上对其做一个历史的、连续的把握。这一阶段的鲁迅形象其实经历了由思想解放层面上的民族“战士”逐渐演化成政治文化意义上的“新文化的方向”以及“文化革命先驱”的一个过程。鲁迅之死是这一转折的发端,从一般民众到左翼作家以及论敌,总体上都是以思想上的民族“战士”这一称谓来概括鲁迅,在此基础上,中共为建设抗日统一联合战线,开始将鲁迅视作带有特定属性的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士。直到四十年代,鲁迅的方向成为中共建设新文化的方向。但是,在同时期的国统区与解放区,文艺的方向还相继出现作为抗战旗帜的郭沫若和赵树理的方向,不过由于两者各自地域的限制和自身创作的不稳定,逐渐失去其文艺方向的定位。同时,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的方向”也只是四十年代延安文艺对新文化设想的一种,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鲁迅的方向也明显有一个新的转变。具体而言,在鲁迅同中外文学的关系上,更着眼于苏联文学对其思想和作品的影响。并重新出版《鲁迅全集》,全集的出版权不仅由私人收回国有,全集内容的编排更注重对带有实际社会批判效用的杂文的收录,注释的编写也注重刻画鲁迅革命的一面。在对作品人物的定位中,阿Q也由国民性弱点的集合体被演绎成具有新时代革命精神的农民形象。如所周知,五六十年代形塑鲁迅方向的主体,追求的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为保证革命文艺队伍的纯粹,五十年代中期文艺整风运动再次兴起。运动中,左翼文学力量因内部矛盾而分裂,其对鲁迅的评价也被推翻,加之赵树理的方向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在引导文艺方向上的失效,鲁迅由此完全转变成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先驱”。从“战士”到“文化革命先驱”,一方面是自三十年代以来鲁迅称谓的转变,但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文学所着力构造的是以彻底革命的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人”。
周龙燕[6](2014)在《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中国90年来瞿秋白生平研究学术史的回顾与梳理、总结与评述,目的是为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以促进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本文的研究思路是:运用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果作纵、横两条线的勾勒和铺陈,厘清瞿秋白生平研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貌;将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放置在广阔的时空背景下,深入探讨各个阶段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和深层原因,特别探讨中国共产党对瞿秋白的历史性评价与瞿秋白生平研究之间的关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90年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对瞿秋白生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瞿秋白生平研究进行展望。本文共分六章:第一章评述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年10月-1949年9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起步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在中国最早开始于1921年10月10日《申报》上登载的一篇署名天我(江亢虎)的旅俄通讯,这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有关瞿秋白报道的史料。该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瞿秋白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第二类,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第三类,瞿秋白的传记文章。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大都是悼念性、纪念性文章,仅有的几篇传记也相当的简明扼要。从总体特征考察,这一阶段在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研究,但其在研究史上的意义和价值却不能因此轻忽或低估。理由有三:第一,这段时期见诸于报刊的不带政治色彩的客观报道,是极其宝贵的原始资料,他们是瞿秋白生平研究赖以进行和深入的根本基础;第二,这一阶段距离瞿秋白牺牲的时间不太远,亲人、朋友、战友们撰写的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误记误忆的情况比较少,这些文章的记述真实可信,是瞿秋白生平研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三,这段时期为瞿秋白写作简明传记的作者多与瞿秋白有着最直接的接触,对瞿秋白非常了解,他们传记中提供的史料都非常珍贵,对瞿秋白的评价也相对客观,他们的观点对后来者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第二章评述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年10月-1966年5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步入正轨阶段:由不自觉走向自觉,由分散、零碎走向有一定的体系和规模。1955年中国共产党给予瞿秋白政治生涯的公正、肯定评价给学界的瞿秋白研究提供了客观依据。在此大背景下,学界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走上现代学术发展的正轨,进入到自觉研究阶段。这一阶段,杨之华为宣传、研究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工作,成为瞿秋白生平研究当之无愧的重要开拓者;丁景唐从挖掘和考证瞿秋白生平史料和研究资料开始,逐步走上有系统的瞿秋白研究之路,他所从事的瞿秋白生平史料、资料的整理、研究和考证工作在整个瞿秋白生平研究史中属开创之举,有筚路蓝缕之功。丁景唐也因此而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奠基人;这一阶段,温济泽撰写的传记文章较之前更为详细、具体,曹子西、上官艾明还开始了写作瞿秋白传记着作的尝试。凡此种种,说明此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初具规模,但大陆尚未出现整部的、正规的瞿秋白传记。第三章评述“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年5月一1976年10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黑白颠倒的阶段。“文革”十年,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理论研究、学术研究也遭到破坏。瞿秋白因为一篇《多余的话》而被诬陷为“叛徒”,瞿秋白一生历史不断地被诬蔑和抹黑,学界逐步展开的瞿秋白生平研究遭受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在长达十年的“文革”动乱中,声讨瞿秋白的文章主要被收纳在以下材料中:《讨瞿》(彻底搞臭大叛徒瞿秋白资料汇编)(《讨瞿战报》1-14集汇编)(1967年10月由北京政法学院革命委员会出版);《瞿秋白批判集》(《讨瞿专号》汇编)(1968年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讨瞿》1-4集(上海工总司轻工业局文体工业联络站宣传组等单位出版)。这些材料对瞿秋白的批判无非就是歪曲历史事实,对瞿秋白的文章断章取义,进行扭曲和误读,毫无学术价值可言。第四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年10月一198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重新恢复阶段。“文革”结束后的两年,在“两个凡是”的错误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的混乱并未消除。学术界也尚未形成健全、正常的学术氛围,瞿秋白研究依然属于学术禁区。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为瞿秋白平反昭雪并给予了新的历史评价。在思想解放的大环境下,瞿秋白生平研究开始逐步恢复并健康成长。在学者们打破思想禁锢、努力的探索和开拓下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取得了较大成就:回忆、纪念瞿秋白的文字,开始整理成书,编印出版;瞿秋白研究资料集和研究论文集也相继出版;周红兴的《瞿秋白诗歌浅释》、王铁仙的《瞿秋白论稿》等专题研究专着出版;杨之华撰写、洪久成整理的长篇回忆录《回忆秋白》也得以面世;陈云志、王士菁、周永祥等还进行了瞿秋白传记、年谱写作的尝试。在众多学术成果中,陈铁健的《瞿秋白传》和王观泉的《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代表着这一阶段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主要还是处于推到“四人帮”强加在瞿秋白头上的污蔑不实之词,匡正是非,恢复瞿秋白真实的历史形象阶段。第五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年1月-1999年12月)。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蓬勃发展阶段。伴随着纪念瞿秋白英勇就义六十周年、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等活动的展开,全国掀起一股研究瞿秋白的热潮。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基础上,随着大量原始资料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学界关于瞿秋白“左”倾盲动和《多余的话》的评价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瞿秋白生平研究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一阶段,学界在有关瞿秋白生平的专题性研究方面作出了不少新成绩,出版了多部专论着作,如《从天香楼到罗汉岭——瞿秋白综论》、《瞿秋白与他的同时代人》等;在瞿秋白传记写作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如叶楠的《瞿秋白评传》、鲁云涛的《瞿秋白评传》、许焕隆的《瞿秋白评传》、许京生的《瞿秋白与鲁迅》等;在瞿秋白年谱编纂方面也取得了大丰收,学界出版了两部瞿秋白年谱《瞿秋白年谱新编》、《瞿秋白年谱详编》,还有一本大事记《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瞿秋白大事记述》。但是,瞿秋白生平研究并未全面展开,尚有许多领域有待开发。第六章评述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年1月-2013年)。这一阶段属于瞿秋白生平研究的全盛阶段。进入21世纪,中共中央对瞿秋白“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给新时期的瞿秋白研究指明了方向。伴随着民国档案资料和其他各种史料被逐步地公布和挖掘,特别是联共(布)中央及共产国际绝密档案资料(二十一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发行,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越发清晰、真实的被还原出来,学术界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最新的学术、思想前沿,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瞿秋白生平展开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史实考证方面,丁景唐、丁言模、丁言昭、梁化奎、周一平等一批学者作出了扎实的成绩;在佚文考辨方面,刘小中、丁言模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问世;在瞿秋白生平专题研究方面,吴之光、张秋实等的研究填补了瞿秋白生平研究的空白;在传记写作、年谱编纂方面,由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主持编写的《瞿秋白传》与刘小中、丁言模编着的《瞿秋白年谱详编》分别代表了当下瞿秋白研究界的最高研究水平:《瞿秋白年谱详编》是迄今为止瞿秋白研究界最为详备的一部年谱,《瞿秋白传》则是瞿秋白研究界最为翔实的一部传记。
李爱华[7](201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文中认为选取“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为题,首先基于现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其次基于今天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和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建设实践的推进和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一整体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辨证关系的理解和把握;最后基于前期历史学界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研究和探讨。因此,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丰硕成果反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本研究力争一方面探寻这场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力争为现阶段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寻求宝贵的历史经验。鉴于此,论文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为切入点,以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为依据,以“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探析为线索,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纲,在分析论战各方的见解和观点基础上,挖掘这场论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的重要意义,彰显这场论战在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的历史意义,为我们今天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提供历史借鉴。因此,本研究主要采取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相结合、文献解析法、比较法、个案分析法等方法,论文主要由导论、正文五章和结语共三大部分组成。导论主要阐明本选题的价值和意义、与本选题相关的研究现状、论文的突破点等。第一章主要对这场论战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背景进行深层解析,还原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从整体上把握这场论战所处的历史地位:中国城乡经济的凋敝是这场论战发生的经济背景;大革命的兴起和失败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深层动力和政治背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论战提供了理论基础。从第二章到第四章是的主体部分,主要围绕“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形成展开:第二章和第三章是重点,这一部分以代表人物的代表着述为依据,解析“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中国“化”史,“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和使用,以及何干之、毛泽东等人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最终确立。从党史和学术史发展的视角剖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贡献。第四章是论文的难点,也是论文的创新点和突破点,本章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分析这场论战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选择所提供的国情依据、以及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学术队伍的成长和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彰显这场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关于“谁化”、“如何化”、“化什么”等方面的历史贡献,突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辩证统一。第五章是这场论战历史经验的总结及其当代启示,探析当今我们“如何”和“何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坚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等。结语部分是论文的落脚点和归宿,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启示我们今天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辩证统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现实与超越相结合的必由之路。
张笑天[8](2014)在《民族记忆——大武汉战云》文中提出我并没有用"血色记忆"命名这部小说,不过那是我心灵的底片,它终究是要感光的。一个人的记忆,特别是屈辱的记忆,如影相随,不可能忘记,大而化之,对一个血脉愤张的民族,更应是刻骨铭心的烙痕。在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里担负要职并率所部创造万家岭大捷奇迹的薛岳,曾说过这样的话:"平心而论,在不犯战术错误的前提下,我们一个甲种师只能与日本一个联队战平,"类似的话,蒋介石也说过。这是从战斗力、战术、武器装备等多方因素为出发点作出的综合评价。所以有人戏称,我们对日作战,不是"以一当十",而是"以十当一"。全凭民族精神和血肉之躯与倭敌抗争,其悲壮、惨烈可想而知。这也恰是中国不亡的关键,在万家岭战役中,薛岳兵团一举全歼了日寇第106师团,怎能不大长民族志气。大武汉保卫战也许可以定义为中国抗战的转折点,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蒋介石认为发明权在他,他的"放眼长期坚持,以空间换时间"口号更早,便是异曲同工。我这次不仅写了薛岳、冷欣、张灵甫这样的高级将领,也写到了蒋介石、宋美龄,且不是摆设,不是配角,我试图深入到他们的内心,写他们的自尊、屈辱、猜疑、自以为是、党同伐异,也开掘蒋介石的不为人知的一面:矛盾心理,自省、自责和人情味,包括对儿子蒋经国的爱恨和舍亲取义,这自然开掘了蒋介石内心的深层。这无疑得益于蒋介石日记的公诸于世,除了准备日后当楷模者的日记,不会在灵魂里掺假,蒋介石多次在日记里恨自己嫖娼好色,便很说明其不伪。记得我26年前写《开国大典》剧本时,在影片的海报上,我拟过这样的宣传词:"把毛泽东从神坛上请下来,由神写成人;把蒋介石从地狱中拉上来,由鬼写成人。"这其实再正常不过了,可在一段时间里,却成了我"混淆阶级斗争,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罪状,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没人再这么说了,我觉得,人性的复杂远非人性或阶级性所能诠释的,譬如吴佩孚这样似乎盖棺定论的军阀,"居然"很爱国,经得住日本人的诱惑,拒不当"华北自治"的头,不做汉奸。人的复杂、人性的复杂,在我们的文学里,始终是扭扭捏捏的样子,是不是应当理直气壮一点?
张勇[9](2013)在《1948年郭沫若香港期间创作的收录与散佚考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纵观现有的郭沫若研究,一般都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其文艺创作研究的分界点,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前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热情更高,作品的艺术成就也非常突出,而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社会身份的变更,郭沫若的政治意识占据了整个思想体系的主
张勇[10](2013)在《1948年郭沫若香港期间创作的收录与散佚考释》文中研究指明纵观现有的郭沫若研究成果不难发现,我们对于郭沫若的研究一般都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郭沫若文艺创作的分界点,也即是我们在郭沫若研究领域已经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热情更高,作品的艺术成就非常突出,但是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随着社会身份的变更,他的政治意识占据了整个思想体系的主体,文学创作逐步走向低谷,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反映时事的政论性的文章。那么把1949年作为郭沫若创作思想转变的时间节点的划分方法是否合理呢?假如说是合理的,那么究竟郭沫若是如何完成了从文艺到政治立场的转变呢,具体又哪些表现能够证实这种转变呢?以上的疑问表明在我们以往对郭沫若的研究中虽然不断在提及这种转
二、郭沫若在北伐前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郭沫若在北伐前夜(论文提纲范文)
(2)抗战时期古代帝王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创新之处 |
四、存在不足 |
第一章 抗战前古代帝王形象诠释 |
第一节 清末古代帝王形象诠释 |
一、“君主之专制,铃束言论” |
二、“祖宗之尚武,复仇雪耻” |
三、“驱除胡虏,一丘之貉” |
第二节 “九一八事变”前古代帝王形象诠释 |
一、“民国秦始皇” |
二、“声威远被,赫赫之威”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古代帝王形象的诠释 |
第一节 塑造载体 |
一、制定政策,创作政治文宣 |
二、仪式操演,祭扫四位帝陵 |
第二节 形象诠释 |
一、借鉴治国理念 |
二、肯定领袖崇拜,推进建国统一 |
三、阐述民族复兴,宣扬民族精神 |
第三章 共产党对古代帝王形象的诠释 |
第一节 塑造载体 |
一、政治文本制作 |
二、纪念空间,成陵祭典 |
第二节 形象诠释 |
一、“思想专制,剥削民众” |
二、“世界伟人,蒙汉联合” |
第四章 知识界对古代帝王形象的诠释 |
第一节 塑造载体 |
一、帝王传记 |
二、帝王故事集 |
三、小说诗歌 |
四、漫画戏剧 |
第二节 形象诠释 |
一、重解帝王政策 |
二、肯定帝王祭祀 |
三、宣扬民族英雄帝王 |
四、以帝王专制抨击国民政府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3)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第一章 常任侠生平 |
第一节 早期(1904年—1931年):私塾学习,南京深造 |
第二节 中期(1932年—1949年):留校南京,执教外国 |
第三节 后期(1950 年—1996 年): 文化活动,教书育人 |
第二章 常任侠交游考 |
第一节 与戏剧作家的交游 |
第二节 与学者的交游 |
第三节 与现代文学家的交游 |
第四节 与导演、演员的交往 |
第三章 常任侠戏剧活动经历 |
第一节 演剧活动经历 |
一、话剧演出活动 |
二、组织演出经历 |
第二节 写剧活动经历 |
一、对国家的赤胆忠心 |
二、对美好生活的希冀 |
第三节 读曲、观剧活动 |
一、《东瀛印象记》中的读曲、观剧活动 |
二、《战云纪事》中的读曲、观剧活动 |
三、《春城纪事》中的读曲、观剧活动 |
第四章 常任侠戏曲创作研究 |
第一节 戏曲创作动机探论 |
一、对时局的忧愤 |
二、对爱情的向往 |
三、对进取精神的歌颂 |
第二节 本事来源与剧本内容 |
一、取材自史书 |
二、取材自民间故事 |
第三节 戏曲艺术特征探析 |
一、曲词与宾白特征 |
二、文本与音乐体制特征 |
三、关目设置与脚色特征 |
第五章 常任侠戏剧学研究 |
第一节 原始戏剧研究的拓展 |
一、原始乐舞的探析 |
二、原始戏剧的探究 |
第二节 皮影戏研究的学术成就 |
一、皮影戏的本源研究 |
二、皮影戏的形态特征研究 |
三、皮影戏的改进创新研究 |
第三节 傀儡戏研究的学术贡献 |
一、傀儡戏的本源研究 |
二、傀儡戏的形态特征研究 |
三、傀儡戏的改进创新研究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4)想象的挽歌与真实的历史 ——孔雀胆故事演变中的历史记忆(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挽歌: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故事 |
第一节 《孔雀胆》:一个虚构的故事 |
第二节 大理总管:段氏的辉煌岁月 |
第三节 大理战书:负隅顽抗的哀鸣 |
第四节 《孔雀胆》故事:段氏没落的挽歌 |
第二章 哀歌:郭沫若的历史剧《孔雀胆》 |
第一节 抗日战争与郭沫若的历史剧 |
第二节 历史剧《孔雀胆》 |
第三节 周恩来对《孔雀胆》的批评 |
第四节 《孔雀胆》与皖南事变 |
第五节 《孔雀胆》:郭沫若的爱情悲剧 |
第三章 赞歌:小说与白剧对阿瓂的颂扬 |
第一节 《阿褴公主》:化神圣为世俗 |
第二节 《阿盖公主》:民族团结的颂歌 |
第三节 闹剧:历史探案小说《孔雀胆》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5)“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鲁迅研究中的几种观点 |
二、“十七年”时期的鲁迅研究 |
三、历史的方法 |
第一章 文学方向的最初选择 |
第一节 鲁迅之死 |
第二节 “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旗帜” |
第三节 赵树理的方向与质疑 |
第二章 鲁迅作品规范的建立 |
第一节 苏俄文学影响下的鲁迅作品 |
第二节 《鲁迅全集》的再版 |
第三节 新时代农民——阿Q形象的转变 |
第三章 左翼分裂与鲁迅的工具化 |
第一节 整风运动的开展 |
第二节 “小品文的新危机” |
第三节 两条路线的对立 |
第四节 批判周扬 |
第四章 “文化革命先驱”——鲁迅方向的确立 |
第一节 后期的赵树理 |
第二节 要求与表态: 《纪要》的修改及影响 |
第三节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及新文化先驱 |
结语 |
参考文献 |
(6)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引言:瞿秋白研究之研究的历史回顾 |
第一章 民国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21.10-1949.9) |
第一节 生平事迹的报刊报道 |
第二节 悼念、纪念及回忆文章 |
第三节 简明的瞿秋白传记 |
第二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49.10-1966.5)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杨之华的宣传与回忆 |
第三节 丁景唐的史实考证与研究 |
第四节 传记写作初具规模 |
第五节 司马璐与《瞿秋白传》 |
第三章 “文革”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1966.5-1976.10)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北师大井岗红军与《瞿秋白批判集》 |
第四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上)(1976.10-1989.12)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传记及年谱写作的新尝试 |
第三节 陈铁健与《瞿秋白传》 |
第四节 王观泉与《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 |
第五节 姜新立与《瞿秋白的悲剧》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中)(1990.1-1999.12)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瞿秋白生平研究的新突破 |
第三节 周永祥与《瞿秋白年谱新编》 |
第六章 改革开放时期的瞿秋白生平研究(下)(2000.1-2013) |
第一节 概述 |
第二节 吴之光与瞿秋白家世研究 |
第三节 张秋实与瞿秋白研究 |
第四节 刘小中、丁言模与《瞿秋白年谱详编》 |
第五节 王铁仙等《瞿秋白传》 |
结语 |
附录:瞿秋白《多余的话》及其研究 |
一 概述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7)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一) 选题背景 |
(二) 选题依据 |
二、选题意义 |
(一) 理论意义 |
(二) 现实意义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
(二)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 |
四、研究现状 |
(一) 当前相关研究成果概述 |
(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研究现状 |
(三) 本选题的相关研究现状 |
五、研究重点与不足、研究方法、写作思路 |
(一) 研究重点与不足 |
(二) 研究方法 |
(三) 写作思路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背景分析 |
第一节 大革命的兴起与失败:论战的政治背景 |
1.1.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1.1.2 国共合作及大革命的兴起 |
1.1.3 大革命失败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
第二节 中国经济的凋敝:论战的经济背景 |
1.2.1 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
1.2.2 中国乡村的贫困化及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论战的文化背景 |
1.3.1 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重要契机 |
1.3.2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
第二章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的催化剂 |
第一节 论战的序曲:“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中国“化” |
2.1.1 “半殖民地”概念的中国“化” |
2.1.2 “半封建”概念的中国“化” |
2.1.3 “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初步联用 |
第二节 论战的发端:苏联党内和共产国际“封建残余说”和“资本主义说”之对垒 |
2.2.1 两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相关着文概况 |
2.2.2 “封建残余说”与“资本主义说”之争 |
2.2.3 中国革命任务:“反帝反封”还是“国家关税革命” |
2.2.4 中国革命方式和道路:领导权、统一战线、苏维埃之争 |
第三节 论战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托陈取消派”关于“半封建”说和“封建是残余势力之残余”之论战 |
2.2.1 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托陈取消派”的相关着文概况 |
2.2.2 封建是“残余势力之残余”还是“占优势” |
第四节 论战的深入:学术界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
2.3.1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 |
2.3.2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追溯历史、剖析中国历史进程及地位 |
2.3.3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深入农村问题,揭示中国社会“半封建”性的普遍性 |
第三章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升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和确立 |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初步形成 |
3.1.1 李达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会”说 |
3.1.2 瞿秋白的“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社会之哲学依据 |
3.1.3 《中国共产党纲领大纲》:“半殖民地半封建”内涵的初步界定 |
第二节 何干之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初步阐述 |
3.2.1 何干之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活动 |
3.2.2 何干之对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积极成果的吸收和总结 |
3.2.3 从经济基础层面探析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 |
3.2.4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涵及特点 |
第三节 毛泽东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系统阐述 |
3.3.1 毛泽东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识发展略述 |
3.3.2 毛泽东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理解 |
3.3.3 毛泽东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系统阐述 |
第四章 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历史意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 |
第一节 论战方法:提高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分析中国国情的实践能力 |
4.1.1 经济分析法:准确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基本经济问题 |
4.1.2 阶级分析法:澄清“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 |
4.1.3 社会发展形态理论:探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形成之源 |
4.1.4 矛盾分析法:全面揭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点 |
4.1.5 调查研究法:用第一手资料提高“半殖民地半封建”观的说服力 |
第二节 论战内容: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国情依据 |
4.2.1 推动了中国革命性质认识的发展 |
4.2.2 厘清了中国革命对象、动力及领导权问题 |
4.2.3 坚持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及方式 |
4.2.4 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步骤和道路 |
第三节 论战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成长和发展 |
4.3.1 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的成长与发展 |
4.3.2 中国共产党理论队伍的成长与发展 |
第五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历史经验 |
第一节 对论战不足的认识 |
5.1.1 论战的意识形态性 |
5.1.2 论战在学术领域内具有一定的不彻底性 |
第二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历史经验 |
5.2.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推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重要保障 |
5.2.2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有效“武器” |
5.2.3 准确把握基本国情是制定正确策略的前提和关键 |
5.2.4 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是推动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 |
结语 现实与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相关代表着述 |
个人简历、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8)民族记忆——大武汉战云(论文提纲范文)
第一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第二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第三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第四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第五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第六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第七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第八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第九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第十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第十一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第十二章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四、郭沫若在北伐前夜(论文参考文献)
- [1]从新见材料看张资平视野里的创造社[J]. 朱宝洁. 新文学史料, 2021(03)
- [2]抗战时期古代帝王形象研究[D]. 李百胜.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5)
- [3]常任侠及其戏剧研究[D]. 吴文静.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8)
- [4]想象的挽歌与真实的历史 ——孔雀胆故事演变中的历史记忆[D]. 田玲. 云南大学, 2017(05)
- [5]“十七年”鲁迅形象的建构[D]. 王静静. 南京大学, 2017(01)
- [6]瞿秋白生平研究史(1921-2013)[D]. 周龙燕. 扬州大学, 2014(10)
- [7]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视角[D]. 李爱华. 南开大学, 2014(04)
- [8]民族记忆——大武汉战云[J]. 张笑天. 作家, 2014(05)
- [9]1948年郭沫若香港期间创作的收录与散佚考释[J]. 张勇. 鲁迅研究月刊, 2013(08)
- [10]1948年郭沫若香港期间创作的收录与散佚考释[A]. 张勇.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郭沫若与文化中国, 2013